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向他哥哥承諾過要寫一篇反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論文，但這從未寫成。很明顯，他無法對自己相信的哲學進行批判。所有富於想像的作家都更加依賴想像而不是理性。與他們一樣，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歡在故事和小說里展現他的思想。說到這裏，我們就明白了，《地下室手記》的第一部分既是小說，也可以說是長篇論文；有時，小說這一部分會單獨發行。

在此，我們要注意的，不是地下室人針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那些頗有說服力的（或者至少是成熟的）論爭，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造了一個能真心實意接受、維護另類思想的人物。通過創造這個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的小說也以這類人物為中心——作家得以有所發現，而正是這些發現使他成為了真正的小說家。做事情違背自己的利益，在痛苦裏尋找快樂，突然開始維護你應有立場的對立面——所有這些衝動都在反對歐洲理性主義，反對追求受過啟蒙的自我所需要的東西，等等諸如此類的事？因為這種做法一直有人效仿，要評判這種做法在當時有多大的新意，也許很難。

在這種窘迫、失控的處境下，《時代》雜誌刊載了《地下室手記》。結果，整個俄國連一篇評論文章都沒有。

小說在形式上採用了一個四十歲男子的憤怒獨白。此人是聖彼得堡人，剛剛繼承了一小筆遺產。他辭去工作，放棄了正常的社會生活，結果飽嘗與世隔絕的痛苦，他將這種生活稱為「地下」人生。主人公最初攻擊的目標是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謂的「合理的自我主義」。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人本來是善良的，如果在科學和理性的幫助下獲得「啟蒙」，那麼人就會明白，合理的行為正是他自己的利益所在。甚至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時，他也能創造出完全理性的烏托邦社會。但是，地下室人卻認定，人類即便完全掌控著理性，並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仍然是不能按自己的利益行事的動物。（這可以理解為：「西化也許對俄國有利，但是我仍然想反對它。」）後來，地下室人將人類對「理性」的使用描述得更加混亂。「一個人的全部活力不是要證明他只是一台機器的齒輪，而是要證明他是人……因此，我們做事情不會按照別人期待的那樣去做；相反，我們要聽從非理性的召喚。」地下室人甚至還抵制西方思想最強有力的武器——邏輯，連二乘二等於四都要大加爭執一番。

《地下室手記》最初被人們看做是一篇評論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是想寫一部批判作品，主要針對的就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發表於一年九_九_藏_書前的《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這本書在西化、現代化的年輕一代里有大批擁躉，與其說它是一部小說，還不如說它是宣揚實證主義啟蒙樂觀論調的教科書。20世紀70年代中，這本書被翻譯成土耳其語在伊斯坦布爾出版。新作的序言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進行了嚴厲批判，把他稱為黑暗、落後的小資產階級分子。這則序言反映了土耳其年輕的親蘇共產主義者們孩子氣的決定論和烏托邦式的幻想，因此我覺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憤恨，就彷彿是從我自己心裏蹦出來似的，非常真實。

在寫小說的前一年，即186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失敗和強烈不幸的刺|激下，第二次踏上了去歐洲的旅途。他腦子裡想著要逃離妻子的疾患、《時間》雜誌（他是這家雜誌的編輯）的倒閉，以及聖彼得堡這座城市。他還計劃在巴黎與小他二十歲的情人阿珀利娜麗亞·蘇斯洛娃幽會。（後來，當他們最終在這座城市相會時，他卻把她藏起來不讓屠格涅夫看見。）在一陣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猶豫不決之後，他沒有直接去巴黎和情人相聚，而是先去了威斯巴登賭博，並輸了一大筆錢。這次耽擱帶來了壞運氣，但是也讓年輕、冷酷的蘇斯洛娃原形畢露。在等待陀思妥耶夫斯基期間，她又找了一位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達巴黎時，她甚至都不屑於向他隱瞞事實。眼淚、威脅、毀謗和懇求。痛恨、長期焦慮和凄慘——《賭徒》（The Gambler）和《白痴》（The Idiot）中的主人公們忍受著這一切，他們在強大、驕傲的女人面前妄自菲薄，完全喪失了自我。他們受苦的鬧劇毫無意義。而首先領受這一切痛苦的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

