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讀過小說譯本的人，尤其愛這麼說。西方讀者對我戲仿專欄作家的那種奇特而又曉暢淋漓的敘述，總是十分著迷。這些專欄作家所屬的傳統，超越了土耳其的國界，它還將另外一些有著類似文化衝突的國家都包容其間。如今，這些人已慢慢絕跡。但在今天土耳其專欄作家的筆下，我們仍能夠看到他們的一些回聲。

我在《黑書》中創作專欄作家耶拉·薩利克時，我甚至開始像他那樣寫起了專欄文章。我最關心的，就是要確保他和許多時下著名的專欄作家不同。他和他們毫無共同之處——他們幾乎每一個都像政要一樣知名。這樣，我才可以避免受到他們這些傑出的專欄作家的影響。我最擔心的，便是與專欄作家切廷·阿爾坦（Çetin Altan）扯上關係，他頗具爭議的立場使他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聲名鼎沸。

正是在這種類似的時刻，我才會清楚地理解，為什麼屠格涅夫想要忘記有關俄羅斯的一切。為什麼他去了巴登巴登，並且過一種與俄羅斯完全隔絕的生活。為什麼他會斥責任何一個想和他討論俄羅斯問題的人（就像在那個著名的故事中所表現的）。他會對那些人說，他對俄羅斯絲毫沒有興趣，甚至希望將它永遠從腦海中抹除。儘管如此，很多時候我還是會想，對我來說最好的做法也許就是留在土耳其，把自己鎖在屋內，藉著小說創作的模糊構思，徜徉在想像之中。事實上，從1975到1982年，當謀殺、政治暴力、白色恐怖、酷刑拷打以及禁令束縛大行其道時，我正是這麼做的。我把自己鎖在房內，寫新的故事——新故事充滿了寓意、含混和沉默，裏面有聞所未聞的聲音。這當然勝過寫另一部有缺憾的歷史，因為，這類歷史總是要藉助別的缺憾來解釋我們自己的缺憾。踏上這一旅程，你不需要確切知道自己將要走向哪裡；只要知道你不想去哪裡，這就足夠了。

這篇專欄發表后不久，切廷·阿爾坦就寫了一系列短篇偵探小說，即極普通的早期偵探小說，它們與切斯特頓（G.K.Chesterton）的《布朗神父》（Father Brown）系列風格相似。寫了這些小說，他就不再相信，社會沒有給予作家足夠生活經驗，而導致作家寫不出偵探小說了。他將其當成一種極端決定論的觀點予以拋棄。

回答：那些住在附近、能聽到死者驚叫的人們。如果附近無人居住，就由當地財政部門——換句話說，就是政府——負責。

讓我們待在我剛才提到的那間上鎖的房間內，看看我如何用寓意和含混的方式來開展工作。法國作家加斯通·勒魯（Gaston Leroux）有read.99csw.com一部譯成土耳其語的小說，叫《黃色房間的秘密》（The Secret of the Yellow Room）。近年來，這位作家因小說《歌劇魅影》而蜚聲文壇。《黃色房間的秘密》被熱衷於偵探小說的讀者稱讚為「密室謀殺案」這類小說中第一部，也是最為出色的典範之作。謀殺發生的房間里，門是鎖著的，裏面有一具屍體，屍體上有一些疑點。謀殺發生后，有個善於偵破的人檢查了所有線索，理清了基本事實，找出了謀殺的動因。在加斯通·勒魯寫完《黃色房間的秘密》七十年後，西班牙作家馬努艾爾·巴斯克斯·蒙塔爾萬（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寫了一部小說，名為《中央委員會謀殺案》（Murder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證明「密室謀殺案」這類模式仍大有可為。在這部政治探案小說中，那間上鎖的房屋是某一政黨（類似於西班牙共產黨）的會議室。燈光熄滅之後，總書記被人殺死了。不論小說採用什麼形式，上鎖的房間內發生謀殺案，這可以讓我們清晰地認識犯罪、法律和刑罰等情況。謀殺發生后，一個外來的稽查員，通常是國家的辦事人員，會對每個嫌犯進行單獨問訊。這些審問肯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們都有罪，都對中央政府負有責任。上鎖的房間是最好的明證，它向我們表明，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承擔，是否願意服罪，最終都不會是某個組織、相關群體，或者社會團體來擔負責任。我們要麼只能作為個體去服罪，要麼就壓根兒沒罪。在此書的世界里，我們為自己犯下的罪行而對政府負責，這個世界，遠遠不同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夢想的那個道德世界。

