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個南方人，在福建蘇區參加紅軍六千英里長征，一路走過來的。外國軍事專家都拒絕相信長征是可能的事。但是這裏卻有這個老狗，年方十七，實際看上去像十四歲。他作了這次長征，並不把它當作一回事。他說，如果紅軍要再長征二萬五千里，他就準備再走二萬五千里。

有一個農村少年是在四川參加紅軍的 ，我問他為什麼參加。他告訴我說，他的父母是貧農，只有四畝田（不到一英畝），不夠養活他和兩個姊妹。他說，紅軍到他村子來時，全體農民都歡迎他們，給他們喝熱茶，做糖給他們吃。紅軍劇團演了戲。大家很快活。只有地主逃跑了。分配土地后，他的父母也分到了地。因此他參加窮人的軍隊時，他們並不難過，反而很高興。

「逃跑了？怕什麼？」

他們有的那點紀律，似乎都是自覺遵守的。我們走過山上得一叢野杏樹時，他們忽然四散開來去摘野杏，個個裝滿了口袋，總是有人給我帶回來一把。臨走時他們好像一陣大風卷過一般又排列成行，趕緊上路，把耽誤了的時間補回來。但是在我們走過私人果園時，卻沒有人去碰一碰裏面的果子，我們在村子里吃的糧食和蔬菜也是照價付錢的。

在路上的最後一天，我們在一個青翠的山谷中間的一個村子里歇腳吃中飯，所有的孩子們都來看他們頭一九_九_藏_書次看到的洋鬼子。我決定考他們一下。

事實上，那天下午我就要見到他，那是在我們這個小小的旅隊走下最後的一個山坡，踏進紅色中國臨時首都的時候。

他們來歷不同，但是同普通中國軍隊相比，是真正的「全國性」的軍隊，後者一般都按省份不同分別編製的。他們的籍貫和方言不一，但這似乎並不影響他們團結，只不過是時常作為開善意的玩笑的材料。我從來沒有見到過他們真的吵架。事實上，我在紅區旅行的全部時間中，我沒有看到紅軍戰士打過一次架，我認為這在年輕人中間是很突出的。

「什麼叫共產黨員？」我問道。「共產黨員是幫助紅軍打白匪和國民黨的人，」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開腔道。「還有呢？」「他幫助我們打地主和資本家！」「那什麼叫資本家呢？」這個問題可難住了一個孩子，可是另外一個孩子回答說：「資本家自己不幹活，卻讓別人給他幹活。」這個答覆也許過分簡單化了，不過我繼續問：「這裡有地主和資本家嗎？」「沒有！」他們都齊聲叫道。「他們都逃跑了！」

「怕我們的紅軍！」

還有一個少年是福建來的，一個是浙江來的，還有幾個是江西和四川來的，但是大多數是陝西和甘肅本地人。有ｒeａｄ.9９ｃsｗ•com的已從少年先鋒隊「畢業」，雖然看上去還像孩子，卻已當了幾年紅軍了。有的參加紅軍是為了打日本，有兩個是為了要逃脫奴役，三個是從國民黨軍隊中逃過來的，但是他們大多數人參加紅軍是「因為紅軍是革命的軍隊，打地主和帝國主義」。

陝西的農田可以說是傾斜的，有許多也可以說是滑溜溜的，因為經常發生山崩。農田大部分是地縫和小溪之間的條狀小塊。在許多地方，土地看來是夠肥沃的，但是所種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嚴格限制，無論從數和質上來說都是這樣。很少有真正的山脈，只有無窮無盡的斷山孤丘，連綿不斷，好像詹姆斯·喬伊斯的長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卻常常像畢加索一樣觸目，隨著日光的轉移，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陰影和顏色起著奇異的變化，到黃昏時分，紫色的山顛連成一片壯麗的海洋，深色的天鵝絨般的褶層從上而下，好像滿族的百褶裙，一直到看去似乎深不及底九九藏書的溝壑中。

