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二六年以前，對中國國民革命在軍事上、政治上、財政上、文化上給予積極合作的工作，主要是在季諾維也夫的指導下進行的，他當時是共產國際主席，並且這工作也受到托洛茨基的很大影響。在這以前，斯大林派還沒有徹底擊敗托洛茨基「不斷革命」的理論。但是從一九二六年初開始，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事務和政策主要由斯大林負責，他從此加緊了對這兩個組織的控制，這一點是沒有不同看法的。

事實上，凡是研究這一整個時期情況的公正的人，很難能逃避這樣的結論：托洛茨基派過於誇大了共產國際錯誤的重要性，同時又低估了客觀形勢的極其不利因素。他們對於利用共產國際的錯誤來作為攻擊斯大林的新炮彈，顯然比對中國的當前命運更感到有興趣。反正，他們的攻擊並沒有成功。整個來說，黨仍不信斯大林是無能的。由於中國革命的失敗，加上在此以前巴伐利亞和匈牙利共產黨政權的遭到摧毀，以及共產國際在東方各國的希望遭到普遍破滅，黨已對在國外進行冒險發生厭倦，傾向於轉而進行國內建設。斯大林勝利了。托洛茨基遭到了流放——而且，如果我們竟然相信莫斯科審判時提出的證據的話，干起破壞鐵路的事來。

自此以後，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被大大誇大了。不錯，有些機構偷偷地恢復了；還派了代表到少數幾個大城市中去找中國共產黨人；中國學生繼續在俄國留學，然後秘密回來搞革命工作；而且還有一點點錢送進來。但是俄國完全沒有辦法同中國紅色|區域發生任何直接的有形聯繫，因為中國紅色|區域沒有九九藏書海口，完全受到敵軍的重重包圍。在過去，中國曾經有過好幾百個共產國際的工作人員，現在卻只剩下兩、三個，常常幾乎與整個社會隔絕，很少有能冒險逗留幾個月以上的。以前曾經有好幾百萬元錢輸送到蔣介石的國民黨手中。現在流到共產黨手中的一次只有一、二千元涓涓細流。以前整個蘇聯都支持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現在援助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那個共產國際已不能動用「世界革命根據地」的龐大資源，只能象一個可憐的繼子那樣走一步看一步，如果行為稍有不當，就很可能給正式取消繼承權。

斯大林在大失敗以後為自己辯護時，嘲笑托洛茨基認為共產國際的策略路線是招致失敗的主要原因這一論點，認為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

但是有充分理由相信，要是把反對派的反對意見作為在中國及早採取激進政策的基礎，後來發生的悲劇可能會更加嚴重。托洛茨基在理論上的批評，一如既往，頗為精闢，他的意見同實際情況的特點也不無聯繫。但是象經常的那樣，聯繫卻並不很多。他在這個時期的大部分發言都收在《中國革命問題》一書中，這本書肯定是本立論鬆懈的著作，儘是漫不經心地不顧當時實際情況的客觀限制的地方。這清楚地說明，共產國際的政策固然造成了災禍，他所能夠提出的辦法也只會更早得多造成一個更加全面的災禍。

凡是對這個問題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國革命在一九二七年遇到的危機與俄國內部和共產國際內部所發生的危機正好發生巧合，後者表現為托洛茨基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爭https://read.99csw.com奪世界革命力量的理論控制權和實際控制權的鬥爭。要是斯大林沒有等到一九二四年才提出他的「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要是這個問題在這以前就有了定論而且他又能夠支配共產國際，那就很有可能，對中國的「干涉」就根本不會發生。不過無論如何，現在再進行這樣的推測是毫無意義的事了。斯大林在進行他的鬥爭時，在中國的路線早已決定了。

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的中俄關係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一九二三年到二七年，是蘇聯和國民革命派之間的一個事實上的同盟時期。後者是由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旗幟下聯合起來的同床異夢的合作者組成的，他們的目的是要用革命來推翻當時的中國政府，實現中國的獨立，擺脫外國帝國主義。這項振奮人心的事業以右翼國民黨的勝利，成立南京政府，同帝國主義達成妥協，中俄關係破裂而告終。

斯大林取得了勝利，通過了五年計劃，對拖拉機產生了狂熱，共產國際在這以後所發生的重要變化是，暫時擱置了積極促進當前世界革命的計劃，蘇聯的革命熱情集中用在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攻勢上。共產國際不再成為支配力量，而是變成了蘇聯的一個機關，逐漸變成了為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平凡單調勞動進行美化宣傳的廣告社。它的主要任務已從用暴力，或者用積極干涉來製造革命，改變為用榜樣來促進革命。由於「世界革命根據地」蘇聯需要和平，共產國際便成了在全世界進行和平宣傳的有力機構。

