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是團里樹立的樣板，意思是：國民黨戰俘只要認真改造，也可以入黨，也有光明前途，這位軍醫，就是例子。

為什麼全團只有一、三、四隊而沒有二隊呢？後來才知道，解放初期，這裏曾經有過一個二隊，關押著一百多名罪惡特大的重刑犯，後來於一九五三年起解到南京軍區軍法處法辦了。上海來人之前，這裏只有一隊、四隊，上海來人之後，補了一個三隊，二隊仍缺。

公安局辦事，特別是監獄里對待犯人，保密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不論到什麼地方，上了車，不到下車時間，絕不知道要到什麼地方去。大家當慣了犯人，對於這一點倒是都習慣了。他們不會去問，也不敢去問。心中只有一個信念：共產黨說話算話，絕不會欺騙大家。這些人，在共產黨的眼裡個個罪大惡極，如果要鎮壓，要槍斃，也等不到今天了。何必要把大家喂得肥肥得再來收拾你？再說，拿出這麼大的人力、物力來開這樣一個玩笑，也沒有任何必要哇！因此，人人心安理得，吃得下，睡得著，車廂內嘻嘻哈哈，有說有笑，一派喜氣洋洋的歡樂景象，只等著到達目的地以後，參觀訪問，大開眼界。這樣的免費旅遊，也只有在共產黨的天下，才能享受，倒退十年，還沒這可能哩！

人心浮動，思想混亂，牢騷增加，有的人開始罵娘，有的人偷偷兒掉淚，有的人怪蔣介石不該早不早晚不晚的偏偏要在這個節骨眼兒上捅這一刀，有的人怪自己流年不利……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小會最後以編班編組、安排鋪位結束。幹部們走了以後，大家議論紛紛，有認為這是一場大玩笑的，有說這是一次徹頭徹尾的大騙局的，更有聰明人認為共產黨開始的時候確實是想把大家放了的，一定是有了突然的變故，多半還是台灣方面又有了反攻大陸的動作，共產黨一害怕，不敢把這些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放出去禍國殃民，於是突然之間來個急轉彎，把這些人都塞到這裏來，納入軍事系統嚴加管制，一有風吹草動，只怕還要拿這批人做犧牲呢！

這裏的活動日程，每周學習五天，周六從事集體活動，如搞清潔衛生、從事種菜修路之類的輕微勞動、組織文化娛樂活動、排演各種節目，晚上一般都有一場電影，或請當地的呂劇團來演出等等。星期日休息，自由活動。伙食基本上按照部隊標準，每星期改善一次。洗澡的次數比勞動板箱廠多，而且洗的時間長，不至於剛沾濕了身子，就要從浴池裡爬出來。

這一宣布，簡直像晴天里打了個霹靂，震得大家如墮五里霧中，幾乎不辨東西南北。這樣的轉折，太突然了，也太富於傳奇色彩了：四五個月來，上海監獄做了那麼多的工作，口口聲聲，只說要讓大家重返社會，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直到昨天下火車，帶隊的幹部還說要到許多地方去參觀呢，怎麼一夜之間，情況突變，「犯人北上參觀團」就變成「解放軍官訓練團三中隊」了。這不是欺騙么？

三十多個人，在幹部的帶領下，加上押送的武裝獄警，一九-九-藏-書行四十多人，搭乘一節包廂，高高興興地往北進發。除了沿站不許下車之外，在車廂內可以自由走動，與普通旅客無異。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在這場戰爭中，池步洲雖然沒有受到點名批判，但因他常與楊若膺嘀嘀咕咕，也間接受到非難，要他交待揭發談話的內容。池步洲的為人，生平最恨的就是這種自相殘殺或賣友求榮的勾當，入獄以來，從來不幹，這一回當然一本初衷，對所有指責，一概矢口否認，沒有揭露楊若膺的任何「反動言論」。楊若膺呢，也是一條硬漢子，鐵嘴鋼牙，一口咬定沒跟池步洲有過任何串連。反正是沒根沒據的事情，瞎咋唬一通以後，也就不了了之。

