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東瀛幕後——日本所藏秘檔解讀
跋鐘鼎與孫中山斷絕關係書
（二）因名譽之保障
同文並引述了孫中山對記者的一段談話：
革命事業為吾人天賦之職務，先生包辦革命，不許他人染指（去夏先生致黃先生書雲：二年內讓我包辦，不成爾再來革命云云），而軍人、政客凡為革命人物者，均受先生之排斥，將來大革命起，以中山先生之心胸與手腕，果能與若輩抗衡乎？必不能也。況屆包辦期滿，正吾人棄暗投明之日，否則自甘暴棄，有負革命之初心。此鼎為革命事業計，與先生脫離關係者一也。
鐘鼎，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后流亡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1914年2月，黃興在東京郊外大森創辦浩然廬軍事學社，招收原任軍職的革命黨人研究軍事，鐘鼎曾入社學習。同年被委任為中華革命黨黨務部第三局職務員。他的這封公開信涉及孫中山和國民黨史上的許多重要問題，須仔細地加以考索。
黃興 李烈鈞 柏文蔚 林虎 李根源 譚人鳳
在宮崎滔天家藏資料中，有一通鐘鼎給孫中山的宣布斷絕關係的公開信，鉛印，可能是當時的傳單。內容如下：
1914年5月29日，孫中山致函黃興，追溯二次革命失敗原因，函稱：「及今圖第三次，弟欲負完全責任，願附從者，必當純然聽弟之命令。兄主張仍與弟不同，則不入會者宜也。此弟之所以敬佩而滿足者也。弟有所求于兄者，則望兄讓我於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為期，過此猶不成，兄可繼續出而任事，弟當讓兄獨辦。」 同函並稱：「弟所望黨人者，今後若仍承認弟為黨魁者，必當完全服從黨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敗，全在不聽我之命令耳。所以，弟欲為真黨魁，不欲為假黨魁，庶幾事權統一，中國尚有救藥也。」6月初，黃興復函孫中山，承擔南京兵敗的責任，但是，黃興也尖銳地批評孫中山說：「若徒以人為治，慕袁氏之所為，竊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後，況更以權利相號召乎！」 批評孫中山「慕袁氏之所為」，實際上是批評孫中山搞專制獨裁。同函中，黃興又說：「先生欲弟讓先生為第三次之革命，以二年為期，如過期不成，即讓弟獨辦等語，弟竊思以後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個人之天職，非為一公司之權利，可相讓渡，可能包辦者比，以後請先生勿以此相要。」6月3日，孫中山再次致函黃興，堅持認為，要建設完善民國，非按照自己的辦法不可。他說：「兄所見既異，不肯附從，以再圖第三次之革命，則弟甚望兄能靜養兩年，俾弟一試吾法。」 孫中山的這種依靠個人，獨力領導革命的想法受到包括宮崎滔天在內的許多人的反對，鐘鼎本函所稱「包辦三次革命」，指此。
此次歸順袁氏的革命黨人主要為軍人派。彼等疏於世界大勢，不能明察將來的必然結果，過分誇大日本對華要求，視為不利於中國。基於此種誤解，遂敢於輕舉，與我等分手。參加二次革命的流亡軍人固然卑怯，以致失敗，真正之軍人，即意志堅強之無名之士尚充滿國中。吾人于將來達到目的方面不必有任何擔心。就彼等變節一派之私情而言，有可同情之處，但相信此等薄志弱行之輩與我等同志分手，乃他日實現偉大目的之好機會。日中兩國立國於亞細亞，倘不能相互提攜，則難以與列強共存於競爭場里。中國與日本分離則國亡，日本與中國分離則陷於孤立境地。今日世界大勢，當促進日中提攜，以期保障東洋永久之和平。彼等一派之離散何足置意！（東京電話）九_九_藏_書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孫中山主張武力討袁，黃興主張持冷靜態度，謀法律解決。其後，孫中山命陳其美、章梓分別在上海、南京起義，黃興認為孫中山不善用兵，自請挂帥。7月29日，黃興認為敗局已定，離軍他走。事後，孫中山認為黃興出走，導致二次革命失敗，因此，對黃興大為不滿。1914年8月14日，他在致美國人戴德律的信中說：「他在第二次革命期間竟然棄南京而逃，曾使我痛失所望。」 二次革命失敗，革命黨人紛紛流亡日本。孫中山、黃興之間的矛盾進一步發展並加深。孫中山主張解散本已十分鬆散的國民黨，組織中華革命黨，振作精神，「一致猛進」，迅速發動三次革命，以武力推翻袁世凱的統治；黃興則主張保存國民黨，加以整理擴充，宣傳黨義，培養幹部，長期準備。支持孫中山的有陳其美、居正、田桐、戴季陶、謝持等；支持黃興的有李烈鈞、柏文蔚、陳炯明、鈕永建、譚人鳳、李根源、林虎等。
