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都有可計量標準，獨有這個「思想改造好了」，是個無法計量的抽象概念。一般的標準，無非分主客觀兩方面，主觀方面，是徹底坦白交代自己的罪惡；客觀方面是靠攏政府，與政府一條心，並積極協助政府做工作，落實到行動上，那就是監督別人，換句話說，就是積極地打小報告。

首任處長叫王振，似乎是山東人，身材魁梧，言語爽快，行動敏捷，指揮若定，頗有大將風度。

在這樣一個組長手下討生活，日子自然不好過。池步洲仍本初衷，第一絕不出賣靈魂，絕不打小報告；第二不作任何犯規之事，不給人以口實；第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當以牙還牙，而且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此人惡習不改，坦白出這一段歷史以後，得到了幹部的口頭表揚，並得到一個「學習委員」的頭銜。他得此榮寵，神氣飛揚，得意得連走路都飄飄然起來。從此他以積極分子自居，瘋狂地打小報告，甚至不惜無中生有地編造「反動言論」，陷害同類。這以後人人見了他都躲得遠遠的，臭得掩鼻而過，而他自己還美滋滋地自以為得計。——他在一九七五年最後一批戰犯特赦的時候遇赦回滬，不久就得癌症死去，結束了他可恥的一生。

其次，文娛活動大大增加，不僅每周必有一場電影，逢年過節，往往一連個把星期夜夜有電影。校園內有籃球場，只要是休息時間，隨時可以去扔幾個或賽一場。此外，學員中不乏京劇票友，人才濟濟，角色齊全，他們獲准組織劇班，粉墨登場，不時演出。所有服裝道具，應有盡有，文武場面，一應俱全。

伙食方面，只有一個廚師是外來的，其餘五六人都從戰犯中「選拔」，從外出採購、洗菜、切菜、淘米、悶飯、炒菜、燒煮直到按人數分給各組，一包到底。飯菜做好以後，由各組的「值日生」到伙房去領，倒是不用他們送的。炊事班起早摸黑，非常辛苦，因此小組學習基本上免了。伙房的組長叫沈震遐，原來不知道當什麼官兒，至少總不會是炊事班長。但在這裏，他的伙夫頭子當得非常認真負責。他專心致志於伙房工作，能幹而又和善，人緣特好，但在打小報告方面卻是個低能兒。

池步洲剛到管訓處的時候，和幾個年紀比較大、官銜比較高的戰犯編在一個組。這些人雖然「官居少將」，但大都是文職人員，從人品看，既不道德敗壞，也不喪心病狂，屬於「職業犯」的範疇。互相尊重、客客氣氣的舊習慣、舊作風，使組內基本上保持「和平共處」的局面，看不見「積極分子」的醜惡面貌和特務行徑。

池步洲是全管訓處唯一的留學生，他的熱衷於學問，影響了好幾個人，都拜他為師，向他學習數學。他們有的出於真想學點兒知識，有的出於尋找精神寄託，少惹是非。這一來，姜士行算是找到把柄了，在一次生活檢討會上，嚴詞指責池步洲每日埋頭看書，是不安心改造的表現，如今不但自己看書，還到組外活動，影響別人的改造，必須深挖思想根源，交待動機，不但自己要認罪服法，還要靠攏政府，幫助別人，等等。

例一：從上海監獄來的那個徐建平，他一向只說自己是中央銀行上海分行的副經理，與國民黨黨政軍系統都沒有關係；經過幹部幾次動員、主要還是「點」出了他的「光輝業績」以後，他知道事情已經瞞不過去，才在小組會上自己坦白出一段令人吃驚的歷史。

下面當然還說了一些話。過了一會兒，兩人就從東門走了。池步洲心中冷笑：好你個姜士行，原來你是個假積極，今天終於原形畢露了！像你這樣的壞蛋，饒你不得，你等著吧！

「你還當過那麼多年營長哩，不說官兒有多大，起碼吃喝玩樂嫖女人你都佔了。我有什麼呀？關我的那年我還不到二十歲九-九-藏-書，不過是沾姐夫的光，補了個少校副官的名額，到如今也關了我七年了，我哪兒有那麼大的罪過呀！」說這話的是蔡培元。