對於「解放軍官訓練團」的情況，絕大多數人是一無所知的。王榮卻因為他的哥哥王耀武曾經在這裏呆過一個時期，多少知道點兒內情。他悄悄兒地對池步洲說：「解放軍官」指的不是解放軍的軍官，解放軍的軍官不論大小一律稱幹部；「解放軍官」，實際上指的是「俘虜軍官」。解放軍一向有「優待俘虜」的政策，不打不罵不搜腰包之外，還給飯吃，給衣穿，實行人道主義待遇。對士兵，一般通過訴苦教育，啟發他們的階級仇恨，包括抓夫抓丁所受的苦楚，把仇恨集中在蔣介石一個人身上，然後動員他們當解放軍，拿起槍來，為自己、為父兄、為階級兄弟報仇雪恨。對連排長之類的下級軍官，一般發給路費遣散或押送回原籍交當地政府管理。對團以上高級軍官，一般是「組織學習」，不算判刑，但沒有期限。到了某個運動，就拉出來槍斃一批。例如傅作義部隊起義以後，部隊改編，團以上軍官集中在天津郊區學習，稱為「清河四大隊」，到了鎮反運動，槍斃了一大批，判刑勞改的一大批，只有少數人從戰俘升級為戰犯，關進了戰犯管理所。這種戰犯管理所，不但撫順有，北京的小湯山也有。山東的這個，是只關少將以下的國民黨俘虜軍官的，所以不叫「戰犯管理所」。他哥哥王耀武和杜聿明，就都在這裏關押過。杜聿明還曾經因為不服管教被戴上手銬腳鐐關過禁閉。後來因為王、杜兩人都是上將軍銜，被起解到北京去了。

訓練團不是勞改隊，不以勞動為主，而是以「訓練」為主。所謂「訓練」，實際上就是政治學習，就是思想改造。其主要內容，一是寫材料坦白交代自己的「餘罪」，二是檢舉當年同僚們的歷史罪行，三是打小報告檢舉本隊人員近來的不法言行。隊部每天都要叫一些人去談話，主要內容，當然是聽取隊內人員的思想、言論、動態。鄭錫麟幾乎每天都要往隊部跑，有時候是隊長叫他，有時侯是他自己主動找上門去。上海來的這一批人心中不滿，除了跟過得著的人悄悄兒耳語幾句外，也不敢公開表示，因為一者有鄭錫麟這樣的特務分子，時時瞪著眼睛、支楞著耳朵在注意著大家的一言一行，二者還有一些積極分子也在步鄭錫麟的後塵，總想用打小報告來博取隊長的好感https://read.99csw.com，從而達到早日釋放的目的。

飯後，由那名幹部把大家帶到一座大樓的二樓，看樣子像是一間大教室。房間的兩面，已經鋪好了稻草和葦席的統鋪，鋪上放著軍毯、棉被、枕頭等等，足夠四五十個人用的。房間的一頭，有幾張桌子，可以放臉盆、洗漱用具和雜物。

可是這時候上海監獄的帶隊幹部都不見了。從政法系統轉到了軍隊系統，初來乍到，不知這個池塘的深淺，像這樣的問題，作為囚犯，誰敢提出來質問？

到了這時候，大家基本上認定這裡是參觀旅途中打尖歇腳的中繼站了。至於是什麼勞改單位，還不知道。當然也不能問。這裏的住宿條件，雖然不如監獄醫院那樣舒服，但作為犯人，應該說比那沙丁魚罐頭似的牢房強得多得多了。

楊若膺經常與池步洲在一起嘀嘀咕咕，當然逃不過積極分子們虎視眈眈的眼睛。楊若膺的為人，也是最最痛恨特務分子，碰見鄭錫麟盯得太緊了，就老實不客氣地回敬幾句，甚至當眾嗤之以鼻，給予羞辱。

