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最有聲有色的一次政變。

周恩來盤腿坐在小炕桌前，把無線電報推開一邊——據他說，其中大多數是對面山西省黃河沿岸紅軍東線各地駐軍的報告。他動手替我起草一個旅程。寫完以後，他交給我一張紙，開列著為時共需九十二天的旅程中的各個項目。

但需要九十二天！而且幾乎一半的日子要花在路上。那裡究竟有什麼可以看呢？難道紅區有這樣遼闊嗎？我嘴裏沒有作聲，但是心裏對這旅程是有保留的。可是，實際結果是，我花的時間比他所建議的還長得多，隨後我還捨不得離開，因為我看到的太少了。

關於我的「報告」，顯然來自共產黨在西安的秘密總部。共產黨同中國的所有重要城市，包括上海、漢口、南京、天津等處，都有無線電的交通。他們在白區城市內的無線電台雖然經常被破獲，國民黨要想長期切斷他們與紅區的通訊聯繫，卻從來沒有成功過。據周恩來告訴我，自從紅軍用白軍那裡繳獲的設備成立了無線電通訊部門之後，他們的密碼從來沒有給國民黨破譯過。

北洋老軍閥低估了第一次罷工和接著第二次罷工的意義，只砍了幾個腦袋，卻沒有制止工人運動。周恩來和一些著名的上海工人領袖趙世炎、顧順章、羅亦農終於組織了五萬名工人糾察隊，在法租界弄到地方給二千名幹部進行秘密軍事訓練，把毛瑟槍偷運到市裡，訓練了三百名槍手，這是上海工人所有的唯一武裝力量。

他先在南開中學，后在南開大學學會了英語，受到了「開明的」教育，南開大學是天津得到美國教會支持的一所大學。他在班上成績優異，在南開的三年都靠獎學金維持。接著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袁世凱企圖恢復帝制，全國爆發起義，產生了爭取民主和社會改革的運動，最後是一九一九年的學生運動。周恩來作為學生領袖，遭到逮捕，在天津關了一年監牢。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共產黨下令舉行總罷工，使上海全部工廠都停閉，又把六十萬名工人派到革命的路障後面去 ，這是他們一輩子中第一次被組織起來，而且有戰鬥意志。他們先佔領了警察局，又佔領了兵工廠，接著佔領了警備司read.99csw.com令部，最後取得了勝利。有五萬名工人武裝起來了，編成六營革命軍，「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給我這樣自由活動的誠意，我是有一點驚奇和懷疑的。我原來以為即使允許我到蘇區去旅行，對於拍照、搜集材料或訪問談話等總會對我加以一定的限制的。他的話聽起來太理想了；總歸有什麼地方會出毛病的……

蔣介石懸賞八萬元要周恩來的首級，可是在周恩來的司令部門前，只有一個哨兵。我到了屋子裡以後看到裏面很乾凈，陳設非常簡單。土炕上掛的一頂蚊帳，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頭放著兩隻鐵制的文件箱，一張木製的小炕桌當作辦公桌。哨兵向他報告我的到來的時候，周恩來正伏案在看電報。

不知怎麼，當他陪著我走過安靜的鄉間田埂，穿過芝麻田、成熟的小麥田、沉甸甸地垂著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時，他似乎是一點也不像一般所描繪得赤匪。相反，他倒顯得真的很輕鬆愉快，充滿了對生命的熱愛，就像神氣活現地彷彿一個大人似的跟在他旁邊走的「紅小鬼」一樣，他的胳膊愛護地搭在那個「紅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開大學時期演戲時飾演女角的那個青年——因為在那個時候，周恩來面目英俊，身材苗條，像個姑娘。

飯是由兩個態度冷淡的孩子侍候的，確切地說是由他們端來的，他們穿著大了好幾號的制服，戴著紅軍八角帽，帽舌很長，不斷掉下來遮住他們的眼睛。他們最初不高興地看著我，可是在幾分鐘后，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個孩子的友善的微笑。這使我膽子大了一些，他從我身邊走過時，我就招呼他：「喂，給我們拿點冷水來。」那個孩子壓根兒不理我。幾分鐘后，我又招呼另外一個孩子，結果也是一樣。

