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謊言里，我想到最多的是我對芙頌說的那句話，「我不能忍受你在電影里和別人接吻！」情緒不好時，我會想到，這句話最會被人笑話，我最想修正的也正是這句話。聲稱我是一個不負責任解除婚約的浮夸富家子弟的話也讓我生氣，但我想認識我的那些人對此是不會相信的。而事實上他們是可以相信「我不能容忍你和別人接吻」這句話的，因為儘管我看上去很歐化，但事實上我身上存在這個問題，甚至有時我在想自己有沒有帶著醉意或是開玩笑地跟芙頌說過這樣的話。因為即便是為了藝術或是工作，我也壓根不願意讓芙頌和別人接吻。

那天夜裡我也和那些不幸的電影人一起喝到了天亮。我記得，那夜我和在安寧飯店對芙頌表示好感的塔希爾·湯也愉快地聊了天。我和年輕、可愛的帕帕特亞也是在那夜，用她的話來說「成為朋友」的。幾年前在家庭題材的電影里，扮演賣麵包圈照顧失明母親，或是含淚忍受繼母折磨的無辜小女孩的帕帕特亞，現在像所有人那樣，因為夢想的無法實現、失業和在國產色|情|片里當配音而抱怨，為了能讓費利敦也感興趣的一個劇本拍成電影，她需要我的幫助。我模糊地發現費利敦對她很關心，他們之間用電影娛樂記者的話來說有一種「情感的接近」，更有甚者，我驚訝地看見費利敦因為帕帕特亞在跟我吃醋。天快亮時，我們仨一起離開了佩魯爾，我們在黑暗的街道上，在醉鬼們撒過尿，年輕人寫過激進口號的黑暗牆壁之間，朝著帕帕特亞和她在便宜夜總會唱歌的母親居住的位於吉汗基爾的家走了一段時間。在寒冷的街道上，當那些具有威脅性的野狗尾隨著我們時，我把送帕帕特亞回家的任務交給了費利敦，我則回到了和母親一起生活的尼相塔什的家裡。

如果那時我像心裏想的那樣去和她推心置腹地交談，我確信在表達了對我的愛和理解之後，她一定會說我也有錯，她還會想知道芙頌故事里的所有細節。也許，她還會哭著說有人對我施了巫術。她可能會說：「有人在家裡的一個角落，大米或是麵粉罐里，辦公室的抽屜下面藏了一個念過咒語、讓你愛上別人的符咒，你要立刻把它找出來燒掉！」但我感覺因為沒能分擔我的憂傷，更重要的是因為沒能打開話題，她掃興了。但她對我的狀況還是予以了尊重。這會是我的狀況嚴重性的一個表現嗎？

扎伊姆認為，努爾吉汗和麥赫麥特交往了三年還從沒做過愛。但他們說決定結婚了。這是最大的新聞。扎伊姆看來，儘管包括麥赫麥特在內的所有人知道努爾吉汗和法國男人在巴黎談過戀愛做過愛，但努爾吉汗在婚前不和麥赫麥特上床的問題上是堅決的。努爾吉汗開玩笑說，在一個穆斯林國家，一段長久、真正、幸福和安寧的婚姻的首要條件不是富有，而是婚前不做|愛。麥赫麥特也喜歡這樣的玩笑，他們會在講那些祖先的睿智、古典音樂的美麗、具有伊斯蘭教苦行僧人性情的大師們的禁慾故事時開這些玩笑。扎伊姆認為，努爾吉汗和麥赫麥特對奧斯曼帝國和我們祖先的好奇，根本沒達到他們在上流社會面前表現出來的那種虔誠。其中的一個原因，扎伊姆認為，是他們倆在宴請上的酗酒。但同時扎伊姆帶著敬意說，儘管他們喝得酩酊大醉，卻從未有失他們的禮貌和優雅。麥赫麥特一喝葡萄酒，就會激動地認為奧斯曼古詩里的玫伊和巴代不是隱喻，而是真正的葡萄酒，他會朗誦誰也不知道是對還是錯的奈迪姆和富祖里的詩句，看著努爾吉汗的眼睛，為對真主的愛舉起手中的酒杯。扎伊姆認為，這些玩笑在上流社會從未被質疑，甚至有時被尊重地接受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和茜貝爾解除婚約之後，在上流社會的年輕女孩們中間掀起的一股強烈的慌亂之風。可以看出，我們的案例，在20世紀70年代的伊斯坦布爾上流社會成為了一個年輕女孩在婚前過分信任男人的警示。據說母親們，那些日子里還會因為我們的事情告誡她們的女兒們要倍加小心。但別讓我過分地看重自己。因為伊斯坦布爾的上流社會是一個非常小和脆弱的世界，就像在一個小家庭里那樣，人們不會因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感到太深的羞愧。九*九*藏*書

