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輯
又到扶桑
53年前在下關、門司之間一個孤立的小島上，一群剛從裝礦石的貨船上趕出來的中國人，赤身裸體蹲在太陽底下，像牲口市上的牛馬，無奈地聽憑命運擺布。來自軍用廠礦的日本人，倆人一組，一個手持木棍，一個拿紙執筆，在人堆中走來跳去。前邊人把木棍捅到哪個華人的頭上，後邊的就把那人拉出來，問了名字編上號，趕到一邊排隊。最後所有的華人被分成幾隊，押上不同的小木船，分頭飄往了不同去處。
她是那種文化不高但很能幹活的鄉村女人，對中國人不太歧視，有時還透露一絲同情。
1997年11月，應「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之邀，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日本，我又一次登上扶桑三島。
過了一會兒，服務員把大家各自點的飯菜送了上來，人們不約而同地「咦」了一聲。誰也沒跟誰商量，點的東西卻有個共同特點一都是最便宜的一種。最便宜的面，最便宜的飯，加上最便宜的菜。濱田看了大叫不行，堅持要大家各自再要一樣好點兒的菜肴。我告訴她，心意大家領了，可沒有時間再等菜了。她嘆了口氣，站起身來向大家鞠了一躬說：「謝謝，謝謝，你們的心意我全都明白……」
吃完飯告別時，她跟大家握手，跟我擁抱，一路鞠著躬退出站台。
回到旅館。見濱田坐在中元屋中談心，我也參加進去。她不安地說：「河谷至今也沒來，打電話去她家沒有人接。八成是又住進醫院了。」我說：「真不巧，看來這次是見不到了。我帶來一點小禮物，請你轉交給她總可以吧！」濱田說：「一定辦到。我明天送走你們就到她家找她。她住在另一個市，開車要走半小時左右，所以今天是沒法找她了。」我把給她的禮物拿出來，鄭重地雙手捧到她面前，把給河谷的一份也請她代轉。她拿著禮物很激動，說明天要跟大家一起參觀，我們三人能夠坐在一起談心的時間，只有這個晚上，她建議我們到還遠處一家咖啡屋去閑談。
這話對我自己更適用。中元幸廣夫妻來到福岡，我必須擠出時間與其相會；我是福岡「亞細亞文化獎」的委員，既到福岡，總要到委員會打個招呼！
「我是山本百合子，還記得嗎？」
戰爭時期日本的工廠中沒幾個精壯工人，除了中國和朝鮮的「苦力」，多是殘疾人、女工和「勤勞奉仕」學生。戰敗后工廠因戰爭責任受到懲罰，被佔領軍封閉，人走鳥散。過了十年恢復生產，人員和設備全部更新。那廠里是沒有熟識的人了。幾經打聽、查詢，發現還有三個相識的活在世上。
「您還記得我，是吧！是啊，我們有30多年不通音信了。前天一個朋友告訴我，說他在電視新聞上看見了你。我不相信。打電話問電視台，電視台說確實播放過中國作家鄧友梅訪問德山的新聞。我問能不能為我再重放一遍？聽說我們是小時候的朋友。他們竟答應了我的要求，重新放了一遍。我一看就認出來了，你還有小時候的模樣。我問電視台你現在在哪裡？他們說只知你已離開了東京，不知到了什麼地方。我請他們打聽一下你的行蹤。他們為了中日友好也慷慨地答應了。今天來電話告訴我，你已到了奈良，住在這家旅館……」
我對朋友們說：「對不起，叫大家陪我參加一趟拉練。好了，明天開始就可以進行真正的文學交流了。」
我獃獃地站在那裡看她走遠。中元為扭轉氣氛轉移我的注意力，開玩笑說：「你還是跟我太太去長崎吧，不要去德山了。但是，山崎在德山等著你呢！」
這是個很小的咖啡屋，暗淡的燈光下老闆陪著一位客人，從牆角音箱傳出古代的日本謠曲。低沉的三味弦，柔和的女中音混合酒香，使人進入一個似真似幻，半醉半醒的境界中。我們本是要來談天的，坐下后抿著咖啡互相看頭上白髮，臉上歲痕，滿肚子話又不知從何說起了。顛顛倒倒，說來說去兩句話：「沒想到我們又坐在一起了！……友誼無價，我們要為中日友好儘力。」
他在電話中說：「喂！我要陪你去德山！」
這次動身之前，我委託朋友從東京打電話通知她要去日本。她說真不巧，那段時間她正在土耳其，怕是趕不回來。我雖有點遺憾，但一忙很快就不再想它了。沒想到她卻打聽到我到達德山的時間，讓當地的禮品店準時送來了禮物。
