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先生之所以在晚年費那麼大的力量，克服那麼大的困難來寫《柳如是別傳》，絕對不是為了考證而考證，從陳先生的考證，我們可以學習很多東西，不僅限於此。陳先生真正的感情、真正的對中國文化的感情，都在裏面。

中山大學多次召開紀念陳寅恪先生的學術討論會，我覺得非常英明，這為我們活著的人和下一代的人樹立了一個愛國主義的榜樣，應該得到最高的讚揚。我已說過，歷史不是我的本行，所以，今天所講，是我的亂想亂講，說得不對的，請大家批評，謝謝大家。

總而言之，我認為中國之所以產生愛國主義，就因為有外敵，而且一直沒斷，原來一直在北方，後來是東方，主要是倭寇，西方最厲害的是明朝末年從澳門進來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後來形成了帝國主義。還有南方。東西南北都有外敵。我們講歷史唯物主義，要講事實，存在決定意識，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必然產生愛國主義，而這種愛國主義必然是正確的。當然，我們也不能說，中國封建社會以皇帝為代表的統治階級沒有侵略別人，這話是不對的。中國漢族也侵略了別的不少民族，這是不能否定的。可總起來的話，是御外敵的。這是歷史決定的，不是中華民族天生就愛國，這也不符合歷史情況。歐洲則不是這種情況，歐洲長期是亂七八糟的，建國時間又短。美國的情況更特殊，它建國以來，基本上沒有外敵，所以美國講愛國主義，我不知道怎麼愛法。這是我信口談來。由此，我就想陳先生在給王觀堂所撰的輓詞前的短序中講了這麼一個想法：中華文化是三綱六紀。三綱六紀，據我的體會，裏面就包括了愛國主義精神。如「君為臣綱」，說君臣這一綱，陳先生舉了一個例子，「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意思就是，人君的賢與否，無關重要。他只是一個符號，一個象徵，他象徵的是文化，象徵的是國家。陳先生又講，三綱六紀是抽象理想。文化是抽象的，抽象的東西必然有所寄託，陳先生原文作「依託」。一個是依託者，一個是被依託者。文化三綱六紀是抽象的，抽象的本身表現不出來，它必然要依託他物，依託什麼東西呢？陳先生講的是社會制度，特別是hｔｔｐｓ://rｅａｄ•９９cｓｗ•coｍ經濟制度，總起來就是國家。文化必然依託國家，然後才能表現，依託者沒有所依託者不能表現，因此，文化與國家成為了同義詞。再回過頭來，王國維先生之所以自殺，當時外面議論很多，陳寅恪先生認為他不是為了具體的人，不是忠於清王室或宣統皇帝，認為他忠於清朝或宣統皇帝不過是流俗之見。王國維先生之所以執意自殺，就是因為他是這個文化所化之人，文化本身有一個依託一國，以王國維先生而言，這個依託就是清朝。所以，清朝是他的文化理想的依託者。後來陳先生講十七年（1911—1928年），從辛亥革命起，清朝滅亡，受清朝文化所化的最高代表王國維先生，這個國家不能存在了，按陳先生之意，所依託者一旦不能存在，文化也不能存在。那麼，為這個文化所化之人也必然不能存在。所以，陳先生認為王靜安先生之所以自殺是因為他所依託的那個國不能存在了，具體的東西不存在了，抽象的文化也無法依存，於是執意自殺。

解放以後，陳先生也寫了不少的詩，外面有很多傳說，陳先生在詩中是否對現實都滿意呢？我認為這不可能，我甚至可以這麼說，任何時代的政治也不能為當時的人百分之百地完全接受，我想將來也不會。陳先生的詩十分難懂，周一良先生講過幾次，的確是非常難懂，有些話不能直說，婉轉地說，用典，所用的典也很冷僻，很難查。陳先生詩中表現的感情，我覺得並不奇怪，若在50年代，我還不能這樣講，經過了45年，陳先生的想法未必不正確。他憂國憂民，才如此作想。若他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絕對不會寫這樣的詩。歌頌我們的國家是愛國，對我們的國家不滿也是愛國，這是我的看法。若陳先生是真的不愛國的話，他就根本不會作學問，寫詩。這正如當時某些上海人所說的「國事管他娘，打打麻將」。對國家漠不關心，才會這樣；而陳先生的關心，就是愛國的表現，不管這個國正確不正確。

剛才主席讓我作學術演講。我本來就有點惶恐。這樣一來的話我更加惶恐了，為什麼呢？因為作為陳先生的弟子，我對陳先生的道德文章學習得相當不好，在座的好多陳先生的弟子都比我強，今天安排ｈtｔｐｓ://ｒｅaｄ•99ｃｓｗ.ｃom我來講話，胡守為同志給我講過幾次，一定要我講。我說我不行，現在又來了一個學術報告，實在是不敢當。我也沒有什麼稿子。昨天下午我才開始考慮這個問題，因此我的很多看法是昨天才形成的，也就是說，昨天下午才把整個的今天要講話的大體框架完成，因此，我講的話，恐怕很多地方是外行，請大家指正。