唐蟒 白逾桓 鈕永建 冷遹 季雨霖 黃郛
劉藝舟 何海鳴 陳炯明 張耀曾 凌鉞 龔振鵬
仔細研究上述報道，可以看出，宣布黃興等歸順袁世凱的並不是孫中山，而是《大阪每日新聞》駐東京的記者，鐘鼎公開信所稱孫中山誣黃興等「投降袁賊」云云並非事實，孫中山的不當只是輕信，並且在未得到準確消息前輕率地發表了談話而已。
鐘鼎發布與孫中山斷絕關係書，有對中華革命黨組織原則的不滿，有因《大阪每日新聞》所刊消息而造成的誤會，也可能還包含著某些個人情緒在內。據日本警察調查材料，1915年5月12日，鐘鼎曾與劉大同、徐劍秋、宋滌塵等20人在東京聚會，討論如何解決生活困難問題，眾推宋滌塵向孫中山反映情況。當日下午，孫中山、居正、謝持、鄧鏗、廖仲愷等在《民國》雜誌社與宋滌塵、劉大同討論此事。據說，孫中山認為：「革命黨員中許多下層黨員住在東京太不經濟，想讓他們回國。」 這或許是加劇他對孫中山不滿的原因。
以上所具兩端，為鼎與中山先生脫離關係之主因。至鼎之革命宗旨，雖海枯石爛，不得稍有變更。鼎知先生得函之後，不曰為敵所收買，即曰受人所指使，他日大權在我，根據誓約，必死鐘鼎于刀斧之下。要知包辦革命者，先生也；背叛誓約者，亦先生也。去年7月19日，假精養軒開成立會，先生當眾立誓，厲行革命，殆后種種設施，無一不與黨章相背謬。有人責問，答以由余定之，由余廢之。出爾反爾，為所欲為。總理之誓約已廢，黨員之誓約有何繼續之效力？先生日以三次革命總統為自居，即以誓約為專制黨員之利器，威信革命之要素。先生歷年之威信已盡喪于陳等之手，今日猶不自覺，日發總統之夢迷，不啻蒸沙求食，磨磚作鏡也。九-九-藏-書
鐘鼎印
鐘鼎函中曾提到，孫中山當時和凌鉞的關係很緊張，似乎有勢不兩立的樣子。其實，二人後來也改善了關係，1918年，凌鉞曾動員陸榮廷擁護孫中山 ，次年12月9日致孫中山函雲：「鉞素性剛直，論私交為先生之良友，論公益為國民之代表。」 可見，孫凌之間也只是一時的芥蒂。只要革命的大目標相同，那麼，總是應該走到一起來的。
中山先生鑒：
袁總統收買革命黨，近來著著奏效。旅居本國的革命黨人陸續向中國公使館要求歸順，已達一百五、六十名之多。其中一些非知名人士，沒有特別收買的必要，中國公使館反而拒絕其申請。然中國政府計劃頗大，甚至傳說，由於在美國的有力人士的暗中斡旋，連黃興、李烈鈞、柏文蔚等革命黨中的第一流人物也已發表宣言書，堂堂歸順。主要的歸順者為軍人派，人們稱為革命創始人的孫逸仙、陳其美等領袖依然不肯歸順，正不斷鼓吹日中提攜論。此次所傳歸順者中的知名人士如下：
孫中山和黃興等人的分歧保持了相當一段時期。同年4月或5月，黃興緻函孫中山，批評其聯日政策，函稱：「或謂中日交涉未解決，吾儕正可藉此謀革命，振臂一呼，援者立至，苟能乘時勃起，必能收疾風掃籜之效。此言似焉而實非。我同志既以愛國為標幟，以革命相揭櫫，無論借他國以顛覆宗邦，為世界所竊笑，而千秋萬歲后，又將以先生為何如人也！」 此前，孫中山曾向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提出中日盟約草案11條，在日本政府支持中國「改良內政，整頓軍備，建設健全之國家」，及支持中國「改正條約，關稅獨立及撤廢領事裁判權」的條件下，同意在聘用外籍顧問，合辦礦山、鐵路、航路等方面給予日本以優先權。 從黃興本函口氣看，他可能已經得知有關情況。該函並重申當時缺乏革命條件，冒險行動，必將慘敗。7月，中華革命黨巴東支部長楊漢孫致函孫中山，勸他與黃興等和衷共濟，函稱：「同在患難之中，則杯酒可以釋嫌。」8月4日，孫rｅａd.9９csｗ•ｃom中山復函稱：在秘密時期、軍事進行時期，黨的領袖應該具有特權。