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長大成人的家庭里，每個人都讀小說。我的父親有一個大書房。在我還是小孩時，他會談論之前我曾提到過的幾位偉大小說家——曼、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就像別人的父親會談論著名的將軍和聖人那樣。從很早的時候起，我腦海里就將所有這些小說家——這些偉大的小說家和歐洲聯繫在一起。但這不僅僅是因為家庭的緣故。儘管我的家庭狂熱地相信西化，天真地相信自己的西化程度和國家的西化程度很高，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我之所以如此，還有一個原因：小說是源自歐洲的最偉大的藝術成就之一。

因此，沒錯，我們可以把小說界定成這樣一種形式：它可讓技巧嫻熟的作者將自己的故事變成與別人相關的故事。但對於藝術來說，這還僅僅是其偉大而迷人之處的一個方面而已。四百年來，它之所以吸引了眾多讀者、激勵過無數作家，原因絕非僅此而已。例如，把我吸引到法蘭克福和卡爾斯的街道上來的原因，就與此不同：它使我有機會像抒寫自己的人生一樣，去抒寫別人的人生。正是通過這類探討，小說家們才能開始去檢測，將「他者」分隔出去的標準是否合理，而在這樣做時，他們也就實現了身份的互換。他者可能變成「我們」，我們也可以變成「他者」。當然，一部小說可以同時完成這兩大功績。甚至，它可以使我們去描述自己的生活，就好像這是他人的生活。同時，它也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機會，使我們得以描述他人的生活，就好像這是我們的生活。

想進入別人生活的小說家，不一定要像我準備寫《雪》時所做的那樣，去調查別人的街道和城市。小說家如果希望自己切身體會他人的狀況，體會他人的痛苦和煩擾，那麼他首先要依靠的，是自己的想像。下面，讓我來舉例說明。這個例子會讓大家想起我先前提到的文學關係：「如果有一天早上，我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巨大的蟑螂，那我該怎麼辦？」在每部偉大的小說之後，都隱藏著一位作家。他最大的快樂就是進入他人的身體，並給這身體帶來生命。他最強烈、最富有創造力的衝動，就是去試探自己身份的極限。如果有一天早上，我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大蟑螂，那麼我要做的，就不僅僅是研究昆蟲。如果我猜到，房子里的每個人看到我急匆匆地從牆上或天花板上溜過時，會感到厭惡或恐懼，如果連我自己的父母也會扔蘋果來砸我，那麼我就一定會想辦法變回卡夫卡。但是，在我把自己想像成別人之前，我可能還必須作一點調查。我最需要考慮的問題是：我們這麼急於要把自己想像成的那個「他者」，究竟是誰？

我之所以讓大家來注意這每一種可能性，僅僅是因為我常常憧憬要把這兩個極端世界都包含在內。有時，我試圖逐個去想像，大量的讀者拿著書本蜷在角落裡，舒適地坐在安樂椅中的情形。我還試圖去想像，他們會在何處過著自己的日常生活。然後，我的眼前會出現成千上萬，甚至好幾萬讀者的形象，城市的街道上到處是他們的身影。這些讀者在看書時，作者的夢變成了他們的夢。他們在想像中，為作者的主人公塑造身份。他們看到了作者的世界。現在，這些讀者像作家自己一樣，試著去想像他者，他們也在把自己置於他人的處境。到這時候，我們才能感受到，在我們內心翻騰著謙卑、同情、寬容、憐憫和愛等情感。因為偉大的文學與我們的判斷力沒有關係，而是與我們把自己置於他人處境的能力有關。

我首先想說的是，對土耳其人而言，歐洲是一個非常微妙、非常敏感的話題。我們就在這裏，帶著很高的期待和美好的心愿，敲著你的門，要求進去，但又感到非常焦慮，害怕遭到拒絕。我像其他的土耳其人一樣，能敏銳地感到這一切。我們的這些感受，與我在前面描述過的「默然無聲的恥辱」非常相似。土耳其敲著歐洲的大門，我們等啊等啊，歐洲先作了承諾，然後又忘了我們而且還提高了門檻。土耳其申請成為歐洲正式成員國，而歐洲仔細審核的，卻是土耳其可能懷有的一切企圖。在此過程中，我們很悲哀地看到，歐洲某些地方的反土耳其情緒越變越濃，至少某些政客是這樣的。在最近的ｈｔｔps://rｅａｄ•９9cｓw.ｃｏｍ選舉中，他們對土耳其人和土耳其都持反對立場。我覺得，他們的態度與我們國家某些政客採取的立場同樣危險。