愛國主義這個詞是很好的詞，大家一聽愛國主義啊，都是不會批判的，因為每個民族都有權利愛自己的國家。這幾年呢，我就考慮愛國主義，詞是個好詞，可是我就考慮這又和我們市場上的貨物一樣，有真貨，有假貨，有冒牌的。我就說愛國主義應該區分兩種：一種真正的，一種假冒偽劣的。這個區別並不難，大家知道，日本侵略中國，中國人，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要抗日的。這個大家沒有否定。那麼日本人也高呼愛國主義，東條英機高呼愛國。但是把中國的愛國主義與日本的愛國主義一對比，中間的區別是很大的。因此我就想，真正的愛國主義是正義的愛國主義，應該是這麼一個樣子，它不允許別的民族侵略自己，這是一；第二，也不侵略別的民族。因此，我認為真正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是相聯繫的。假的愛國主義就是侵略別人、壓迫別人，然後反而高呼愛國。我乾脆舉日本軍國主義為例，再舉的話也容易：希特勒就是。希特勒的愛國主義喊得雷一般響，但卻對別的國家發起了閃電戰。他愛什麼國呢？他愛他的法西斯國家，侵略別人，壓迫別人，奴役別人。所以愛國主義應該分成這麼兩種，其道理是比較容易懂的，這我就不多說了。這真正的愛國主義呢，就是我剛才講的陳寶箴先生、陳散原老人、寅恪先生的，為什麼呢？因為它是抵抗外寇、不允許別的民族侵略自己，是正義的。後來我又想這個問題，恐怕正義的愛國主義又應當分為兩個層次：一般人，我們中國人受別人侵略，我們起來反抗，愛我們的國家，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應該歌頌的、讚揚的。但我覺得這種愛國主義是一般的，層次不高；層次更高的是與文化聯繫起來。我想陳先生在所撰的《王觀堂先生輓詞》的序，大家都看過，序很短，可是道理很深刻。怎麼說呢，王靜安先生與陳先生的歲數雖有差別，環境也不九*九*藏*書一樣，可是兩個人的關係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關，「心有靈犀一點通」。詩中講：「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從中可以知道，當年陳先生與王觀堂先生在清華大學工字廳寒夜中談論過去的事，所以二人相對流淚，二人的感情是完全一致的。為什麼？我今天想解釋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實質上就是高層次的愛國主義。陳先生的這段輓詞同在清華立的碑上的碑文（也出自陳先生之手）內容差不多，碑文也很短，講的問題就是眾所周知的中國文化。我們高喊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我們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大家各自的看法可能不盡一致，我自己感覺到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一個表現就是愛國主義。這一點我在北京已經講過，可能有些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我的看法也不是瞎想的。我不專門搞哲學，嚴格講也不專門搞歷史。但是喜歡胡思亂想。我想中國的愛國主義者，像中國漢朝的蘇武、宋朝的岳飛及文天祥、明代的戚繼光、史可法等，都是我們熟悉的。所以，我們中國的歷史上，從漢朝一直到滿清有一系列愛國主義人物，深入人心。這種情況在別的國家很少見，我在歐洲呆了好多年，因此了解一點，歐洲如舉一個著名的愛國者就不好舉，什麼原因呢？在座的都是歷史學家，也有搞外國歷史的，都清楚。原因很簡單，我們是實事求是的，這是我們中國歷史所決定的。中國這個國家非常奇怪。立國幾千年，我們天朝大國，按道理講，我們這樣一個國家，在封建社會，那個天子、皇帝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只允許侵略別人，不允許別人侵略，應該能夠這麼講。可事實並不是這樣子，大家都知道，從先秦的周代等時期開始，中國就被當時稱為「蠻夷戎狄」的少數民族所侵擾；秦朝，秦始皇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為了抵禦北方的匈奴，他主持修築長城。當然長城並不只是秦始皇時代才修築的，在戰國時期就修了。長城的修築，有效地抵禦了匈奴的侵擾；到了漢代，開國之主劉邦也被匈奴包圍于平城；後來漢武帝時幾員著名大將，跟匈奴作戰，打了幾個勝仗。可無論如何，北方的威脅卻始終沒有解除。曹操時，北方威脅仍存；到了五胡亂華時代則更不必說了。唐朝是一個了不起的朝代，唐太宗李世民的父親李淵九九藏書卻對突厥秘密稱臣。後來，唐太宗覺得稱臣于突厥不大光彩，想方設法掩蓋這個事實。整個唐代，北方的威脅一直沒有解除；到了宋朝那就更清楚了，先是遼，後來是金。兩個北宋皇帝徽宗、欽宗讓人俘虜，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很少見的。後來宋廷偏安於中國東南一隅。到了元朝，其統治民族蒙古是我們今天的兄弟民族，在當時不能這樣看，蒙古在滅宋以前，已經建成了一個大帝國。我們不能把古代現代化。中華民族這個包括56個民族的大家庭，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明確形成的。清朝，今天也是我們的兄弟民族，當時清朝的文化與我們不一樣，當然，清朝一入關就漢化，可畢竟是另一個文化體系。