他沒想到這句話我聽著如炸雷！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頓時從我眼前耳邊消失，回到50年前的一場噩夢中。
山崎為首的眾「教官」領著四五個全副武裝的警察上了樓。教官分散開，在各排華工面前站定，手持皮鞭瞪眼監視。警察結夥奔到一個華工面前，帶隊的警長問了問：「你是某某嗎？」對方剛答應一個「是」，聲音沒落地，打人聲、呻|吟聲和卡上手銬聲就亂成一團，雜亂的腳步由樓上響往樓下，響出了樓門。警察並沒走凈，剩下兩個在山崎陪同下，沿著鋪位慢慢巡查，每走到一個人面前，山崎就下令：「報告姓名，年齡，籍貫，原來的職業……」華工大聲報告，警察似聽似不聽，揚著臉往前走。不定在哪個人面前突然停腳，轉過臉發出一串問題：「你跟剛才抓走的人是同鄉嗎？怎麼不是！剛才你報告家鄉不是臨邑嗎？什麼，是臨沂不是臨邑？有三點水的沂，為什麼不說清楚？故意跟警察搗蛋？什麼？日語說不好？為什麼不好？你不愛學日語是不是？……」問一句打一耳光，答慢了打，答快了打，答錯了打，答對了也打。最後還叫你把床上所有衣物一件件抖開來供他檢查。這樣打了一個又一個，一直折騰到後半夜，警察走了，山崎叫人把被捕者的行李全部送進「事務室」。同時下令：「收拾好東西，準備上班。」對這一夜發生的事不作任何解釋。人們看著空了的鋪位，眼神流露出仇恨與悲憤。就是在那一刻，我為了轉移一下心境，把臉扭向窗外。看見一輪明月高掛天邊，路燈下道路上空寂無人，一陣風吹過從樹上掉下幾片枯葉，枯葉打著旋朝遠處飄去，遠處是不高的幾座山巒……
1980年我隨巴金、冰心等前輩訪問日本，是我離開35年後第一次重來。「文革」留下的陰影尚未散盡，我謹言慎行，既沒跟任何人談https://read.99csw.com過自己的經歷，更沒向東道主提出個人願望。乘車從京都去嵐山的路上，身邊的秋崗家榮先生突然問我：「你不想到德山看一看嗎？清水正夫先生說了，如果想去，我們替你安排！」
我說：「我不是裝傻，知道他們都是明星，可就想不起他們演過什麼來了。」
山崎轉過臉衝著我們說：「看見了嗎？在奈雞不守紀律就要受處罰，你們進去先別睡覺，先想想以後要怎麼幹活！」
一周的會議期間，她一直住在東京。有空就來看我。中間我去京都，她仍在東京等候，直等到我回東京從那裡回國時，把我送到成田機場才揮手告別。
中元看我發獃，拉著我的手問：「老弟，老弟，你怎麼啦？我提起山崎叫你不高興了？」
高個兒靠樹抽起煙來，換了矮個兒笑眯眯地問道：「你說蔣介石跟汪精衛兩個人誰好？」
1984年我在東京參加國際筆會，她終於趕到東京和我見了面。她和一位福井女士同來看我。福井和她一起在德山曹達「勤勞奉仕」過，現在也是位大企業的老闆娘。她倆少年時的友誼保持到今天。從前一起勞動，現在一起旅遊。她們說有次帶著孩子去美國，走過美國二戰中陣亡將士墓地時，她們進去獻了一束花。孩子們不理解：是美軍打敗的日本，為什麼還要向他們獻花？西村說：「不，結束戰爭是有功於人類的好事。不管誰勝誰負，兩邊的老百姓都是受害者。日本人民跟中國人民、美國人民並沒有仇恨。」
她很善良，講禮貌，是廠里唯一對我稱呼「您」，並且主動問「早安」的日本人。分析室的頭兒丟了根蔥，懷疑是我偷了，把我叫到車間門外問我，我不承認，又叫我在毒太陽底下罰站。她從這裏路過，看了一眼嚇得馬上把頭低得靠著胸，連脖子都紅了。經過我身邊時，用極低的聲音說：「真對不起……」
此情此景確曾相識啊！
從此我們經常通信。過兩年他退休了，就自費到中國留學，成了北京語言學院短期班年紀最大的留學生。學中文，每期三個月，每年學一期，連續學四五年，竟學會一口流利的北京話。有中國代表團去長崎，他說義務任翻譯，自費當陪同。張海迪去日本訪問，回到北京給我看她的照片，照片上為她推輪椅的正是這位「中元叔叔」；中國「兒童藝術團」到日本訪問演出，陪孩子旅行的又是這位「中元爺爺」！做這些事他都是義務工作，伙食自理。
