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混亂和羞辱在「公共領域」被曝光的情形非常少見。當紀德的《日記》用土耳其語發表時，書中對土耳其的誹謗性內容都被刪去，紀德原本的談論內容只能被輕聲傳誦。我們因紀德將他的私人日記發佈於「公共領域」而崇拜他，但是接著我們就用它來證明：國家對最私人的問題——我們的穿衣方式——進行控制是多麼合乎情理。

我開始懷疑：說到這麼多細節，我是否忘記了真正的問題。紀德對自己在巴爾幹戰爭后的伊斯坦布爾和土耳其之行，以及他對土耳其人的厭惡之情所做的描述，與坦皮納還有整個一代土耳其作家對紀德的崇拜事實總是互相矛盾的。這樣看問題有必要嗎？我們崇拜作家是因為他們的文辭、價值觀和文學威力，而不是因為他們贊同我們，贊同我們的國家或者我們生活其中的文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那報刊連載的《作家日記》里，描述了他第一次去法國所見到的情形。他不厭其詳地談論法國人的虛偽，聲稱法國人崇高的價值觀正被金錢所腐蝕。紀德讀到這些文字，仍然不為所阻地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不為所阻地寫成了一部有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傑作。坦皮納，他也同樣崇拜痛恨法國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樣拒絕蜷縮到狹隘的愛國主義里。他展示的東西，正是我所謂的歐洲態度。

阿塔圖爾克在摒棄傳統服裝這一點上，與紀德以及其他西化者一樣，都和穿傳統服裝的人劃了條分界線。他不把服裝當成塑造一個國家文化的一部分，而把它當做像爛泥塗在一個民族身上所造成的污點。因此，他背負重任，迫使土耳其人拋棄他們的傳統服裝，其實是為了讓他們更接近他自己關於歐洲的想法。在阿塔圖爾克的服裝革命進行了七十年以後，土耳其的警察仍然在伊斯坦布爾保守住區內捉拿穿著傳統服裝四處走動的人。這種情況記者和電視攝像機都有記錄。

我知道，如果我頭腦裡帶著兩種對立的想法去認識歐洲，那麼我就能最好地理解歐洲的概念。第一種想法是，紀德對其他文明的嫌惡感——包括對我們土耳其文明的嫌惡感。第二，坦皮納對紀德的那種崇敬感，以及通過紀德的影響而形成的對整個歐洲的崇敬感。我只有將鄙視和崇拜、恨和愛、厭惡和迷戀融在一起，才能表達清楚歐洲對我的意義。

1862年，憤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宣布，博愛精神已經離棄了法國。他接著還概括了「大體上的法國本質和……西方本質」。當他把法國等同於西方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紀德沒有區別。坦皮納的觀點也一樣。不過，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對法國和西方的憤慨日益強烈，反而帶著一種迷惘、某種程度上因負罪深重而生的敬意。現在，我準備回答我先前提到的問題：去崇拜一個嘲諷你所生活的國家及其文化、文明的作家，可能不是一件矛盾的事情。思想的兩種狀態——蔑視和崇拜——緊密地連在一起。從我的窗戶望去，歐洲是一種兩者兼容的思想。在我看來，歐洲或者西方，不是一種充滿陽光、啟人心智、宏偉燦爛的思想。我看到的歐洲，是一種緊張對立，一種出於愛和恨、渴望和羞辱的激烈對抗。

坦皮納接下去比較了瓦萊里和紀德的作品，結論是：「就是靠這兩位朋友，歐洲才得以在最純粹的形式里、最廣泛的意義中存活。通過重新創作老故事、重新樹立老故事的價值意義，他們從侵略者嘴中挽救出一種代表人性本質的文化……他們給這種文化賦予了人性的形式。」

土耳其共和國的奠基者，國家之父阿塔圖爾克，九-九-藏-書在1923年到1930年代中期，即共和國成立初期，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伊斯蘭文字變成了拉丁字母，伊斯蘭日曆換成了基督教日曆，休息日改為星期六，而不再是星期五。在實行改革后，他還推行了其他改革。例如，增加婦女的權利，這給社會造成了更深刻的影響。西化主義者和現代主義者捍衛改革，民族主義者和保守分子則對他們發起攻擊。在今天的土耳其，雙方的爭執仍然是最具意識形態的討論之基礎。