我是在伊斯坦布爾跨歐洲部分的一個西化的世俗家庭長大的。因此，對於我或像我這樣的人來說，相信歐盟根本不是一件難事。別忘了，從童年起，我們的費內巴切足球隊就一直在參加歐洲杯的比賽。有數百萬像我這樣的土耳其人全心全意地信任歐盟。更重要的是，大多數保守的土耳其人，穆斯林土耳其人，以及他們在政治上的代表團體也希望看到土耳其加入歐盟，想幫助謀划歐洲的未來，夢想這種未來的誕生，並協助共同建設這種未來。這種友好的表示雖然在幾個世紀的戰爭和衝突之後才到來，但它的意義卻不能輕看。如果將它斷然拒絕，就會引起極大的遺憾和氣憤。沒有歐洲的好前景，我想像不出土耳其的樣子。同樣，沒有土耳其的好前景，我也無法信任歐洲。

現在，我們就來考慮東西方的問題，記者們對這一問題極感興趣。但是，當我了解到這一問題在西方某些地方的新聞界具有特別含義時，我則傾向於最好不要去談它。因為它常常帶有這樣一種預設：貧窮的東方國家必須聽從西方及美國可能做出的一切提議。而且，人們還會看到這樣一種必然：在我長大成人的這種地方，其文化、生活方式和政治會激發出一些令人生厭的問題，並且會期待我這樣的作家將解答這些討厭的問題作為生存目標。當然，東西方問題的確存在，但它不應該僅僅是由西方國家發明，並強加給他人的一個惡毒、僵化的表述。東西方問題應該與財富、貧困及和平有關。

這個與我們完全不同的東西，可用來應對我們最原始的仇恨、恐懼和焦慮。我們很清楚，這幾種情感可以激發想像，賦予我們寫作的能力。所以，一個遵守藝術規則的小說家會認識到，如果他能成功地認同「他者」，那麼，他獲得的就只有好處。他還知道，如果他能為彼此對立的他者著想，那麼這將有助於他從自我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小說的歷史，是一部人類的解放史：設想我們自己處於別人的境地，運用想像力擺脫我們的身份，於是我們便獲得了自由。

我想像著所有讀者都開始運用想像力，將自己置於他人的處境。我想像著他們的世界，一條又一條街道，一個又一個住區，乃至整個城市。這時，我忽然覺察到，我真正在考慮的，是在想像中塑造自己的社會、人群、整個國家（你怎麼想）。現代社會、部族和國家，通過閱讀小說來完成最深刻的思考，這樣他們才能去爭辯他們是誰。因此，即使我們單單為了消遣、放鬆、打發日常生活的無聊，而拿起一本小說來讀，我們也會在不知不覺中，開始想像我們所屬的集體、國家和社會。這也是為何小說不僅要表現一個國家的自豪和快樂，而且要表現它的憤怒、脆弱和恥辱。因為小說會讓讀者想到自己的恥辱、傲慢以及在世上微不足道的地位，所以小說家能夠激起如此的憤慨。現在，我們仍能看到，排斥異己的現象依然嚴重——我們看到書本被焚燒，小說家受到起訴——這是多麼地可恥。

我來這裏的目的，不是要說我為什麼要寫一部叫《雪》的小說。我是想通過這個故事，進入到一個每過一天我的理解都會變得更加清晰的主題。這個主題，在我看來是小說藝術的中心問題，即迴響在我們每人頭腦中的「他者」、「陌生者」和「敵人」問題，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如何改變自己目前身份的問題。我的問題，並非對所有小說家來說都很重要。這一點不言自明。一部小說，當然可以通過想像，將其人物置身於我們所熟悉、關心的、我們從經驗中認識到的處境中去，這可以加深對人類的了解。如果我們在小說中遇到的人物，讓我們想到自己，那麼我們的第一願望，就是讓這些人物來解釋我們是誰。因此，我們故事中的母親、父親、房子和街道，與生活中的樣子非常相似。故事發生的城市也一樣真實，如同我們親眼所見。而故事發生的國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樣子。支配文學藝術的神奇規則，會擴大普通家庭、家園和城市的意義內涵，使每個人都覺得，小說中ｈttps://ｒｅａd•９9ｃｓｗ.ｃom反映的就是他們自己的家庭、家園和城市。常有人說，《布登勃洛克一家》這本書是一部自傳性極強的小說。我十七歲拿起這本書時，並沒有把它當做托馬斯·曼自己的家庭故事來讀，因為我當時對他了解很少。我認為這本書與普遍的家庭有關，這樣我才容易產生認同感。小說的神奇機制使我們能把自己的故事展現給全人類，這些故事也是別人的故事。

