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支領導農民起義的小小隊伍，穿過湖南向南轉移。它得突破成千上萬的國民黨部隊，進行多次戰鬥，經受多次挫折。當時部隊的紀律差，政治訓練水平低，指戰員中有許多動搖分子。開小差的很多。余灑度逃跑以後，部隊到達寧都時進行了改編。陳浩被任命為剩下來大約一團兵力的部隊的指揮員；後來他也『叛變』了。但是，在這個最早的部隊中，有許多人始終忠心耿耿，直到今天還在紅軍中，例如現任一軍團政委的羅榮桓，現任軍長的楊立三。這支小隊伍最後上井岡山的時候，人數總共只有一千左右。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來到井岡山，我們的隊伍會了師。我們一同制訂丁一個計劃，要建立一個包括六個縣的蘇區，逐步地穩定並鞏固湘贛粵邊區的共產黨政權，並以此為根據地，向更廣大的地區發展。這個戰略同黨的建議是相反的，後者一味作迅速發展的空想。在軍隊內部，朱德和我得同兩個傾向作鬥爭：第一個傾向是要立即進攻長沙，我們認為這是冒險主義；第二個傾向是要撤退到廣東邊界以南去，我們認為這是『退卻主義』。根據我們當時的看法，我們的主要任務有二：分地和建立蘇維埃。我們要武裝群眾來加速這個過程。我們的政策主張自由貿易，優待被俘敵軍，以及總的來說主張民主的溫和主義。

「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裡躲到太陽落山。士兵們追捕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碰到他們。雖然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希望，覺得我一定會再被抓到，可是我還是沒有被發現。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連夜趕路。我沒有鞋，我的腳損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裡的時候，我的口袋裡只剩下兩個銅板了。

「一九二七年冬天，兩個以前在井岡山附近當土匪頭子的王佐和袁文才參加了紅軍。這使紅軍的實力增加到將近三團人。王、袁都被任為團長，我是軍長。這兩個人雖然過去當過土匪，可是率領隊伍投身於國民革命，現在願意向hｔtps://ｒｅａd•99ｃsw•ｃom反動派作戰。我在井岡山期間，他們是忠實的共產黨人，是執行黨的命令的。

「一九二八年秋天，在井岡山召開了一個代表會議，出席的有井岡山以北的蘇區的代表。在蘇區的黨員中，對於上述各點仍然有一些意見分歧。在這次會議上，各種不同的意見充分地發表出來子。少數人認為在上述政策的基礎上我們的前途大受限制，但是多數人相信這個政策，因此當宣告蘇維埃運動將獲得勝利的決議案提交表決的時候很容易就通過了。但是，黨中央委員會還沒有批准這個運動。直到一九二八年冬天，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的消息傳到井岡山的時候，才得到批准。

「新師成立以後，我擔任黨的前敵委員會書記，原武漢警衛團的一個指揮員余灑度，任第一軍軍長。余多少是因部下的態度而被迫就任的，不久他就逃到國民黨那裡去了。現在他在南京給蔣介石工作。

「九月間，我們通過湖南的農會已經成功地組織了一次廣泛的起義，工農軍隊的第一批部隊建立起來了。新戰士有三個主要來源：農民本身漢陽礦工，起義的國民黨部隊。這個早期的革命軍事力量稱為『工農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由漢陽礦工組成。第二團是由平江、瀏陽、醴陵和湖南其他兩縣的部分農民赤衛隊組成。第三團來自反叛了汪精衛的武漢警衛團的一部分。這支軍隊經湖南省委批准建立，但湖南省委和我軍的總綱領，卻為黨中央委員會所反對，不過後者似乎只是採取觀望的政策，而不是積極反對的政策。

「我們的隊伍在井岡山會師以後，進行了改編，著名的紅軍第四軍創立了，朱德任軍長，我任黨代表。一九二八年冬天，何鍵的部隊發生起義和嘩變以後，井岡山來了更多的軍隊，這樣就產生了紅軍第五軍。彭德懷任軍長。除了彭德懷以外，還有長征途中在貴州遵義犧牲的鄧萍；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犧牲的黃公略；和滕代遠。

他認為僅次於陳獨秀，對於失敗應負最大責任的是俄國首席政治顧問鮑羅廷。毛澤東解釋說，鮑羅廷完全改變了他的立場，他在一九二六年是贊成大規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一九二七年又竭力反對，對於自己的搖擺沒有提出任何合乎邏輯的根據。「鮑羅廷站在陳獨秀右邊一點點，」毛澤東說：「他隨時準備儘力去討好資產階級，甚至於準備解除工人的武裝，最後他 也下令這樣做子。」共產國際的印度代表羅易，「站在陳獨秀和鮑羅廷兩人左邊一點點，可是他只是站著而已」。據毛澤東說，他「能說，而且說得九-九-藏-書太多了，卻不提出任何實現的方法。」毛澤東認為，客觀地來說，羅易是個蠢貨，鮑羅廷是個冒失鬼，陳獨秀是個不自覺的叛徒。