但是，切廷·阿爾坦從未遭受過讓奈保爾變得如此冷漠、如此悲觀的那種痛苦。他對西方化和現代化還持有一定的樂觀態度。這就是為什麼對他來說，西方這個中心之所以給我們帶來痛苦，並不是因為我們模仿西方造成的。同理，我們之所以模仿西方，是因為它雖然給我們帶來了痛苦，但我們不能將所有想像中的弊病都一股腦兒推給西方。他那孩子氣的樂觀，一部分是因為，土耳其事實上從未成為殖民地。這使他把西方文明看做是一個可以用緩慢而慎重的方式去親近的中心。不論是什麼因素使「我們」與那些生活在西方的人產生差異，西方無疑是我們不可或缺的借鑒。因為我們不像西方人，我們必須明確自己缺乏什麼，然後再來彌補。歷史，我們的歷史，就是體現我們所有不足的歷史。像許多奧斯曼和土耳其知識分子那樣，也像許多好鬥善辯的專欄作家一樣，切廷·阿爾坦也曾列舉使我們迥異於西httｐs://reａd.9９ｃsw.ｃom方人的諸多令人沮喪的缺點：從民主到資本主義，從個性化小說藝術到鋼琴演奏，從視覺藝術到散文，從阿塔圖爾克非常重視的帽子到《寂靜的房子》中我曾打趣提到的那張桌子。

問題：當四個村落彼此相鬥，有人被身份不明者亂棍打死，誰該支付撫恤金呢？

現在，讓我們來仔細想想他的另一觀點：「每個人都知道某人是被誰，又是因為什麼被殺死的。」如果你能想到，許多殺手都希望自己永遠不被發現，那麼你隨即就會清楚，阿爾坦的這種說法並不總是在理。切廷·阿爾坦說，我們的文化中缺乏暗殺事件，而早在四百年前，奧斯曼政府（被那時充當守舊衛士的歷史學家們稱為經典年代）就極其關注無名殺手案件，並將它們寫進了律法，為此他們付出了卓絕的努力。今天，我們知道，伊斯蘭教大臣艾布蘇尤德大人曾是蘇萊曼大帝時代最高的法律權威，他的判決成為西方意義上劃時代的經典先例，因而一直光芒耀眼，對今天的許多裁決仍有影響。他常常會被人問起，究竟誰應該為無名殺手謀殺案負責。

初讀這些文字，我們不得不欣賞其直白的推理和語言的犀利、幽默。或許正因為如此，我們會傾向於接受阿爾坦的觀點，但想想，我們該怎麼來反駁他呢？好吧，我們也許可以提一下西西里島作家萊奧納多·莎沙（Leonardo Sciascia）。他在偵探小說中，非常成功地使用了具有類似鄉村特點的謀殺案作素材。有人指出，許多西方式謀殺儘管手法拙劣，給人以「牛刀殺雞」之感，卻總能繼續激發偵探小說的靈感。或者說，偵探小說激發了這類謀殺的靈感。

問題：如果在教會屬地發現一具屍體，兇手銷聲匿跡，而房客又都在寓所睡覺（不在店裡工作），那麼誰該支付撫恤金呢？

《黑書》有很大一部分，是借土耳其最重要的《民族日報》（Milliyet）之名，以專欄的形式發表的。在小說里，它們都出自一位記者之手，一篇一篇呈現出來。它們有規律地時斷時續，打亂了小說的敘述主線。由於它們決定著《黑書》的形式，所以著實給我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因為，有相當一段時間，我是以專欄作家的口氣來寫小說的，愛將含蓄的插科打諢與面壁虛設的學問加以平衡和協調。專欄內容越來越長，成了小說的主要部分，從而破壞了其整體的結構和平衡。即使是現在，如果讀者對我說，「我讀了《黑書》，裏面的專欄內容太棒了。」我還是會既高興又難過。

偵探小說在土耳其的發展，遠沒有達到英國、美國和法國那麼高的程度。在工業社會複雜生活的背景下，各種謀划精密的殺人案對這類社會的小說、戲劇、電影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其結果便是九-九-藏-書大量創造性天才偵探小說家的湧現。

1970年代，政治恐怖已經升級到現在的恐怖程度，切廷·阿爾坦注意到了另外一個缺陷，它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話題。