在這十年之中，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給予中共的實九九藏書際財政援助，看來是少得驚人。當牛蘭夫婦一九三二年在上海被捕，后在南京作為共產國際遠東首席代理人而判刑時，警方的完整證據表明，對整個東方（不僅僅中國）的總支出最多不超過每月一萬五千美元。這與大量流入中國進行基督教宣傳（這基本上是資本主義宣傳），或者進行親日宣傳和納粹法西斯宣傳的款項相比，可謂微乎其微。這同美國在一九三三年給予南京的五千萬美元小麥貸款相比，也是少得可憐。據外國軍事武官的報告，后一筆貸款的收入對蔣介石反共內戰有決定性的價值。

在蔣介石第二次政變成功之前至少一年，季諾維也夫就開始要求共產黨人脫離國民黨這個民族資產階級政黨，他現在認為國民黨不能完成革命的兩項主要目標，即反帝——推翻外國在中國的統治——和反封建——推翻地主豪紳在中國農村的統治。托洛茨基也這樣早就開始鼓吹成立蘇維埃和一支獨立的中國紅軍。總的來說，反對派預言如果斯大林的路線繼續下去，「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們在這一階段的希望頂多就是這個——就會失敗。當然，這個預言是說中了。

上面提到的中俄關係三階段也確切地反映了共產國際近年來性質的變化，以及它從一個國際煽動組織轉變為蘇聯國家政策的一個工具的幾個過渡階段。蘇聯和共產國際這種變化的國內和國際上的極為複雜原因的辯證關係，要在本書加以詳述是不可能的，但是考察一下這些變化對中國革命基本發生了什麼影響，又受到中國革命什麼影響，卻很適宜。

重要的是，斯大林取得了勝利，他的政策支配了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未來活動。一九二七年以後，有一段時期，這種活動幾乎等於零。俄國在中國的機構封閉了，俄國共產黨人不是被殺就是被驅逐出中國。俄國來的財政、軍事、政治援助陷於停頓。中國共產黨陷入了大混亂，有一個時期，同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繫。但是蘇維埃運動和中國紅軍卻在純粹中國人自己的領導下自發開始，事實上，他們並沒有得到俄國的什麼贊同，一直到第六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才給予出生后的認可。九九藏書

這裏毋庸進一步贅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論爭。

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三年是俄國孤立於中國和南京完全絕緣于俄國影響時期。這一時期到一九三三年底莫斯科恢復與南京的外交關係而宣告結束。第三個時期以南京莫斯科溫吞水的修好開始，由於南京不斷同中共進行激烈內戰而弄得很尷尬，後來到一九三七年初戲劇性地結束，當時共產黨和國民黨實行了部分和解，為中俄合作開闢了新的可能性。但我在紅軍的時候，對共產黨的情歌，國民黨仍充耳不聽，這個新的時期以後在恰當場合再談。

因此，共產國際在一九二六年，接著在一九二七年春天發生災難期間給予中國共產黨策略路線和「指示」的時候，是由斯大林領導的。在這些瞬息萬變的幾個月里，當中國共產黨人頭上的災禍象強勁的颱風一樣襲來的時候，斯大林的路線遭到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所領導的反對派的不斷攻擊。季諾維也夫在當共產國際主席時，充分支持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的路線，但是現在他卻激烈反對斯大林執行同一路線。特別是在蔣介石第一次「叛變」，一九二六年在廣州進行一次未遂政變后，季諾維也夫預言必然會發生反革命，民族資產階級會與帝國主義妥協，出賣群眾。

也許可以斷言，而且我相信任何一個外國軍事情報專家都無法不同意，中國共產黨打仗時所得到的外國物質援助比中國近代史上任何一支軍隊都要少。

美國、英國、德國、義大利賣了大量飛機、坦克、大炮、彈藥給南京，以便摧毀中國蘇區，當然沒有賣任何東西給共產黨。美國軍隊出借許多軍官為中國訓練空軍，結果炸毀了紅色中國的許多城鎮，義大利和德國軍事教官實際上親自領導了幾次破壞性最大的轟炸，象他們在西班牙所做的那樣。納粹德國派最能幹的將領馮·西克特將軍去援助蔣介石，並派一大批普魯士軍官改進南京的圍剿技術。鑒於這些眾所周知的事實，再說什麼俄國撐中共，我覺得完全是胡說八道了。相反，很明顯，蔣介石在近十年內卻得到了外國給他而不肯給共產黨的重要援助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