看來共產國際在一九二七年提供給中國共產黨的不是什麼「意見」，而是乾脆發的命令，中國共產黨顯然甚至無權不接受。當然，武漢的大失敗，後來成了俄國國內在世界革命性質問題上的鬥爭的焦點，在這個階段以後，俄國反對派被摧毀，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理論被弄臭，蘇聯開始認真「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它由此出發，今天成了世界和平砥柱的地位。

「陳獨秀實在害怕工人，特別害怕武裝起來的農民。武裝起義的現實終於擺在他面前的時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他不能再看清當時的形勢。他的小資產階級的本性使他陷於驚惶和失敗。」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賀龍、葉挺率領的第二十軍，同朱德合作，領導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南昌起義，紅軍的前身組織起來了。一星期以後，即八月七日，黨中央委員會舉行了非常會議，撤銷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自從一九二四年廣州第三次代表大會以來，我就是黨的政治局委員，對於這個決定，我是積極出了力的。出席會議的其他十位委員中，有蔡和森、彭公達和翟秋白。黨採取了新的路線，同國民黨合作的一切希望暫時是放棄了，因為國民黨已經無可救藥地成了帝國主義的工具，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了。長期的公開奪取政權的鬥爭現在開始了。

我問毛澤東，在他看來，對於一九二七年共產黨的失敗，武漢聯合政府的失敗，南京獨裁政權的整個勝利，誰應負最大的責任。毛澤東認為陳獨秀應負最大的責任，陳獨秀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繼續妥協顯然意味著災難的時刻，使黨失去了決定性的領導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線」。

「這次會議為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政權鋪平了道路。第二年取得了一些光輝的勝利。幾乎整個江西南部都落入紅軍之手。中央蘇區的根據地建立起來了。

「六人的決議總結了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革命和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秋收起義的經驗。它的結論是贊成把重點放在土地運動上。大約在這時候，紅軍開始在中國其他地方出現。一九二七年冬天，湖北西部和東部發生了暴動，為建立新蘇區打下了基礎。在西面的賀龍和在東面的徐海東，開始建立自己的工農軍隊。徐海東活動的區域成了鄂豫皖蘇區的核心，後來徐向前和張國燾去了那裡。一九二七年冬天，方誌敏和邵式平在鄰接福建的江西東北部邊界，也開展了一個運動，後來發展成為強大的蘇維埃根https://read.99csw.com據地。廣州起義失敗以後，彭湃率領一部分忠心耿耿的部隊到海陸豐去，那裡成立了一個蘇維埃，由於它執行盲動主義的政策，很快就被摧毀。它的一部分軍隊在古大存指揮下從那個地區突圍，同朱德和我取得了聯繫，後來成為紅軍第十一軍的核心。

「由於秋收起義的綱領沒有得到中央委員會批准，又由於第一軍遭受嚴重損失，而且從城市觀點來看，這個運動好象是註定要失敗的，因此中央委員會這時明確地批評我。我被免去政治局和黨的前委的職務。湖南省委也攻擊我們，說我們是『槍杆子運動』。儘管這樣，我們仍然在井岡山把軍隊團結起來了，深信我們執行的是正確的路線。後來的事實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部隊補充了新兵，這個師人員又充實了，我擔任了師長。」

「在井岡山『反冒險主義鬥爭』時期，第一軍打敗了白軍兩次攻佔井岡山的企圖。對於我們正在建立的那種機動部隊說來，井岡山證明是絕好的根據地。它有很好的天然屏障，種的農作物足夠供給一支小小的軍隊。它方圓有五百里，縱橫約八十里。本地人有另外的名稱，叫它大小五井；真正的井岡山是附近的一座早已荒廢的山。五井這個名稱是從山麓五口大井得來的，即大、小、上、下、中五井，山上的五個村就是以這五口井相稱。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閩西古田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以後，許多這樣的弱點都被克服了。大會討論了改進的辦法，消除了許多的誤解，通過了新的計劃，這就為在紅軍中提高思想領導奠定了基礎。在這以前，上面所說那些傾向是十分嚴重的，而且被黨內和軍事領導內的一個托洛茨基派別利用了來削弱運動的力量。這時開展了猛烈的鬥爭來反對他們，有些人被撤銷了黨內職務和軍隊指揮職務。劉恩康——一個軍長，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據揭發，他們陰謀在對敵作戰時使紅軍陷入困境而消滅紅軍。幾次作戰失敗后，他們的計劃就暴露得非常明顯了。他們惡毒地攻擊我們的綱領，反對我們的一切主張。經驗已經證明他們的錯誤，他們被撤去領導職務，在福建會議以後，他們就沒有影響了。

「第四軍這時迅速而順利地展開了打通江西南部的戰鬥。我們在東固建立了蘇維埃，和當地的紅軍部隊會合。我們接著分兵挺進永定、上杭和龍岩，在這幾縣成立了蘇維埃。紅軍來到以前就存在於這些地區的戰鬥的群眾運動，保證了我們的勝利，幫助我們能夠在穩定的基礎上，非常迅速地鞏固蘇維埃政權。通過群眾性的土地運動和游擊隊活動，紅軍的影響擴大到了其他幾個縣read.99csw.com，但是共產黨人到後來才在那裡充分掌握權力。

