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覺頓帶給梁啟超的康有為「一紙」，至今尚未發現。因此，筆者無從得知其細節，但是，其主要內容可以從梁啟超對康有為的問難中推知。

辛亥革命前，梁啟超基本上跟著康有為走。1903年前後，梁啟超一度有贊成「孫黨」革命之說的傾向。經康有為嚴詞教訓，梁啟超作了檢討，重新歸依師門。但是，在辛亥革命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發生后，梁啟超就再也不肯對老師百依百順了。本函除了對康有為的政變計劃提出質疑外，還對康有為的剛愎自用的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提出了熱辣辣的批評。「既標一說，則一切與己說反對者，輒思抹殺之」，「持己腦中所構造之事實以誤真相」，云云，都是打中了康有為的要害的。這一切顯示出，他的思想已經和康有為有重大分歧。此後，師弟子之間，就分道揚鑣，各走各的路了。

然而，就在梁啟超整裝待發之際，忽然得到「袁黨」調毅軍統領姜貴題率兵入衛京師的消息，政變計劃橫生阻礙，急得梁啟超大喊「真是魔障」。這樣，他就猶豫起來了。

分化不僅表現於康、梁之間，而且更廣泛地表現於昔日的維新、保皇黨人之間，各派政治力量正在圍繞著辛亥革命這一大主題重新組合，醞釀著新的角逐和鬥爭。

康有為遺物中，還保留著梁啟超的另一通函件，中雲：

本函所稱「北京蒙古王公一九-九-藏-書電」，當即上引那彥圖等致梁啟超電。那電發於1912年1月24日，則上引梁函當作於此后的幾天之內。當時，康有為、梁啟超同居於日本神戶須磨，共同商量或函札往來都是極為方便的。「昨多冒犯」云云，可見梁對康的意見，已多所反對了。

聯絡滿族親貴，推倒作為內閣總理大臣的袁世凱，由改良派掌握中央「全權」，三者結合，構成了一份完整的政變綱領。它是康有為武昌起義后的一份新的應變計劃。

本函未署年月。函中言，「漢陽復后」，按，馮國璋攻佔漢陽，時在1911年11月7日。此函必作于其後。函中又言：「袁若去，則鐵良、良弼等必出」，按良弼於1912年1月26日被革命黨人彭家珍炸傷，兩天後死去，此函必作于良弼被炸，死訊公布之前。函中所稱「公路」、「冢中枯骨」，均指袁世凱。「覺頓」，指湯覺頓，康有為弟子。函稱：「時〔昨〕覺頓攜來一紙，可謂纖悉周備。」湯覺頓帶給梁啟超的「一紙」當是康有為的計劃，本函是對康有為計劃的問難。它反映出，1911年武昌起義后，康有為曾企圖聯絡滿蒙親貴，搞掉袁世凱，控制中央政權。

從上引梁函可以看出，除梁外，麥夢華（孺博）、徐佛蘇、湯覺頓、藍公武（志先）等人也都不贊成康有為的計劃。

袁世凱成立內閣時，即任命梁啟超為法律副大臣。這一職務除了給袁內閣裝潢門面外，不會有別的作用。因此，梁啟超不肯就職。儘管如此，梁啟超還是通過羅惇曧等人和袁談判，兜售他的「虛君共和」理論，即保留清朝皇帝的名位，但使之「無否決之權，無調海陸軍之權」。  他向袁世凱表示，與其當官，不如讓他辦報。他自負地說：「鄙人無他長處，然察國民心理之微，發言抓著癢處，使人移情于不覺，竊謂舉國中無人能逮我者。」  這時候，梁啟超是準備和袁世凱「推心握手」，「分勞戮力」，共圖天下事的。

梁啟超提出：「袁倒后我乃往乎？抑先往乃與各團共倒之乎？」據此可知，康有為計劃的內容之二是搞掉已經掌握清政府實權的袁世凱。

1912年2月3日，張浩、梁柄光、何天柱等致函梁啟超，指斥康有為的計劃「偏僻迂謬，不切時勢，萬無服從之理」。張等主張聯袁，函稱：「本初早已贊成共和，南北磋商今復就緒，遜位之事發表在即。吾黨不欲登舞台則已，如其欲之，必須早與本初攜手，方能達其目的。」  2月5日，羅惇曧致梁啟超函也說：「試思須磨所策劃，均以為完滿，一出發后，機局全然改變；無益費精神，亦大可不必矣。」  須磨，指須磨村，梁啟超在日本神戶的住址。須磨所計劃，即指上文所述擁戴載濤為總理的政變計劃。羅惇曧認為，既然那個計劃已因機局變化而流產，當此時局變遷更為劇烈之際，何必白費精神呢！