接著我同一個班長談話，他是個「大」人，二十四歲。他從一九三一年起就參加紅軍。那一年他父母在江西被南京的轟炸機炸死，他的家也被炸毀了。他從田裡回到家裡，發現父母都已炸死，他就馬上放下耙子，同妻子告別，參加了共產黨。他的一個兄弟是紅軍游擊隊，一九三五年在江西犧牲。

雖然他們幾乎全體都遭遇過人生的悲劇，但是他們都沒有太悲傷，也許是因為年紀太輕的緣故。在我看來，他們相當快活，也許是我所看到過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國無產者。在中國，消極的滿足是普遍的現象，但是快活這種比較高一級的感情，卻的確是罕見的，這意味著對於生存有著一種自信的感覺。

另一個少年大約十九歲，在湖南當過鐵匠學徒，外號叫「鐵老虎」。紅軍到他縣裡時，他放下風箱、鍋盤，不再當學徒了，只穿了一雙草鞋、一條褲子就趕緊去參軍。為什麼？因為他要同那些不讓學徒吃飽的師傅打仗，同剝削他的父母的地主打仗。他是為革命打仗，革命要解放窮人。紅軍對人民很好，不搶不打，不像白軍。他拉起褲腿，給我看一條長長的白色傷疤，那是戰鬥的紀念。

就拿我所見到的來說，農民們對我的紅軍旅伴並無不滿的流露。有些農民似乎還十分友善，非常向著他們——這同最近分配九*九*藏*書土地和取消苛捐雜稅大概不無關係。他們很自願地把他們的一點點吃的東西賣給我們，毫不猶豫地收下了蘇區的錢。我們在中午或傍晚到達一個村子時，當地蘇維埃的主席就立即給我們安排住處，指定爐灶給我們使用。我常常見到農村婦女或她們的女兒自動給我們拉風箱生火，同紅軍戰士說說笑笑——對中國婦女來說，特別是對陝西婦女來說，這是非常開通的一種現象。

陝北是我在中國見到的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即使包括雲南西部在內也是如此。那裡並不真正缺少土地，而是在許多地方嚴重缺少真正的土地——至少缺少真正的耕地。在陝西，一個農民有地可以多達一百畝，可是仍一貧如洗。在這一帶，至少要有幾百畝地才稱得上是一個地主，甚至按中國的標準來說，他也稱不上富有，除非他的土地是在那些有限的肥沃的河谷里，可以種大米和其他有價值的作物。

「我們的」軍隊，一個農村孩子說「他的」軍隊？顯然，這不是中國，但是，如果不是中國，又是什麼國家呢？我覺得這是不可信的。誰把這一切教給他們的呢？

第一天以後，我很少騎馬，倒不是可憐那匹奄奄待斃的老馬，而是因為大家都在九九藏書走路。李長林是這一隊戰士中最年長的，其他都是十幾歲的少年，比孩子大不了多少。有一個綽號叫「老狗」，我同他一起走時問他為什麼參加紅軍。

我後來看到紅色中國的教科書和遇到聖誕老人徐特立時，終於知道了是誰教給他們的。徐特立曾經擔任過湖南一所師範學校的校長，現在是蘇維埃教育人民委員。

同他一起的一個孩子外號叫老表，他也是從差不多那麼遠的地方江西走過來的。老表十六歲。他們喜歡紅軍嗎？我問他們。他們真的感到有些奇怪地看看我。他們兩人顯然都從來沒有想到過會有人不喜歡紅軍的。「紅軍教我讀書寫字，」老狗說。「現在我已經能夠操縱無線電，用步槍瞄準。紅軍幫助窮人。」「就這麼一些？」「紅軍對待我們很好，我們從來沒挨過打，」老表說。「這裏大家都一樣。不像在白區里，窮人是地主和國民黨的奴隸。這裏大家打仗是為了幫助窮人，救中國。紅軍打地主和白匪，紅軍是抗日的。這樣的軍隊為什麼有人會不喜歡呢？」

他們在路上幾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無窮無盡。他們唱歌沒有人指揮，都是自發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個人什麼時候勁兒來了，或者想到了一個合適的歌，他就突然唱起來，指揮員和戰士們就都跟著唱。他們在夜裡也唱，從農民那裡學新的民歌，這是農民就拿出來陝西琵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