毛澤東的自述現在已經談到蘇維埃的開端。蘇維埃是從革命的廢墟上興起的，它要赤手空拳從失敗中鬥爭出一個勝利的結果來。他接著說：

關於一九二七年春天發生的引起很多爭論的事件，我和毛澤東曾有一次談話，我覺得完全有必要在這裏一提。這並不是他向我口述的自傳的一部分，但是，作為他個人對一個中國共產黨人一生經歷中的轉折點的看法，在這裏提一下，還是有重要意義的。

「來了這麼多軍隊，山上的條件變得很差了。部隊沒有冬衣，糧食奇缺。我們有好幾個月幾乎只靠吃南瓜過活，戰士們喊出他們自己的口號：『打倒資本主義吃南瓜！』——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朱德留下彭德懷守井岡山，自己突破了白軍的封鎖，一九二九年一月，我們的第一次守山就此結束。

「當我正在組織軍隊、奔走于漢陽礦工和農民赤衛隊之間的時候，我被一些同國民黨勾結的民團抓到了。那時候，國民黨的恐怖達到頂點，好幾百共產黨嫌疑分子被槍殺。那些民團奉命把我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但是我從一個同志那裡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略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傭兵，我遭到槍決，於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不允許。於是我決定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二百碼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機會。我在那地方掙脫出來，跑到田野里去。

「對於那次代表大會所採取的新路線，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從那時起，黨的領導人和農村地區蘇維埃運動的領導人之間的分歧消除了，黨恢復了一致。

即使共產黨在和國民黨分裂以前採取了比較積極的政策，從工人和農民中創建了黨的軍隊，毛澤東也並不認為反革命在一九二七年會被打敗，「但是，蘇維埃就可能在南方大規模展開，就可能有一個後來無論如何不會被消滅的根據地……」

「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江西南部召開了一個重要的地方黨會議，討論今後蘇維埃的綱領。當地黨、軍、政代表都出席了會議。會上詳細討論了土地政策的問題，由那些反對分配土地的人所發動的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被打敗了。會議決定分配土地，加速建立蘇維埃，在這以前，紅軍只是組織地方的和鄉的蘇維埃，在這次會議上，決定了建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對於這個新的綱領，農民報以熱烈的擁護，這有助於在後來的幾個月中打敗國民黨軍隊的圍剿。」

「紅軍在物質上和政治上的情況都有了改進，但是還存在著許多不良傾向。例如『游擊主義』就是一https://read.99csw.com種弱點，反映在缺乏紀律，極端民主化和組織渙散上面。另一種需要克服的傾向，是『流寇思想』——不願意安心做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喜歡流動、變換環境，喜歡新奇的經歷和事件。還有軍閥主義殘餘，個別指揮員虐待甚至毆打戰士，憑個人好惡，對人有所歧視或者偏愛。

「從一九二七年冬天到一九二八年秋天，第一師守住了井岡山的根據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一個蘇維埃在湖南邊界的茶陵成立了，第一個蘇維埃政府選舉出來了。主席是杜修經。在這個蘇維埃以及後來的蘇維埃中，我們推行了一個民主的綱領，採取溫和的政策，建築在緩慢而不斷的發展這一基礎上。這樣一來，井岡山就遭到黨內盲動主義者的斥責，他們要求對地主實行搶、燒、殺的恐怖政策，為了使他們喪膽。第一軍前敵委員會拒絕採用這種策略，所以被頭腦發熱的人污衊為『改良主義者』。我因為沒有實行更加『激進的』政策，遭到他們猛烈的攻擊。

「一九二八年春天，由李文林、李韶九領導的游擊隊，開始在江西的興國、東固活躍起來。這個運動以吉安一帶為根據地，這些游擊隊後來成為第三軍的核心，而這個地區本身則成為中央蘇維埃政府的根據地。在福建西部，張鼎丞、鄧子恢和後來變成社會民主黨人的傅柏翠，建立了蘇維埃。

毛澤東說，在那個時候，陳獨秀是中國黨的徹頭徹尾的獨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員會商量就作出重大的決定。「他不把共產國際的命令給黨的其他領導人看」，據毛澤東說，「甚至於不和我們討論這些命令。」但是，到頭來還是羅易促成了同國民黨的分裂。共產國際發給鮑羅廷一個電報，指示黨開始沒收地主的土地。羅易得到了一個抄件，馬上拿給汪精衛看。汪精衛那時是國民黨左派武漢政府的主席。這種輕率的做法的結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武漢政權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開除出去，它自己的力量就垮了，不久就被蔣介石所摧毀。

「我被派到長沙去組織後來被稱為『秋收起義』的運動。我在那裡的綱領，要求實現下面五點：(一)省的黨組織同國民黨完全脫離；(二)組織工農革命軍；(三)除了大地主以外也沒收中、小地主的財產；(四)在湖南建立獨立於國民黨的共產黨政權；(五)組織蘇維埃。第五點當時受到共產國際的反對，後來它才把這一點作為—個口號提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