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犬養毅紀念館出來，佐藤智水、石田米子兩位教授又引導我們去參觀倉敷街。這條街還保留著江戶時代的面貌。有一座紡織廠舊址，也還是那個時期的老樣子。許多少女在那裡參觀，也許是為了感受當年勞動的艱辛吧！

外交史料館。收藏日本多年來積存的外交檔案，也許是目前日本最大的國家檔案館。由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已將其主要部分攝成縮微膠捲，因此，我在這裏的主要目標是收羅其餘部分。雖所費時間不多，但仍然得到了大量清末留學生和中國革命黨人的資料。

東京的青年學者中，久保亨、藤井省三、深澤泉等三位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久保亨是東洋文化研究所助手，長於研究中國工人運動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經濟。他參加了好幾個研究會。某次，他送我到達民國史研究會的會場后，就匆匆告別。原來，他還要趕去參加另一個研究會。藤井省三是櫻美林大學副教授，他和村田雄二郎、代田智明、坂井洋史、陳正醍等幾個年輕人組織了《新青年》讀書會，自費出版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和文學的刊物《貓頭鷹》。刊物從內容到裝幀都很精彩。深澤泉在中國研究所工作，熱愛中國，熱愛北京，我的訪問得到她很多幫助。

在神戶和岡山都只停留了一天。

還應該提到的是，為了方便讀者，圖書館內設有規模很大的快餐部，讀者中午不用出館，即可用餐。

岡山是郭沫若的留學之地，但我去岡山，則是為了拜會岡山大學的石田米子教授。她以研究光復會著名。承她和好並隆司教授盛情接待，又蒙佐藤智水教授不辭勞苦，駕車陪我們參觀犬養毅紀念館等地。犬養毅是岡山人，紀念館就是他當年的住宅。這一天並非開放日，但工作人員破例接待了我們。岡山縣政府並派小出公大和山本光德兩位先生前來陪同。當我在陳列櫃中發現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王照、畢永年、熊希齡等人的手札時，小出先生問我想不想拍照，這使我大喜過望。小出先生親自從櫃中將手札取出來為我拍照。膠捲不夠了，山本先生又親自出去購買。拍完了，山本先生表示：資料放在我們這裏不能發揮作用。請利用吧！這使我深為感動。

2.《舊海陸軍關係文書》。原件藏於日本防衛廳戰史室，其中陸軍部分八萬三千冊，海軍部分三萬三千冊，大部分已攝成縮微膠捲。甲午戰爭以來近代中國的歷史事件都有所反映，其利用程度較《各國內政關係雜纂中國之部》尤低。

1.《各國內政關係雜纂中國之部》（革命黨關係）。原件藏於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為複印件。它包含著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和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大量史料，是一座尚未充分開發、利用的富礦。

神戶還有一座孫文紀念館，是在神戶中華總商會會長陳德仁先生等人支持下，由山口一郎教授一手操辦起來的。館址在舞子海濱的移情閣，原為神戶僑商吳錦堂的別墅。風景優美，登閣遙望，萬裏海天，盡收眼底。館內陳列著孫中山各個時期的文物和山口一郎教授珍藏的孫中山研究資料，頗多精品。以少數人的精力而能辦起這樣的紀念館來，確非易事。

岡山的參觀是愉快的。但是，在吉備津神社外邊的停車場上，我們意外地發現了一座所謂「殉國烈士」之碑，公然為二次大戰時的戰犯土肥原賢二等人翻案。當時，我們都很氣憤。在回京都的列車上，狹間直樹教授說：「現在日本右派很活躍，這是我們不能允許的。https://read.99csw.com我們不能讓日本重新走上侵略道路。」是的，狹間教授的話講得很對。為了世界和平和中日兩國人民千秋萬代的友好，有許多工作要做。這裏面，也有著中日兩國歷史學家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在東京期間，還訪問了宮崎滔天舊居。同行者有久保田文次、藤井升三和中國研究所的深澤泉女士。承宮崎智雄、宮崎蕗苳夫婦盛情接待。宮崎舊居還保存著中國革命黨人的書信四百余通。大部分都還沒有發表過，均已由中國學者何子嵐先生進行了整理。其他珍貴報刊尚在清理中。