統一一切，不能視為專制；黨員服從命令，也不能視為不自由。他憤憤地批評說：「陳（炯明）、李（烈鈞）、柏（文蔚）譚（人鳳）始終強執，苟非不明，則我不識其何所用心矣！」同函並表示：「若夫懷挾意見，不泯其私，藉有可為之資，不為討賊之軍，先樹異色之幟，如譚石屏所云殊途同歸者，途則殊矣，亦聽其所歸可耳！」 但是，隨著袁世凱帝制自為野心的日益暴露，黃興等歐事研究會同人逐漸投入反袁活動，和孫中山之間的矛盾也逐漸消泯。1916年5月20日，孫中山致黃興函雲：「機局緊急，袁系方張，民黨無不相提攜之理。況兄與弟有十余年最深關係之歷史，未嘗一日相忤之感情，弟信兄愛我助我，無殊曩日。」 此函表明，往日的分歧、意見、隔閡均作煙雲散，兩個巨人重新握手了。
——宮崎滔天家藏書札研究
啟者：國賊竊政柄，黨奸誤大局。凡我同類，孰不痛心？溯自二次革命失敗，鼎隨諸同志之後，亡命海外，深恐名不符實，內絕同胞之渴望，外貽列邦之訕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及聞先生崛起宣言，包辦三次革命，鼎本軍人，應為先生執鞭，效力疆場，乃慨然繕立誓約，塗蓋指印，摩掌拭拳，恭候命令。不料將近兩載，寂若無聞。包辦期間，業已到來。究其原因，即在中山先生目不識人，團體開創伊始，引用陳其美、居正、田桐、戴天仇、謝持等一般無賴，盤踞要津，排斥同志（如黃興、李烈鈞、張繼、柏文蔚、陳炯明、林虎、鈕永建、譚人鳳、白逾桓、楊時傑諸君，皆在排斥之列），經凌鉞君迭次密告陳等罪惡，先生不惟不察，且被陳等主使，大出傳票，迫凌君與中山先生斷絕關係。試問凌君非同志等共稱為先生之死黨乎？死黨忠告，尚加排斥，先生可謂無情矣！
陳其美、居正、田桐、戴季陶、謝持等支持孫中山。其中，陳其美尤其積極。黃興在日時，陳、黃之間已互相齟齬，不能相安。加上張繼、何海鷗從中煽動，矛盾更深。黃興赴美后，陳其美於1915年2月4日致函，勸黃返日，認為此前革命之所以一再失敗，都是因為違背了孫中山的「理想」。陳函並列舉辛亥以來的史事，說明革命黨人在五個方面「有負于中山先生」，其中，對黃興有所批評。陳其美並檢查此前贊同黃興主張而不贊同孫中山的錯誤，宣稱此後欲達革命目的，當重視孫中山的主張，「必如眾星之拱北辰」，「必如江漢之宗東海」。 對於陳其美此函，黃興未復。
附記：本文寫作，得到日本京都大學狹間直樹教授及神戶大學松尾洋二先生的幫助，謹此致謝。
而今革命健將，陸續引揚，所余宵小數人，以先生為木偶，藉此誆騙華僑之金錢，斷送同志之性命。而今春三月，聞中外各報載稱，先生語大阪新聞記者，竟誣黃興、李烈鈞、柏文蔚、林虎、譚人鳳、鈕永建、凌鉞、白逾桓諸君投降袁賊。傳聞中外，顛倒是非。之數君者，既為同志所共悉，何待鼎為之辯護！不過先生年逾半百，身居黨首，何以信口雌黃，陷人三字之獄？清夜自思，良心何在！鼎賦性梗直，代抱不平，亦曾迭進忠告，置若罔聞。國事如彼，黨事如此，若不急起直追，前途何堪設想！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鼎雖下愚，豈忍坐視！茲因事業與名譽兩端，有不能不宣布與中山先生脫離關係者也。https://read.99csw.com
夫名譽為人第二之生命，以若輩之威望素著，猶召某某先生之誣，況鼎區區黨員，邇來屢進忠言，他日名譽之敗壞，更不知陷於何等之程度！此鼎為保全名譽計，與先生脫離關係者二也。
當時，孫中山認為二次革命失敗的原因在於：黨員散漫，不統一，不肯服從領袖的命令。因此，在組織中華革命黨時，力圖加強組織性、紀律性，樹立領袖的絕對權威，在誓約中規定：入黨者必須「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保證「服從命令，盡忠職守」，「如有二心，甘受極刑」，除填寫誓約外，還要加蓋指模。 黃興、李烈鈞等人反對孫中山的這些做法，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柏文蔚雖曾一度加入，但不久即不再過問黨務；陳炯明在南洋，孫中山幾次寫信，邀他來日，均置之不理。