戰俘，一般都沒有刑期。他們一不判刑，二不勞改，三得溫飽，四有福利，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出去。根據憲法規定，國家主席有頒布特赦令的權力，可以赦免戰爭罪犯。但是幹部們再三強調：即便特赦，也是赦免那些思想改造好了、有突出表現的人。

李將軍的正義之舉，使近萬名官兵獲得了新生，並加速了福建全省的解放，功不可沒。

正因為池步洲這個組相互之間沒有矛盾，沒有戰爭，令幹部達不到駕馭的目的，終於把它拆散了，重新編組。

池步洲見他語氣生硬，也不買他的賬，當時就給以反駁。一者事情不大，二者他在組內人緣兒比較好，大家並沒有群起而攻之，反而抹稀泥，打圓場，一場爭端，不了了之。池步洲當然也知道姜士行的積極並非出於本心，不見得真那麼傾心於共產黨、真安心在這裏改造。只要抓到證據，對這種人必須狠狠還擊，絕不能客氣。

重新編組以後，池步洲被編到了楊肆當組長的組裡。楊肆與池步洲以前在重慶的時候，雖然由於「派系不同」沒有什麼來往，但也沒有矛盾。如今同為戰犯，總算是老熟人，互相之間都有一種親切感。楊肆為人厚道，組內成員又是老人居多，而且都沒有刑期，互相之間打小報告的人不能說沒有，至少不像別的組那麼多，日子好過多了。每天學習，楊肆因為有過給共產黨破譯密電碼的特殊經歷，得免不談過去歷史，算是他得天獨厚的優待吧。

一九五八年，為攀登1070這個高峰，全民大辦鋼鐵，管訓處也不例外。先由王振處長動員，大家表態表決心，然後搬運大批磚頭、水泥，開始在操場的一角建造小高爐，晝夜二十四小時不停工，連飯都送到工地來吃。姜士行倒是個好瓦工，高爐由他主砌。經過三天三夜的苦戰，高爐終於封頂了。接著點燃蘆葦、乾柴烘爐。又過一天一夜，爐膛烘乾，用鼓風機吹著了煤炭，等到爐頂冒出火光，投進許多搜集來的廢鐵，破鍋、舊鎖、腳鐐、手銬、火筷子什麼都有，然後保持旺火繼續猛燒。又過一天一夜，封爐熄火。等溫度下降后，王處長一聲令下：開爐出鋼！可惜的是，掏了又掏，扒了又扒，什麼也沒扒拉出來：扔進去那麼多的廢鐵，都煉成氧化物和礦渣了。

一九六三年，池步洲十二年刑期已滿，釋放回上海。那年他已經五十六歲，如果用其所長，當個日語教師，應該是最適當的人選。但是上海人事部門按照政策，只能分配他到長寧區房修三隊當「壯工」，做一些和泥、搬磚之類的體力活兒，時間長達十一年又兩個月，直到六十七歲做不動了為止。

一個新成立的單位，幹部又沒有幾個，通過積極分子反映組內人員的思想情況，本來也是領導人的工作方法之一。但是選擇什麼樣的人來當「積極分子」，則反映領導人本身的修養與素質。從任何一個角度說，信任甚至重用特務分子，總是欠考慮、欠妥當的。有的領導幹部，本身文化水平、政治修養都不高，缺少強有力的工作方法，只知道製造對立面，利用對立面，引發矛盾和戰爭，雙方互相攻擊，於是領導人輕而易舉地掌握了雙方面的情況，達到了駕馭的目的。這種「製造矛盾」的工作方法，也許能收一時之效，但是久而久之，非亂套不可。真正有能力的領導幹部，是絕不採用的。

這裏與禹城的最大不同，是每月發給五元零用錢。大概是按照解放軍戰士的津貼費標準發給的。這可真是久違了。多數人入獄以來，還是第一次摸到人民幣新幣。校園內設有小賣部，供應信紙、信封、各種文具、糕點、水果之類。願意把錢寄回家去的也可以。