見到的第一位學者是東京大學的近藤邦康教授。他以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馳名，著有《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等書。目前正在研究毛澤東。他聽說我這兩年正在研究國民革命，因此特邀日本外交史專家坂野潤治教授一起見面。坂野教授帶來了一堆卡片，闡述了他對幣原外交、田中外交等問題的看法，熱情可感。在近藤邦康教授的主持下，還召開了一個座談會，使我有機會結識一批年輕學者。其中，坂元弘子研究譚嗣同，原島春雄和阿川修三研究章太炎，佐藤豐研究《國粹學報》，大里浩秋研究光復會，村田雄二郎研究李大釗，藤井省三研究魯迅，砂山幸雄研究民國史，田島俊雄研究中國農業。

山田辰雄教授是東京民國史研究會的發起人，國民黨黨史專家，著有《中國國民黨左派研究》等書。在我去慶應大學訪問的時候，他告訴我，現已擔任該校地域研究中心副所長，正在實施一項研究近代中國人物的規模頗大的計劃，民國史研究會的工作，已轉請明治學院大學橫山宏章教授負責。應山田教授之邀，我參加了民國史研究會的一次例會，由青年學者石川照子女士作《宋慶齡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學術報告。在山田教授陪同下，我還參加了滔天會的一次學術活動，該會因紀念宮崎滔天而成立。那天的會議由久保田文次的夫人久保田博子女士主持。她是宋慶齡日本基金會的事務局長，研究宋慶齡的專家。會議的報告題目為《孫文與宋慶齡》。在日本，宋慶齡研究正在逐步興起。

東京是日本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研究中國的學者多，學會多，圖書館、檔案館收藏的中國史料也多。在東京的十天，是我訪日期間最忙碌、緊張的日子。

東洋文庫。日本最大的東洋學收藏中心。我在這裏的最大收穫是找到一套《中國國民黨周刊》，它是研究國民黨改組的重要史料。國內收藏不全，東洋文庫僅缺一期，兩者相合，就成全璧了。這裏還有一套從美國購進的香港《華字日報》膠捲，對研究中國近代史也很有用處。此外，哈佛圖書館編輯並拍攝的《中國國民黨黨史資料彙編》雖是剪輯舊報，但也包含著不少珍貴史料。其他如《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務月報》、《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務月刊》、《蔣中正叛黨禍國之罪惡》（1930）、《汪主席被迫離職之原因、經過與影響》（李之龍）等書刊，國內也均不易見到。

神戶有一個孫文研究會。會長山口一郎教授，是多年研究孫中山的專家。該會自1982年起籌備，1983年9月15日正式成立。其宗旨是收集、發掘、調查有關孫中山的資料，對孫中山以及日中關係進行理論的、歷史的學術研究，刊行有關成果。籌備以來，在例會上發表的學術報告有《辛亥革命與神戶華僑》、《南方熊楠與孫文》、《末永節與孫文、黃興》、《孫文與神https://read.99csw.com戶》、《台灣的孫文研究》、《鈴木久五郎與孫文》、《孫文最後的北上——國民會議與善後會議》等。該會計劃創辦《孫文研究》和《孫文研究會會報》，後者已發行兩期。目前正在發行的日文本《孫文選集》（全三卷）也是該會的產品。它由伊地智善繼、山口一郎二人監修，是京都、大阪、神戶地區十多名研究者多年合作的產物。

慶應大學圖書館。慶應大學是日本一所歷史悠久的大學，因此藏書也極為豐富。我因時間匆促，只在書庫走了一圈。承山田辰雄教授相告，有一冊《湖南自治運動史》，其中收錄了毛澤東早期的幾篇文章。後來山田教授訪華時，又承他惠贈該書複印件。此書國內雖有收藏，但也不易見到。

清人黃遵憲《留別日本諸君子》詩云：「十分難別是櫻花。」我訪問日本的時候，花事已過，令我惜別的是日本學者醇厚的友情和浩如煙海的近代史料。

1985年5月14日，我受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狹間直樹教授之邀，前往該所訪問，先後到過京都、東京、大阪、神戶、廣島、岡山等地，至7月22日歸國，共歷時70日。