從福岡到德山要直往東北跑。穿過「關門海峽」，由海底進入「中國地區」（日本地區名稱，與我們這個中國無關）。「關門海峽」，我第一次到日本就是在這地方登的岸。
「餓。餓了渾身哆嗦。」
「放屁！」
一下飛機就見到從東京來接我們的橫川健先生。他帶來白土吾夫、佐藤純子等老友的關切，也帶來了我們在日本的日程安排。在福岡這20小時，除睡眠外要做的公事還有三件：一是當晚與當地女作家高樹共進晚餐。高樹是交流協會會員，代表協會為大家洗塵；二是要拜訪福岡市政府；三是第二天中午赴中國總領事陸琪先生為我們準備的宴會。然後從那裡就直奔火車站。
矮個兒火了，左右開弓打我的嘴巴，高個兒歪在樹根上笑。他們知道我在裝糊塗，我也知道他們不信我的話，反正我下定決心不再多說一個字了。結果就不了了之。他倆回去要向勞動部交代，有問題沒查清得算失職。他們只好說我是個不懂事的小孩子，隨手練習寫字，並沒有複雜的意思。
1945年春，希特勒完蛋，東條英機下台，美軍頻繁對日本空襲。海軍的油庫炸著了，工廠的機器炸塌了，工人蹲在防空洞的時間比開工幹活的時間長。政府命令市民疏散，不走的強行拆房。日本工人下不得手華工們就變成專業的拆房隊。大部分民房拆毀了推平了，華工也沒事可做了。日本人不願再供飯，因禍得福被送回中國。從此再沒聽到過百合子的消息。慢慢的連這個人都忘了。
曾鎮南，何申，格非……這些專門研究人情人性的人，居然眼睛都閃出了淚光。又圍過去跟他握手，祝他健康。然後看著他一步一回頭地走向去長崎的候車處。望著他遠去的身影，格非才嘆口氣說：「沒想到，真沒想到，我本來還以為他是鄧先生的個人朋友。其實他是咱們大家的朋友……」何申說：「我都懵了，我的禮品打在包里都忘了拿出來！」曾鎮南只是說：「太感人了，太感人了……」
我們的勞動時間，平時是12小時工作制（加班就要連續24小時），日夜兩班倒。打夜班的人白天睡覺，山崎越看越不自在，就把打掃衛生、收拾廁所、運糧運煤等活全交給打夜班的人干，包括中午給住醫院的日本人送飯。
1984年我到東京參加國際筆會，住在新宿。有天一大早樓下辦公室打電話來說：「有位日本老人要見你，你能見他嗎？」我問：「叫什麼名字？有什麼事嗎？」電話中說：「中元幸廣，他說以前做過對不起你的事，今天特意前來賠罪……」正說著，話筒換了人，換成一個發顫的聲音說：「我是小中元，你還記得我嗎，你能原諒我嗎？」
我幸運地發現，這兩個目的都超預計達到了。
這人就是濱田。從這以後她每到過年都給我寄一張賀卡。她到中國旅遊還專門到北京看過我。
我跑下樓，看見大堂角落裡站著一個又瘦又矮的老人，還保留一點青年中元的影子。我招呼了一聲「中元君！」他踉蹌跑過來，抱著我肩膀就失聲痛哭。他說從報紙上看到我的名字，特意從山中縣趕來的，很怕我不肯見他。他說戰後不久他說投身於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併為中日友好效力，現在是某市「日中友好協會」負責人。當年沒有能設法保護我，他感到很內疚，不來當面認錯，他要受良心折磨……說著拿出他的名片給我看，才知道他靠經營汽車配件為生。參加工人運動，為日中友好奔走是盡義務。
中國作家代表團於11月6日下午到了福岡。
午夜鐘鳴。濱田回家還有一段路，我們只好分手。看她走向車站方向，我和中元道過晚安，各自回房。
知恥近乎勇！這樣的九_九_藏_書人在日本見得並不多，我當然要拿他當朋友，併為久別重逢而高興。他就在我住的大酒店附近小旅館住下來，陪我在東京閑聊了好幾天。交談中才知道，他從小沒有父母，曾隨人流浪到中國，在中國得了急病，被一位素不相識的中國人救了過來。他問那人姓名，發誓要報恩。那人說：「不必記住我，但要記住中日兩國歷史上是朋友。中國文化滋潤過日本民族，現在日本兵來中國燒殺搶掠，這是恩將仇報，禽獸不如。你要還有人心，就別跟著他們欺負中國人！」
中元大嫂登車不久，我們也上了火車。
這一切使我觸目驚心，但沒明白他說的「奈雞」是個什麼東西。直到過了數月，學會了些日語。才明白這是「內地」兩字的日語發音。山崎認定中國是他們的殖民地，將扶桑三島自稱為「內地」。