「關你，是要從你嘴裏挖你姐夫的材料，要不，怎麼把你姐夫關在北京，不把你們倆https://read.99csw.com關在一起？其實，『兩國相爭，各為其主』，我們當兵的，只知道服從命令聽指揮，跟馬棚里的牲口也差不多：他們當頭頭兒的反目不和了，一個命令下來，讓我們向東不敢向西；他們握手言和了，當兵的死了也是白死。如今把我們關在這裏不放，還說是優待，這算是哪門子優待呀！」

池步洲回到房間，拿起一本數學書和紙筆，坐到樹蔭涼底下奮筆疾書，把姜士行的話原原本本記錄下來，考慮到蔡培元的為人還不壞，故意說另一個人的口音聽不出來是誰，他也沒說什麼反動的話。寫好了「小報告」，正往回走，迎面碰上了管理員，就把小報告當面遞交給他。由於池步洲從來沒打個小報告，管理員開頭還一愣，只以為他是遞的什麼申請報告呢。

鍊鋼失敗，大家都垂頭喪氣。王處長下令拆掉高爐。大家又花費一天一夜工夫，把高爐拆掉。

例二：黃文忠，蘇北人，當時不過四十歲上下，但他一向自稱是少將銜。在政治學習中，發現他所交代的歷史可疑之處甚多，他說某時曾經在某某軍當過少將，派人到外地與當時也在該軍任職的人員核對，都說不認識此人。甚至在管訓處內，就有某某軍的人，經查問，也說沒有黃文忠此人。領導布置組內追查，他卻一口咬定自己確實在某某軍干過。於是領導抽調與某某軍有直接、間接關係的人臨時組成大組，面對面地專門追查，他居然鐵嘴鋼牙，堅持自己確實是少將。領導上只好把他的問題先掛起來。這樣一掛掛了好幾年，經過反覆談話、小組幫助，最後終於寫坦白材料承認自己原來是個少校，被俘的時候，假報少將，以為可以得到更好的優待。真相大白以後，一時傳為笑柄，從此大家乾脆以「黃少將」稱之。

新成立的「解放軍官管訓處」，屬於地方政府系統，共有「學員」三百多名，地點在濟南郊區的一所空閑中學內。原校址面積廣闊，有很大的運動場，圍牆當然是加高了的。特別是其大門之大，足以容兩輛大卡車並排進出。校園內有許多棟平房和樓房，一部分是教室和辦公室，一部分原來是學生宿舍，每間房間可以放十幾張床。房前房后都有參天的大樹。後門附近有大夥房、廁所、浴室等等。浴池很大，每次可以容納幾十個人入浴。

我有幸見到了這張名片的複印件。名片為豎排，正面靠右印的小字是官銜：陸軍第五軍副軍長兼陸軍第五十師師長、兼福州戒嚴副司令，官銜下面用筆添上「陸軍中將」四個字；名片中間印著三個大字是姓名：李以劻，下面兩個小字是別號：力匡。名片左上方並排兩行寫的是：人民解放軍司令員葉、政治委員韋，這是抬頭，意思是收信人。

到達管訓處的第二年，戰犯們還用自己的雙手在大門前面的空地上蓋起了一棟兩層的樓房，只請一個老師傅指導，所有活茬兒，從砍樹挖地基開始，包括泥瓦木匠在內，全都自己動手。在戰犯中，什麼人才都有，有幾個人，砌牆、做門窗，真還有兩下子呢。

但是李將軍主動投誠之後，並沒有得到「起義將領」的待遇，而是仍按俘虜軍官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下旬從福州第十兵團起解到蘇州相門獅子口原蘇州模範監獄內的「解放軍官第十團」學習。一九五零年季春，解放軍官第十團與山東解放軍官總團合併，改為華東軍區解放軍官訓練團，團長季方，政委蘇振華。一九五一年鎮反運動開始，全團遷到了山東禹城，李將軍編在一隊即「將官隊」內。一九五六年冬，與大家一起到了濟南解放軍官管訓處。後來轉北京戰犯管理所，並於一九六零年十一月第二批特赦釋放，計關押了十一年零兩個月。

