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步洲沒有說話，從這個「行家」的口中，他知道自己既然不幸而進了這個門，只好繼續忍耐，只有聽任別人擺布的份兒了。

池步洲突然從尚稱寬敞舒適的家庭中被投入這樣擁擠狹窄的監房，聞著馬桶的尿騷味、犯人的汗腥味、屁臭氣和口臭氣，聽著同監房甚至隔壁監房犯人發出的「呼呼」鼾聲，想想自己出於一片愛國熱忱為抗戰做出了巨大貢獻，如今卻被當作反革命分子看待，再想想妻子兒女們現在一定在撕心裂肺地呼喊哭叫，哪裡還有一絲兒睡意？眼睜睜地看著鴿子籠似的監房和通道上射進來的昏黃電燈，心潮起伏，思緒萬千，根本無法合眼。

池步洲對這種做法十分反感：從道理上說，沒有判刑的未決犯，既可能是有罪的，也可能是無罪的，從身份上說，還是公民。提取指紋留存檔案，只能對已決犯進行，或對與指紋有關的嫌疑犯進行，怎麼可以稀里糊塗地胡攪一鍋粥，不問青紅皂白，不問是否有罪，一加逮捕，就先提取指紋留檔呢？這種做法，簡直是無視人的尊嚴，是違反「人權」的。

吃過飯，把空飯盒送出門外，犯人們就坐在鋪位上，聽號頭給新來的犯人讀《監規》。這是例行公事，也是當號頭的職責所在。按《監規》規定，犯人之間，是不許說出各自的姓名，更不許談論案情的。但是規定是規定，只要查監巡視的看守不在門外，低聲地互相交談幾句，號頭並不禁止。

一個人被捕，有兩種可能，一是有罪，一是無罪。作為司法人員，首先必須甄別抓來的人有罪或無罪。但是解放初期的司法人員出於階級偏見，往往在「共產黨是不會冤枉一個好人的，你是共產黨抓來的，所以絕不會錯」的錯誤論證法指導下，對抓進來的人，不是先去甄別其罪錯的有無，而是一概肯定其有罪。於是，任何人被捕，哪怕你原來是共產黨員，現在也依舊對黨忠心耿耿，卻一進門就要你認罪。不認罪的，就是態度惡劣。世界各國的法律，量刑的標準主要是罪行的大小，認罪不認罪是次要的。罪犯不認罪，只要鐵證如山，也可以根據其罪行判刑，但並不加刑。中國的解放初期，對於罪犯「態度的好壞」看得很重：重刑犯因為態度好可以減刑，輕刑犯因為態度不好可以加刑。當時執法機關中有一句很流行的話：「不管你有罪沒罪，憑你這惡劣態度，就可以判你的刑。」於是，量刑沒了標準，法治就變成人治了。

這時候號頭插了一句話：如今上海還沒有法院，凡是偷雞摸狗的小案子，在公安分局就解決了；凡是與政治有關的案子、殺人放火的大案子，或者牽扯到婚姻、房屋、債務之類民事案子，才關提籃橋監獄，由軍管九九藏書會政法領導小組審問宣判。他開導池步洲說：「把你關進這裏來，絕不會是解放前你在國民黨部隊里干過。估計可能還有什麼大問題沒說清楚。你一定要爭取主動坦白，爭取早日結案，早日到勞改大隊去勞動，生活比在監獄里要好得多。要不然，長期關在這裏，永遠結不了案子，也永遠見不到家屬。」

從常情分析，一個沒有罪的人，被銬上了手銬，關進了牢房，從精神到肉體，都受到了摧殘與折磨，心情的「不愉快」，當然可想而知。如果這個人道德、修養、認識、情操都很高，懂得任何政法機關都有抓錯人的時候，因此耐下心來，與政法機關合作，把自己的冤情剖析明白，從而最後達到無罪釋放的目的。這就叫「有錯抓沒有錯判」。但是具有如此高尚情操的嫌疑犯和審判員並不是很多，多數人無罪被捕，總是火氣極大，呼喊頂撞，也在所難免；而司法人員則更不冷靜，雖然那時候上海地區的司法人員還不敢公開地用刑，拍桌子、瞪眼睛之外，採取「疲勞轟炸」「限制飲食」等等變相體罰來迫使犯人認罪的事，卻是屢見不鮮的。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緣未到傷心處。」當他搓著一雙無法洗靜的「黑手」、滿噙著熱淚回到監房來的時候，當天新來的犯人問他：「過堂了？」他還沒回答，老犯人以「行家」的口吻反駁他說：「他只比你早來幾個鐘頭，怎麼會提審？你沒見他兩手墨黑，和你一樣？他是昨天下半夜抓進來的，這是補上『彈鋼琴』這一課去了。告訴你吧，這裏的規矩，不關你三天五天，是絕不會提審的。你要問他，他說是案子多，沒排上隊，其實是殺殺你的火氣，把你的火氣殺下去了，他再來慢慢兒地消遣你。反正他不著急你著急。」