這時剛7點鐘，上海、北京正是熱鬧時刻。我家住在北京安定門外，只能算是二三流商業區，每天看過電視新聞我到街上散步，都要穿過萬頭攢動的人海。路過商店門口，稱得上步履維艱。德山街上這時卻商店落鎖，路曠人稀，一派蕭條景象。一所漂亮的高樓卻燈火全暗，細一看門口貼了封條，原來是剛宣布破產的「野村證券」。有家「千元商店」開著門，堆積如山的貨物之間只有一位客人閑看。大家議論說：「這是廉價商品店，日本人收入高，怕是更願去高檔商店。」說時遲那時快，轉過街角就到了一家高檔服裝公司門前。它也還沒打烊，窗前門內，擺著既有幾十萬元一套的西裝，也有上百萬元一身的和服，從店容到設備都比剛才那家店豪華得多，但比那邊還慘，竟連一個顧客也沒有！見我們到來，女老闆和售貨員遠接高迎。問我們想看些什麼？橫川先生介紹說，我們是中國客人，來參觀的。她們滿臉含笑說：「歡迎歡迎，可以買一件和服作紀念啊。」橫川問她們怎麼生意這麼清淡？她的笑容變成苦笑，說道：「我們主要做外地客人的生意。這是個工業城市，以前來談生意的外地人多，我們的生意也好做。現在外地來談生意的人少了，工廠產品積壓，我們的生意也清淡。沒辦法。」
我們只好自己去。
一下車就看見滿頭白髮、步履蹣跚的老婦人匆匆趕來。但直跑到我的面前，我才意識出而不是認出這就是濱田。10多年前還是個滿頭青絲、動作敏捷的女人，怎麼一下變成了老太婆？但她認得我，跑過來抱住我用力拍我的背：「真沒想到還能再見面……」說話含糊不清。中元告訴我她剛從醫院做了手術出來。我看看她身後，見沒有別人，就問：「河谷女士呢？」濱田說：「她沒來，也許直接去旅館等你們了。她年紀比我大，來車站不方便。」我問：「河谷君今年多大歲數？」濱田說：「80出頭。」
旅館樓房很小，設備陳舊，面積和設備趕不上中國縣城級賓館。迎門有個長長的櫃檯，櫃檯前擺了兩對沙發，靠牆再加一排木椅就算是營業大廳。我們幾個人放下行李就連轉身的地方都沒有了！橫川先生抱歉說：「真對不起，我沒想到這裏條件這樣差。現換也來不及了。」我說：「只怕要換也沒地方換。大家是因為我吃瓜酪，該我道歉。」橫川說：「我倒要感謝你，不然我沒機會到這裏來。」中國作家也說：「別的代表團來只走東京、京都等大城市，哪有這個好機會。」屋子裡沒有河谷。濱田帶著焦急的臉色跟櫃檯上的人打聽，營業員說沒有人來過。
我洗過臉再下樓來，橫川健和中元正站在當地爭論。橫川說：「你參加接待工作，是幫我們的忙呀，怎麼可以不吃飯？」中元說：「參加接待工作我向來白盡義務，不能打破我自己定的規則。我要跟濱田女士一塊去吃飯，請你們自便吧。」橫川說：「沒有濱田女士帶路，我們連飯店也找不到！」中元說：「鄧先生認識路，雖然房子另建過，但街道名稱並沒變。方位也沒變。老弟，你領他們到銀座大街去好了，就是當年那裡有個遊戲場的地方……」橫川過意不去，請我幫助做動員。我問他倆到底能不能去？濱田說：「我們還要在等候河谷，她到現在沒來，我怕她出什麼事！」
我衝著兩個名字想了半天，抬頭問道：「他倆是電影嗎？演什麼的？」
沒等多呆幾天，幾分鐘后我們就看到了另一番景色！
看看走上天橋的中元大嫂，看看中元和橫川，心中安定了許多。過去50餘個春夏秋冬，世界在變日本也在變，究竟中元幸廣、白土吾夫、橫川健這樣的好人是日本人的多數，所以才有中日兩國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呼聲，所以我才會懷著友好心愿重新登上扶桑三島！
矮個兒站起身結結實實打了我個大嘴巴，道：「你跟我裝傻？混蛋！」
有汽車開來了。汽車在門外停住了。一片馬鞭聲走進了門。佩刀鐵環聲和山崎喊敬禮時鞋跟相撞的聲音帶有殺氣。
送飯這事不累，但很麻煩。警察局規定華工只准上下班時間在居留營地到工廠這條路上通過，這時間以外任何道路都禁止通行。奉命而行也要持有管理部門發的通行證，證上寫明持證人姓名，走的路線和通過時間，發現有與證明不符處，格殺勿論！曾有位華工送飯路上到菜田裡小解，被警察抓住以逃跑論處打得死去活來。廠方並不心疼中國人挨打，但打得不能幹活對廠方就是損失。為此就要派老實點的人干送飯這件事。「勤勞部」是軍方專管華工的部門，老實不老實他們有記錄。
