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外一篇關於薩特的論文里，巴爾加斯·略薩詳述了他對「利用」其他作家創作手法及形式的看法。後來，巴爾加斯·略薩抱怨說，薩特的小說缺乏機智和神秘感。他認為薩特的論文寫得清晰，但是政治立場卻很混亂（或者說，讓人感到混亂），還批評薩特的藝術過時、陳腐；巴爾加斯·略薩同樣也對自己以前在信仰馬克思主義時，曾深受薩特的影響，甚至毒害而感到沮喪。巴爾加斯·略薩將自己對讓-保羅·薩特的幻滅，追溯至1964年，當時他在《世界報》（Le Monde）上讀到了一篇文章。在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里（它在土耳其掀起了波瀾），薩特將文學比做比夫拉灣這類第三世界國家中一個快要餓死的黑人小孩，並且宣稱只要苦難繼續存在，那麼對貧窮國家來說，從事文學工作就是一種「奢侈」。他甚至特彆強調，第三世界作家永遠不能問心無愧地欣賞所謂的文學奢侈品，還總結說，文學是富裕國家的事情。巴爾加斯·略薩的確也承認，薩特思想的某些方面都是「可以利用的」，如細緻的邏輯，堅信文學很重要、絕不僅僅是遊戲等。正是因為薩特的指引，巴爾加斯·略薩才能穿越文學和政治的迷宮，找到自己的道路。所以，最終說來，薩特是一個「有用的」嚮導。

然而，有一種敘事小說很明顯是特屬於第三世界國家的。這種小說的創意與作家生活的地方關係不大，而主要是因為作家知道他的寫作遠離世界文學中心，並能在內心感覺到這種距離。如果第三世界文學有什麼獨特之處，那決不會體現在它賴以產生的貧窮、暴力、政治或國家動亂上，而是體現在作家意識到，他的作品多少遠離了中心，並在作品里反映了這種距離。在這裏，他的藝術史（小說藝術史）由他人來撰寫。在這裏，最重要的是第三世界作家有著從世界文學中心被流放出來的感覺。一個第三世界的作家可以選擇離開自己的國家，然後像巴爾加斯·略薩一樣，在歐洲的某處文化中心重新定居。但是，他對自己的感覺可能不會改變，因為，一個第三世界作家的「流放」，不是地理意義上的問題，而是一種精神狀態，一種被排擠、永遠是局外人的感覺。

巴爾加斯·略薩在秘魯一家軍校受過教育，這使他對軍隊生活有深刻的了解，他在寫作里也充分利用了這點：如https://read.99csw.com在《英雄時代》（The Time of the Hero）里，他描述了年輕的軍校學員之間的敵對和爭吵；在《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Captain Pantoja and the Special Service）里，他諷刺了軍隊里的官僚作風和性行為。巴爾加斯·略薩特別擅長寫男性間的友誼、找到男子氣概中的脆弱之處、描述鐵血硬漢不可救藥地愛上妓|女，或者特別善於通過開些粗魯的玩笑，來驅散男人的傷感。他殘忍的詼諧總是非常有趣，但並非無的放矢。如果有人從巴爾加斯·略薩最早的小說讀起，並且讀完了他的所有作品，那麼他會發現，巴爾加斯·略薩一直以來對卓越的現實主義者和喜歡冷嘲熱諷的溫和派人士抱有好感，其程度要大於對烏托邦分子和狂熱分子的喜愛。

當然，最後的證據表明，兇殺嫌犯是光明之路游擊隊員和一對夫婦。這對夫婦在當地開了一家小賣部，他們表演一些奇怪的節目，讓人聯想到印加風俗。光明之路游擊隊在當地的冷酷政治謀殺被披露出來，古印加祭祀禮儀的證據也得以確證，之後，小說氣氛逐漸地越變越黑暗。吹過安提斯荒蠻地帶的，是一陣非理性的強風。在書中，死亡無處不在——在秘魯的貧困中、在游擊戰的嚴酷現實里、在普遍的絕望中。

對巴爾加斯·略薩來說，薩特是個傷腦筋的人物，甚至是個父親式的人物。約翰·多斯·帕索斯曾對薩特產生過很大影響，對巴爾加斯·略薩來說，他同樣也是個重要的人物。略薩讚揚帕索斯拒絕廉價的傷感、勇於就新敘事形式進行實驗。像薩特一樣，巴爾加斯·略薩也採用了拼貼、並置、蒙太奇、剪拼，還有其他類似的敘事手法，來構建管弦樂般和諧的小說。

《安第斯謀殺案》的主人公是士兵們。我們不需費多大力氣就可以對光明之路游擊隊有較好的認識。他們代表的，是純粹的非理性和幾近荒謬的邪惡。這與作者隨著年歲增長，經歷了諸多政治變化有很大關係。巴爾加斯·略薩年輕時，是個現代派的馬克思主義者，對古巴革命非常迷戀，但是，他成熟以後卻變成了一位自由主義人士。到了20世紀80年代，他對君特·格拉斯之類的人痛加斥責，因為這些人說過，「整個拉九*九*藏*書丁美洲必須把古巴當做一個典範。」巴爾加斯·略薩用半開玩笑的口吻，把自己看做是「崇拜瑪格麗特·撒切爾、痛恨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兩大作家之一」，並且還補充說，「另外那個作家，更確切地說是一位詩人，即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

