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日軍悍然進攻上海閘北，十九路軍奮起抗戰。5月，南京國民政府與日本訂立《淞滬停戰協定》。其後，十九路軍被調往福建「剿共」。同年，蔣光鼐致胡漢民函雲：

馮玉祥說過：「抗日，仇敵能化為同志；不抗日，同志將化為仇敵。」 信然。

胡漢民雖然支持三省聯合反蔣，但他堅決不同意福建方面聯共，也不同意福建方面改國號、造新黨等做法。於是，即派黃河澧赴閩，要求福建方面「復國徽，復黨籍」，「捕八字腳」（捕共產黨人——筆者） ，蔡函所稱「河澧兄帶來鈞諭及面述各件」，指此。函中，蔡廷鍇要求胡漢民立即推動西南各實力派共同倒蔣，並願歸順胡漢民麾下，「為〔唯〕我公是從」。

胡漢民雖然為西南各實力派所擁戴，但他只是有名無實的精神領袖，陳濟棠不點頭，各事均無從進行。事變發生后，西南方面仍然處於無所作為狀態，而蔣介石卻雷厲風行，於12月中旬派十余萬軍隊入閩，先後攻陷延平、水口等地。1934年1月14日，蔣光鼐與李濟深、陳銘樞、黃琪翔等撤離福州，抵達龍岩。當時，十九路軍已完全處於劣勢。胡漢民希望保存這一支抗日反蔣力量，向福建方面有所建議。20日，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致電胡漢民、鄒魯雲：

譚函並稱：福建地方餉項不敷，財政棘手，地丁錢糧已收至廿四年，地方稅亦抽收至廿二年四月，因此要求胡漢民「以愛護十九路之誠」，向陳濟棠陳請，在廣東原允協助十九路軍經費的基礎上，每月加給二十萬元。

胡漢民當時的計劃是：首先建立中樞領導機構，然後與廣東、廣西、福建三省共同組織聯軍，北出長江。因此，胡漢民指示：要在總體規劃「妥籌決定」之後，再著手「改造湘局」問題。

除蔡、譚二函外，黃河澧還帶去了蔣光鼐致胡漢民一函，內稱：

1933年2月，日軍進攻熱河，湯玉麟不戰而退。3月4日，陳嘉祐致函胡漢民雲：

1933年1月1日，日軍突襲山海關，華北危急，蔣介石被迫派兵北上，但是，他的精神灌注所在還是江西的「剿共」軍事。同月末，南京政府決定將北平故宮文物南遷，裝箱待運，輿論強烈批評其重古董而不重土地、人民。馮玉祥激憤地在日記中寫道：「古物已運往上海。這是什麼政治，會有這樣的糊塗混賬啊！」 2月14日，馮玉祥托凌昌炎攜函面見胡漢民，尖銳地指責蔣介石。函雲：

四、如上述三項不能實現，即決志西行，排除萬難以赴之，擬先取蘭州以為根據地，再占涼州，與虎城聯絡。蔣如不加阻止，則與之敷衍，否則即通電討賊，仍附屬於西南，此時望西南亦予以援助。蘭州得手后如胡先生及熊、蕭、唐、鄧、鄒諸先生有意前往，亦可在蘭組府。否則坐視蔣賊日大，遷延愈久，打倒愈難。

本函作于福建事變期間。所稱「紹介加入團體」，即指成立不久的新國民黨；所稱「呈請中央指派工作」，即指新國民黨中央。

潮流之二是以馮玉祥為代表的原西北國民軍勢力。1929年、1930年兩年，馮玉祥曾多次舉兵反蔣，但均告失敗，被迫隱居汾陽山村，但反蔣之志不減。「九一八事變」后，馮玉祥出於愛國熱情，重新活躍于政治舞台。1931年1月17日致胡漢民函雲：

伯南，指陳濟棠。據本函可知，鄧瑞人、黃河澧帶回了胡漢民的指示。根據胡的指示，福建方面又派鄧瑞人與各方接洽，並再派黃河澧攜蔡廷鍇、譚啟秀等人函與胡漢民磋商。「仍以伯南兄之意進行」，可見，陳濟棠在西南反蔣派中的地位。