橫川說：「我們也有不足的一面。表面發展，內里也有泡沫經濟，多呆幾天你們就會有所發現。」
車開出很遠人們才開始聊天。
吃完飯出來，不過8點多鍾，大街之上不僅沒有行人，連車輛也不多。
我寄去想要會見的朋友名單，請他們幫助聯絡。
半世紀前日本發動的那次侵略戰爭，在中國燒殺搶掠，罪惡滔天，給日本老百姓帶來的也是一場災難。青年男人被趕到前線賣命，老人婦女在後方饑寒交迫缺衣少食。街頭標語寫著：「一顆糧食等於一粒子彈！節省口糧，支援聖戰！」料理糧食的伙房跟料理金錢的銀行取得同等重要的地位。華工什麼臟活累活都
https://read.99csw.com要干，唯獨做飯做菜插不上手。山崎他們單招兩個女工做炊事，一個就是河谷安子。
我昏沉迷糊赤身裸體在鋪位前站好時，山崎已走到樓梯口，他扯著嗓子喊著：「原地立正，不許移動，不許說話，不準亂看，不許出聲，違反命令格殺勿論！」整個樓寂靜下來。山崎走下樓去的腳步聲和我左右兩邊傳來的喘息聲顯得格外響亮。
濱田義務當嚮導，說旅館不遠，不用坐車。我們就在她帶領下提箱攜籠走上大街。穿過兩條街還沒到，橫川健就小聲跟我說：「看來還不近呢，這地方人樸素，這麼遠都不打車。」
我搖搖頭說：「我寫著玩的，沒想過這兩字的意思。」
經過日出日落一萬九千多次，我又到了德山。
二戰後期，日本中小學校全部停課，學生到工廠「勤勞奉仕」，補充勞動力。藥品場分析室（化驗室）有個小姑娘叫山本百合子，每天到現場來取樣供化驗用。我在硝酸鉀車間幹活，產品有腐蝕性，見她沒戴手套，有時幫忙取出樣品放進她的盤裡，她會很誠懇發說一聲「謝謝」。有時也會站在一邊跟我聊兩句：「今天是大晴天，恐怕要有空襲警報，要小心了。」「中國的學生也上音樂課嗎？他們都唱什麼歌？」我如果給她哼兩句「長城外，古道邊」，她會說：「這是中國歌嗎？不對，日本也有這支歌呢。」
我對我自己說：「再到扶桑，了卻一樁心愿。」
火車來了。今天上車跟昨天上車相隔20多個小時，人們少了點新奇、陌生和拘謹神情，增加了些咀嚼、沉思和感慨的意味。
這天早晨我們出門之前，就結算了旅館費，帶著行李去參觀。該看的地方看完，也到了我們去車站的時間。在德山曹達的側門（就是當年專供華工出入的那道門），我們跟濱田握手道別，濱田卻縮回手說：「不行，最後我還有個要求，沒有滿足之前我不告別。」我問她有什麼要求儘管說。她說：「讓我請大家吃頓午飯。吃完我們再分手。」
新幹線速度不低於飛機，山川城鎮草木屋宇男人女人老者頑童傾斜著追逐著飛速從窗外劃過，很像是人生縮影，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中元拿山崎跟我開玩笑，無意中觸到我的心病。不久前我才在日本報紙上看到一篇文章，說當年日本是為東亞人的「解放」而戰，日本沒有把中國、朝鮮當作殖民地的打算。這說明山崎並沒有絕種！
我們跟中元一起順站台往更裡邊走，他只是埋頭走路什麼也沒說。到了天橋前要分手了。他抬起頭來，我才看見他已是淚流滿面。他擦擦淚，跟每個人都擁抱了一下，嗚咽著喊道：「世界上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都愛中國！老弟，我愛你們……」
我對中元說不出的感謝。我知道在他眼裡西村是富裕階級的人，依他的信仰是不跟富人往來的，只是為了我打破了他的戒律。
我要去德山，隱隱有個心愿：年近古稀了，再看它一眼，告別少年時代的血痕淚跡。
正思慮得頭昏腦脹，突然有了個轉機，原來陸琪先生在長崎也做過總領事，跟中元不僅認識，還對他有極好的評價。他多發一張請柬，我們聚會地點就定在總領事的宴會上了。