現在我想談談靈魂，以此作為我發言的結尾。靈魂，是小說家努力畢生想傳達的一種特質。只有當我們能夠將這個奇怪而令人迷惑的任務歸入適當的範圍時，人生才會幸福。很大程度上，我們的幸福和不幸都不是源自生活本身，而是來自於我們賦予它的意義。我一生的時間，都在探求這種意義。或者，換句話說，在今日這混亂、艱難、迅速流變的世界里，我一生都在喧囂和嘈雜中踽踽而行，人生之路盤旋曲折，讓我不知所從。我忙著在尋找開頭、中間和結尾。在我看來，靈魂這東西，只能在小說里找到。自從我的小說《雪》出版之後，每次我走在法蘭克福的街上，我就能感覺到卡的靈魂。我與這個主人公的共同之處真不算少，我感覺自己似乎真正在觀看著我所想像的那座城市，似乎我不知怎的，已經觸及了它的靈魂。

但是，恰在獲得解放的同時，我也開始察覺到了藝術表現的複雜政治性，以及為人代言的道德兩難之困境。這對任何人都是一件艱巨的任務。對於小說家來說，尤其如此。他也早已被上述的那些情感弄得迷迷糊糊。隨心所欲的想像世界可能有欺騙性，一個小說家，倘若為民族主義傲慢情緒所左右，脾氣火暴，動輒發怒，那麼他所反映的東西便會愈加如此。如果我們對某種現狀秘而不宣，那麼我們希望的，其實是可以隱秘無聲地品味這種恥辱。但是，一旦某個小說家運用想像來改變這種現狀，並將其變成一個相對應的、意在獲取關注的世界，那麼這種希望就破滅了。當小說家開始玩弄支配社會的各種規則，當他在事物表層下進行挖掘，以發現其隱藏結構，當他像好奇的小孩一樣，在自己都弄不明白的情感驅使下探求秘密，那麼他不可避免地就會給家人、朋友、同儕以及親愛的公民們帶來不安。但是，這是一種令人幸福的不安。因為，正是通過讀小說、故事和神話，我們才能理解生活世界的主導思想。是小說，讓我們得以接近被親人、學校和社會所掩藏的真理；是小說藝術，讓我們能夠問這樣的問題：我們究竟是誰？

我出生於西化的伊斯坦布爾中產階級家庭。我得承認，我自己有時也抱有這樣的觀點。雖然這種觀點用意良好，但卻過於狹隘簡單。西化主義者夢想通過模仿西方來改變、豐富自己的國家和文化。因為他們最終的目標是創建一個更富裕、更幸福、更強大的國家，所以他們一般都是本土主義者，有很強烈的民族主義特點。很明顯，我們在青年土耳其人和年輕的土耳其共和國西化主義者身上，能看到這些傾向。但是，作為學習西方運動的參与者，這些組織仍然對自己國家和文化的某些基本特點採取深刻的批判態度；他們在批判自己的國家和文化的同時，雖然可能與西方觀察家們的信念和風格不一樣，但他們也覺得，自己的文化有缺點，甚至有時還覺得它沒有價值。這造成了另一種非常深沉、混亂的情感：恥辱。

在我看來，小說像管弦樂和後文藝復興的繪畫一樣，是歐洲文明的基石。它賦予歐洲今日的面貌。如果還有所謂本質的話，那麼歐洲也正是通過它才創造、展現出了自身的本質。沒有小說，我無法想像歐洲會是何種面貌。我現在談論小說，是把它當做一種思考方式、理解方式和想像方式來看的。同時，它還是把自己想像成他人的一種方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小孩和青年都是在讀過歐洲小說之後，才會第一次對歐洲有深刻的認識；對我來說也是如此。拿起一本小說來讀，就等於邁進了歐洲的邊境線；就等於進入到一個新大陸、一種新文化、一種新文明；就可以在這些冒險過程中，學會帶著新的願望和靈感去表達自己；結果我們就會相信，自己是歐洲的一部分。我記得，自己就有這種感覺。我read.99csw.com們還要記得，偉大的俄國小說和拉丁美洲小說也同樣來源於歐洲文化。因此，只要讀上一本小說，我們就可以認識到，歐洲的邊境、歷史和國別之分總是處於不停地流變之中。我父親書房裡的法國、俄國、德國小說里描述的古歐洲，就如同我童年時期的戰後歐洲，以及今天的歐洲一樣，是個永遠變化的地方。因此，我們對歐洲的認識，也永遠處於變化之中。然而，有一種我對歐洲的看法，卻是永恆的。這就是我現在要討論的。