胡漢民在香港反蔣，依靠的是廣東實力派陳濟棠。同年12月20日，蔡廷鍇致胡漢民函雲：

二、請西南給以名義，如政會委員或其他，亦可以示切實關係，以便號召部下。

二人表示：

在反蔣鬥爭中，胡漢民非常重視華北和西北，和孫殿英、楊虎城等早有聯繫。

同年3月1日，方振武在山西成立抗日救國軍，於4月4日抵達河北邯鄲，一面北進，一面派徐午陽及其弟方芷南二人赴滬，向程潛乞援。同月，程潛致函胡漢民，將二人轉介於胡漢民。函雲：

二、望西南速定外交方針，且須確有辦法，否則對內縱能成功，亦恐難於持久，甚至於終歸失敗，目前華北形勢尤為顯著。

程潛長期經營兩湖，在當地廣有力量，但他也因為財政原因，不能行動。因而寄希望于西南方面。

從內容看，以上七條應是孫殿英對胡漢民和西南方面提出的要求。1933年長城抗戰中，孫部有較好表現。長城抗戰結束后，孫部是留在晉綏一帶，還是西進甘肅、寧夏，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孫殿英提出，如果胡漢民能迅速出兵北上，或在西南組織政府，則孫部將留在晉綏，以便在華北響應；如果組府與出兵一時均不可能，則孫部將決意西進，取蘭州為根據地，以便胡漢民等到當地組織政府。

三、華北局勢全在魯、晉、東北三方之合作，一切自不成問題。晉方始終追隨西南之後，可勿顧慮。惟魯與東北希望熊先生能久在天津，切實聯絡，並望能挽張回國，使十數萬東北軍整個為我所用。

以上所述，僅據台灣國民黨黨史會所藏胡漢民資料，它是當時國民黨內反蔣抗日潮流在文獻中的部分反映，可以說，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

蘆隱，指劉蘆隱，同盟會會員。曾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長。1932年辭去在國民黨中央及南京國民政府的職務，到香港參加西南方面的反蔣活動。從程潛致胡漢民函看，他受胡漢民之命到上海工作后，不能得到其他人的支持，上海工作出現停頓狀態，因此，程潛很著急。

熊克武對孫殿英、閻錫山的態度非常滿意，向胡漢民提出三項建議：

新國民黨中央成立后，胡漢民於1933年11月決定在上海設立地方幹部，以陳嘉祐、熊克武、柏文蔚、程潛、劉蘆隱為幹部委員，並以劉為書記長，下轄蘇、浙、贛、鄂、湘、川六個分部。1934年7月29日，程潛致胡漢民函雲：

三、殿英竭誠擁護，殊不易得，尤以其能說能行為華北諸將領中所難能。苟善用之，實將來之基幹，故目前擬請密給以政委名義，並預給以軍事名義，如西北邊防督辦之類，以備將來軍事行動時之用。至虎城不妨許以軍分會。

馮玉祥要求胡漢民迅速籌劃，使西南方面一致行動，拯救華北。函稱：

一、組府出兵縱難定確期，亦盼能示以大要範圍，以便應付一切，激動各方沉悶心理。

劉，指劉定五；熊，指熊觀民。1934年10月，馮玉祥陸續派二人到廣東、香港等地，分別會見陳濟棠、胡漢民等人，就抗日反蔣等事有所商談。11月23日，胡漢民復函馮玉祥，主張「嚴切準備」。內稱：「我人此時在革命工作之進行上，與其為局部之指揮者，不如為全部之指導者。」https://read.99csw.com 本函所稱「至於所囑指導與指揮之點」，指此。