接待的人全是新的一代，對早年的情況並無所知。向我道歉是父債子還的意思。他們也努力找到兩位老人，但我一個也不認識。一位老工人跟我不同車間，華工不許到處亂走不同車間的人也不許接觸，就沒找到話說。另一位是女辦事員，本也不認識，但她當年住在集體宿舍愛國寮，我給住院工人送飯到那裡取過便當，就找到了相通的話題。我問：「愛國寮房子現在還有嗎？住在那裡的女工後來都怎麼樣？」她一聽馬上嘴唇抖了起來，低聲說道：「怎麼，你不知道嗎？房子叫美國飛機炸平了，好多女工死在裡邊。愛國寮，多少年沒聽到這三個字了。你該跟這裏的年輕人講講這些，他們都不知道什麼叫戰爭……」
「你最不能忍耐的是什麼事？」
事隔35年，鄧小平同志領導撥亂反正，右派改正，我隨巴金、冰心等前輩作家訪問日本。雖到德山，卻沒見到一個故人，悵然返回。這天來到奈良，夜晚正和朋友們把酒論文，對月談天，忽然電話鈴聲大作。日本朋友佐藤拿起話筒，問答兩句，瞪大了眼睛交給我說：「是你的，沒想到在日本還有人給你打長途電話。」我接過電話，對方一位女士問道：「你好。請問鄧友梅先生住在這裏嗎？」
全團5人，我是30年代出生，曾鎮南、何申、格非、李錦琦分別屬於四、五、六十年代。按「文學十年一代」的說法，正好「四世同堂」。福岡跟中國關係密切。歷史上中國文化在日本傳播，有兩個中轉站，一個是奈良，一個就是福岡。說奈良離不開鑒真大師和唐招提寺；講福岡少不得榮西和尚與聖福寺。榮西和尚把禪宗帶到日本，在福岡建起聖福寺，「鳥羽上皇」為它寫的匾額就是「扶桑最初禪窟」。禪宗弟子講究飲茶，榮西也傳播了中國茶道，他送給日本將軍源實朝一本《吃茶養生記》，成了大和民族最早讀到的茶道專著。從中國也傳去了吃食。中國的「素麵」跟「饅頭」就是宋朝時留學的日本和尚帶回福岡的。當時福岡還是中國的「外貿重點」，富商謝國明先生長期在此坐鎮，跟帶饅頭回去的聖一法師交上了朋友，贊助他一座佛寺，就是保存至今的「承天寺」。福岡值得看的東西這麼多，我們卻只停留20小時。
10多年前來過一次德山，忙於應酬，沒機會按自己意思走走看看。
舊電影院是二層樓，我住在樓上。第40個人擠在一架雙層通鋪上。冬天午夜，勞累一天的人們正睡得死沉，突然鈴聲大作，驚醒后還沒明白身在何處，只見山崎掄著木棍沒頭沒腦朝還在躺著的人們打來，邊打邊喊：「起來！起來！立刻在鋪位前立正站好。不許穿衣服……」
在華工營地，日本管理人員分「教官」和「舍監」兩種。「教官」權大位高，窮凶極惡；「舍監」位卑職低，只管吃喝拉撒睡。中元幸廣是「舍監」中地位最低、年紀最小的，那年他不過十七八歲，因病逃避了兵役，瘦骨伶仃，絲毫沒有武士道的剽悍與兇狠。日本人都看不起他。只因他哥哥是「大教九九藏書官」，才給他找了個吃飯的地方，我們管他哥哥叫「大中元」，管他叫「小中元」。兩個中元從裡到外沒一點相像之處。大中元是公開的特務機關派駐人員，陰狠毒辣，喜歡面帶笑容手執皮鞭把華工打得皮開肉綻；小中元膽小厚道，從不打人，私下裡還跟華工說一兩句玩笑話。多少年過去了，管理人員姓氏大都忘記，惟有兩上打人最狠的和兩個從不打人的姓氏牢記不忘。其中就有這兩個中元。
電話鈴響了。服務台告訴我，本市禮品公司的公關經理前來拜會，希望我接見。一位穿著整齊的先生捧著精美的禮品盒走進門來，沖我鞠了一躬，把禮品盒高舉在我前。禮品盒上放著一封信。打開來看。上邊寫道：「知道你今日到達德山，可惜我正在土耳其旅行，無法相會，憾甚歉甚。特委託德山禮品店呈上粗品一件，略表友情與敬意。相信會有再見機會，來日方長。」署名是：西村百合子。
這20多個小時，我們像腿上安了加速器，動作比在國內快了數倍。結果該辦的公事全辦完了，逛街購物，夜市觀光，河邊散步。燈下飲茶，登上百米高的電視塔觀看博多灣形勢和福岡市全景，一樣都沒耽誤！
白土吾夫等老朋友對我很關照，問我對活動內容有何建議，個人有什麼要求？我說希望到少年時勞動之處再看一眼，會兩個老朋友。但只作私人旅行，不可驚動官方、會社與傳媒。他們接受我的請求，一改請代表團從北京直飛東京的習慣做法，要我從福岡入境，派橫川健先生在福岡迎候。然後陪同我們先在地方上活動，最後再到東京。