從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奧斯曼刑法對無名殺手謀殺案極為關注。國家也非常清楚，如果確定不了是何人所為，國家就應對這類罪行負責——換句話說，就得由國家來支付撫恤金。如果近旁人等不想對此負責，他就不得不親自找到真兇。於是，就產生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我們可能不得不對發生在自己周圍的每宗謀殺案負責，這與今天我們看到的情況完全相反。那些日子，為了避免對謀殺案負責，人們必須對周圍的一切動靜高度警覺，甚至到了妄想的程度。因為人人清楚，他有可能要對四周發生的謀殺案負責。因此，任何普通人都可能急切地追蹤罪犯、殺手，這在情理之中。我個人通過觀察發現，儘管伊斯坦布爾的人口如今已達千萬，但這種責任感和熱切心，至今仍在這座城市大行其道。或許，你可以把它當做對已往撫恤金心存焦慮的餘波，但在每個人都認為人人應當對任何事情負責的社會中，它所體現的道德觀，即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也會全心贊同。

不過，我們不想誤導任何人，讓他們覺得今天的伊斯坦布爾——今天的土耳其——在鼓勵無名殺手謀殺案方面，居於世界之首，這還不包括有計劃有步驟的政治迫害，以及束縛言論自由和踐踏人權。因此，我們可以很容易推斷出，大多數競選人對人權問題的漠不關心，達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然而我們很難解釋的是，四百年前的人們，會因為要承擔那樣的連帶責任，從而擔心自己成為鄰里的監護人，其代價則是支付撫恤金。如今，他們為何卻對國家的禁書行為，以及拷打、折磨他們的近鄰如此漠不關心呢？

回答：最近的村落。

但對我們這個農村佔主導地位的社會來說，謀殺就毫無智慧可言。一個良心被忌妒所蒙蔽的丈夫，會很乾脆地舉起刀刺向他的妻子，然後一切結束。或者一個要報血海深仇的人，不論在哪裡看到他的敵人，就會當場舉槍把所有的子彈打進他的腦殼。在鄉下，一旦哪裡因為土地或用水權發生糾紛，人們的習俗就是拿起雙管短槍，準備伏擊偷襲。每個人都知道某人是被誰，又是因為什麼被殺死的。如果說這類謀殺不能引起作家的興趣，那是因為這種處理方式太過粗糙，作家寫這類事件大有殺雞用牛刀之嫌。這就是為什麼偵探小說在我們國家如此不發達的原因。

最近，切廷·阿爾坦公開宣稱政府與黑手黨有染，並插手了多起謀殺事件，隨後，他被指控「侮辱政府」。在審判期間的一次調查中，他披露說，自己大概捲入了三百宗對他不利的案件。年輕ｒeaｄ•９９ｃsw•ｃｏｍ時，他是我最崇拜的文學和政治英雄之一。因此，所有他入獄和釋放的日子，都被我當做最激動的時刻記錄下來，迄今記憶猶新。在身為土耳其工人黨議員時，他在國民議會上的精彩演講和強有力的專欄內容，使他失去了政治免疫力，所以，當時執政的保守黨議員在國民議會裡徹底擊敗了他。

我不想格外探討或分析這種局勢，只是想提醒你要警惕。這或許是因為，我並不想以一種文化缺陷來解釋另一種文化缺陷。因為這些話題中，有些東西會扼殺我們內心作為詩人的特質。正如貝克特曾經說的，有時沉默似乎暗示著「沒什麼好說的」；而在另一些時刻，它意味著「要說的實在太多了」。

回答：那些住在附近、能聽見死人驚叫的人們。

毫無疑問，國家和公眾輿論之所以對阿爾坦充滿憤怒，多半是因為冷戰時期他是蘇聯鄰國的社會主義者。再者，20世紀70年代以來，阿爾坦開始將批評的矛頭指向國家，這使人們對他的憤怒有增無減。我個人的觀點是，無論左翼還是右翼保守主義人士或民族主義者都憎恨他，因為他不去斥責土耳其的貧窮，不去斥責在政治實驗和外強幹涉等問題上，缺乏有效的政治智慧和管理手段的人，而一味地認為，國家問題的根源在於民族問題。批評自己祖國的時候，阿爾坦從不向讀者指明，所有這些譴責應該一股腦兒堆到哪些邪煞身上去，他也從不提供一夜之間就可能改變國情的妙策良方。他攻擊的目標，並非土耳其的政治制度，而是它的文化。對此阿爾坦總是目光銳利，竭盡諷刺。土耳其的風俗、土耳其人的思考方式，以及所有的裝腔作勢，被他視為民族的沉痾痼疾。阿爾坦不僅能夠用那些被激怒者的語言來寫作，而且還有辦法使他們每天都讀他的文章。由此看來，他就是個奈保爾。