《晚報》上的這篇文章，我是在和母親吃早飯時看見的。母親每天會把送到家裡的兩份報紙從頭看到尾，尤其不會放過上流社會的緋聞。趁她去廚房，我把登載著文章的那頁報紙撕下，疊好，塞進了口袋。離開家時，母親問我：「你又怎麼了！沒精打採的！」在辦公室，我試圖做得比任何時候都要開心，我給澤伊內普女士講了一個有趣的笑話，吹著口哨在走廊里來回溜達，還和薩塔沙特那些日益變得沒精打采、因為沒事幹而解《晚報》上字謎的老員工們開了玩笑。

在愛情和羞辱把我帶入的這個地方，除了躲進自己的內心和保持沉默，我別無選擇。整個一星期，每晚我都獨自read.99csw.com去看電影，我在考納克、希泰和坎特影院看了很多美國電影。電影，尤其對像我們這樣不幸的人們，必須製造一個可以讓我們散心、讓我們開心的新世界，而不是真實地展現現實和我們的不幸。看電影時，如果我能夠把自己放到某個主人公的位置上，那麼我會覺得我誇大了自己的煩惱。我還會想到，自己誇大了報上那篇文章的作用，只會有少數人明白文章里被嘲笑的那個人是我，這件事很快就會被忘記，因此我會感到輕鬆。而要從修正謊言的偏執中擺脫出來卻是困難的，因為一想到它們我就會變得「軟弱」，我耿耿於懷地想像到，整個上流社會正在興高采烈地議論這件事，一些人會做出傷心的樣子，添油加醋地向不知道這件事情的人們講述報上的文章。我真實地估計到，所有人都會笑著去相信那些謊言，比如我對芙頌說「我要讓你成為演員」，隨後和茜貝爾解除婚約。那種時刻，我因為自己無能到成了娛樂專欄的嘲弄話題而責怪自己，但文章里的一些謊言連我自己也開始去相信了。

有時，我又會強烈地感到另外一個地方有一種更好的生活，為了不為此痛苦，我會努力去想一件別的事情，尋找一些別的借口。當我見了扎伊姆，聽說了上流社會的各種傳聞后，我會覺得遠離朋友們那種令人厭煩的生活，對我來說也不是一個太大的損失。

國家正在被拖向一場內戰，爆炸的炸彈，街上的衝突，不僅讓晚上去看電影的人減少了很多，也讓「電影工業」受到了衝擊。但佩魯爾酒吧，其他的電影人酒館，還是像往常那樣人頭攢動，但因為晚上沒人上街了，所有人都在為能夠在廣告片或是每天都在拍新片的色情和武打片里找到工作而掙扎。因為大製片人不再給兩年前我們在露天影院里觀看的那類電影投資，所以我感覺在佩魯爾的那些電影人中間，作為給電影投資、資助檸檬電影公司的富有電影愛好者，我的重要性凸現了出來。一天傍晚，在費利敦的堅持下我又去了很久未去的佩魯爾酒吧，在那裡我看到了比以往更多的人，隨後我從那些喝醉的人那裡得知，失業給電影人酒吧帶來了好處，因為「整個耶希爾恰姆都在喝酒」。

我說：「親愛的媽媽，您在說什麼呀，我一點也不明白。」母親說：「我什麼也沒說，孩子。」

此刻，讀了《晚報》的人們會多麼鄙視我，多麼笑話我那愚蠢而貪婪的戀愛狀態，他們對文章的細節又會相信多少？我一邊在不斷地想這些，一邊又在想芙頌看了會多傷心。母親打完電話后，我想給費利敦打電話，告誡他要讓芙頌和她父母遠離今天的《晚報》。但我沒那麼做。第一個原因是我害怕說服不了費利敦。第二個，也是更深刻的原因則是，儘管文章里充滿了對我的詆毀，把我當成了一個傻瓜，但事實上我對文章還是滿意的。我向自己隱藏了這種滿意，但現在，多年之後我清楚地看到了這點：我和芙頌的關係，我對她的親近——不管是什麼——最終上了報紙九九藏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被社會接受了！整個伊斯坦布爾上流社會關注的《社會》專欄上的文章——尤其是像這樣一篇嘲諷、刻薄的文章——會被議論好幾個月。我試圖去相信，這些傳聞過不了多久就會成為我和芙頌結婚並重回上流社會的一個開端，至少我可以去幻想這樣的一個幸福解決辦法。

是的，文章中的許多細節，如讀者所知是錯誤的，我不是為了要讓芙頌成為一個著名的電影演員才和茜貝爾解除婚約的……我也沒讓費利敦寫劇本。但這些只是細節。報紙的讀者和議論這件事的所有人將會明白的事情，就是這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我愛芙頌，因為我為芙頌所做的一切，我蒙羞了！所有人都在嘲笑我，笑話我的處境，最善意的人在可憐我。伊斯坦布爾上流社會的窄小，大家的彼此熟悉，就像這些人沒有很大資產和公司那樣，他們也根本沒有不可放棄的原則和理想，這一切沒有減少我的恥辱，恰恰相反，在我的眼裡放大了我的無能和愚蠢。因為我的愚蠢，我錯過了真主很少施捨給世人的一種真正體面、幸福的生活！我明白，能夠擺脫這種狀態的惟一途徑就是和芙頌結婚，讓我的事業走上正軌，掙很多錢帶著勝利重回上流社會，然而我既無法在自身找到能夠實現這一幸福計劃的力量，也憎恨那個我所說的「上流社會」。更有甚者，我還知道，凱斯金家的氛圍在這篇文章之後也根本不適合我的那些幻想了。

