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兩天，我給凱斯金家拿去了兩隻陶瓷的小狗。

即便我很想要它們，但一年多時間里我沒去動那兩隻狗。我是在1982年把它們拿走的，那時每當我從凱斯金家拿走東西，我要麼會在一邊留下一些錢，要麼會第二天立刻去買一樣更貴的東西拿來給他們。在最後的這段時間里，電視上既出現過針墊和狗，也出現過狗和捲尺那樣奇怪的組合。

「啊，它們太可愛了，」內希貝姑媽說。「凱末爾先生，您幹嗎要去破費。」

這個問題，在一個更小的範圍里，第一次我是在凱斯金家問自己的。第一次去芙頌他們在尼相塔什的庫于魯？鮑斯坦街上的家時，我就立刻發現了一隻陶瓷狗，隨後我得知，那隻狗在電視機前是放在晚上他們一起收聽的收音機上面的。就像我在大不里士、德黑蘭、一些巴爾幹城市、拉合爾和孟買的很多家裡看見的那樣，凱斯金家也在小狗的下面放了一塊手工鉤織的小墊子。有時狗的旁邊會被放上一個小花瓶，一個海螺，（有一次，芙頌微笑著把海螺放到我的耳邊，讓我聽被擠壓在海螺里的海洋的嗡鳴聲）有時狗會被靠上一個煙盒，狗就成了煙盒的警衛。擺在桌上的小狗，有時是根據煙缸和煙盒的位置來調整的。讓我感覺小狗會搖頭，甚至會撲向煙缸的這些神奇安排，我一直以為是內希貝姑媽做的，但1979年12月的一個晚上，當我仰慕地看著芙頌時，我看見她去變換了電視上小狗的位置。在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引起對小狗，甚至是對電視機的注意時，她這麼做也許只是一種不耐煩的舉動，因為我們都在餐桌上等待她母親準備的飯菜。但這，九_九_藏_書還是沒解釋為什麼要把狗放在那裡。在以後的幾年裡，電視機上還放過另外一個為煙盒做支撐的小狗。一段時間電視上還出現過兩隻真的會搖頭的塑料狗，那些年經常能在計程車和小公共後窗上看見這樣的狗，但它們隨後又消失了。很少談論的這些小狗的行蹤，當然是和我對凱斯基家物品的興趣息息相關的。在電視機上面的小狗快速變化的這段時間里，內希貝姑媽和芙頌已經感覺或是知道，就像別的那些物件一樣，它們都是被我「拿走」的。

母親說：「這下我們可以輕輕鬆鬆地上街了。」

他接著說道：「那樣的話，它們既可以交朋友，不至於心煩，又可以看著我們，成為家裡的一分子。」

我說：「被丟棄在一邊的東西會讓我很傷心。中國人相信所有東西都是有靈魂的。」

突然塔勒克先生說：「讓左邊的那個朝我們待著，右邊的那個沖它坐著。」

她從我手上接過小狗，把它放到了電視機的上面。一些電視機上的小狗，就像掛鐘的嘀嗒聲那樣，會給予我們安寧。一些狗的樣子是猙獰的，一些則是醜惡、討人嫌的，但它們讓我們感覺自己居住在一個有狗看護的地方，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感覺是被保護的。因為夜晚，在街區的街道上會不時迴響起政治派別們的槍聲，因此家之外的世界讓我們越來越覺得可怕了。黑耳朵野狗，是八年時間里在凱斯金家電視上待過的十幾隻小狗中最可愛的一隻。

她說：「我的孩子，凱末爾先生，電視上面您拿來的那個黑耳朵小狗失蹤了……我們的眼睛已經習慣了，所以立刻發現了。沒了就沒了吧，我一九_九_藏_書點也不覺得奇怪，也許是小狗自己想離開的。」說完她哈哈笑了起來，但看見我臉上僵硬的表情后，她隨即變嚴肅了。她說：「怎麼辦呢？塔勒克先生總在問『小狗怎麼沒了？』」

「前幾天電視上說，我們土耳其人沒從中亞過來之前和中國人打過很多交道。」內希貝姑媽說，「那天晚上您不在，芙頌，那個節目叫什麼名字來著？啊，您把小狗們放在那裡很好。是讓它們這麼面對面待著，還是朝我們待著，我現在也沒主意了。」

內希貝姑媽問：「凱末爾先生，小狗的孤獨真的讓您傷心了嗎？您真是個有趣的人。但我們就是因為您是這樣的一個人而喜歡您。」

芙頌在對我甜美地微笑著。

「啊，這隻黑耳朵狗好漂亮，」內希貝姑媽說。「完全就是一隻野狗……你這個黑耳朵！快坐下。它給人安寧，我可憐的小狗……」

我說：「黑耳朵的消失讓我傷心了。其實真正讓我傷心的是它在電視機上的孤獨。看見這兩隻狗開心、友好的樣子，我想這次讓兩隻快樂、幸福的小狗待在電視機上面就好了。」

其實我壓根不願意和別人分享「我的收藏」，也不願意別人知道我積攢物品的癖好，因為我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恥。像火柴盒、芙頌的煙頭、鹽瓶、咖啡杯、髮夾那樣不難拿也不會引起注意的第一批東西后，我開始拿更會引起注意的像煙缸、茶杯和拖鞋那樣的東西，同時，我也開始慢慢買來新物件來代替那些被我拿走的東西。

聽著電視里一個留著濃密鬍子的歌手唱戰爭和英雄題材的民歌時，母親說：「這下可好了，國家正面臨災難。但他們為什麼要讓這https://read.99csw.com個粗魯、難看的人上電視呢！貝科里今天是來不了了，法特瑪你做飯，冰箱里有什麼？」