年輕時，我會輕而易舉地認同那些脫離社會、幽居獨處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堅信「活過四十歲是可恥的事情」，這句話尤其讓我覺得振聾發聵。陀思妥耶夫斯基讓這話從一個四十歲的主人公嘴裏說出，而他自己當時四十三歲。但同時我也知道，他斷絕與自己國家的關係是因為受到了西方文學的毒害。我也相信，過度的自我意識——或者，甚至可以說，任何形式的意識——都是一種疾病。我明白他如何通過自責減輕痛苦，併為何會覺得自己的臉長得愚蠢，以及為何會沉溺於問自己這樣的問題：「對於這個人的注視，我能容忍多久？」這些奇怪的癖性我自己也有。這使我對主人公倍感親切而無需首先去質問他那「奇異、陌生的本質」。至於九九藏書作品及其主人公在字裡行間輕聲道出的深層含義，當時十八歲的我可能有所感覺，卻並不喜歡那層意思。更確切地說，我覺得那層意義令人不安。因此我拒絕和它有什麼關聯，並很快就把它從記憶中抹去。

我們都知道墮落的快樂。或許我應該改變一下措辭：我們有時會發現放任自流可以讓人快樂，甚至帶來輕鬆，這樣的經歷我們一定都有過。甚至，當我們一遍又一遍地說自己毫無價值，彷彿重複可以讓它成真時，我們會突然擺脫所有那些必須聽從的道德律令，擺脫必須遵紀守法、必須咬緊牙關努力仿效他人所帶來的令人窒息的擔憂。而別人對我們的侮辱與我們的自我羞辱，則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一來，我們就有了好去處，可以幸福地沉醉於我們自己的存在、氣味、邋遢和習慣之中。在這裏，我們放棄了所有自我改善的希望，不再對他人抱有樂觀的幻想。這休憩之處是如此舒適，以至於對給自己帶來了當下的自由和獨處的憤怒和自私之心，我們不禁心生謝意。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開始寫這部小說時，寫信給當編輯的哥哥說：「我不知道這本書會寫成什麼樣子；也許它會缺乏藝術性。」文學史上的偉大創造（比如風格），往往會在作者的預期之外，甚至也很難解釋它最終何以實現其偉大成就。它們是令人震驚、解放心靈的發現。只有當富有創造力的作家運用全部的想像力穿透小說虛構世界的表面，將所有看似矛盾、不可能的東西匯在一處並使之調和時，才會有這種偉大的發現。

一個作家剛坐下來寫作時，他不知道作品會通向何方。但是，我們也許是心甘情願地沉浸於自己的氣味、邋遢、失敗和痛苦之中。如果今天，我們能接受這樣的事實，如果我們知道，有一種邏輯會鼓勵人們愛上墮落，我們就應該感謝《地下室手記》。現代小說的獨創性正是發軔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陰鬱、飽受詬病的矛盾。他對歐洲思想既熟悉又憤怒，對接受歐洲還是規避歐洲也同樣抱有對立的慾望。想到事情原來如此，真讓人舒暢無比。

某天晚上，他經過一家鄙陋的酒店時，看見檯球桌旁有人打架，有人還從窗戶里被扔了出來。地下室人心裏頓時湧出一股強烈的妒嫉：他想受到同樣的侮辱，也想被人從窗戶里扔出去。於是，他走了進去。但是，他卻沒能領略到夢想中挨揍的滋味，反而被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侮辱了一通。一名警官認定他擋路礙事，把他拉到一個角落裡。而且，警官這麼做的時候，那態度彷彿是在對付一個無足輕重的人，一個甚至不值得別人鄙視的傢伙。這九九藏書出乎意料的羞辱讓地下室人痛苦不堪。