我談到上鎖的房間，是想說明，當我們缺乏可能幫助我們理解自己歷史的最基本的法則時，為什麼我們只能通過諷喻來與歷史聯繫。我們需要「密室謀殺案」這類故事發生變種。而我提到的故事，只是我舉的一個例子而已。在所有經過嬗變的版本中，謀殺的責任（這隻是一個諷喻，我們可以簡稱其為罪行）將會指向發生案件的房主、所有居住在那裡的各色人等，以及足以聽見死人驚叫的鄰居。在故事前半部分，一旦我們接受這一點，我們就會繼續敷衍下去，就像用某種新規則下象棋那樣。這也會使我們能夠預測到兇手或罪犯，將如何利用我們的知識體系行動。很明顯，為了不被發現，或避免成為對此負責的個人，殺手幾乎必須讓周圍的每個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問題：如果有人在某個城鎮附近被殺，殺手銷聲匿跡，誰該支付撫恤金呢？是整個城鎮，還是住在附近、能聽見死人驚叫的人們？

這read.99csw.com或許又把我們帶回到了切廷·阿爾坦的理論，即承擔罪責是基於文化傳統。相反，如果我們能以諷喻、含混，或者我們不知該如何利用的微弱新聲作為開始，我們至少可以使自己避免描寫充滿缺陷和扭曲的歷史。它們會導致我們一無所成。我年輕的時候非常好奇，渴望認識和理解一切，滿懷激|情地閱讀像切廷·阿爾坦那樣的專欄作家。那時我想，或許有一天，我會成為一名作家。但和那些有著相同夢想的人一樣，我沒有去想到底要寫什麼，而是在想，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我心中的作家形象，不是那種視寫作為自我保護途徑的現代主義者，而是那些啟蒙主義作家。啟蒙主義者渴望了解一切，向讀者呈現一切。現在我知道，這兩者都是不完全的，他們所呈現的，亦非世界的本來面目。在邪惡橫行的社會，現代主義對付惡魔還不夠聰明。要和這些邪惡現象交鋒，啟蒙主義作家也常常會順應國家強權和當局的腔調。或許我像大多數作家一樣：我不大擅長陳述概念，於是只能藉助寓言或故事。但我沒有抱怨，並且認為自己很幸運，因為在我的國家，寓言往往代替了哲學。但比起理論來，人們更相信故事。

在土耳其，一個真正的專欄作家，每周要寫四到五篇文章。他會從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地理和歷史的維度上搜羅寫作素材。他會使用一切敘述形式和手法，不論最平凡的日常消息，還是哲學著作、論文或社會調查報告，均可為其所用。任何事情，從市政府——街燈的形狀——到文明問題——土耳其在東西方的位置——無不在專欄作家的視野之內。（為了吸引讀者的注意力，他很喜歡將諸如街燈形狀這類話題與東西方問題聯繫起來。）最成功的，就是那些機敏、好鬥的辯論家。他們以其善辯、勇氣和犀利著稱。作為寫作的代價，其中不少人都在監獄或法院度過一定的時光。讀者喜愛並信任他們，不是因為他們的闡述與解釋能力，而是因為他們的勇氣和攻擊性。他們是明星，因為他們自認為是萬事專家，因為他們似乎能解答任何問題。關於他們談論的政治仇恨，實際上人人都有話說。每當國家陷入政治分化的危局，他們便是見證。他們深入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打進政要的家庭，在咖啡館流連忘返，在政府辦公樓中棲息，或者深入日常生活。他們喜歡讀者的信任和友情，所以會在這一天談談愛情，下一天談談他們對柯林頓和主教的看法；他們就像指摘弗洛伊德的錯誤那樣，津津樂道地批評腐敗的市長。於是人人都成了「萬事通」。十年或十五年前——在電視還沒來得及改變人們的讀報習慣之前——土耳其的讀者認為報紙專欄是最高的文學形式。那些時日，每當我乘汽車在安納托利亞旅行，只要誰發現我是個作家，就會問我為哪家報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