1925年，適值紀德關於土耳其人的評論發表一年之後，阿塔圖爾克在他的安納托利亞之行中，宣布進行服裝革命。他主要的觀點如下：

很多西化的土耳其人的確認同紀德的觀點。在不同的場合下，他們的這種傾向時而在密聲竊語里有所流露，時而在高聲暢談中袒露無遺。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歐洲的觀念是在什麼地方和民族主義交織在一起的，而後者的作用是要滋養前者，並使其有形可依。紀德以及另外一些西方人都寫到了土耳其人、伊斯蘭教、東方和西方。他們的觀點不僅為最後的一批青年土耳其黨人所採納，而且還融進了土耳其共和國的建國理念。

雖然歐洲被災難的風暴蹂躪過，雖然它的許多國家都被摧毀，雖然它可憐的人們仍在等待久違的和平，雖然還有八個國家的首都在他國的佔領下日益凋零，雖然法國和義大利仍然內亂不息，但是歐洲依然屹立著。

我把這席話和紀德的評價放在一起，是想知道阿塔圖爾克是否和紀德一樣，看不起土耳其的民族服裝。我們不知道阿塔圖爾克是否讀過紀德的評價。不過，我們知道雅哈亞·凱末爾（阿塔圖爾克的一名追隨者）讀到了這些評論，還在一封信里表達了其強烈的憤慨。然而在這裏，重要的問題是，阿塔圖爾克像紀德一樣，認為服裝可以衡量文明的程度：

瑞典學院讚揚紀德的作品是「熱愛真理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自蒙田和盧梭以來，在法國文學中一直必不可少」。紀德對真實記錄自己想法和印象的激|情，促使他敢說他人不敢說的話。他從土耳其回去后，是這樣談論歐洲的：

他忠於自己真實想法的願望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完全否定了他正在參觀的國家：「我這次出行的教育意義與我對這個國家的厭惡程度成正比，」他寫道，「我很高興以後我不會再喜歡這裏了。」

他接著大聲坦誠地宣布，在他之前的很多來客，都有一個心知肚明，但卻秘而不宣的想法，那就是：「我的心無法喜歡世界上最美麗的風景，如果我無法喜愛住在那裡的人。」

「沒有一樣東西是從當地生長出來的，」他在日記里寫道，「由這麼多種族、歷史、信仰及文明的摩擦和碰撞而產生的厚厚泡沫下，沒有任何本土的東西。」

我不知道紀德在天真地宣布自己的法國、自己的西方文明為「一切中最美好」的事物之前，他是否非得去伊斯坦布爾和安納托利亞跑一趟。但是，紀德眼中看到的伊斯坦布爾，是一種和他自己的文明完全不同的東西，對此我深信不疑。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西化的奧斯曼和土耳其知識分子像紀德一樣，一直相信伊斯坦布爾和安納托利亞都是與西方毫無聯繫的地方。但是，對令紀德感到煩心、鄙夷的地方，他們卻懷有崇敬感和歸屬感，這使他們陷入了身份危機。當他們像坦皮納一樣過分認同紀德時，他們被迫在沉默中放棄了自己對歐洲的詆毀性評價。當他們站在歐洲邊緣時，在東西方力量的撕扯下，他們被迫比安德烈·紀德更加相信歐洲。這也https://read.99csw.com許解釋了，為什麼紀德嘲弄性的評論並不妨礙他對土耳其文學產生強大的影響。

另一方面，如果認定了西方具有神話式的形象，那麼連坦皮納這種深沉而複雜的作家也會像紀德那樣天真而庸俗地將西方文明理想化，正如紀德所言「西方文明是最美的」。這樣的歐洲夢離不開一個矛盾敵對的他者。西化的奧斯曼帝國和土耳其知識分子未能公開反對紀德那些粗魯、侮辱性的言辭，可能是因為他們自己有一種默默的負疚感，一種連他們自己都可能沒有認識到的負疚感。他們有可能私下裡同意紀德的觀點，但是卻把這種想法掩藏在鎖住的日記里。

紀德在他那著名的《日記》（Journal）里，以隨筆作家的恣意筆調，傾注了自己所有的想法。這使我們能夠進入他那孤獨的世界，分享他的恐懼、疑惑和繁複的思想。紀德把這些記錄了自己最隱秘、最具個人化想法的筆記，交給了出版商，使這些筆記在他生前就得以發表。雖然，這可能不是現代最著名的日記，但卻受到了高度好評。《日記》中前幾卷對土耳其有些氣憤和嘲諷的評論。他在1914年巴爾幹戰爭之後，曾訪問過這個國家。

正如歷史學家們有時提醒我們的那樣，伊斯蘭世界沒有記日記的習慣。沒有人對這個問題表示太多的關注。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學家把伊斯蘭世界不記日記的習慣當做一種缺點，認為它體現了私人空間的縮減，並且暗示了社會壓力對個人表達的鎮壓。

