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輯 隔海煙雲——台灣所藏秘檔解讀
胡適曾「充分的承認社會主義的主張」
8月3日之後，胡適讀了一些關於蘇俄的統計材料，又給張慰慈寫了一封信，中雲：
自由，當然是個好字眼。無產階級要爭得本階級的自由，也要爭得民族的自由，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它還應該保證每個公民都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但是，胡適不懂得，自由主義卻不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他和蔡和森之所以辯論了五六個小時，大概就是在這個問題上相持不下。
我在莫斯科三天，覺得那裡的人有一種Seriousness of purpose（目的的嚴肅性——筆者），真有一種「認真」、「發憤有為」的氣象。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館」，看那1890—1917年的革命運動，真使我們愧死。我們應該發憤振作一番，鼓起一點精神來擔當大事，要嚴肅地做個人，認真地做點事，方才可以對得住我們現在的地位。
胡適不僅將他的訪蘇印象告訴了張慰慈，而且也告訴了他的另一位好朋友徐志摩。8月27日函雲：
你不必對於我們的Dictatorship（專政——筆者）懷疑，英美等國名為尊崇自由，實是戴假面具，到了微嗅得一點危險時，即將假面具撕去了。如此次對付罷工的Emergency Powers Act（緊急權力法——筆者）即是一證。他們也是一種Dictatorship，只是不肯老實承認。蘇俄卻是言行一致，自認為無產階級專政。
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意志的專篤，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九_九_藏_書
不難看出，三天在莫斯科的訪問極大地震動了胡適，他簡直有點兒崇拜蘇聯了。
人易受環境的影響，胡適只在莫斯科訪問了三天，就「充分的承認社會主義的主張」，認為20世紀是無產階級「爭自由」的時代，如果時間更長一點呢？不知道他的自由主義觀點會不會和「狄克推多」發生衝突？當時，在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人曾經勸胡適在俄國多考察一些時候，然而胡適因為要趕赴英國開會，未能久留。
黨綱應包括下列各事：一、有計劃的政治。二、文官考試法的實行。三、用有限制的外國投資來充分發展中國的交通與實業。四、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
不以歷史的「必然論」為哲學，而是「進化論」為哲學。資本主義之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
當晚，胡適寫了一封信給張慰慈，報告他的訪蘇印象：
8月2日，胡適離開蘇聯。在車上，他和一位蘇聯人談話，坦率地闡述了自己的政治見解。這位蘇聯人對胡適說：
10月4日，胡適在巴黎手酸眼倦地寫了一封長信給徐志摩，回答他的質難。胡適承認：社會主義的生產力還趕不上資本主義，但他說：「我們不能單靠我們ｒeａd.９9ｃｓｗ.cｏｍ的成見就武斷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不能有偉大的生產力。」對於有無「比較平和比較犧牲小些的路徑」問題，胡適說：「近世的歷史指出兩個不同的方法：一是蘇俄今日的方法，由無產階級專政，不容有產階級的存在。一是避免階級鬥爭的方法；採用三百年來『社會化』（Socializing）的傾向，逐漸擴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會。這方法，我想叫它做『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胡適不同意把「自由主義」看成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他再次表示：「自由主義的傾向是漸次擴充的。十七、八世紀，只是貴族爭得自由，二十世紀，應該是全民族爭得自由的時期」，「為什麼一定要把自由主義硬送給資本主義？」
大概很少有人相信，胡適曾經「充分的承認社會主義的主張」，然而這是有胡適自己的日記為證的：
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麼配批評蘇俄！……
帝國主義的國家暗地利用軍閥，阻撓改革運動，在波斯、土耳其皆有明證，若不先作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則內政的革新必無希望。