本函反映出梁啟超思想的新動向，即準備承認清政府實際上被推翻的現實，也準備承認袁世凱掌握權力的現實，藉以維持社會秩序，避免動亂。

這裏所說的「北中兵事，有熟人」，即指吳祿貞等；所說「亦有親貴」，指載濤等；「土頭」，指袁世凱；所說「遠」，指梁啟超。本函表明，康有為企圖搶在袁世凱成為氣候之前取得政權。「事之成否，書到已見」，張紹曾、藍天蔚計劃發動的日期為10月29日，故雲。

梁啟超提出：「滿人果可與共事否？」「即能共事，其利害若何？」據此可知，康有為計劃的內容之一是聯絡滿族親貴。

康有為、梁啟超因擔心大規模的武裝起事會造成社會動亂，因此，在自立軍失敗后，即逐漸轉向推動立憲運動，企圖動員社會輿論，迫使清政府接受改革；同時，在有機可乘之時，康、梁等也積極策劃宮廷政變，以期用最不引起社會震動，損失最小的方式取得最大的收穫。1909年，溥儀登基，載灃攝政，為改良派帶來了新希望。梁啟超等人即積極聯絡滿族親貴，和掌管軍諮處事務的郡王載濤及載洵建立聯繫。當時，載濤和慶親王奕劻、貝子載澤有矛盾，向改良派打入北京做地下工作的潘若海問計。潘建議他一面收撫禁衛軍，一面拉攏駐紮保定的新軍第六軍統制吳祿貞，準備在1911年夏曆九、十月間，裡應外合，發動政變，消滅奕劻與載澤等，掌握政權 。計定，梁啟超即利用華僑捐獻的大量金錢，收買禁衛軍，幾乎將1910年各方所得全部投入，以致啞子吃黃連，無法回答同黨的詰問。武昌起義后，清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和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計劃在灤州舉行兵諫，聯名要求清廷改組皇族內閣，召開國會，實行立憲。梁啟超即準備急馳回國，利用禁衛軍實現上述計劃，擁立時已擔任軍諮府大臣的載濤為總理，收撫革命黨人，消弭起義。康有為同意梁啟超的這一計劃。10月26日，他在致徐勤密函中說：

梁啟超不贊成康有為的聯滿倒袁計劃。從上引梁函的問難可以看出：1.他不信任鐵良、良弼等「素以排漢為事」的滿族親貴，認為不足與共事。2.手中無兵，不能掌握倒袁的領導權，倒袁之後不會撈到多大好處，只能寄人籬下。3.梁已經認識到，革命黨人所倡導的民族主九-九-藏-書義已不可抗拒，不願代人受矢，成為輿論反對的目標。4.梁已經看到，清政府面臨財政、軍事諸多困難，未必能戰。5.梁擔心首都和北方的秩序被破壞，「為莠民所乘」，出現不可收拾的局面。

吳祿貞是與保皇黨和革命派都有聯繫的清軍將領。1910年任新軍第六軍統制，掌握著一支用新式武器配備的精銳軍隊。1911年秋，梁啟超曾特派潘若海持函見吳。函中，梁啟超大談軍人在中國的巨大作用，聲稱「今後之中國，其所以起其衰而措諸安者，舍瑰偉絕特之軍人莫屬也」；由此，梁啟超又進一步對吳大灌米湯：「天下蒼生所望于公者，豈有量哉！」  潘若海與吳祿貞會面的情況如何，由於文獻無征，具體情況不得而知，但二人間有某種協議是肯定的。梁啟超回國時之所以如此躊躇滿志，與他和吳祿貞、張紹曾之間的聯繫顯然有關。但是，11月7日，吳祿貞在石家莊突然被袁世凱派人刺死，張紹曾嚇得躲進天津租界。這樣，康有為、梁啟超實行宮廷政變的兩大軍事力量都已不能依靠。同時，又傳說藍天蔚擁護革命，有不利於梁啟超的計劃，梁不得不倉促返回日本。