其實我確也有點打算。一是趁我力所能及回味一下三災八難，會使剩下的歲月活得更加心平氣和，樂天知命；二是同行的夥伴文學上都很有成就，年齡上卻分屬不同幾個年代。我感到不同年齡段的同行間增進理解的重要性。請他們陪我重訪舊地，百聞不如一見，會有助於我們之間的溝通。
山河依舊，而人事全非了！這還是那個城市嗎？那到處懸挂的「一億一心，聖戰必勝」標語呢？那挎著戰刀滿街橫行的「神風特攻隊」呢？那空氣中交替響著的《大東亞進行曲》和B29轟炸機的空襲聲呢？……
德山市是個小地方，瀕臨瀨戶內海，距廣島18海里，地方偏僻，二戰中是海軍後勤和化工基地。因化工業對自然環境嚴重污染，戰後成了「水俁病」原發區。這裏的方言與東京話差別挺大。標準語太陽叫「歐西沙馬」，它叫「歐福沙馬」！被人笑為土包子。一般人很少到這地方來。橫川健先生就半開玩笑地說：「我要謝謝你。不然哪有機會到德山！」
這樣的小孩倒是適合給病號送飯，便把這件事交給了我。我就跟河谷有了接觸。我到食堂領便當時，她總是笑臉相迎，當面點數。她不像教官教我們的那樣數：「一奇，尼，桑，西……」也不是數：「喜豆子，復達子，米子，油子……」而是用農民的數法：「西、福、米、油……」我聽著新鮮，就學著念，她見我在學，就叫我念給她聽。念錯了她為我糾正。等我念會，她看看窗外沒有人，急忙撿起個飯糰塞進我衣兜里，小聲說：「快走，到路上沒人處再拿出來吃！快走！」
山崎發聲口令，扭頭先走進去。帶隊人喊口令整頓隊形，帶我們走進樓門。從樓門防空用的水缸上，看到「松竹映畫」幾個字，才知道這是座廢棄了的電影院。走近拆掉座椅空蕩蕩的觀眾大廳，只見沿牆跪著四五名衣衫襤褸、瘦骨嶙峋的中國同胞，每人手中舉著一個板凳。正當我們進門時，有個人胳膊一軟舉著的凳子掉到了地上。山崎先發個命令叫我們原地立正，然後跑過去拉住那人的胳膊，大吼一聲反身一背，把那人用力朝前一甩，憑空扔出去幾尺遠，摔到水泥地上……
中元太太坐6個小時火車趕到福岡，就為見我一面，把她給我家人織的毛線圍脖交給我，打聽一下我太太和小外孫女的近況。飯後一起到火車站，她就揮手告別，走向去長崎的站台了。我看她背著包孤零零的，過意不去，追上去問她：「要不你跟我們一塊到德山走走？」她搖頭說：「我沒有參与你們當年的事情，不必去了。那些事聽起來叫人很傷心的。」
朋友們對我說：「謝謝老鄧叫我們體驗一下生活，進行了入學交流。」
跟中元挨著坐下，他告訴我濱田找到了叫河谷安子的老太太，他問我對這人還有沒有一點印象？
這次我想多有點個人自由，不驚動廠方和新聞界。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滿足了我的願望。
臨動身前，中元從長崎打來電話，他說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已經把我去的消息告訴他了，他決定和老伴倆人到福岡會我。還說他把這消息打電話告訴了德山的濱田，濱田又找到了一個老熟人，就是在食堂做飯的河穀子……
到德山的第二天，一早濱田就趕到旅館，領著我尋找舊日的足跡。我們看了我住過的地方（現在已是一座高級住宅，沒有一絲舊日痕迹），看了當年日本人出入的宏大的廠門和中國人進出的側門（如今一個是更加宏大壯觀的正門，一個是只供運貨的側門），隔著一條河看了工廠內我勞動的舊址（那廠日本戰敗后就廢棄了，現在成了空曠的存貨場），還看了被炸平的女宿舍的舊址（現在是一座辦公樓）。每到一地我和濱田、中元湊在一塊回憶往事，要錦琦和橫川先生替我們把話翻譯給我的中國同行們聽。他們有時憤慨，有時感嘆，有時稱奇。我時時擔心的無聊和心煩的臉色，卻一直沒有出現。我明白這樣的參觀除當事人外，誰也看不出所以然，誰也不會發生興趣的。我由衷地感謝同行們對我的寬容和遷就。
從那以後，他對中國有種特殊的感情。為此招來了他哥哥的反感和周圍別的日本人的輕視。