函中所稱「中心之領導機構」，指胡漢民正在組織的新國民黨。1934年1月27日陳嘉祐致胡漢民函雲：

「九一八事變」后，陳銘樞、蔡廷鍇所領導的第十九路軍調駐滬寧，負責長江三角洲一線的衛戍任務。十九路軍具有愛國思想，因此，得到胡漢民的支持。本函稱：「十九路軍餉經去電代為請求」，可知胡漢民在上海時曾積極設法解決十九路軍的軍餉問題。「去電」，當指向廣東陳濟棠方面發電。根據其他資料，後來陳濟棠曾應胡漢民之請，按月為十九路軍提供過部分軍餉 。

自1933年1月起，胡漢民即在廣州創辦《三民主義月刊》，提出要根據三民主義「批判時事」，「評衡學術」，指責蔣介石所實行的「個人主義的寡頭政治」。1934年10月，南京政府為了實現寧粵合作，派王寵惠攜孔祥熙函南下，勸胡漢民北上參加國民黨五全大會。11月27日，蔣介石與汪精衛聯名通電，提出中央與地方實行均權的五項原則。同時，再派王寵惠、孫科南下，勸說胡漢民等與中央「團結」、「協作」。這一期間，胡漢民連續在《三民主義月刊》發表談話或文章，提出與南京方面的合作條件，認為「在軍權統治之下，不能實行均權制度」 。胡漢民的這些言論，深合馮玉祥的心意。1935年1月9日，馮玉祥致函胡漢民雲：

在方振武北上抗戰失敗之後，陳嘉祐、程潛曾計劃在湖南有所動作，但胡漢民認為就時機、財政、現有實力三方面考慮，條件還不成熟。8月1日，胡漢民復陳嘉祐函雲：

一、如西南組府或出兵最近能實現，則即暫留晉綏，以待出動華北，但須由津方商得閻之同意，總之，無論去留，一聽胡先生命令。

蔣介石調十九路軍到福建是為了和中國工農紅軍作戰，因此，蔣光鼐等不得不兩面開弓，即一面反蔣，一面「剿匪」。這種情況自然使十九路軍處於十分尷尬、困難的局面。為了騰出手來反蔣抗日。蔣光鼐於1933年3月派李章達赴粵，與陳濟棠、李宗仁等簽訂《三省聯防約章草案》，繼而又與陳銘樞同赴廣州，商議脫離南京國民政府，「三省獨立」，自福建出兵進攻浙江 。同年9月、10月，派人去蘇區，與紅軍簽訂《反日反蔣初步協定》。但是，由於陳濟棠首鼠兩端，猶疑不決，三省的反蔣抗日計劃始終無法付諸實施。11月，蔣介石對蔣光鼐、蔡廷鍇的活動有所察覺，於17日派自用飛機兩駕到福州，接蔡廷鍇到南昌會晤，責令表態。這樣，就迫使蔣、蔡等倉促行動，與李濟深、陳銘樞等共同發動「福建事變」。

二、華北將領心理多存對內尚易，對外維難。苟外交無辦法，倒蔣終難成功。尤以華北局勢，多視外交為轉移，故望速定外交大計。

「一·二八」事變時，程潛目睹十九路軍英勇奮戰的事迹，十分振奮；但他深切了解蔣介石的對外妥協、對內鎮壓的政策，因此，又十分沉痛。1932年2月17日，程潛致函胡漢民雲：

12月17日夜，蔡廷鍇致胡漢民函雲：

潮流之一是以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為代表的十九路軍勢力。國民黨黨史會所藏陳銘樞致胡漢民函雲：

李濟深等發出電報的當天，十九路軍主力隨毛維壽投蔣，福建事變徹底失敗。

胡漢民在任命熊克武為新國民黨上海地方幹部時即曾提出，北方工作重要，希望柏文蔚和熊克武能「參加負責」 。此後，胡漢民在天津成立北方軍事委員會，熊克武即銜命北上，訪問孫殿英、閻錫山等人。台灣國民黨黨史會藏有一份談話紀要，其中孫殿英部分共七條：

當時，十九路軍正在上海艱難抗戰中。3月9日，日本又操縱溥儀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馮玉祥憂心國事，派熊觀民到香港與胡漢民磋商辦法。當日馮玉祥日記雲：「抗日為第一要事；不抗日，唯死而已。」