在京都見到的著名學者還有貝塚茂樹、島田虔次、井上清等，都已經退休，但均因有突出貢獻而被授予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的頭銜。貝塚茂樹是中國古代史專家，又是日本當代少有的中國書畫的收藏家。承他盛情，向我和廈門大學楊國楨教授展示了李唐《江村漁樂圖》、文徵明《夏景山水》、徐渭《花卉圖》以及林則徐的書法等大量珍品。島田虔次是中國思想史專家，從朱熹、王陽明以至孫中山，都有精深的研究，學問廣博，但卻虛懷若谷。我在國民革命研究班講學的時候，他特意從宇治市趕來參加，使我十分不安。井上清是日本近代史專家，中國歷史學界的老朋友。年事雖高，卻仍壯心不已。1987年是七七事變五十周年，他正和小野信爾、狹間直樹、吉田富夫等一起，籌備于當年召開一次國際性的學術討論會。見面那天，他非常高興，談興很濃，話題很廣。他談到資料鑒別問題，特別指出日本有些資料靠不住，例如一·二八淞滬之戰有所謂日軍三勇士的說法，曾經喧騰一時，其實是假的。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豐富，尤以所藏漢籍最為著名。其中包括原中國藏書家陶湘，日本藏書家村本英秀、中江丑吉、松本文三郎、內藤虎次郎、矢野仁一等人的藏書，頗多外間少見的善本和珍品。我因時間所限，閱覽範圍限於與辛亥革命、國民革命有關的典籍、雜誌、檔案等，其重要者有：

明治文庫。這裏收藏著大量明治時代的出版物，也收藏著多種日本頭面人物的檔案。我在這裏查閱了有松英義、梅屋庄吉、宗方小太郎等幾種，均已攝成縮微膠捲。

我在東京的大部分時間都泡在圖書館、檔案館里。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是日本著名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下分日本、東方、西洋三部，設有日本思想、日本文化、日本社會、中國思想、中國社會、東洋考古學、現代中國、西洋思想、西洋文化、西洋社會、文化交流史、歷史地理、藝術史、科學史、宗教史、社會人類學、比較文化、比較社會等研究部門。我到達該所東方部的時候，首先感到驚訝的是研究班之多。如中國貴族制社會、古代中國的科學、六朝隋唐時代的佛道論爭、中國文明的諸源流、石刻資料、現代中國、國民革命等問題，都各有一個研究班，這類研究班設ｒeａｄ.99csw•ｃｏｍ班長一名，除所內研究人員外，京都以至外地的大學教授、講師、助手、研究生都可以參加。以國民革命研究班為例，成員即來自京都、大阪、神戶、岡山等地的20所大學。我近年來研究國民革命，在京都期間多次參加該班活動，深感這是一種好的學術組織形式。

國民革命研究班班長為狹間直樹。他長期研究中國近代史，也長期從事中日友好運動。我到日本后，多次聽到過他在50年代，和小野信爾等為接待中國社會科學家訪日而在民間募捐的感人事迹。他先後參加或主持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民國初年的社會與文化等研究班，著有《中國社會主義的黎明》、《五四運動研究序說》等書，是日本中年漢學家中的佼佼者。班員中除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著名學者伊原澤周、小野信爾、石田米子等人外，還包括各方面的專家，竹內實教授既精通中國近現代史，又精通中國文學，曾主持編輯日本版《毛澤東全集》，目前正在翻譯《魯迅書信集》。古屋哲夫是日本史專家，小野和子是明清史專家。班員中還包括一批年輕的新秀：森時彥，長於研究近代中國的棉紡織業和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運動；河田悌一，以研究乾嘉學派和章炳麟著名；松本英紀，是知名的宋教仁專家，目前正在翻譯《宋教仁日記》。其他如北村稔、岩井茂樹、江田憲治、村田裕子、林原文子等，也都學有專攻，成績斐然。江田憲治原為北京大學的研究生，說一口流利的漢語。他對國民革命時期廣東工人運動所做的研究，其深入、細緻程度在我國也是罕見的。他是人文科研所大有希望的新一代。研究所鼓勵所員擴大研究領域和知識結構，規定每人至少參加一個研究班。狹間直樹教授參加了國民革命、明清史兩個研究班，並且參加中國現代論爭資料和東洋學文獻類目的編纂。

我和北京大學的嚴紹璗同志曾聯合在京都大學作過一次公開講演。事前，《朝日新聞》、《每日新聞》兩家大報都發了消息，聽眾來得很踴躍，氣氛也熱烈。我介紹了國內民國史研究的現狀和我們所遵循的實事求是的原則。事後，竹內實教授曾以《中華民國史的新風》為題，撰文在《京都新聞》上介紹這次講演。它說明，我們的民國史研究工作已經愈來愈多地為國際學者所重視和理解。