在此，對於我如此長篇大論地談論政治，我向大家道歉。我最樂意歸屬的世界，當然是想像的世界。從七歲到二十二歲，我的夢想就是要成為一名藝術家。這樣，我可以走到伊斯坦布爾的街上，描畫都市風景。正如我在自己的作品《伊斯坦布爾》里寫到的那樣，我在二十二歲放棄繪畫，開始寫小說。現在我認為，我想從繪畫里得到的東西，就是我想從寫小說中得到的東西。吸引我從事藝術和文學的東西，就是這樣一種希望：將乏味、單調、希望破滅的世界甩在身後，去追求一個更深沉、富饒、更多樣化的世界。要進入這片另外的魔幻領域，不論我像早期那樣，使用線條和色彩來表達自我，還是像現在這樣，每天花很長的時間用文字來創作，我都需要去想像這片領域的細微差別。三十多年來，我獨自坐在自己的角落裡，構建這個給人撫慰的世界。它主要取材於我們都認識的世界，取材於我能從伊斯坦布爾、卡爾斯和法蘭克福的街道，以及室內生活里看到的世界。然而，是想像，小說家的想像，給日常生活的有限世界賦予了獨特性、魔力和靈魂。

因此，笛福的偉大小說神奇地塑造出來的人物，不僅僅是魯賓孫·克魯索，還有他的奴隸星期五。《堂吉訶德》同樣神奇有力地塑造出一個生活在書本世界中的騎士，以及他的僕人桑丘·潘沙。我喜歡讀托爾斯泰最出色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作家是個幸福的已婚男子，他在書中展開想像，描寫一位女人如何先毀掉自己不幸的婚姻，然後毀滅了自己。托爾斯泰的靈感來自另一位男性作家。此人從未結婚，卻想像自己進入了對生活不滿的愛瑪·包法利的心裏。在所有寓言小說中，最偉大的是《白鯨》。作者梅爾維爾探討了他那個時代美國無法擺脫的各種恐懼，尤其是對外來文化的恐懼。而探討各種恐懼的媒介，就是大白鯨。我們之中，那些通過書本認識世界的人，如果不想想福克納小說中的黑人，就不可能真正考慮到美國南方的情況。如果福克納不能把那些人物真實地表現出來，那他的作品就會有所欠缺。同樣，我們會覺得，如果一個德國小說家希望對所有德國人說話，但是他卻未能或明顯、或含蓄地描繪出該國土耳其裔的形象，以及他們造成的社會不安，那麼這位作家也同樣有所不足。同理，一個土耳其小說家，如果不能描繪出庫爾德人或其他少數族裔的形象，如果他忽視了該國未被言說的歷史中的黑暗內容，那麼在我看來，他也只不過是寫了些空洞的東西而已。

我們都知道，閱讀小說會有怎樣的快樂。我們都知道，沿著一條通道進入他人的世界是怎樣的刺|激。我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那個世界，並渴望對它作出改變。我們沉浸於主人公的文化中，充分體會到主人公與組成他世界的各種事物之間的關係。我們沉浸於作者的話語中、沉浸於他的決定，以及隨著故事的發展他所注意到的事物。小說，既不完全是虛構，也不完全是真實。讀小說，既要面對作者的想像，還要面對真實的世界。我們無論怎樣焦躁、好奇，都只能觸及這個世界的表象。但當我們退到某處角落，躺在床上，當我們手拿小說，舒展地倚在沙發上時，我們的想像就會在小說中的世界和真實世界之間來回穿梭。我們手中的小說，也許能帶我們去一個從未去過、從未見過、從未認識過的世界。或者，它也許能帶我們進入書中人物隱秘的深層世界。而這些人物從表面上看來，與我們最熟悉的人物再相似不過。