阿塔圖爾克最初的改革之一，是在1925年把公民穿西式服裝納入法律條文。當時共和國成立剛剛兩年。儘管法律規定，每個人要像歐洲人一樣穿戴，但同時，奧斯曼土耳其人的穿衣標準仍然嚴格受傳統的控制，要求人們按照宗教條例進行穿戴的做法，仍在延續。

坦皮納聽到紀德獲諾貝爾獎時喜不自禁。如果我們能記得，西化知識分子依賴的是一個關於西方的理想，而不是西方本身，那麼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這種現象了。一個像坦皮納這樣的西化知識分子，即便他是為傳統文化、古代音樂和詩歌，以及「前輩們的敏感性」的消失而感到遺憾的那種人，他也只能批判他自己的文化，只能從保守的民族主義轉向具有創造力的現代狀態。他非常執迷，堅信理想的歐洲或西方是一個神仙的世界。至少，這種迷執使他能在兩個世界之間打開一個鼓舞人心的新批評空間。

現在我要引用坦皮納五十年前發表在《共和國報》上的文章：

但是，阿塔圖爾克相信，土耳其的服裝是在錯誤地代表著他的國家。在同一次巡視全國時（當時，他正在推行服裝改革），他宣布：

我八歲時，母親送給我一本帶有鑰匙和鎖的日記本。我視它如珍寶。這本製作精美的筆記本不是外國進口貨，而是土耳其製造的。這件事本身就很有趣，其本質也同樣有趣。在我收到這本雅緻的綠色日記本之前，從未想過會擁有一個私人的筆記本來記錄自己的想法，也從未想到過自己可以把筆記本鎖起來，而鑰匙就放在口袋裡。這也許是我擁有的第一把鑰匙。這意味著我可以創造、擁有並掌控著一個秘密的文本。那時，這的確是一個非常私密的領域。它讓寫作的念頭更具誘惑力，因此激勵了我的寫作。此前，我從未想過，寫作是要在私下裡進行的。我只是模糊地認為，人們要寫報紙上的那種文章，寫書上、出版物上的那種文章。現在，我那上了鎖的筆記本似乎在輕聲對我說：把我打開，寫點東西，但不要讓任何其他人看。

雖然坦九-九-藏-書皮納的文章以讚揚紀德的「正義感」和「純粹的思想」結尾，但是，文章前面部分仍然暗示出，他對《日記》里那些令人不快的句子有所察覺。只是出於情有可原的謙恭，他沒有講得很詳細。坦皮納的老師兼導師，20世紀土耳其最偉大詩人之一的雅哈亞·凱末爾（Yahya Kemal），也讀過紀德土耳其之行的記述。他寫給A.Ş.希薩（A.Ş.Hisar）的一封信（發表于雅哈亞死後）就可以證明這一點。在這封信里，他把紀德的筆記描述成「一部旨在以最毒辣的語言，對土耳其精神進行辱罵的遊記」。他接著還抱怨說，「在所有針對我們的誹謗性作品中，這是最惡毒的……讀這本書簡直讓我精神分裂。」整整一代人讀過紀德這本書。大家都在沉默中原諒了那些侮辱之詞，就好比原諒了一次疏忽大意。他們不時也會悄悄談論那些侮辱性的內容，但是沒有什麼舉動，似乎那些侮辱之詞並沒有寫在書中，或者只當那些侮辱之詞已被鎖在日記里了。紀德的《日記》選文被譯成土耳其語由教育部出版時，有關土耳其的評論被悄無聲息地抹掉了。

我第一次讀到這篇文章，是很多年前的事，我記得當時我覺得這篇文章有典型的「歐洲味」，還有點做作。我覺得它做作甚至冷漠的理由是，當時數百萬人死於非命，數百萬人失去了家人、家園和國家，而坦皮納卻對一位作家缺酒少煙如此關注。作為歐洲人，我崇拜紀德不是因為他代表了歐洲，而是因為這個作家的與眾不同。而坦皮納卻把他看做整個歐洲文化的「人性的形式」，還在琢磨、擔憂他在戰爭期間做了什麼。

但是，伊斯蘭世界有很多未受歐洲影響的地方，可能也記有日記，一些發表過的、加有註釋的文本可以證明這一點。這些日記的作者可能把日記當做備忘錄來寫。他們不會為了後代而寫日記，因為他們沒有給日記作註釋或者將日記發表的傳統。大多數的日記後來都毀掉了，要麼是故意被毀，要麼是出於偶然。從第一眼來判斷，發表日記的想法，甚至把日記給別人看的想法，對日記的概念本身所含有的私密性都是一種嘲諷。寫日記用來發表的想法，暗示了某種有意識的巧詐和假冒的隱私。但另一方面，這又擴大了私人領域的概念，而且，這種做法也擴大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影響。安德烈·紀德在探討這種寫作可能性的方面，是一位先驅。