國會圖書館。這是日本最大的圖書館，但閱覽則極為方便。進門時，只需填一個小條，領一個徽章佩在胸前，就可以通行無阻。館內的憲政資料室收藏著近二百個日本各界頭面人物的檔案，如伊藤博文、井上馨、桂太郎、山縣有朋、西原龜三、宍戶璣、阪谷朗廬、小川平吉、寺內正毅、齋藤實、伊東己代、宗方小太郎、上野景范、宇垣一成、宮島誠一郎、大木喬任、安藤正純、花房義質等人，都和近代中國歷史有密切關係。有些檔案，例如田中家文書，原件藏在山口縣文書館，但憲政資料室藏有全部複印件。入藏檔案全部有詳細的目錄，包括件名、時間，甚至還有內容提要。目錄完全開架，可以自由取閱。我到了這裏，真有如入寶庫，目不暇接之感。特別值得稱道的是工作人員服務好，效率高。我有時幾十分鐘就要調換一次檔案，心裏直嘀咕，怕工作人員嫌麻煩，但他們每次都微笑著接待我，兩三分鐘內就將新檔案送到面前。其中廣瀨順皓先生尤為熱情，他精通業務，經常告訴我，哪種檔案已經出版，哪種檔案京都有縮微膠捲，哪種檔案內有中日關係資料，哪種檔案還有一部分歸私人收reaｄ.９９cｓw.ｃom藏，等等。這裏的複製也很方便。讀者只需填寫一張申請書，保證不將資料出售、出版、轉讓、再複製，在引用時註明國會圖書館收藏即可。個別檔案，如田中家文書、山縣有朋文書，則須徵得原收藏者同意。

神戶的華僑博物館也很有名。承孫文研究會和京都大學國民革命研究班盛意安排，我在該館作了一次學術報告，題為《四·一二政變前後武漢政府的對策》。報告后，得到與會京都和神戶兩地的學者們熱情指教，使我獲益匪淺。

國民革命研究班的全部資料都公開。班員個人收藏的各種文獻也都可以互相借閱，毫無保留。狹間教授的書房裡，從地板到天花板，層層疊疊地堆積著各種圖書和資料。狹間教授告訴我，這裏的資料你都可以翻閱，也都可以複印。我在京都閱讀的日本外務省文書拷貝，是向松本英紀教授借的；舊海陸軍關係文書拷貝，是向古屋哲夫教授借的。他們的無私精神使我感動。

野澤豐教授也出席了座談會。他是中國現代史研究會的主持人。該會起源於1964年的《嚮導》讀書會，成立以後，以研究國民革命為主，其成果已彙集為《中國國民革命史研究》一書。近年來的研究領域日益擴大，在例會上發表的學術報告涉及廣東政府、武漢政府、北京政府、張學良東北政權、南京政府、重慶政府、汪偽政權、國民黨改組派、美中關係、李德、唐生智、陶行知、馬寅初等多方面的問題，可謂洋洋大觀。該會的刊物為《近鄰》，由野澤豐教授個人發行。

與久保田文次、小島淑男、藤井升三、中村義等四位教授見面是在辛亥革命研究會和中國現代史研究會聯合召開的座談會上。他們四人都是東京辛亥革命研究會的中堅人物。該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近年來會務日益發展，大體上每月舉行例會一次，先後發表的學術報告有《朝鮮近代史與中國》、《在日華僑與革命運動》、《黃興論》、《辛亥革命時期的留日女學生》、《劉思復與辛亥革命》、《清末直隸之諮議局與地方議會》、《中國國民會與辛亥革命》、《中國國民黨的革新與改組》、《宋慶齡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孫文的鐵道論》、《宋教仁與日本》等。該會自1981年起，創辦《辛亥革命研究》雜誌。從已發行的幾期看，學風紮實、細緻，重視資料的收集和考訂。在閑談時，我曾問及該刊的經費是怎樣解決的。久保田教授笑著說，這是個秘密。小島淑男教授則告訴我，是他們幾個人分攤的。