要批評土耳其國家缺乏民主，或者在經濟上挑土耳其的毛病是一回事；要詆毀一切土耳其文化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說，要詆毀在德國的土耳其人後裔在該國過https://read.99csw.com著最貧困的生活，也是另一回事。至於在土耳其的土耳其人，聽說自己受到苛刻的評價，他們就再次意識到，自己是在敲一扇門，等著被放進去。當然，他們也同樣會意識到，自己並不受歡迎。最具諷刺意義的是，歐洲反土耳其民族主義情緒的瘋狂發展，在土耳其國內激起了最粗俗的民族主義對峙。那些相信歐盟的人一定馬上會看到，我們只能在和平和民族主義之間作出選擇。我們要麼擁有和平，要麼擁有民族主義。我認為，歐盟的內心裝著的，是和平的理想。我相信，土耳其給歐洲提供的和平機會，最終也不會遭到棄絕。我們已經來到了這樣的關頭：我們必須在小說家的想像力和允許焚燒小說家作品的那種民族主義之間作出選擇。

19世紀，奧斯曼帝國開始感覺到，自己的光芒已被活力日增的西方國家所掩蓋。當時，帝國和歐洲軍隊作戰連遭敗績，眼看著國力逐漸衰敗下去。此時，出現了一個組織。該組織成員自稱為青年土耳其人。像後來幾代的精英分子一樣（甚至包括最後的幾位奧斯曼蘇丹在內），這些青年土耳其人驚嘆于西方的優越性，於是開始了西化改革運動。現代的土耳其共和國和凱末爾·阿塔圖爾克的西化改革，都是遵循同樣的邏輯。而這個邏輯的基礎是：大家相信，土耳其衰弱和貧困的根源是它的傳統、它的古老文化以及它在全社會建立宗教組織的各種方式。

我在卡爾斯作調查時，也做了同樣的事情。卡爾斯是土耳其東北的一座小城，我大多數小說里的故事都發生在這裏。因為我對卡爾斯了解甚少，所以在把它當做小說背景之前，我曾多次去那裡調查。在那兒逗留期間，我逐街逐店調查該城市，遇見了很多人，交了很多朋友。我造訪過這裏最偏遠、徹底被人遺忘了的住區，它同樣是整個土耳其最偏遠、徹底被人遺忘了的城市。我和那些失業后無望再找份工作、整天泡在咖啡屋的人交談；還和中學生交談，和不管我到哪都緊跟著我不放的警察、便衣警察交談；和發行量不超過二百五十份的報刊出版商交談。

和很多人猜想的相反，一個小說家的政治觀與他所屬的社會、黨派和集團毫無關係，或者說，與他從事的政治事業毫無關係。一個小說家的政治觀，來自於他的想像，來自於他把自己想像成他人的能力。這種能力，使他可以探討以前無人注意到的人類真相。這使他成為那些無法表達自身利益、憤怒沒人理睬、聲音被壓制者的代言人。一個像我這樣的小說家，絕不會對政治持有年輕人的興緻；如果他真有那種興緻，那他的動機最終不會有多大意義。今天，我們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這部最偉大的政治小說時，我們不會按照作者原本的意圖去讀。儘管他寫這部小說，是為了同俄國西化主義者和虛無主義者進行爭辯。我們讀這部作品，注重的是看它對當時俄國的反映。這本書向我們揭示了深鎖在斯拉夫靈魂中的偉大秘密。而只有小說，才能探討這樣的秘密。

從有些人對我的小說，以及我與西方的關係之種種看法所做出的反應，我看到了這種恥辱。當我們在土耳其討論東西方問題時，當我們談論傳統和現代的緊張對立時（我認為，這一點是東西方問題的本質所在），或者當我們在含糊其辭地談論我們國家和歐洲的關係時，恥辱的問題已經潛伏在其中了。理解這種恥辱時，我總是試圖將其與它的對立面——傲慢——聯繫在一起。我們都知道，如果傲慢太多，如果人們行事過於傲慢，那麼羞愧和恥辱就會如影而至。因為，每當有人感覺深深受辱的時候，我們總會期待他表現出驕傲的民族主義的一面。我的小說就是取材於這些陰暗的素材，這種恥辱、這種傲慢、這種挫敗感。因為我的國家正試圖敲開歐洲的大門，所以我很清楚地意識到，上述脆弱的情感不時會輕而易舉、毫無節制地燃成猖獗之勢。我現在要做的，就是低聲地談論恥辱這一秘密，正如我最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里聽到的一樣。我們正是通過分享大家的私密恥辱，才能獲得自己的解放。這個道理，是小說藝術教給我的。