監獄里每天開兩頓飯：上午九點開一頓，下午四點開一頓。按規定，未決犯每人每頓一飯盒飯，份量大約是三兩，由大夥房的刑事犯炊事員按人頭份兒送到各監房門口，各自取食。菜當然是素的，就澆在飯上面。監規規定：每頓飯，飯菜都必須吃完，不許剩下，更不許浪費，要是發現誰糟蹋糧食，下一頓飯就要停止供應了。

池步洲被關的監房，進身大約有二米五，寬約二米，屬於「一步樓」式結構：一進門有一塊進身約半米的水泥地面，左邊靠牆放著一個馬桶；剩下的全部面積，是半尺高、兩米見方的木板「統鋪」，大小跟一張老式的雙人床差不多。按照原設計，一間牢房只關一個人，最多不過關兩人，現在鋪上已經有四個人頭朝鐵門睡著。看守叫醒了「號頭」，讓他給「2444號」也就是池步洲安排鋪位，鐵門就在身後「咣啷」一聲關上了。

htｔpｓ://rｅａd.9９csw.com池步洲正奇怪這個號頭既然什麼都知道，怎麼自己不爭取把問題都說清楚了？2433號犯人似乎猜到了他的心思，代號頭解釋說：「解放以前，他也是黃浦分局的，不過他是個『三道頭』警長，是我的上司，解放以後沒有留用他，也沒有逮捕他。他自己到反動黨團分子登記處登記，坦白自己參加過軍統組織，從此公安局三天兩頭找他寫材料，今天要他檢舉這個，明天要他證明那個。到了今年年初，乾脆把他抓了起來，關在這裏，拿他當活字典用，還說這是保護他的人身安全，可以毫無顧慮地檢舉他所知道的特務分子。這一關，已經在這裏關了三個多月，到今天還沒有結案呢。」

這個監獄，本是上海租界時代「大英帝國」對中國人民的恩賜，也是西方文明在東方古國的具體體現。根據所謂的「領事裁判權」，租界內的中國百姓，概由英帝國主義者逮捕、審判、關押，中國方面無權過問。因此，這座監獄也是中華民族百年屈辱的標誌。當時的上海，是東南亞最大的都市，提籃橋監獄，則是東南亞最大的監獄：大牆裡面，一共設有八座男牢、一座女牢、一座專門關押洋人的真正的「西牢」、一座監獄醫院。每座樓房，能關一千人左右，十座樓房加上一座醫院，一共能關押一萬多犯人。對於上海這個犯罪率極高的「冒險家的樂園」來說，設立這樣巨大的監獄，是十分必要的。正因為它的吞吐量大，從租界時代到解放以前，這裏還從來沒有「滿員」過。

九點過後，早飯送到。犯人們等急了似的慌忙搶到手裡，有滋有味地吃著，像是美味珍饈。號頭把剩下的一個飯盒放到了池步洲面前，糙米飯上面澆著一勺雪裡蕻豆腐。這時候池步洲心中好像燒著了一團火，一點兒食慾也沒有，連看都懶得看。號頭說：凡是新來的犯人，開頭一兩天都是這樣。別說是糙米囚糧了，就是雞鴨魚肉，也難以下咽的。三天一過，這樣的糙米囚糧，就會變成山珍海味。他問明了池步洲確實不想吃以後，就把飯平分給了大家。

在晨光下，依稀能看見一座座的樓房上有許多帶鐵條的門窗，這就是牢房。獨臂監獄長訓完了話，被捕的犯人分幾撥由全副武裝的民警押解著，送進監房。池步洲被押解著進了二號樓，又爬了近一百級樓梯，到了第四層的「中廳」，已經氣喘吁吁。這裡有一個年輕的值班看守，坐在一張桌子面前監視著左右通道里的動靜。武裝民警把名單和犯人一起點交給他。他逐一在名單上編了號碼，拿鑰匙先開開通道的鐵門，把犯人們都轟了進去，然後依次打開一扇扇牢房門，把犯人們按編號一個個塞九_九_藏_書進監房裡。