管訓方面，比禹城放鬆了許多。首先是再沒有人為的藩籬之隔，一、三、四隊的人經過打亂重新編組，也允許來往交談了。池步洲也與楊肆、丁緒曾等三位有了暢敘的機會，得知他們三人於一九五零年承蒙九-九-藏-書李直峰的好心介紹，到北京的秘密情報部門從事密電碼的研究破譯並教學帶徒弟，立過功，也得到過獎狀。等到徒弟出師，能獨立工作了，鎮反運動開始，他們三個，也因「反革命」罪被捕了。考慮到他們知道一些共產黨內部的秘密，在保證不泄漏的前提之下，把他們放在改造戰俘的特殊監獄里，不要勞動，算是優待。

當時的學習中心，是交待罪惡歷史。池步洲歷史簡單，生平只做過一件大事，即抗戰期間，破譯了日本政府的外交密電碼。任憑積極分子們怎麼分析，這總不是罪惡，也拿他無可奈何。學習、勞動之餘，他不參与聊天、打鬧，一心只鑽研數學。有時候勞動歸來，連手腳都不洗，就拿起書來看。姜士行側目而視，但也無可奈何。有一次開生活檢討會，姜士行批評池步洲一心撲在數學上，不安心改造；他反唇相譏：「我閑下來看看書，總比你們東拉西扯瞎聊天好些吧？」姜士行無言以對，想打他的小報告，又抓不住他別的把柄，也無可奈何。只是虎視眈眈，天天把眼睛緊盯著池步洲，總想從雞蛋里挑出一塊骨頭來。

大鍊鋼鐵以前，吃飯是不定量的，不夠可以到伙房去添。大鍊鋼鐵以後，吃飯有定量了。伙房根據人數把一組的飯裝在一個木桶里，組內派值日生連菜端回來，由組長平均分。吃饅頭，分起來不難，可以做到「公平」二字，吃大米飯，要分平均了，可不容易。這時候各組都盛行「土秤」，也就是用一根木棒，打磨光潔了，刻上刻度，算是秤桿，再用舊飯盒或新鐵皮做一個秤盤，用舊鎖或鐵疙瘩做秤砣，自己製造桿秤。這種秤，斤兩當然與標準度量衡不一樣，但用來分飯，只要求分量相等，還是管用的。只是這樣一來，每噸飯在進口之前，要折騰好長時間，才能把飯基本上分平均了。又過了一段時間，不但飯裏面摻上了青菜、蘿蔔，而且米粒有越來越少的趨勢。據說是全國遭受到了自然災害，農業減產了。後來證實：「天災」固然也有，主要還是「人禍」作祟。社會上幾乎人人餓肚子，勞改農場餓死的人當然更多。作為戰犯，倒享受到了特殊的照顧：只吃了一個多月的菜飯，就又恢復大米、白面的供應。這不能不說是沾了「戰犯」的光。當然，「敞開肚子吃飯」的歲月，是再也不會有了。

過了一段時間，又一次重新編組，姜士行依舊當組長。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第一批戰犯特赦中有他，可見他的「積極」，還是起了一定效用的。當時他得意洋洋，沒有想到回到陝西老家以後，當地仍拿他當四類分子看待，人人都可以在他頭上拉屎撒尿，過的是「賤民」的生活，而他的小報告絕技也失去了用武之地，日子比在管訓處難過多了。——這是后話，一筆帶過。

「學員」的基層組織是小組，每組十幾個人，相當於一個班。原訓練團的一、三、四中隊，到這裏以後，就打亂重新編組了。小組長由幹部指定，除掌握學習、寫彙報之外，還管分飯、分菜等生活方面的雜務，主要任務當然是密切注組員的思想情況和行動表現。在每周一次的生活檢討會上，要由他先提出表揚和批評，並傳達領導布置的一切任務。因此這個「基層首長」官兒不大，權力不小，不是領導信任的人，根本巴結不上。小組成員當然不是固定不變的。兩年以後，池步洲就和楊肆編到了一個班，並由楊肆擔任組長。組長之上，還有學習委員和生活委員，分管學習和生活方面的事務。醫務室的大夫，也由戰犯擔任，當然只看小病，有了大病，還是要送到外面醫院去看。