上海和平會議決定寧粵雙方分別召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然後進一步謀求合作。馮玉祥此函表達了希望胡漢民出面，「領導群倫」，建立統一政府的願望。

孫殿英提出的是一項包括西北軍、東北軍在內的大計劃。當時，胡漢民對陳濟棠已經很失望，急於開闢新領域，因此，贊同孫殿英在西北組府的意見。但是，胡漢民深知，要實現這一計劃，必須得到閻錫山的支持。因此，又派熊克武到山西與閻及https://rｅad.９9ｃｓw•cｏｍ其親信楊愛源（星如，心如）談話。閻、楊當時都表示支持胡漢民，贊同孫殿英西進。

一、西南各省同志目前甚望能切實團結，以赴事機，現在環境縱難出兵，亦盼能早日組府，以領導各方同志，以慰各方同志之望，否則群龍無首，各自苟安，終難以成大事。

蔡廷鍇出國后，一路宣傳十九路軍事迹，聲稱「此世誓與日寇不兩立，與國賊不共存，決心堅持一貫之主張，繼續徹底抗日救國，矢志不渝」 。他派譚啟秀先期返國，正是為了保持和國內抗日反蔣力量的聯繫。

譚啟秀希望以胡漢民的「德望威儀」，能夠「感悟」陳濟棠，「團結一致」，將三省的政治、軍事、財政「同冶一爐」，從而形成三省同盟。譚稱：倘能如此，「不特不憂蔣氏之獨裁，而暴日、赤匪亦不足平也」。

末署「晚光鼐拜上。十七」。所用為駐閩綏靖主任公署用箋。按，蔣光鼐被任命福建綏靖公署主任，時在1932年7月，但他不肯就職，一直託詞休養，在廣東故鄉東莞辦公益事業。直到同年9月20日，才因蔡廷鍇等力勸，到福建就職。瑞人，指鄧瑞人，銀行家，十九路軍與各方聯繫的使者；河澧，指黃河澧，胡漢民與福建方面的聯繫人。

馮玉祥與胡漢民由於在反蔣抗日上立場相同，因此，雙方使者往來頻繁。1932年7月胡漢民派許崇灝北上。同月25日，馮玉祥致胡漢民函雲：

陳嘉祐曾任湘軍第六軍軍長，國民黨一大代表。北伐時期留守廣東。30年代初追隨程潛反蔣，在湘籍軍人中有一定影響。

潮流之四是孫殿英、楊虎城等北方和西北實力派。

1991年，我曾根據美國哈佛燕京學社所藏檔案寫過一篇題為《胡漢民的軍事倒蔣密謀及胡蔣和解》的文章，闡發20世紀30年代，胡漢民數度密謀以軍事行動推倒南京國民政府的事實 。1996年，我訪問台灣期間，又在國民黨黨史會及「國史館」等處讀到了一批文件，可以進一步加深對上述史事的了解。這些文件反映出，「九一八事變」后，由於對南京國民政府對日妥協政策的不滿，國民黨內或明或暗地翻滾著多股反蔣抗日的潮流。

福建方面的動作，蔡廷鍇的信講得比較簡單，譚啟秀的信則講得比較詳細。譚信首稱：「蔣氏以獨裁之手段，每思壓服全國以自雄，故對於兩粵及十九路軍多懷惡意。吾儕丁此時艱，當謀所以應付之策。」譚信繼稱：蔣光鼐（憬然）、蔡廷鍇（賢初）二人認為，東南一帶能與蔣介石相抗的只有粵、桂、閩三省，因此，已派鄧瑞人前往廣東、廣西，動員陳濟棠與李宗仁。其中，李宗仁「對於反抗獨裁，早具決心，當然不成問題」，而陳濟棠則「意志不堅，見利思遷，未敢深信」，但形勢又不能不以其為中心，因此，蔣、蔡二人擬請胡漢民與鄒魯一起就近做陳濟棠的工作，堅定其決心，譚稱：