再者，1979年後，我完全習慣了在家、辦公室、芙頌他們家和邁哈邁特公寓樓之間建立起來的新生活，無論是物質還是精神上的。當我在邁哈邁特公寓樓的房間里想著和芙頌度過的幸福時光，沉浸在幻想中時，我會帶著一種介於困惑和驚訝之間的情感注視那些日積月累的「收藏品」。不停積攢起來的這些物件，慢慢變成了展示我那濃烈愛情的標誌。有時，它們對我來說，不是一種讓我想起和芙頌度過的幸福時光的安慰物，而像是在我靈魂深處掀起的一陣風暴的有形的延伸物。有時，我會為自己積攢的這些物件感到害羞，不願意別人看見它們，我會恐懼地想到，照這樣下去，用不了幾年這些不斷增加的物件將能夠把邁哈邁特公寓樓單元房裡的所有房間從頭到腳地填滿。我從凱斯金家拿來這些物件，並不是因為打算著日後用它們來做什麼，而只是因為它們能讓我想起過去。我也從沒想過它們會不斷增加以至於將塞滿房間和整套房子。因為這八年時間中的大部分時間，我都是在幻想著幾個月之內，最多六個月說服芙頌和我結婚中度過的。

然而文章刊登的那天晚上，儘管我用了全部的意志，但還是沒能去凱斯金家。我確信內希貝姑媽會來安慰我，塔勒克先生會做出一無所知的樣子，但我無法確認和芙頌的目光交匯時會怎麼樣。我們的目光一旦交匯，我九_九_藏_書們自然會互相體會到文章在她和我的靈魂里產生的風暴。而這，不知為什麼是可怕的。另外，我還立刻意識到，目光交匯時我們明白的其實不是我們靈魂里的風暴，而是那篇充滿謊言的文章其實是「真實」的！

1979年11月8日的《晚報》，在題為《社會》的娛樂專欄上刊登了這樣一篇文章，我在這裏展出一份剪報。

有時，因為晚上去楚庫爾主麻見了芙頌，因為看著她的眼睛和她說了話，因為從凱斯金家的餐桌和家裡偷了那些日後可以讓我想起她的物件，也因為在邁哈邁特公寓樓里把玩了那些物件，我會覺得自己似乎根本就不可能不幸福。有時我會像欣賞一幅畫和紀念品那樣，欣賞我從凱斯金家餐桌上拿來的芙頌用過的勺子和叉子。

在那些喝醉了的夜晚，在半睡半醒之間，我會痛苦地想到，青春已逝，就像所有土耳其男人那樣，不到三十五歲我的人生就已定型，今後在我的人生里不會也不可能有什麼大的幸福了。儘管我的心裏還有很多愛情和愛的慾望，但在我看來自己的未來卻在日益變得狹窄和黑暗，我感覺這是一種來自於政治謀殺、無休止的衝突、昂貴的物價和破產消息的錯覺所導致的，有時我會這麼安慰自己。

但是午休后，我從他們的表情里，從秘書澤伊內普女士那過分憐惜——還有一些懼怕——的眼神里明白，所有薩特沙特員工都已看過了那篇文章。隨後我又對自己說，也許是我弄錯了。午飯後母親打來電話說，她等我回去吃午飯，因為我沒回去而傷心了。她用一貫的聲音，卻用一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憐惜的語氣問道：「親愛的，你還好嗎？」我立刻明白，她聽說了文章的事情，找來報紙看了，哭了（她的聲音里有一種哭過後的深沉），她還從撕掉的報紙上明白我也看到了那篇文章。母親說：「我的孩子，世界上充滿了魔鬼靈魂的人。你不要去在意任何事情。」

但這些都是因為絕望產生的安慰自己的幻想。我感覺自己因為上流社會的傳聞、偽造的錯誤消息在慢慢地變成另外一個人。我還記得，我感覺彷彿不是因為自己的激|情，自己的決定而變成了一個生活怪異的人，而是因為這篇文章變成了一個被社會排擠的人。

當然文章下面的署名BK，就是白色·康乃馨。我對請他去訂婚儀式的母親生氣，也對我認為給作家散布了謠言的（「我無法忍受她和別人接吻！」）塔西爾·湯充滿了憤怒。我多麼想和芙頌單獨坐在一起談談這些事情，和她一起詛咒我們的敵人，多麼想去安慰她，也多麼希望她來安慰我。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立刻和芙頌挑戰似的出現在佩魯爾酒吧。費利敦也必須和我們一起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證明這篇文章是一個多麼卑劣的謊言，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醉醺醺的電影人、帶著極大樂趣看這篇文章的上流社會的朋友們的嘴巴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