大家下車，第一件事情就是開飯。由一名幹部帶領大家到食堂去。這時候人人都已經飢腸轆轆，飯菜一上來，先飽餐一頓再說。

醫務室里有一名醫生，原是國民黨部隊里的軍醫。按照國際慣例，交戰雙方，不俘虜醫務人員，因此他可能是起義或投誠的；但是國共交戰，是否也遵循國際慣例，不得而知，因此他也可能是戰俘。但至少不應該算戰犯。他待人和氣，看病細心，完全是一名好醫生。他申請入黨，得到批准，團里為此召開了大會，副團長和政委都講了話，讚揚備至；他自己也致了答詞，表示此生堅決追隨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高圍牆裡面，有一棟兩層的樓房和兩棟平房，都很寬敞。上海來的一夥兒，編為三隊。成員大部分是國民黨軍隊系統中上校、少將級的師、團長或參謀長之類的軍官，住在樓房的樓上。樓下是隊長辦公室。在樓房的東面有一棟平房，住著大約百來名被俘軍官，稱為四隊。成員主要是國民黨中統、軍統、政工人員、專員、縣長、省府委員、行政專員、省黨部委員以及其他中校級文官。四隊的前面，是一塊相當開闊的空地，可容幾百人集合開會或看戲看電影。三隊與四隊之間沒有隔牆，但絕不許互相來往，周圍則圍著很高的圍牆。四隊住房的后圍牆外面，另有樓房和平房，那是警衛部隊的營房。在三隊隊長辦公室旁邊的圍牆上，開有一個側門，大鐵門平時總鎖著。門外有一所房子，住著幾十名戰俘，稱為一隊。據說他們不是軍銜較高，就是有特別的來歷，因此也稱「將官隊」，監管較松，以視優待。平常時候是看不見他們的，只在全團集合開會、看戲、看電影的時候，他們才整隊出來，人數大約六七十個。一隊指導員董敏，後來升任訓練團訓練科科長。

池步洲苦笑一聲：「我可不是戰俘哇！這一來，算是對我的優待么？」

楊若膺在上海監獄醫院休養期間，就與池步洲關係較好，來到九_九_藏_書禹城以後，他牢騷最多，意見最大，幾次動員池步洲與他一起到隊部去質問，為什麼說得明明白白要提前釋放的話又不兌現，池步洲膽小怕事，沒聽他的話，他就自己一個人獨闖隊部，去與隊長「講理」。隊長當然不能承認有這樣的事情，只能找理由解釋或用好言安慰。楊若膺從隊部出來，就找池步洲講他與隊長談話的經過，同時再三動員池步洲與他一起去隊部，證明上海市的某首長確實講過這樣的話。他甚至說：「這裡是俘虜營，不是監獄，我當過俘虜，懂得解放軍的俘虜政策，他們不會怎麼著咱們的，你不要怕。」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大約九點多鍾，汽車終於在一處高牆下面停住。帶隊幹部下去聯繫后，大門訇然打開，可以看見門口有持槍的解放軍在站崗。車子直接開了進去，大門在車后徐徐關上。那情景，與上海提籃橋監獄何其相似。

不過這一場戰役，也打掉了楊若膺的五百年道行，從此再也不敢神氣十足地逞匹夫之勇了。他面色蒼白，灰心喪氣，沉默寡言，前後判若兩人。見了池步洲，即便擦身而過，也不搭話，以免給積極分子提供打小報告的材料。

有一次看電影，全團都到了。但是隊與隊之間有一米左右的「藩籬」，兩隊人員，既不許打招呼，更不許說話。當時天色還不太黑，池步洲往一隊那邊隨便望望，不由得吃了一驚，沒想到當年重慶軍委會特種技術研究室的同事楊肆、丁緒曾和葉仲驊三人竟在一隊的行列中坐著。楊肆也看見池步洲了，他立刻捅捅身邊的丁緒曾和葉仲驊。那邊三個，這邊一個，互相望著，也只能微微點頭，至於究竟算是招呼、算是問候。算是致意還是算疑問，只能各人自己去體會了。

這裏屬部隊管轄，仍按部隊編製，團長既然是兼職，大概是個挂名的「虛職」；劉副團長年紀不過五十多歲，但是鬍鬚頭髮都已經花白，一副「老態」，說話和氣而誠懇；言政委四十多歲，比劉副團長能說，給人的印象也相當不錯。至於三名中隊長，都還只有三十來歲。