正是這樣，時隔三十年後，我再次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時，才會感觸尤深。少年時代，我第一次讀到這本書時，對於獨自流浪在大城市聖彼得堡的主人公頗不以為然，他的快樂和墮落皆出自他的憤怒。他以銳如刀鋒的機智嚴厲抨擊自己目睹的一切。我當時把這位主人公地下室人當做《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中拉斯科爾尼科夫的變體，那是一個完全喪失了罪惡感的人。憤世嫉俗給主人公增添了逗趣的邏輯和極富魅力的腔調。十八歲時，我第一次讀《地下室手記》，對這本書非常重視，因為它公開表達了許多我自己尚未表露過的、有關我在伊斯坦布爾生活的種種想法。

到這裏，問題甚至變得更加晦澀，更加混亂了。在面臨選擇西方還是東方，選擇本土特點還是歐洲風格而頗費思量的地方，這樣的問題總會存在。因為，儘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厭惡西方自由主義者和物質主義者，他卻接受了他們的道理。讓我們記住，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伴隨著這些思想成長的。他接受過現代教育和訓練，具備成為工程師的素質。西方思想塑造了他的頭腦，此外他一無所知。我們可以假設：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希望用另一種方式來說理，想求助於另一種更加「俄國式」的邏輯，可惜他沒有選擇接受這種類型的教育。在其晚年，他在寫《卡拉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時，他開始對俄國東正教神秘主義產生興趣。從他在這之後所做的筆記里，我們可以看到，他第一次發現自己對這些主題知之甚少。（不過，我仍然喜歡他擺出實用主義姿態，責怪自己「脫離了人民」。）根據同樣的思想線索，我們得出如下結論應該不會有錯：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了所有來自歐洲的思想，他自己關於個人主義的觀點就源出於此。他知道歐洲思想一定會傳遍俄國，而正因為如此，他才會反對這一思想。但是請讓我重申，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反對的不是西方思想的內容，而是其必要性，其合理性。他痛恨他們國家的現代化知識分子，因為這些人利用歐洲思想來確立自己的重要地位，正是這一點助長了他們的傲慢。讓我們別忘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詞典里，傲慢是最嚴重的罪。他把「傲慢」這個詞只作為貶義詞使用。在《時間》雜誌上發表的《冬天里的夏日印象》（Winter Notes of Sumread.99csw.commer Impressions），曾按時間順序記載了兩年前他的第一次歐洲之旅。在這本書里，他把西方所有的邪惡（個人主義、迷戀財富，以及資產階級的物質主義）與自負和傲慢聯繫在一起。在一次怒火發作時，他曾聲稱，英國的牧師是些既富有又傲慢的傢伙。還有一次，他描述了法國人常常一家子自負地手挽手走在街上，並不無嘲弄地稱之為民族劣根性。八十年之後，薩特在《噁心》（Nausea）里從這種獨特的觀察角度出發，完成了對整個世界的刻畫。可以說，這是一部用地下室人的靈魂寫成的小說。

我是那種生活在歐洲邊緣，不斷詰難歐洲思想的人。為了更好地理解《地下室手記》低聲說給我這類人的秘密，我們應該回顧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這部奇怪小說的年代。