第二天早晨護送我到周恩來的司令部去的，就是列寧兒童團的一個團員。司令部原來是一個不怕轟炸的小屋，四面圍著許多同樣的小屋，農民都若無其事地住在那裡，儘管他們是處在戰區中間，而且他們中間還有個東路紅軍司令。我心裏不由得想，紅軍能夠這樣不惹人注目地開進一個地方，是不是紅軍受到農民歡迎的原因？附九_九_藏_書近駐紮一些軍隊似乎一點也沒有破壞農村的寧靜。

周恩來答應讓我騎馬到保安去，有三天的路程，並且給我安排好第二天早晨就動身，因為我可以跟著回到臨時首都去的一部分通訊部隊同行。我聽說毛澤東和蘇區其他幹部都在那裡，周恩來同意打一個電報給他們，告訴他們我就要來到。

這時我發現戴著厚玻璃近視眼鏡的交通處長李克農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對我說：「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這裏什麼人都是同志。這些孩子是少年先鋒隊員，他們是革命者，所以自願到這裏來幫忙。他們不是傭僕。他們是未來的紅軍戰士。」正好這個時候，冷水來了。「謝謝你——同志！」我道歉說。那個少年先鋒隊員大胆地看著我。「不要緊，」他說，「你不用為了這樣一件事情感謝一個同志！」

我坐下來和駐紮在這裏的交通處的一部分人員一起吃飯，見到了十幾個宿在百家坪的青年。他們有些人是游擊隊學校的教員，一個是無線電報務員，有幾個是紅軍軍官。我們吃的有燉雞、不發酵的保麩饅頭、白菜、小米和我放量大吃的馬鈴薯。可是像平常一樣，除了熱開水之外，沒有別的喝的，而開水又燙得不能進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

我從周恩來的一位以前的同學那裡，從外國人稱為中國「國民革命」的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時代中與他共事的國民黨人士那裡，了解到一些關於周恩來的情況。但是從周恩來自己身上，我後來還了解到更多的情況。他使我感到興趣，還有一個特別的原因。他顯然是中國人中間最罕見的一種人，一個行動同知識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純粹知識分子。他是一個書生出身的造反者。

這個造反者先逃到武漢，又到南昌，參加組織著名的八一起義，這是中國紅軍的歷史性開端。接著他去了汕頭，那裡的紅色工人已經佔領了華南這個大海港，在周恩來領導下守了十日，抵禦外國炮艦和地方軍閥部隊的進攻。後來他又去了廣州，組織著名的廣州公社。

廣州公社失敗后，周恩來只得轉入地下活動——一直到一九三一年，他終於「闖破封鎖」，九*九*藏*書到了江西和福建的蘇區。他在那裡擔任紅軍總司令朱德的政委，後來任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在我見到他時他仍擔任這一職務。他在南方進行了多年的艱苦鬥爭，用步槍、機槍、鐵鍬對付轟炸機、坦克、裝甲車，對付作為敵人後援的大城市全部財力，這一英勇的努力是為了要保住小小的蘇維埃共和國，它沒有海港，甚至沒有鹽吃，不得不用鐵的意志來代替；後來他又身罹重病，九死一生，終於長徵到了西北的紅色新根據地。

我想，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從來沒有在中國兒童中間看到過這樣高度的個人自尊。可是，這第一次遭遇不過是少年先鋒隊以後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開端而已，因為我深入蘇區以後，我就會在這些臉頰紅彤彤的「紅小鬼」——情緒愉快、精神飽滿、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發現一種令人驚異的青年運動所表現得生氣勃勃精神。

一九二五、二六、二七年進行了北伐，由蔣介石任總司令，這是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推選的。周恩來奉命去上海準備起義，協助國民軍攻佔上海。周恩來當時是個年方二十八歲的青年，並未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在工人階級中間也很少活動經驗（他是個大資產階級家庭的子堤，同工人階級素無接觸），更沒有什麼手冊指導他怎樣發動起義，沒有什麼人給他出主意（主要的俄國顧問都留在蔣介石那裡），因此他到上海的時候唯一的武裝是他的革命決心和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

我一邊和周恩來談話，一邊深感興趣地觀察著他，因為在中國，像其他許多紅軍領袖一樣，他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個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結實，儘管鬍子又長又黑，外表上仍不脫孩子氣，又大又深的眼睛富於熱情。他確乎有一種吸引力，似乎是羞怯、個人的魅力和領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產物。他講英語有點遲緩，但相當準確。他對我說已有五年不講英語了，這使我感到驚訝。