非常高興能來到法蘭克福。我的小說《雪》中的主人公卡在這座城市度過了他生命中最後的十五年。這個主人read.99csw.com公是土耳其人，因此他跟卡夫卡沒有任何關係，他們只是在文學意義上有些關聯。等一會兒，我會詳細地談論這種聯繫。卡的真名是凱立姆·阿拉庫什奧盧，但他不是很喜歡這個名字，所以更願意使用這個更簡短的稱呼。20世紀80年代，他以政治難民的身份，第一次來到法蘭克福。他對政治不是特別感興趣，甚至可以說不喜歡政治，他的整個人生就是詩歌。我的這位主人公，是生活在法蘭克福的一位詩人。他看待土耳其政治的態度，就像其他人看待一場事故一樣，捲入政治，往往是無心而為。如果時間足夠的話，我想就政治和事故說上幾句。對於這個話題我已經考慮了很多。但是，請不要擔心：雖然我能寫長篇小說，但今天，我只會做一點簡短的評論。

很明顯，我們不能指望通過讀報紙、雜誌或者看電視來應對這種深沉的問題。我們只有通過仔細、耐心地閱讀偉大的小說，才能了解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獨特歷史；才能分享困擾我們的各種獨特人生——它的深度讓我們恐懼，它的簡單讓我們震驚；才能收穫這種真理。我再補充一點：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們開始在讀者耳邊低語，告訴他紮根于歷史之中的秘密，告訴他源自傲慢和失敗、恥辱和憤怒的秘密時，他們其實也照亮了讀者自己歷史的陰暗之處。這低語者，就是絕望的作家，他對西方既愛又恨，程度相同。他無法把自己看做西方人士，但西方燦爛的文明又讓他為之目眩，他感覺自己被夾在兩個世界之間。

五年前，也就是2000年，我想描述1980和90年代，卡在法蘭克福的生活狀況。為了避免犯太多錯誤，我來到了這座城市。今天的觀眾席里，有兩位為我那次法蘭克福之行提供了特別慷慨的幫助。他們帶著我四處參觀。我們一起走訪了古特魯街附近一家舊工廠後面的小公園，我書中的主人公，就是在這裏度過了生命中最後的時光。為了更好地想像卡每天是如何從住處散步到城市圖書館，並在此度過白天的大部分時間，我們步行穿過車站前面的廣場，沿著凱瑟斯特拉斯往前走，經過幾家性用品商店，然後再路過明希內爾街的幾家蔬菜水果店、理髮店和燒烤店，一直走到鐘塔廣場，剛好經過我們今天聚會的教堂前。我們還一起走進了Kaufhof商店，卡那件穿了多年、給了他不少安慰的外套就是在這裏買的。我們一起在法蘭克福的土耳其人建立起的家園的貧困區走了兩天，參觀了清真寺、飯館、社區協會和咖啡屋。這是我的第七部小說，但我現在還記得，自己當時就像個新手一樣，做了大量毫無必要的筆記，為每一個細節煩惱，還總是問「80年代，有軌電車真的通過這個角落嗎」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

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常常談到土耳其，談到它申請加入歐盟。每每此時，人們對我總是哭臉相迎，或提出許多質疑。所以，現在我要當場回復他們。土耳其以及土耳其人民可以提供給歐洲和德國最重要的東西，毫無疑問就是和平。它指的是一個穆斯林國家加入歐洲的願望，以及該和平願望獲得批准就可以帶來的安全和產生的作用。我在孩提和青年時期，讀過許多偉大小說家的作品。他們並不按照基督教的信仰，而是按照對個體的渴望來界定歐洲。因為這些主人公們通過奮鬥來解放自己，表現自己的創造性，使自己夢想成真。所以他們的小說能贏得我的歡心。歐洲能獲得非歐洲世界的尊重，應歸因於它費盡努力培育出來的各種理想：自由、平等、博愛。而如果歐洲的靈魂是啟蒙、平等和民主，如果歐洲是一個基於和平的聯盟，那麼土耳其也該在這裡有一席之地。歐洲如果以狹隘的基督教教義來界定自我，那麼它就與試圖從自己的宗教里獲得力量的土耳其無異。這樣的歐洲脫離了事實，排他性太強，它與過去相連，卻與將來無關。

馬拉美說得不錯，「世上的一切都為了寫進書本而存在。」毫無疑問，最有資格把世間一切納入其中的書本類型，就是小說。想像，是一種將意義傳遞給他人的能力，是人類最偉大的力量。而多少世紀以來，它在小說里找到了最真的表述。我現在接受德國書業和平獎，它認可了我三十年來對這門偉大藝術的忠誠效勞。我從心底里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