過了幾天，隊長把姜士行叫到隊部。他還以為給他布置什麼任務，興緻勃勃一步一顛地跑了去。半個小時以後，只見他耷拉著腦袋回到了組裡，不用問，準是挨了批評了。從這以後，他老實了幾天，不那麼飛揚跋扈了。池步洲本想發揚「痛打落水狗」精神，乾脆把他的醜惡嘴臉在大家面前https://read.99csw.com徹底暴露一下的，但是考慮到這一來難免要傷及蔡培元，再說同是囚犯，也不必把事情做得太絕，只要提醒他稍加收斂就可以了。

機會終於來了。有一次池步洲上廁所，第一廁所有東西兩個門，池步洲進的是西門；第二蹲坑之間的隔牆有一米半高，只要一蹲下，除了正前方之外，看不見兩邊；第三池步洲走路步履較輕，不是十分注意，不容易聽見。池步洲剛在西邊一個坑位上蹲下，就聽見東邊的坑位有兩個人在講話：

圍牆外面，南面是馬路，東面是一片小樹林，林中隱約可見若干棟精緻的平房，估計原來是老師門的住宅，如今當然是管訓幹部的宿舍了。西北兩面，就是廣闊的田野。

當局強調坦白交代歷史，當然不是閑來無事，以此打發時間。戰犯中，故意隱瞞罪惡歷史的，故意擴大捏造歷史事實的、歷史背景一時搞不清楚的，都不乏其人。下面各舉一例，以見一斑。

於是乎，濟南的解放軍官管訓處內，人們為了表示積極，一方面，把自己從來不敢拿出來與人見面的醜惡歷史都坦白出來，另一方面，不僅打小報告成風，而是無時不有，無處不有，有些人甚至達到了瘋狂的程度。這些踩著別人肩膀往上爬、損人未必利己之徒，其惡形惡狀，遠遠過於監獄和勞改隊。

編組以後，池步洲組內的人大都比較年輕，有個叫蔡培元的，才二十五六歲，組長姜士行，也不過剛三十。他們都是真正的戰俘，軍銜最高的不過中少校。組長姜士行，就是個俘虜營長。此人身材修長，面目黎黑，心狠手辣，頗有心計，人稱「小報告大王」。

管訓處不是勞改隊，但不等於沒有勞動。學校後面有好幾畝菜園，由戰犯們自種自吃，還有富餘。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果園，種的是梨和蘋果等水果。不過那不是自給的，到了水果成熟的時候，大都賣出去「創收」了。除此之外，還要到山上去挖魚鱗坑種樹。翻地、澆灌，特別是平整土地，勞動強度並不小。不過，只要不是突擊性勞動，一般只勞動半天，另半天學習。

不久以後開生活檢討會，池步洲發言，借題發揮，大意說：組裡有這樣一個人，表面裝得很積極，背後卻發牢騷、講怪話。別人聽了，沒往心裏去，姜士行聽了，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很不自在，生怕池步洲一不做，二不休，把原話抖落出來。池步洲也見好就收，公開點一下，不過表示自己明人不做暗事。從那以後，姜士行果然收斂了許多，不那麼囂張了。

這裏地處濟南近郊，空氣新鮮，環境優美，既無鬧市之喧嘩，又有學府之肅穆，而且離市區並不遠，火車站就在附近，一旦釋放，上車倒是很方便的。住在這裏，經常能聽到汽車的鳴笛聲和火車的隆隆聲，給人一種「尚在人間」的感覺，意識到自己與社會共存，不像禹城的解放軍官訓練團，地處荒郊僻壤，有一種「與世隔絕」的孤寂感。

李將軍的歷史問題得以澄清，還得感謝當年他親筆寫的那張名片；更得感謝十幾年來居然還保存著這張名片的「有心之人」。隨著事件的澄清，這張名片當然也成了歷史見證和革命史料，被檔案部門妥善珍藏起來了。