「解放軍官訓練團」的房子，據說原來是教堂，後來改為禹城中學，因為離城內太遠，辦中學不合適，所以移交給了軍隊收容俘虜軍官。難怪房子都很寬大，原來都是教室，圍牆當然是解放后因為要關押戰犯，才加高了的。

楊若膺不管不顧地折騰了一個多月，開頭隊長們還善言相勸，無奈楊若膺「逮理不讓人」，老在「共產黨一向說話算話，為什麼這一次說了不算」上面做文章，終於把隊長們給惹火兒了。於是臉色一變，不再勸慰了，而是發動全隊人員進行批判，要他坦白交代近一時期來不滿、串連、對抗等等一系列反動言行。於是以鄭錫麟為首的一夥兒積極分子們有了用武之地，大會小會，揭發批判，聲嘶力竭，發動攻勢，牆報黑板報，漫畫小品，積極配合，掀起了北上以來第一場自相殘殺的肉搏戰。隊長並沒有坐鎮指揮，每天只看看會議記錄和鄭錫麟之流所寫的彙報材料，然後晚上再找楊若膺談話，往往一談ｒｅａd•９９cｓｗ•coｍ談到深夜。在白天的凌厲攻勢和夜晚的疲勞轟炸下，楊若膺招架不住了，只好節節敗退，開始寫起坦白交代材料來。

一兩天之後，沒有趕上到上海監獄集中的外地囚犯也零零碎碎地送到這裏來了。有從安徽來的，有從四川來的。有個從四川來的囚犯叫鄭錫麟，本是個軍統局的處長，高高的個子，能說會道，判的是無期徒刑，卻總以積極分子自居，一臉的特務相。他來了之後不久，就被指定為組長。

一等等到上午九點多鍾，帶領大家去吃飯的那個解放軍幹部，帶著四個同樣穿軍裝的幹部來到大房間，向大家宣布說：這裡是「解放軍官訓練團」，團長由軍區聯絡部陳部長兼，日常工作由副團長劉泗濱和政委言一之負責。大家來到這裏，被編為第三中隊，他本人即是三中隊指導員，姓趙，另外正副兩名中隊長一個姓錢，一個姓孫。接著由副團長和政委繼續講話，內容無非希望大家要遵守這裏的紀律制度，認真學習，改造思想，把自己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為社會主義新中國服務……等等。

第二天一早，大家起床，到盥洗室洗漱完畢，仍由那位幹部帶領到食堂吃早飯，然後回到大房間，等待帶隊的上海監獄幹部帶領大家去什麼地方參觀。

王榮的分析，是比較合乎情理的。大家只知道罵共產黨的政策說變就變，有句具有諷刺意味的口頭禪，叫做「計劃趕不上變化，變化趕不上電話」，卻不知道一個缺乏民主的政權、一個由某人說了算的政權，朝令夕改，下面具體做工作的人，有多麼為難！

列車全速往北開去。車上的伙食供應也相當不錯。大家吃飽了，在有節奏的「咣當」聲中，一個個全進入了黑甜的夢鄉，有的夢見了回到故鄉，有的夢見了走上崗位。醒來之後，皆大歡喜。天色漸漸放明，時值仲夏，鐵路沿線，風光秀麗，陽光普照，河道縱橫，村落扶蘇，雲天湛藍，莊稼碧綠，祖國河山，美不勝收。

矛盾逐漸上升。在每周一次的「生活檢討會」上，鄭錫麟公開指責楊若膺在「搞串連」，是「不安心改造」的具體表現。楊若膺也不示弱，反唇相譏：「我光明正大地找隊長反映問題，有什麼不可以？總比你這個賊性不改的特務分子偷偷兒打小報告好得多！」儘管多數人是同情楊若膺、鄙視鄭錫麟的，但又都不能公開表態，只好嘻嘻哈哈地打圓場、抹稀泥。鄭錫麟老羞成怒，要池步洲站出來表態：「連日來你們兩個老在一起嘀嘀咕咕都說了些什麼？」這一來，把池步洲也惹惱了，就正色反駁：「這裏不是監獄，從來沒有公布過不許談天的規矩。我們說的，沒有一句是『反動言論』，用不著在這裏向大家作交待！」一席話，把特務分子噎得無話可說。