在此期間，孫黃矛盾更增添了複雜因素。當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21條要求，企圖獨佔中國。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情況下，中國社會出現拒日救國熱潮，革命黨內隨之出現停止革命，一致對外的意見，同時還出現了黃興等爭取日本援助，企圖乘機革命的傳言。2月25日，黃興與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等聯名通電，否認自己有所謂「乞援思逞」、「假借外力」的想法，宣稱：「一族以內之事，縱為萬惡，亦惟族人自董理之。依賴他族，國必不保。」通電錶示：二次革命時，尚有可戰之兵與可據之地，但因不願塗炭生靈，一擊不中后即主動罷兵，雖因此被同志譏為膽小，但問心無愧。「今無一兵一卒，安敢妄言激進！」黃興等聲稱：「今後如非社會有真切要求，決不輕言國事。今雖不能妄以何種信誓宣言於人，而國政是否必由革命始獲更新，亦願追隨國人瞻其效果。」黃興等並稱：「兵凶戰危，古有明訓，苟可以免，疇曰不宜！重以吾國元氣凋喪，盜賊充斥，一發偶動，全局為危，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諒。」 這一通電報雖以「告國人」的形式發表，但明確宣示了和孫中山當時一系列方針、政策的對立。其後，黃興等又致上海《字林西報》、《大陸報》、《泰晤士報》、《文匯報》、《捷報》一函，內容與上述通電大體相同，但進一步聲稱reａd•９９cｓw•ｃｏｍ：「吾人痛思前失，自安放逐。現政府果以何道能得民心，作民政，吾人正目視而手指之。吾人神聖之目的，在使吾最愛之國家莊嚴而燦爛，最愛之同胞鼓舞而歡欣，至何人掌握政權有以致此，吾人不問。」
章梓 趙正平 熊克武 李書城 張孝准 彭程萬（東京電話）
邇來中山先生之主義，唯我獨尊。無論何人，順我則生，逆我則死，宗旨同而手續稍別者誣之為降敵（如黃、李、柏、林、鈕諸君），號死黨而進忠言者報之以死刑（如凌鉞君過於忠告，先生對劉大同君雲：有權時必殺凌鉞）。漢高之殺韓信也，未聞在破項之前；北魏之收鄧艾也，史稱在漢亡之後。今日先生之方略，為革命殺功勛乎？為袁賊殺敵人乎？鼎恐革命之大業未就，而先生已為袁家之功臣矣！
中華民國四年7月19日
最後語別，三複斯言！
（一）因事業之經營
6月3日函中，孫中山並表示，以後彼此間絕不談公事，但仍視黃興為良友。至此，孫黃間已無合作可能。同月30日，黃興離日赴美。
黃興等人的通電反對「激進」，主張暫停革命，但是，通電稱：「至今空屍共和之名，有過專制之實」，「年來內政荒蕪，綱紀墜地，國情愈惡，民困愈滋。一言蔽之，只知有私，不知有國」。又稱：「今吾國不見國家，不見國民，而惟見一人。」這些，都是對袁世凱的尖銳批判，其維護共和的立場仍然是堅定的，因此，《大阪每日新聞》很快就發現了自己判斷及所發消息的錯誤。14日，該報在社論中明確指出：「黃興等雖被視為歸順派，其實決未歸順，唯於此際靜觀袁政府之出處而已。」該文並稱：「所謂革黨歸順之說，其愚亦甚哉！」 同月，孫中山致函黃興，僅稱：「若公以徘徊為知機，以觀望為識時，以緩進為穩健，以萬全為商榷，則文雖至愚，不知其可。」 同函並邀請黃興返日。5月15日，孫中山《復伍平一函》稱：「克強等持緩進主義，故猝難一致，至弟與伊私交，則絲毫無損。」 態度、調子和與《大阪每日新聞》記者談話都大不相同了。顯然，這是孫中山冷靜思考之後的結果。
黃興等人的通電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應。3月10日，中華革命黨黨務部發表第八號《通告》，批評黃興等人「恐受借寇復讎之嫌而自供二次革命有罪（認革命為罪而不認私逃為罪）」 。這裏所說的「不認私逃為罪」，顯指黃興，13日，日本《大阪每日新聞》以《歸順革命黨的宣言書》為題，摘要發表了黃興等人通電，聲稱「被袁總統懷柔，相率歸順的黃興、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等聯名寄給上海、北京主要報紙一份宣言書」。同日，並以《革命黨陸續歸順，僅余孫逸仙一派》為題發表消息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