「他媽的，共產黨真惡毒，滿口裡說優待俘虜，關了咱們那麼多年了還不放，真不講理！」說這話的是姜士行。

原來，徐建平年輕的時候，曾經在上海參加過中國共產黨，與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在一起活動，負責地下黨員之間的秘密聯絡工作。每次開會，地點、時間、人員等等，都由他負責安排通知。會議中間，他還負責望風瞭哨，對他的信任，可想而知。一九二六年，徐建平被國民黨收買過去，供出了共產黨地下活動的全部秘密。一九二七年春，陳延年召集一次重要會議，徐建平將會議九九藏書時間、地點、人員名單等等全部向國民黨出賣，致使與會者全部被捕犧牲。執行之前，還讓徐建平躲在一個客廳里，讓被捕的人一個個從客廳外面走過，徐建平通過窗帘的縫隙加以指認，以此「驗明正身」。事後國民黨論功行賞，所以才給了他一個銀行副經理的頭銜。尤其令人驚訝的是：他的出賣同黨，並不是他本人被捕經不起嚴刑拷打招供出來，而是他認識了一個國民黨特務——估計很可能是個色情女特務——主動告密的。

管訓處的最高領導是處長，下面有隊長、管理員等。他們都是解放軍的政工幹部，保持著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待人誠懇，說話和氣，什麼時候都面帶三分笑意，給人以信賴感和親切感。沒有獄吏、獄卒的可怕形像。這對從監獄和勞改隊來的人而言，更有一種「解放」感和輕鬆感。

名片的背面寫的是李以劻提出的請降四條款：

學員當中，凡是從監獄或勞改隊里來的人，都有刑期。但是到了這裏，既不宣布作廢，也不延長縮短。對於這些人來說，反正刑期是死的，不重新犯罪，一般不會加刑，因此多數人抱著過一天算一天的「泡刑期」態度，為了爭取減刑而表現得特別積極的人，相對而言之總是少數，因為要建樹起能減刑的功勛，也是不容易的。

一九五六年年底，禹城解放軍官訓練團奉命結束，改由地方政府承辦。一、三、四隊的全部在押人員，除一隊里的高級將領另調別處外，都被調到濟南「解放軍官管訓處」繼續管訓學習。

例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人民解放軍第十兵團在司令員葉飛和政委韋國請的指揮下，兵臨福州城下。國民黨福建省主席朱紹良於十六日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放棄福州，分三路撤退。第六兵團司令部直屬部隊及獨立第五十師等近萬人被編為第三路人馬，在李以劻將軍的率領下，向福清縣海口鎮撤退，計劃從海口渡海撤退到平潭島。當夜剛剛動身，就得到情報：解放軍第二十九軍八十五師已經先期到達海口鎮，切斷了第三路人馬從海上逃跑的退路。面對這一進退維谷的局勢，李將軍手下一個副團長吳天發冒死進言：如果繼續前進，勢將全軍覆沒，如果投誠，至少可以保全全軍將士的性命。並坦然自陳當過解放軍俘虜的經歷，知道解放軍優待起義投誠人員的政策。為避免無謂的死傷，李將軍立即派政工處處長謝斌為代表，去找解放軍談判，同時下令：從現在起，不準開槍，誰開槍即以違抗軍令罪執行槍決。八月十日，李部撤到福清縣天爐坑的一個山谷中，遇見了瓢潑大，而謝斌走後又沒有消息。李以劻心急如焚，又派吳天發拿著他親筆簽署的名片去找解放軍。這時候解放軍八十五師已經逼近天爐坑，吳天發沒走出多遠，就與八十五師的先頭部隊聯繫上，並見到了該師師長兼政委朱雲謙。朱雲謙派前衛團參謀長為受降代表隨吳天發來到天爐坑，與李以劻達成了投誠協議。第二天，李部投降，放下武器，接受解放軍的整編。

解放前夕，他眼看國民黨大勢已去，又倒過來投向共產黨，向地下黨提供了許多中央銀行的內部經濟情報。這條變色龍兩頭討好，左右逢源，春風得意了好多年，終因過大功小，功不抵過，還是難逃共產黨的法網。

可以這樣說：這裏的學習與生活，處於「半自我管理」的狀態。

瘋狂的「小報告大戰」，在人與人之間造成了許多矛盾。一批中統、軍統出身的老牌特務，施展故技，重操舊業，無所不用其極，居然深得幹部們的信任。許多意志薄弱者、投機取巧者見有利可圖，也群起效顰。於是常常有人莫名其妙地受批評甚至挨整。弄得多數人噤若寒蟬，不敢多說一句話；如履薄冰，不敢多走一步路，提心弔膽地過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