接見家屬的日程全部結束，在一九五六年六月的一天，獄方終於通知大家整理行裝，準備出發。

車子一直往前開，道路兩旁，越來越荒涼。不過人人心中都很坦然。因為此次北上，是來參觀，不是轉監。大家估計，當是時間已晚，先到一個什麼地方住下來。大家https://read.99csw.com既然依舊是囚犯身份，總不能住旅館，因此到什麼勞改單位去暫住一宿，當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傍晚時分，火車靠站，大家奉命下車。一看站名，乃是山東禹城。站外已經有兩輛大型轎車迎候，上車繼續賓士。

看來，這裏雖然名為「解放軍官訓練團」，許多人都沒有判刑，但實質上也是一座監獄或集中營，只是人員成分比較單一，管理系統屬於軍隊，生活待遇比監獄稍好，不以勞動為主，如此而已。管理方面，既然稱為「訓練團」，住的又是幾十個人的大集體宿舍，監獄里牢房的那一套當然是沒有的，房門也絕不上鎖。除了繼承不打不罵給飯吃給衣穿這些俘虜政策之外，所增加的一條，就是「組織學習，改造思想」。這裏的幹部，水平比勞改隊的幹部要強得多。相對而言之，隊長們對大家的態度倒都很和善，嚴肅之中帶有幾分和氣，即便是批評，也從來沒有吹鬍子瞪眼睛的時候。隊里只有三名隊長，沒有看守——警衛部隊只管大牆外面，不管裏面——因此也不會有人在門外巡邏監視。互相之間，說話還是比較隨便的。

對楊若膺的批判告一段落以後，學習又趨正常化，即依舊各人寫坦白交代檢舉材料。在這一群人中，池步洲的歷史相對而言還是比較簡單的，既沒有什麼「餘罪」可交代，也沒有什麼檢舉材料可寫。一有工夫，就拿出數學書來啃啃，對周圍的一切，置若罔聞。久而久之，大家也都見慣了，連隊部都沒加干預。

聽了王榮的介紹，池步洲還有些不明不白：自己根本不是俘虜軍官，而是個有刑期的在押犯人，怎麼稀里糊塗地也被混到這個戰犯管理所里來了？

據王榮的分析：年初共產黨確實有把這批人放了的意思。這個主意，絕不是上海一地的土政策，不然遠在福州服刑的他，就不可能千里迢迢地派專人把他押送到上海來。要放這批人的目的，當然不是為了祖國建設的需要；所以會下那麼大的本錢，真正的目的，還是為了統戰工作，也就是當作樣板給台灣的軍政界人士看。突然間的變卦，當然不是政府吃飽了沒事幹故意跟大家開玩笑，更沒有必要存心安排一個騙局來騙騙大家，真正的原因可能有兩種：一是如大家分析的那樣，確實是局勢有了變化，當局不放心了；二是這一措施中央有大首長不同意，再把集中起來的犯人都退回原監獄，似乎不合適，只好臨時改變策略，把大家送到這裏來了。

旅途勞頓，大家心無旁騖，為迎接明天的參觀，稍事收拾，就都安睡了。

總之，禹城解放軍官訓練團的「戰犯生活」，對來自監獄或勞改營的囚徒們來說，確實是「換了人間」，這裏不再看見獄卒們陰暗冰冷的臉，不再聽見令人膽戰心驚的長聲吆喝，不再從事強制性的勞動，不再擔心凍餓，而且還有讀書看報的自由，充分體現了共產黨對俘虜的「革命人道主義」。只可惜，隊長們偏偏相信最善於打小報告的特務分子，重用最善於阿諛奉承討好乾部的馬屁精，而沒有想到這些人只要對自己有利，是連良心都可以出賣的無恥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