我和周恩來談了幾分鐘，向他說明了我的身份以後，他就替我安排在百家坪過夜，叫我在第二天早晨到他設在附近的一個村莊里的司令部去。

趙世炎、顧順章、羅亦農、陳延年（現為南京九*九*藏*書監禁的中國共產黨創建人陳獨秀的兒子）和周恩來在上海起義中的親密合作者有好幾十人被捕處決。據估計「上海大屠殺」人數達五千。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他說，「但是你是否願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認為，你會覺得這次旅行時非常有趣的。」

周恩來是一個大官僚家庭的兒子，祖父曾任清朝大官，父親是個傑出的教書先生，母親不同凡俗（是個博覽群書的婦女，甚至真的喜愛現代文學！），他本人似乎註定要做個讀書人的，因為他從很小的時候起就表現出有突出的文學天賦。但是，像他同輩的許多其他人一樣，他在民族覺醒的時期里受的教育，使他的興趣從文學轉移到別的方面去了。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以後，中國的單純的新文化運動開始有了比較嚴重的產物萌芽，這是周恩來便被卷到了社會革命運動中去，這個運動將使中國受到觸及靈魂深處的震動。

這樣，當蔣介石几天以後到達上海近郊時，發現他已不戰而勝，可以進入南市，從獲勝的工人軍手裡接受政權。這樣，在一個月以後，蔣介石發動他自己的右派政變，開始殺害激進分子時，他的黑名單上名列第一的就是這個把勝利送給他的危險青年，因為這位總司令明白，這個青年也可能把勝利從他手中奪走。這樣就開始了周恩來作為國民黨手中的逃犯和第三次革命——在中國舉起紅旗的那次革命——領導人的生涯。

背棄古代中國的基本哲學，中庸和面子哲學；無可比擬的吃苦耐勞的能力；無私地忠於一種思想和從不承認失敗的不屈不撓精神——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這個紅軍的故事和參加創建紅軍的一個人的故事中。我暗自想，周恩來一定是個狂熱分子，因此我想尋找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說有這種神色的話，我卻沒有發覺出來。他談吐緩慢安詳，深思熟慮。

共產黨在三個月之內組織了六十萬名工人，可以舉行一次總罷工。總罷工的號召得到了一致的響應，這對外國帝國主義在九九藏書中國這個最大堡壘里過慣太平日子的居民卻是一次可怕的經歷。但是起義沒有能夠實現。工人們沒有武裝和訓練，不知道如何「佔領城市」。他們得通過經驗體會到需要有工人武裝核心的必要性。軍閥為他們提供了這個經驗。

因此，周恩來給我的印象是，他頭腦冷靜，善於分析推理，講究實際經驗。他態度溫和地說出來的話，同國民黨宣傳九年來污衊共產黨人是什麼「無知土匪」、「強盜」和其他愛用的罵人的話，形成了奇特的對照。

「我接到報告，說你是一個可靠的新聞記者，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並且說可以信任你會如實報道，」周恩來說。「我們知道這一些就夠了。你不是共產主義者，這對於我們是沒有關係的。任何一個新聞記者要來蘇區訪問，我們都歡迎。不許新聞記者到蘇區來的，不是我們，是國民黨。你見到什麼，都可以報道，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

周恩來獲釋後去了法國。他在戰後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下，在巴黎幫助組織中國共產黨，成了同時在中國成立的這個組織的創建人。他在巴黎學習了兩年，到英國去了幾個月，又回到法國，接著又到德國學習了一年。他在一九二四年回國，已是個著名的革命組織者，回國后立即在廣州與孫逸仙匯合，後者當時與中國共產黨和蘇俄合作，準備發動國民革命。

周恩來二十六歲就成了廣州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領袖人物，被任命為著名和黃埔軍校秘書，做了布留赫爾將軍的親信，布留赫爾將軍當時是黃埔軍校的第一號俄國顧問，現在是蘇聯遠東紅軍司令。對當時擔任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來說，這個年輕的共產黨員是個剋星。但是蔣介石還是不得不任命他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那是因為周恩來在激進的學員中間影響很大。

周恩來的無線電台設在離開他的司令部不遠。他靠了這個電台和蘇區里所有各個重要的地方，各個戰線都保持聯繫。他甚至和總司令朱德直接通訊，那時朱德的部隊駐紮在西南數百英裡外的川藏邊境。在西北的蘇區臨時首都保安有一個無線電學校，大約有九十個學生正在那裡受無線電工程的訓練。他們每天收聽南京、上海和東京的廣播，把新聞供給蘇區的報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