政治鬥爭中沒有一成不變的固定敵人。戊戌政變后，梁啟超等雖然把袁世凱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力謀去之而後快，但是，這以後，袁世凱的勢力急劇膨脹，已經去之不能。姜貴題帶兵入京后，梁啟超即有與袁世凱「言和」，共同對付革命軍的考慮。張紹曾等在灤州舉事後，清政府于次日下詔罪己，表示將「維新更始，實行憲政」，同時，宣布開放黨禁，赦免黨人。這一切，使梁啟超處於久未有過的興奮中。11月3日，梁啟超致函徐勤，確定「和袁、慰革、逼滿、服漢」的八字方針，然後懷著要指揮一場大戰的心情自日本回國 。他準備先到灤州住一宿，然後帶百數十個軍人入京，完成大事。11月9日，梁啟超抵達大連，受到當地官吏的歡迎，滿耳所聞，都是張紹曾已經入都一類的好消息，因此，更加躊躇滿志，覺得事在必成，給長女函稱：「入都后若冢骨尚有人心，當與共勘大難，否則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

函雲：

武昌起義后，清政府單憑自身的力量已不足以鎮壓革命黨，不得不起用罷黜在家的袁世凱。袁世凱最初作態不出，藉以抬高身價。而在出山之後，即首先向滿族親貴開刀。11月1日，載灃授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13日，袁世凱入京。16日，成立內閣，先是罷免軍諮府大臣載濤和毓朗，接著，於12月6日|逼迫攝政王載灃交出大印，退回藩邸，並由隆裕太后聲明，親貴不得預聞政事。1912年1月16日，袁世凱與內閣諸大臣聯銜密奏清廷，聲稱大局危迫已極，民軍堅持共和，別無可議，要求召開皇ｒeaｄ.９9csw•ｃoｍ族會議，決定方策，宣布共和。17日，隆裕召開近支王公親貴會議，爭議甚烈。19日，隆裕再開近支王公御前會議，國務大臣趙秉鈞秉承袁世凱意旨，提出取消北京、南京兩個政府，設臨時政府于天津。親貴們更加強烈地反對，紛紛哄鬧。趙秉鈞則稱：若不採納，內閣將全體辭職。第二天，袁世凱即稱病不朝。

此後，康有為即醞釀新的政變計劃。

梁啟超提出：「我輩果能得全權如今袁氏否？」「我即能得全權，如今之袁氏，能否得天下之賢才相與共事？」據此可知，康有為計劃的內容之三是掌握中央政權的實際權力。

袁世凱出山時，清廷中即有一部分人不滿意于袁世凱，寄希望于康、梁。1911年12月13日，羅惇曧（癭公）致梁啟超函雲：「北省一般輿論有不滿意于袁者，甚盼康梁內閣，謂繼袁非康不可。」  袁世凱出山後，他利用民軍壓迫清廷、奪取權力的行為引起滿蒙王公親貴的強烈不滿。恭親王溥偉就曾面奏隆裕太后說：「革命黨，無非是些年幼無知的人，本不足懼。臣最憂者，是亂臣藉革命黨勢力，恫嚇朝廷。」  溥偉這裏所指的「亂臣」，顯然就是袁世凱。與此同時，宗社黨良弼等人則發布宣言或公啟，指責袁世凱「蔑視綱常，損辱國體」，「其居心更不可問」。  在這一情況下，有一部分滿蒙親貴主張聽任袁世凱辭職，由鐵良組織內閣 。還有一部分親貴則準備聯合康、梁等改良派，共同搞掉袁世凱。《梁啟超年譜長編》收有蒙古王公那彥圖等人給梁啟超的一通電報，中雲：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有梁啟超致康有為未刊函件多通，其中有一通反映出1911年武昌起義后康有為的重要政治計劃，值得認真加以釋讀。

電稱：「扶沖主而慰先皇，唯公是賴。蒙古合境上馬，願執鞭〔弭〕以從。」那等並要梁啟超將此意轉達康有為。末署「北京蒙古王公那彥圖等同叩」。當時，在北京的以那彥圖為首的蒙古王公是一支堅決的保皇力量，他們既堅決反對共和，也反對袁世凱篡權，曾準備組織勤王軍，並曾準備派人赴日本，迎接康、梁回國，共同保皇 。顯然，正是那彥圖等人的電報及類似訊息點燃起了康有為的熱情，促使他產生聯絡滿蒙王公，排袁保皇的幻想，並且要求梁啟超立即入都實行。上引梁函雲：「他勿論，即孺博、佛蘇、覺頓，亦恐不肯相助。佛蘇忽來一電沮北行，又昨有一電，亦言切勿往。竊計此皆都中同志，頗知蒙王等及其他各團體有敦迫消息，恐吾輩貿貿然應之，故皇急相沮也。」這裏所說的「蒙王」，當即指那彥圖親王；「敦迫」云云，即指要求康、梁歸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