三hｔtｐs://rｅａｄ•９9ｃsw.coｍ、望西南即不能急切出兵，亦須早日組府，予以軍事名義，如西北邊防督辦之類，當即通電討賊。惟此時給養望稍予接濟。

文燦先生，指黃河澧。「今日之關鍵在伯南」，蔣光鼐此函在寄希望于陳濟棠，請胡漢民出面「策動」方面與蔡廷鍇、譚啟秀函並無二致，所不同的是多了一個「匪軍傾巢來犯」問題。

函件繼稱：

函中所稱「樹立中心」，「集中革命力量，摧毀腐惡勢力」，實為要求胡漢民自立政府，團結各派反蔣力量，推翻蔣介石的統治。函中所稱「要在樹立三民主義以為之鵠，信受奉行，不涉虛偽」，則是要求胡漢民實行孫中山真正的三民主義。

當時，南京國民政府一意堅持對日妥協政策，方振武等部的零散抗日行為自然不能取得多大成效。

閻、楊的這一段談話，可以說甜蜜之至。不僅擁護胡漢民作為反蔣派首領，支持他成立政府，而且答應對孫殿英的西進提供物質幫助：「擬俟其一到寧境即助以款三十萬，彈二十五萬，以後如再需要，更當源源接濟，務期于成。」二人並建議，熊克武一面催孫殿英速行，同時派人與楊虎城聯絡。

許崇灝，字公武，廣東番禺人。曾任粵軍總司令部顧問。1928年任兩粵賑災委員會委員。1929年12月兼代考試院秘書長。函中，馮玉祥表示：「區區為國為民之願，素抱不逾。有利於此，無不竭誠努力以從。」這說明，二人在反蔣計劃上已經達成共識。

程潛函中所稱「實際上之援助」，主要指的是經濟，這一問題程潛無力解決，胡漢民也無力解決。徐、方二人到港后，胡漢民不得不為之向陳濟棠、李宗仁、蔡廷鍇呼籲。

李濟深等要求胡漢民等設法，由兩廣當局出面，使蔣介石停止軍事行動，而將十九路軍改歸胡漢民等人的西南政務委員會。這當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十九路軍調到福建后，仍念念不忘救國，並積極與在香港的胡漢民聯繫，合謀討蔣抗日。從本函可知，蔣光鼐到福建后，一面從統一全省稅收著手，藉以充實經濟力量，一面通過鄧瑞人、黃河澧，與胡漢民商量合作辦法。「而財政關係又不能不遷就」，「稍有辦法，即可放手做事」云云，可見當時困擾十九路軍，束縛其手腳的還是財政問題。

福建事變失敗，蔡廷鍇偕譚啟秀等出國作環球旅行。1934年9月18日致胡漢民、鄒魯、蕭佛成、鄧澤如等函雲：

1932年3月13日，馮玉祥再致胡漢民函雲：

四、孫軍西行為目前最緊要問題。蓋西去不僅足以圖生存，且可以作將來東入潼關之策源地，而打破蔣之西北主義，尤裨益於大局，晉綏受惠更無論矣！

《南針》，程潛於1932年1月在上海創辦的雜誌，半月刊，以「闡揚三民主義，并力求其實現」為主旨。發刊詞稱：「實現三民主義之道」，在於「黨內同志，各自痛改前非，去其私慾，秉至公至誠，一致團結，在同一意志同一行動之下，嚴格防止黨的官僚化、派系化以求黨之健全完整，建設民主政治，實行自治改革體制，以與日本作持久戰之準備，以期收復國土，保持國家之獨立，而求中華民族之解放。」

潮流之三是以程潛、陳嘉祐、柏文蔚等為代表的長江中下游部分國民黨元老、官吏和軍人。

除陳嘉祐外，柏文蔚在長江中下游一帶也有所活動，企圖發動軍隊起義。對此，胡漢民也不贊成。同年9月復柏文蔚函雲：

可以想見，胡漢民對熊克武的工作多麼滿read.99csw.com意。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閻錫山、楊愛源騙了熊克武。孫殿英部按計劃西進了，閻錫山不僅沒有給予任何援助，反而和蔣介石配合起來圍剿孫軍，使得胡漢民的西北計劃最終失敗。