最後一個進來的犯人，睡最後一個鋪位，腦袋衝著馬桶，是監獄里不成文的規矩。

池步洲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解放前，是無法無天的社會，除非是秘密逮捕，凡是公開逮捕的，第一允許有律師辯護，第二也允許家屬探監；如今是新中國了，在這一點上，怎麼還不如舊社會？

按照監獄的原設計，牢房有大小之分，以適應不同身份的犯人。最大的牢房，能關二三十人，最小的牢房，只關一個人。從這間牢房的大小看，原設計也許只關一個犯人，最多也不過關兩三個犯人。即便按三個人算，每人還有半米多的鋪位，如今一下子關了七個人，每人只有二十厘米的鋪位了，晚上怎麼睡覺？

解放初期，我就在上海的政法部門工作，對當時的辦案情況可以說是比較了解的。從道理上說，法制機關本來應該是最講理的地方，但是解放初期的法制機關，往往是最不講理的地方，或者是「講一面理」的地方。因為「法」屬於上層建築，「理」是有階級性的；不同階級的人從不同的階級偏見出發，各說各的理，那自然永遠也「說不到一塊兒去」。

好在過不了半個小時，起床的哨聲就響了，號頭督促大家起床，把被子疊得整整齊齊的，最後全都靠牆盤腿坐下，等待看守來開門帶出去洗臉、刷牙、倒馬桶。

但是對於當局未經判決就認定是反革命、就強迫提取指紋手印一事，他卻實在無法接受。手印一摁，不就等於承認自己有罪了嗎？按照他的性格和「士可殺而不可辱」的認識，真想拼一個魚死網破，也不能接受這種「非法」的對待。可是想到妻子兒女，想到只有活著才能最後澄清自己的問題，只好一忍再忍，也和其餘犯人一樣，任憑人家怎樣擺布。

新來的犯人全部送進監房，又把昨夜抓來的犯人一個個提出，押送到樓下一間大房間里核對登記表格和按捺指紋卡片。先由一名警員從檔案袋裡抽出一張事先填好的登記表來，按姓名、年齡、籍貫、住址、案由……等等逐項詢問核對。輪到池步洲核對了，他看見表格的「案由」一欄上，寫的是「反革命」三個字，犟脾氣發作起來，不但堅決否認，還振振有詞地聲明自己抗戰期間有功，解放以後無罪。核對錶格的警員也不理他，問過以後，就把表格交給另一警員，讓池步洲捺印指紋：用油印機的滾筒蘸上油墨，在一塊玻璃上來回推滾，等油墨塗勻以後，先每個手指頭蘸上油墨，在一張大卡片上摁出十個展寬了的指紋，再整隻手掌蘸上油墨在另一張卡片上摁兩個全手掌掌印。

號頭吆喝了幾聲，讓其餘幾個犯人往右靠靠，對裝睡不理的犯人，還動手撥拉推搡，在嘟囔叫罵聲中，九_九_藏_書終於在左面牆腳騰出一尺來寬的地位來。號頭讓池步洲和衣躺下，還多少也勻給他一角薄被，沒再說任何話，就各睡各的了。

號里的四個犯人，雖然都是「四·二七」大逮捕以前抓進來的，但無疑都是政治犯。因為這裏的犯人，基本上都是按犯罪性質劃分樓房的。坐在池步洲旁邊的2433號犯人先悄悄兒地問他：昨天夜裡警車嘯叫了一夜，抓進來那麼多人，是不是有什麼特別行動，又問他犯的是什麼案子。池步洲本不想說話，但是想到新來乍到，對這裏的情況一點兒也不了解，能從老號那裡多知道些東西，也許對自己有用；再說，自己一肚子煩惱，說說話兒，也許能稍解心寬，就也低聲地告訴他：看樣子是進行全市大逮捕，各區同時出動，抓人的確很多；至於自己為什麼被抓進來，無非因為自己以前在國民黨部隊里干過，被算作歷史反革命了。

正沉思間，又有幾輛警車嘯叫著先後從外面開了進來，好久之後，才聽見開鐵門、關鐵門的聲音從遠而近，終於池步洲的監房裡也被塞進兩個犯人來。

池步洲剛剛被捕，家裡還沒送來洗漱用具，只好暫時將就，在牢房裡的習慣說法，就叫「克服克服」。人一進了這個門，不管你有罪沒罪，是上等人還是下等人，就一律在前面加上一個「犯」字，而「犯」字是帶「反犬」旁的，至少有一半兒已經不是「人」了，還能講究什麼？