然後他改變了話題。「土耳其的服裝，是你能想像到的最丑的服裝。這個民族，跟你說實話，只配穿這樣的衣服。」

如果向世界展示一顆塗滿了污泥的珍貴珠寶，有任何意義嗎？告訴人們在污泥下藏著一塊他們沒有注意到的寶石，難道不應該這麼做嗎？當然，最重要的是清除污泥讓珠寶顯現出來……一種文明的、國際化的服裝，等於在我們身上飾以珠寶，這樣的服裝才配得上我們的國家。

在戰爭時期，有兩個人經常闖進我的腦海。在那個敗落、蕭索的歐洲，在那片未來無法預測、令人絕望的黑暗中，這兩人就是我的拯救之星。第一個人就是紀德——我不知道他當時在哪——第二個就是瓦萊里，我聽說他住在巴黎，沒有酒，沒有香煙，甚至沒有麵包。

但是，我的目標並不是要針對紀德那驚人的坦誠，或是他那粗俗的種族主義。我愛紀德——愛他的作品、他的人生和價值觀。這種喜愛的程度不亞於坦皮納。我年輕時，紀德的書在土耳其很受人喜愛。我父親的書房裡，收集了紀德所有的作品。他對老一代人來說很重要，對我也同樣重要。

阿塔圖爾克對於私九九藏書人生活的看法，可能反映了紀德的觀點，也可能沒有。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很明顯，阿塔圖爾克把歐洲等同於文明。那麼自然而然，凡是不屬於歐洲的東西，就是令人羞恥的、不文明的。這種羞恥和民族主義緊密相連。西化和民族主義同出一源，但是負罪感和恥辱感也都混雜其中。這一點，我們從坦皮納身上可以看到。在我的這部分世界里，歐洲思想深深地、非常「隱秘」地吸收了同樣的情緒。紀德和阿塔圖爾克都把20世紀初土耳其人穿的醜陋服裝，看成是土耳其被置於歐洲文明之外的標誌。紀德用以下幾個詞概括了一個國家與其服裝的關係：「這個民族，跟你說實話，只配穿這樣的衣服。」

紀德到達伊斯坦布爾之後，發現這座城市和威尼斯一樣令人討厭，他感到非常不悅。這裏的一切都是從別處挪來的，要麼是用錢買過來的，要麼是用武力奪過來的。伊斯坦布爾惟一一件讓他高興的事，就是離開這座城市。

很多土耳其知識分子都崇拜紀德，那些對巴黎懷有敬意和心存嚮往的人尤其如此。最有代表性的是艾哈邁特·哈姆迪·坦皮納（Ahmet Hamdi Tanpınar）。紀德在獲得諾貝爾獎時，他給共和黨親西方的報紙《共和國報》（Cumhuriyet）寫過一篇文章。我知道，你們中很多人可能沒聽說過坦皮納這個人，所以在把他的文章摘要讀給你們之前，我想對他稍加介紹。

西化者首先為自己不是歐洲人而感到羞恥。而有時，他又會對自己為了成為歐洲人而做的事情感到羞恥，儘管事情並非總是如此。他在努力成為歐洲人時，丟掉了自己的身份，他為此感到羞恥。他對自己是誰感到羞恥，對自己不是歐洲人也感到羞恥。他為這種羞恥本身感到羞恥；有時，他會抱怨，有時他會無可奈何地接受。當他這種羞恥為大家所知時，他又會惱羞成怒。

例如，我在人群中遇見一個人在我面前（他用手比劃著）。他頭上戴著土耳其氈帽，氈帽上纏了一塊綠色的頭巾，穿著無領襯衫，還在外面套一件我穿的這種夾克。這是什麼服裝？一個文明人會打扮得如此古怪，讓整個世界來嘲笑他嗎？

首先，紀德描寫了他在去伊斯坦布爾的火車上碰到一個土耳其青年的故事。這位帕夏的兒子在洛桑學習了六個月的藝術。此時，他胳膊下夾著一本左拉的流行小說《娜娜》（Nana）正要回伊斯坦布爾。紀德覺得此人膚淺、做作，就把他寫成了一個逗笑的人物。

