顯然，追尋大師事業，大學有兩個大關必須得過：第一關，大學要從單位體制里走出來。所謂單位體制中的單位，就是一個在都市裡半封閉的村莊（還有圍牆），村裡的人，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都得管，有車隊、食堂、醫院、中小學，甚至派出所，校長儼然小國之君。這一關，目前只過了一半，而且是一小半，大學依然有擺脫不了的後勤集團，這個集團，不僅是自己的包袱、學生的怨府，而且在學校有著非常大的發言權，實際上影響和左右著學校的政治。第二關，實現從官僚機構中的出走，逐步實現大學自治、教授治校。現在的大學就像一個政府機關，所有的黨政婦群工機關一應俱全，運轉按機關規則和潛規則來，校長就是一個行政官九*九*藏*書員，不僅機關幹部，連教授都是他的下屬，乃至他的士兵。這一關，現在的大學不僅沒有過去，而且大有向後轉的趨勢，大學的官僚化行政化變本加厲，愈演愈烈。上世紀90年代起，由「211」和「985」工程興起的高校大躍進，本質上，就是一場強化大學的官僚體制、靠官僚挾帶大量投資運作的大學擴張運動，裏面唯一的所謂現代因素，是引入了公司管理的量化考評制度，把現代公司制度的某些因素，畸形地嫁接到大學這個衙門上，這種制度嫁接，使得我們的大學，顯得更加荒謬和不倫不類。

現在的大學校長和書記，儘管百分之百都實現了高知化，不是教授也是研究員，但是，他們職務實際的外在價值，卻read.99csw.com是跟所謂的校長完全不相干的三個東西：一是都市裡的村莊的村長，屬於舊體制下什麼都管的村長，或者叫大隊書記；一是官僚行政鏈條中的一個環節，負責上傳下達；一是國有壟斷公司的老總，獨佔國家資源，卻干不出多少效益。這三種角色，離一個大學應有的目標，都很遠，很遠。從某種意義上說，只要我們的大學負責人沒有辦法擺脫這三種角色，那麼，他們能做的，大概也就只能是蓋幾棟大樓，甚至可以說，比起其他的事來說，他們最有效、最不浪費、最不遭人恨的事業，就是蓋大樓了。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儘管當今中國學界，並不見得只有學人和媒體推崇梅貽琦先生，大學校長私心嚮往者，也不是一個兩個https://read.99csw.com，但是，我們現在的大學，卻難覓大師的蹤影，幾個原先據說很有大師相的苗子，不知怎麼就是長不起來。一說大師，人們只好拿幾個老一輩的長壽者（在舊中國受的教育者）打哈哈，不厭其煩地讓老人家發揮餘熱。從南到北，無論哪個大學，都一個模樣，只有大樓沒有大師，這些年，大學可以驕人的業績，正像陳平原說的那樣，也就是蓋大樓了。

蓋大樓當然也是事業，有的大學並不諱言這一點，甚至自豪地稱之為我們的大師大樓事業。應該說，在多少年教學設施短缺、教學和科研條件較差的情況下，校長們能籌來款項，把大樓蓋起來，讓教學和科研條件有所改善，也是一件不小的好事，雖然有些大學樓蓋得奢華了一點，九_九_藏_書建了太多的校園五星級酒店，過於豪華的體育館，以及大而無當、卻又很費錢的大校門。但總的說來，中國大學的教學條件，比起十年前，的確改善了很多，這的確是個成就。

梅貽琦關於大師和大樓的名言，現今已經被人們說濫了。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是說大學關鍵要有大師，而不在於有沒有大樓。這話人家不僅說了，而且用實踐證實了。當年西南聯大的大師們，就是在草屋平房裡，培養出迄今為止依然令國人感到驕傲的大師，他們中的一些人，現在還活著。

如果把1889年設立京師大學堂作為中國大學的起點的話，一百多年的大學史，曲曲折折，到了西南聯大的時代，已經走出來一條自己的路。然而，1952年院系調整之後，一刀切地改成蘇九*九*藏*書式教育體制，二十幾年下來，中國大學教育幾十年的積累，被揮霍殆盡。改革開放以來，大家有共識，從蘇式專才教育改成美式的通識教育，本身蘊含著大學的回歸。只是，在百廢待興的基礎上的回歸，本身要求的是力度非常大的改革，貼近教育本質的改革，簡單地說，只有改革，針對教育體系的改革，才會有我們今天念茲在茲的「大師事業」。

但是，大學畢竟是大學，現在中國的大學，雖然有房子有地，有大機關和大後勤，要管自己一畝三分地里所有人的吃喝拉撒，甚至生老病死，但是，大學不是一個城市，更不是一個建築公司，從本質上講，大學，是不能把蓋大樓當成自己的事業的。換句話說，大學者，只能是有大師的事業，只要有大師，有沒有大樓，都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