在早期的一篇文章里，巴爾加斯·略薩寫到了塞巴斯蒂安·薩拉薩爾·邦迪（Sebastian Salazar Bondy），秘魯最傑出的作家之一，此人年紀輕輕就精疲力竭而亡。在文章里，巴爾加斯·略薩問道：「在秘魯當一位作家意味著什麼？」這個問題之所以一定會引起我們大家的哀傷，不僅僅是因為秘魯缺少合格的讀者群和嚴肅的文學出版氛圍。當巴爾加斯·略薩寫到秘魯作家們被迫忍受貧窮、冷漠、無知和敵意時，我們很容易和他一樣怒火中燒。甚至就算這些作家能熬過這一切，他們也只被認為活在現實世界之外。難怪巴爾加斯·略薩會說「所有的秘魯作家最終註定要失敗」。當我們讀到巴爾加斯·略薩的青春歲月，以及他對秘魯資產階級（他將其描述為「比所有其他人都更加愚蠢」）的痛恨時，當他哀嘆秘魯資產階級對讀書缺乏興趣、對世界文學貢獻微薄時，當他說到自己對外國文學的饑渴時，他聲音中的悲傷確鑿無疑印證了那種遠離中心的悲傷。這種思想狀態，像我們這樣的人是最明白不過了。

《安第斯謀殺案》儘管規避了現代主義者對第三世界的陳腐假設，但它也不是品欽《萬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那樣的後現代主義小說。它把「他者」視為一種非理性的存在，深植于獨特的追求和背景之中，例如巫術、奇怪的禮儀、荒蠻的地帶和殘忍的行為。但是，把這部小說當成關於神秘文化的粗俗表述，來打發了事，同樣也是錯誤的。因為，該小說是有關秘魯日常生活的一個玩鬧、機趣的文本。簡而言之，它是一段可信的歷史。它對小城鎮游擊隊活動的記述，它對一名士兵和一個妓|女間扣人心弦的風流韻事所作的描述，都具有報告文學的真實性。如果《安第斯謀殺案》中的秘魯，是一個「無人能懂」的地方，那麼現實生活中，它同樣是一個這樣的國家，這裏的每個人都情有可原地抱怨著可憐的工資，抱怨自己竟然愚蠢到冒著九*九*藏*書生命危險去掙這筆工資。巴爾加斯·略薩儘管總是熱衷於實驗，他卻是拉美作家中最具現實主義風格的作家之一。

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巴爾加斯·略薩讚揚了多麗絲·萊辛，稱她是薩特意義上的那種有「政治傾向」的作家。對巴爾加斯·略薩來說，「政治傾向」小說要全力表現所處時代的爭端、傳說和暴行，而他自己早期的左派小說就是該類小說的典範之作。我們在這些早期小說里看到的，是一個想像豐富、頑皮有趣的左派分子。巴爾加斯·略薩在多篇文章中談到，在所有作家中，包括喬伊斯、海明威和巴塔耶（Bataille）等，最讓他感激不盡的是福克納。巴爾加斯·略薩對《聖殿》（Santuary）的某些特點加以讚美，例如場景並置和時間跳躍，而這些在他自己的小說里有著更偉大的表現。在《安第斯謀殺案》（Death in the Andes）里，他就非常熟練地使用了以下手法——對聲音、故事和對話果斷地進行交叉剪接。

但是，讀者會很迷惑：難道巴爾加斯·略薩這位現代主義作家，已經變得不知所措？他似乎已成為後現代主義人類學家，回歸本土去研究它的非理性、暴行、啟蒙前的價值觀和各種禮儀。這本書充斥著傳說、古老的神靈、山中精怪、惡魔、魔鬼和女巫，這些內容已經超出了故事本身的需要。「但是，如果我們想用頭腦來理解這些殺戮，那我們就錯了，」書中的一個人物說道，「這些事情根本就無理性可言。」

有什麼可以被稱為第三世界文學嗎？在不墮入粗俗和狹隘的前提下，有沒有可能為我們稱之為第三世界的國家建立其文學的基本特點？如同愛德華·薩義德闡述的那樣，在所有有關該話題的最微妙的表述里，第三世界文學的觀念都可以突出邊緣文學的豐富性和範圍，還可以突出邊緣文學、非西方身份和民族之間的關係。但是，當像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這樣的人斷言「第三世界的文學可以起到民族寓言的作用」時，他簡直等於委婉地表達了對邊緣世界的文學財富及其複雜性的冷漠。20世紀30年代，博爾赫斯在阿根廷創作短篇小說和隨筆。儘管那是一個標準意義上的第三世界國家，但他處於世界文學中心的地位卻是無可爭議的。