馮玉祥當時的計劃是，聯絡韓復榘、宋哲元，由他自己主持北方，而由西南方面出面，聯絡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各省實力派，南北呼應，共同倒蔣抗日 。胡漢民支持馮玉祥的計劃，於5月5日復函，表示只要北方有所舉措，南方同志一定「竭誠襄助」 。5月12日，馮玉祥再致胡漢民一函雲：

此函無年月，僅署「十五夕」。按，胡漢民於1931年10月14日被釋，自南京抵達上海，11月25日離滬赴港。在此期間，陳銘樞曾於11月3日、18日兩次到滬。據此，知此函為1931年11月15日作。函中所言賢初，指蔡廷鍇；啟秀，指譚啟秀，時任第十九路軍補充旅旅長。

3月8日，陳嘉祐再致一函雲：

六、擬請設法挽張，早日返國，以免東北軍為蔣金錢所分化。

1928年，隨著二次北伐的勝利和東北、新疆的相繼易幟，北洋各派退出政治舞台，蔣介石統一了中國。但是，這種統一隻是暫時的、形式上的。國民黨內部本來就存在著不同的派系和實力集團，北伐勝利之後，由於政見分歧和權力、利益分配等多種原因，這種內部矛盾遂演化為激烈的武裝衝突和政權對峙，其集中反映就是1930年的中原大戰和1931年的寧粵分裂。「九一八事變」后，民族危機加深，這本來是一個團結禦侮，全力對外的契機，但是，蔣介石對外忍讓，對內強硬，企圖首先以武力削平其他政治、軍事派別，這樣，反蔣抗日便成為國民黨內外愛國民主派和若干實力集團的共同要求，而這，也就醞釀著新的分裂和新的內戰以及給予日寇以可乘之機的巨大危險。只是在盧溝橋事變，南京國民政府確定抗日方針之後，國民黨才實現了全黨的團結，中華民族也才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團結。

他要求胡漢民早定計劃，及時行動，函稱：

為了挽救華北，1933年3月間，胡漢民等決定組織西南聯軍北上抗日，馮玉祥等也決定在北方同時發動，不幸均先後失敗。此後，馮、胡間仍然信使往來，不絕於途。1934年1月，胡漢民派曹四勿到泰山見馮。同月12日，馮玉祥派李興中攜函到香港見胡，函雲：

七、請即派員來部主持黨務，領導一切，使全軍有所信仰。

胡漢民被釋后，在上海積極發表抗戰言論，抨擊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得到國民黨內抗日力量的擁護。當時，寧粵雙方正在上海召開和平統一會議，馮玉祥派張允榮（省三）等到上海與胡漢民聯繫，胡漢民於10月27日復函馮玉祥，對他的愛國熱忱予以肯定 。此函為馮玉祥復胡漢民之作。

任，指任援道；何，指何世楨。二人均為胡漢民派往馮玉祥處的使者。當時，《中日上海停戰及日方撤軍協定》已經簽字，該協定規定中日雙方軍隊在上海周圍停止一切敵對行動，日軍撤至事變前原駐地區，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反對，李宗仁等甚至以袁世凱的二十一條相比。馮函所稱「近辱國更甚矣」，指此。

程潛於1928年被李宗仁拘禁，同年11月解除監視，其後，即寓居上海，逐漸成為湖南及上海地區反蔣派的領袖。當時，在他周圍的有柏文蔚、黃復生、熊克武、張知本、黃季陸、何世楨、桂崇基及原湘籍軍人，官吏陳嘉祐、陳嘉任等。

五、請予虎城以軍事名義，使之領導西北各軍，殿英願附之，用以堅其心，遂其志，且亦易於推動也。並望津方派員切實致意，務期一致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