去年許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討論，我所以遲疑甚久，始終不加入者，根本只因我的實驗主義不容我否認這種政治試驗的正當，更不容我以耳為目，附和傳統的見解與狹窄的成見。我這回不能久住俄國，不能細細觀察調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見已足使我心悅誠服地承認這是一個有理想、有計劃、有方法的大政治試驗。九_九_藏_書
這位蘇聯人又說：
8月3日，火車到達德國柏林。胡適回想在莫斯科與蔡和森的辯論，因而寫下了本文一開頭引述的那頁日記。它是研究胡適思想的重要資料。遺憾的是，最近台灣遠流出版公司影印了收集到的全部胡適日記手稿，但是卻遺漏了包含上引日記在內的《歐遊日記》第一冊，不知是什麼原因。
有一次，胡適的自由主義立場幾乎動搖了。10月17日，他去看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羅素對胡適說，蘇俄的Dictatorship辦法，是最適用於俄國和中國，這樣的農業國家之中，若採用民治，必鬧得稀糟，遠不如Dictatorship的法子。胡適表示：「我們愛自由的人卻有點受不了。」羅素答道：「那隻好要我們自己犧牲一點了。」當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此言也有道理，未可認為全不忠恕。」
——讀胡適日記之一
胡適這裏不僅表示了他對社會主義的嚮往，而且設想了黨綱，準備組黨為之奮鬥。他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寫這頁日記的呢？
1926年7月，胡適赴英國參加「庚款諮詢委員會會議」。他採納李大釗的建議，取道蘇聯。7月29日到達莫斯科，30日參觀革命博物館，胡適很受感動。31日與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梅里姆（Merriam），哈珀斯（Hawpers）參觀監獄，三人都很滿意。梅里姆reａｄ•99csｗ.ｃｏｍ教授對蘇聯的印象很好，評論說：「狄克推多（意為專政者Dictator的音譯——筆者）向來是不肯放棄已得之權力的，故其下的政體總是趨向愚民政策。蘇俄雖是狄克推多，但他們卻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依此趨勢認真做去，將來可以由狄克推多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胡適同意梅里姆的看法，認為他的「判斷甚公允」。當天下午，胡適拜訪正在蘇聯的于右任，于不在，碰見著名的共產黨人蔡和森，二人分別已久，竟至於彼此不認得了，「縱談甚快」。其後，劉伯堅、王人達、馬文彥等陸續到達，于右任也回來了。胡、蔡繼續辯論，從三點直辯到九點，後來，莫斯科中山大學負責人拉狄克來訪，才把二人的舌戰打斷。
我是一個實驗主義者，對於蘇俄之大規模的政治試驗，不能不表示佩服。
今日回想前日與和森的談話，及自己的觀察，頗有作政黨組織的意思。我想，我應該出來作政治活動，以改革內政為主旨。可組一政黨，名為「自由黨」。充分的承認社會主義的主張，但不以階級鬥爭為手段，共產黨謂自由主義為資本主義之政治哲學，這是錯的。歷史上自由主義的傾向是漸漸擴充的，先是貴族階級的爭自由，次有資產階級的爭自由，今則為無產階級的爭自由。略如下圖（見書影）。
胡適沒有想到，他的這些信寄回國之後，卻挑起了一場小小的爭論。
9月11日，徐志摩在《晨報副刊》上摘要發ｒｅad.９９csw.ｃｏｍ表了胡適的信，同時加了長篇按語，徐志摩表示：俄國革命所表現的偉大精神與理想，如同太陽是光亮的事實一樣，除非是盲人，誰都不能否認。但是，徐志摩又表示，胡適的信也有「未敢苟同」之處。其一是所謂「由狄克推多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的提法，徐志摩認為「這是可驚的美國式的樂觀態度」，其二是對蘇俄的「新教育」的看法，徐志摩認為蘇俄「拿馬克思與列寧來代替耶穌，拿《資本論》一類書來代替《聖經》，拿階級戰爭唯物史觀一類觀念來替代信條」，和「知識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是矛盾的。徐志摩並說：「即使蘇俄這次大試驗、大犧牲的結果是適之先生所期望的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我們還得跟在懶惰的中庸的英國人背後問一聲：難道就沒有比較平和比較犧牲小些的路徑不成？」
胡適表示，將來回國之後，很想組織一個俄國考察團，邀一些政治經濟學者及教育家同來做一較長期的考察。
《晨報副刊》之外，天津《國聞周報》也有人發表文章，批評胡適的信：「幾乎沒有一句是通的，所發表的意見幾乎沒有一句是對的。」對於這樣的批評，胡適只在日記中寫下了「淺薄之至」四個字，不屑作答了。
對於這一段「赤化」宣傳，胡適這位有名的自由主義者居然在日記中寫道：「此言卻甚有理。我看蘇俄之《刑事律》及《蘇俄指南》，皆十分老實，毫無假裝的面孔。」
繼徐志摩之後，菊農等也在《晨報副刊》發表文章，認為「狄克推多與民治主義是根本不相容的」，最新的教育不等於最好的教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