紀德的話語在政治上的錯誤，為他輕而易舉地在美國的大學里贏得了讚譽。這說明，對真理的熱愛並不總會導向政治公正。

但土耳其共和國的公民們宣布他們是文明人時，他們必須要證明他們在家庭生活里、在生活方式里也是如此。一種服裝，如果半像長笛、半像來複槍管，那麼它既不是民族服裝，也不是國際服裝。請您原諒我這樣說。

阿塔圖爾克把傳統服裝說成是裹在土耳其人身上的污泥。這樣，他找到了一種辦法來面對所有西化土耳其人都感受到的恥辱。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方式切中了恥辱問題的要害。

坦皮納是一位詩人、隨筆作家和小說家，比紀德年輕三十歲。今天，他的作品被當成現代土耳其文學的經典之作。左翼人士、現代主義者、西化分子都對他評價很高。保守分子、傳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也對他大加讚揚。大家都把他當自己人加以擁護。坦皮納的詩歌受到瓦萊里的影響，小說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隨筆則受到紀德的邏輯性和缺乏節制等特點的啟發。但是，土耳其九九藏書讀者，尤其是知識分子如此愛戴他，不是因為他受到了法國文學的啟發，而是因為他以同樣的熱情與奧斯曼文化緊密相連，特別是與它的詩歌和音樂密切相連，在這些人眼中，他的作品不可或缺。他對前現代文化中安寧的尊嚴和歐洲現代主義，給予了同樣密切的關注。這造成了一種迷人的緊張感——坦皮納心懷內疚帶給我們的緊張感。在這一方面，他讓我們想起另一位非歐洲作家谷崎潤一郎。這位作家也知道，他們國家的傳統和西方的緊張對立是產生痛苦的一大來源。但是和谷崎潤一郎不同，坦皮納從暴力、痛苦以及這種緊張對立所製造出來的悲痛中，找不到任何快樂，他更願意探討在兩個世界中左右為難的民族所經受的悲痛和辛酸。

因為安德烈·紀德是那種世間罕有的人。單憑他的名字，就可以將文明最美好的方面奇迹般地展現在我們眼前。

我認為，西方並不是一種概念，不能通過研究創造了它的歷史和偉大理想，就對其進行探討、分析或者加以恢宏放大。它一直是一種工具。只有在將它當做工具時，我們才能進入「文明進程」。我們渴求我們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中不存在的東西，因為我們在歐洲見到了它們。我們用歐洲的威望來證明自己要求的合理性。在我們國家，歐洲的概念使訴諸武力、激進的政治變革、無情的割斷傳統成為理所當然的事。大家認為西方強調上述的歐洲概念，反映實證功利主義。有了這樣的想法，很多東西，包括從增加婦女的權利到違反人權，從民主到軍事獨裁等等，就變得合情合理了。在我整個一生里，我看到我們所有的日常習慣，從餐桌上的舉止到性道德，都受到了批判，發生了變化，因為「歐洲人是那麼做的」。這些事情我反反覆復地在收音機上聽到，在電視上看到，還曾聽母親說過。這種論調不是基於理性，而是排斥了理性。

1947年，「二戰」剛結束不久，紀德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一結果並不讓人感到驚訝：七十八歲的紀德正處於聲名鼎沸時期，被擁立為法國最偉大的在世作家，而當時的法國，仍然被看做是世界文學的中心。紀德不怕說出自己的想法，他可以出人意表地談論政治事務，也可以以同樣的態度放下這一話題。他熱情洋溢地堅信，「人類的真誠」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性，這讓他樹敵不少，但也贏得很多崇拜者。

自從戰爭結束以後，國外傳來的消息帶給我的快樂，還沒有幾條可以和宣布安德烈·紀德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相比。這種可敬的姿態、這種當之無愧的贊禮，打消了我們的恐懼：因為它向我們證明了，歐洲仍然屹立著。

因此，讓我們來公開地談論羞恥。從紀德到坦皮納，從雅哈亞·凱末爾的公開對抗到凱末爾·阿塔圖爾克的緩和措施，他們所體現的歐洲思想都以這種羞恥為基礎。

在另外一些文章中，坦皮納談到紀德的《人間食糧》（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對土耳其詩歌的明確影響。是紀德，在土耳其作家中引發了寫日記並在生前就發表的潮流。土耳其共和國早期最具影響力的評論家奴魯拉赫·阿塔克（Nurullah Ataç），第一個開始寫紀德式的《日記》。它不像是自白，更像是長篇激烈的演說。這種日記形式，在下一代的批評家那裡也有不少仿效者。

我以前一直認為，不只有一種文明，不只有一種文化可以領受我們的愛、配得上我們的熱情……現在我知道，我們西方（我要說的是法國）文明不僅是最美麗的；我相信——我知道——它是僅有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