讓我們來看看地下室人做的一個試驗。他想以此證明自己可以與這樣一種觀念抗衡：所有的人都會本著利己的原則來做事情。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憤怒，並不僅僅是為了簡單表達他對西方主義或歐洲式思維的反對。他所痛恨的，是經由第二手傳入他們國家的歐洲思想。他氣惱的，不是歐洲思想的光耀智慧、新穎獨到或是烏托邦傾向，而是有些人只為了一點輕淺的快樂，就舞弄著歐洲思想。他痛恨看到俄國知識分子緊抓著剛從歐洲傳來的思想，自以為知道全世界的秘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還認為自己知道自己國家的內幕。他無法忍受這個偉大妄想帶給這幫人的幸福。陀思妥耶夫斯基爭執的對象不是那些俄國青年，這些人讀過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書，並利用他，進而炮製出一種粗糙、稚嫩、二手的「決定論辯證法」。真正讓他飽受困擾的，是有人稱頌這種歐洲新哲學，並總能讓自己戴上迅速成功的光環。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歡指責西化的俄國知識分子脫離人民，但我卻將他的這種做法當做一種逃避。要讓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一種思想，最重要的不是其邏輯性，而是它應當「沒有獲得成功」；不是其具有可信性，而是它應當觸及某種不公正現象。對19世紀60年代在俄國宣揚傅立葉決定論烏托邦思想的西化自由分子以及現代化主義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懷有極大的憤慨。在這種表象之後，讓他真正怒火填膺的，是這些人在他們思想的聚光燈下洋洋自得，是他們毫無羞恥、順理成章地享受著成功。

《地下室手記》的新穎獨到，來自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憤懣之心和理性頭腦之間的黑暗地帶。他一方面認為西化可以讓俄國獲益，另一方面又對俄國知識分子以傲慢的姿九*九*藏*書態販賣不偏不倚的物質主義思想感到怒不可遏。讓我們別忘了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專家都公認的觀點：《地下室手記》是《罪與罰》以及接下來幾部偉大小說的起點；他是作者找到自己聲音的第一部作品。那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生這一階段，是如何緩解其知識與憤怒的矛盾關係的？探討這一問題是一件尤為耐人尋味的事情。

從這個小場景，我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小說里所有的特色因素。如果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想繼續前進，成為一位像莎士比亞那樣改變了我們對人性認識的作家，那麼，《地下室手記》就是這種新視點的起始之作。仔細研究一下這本小說，我們就會明白他是怎樣完成了他的偉大發現。失敗和不幸，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與那些沾沾自喜的成功者以及傲慢者的精神世界格格不入，而他對那些藐視俄國的西方知識分子也開始感到憤怒。但是，雖然他斥責西化，但自己卻是西式教育、西式培養的產物，而且仍然在運用西方藝術、運用小說的藝術。他寫《地下室手記》，是為了滿足這樣一種慾望：寫一個故事，其主人公經歷了所有的精神和意識狀態。或者說，是出於一種急切的願望：創造一位主人公和一個世界，並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把這一切矛盾聯結在一起。

今天，我終於可以自在地談論這本書的真正主題及其來源：那就是有人因無法把自己變成歐洲人而產生了忌妒、憤怒和傲慢。早些時候，我把地下室人的憤怒與他個人的疏離感混淆在一起。因為，像所有西化的土耳其人一樣，我那時喜歡自認為相當具有「歐洲趣味」，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我當時還樂於相信，深受我敬重的地下室人所闡述的哲學，是一種反映個人絕望情緒的怪癖想法。我完全沒有將之與他對歐洲的精神困惑聯繫在一起。土耳其文學，像俄羅斯文學一樣，都曾受到了歐洲思想家的影響。60年代末，涵括了從尼採到薩特的存在主義，在土耳其與在歐洲一樣廣受歡迎。因此在我看來，地下室人闡釋他那奇怪哲學的話，就不算怪僻了，而應該是本質的「歐洲趣味」。這一點甚至進而讓我遠離了小說在我耳邊低聲傾訴的內容。

承認失敗、結束了這段戀愛之後，他返回俄國，發現一直飽受肺結核折磨的妻子已經奄奄一息。當時他的哥哥米哈伊爾主辦的一家雜誌陷入困境，正在竭力爭取獲得許可，創辦一家新的雜誌，但是失敗接踵而來。儘管最後他終於獲得許可，但又苦於資金不夠，因此，《時代》1月份該出的一期雜誌，到3月份才得以出版。雜誌沒有多少人訂閱，版面也非常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