有道是「識事務者為俊傑」，池步洲從半夜被捕直到關進了牢房，並沒有大吵大鬧，而是逆來順受，考慮的是如何洗刷罪名，還我清白。

提籃橋監獄，正名兒叫做「上海市監獄」，當地人稱之為「西牢」，因為建在楊樹浦提籃橋街，所以習慣上都稱之為「提籃橋監獄」。

2433號犯人自我介紹說：「解放前，我在黃浦分局當警察，是個一道杠的警士級小巡長，還不算警官，管的是幾條街道的治安巡查。解放以後解放軍接管了警察局，宣布警官以下一律作為」依靠力量「留用，解放前的歷史問題，只要說清楚，一概既往不咎，要大家放下包袱，輕裝前進。我『放下包袱』以後，將近兩年來，做了許多戶籍核實、整頓治安、清查逃犯等等工作。如今局裡各項工作剛剛有了些頭緒，卻以歷史問題沒有交待清楚為名把我給抓起來了。每次提審，總追問我解放前抓過幾個地下共產黨員。我在舊社會當了十幾年警察，因違犯治安管理而抓的人，少說也有好幾百個了，誰知道哪一個是共產黨？即便真有共產黨，能告訴我么？看樣子，一進了這個門，是一輩子都出不去了。」

作為執法人員，在定案之前，頭腦中絕不能先認定被審問的人有罪，不然就是先入為主，不https://read.99csw.com可能客觀地、公正地辦案了。一個審判員，要設身處地地為人家想一想：如果你也無罪被捕，你的心情如何？但是解放初期的辦案人員，沒幾個會這樣想，多數人的邏輯是：你是共產黨把你抓來的，一定不會錯。你不認罪，申明自己無罪，他就會反問你一句：「難道共產黨錯了嗎？」如果你真的回答說「正是共產黨錯了」，那可就不是態度惡劣的問題，而是「污衊共產黨」、「攻擊共產黨」的問題了。那年月，誰說一句共產黨不好尚且是大逆不道，為當局所不容，敢說共產黨有錯，簡直就是十惡不赦，不嚴懲你，嚴懲誰去？

「號頭」是獄方指定的「小組長」，也叫「學習號」，一般都是進來時間較長、認罪態度較好、肯于靠攏政府幫助政府做工作的犯人。按照慣例，他睡的是右邊靠牆的鋪位，而睡左面靠牆鋪位的犯人，腦袋正好衝著馬桶。——睡覺頭朝外，是監獄里的規矩之一，大概是便於獄警查監吧。

池步洲長期在國民黨政權下工作，一向以中國人的民族氣節、固有道德和人性良知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對共產黨的認識方法和行為準則一無所知，難怪他解放以後對共產黨的某些政策法令格格不入，最後終於被當作反革命抓進監獄里來了。

天色雖然已經亮了，但還沒有到起床的時間，原來呼呼大睡的犯人被開啟鐵門聲吵醒，有的嘟囔了幾句，翻個身接著再睡，有的就用粗話罵娘。遇見罵得十分難聽的，看守就大聲訓斥，然後吩咐監房裡的「號頭」安排鋪位，讓新來的犯人睡下。

這裏的犯人編號，第一位數是牢房編號，后三位數才是犯人的編號。池步洲的編號是2444，表示二號監、第四百四十四號犯人。第一二號監，關的大都是政治犯或重刑犯，流氓小偷兒之類，大都關在七八號監。池步洲乍一聽見這個號碼，心裏一悸愣：我今年四十四歲，怎麼我的號碼也是四十四？難道「四」與「死」同音，真的不吉利么？

他當然不懂得，在那個年代，「人權」這個概念，是屬於資產階級思想範疇的。對無產階級來說，第一根本就不承認有「人權」的普遍存在，因為在階級社會裡，只有統治者的權力，根本沒有被統治者的權力；第二即便真有「人權」這種東西，也要服從革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祖國的需要。共產黨代表革命，代表人民，代表祖國，因此也就是必須服從共產黨的需要。解放初期，大陸推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沒有輿論監督，虛設監察機關，以致後來流毒泛濫，造成下面以權代法，上面「金口玉言」，一個人說了算，歸根結底，推行「人治」而不推行「法治」，是一切錯誤的總原因，是一切腐敗現象的總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