那麼，陳先生為什麼與王國維先生心心相通？陳先生為什麼寫《柳如是別傳》，這就是我的解釋。中國外來文化，第一個是佛教，佛教有一個特點，就是它是不依靠武力而傳播到中國的；後來元朝文化進入中國，靠的是武力；清朝文化亦然。日本人侵略中國，背後有武力。這二者之間的很大不同是，有些外來文化傳入中國，不依靠武力，有的則依靠武力。就明末清初而言，正是滿清文化與漢族文化衝突很劇烈的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錢牧齋與柳如是及其他一大批文化人首當其衝。他們的心態，是為中國的漢族文化所化之人的心態。當明朝這個代表文化、使之具體化的國家不存在了，所依託的人，一批自殺了。錢牧齋雖說沒有自殺，可是他的心態看得出。到了後來辛亥革命徹底推翻了封建王朝，這又是一個文化大變革的時期。王國維先生與陳先生均生活于當時，故陳先生對王先生之所以執意自殺，不同於流俗的那種解釋，而是從文化的角度去看。因此，我說愛國主義有兩個層次：一般的層次是我愛我的國家，不允許別人侵略；更高層次的則是陳先生式的愛國、王國維先生式的愛國。

我這一篇發言，既無講稿，連提綱也沒有。中大歷史系的同志們，根據錄音，整理成這個樣子，實在不容易，應當向他們致謝。我看了一遍，只作了極小的改動。原來的口氣都保留了。

有一個問題是近來常談的。我看本次與會論文中也有，講陳先生的詩中含有悲觀主義情緒，調子不是那麼樂觀的。為什麼呢？還有一個問題，大家都說陳先生是一位考據大師，這話九-九-藏-書一點也不錯。考據這個學問到了陳先生手中得心應手，是到家了。那麼，陳先生的考據與乾嘉樸學大師的有沒有區別呢？我看區別很大。陳先生為人，不慕榮利，不與人爭，大家都很容易誤認為陳先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不關心時事的。實際上，在座的各位陳先生的弟子都知道，陳先生絕不是那種人，陳先生是一位感情非常豐富，對自己的國家、人民非常愛護的人。他非常關心時事，他不僅關心過去的時事，也關心現在的時事。陳先生詩中，有古典，有今典，還有佛典，很複雜，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陳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一種感情，表面看起來是泛泛的考證，考證是無懈可擊的，但考證裏面有感情，乾嘉大師們就做不到這點，也不可能做到，二者所處的環境不一樣。所以，我們了解、學習陳先生，一方面是學習他的考證、他的學術成就；另一方面，應學習他寄托在考證中的感情，他的每一篇論文（著），特別是《柳如是別傳》，他的思想、感情寄托在裏面。表面上看起來是繁瑣考證：人名、地名，或者日期，核心卻是愛國、愛文化。陳先生在1929年寫了一首詩，送給北大歷史系的學生，詩曰：「群趨東瀛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說學習中國史卻要到日本去學，後來，陳先生寄望于北大歷史系學生，希望他們一洗這一恥辱，這當然是愛國主義的表現。我看在這裏愛國主義也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愛我的國家，一般的；一種是高層次的，愛我們的文化，陳先生此詩，包含高、低兩層次的含義。

羡林案：

我今天講，也要有個題目，我想講講「陳寅恪先生的愛國主義」。這個題目是怎麼來的呢？大家都知道，陳先生一家，從陳先生的祖父陳寶箴先生開始就是愛國的，散原老人是愛國的，陳先生是愛國的，陳先生的第四代流求、美延和流求、美延的下一代，我想都是愛國的。四代、五代愛國的，起碼三代。英法聯軍攻進北京，火燒圓明園，當時陳寶箴先生在城裡，看到火光，痛哭流涕。大家都知道，散原老人實際上是因為日本侵略中國，老人拒絕服藥、拒絕吃飯而去世的。這個大家都知道。那麼，陳先生的愛國主義表現在什麼地方？我想就這個題目，談點我個人的看法，這裏面牽涉到《柳如是別傳》。

各位來賓，朋友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