他總是很投入，從不把自己九*九*藏*書置身事外，不論是寫他兒子參与拉斯特法里派的活動，還是展現一幅尼加拉瓜馬克思主義桑地諾派分子的生動圖景，抑或是描述1992年的世界盃比賽。他對加繆的評價特別友善。他記得自己年輕時斷斷續續讀過加繆的書，而當時薩特對他的影響非常大。多年過去了，有一回，他從利馬的一次恐怖襲擊里幸免於難，之後便讀了加繆有關歷史和暴力的長篇論文《反叛者》（The Rebel），從此對加繆的喜愛超過了薩特。不過，他仍然讚揚薩特的文章能切入問題的本質，而巴爾加斯·略薩自己的文章，也正有此特點。

年輕時，巴爾加斯·略薩曾評論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美麗的意象》（Les Belles Images）。他在評論中隱秘地指出了波伏娃在寫作生涯里可能遵循的指導原則。他讚揚德·波伏娃，不僅是因為她寫出了一部優秀小說，還因為她反對20世紀60年代曾風行一時的新小說主張。在巴爾加斯·略薩看來，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最大成就，在於她採用了阿蘭·羅伯-格里耶、納塔莉·薩羅特（Nathalie Sarraute）、米歇爾·布托（Michel Butor）、塞繆爾·貝克特等作家的小說形式和寫作技巧，但卻用於不同的目的。

讀過巴爾加斯·略薩在《安第斯謀殺案》里對光明之路游擊隊的描述，再去讀他年輕時的一篇文章，我們會很驚訝地發現，那篇文章是寫給一位馬克思主義游擊隊員的，他是略薩在「與秘魯軍隊衝突」過程中喪生的朋友。我們不禁要問，對我們這樣的人來說，是否青春一旦消逝，人們就再也不可能看到體現在游擊隊員們身上的人性，或者說，我們這樣的人是否在過了一定的年紀之後，就不會再有游擊隊員們那樣的朋友？巴爾加斯·略薩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作家，他的觀點是如此令人信服，甚至在政治觀點和他不一致的地方，我們都能覺出他的聲音帶有小孩般的真誠，我們還情不自禁對這小孩充滿了愛意。

我們必須具有可愛的天真，這樣才能對自己和中心的距離保持持續的覺知，才能討論靈感的構成，並找到將其他作家的發現為己所用的有效途徑。而按照巴爾加斯·略薩的說法，薩特身上沒有一點天真或無辜。巴爾加斯·略薩自己那可愛的天真不僅在他的小說里有所反映，而且九-九-藏-書在他的評論、隨筆和其他作品里都隨處可見。

奇怪的是，小說自身的結構並沒有任何的非理性痕迹。《安第斯謀殺案》有兩種對立的目標：一是成為一部展示笛卡爾式理智和邏輯的偵探小說，二是要營造一種非理性的氣氛，它足以暗示出暴力和殘酷的隱秘根源。這些交叉的目標使得小說沒有足夠空間展現新的視野。《安第斯謀殺案》說到底，是一部典型的巴爾加斯·略薩式小說。儘管小說偶爾會給人混亂之感，但在敘述上一直控制有度，人物聲音也有細緻的調度。所以，該小說的力量與美感就在於其行文的緊湊。

同時，這種局外人的感覺，使他得以免於追求創意的焦慮。要找到自己的聲音，他不需要過多地參与同父輩、前輩們的競爭。因為他在探究一個新領域，所觸及的主題在他自己的文化里還從未被提及，而說話的對象也是突然出現的、在他的國家從未見過的獨特讀者群，這讓他的寫作有了自己的獨創性和真實性。

這部小說的故事，發生在遙遠的安第斯那些荒涼、瀕臨消亡的小城鎮中，發生在空曠的山谷里、礦床上、山路上以及荒棄的田野里。故事的主要情節是調查一系列可能由謀殺引起的失蹤。看過巴爾加斯·略薩其他一些小說的讀者，對小說中的人物，調查員利圖瑪下士和從事同樣工作的民事警察托馬斯·克雷諾，都非常熟悉。這兩人奔走在山間，盤問各種嫌疑人員，彼此訴說自己以往的愛情故事，同時還要警惕毛主義光明之路游擊隊的伏擊。他們在路上碰到的人，那些人講的故事，再加上他們自己的個人過往，無疑是一幅巨大的生動畫面，勾勒出當時處於苦難中的秘魯。

巴爾加斯·略薩的主人公利圖馬下士，是《誰是殺人犯？》（Who Killed Palomino Molero?）中的中心人物。這部作品也是一部偵探小說。小說《綠房子》（The Green House）取自一家妓院的名稱。書中的利圖馬過著雙重人生，他同樣還出現於《胡莉婭姨媽與作家》（Aunt Julia and the Scriptwriter）的某些片斷里。巴爾加斯·略薩通過利圖馬，有根有據、充滿同情心地刻畫了一位士兵：他那務實的實用主義和堅定的責任感，使他不會走向極端主義，他還真正具有深謀遠慮、具備生存的本能和刻薄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