人文科學研究所還廣泛地從歐美、蘇聯等地收集資料。例如《國共合作、清黨運動及工農運動文鈔》與《中國共產主義關係文件集》，都是從美國購進的縮微膠捲。前者為當時人從報刊所抄輯的文選，某些報紙在我國國內已無法尋覓。後者輯錄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發展有關的文獻和出版物，有不少稀見或難見的資料。又如《中國革命與共產黨》，是瞿秋白為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向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所提供的文件，系竹內實教授從蘇聯複印而來。目前國內僅發表了個別章節，其全文尚秘藏於個別檔案館內，一時也還難以見到。

本來還有許多資料想看，宮島誠一郎的後人宮島吉亮先生和其他一些人士也還有待訪問；另外，日本有「不到日光，不配見閻王」的說法，我也想去這個久已聞名的勝地看看。但是，都不行了，在京都還有九_九_藏_書講學的任務，只好匆匆離去。

3.《密大日記》，日本軍部檔案，原件也收藏於防衛廳戰史室。從人文科學研究所已複印部分看，主要反映1921年至1926年時期中國軍閥的情況。

東洋文化研究所。該所收藏中、日、朝文圖書近三十萬冊，中文雜誌一千三百余種，其他重要資料有殷代甲骨、中國歷代古錢、瓦當、古鏡、兵器、銅器、玉器、土器、古磚、俑、佛像、衣飾等文物，以及中國繪畫、清代和民國時期的檔案，其中，甲骨、繪畫、中國土地問題文書等，已分別編為圖版、圖錄、目錄，公開印行。這裏的滿鐵調查資料尤其使我感興趣。當年的這個「鐵道株式會社」對中國問題調查之廣、之深，實在使人驚愕。例如對浙江財閥，不僅調查了它的起源、發達史，經營的各項事業（紡織、煤、五金、航運、綢緞、繅絲、銀樓、砂糖、藥材、人蔘、棉花、布匹、米穀、傢具、調味、染料、金融），而且調查了這一財團的七十多個人物，分析了它和南京政府的關係，推斷了將來。又如對國民革命現狀的調查分國民黨、國共兩黨的合作與分裂、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社會運動等專題。在國共兩黨的合作與分裂這一專題中，包含共產黨運動、國共合作史、第三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政策、武漢政府統治下的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土地公有問題及其經緯、湖南土地問題、反共產運動抬頭、國民黨驅逐共產黨的理由及其對策等多方面的內容。調查完成得很快，僅僅在汪精衛「分共」之後一個半月，一份標有密件印記的長達250頁的《滿鐵調查資料》第66編即已印出。

國民革命研究班每星期五活動半日，主要內容為發表研究報告。班員們分工合作，仔細研究了《先驅》、《長沙大公報》、《新月》、《上海總商會月報》、《西北》、《建國月刊》、《四存月刊》、《新時代》、《人文》、《銀行周報》、《少年中國》、《工人之路》，以及英國外交部文件（F. O. 317）、《密大日記》等報刊和檔案，一一作了評介。其他在班上宣講的重要成果有：《清末民初的日中思想交流》、《國民革命與黃埔軍官學校》、《國民革命時期的論爭》、《國民革命諸問題》、《河北農村社會》、《北伐時期日本報紙對中國的認識》、《中國共產黨的初期教育思想》、《孫文的民生主義》、《孫文思想中的民主與獨裁》、《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的成立》、《國民革命時期的廣東工人運動》、《辛亥革命前夜的民族危機感》、《中國共產黨的國民革命論》、《南京事件與日本的對策》、《安徽、江西初期的農村合作社》、《辛亥革命后的浙江會黨與共進會》等。每次報告都指定專人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進行質詢。所有與會者也都是質詢者，可以自由地提出各種問題。最後由報告者答辯。儘管班員中包含老、中、青三代，有些還有師生關係，但討論起問題來卻人人平等，既嚴肅認真，又融洽和睦，充滿著學術民主氣氛。發表的意見大都開門見山，明確扼要，絕無「很受教育」、「很受啟發」一類俗套，也絕無說了半天而別人仍不得其要領的情況。這種討論既可以擴大與會者的研究視野，也有益於報告者思考的深入，個人與集體的智慧都得到較好的發揮。在此基礎上，再由報告者執筆，寫成專文或專著，集合起來，就是一部文集或一組彼此聯繫的叢書。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研究班都曾以這種形式產生豐碩的成果，相信國民革命研究班也必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