1980年9月12日，發生了一次新的軍事政變。那天早上帶著一種本能我比誰都起得早，我看見泰什維奇耶大街的其他小街上空無一人，我立刻明白又發生了自我兒時起每十年發生一次的軍事政變。街上不時有載滿唱著進行曲士兵的卡車經過。我立刻打開了電視，看了一會兒閱兵式的畫面和奪取政權的帕夏們的講話后，我去了陽台。我喜歡泰什維奇耶大街的空曠、城市的寧靜、清真寺天井裡栗子樹葉在微風中發出的沙沙聲。五年前，和茜貝爾一起搞了夏末聚會後，我也是在這個陽台上，也是在早上的這個時間，看過同樣的風景。

我說：「今天我在貝伊奧魯的日本商店的櫥窗里看見了它們。它們好像就是為了放在我們的電視機上面而被造出來的。」

晚上我一句話也沒說。但儘管我在沉默——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又無法起身告辭了。在接近宵禁開始的鐘點時，我經歷了一次嚴重的「無法起身告辭的危機」。我覺得，芙頌和內希貝姑媽也感到了危機的嚴重性。內希貝姑媽有幾次不得不說「無論如何千萬別晚了！」。10點過五分，我終於離開了他們家。

「前天我們不是說到那隻電視機上的小狗了嗎！在我那裡。我們的法特瑪女士在收拾東西時不小心把它摔壞了。我買來了這個，內希貝姑媽。我是在埃及市場給檸檬買鳥食、蕪菁種子時，在那裡的一家店裡看見的……」

軍事政變后沒過兩個月，一天晚飯前我發現自己單獨和內希貝姑媽待在了廚房裡。https://read.99csw.com為了能夠有更多時間看見芙頌，晚上我開始早去他們家了。

回家的路上，因為宵禁開始后我們還在街上，所以誰也沒來阻攔我們。我在車上想了很長時間小狗擺設在家裡的意義，我先把它們拿去再把它們拿走的問題。小狗的消失他們是在十一個月後才發現的，可內希貝姑媽卻以為他們是「立刻」發現的。很有可能，所有那些睡在、坐在他們家電視上面的小狗擺設其實都是收音機時代留下的。一起聽廣播時，腦袋會不由自主地轉向收音機，那時眼睛就會在那裡尋找一樣有趣、讓人鎮靜的東西。當電視取代收音機成為家裡的壁龕后，他們就讓小狗晉陞到了電視機的上面，但因為現在眼睛全盯在屏幕上，因此誰也發現不了這些小動物。於是我就能夠隨心所欲地把它們拿走了。

然而因為晚上10點以後實行宵禁，所以軍事政變讓芙頌他們家的晚飯失去了原有的滋味。在全國觀看的惟一電視頻道上，帕夏們因為他們過去的老習慣，每晚在新聞上不單單喝斥政治家，還喝斥所有的民眾。很多參与了恐怖活動的人，作為警示被急急忙忙地處死了。在凱斯金家的餐桌上，每當看見這些死刑消息時我們都會沉默。那時，我會感覺，自己離芙頌更近了，我成了他們家的一分子。不僅僅是政治家、反對派的知識分子，連詐騙犯、違反交規的人、往牆上寫政治標語的人、經營妓院的人、拍攝和放映色|情|電|影的人以及賣走私香煙的通姆巴拉手也都被關進了監獄。沒像前一次軍事政變時那樣，軍人們在街上抓那些留著長發和「嬉皮士」大鬍子的年輕人去理髮，但他們立刻驅逐了很多大學老師。佩魯httｐｓ://rｅad.９９ｃsｗ•cｏｍ爾酒吧也人去室空了。我則作出了軍事政變后讓自己的生活走上正軌、少喝酒、讓自己更少因為愛情丟臉、把我拿東西的習慣控制在一個適度里的決定。

在我講述的這些事件的很多年後，在我為了看遍世界上所有博物館而去的旅行中，我會在秘魯、印度、德國、埃及和許多其他國家的博物館里花幾天時間去看裏面展出的收藏品、成千上萬個奇怪的小物件，晚上我會喝上一兩杯酒，然後獨自在街上走幾個小時。在利馬、加爾各答、漢堡、開羅和許多其他城市裡，我會透過窗戶或是窗帘的縫隙，看那裡的人家吃晚飯時是怎麼看電視的，又是怎麼說笑、聊天的，我會找各種借口走進他們家裡，甚至和主人們一起合影。也因為這樣，我發現了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家的電視上都放著一個小狗擺設。無論是在世界的哪個角落，上百萬的家庭，為什麼都覺得有必要在電視上放一個小狗擺設呢？

「我會解決的。」

有時在談話最奇怪的地方，在我們認為他壓根沒聽我們說話的一個時候，塔勒克先生會突然插話，他會說一些表明他比我們更清楚細節的明白話。

戒嚴令實施了一整天。看著不時從街上快速開過的卡車，我們知道政客、記者，很多人被帶走了，我們為從未參与過這樣的事情而感到慶幸。所有報紙都出了新版，都表示歡迎政變。直到晚上，我和母親都待在家裡，我們收看了電視上不斷重播的軍事政變的聲明、阿塔圖爾克的老影像，讀了報紙，看了窗外空無一人的街道。我擔心芙頌，擔心他們家裡和楚庫爾主麻的氛圍，因為據說在有些街區，就像1971年的軍事政變那樣，軍人們挨家挨戶進行了搜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