我們來到一家食品料理店。偌大一個店堂只有一位客人在悶聲不響喝啤酒。我們幾個一進去，立刻顯得熱鬧了許多。老闆一邊鞠躬一邊讓座。李錦琦翻譯著菜單要在家自己點菜。價目比中國日本菜館便宜多了。大家點完后橫川先生覺得太簡單太節約了，不好意思，他又給大家增加了些食品。這是到日本后第一次在街上自由就餐，大家吃得高興談得熱烈。整整吃了一個多小時九-九-藏-書，除我們外只來了兩個客人，還都是吃非常簡單最省錢的飯菜。我們問老闆：「白天你這裏客人要比晚上多一些吧？」他嘆口氣說：「都差不多。本來我們這裏生意蠻不錯，近兩年不行了。外來談生意的客人少，本地工廠又減產裁人。沒幾個上街來吃飯了。生意很難維持呢……」
宣布完日程，作家們先說「完全贊成」，贊成完又問：「那我們什麼時候參觀市容，遊覽參觀名勝呢？」
回到房間毫無睡意，我走到窗前，拉開窗帘想看看少年時代當奴隸的這座城市還能認出幾分。只見一輪明月高掛天邊，路燈下的市街上空寂無人，一陣風吹過樹上掉下幾片枯葉，枯葉打著旋兒朝遠處飄去，遠處是不高的幾座山巒……
同伴們聽不懂日語，出門后就問兩位老人為什麼不一塊吃飯？李錦琦把剛才談話內容告訴他們。大家很為這種公私分明、一絲不苟的作風驚訝。格非說他這是第一次接觸普通日本老百姓，跟想象中的日本人頗為不同。我說多跟日本人民接觸一些，會發現他們許多優點。國土不大，資源不多，人口密度卻不在中國之下，既受過儒家文化的深刻影響，也有過閉關鎖國的歷史，還走過軍國主義的錯路。能成為亞洲最發達的國家，其國民素質起了很大作用。
我乘的船深夜來到一個工廠的小碼頭，上岸后被帶隊人領著離開海邊穿過一個城鎮，來到圍著鐵絲網、開著探照燈的華工營地前，帶隊人下令「原地停步」！已經一天一夜沒吃沒喝，飢餓勞累得快要暈倒，已到目的地，以為會有頓飯吃，人們長吁了口氣，振作了一下精神。這時從樓里走出個上身赤膊、下身穿著馬褲馬靴的日本人，站住腳看了看我們這隊人。話也沒話，走到隊前掄起拳頭就打。從排頭第一名打起，一連打了五六個人，才停下手退後一步，叫喊起來。他叫喊完，帶隊人翻譯道：「這位是山崎教官，他說這是皇土奈雞，不是支那，站要有站的樣子坐要有坐的規矩！像你們這樣耷拉歪斜地站著是不允許的……」
全團遊覽宮島，秋崗家榮先生陪我去了德山。事先和我勞動過的工廠聯繫，消息透露到新聞界，從廣島上火車就有電視台攝製組隨行，到德山下火車又有當地新聞社迎候。廠方隆重熱烈歡迎，禮貌周到接待。領導人既為不幸的過去表示了歉意，又宣布成立「鄧友梅研究小組」作為友誼象徵。陪同參觀，舉行宴會，一片喜悅氣氛。傳媒界很友好，站在反對侵略戰爭客觀公正立場進行報道。可就是全部時間都用在接受採訪、公開講話、社交禮儀、題字簽名等公眾活動上，沒得一個人自由活動、查記舊跡吟嘆滄桑的機會。
我說：「我就是。您是哪一位？」
要是現在我會說誰都不好，但那時不行，國共合作並肩抗戰，蔣委員長還是中國政府的代表，而汪精衛已經在南京掛牌當漢奸了。可我知道一說蔣介石好汪精衛不好我就別想活了。說汪精衛好又對不起良心。想了半天，就裝出苦相說：「我的事沒學好，你的話我聽不懂。」
年逾古稀，他不再來留學了。
我高興地跑到中元屋中把這事告訴他。他冷靜地說：「是我把你來德山的時間告訴她的。當然是衝著你。」
一個只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要請我們全團吃飯，這實在有點離譜了。我先表示謝絕，隨後橫川健先生也表示反對。等我把她的要求說給中國同行們后，大家感動，卻沒有人贊同。濱田卻早已打好主意，既不生氣也不改口，只是堅決不走。跟大家一起去了車站還一同進了站台。她只是跟我說：「我是你的朋友，你要替我說服大家滿足我的要求。能和這麼多朋友聚會不容易，很難有下一次了。讓我盡一下心吧。我請不起豪華大宴，但盡點心意還是花得起的……」
矮個兒說：「聽不懂？沒關係。」撿起一根樹枝來，在地上寫上蔣介石、汪精衛兩個名字。又笑眯眯地問道：「哪一個好？隨便說，沒關係。」
我含糊地說：「上邊說的只是公事，參觀遊覽權作私事對待。也要做的，只是先公后私，公私兼顧。」
我剛13歲，挨了日本工頭打，痛苦難忍又無人可說，便不經心地在一張破水泥袋上寫了「忍耐」兩字。不料叫「勞動部」的人發現了，來了一高一矮兩個人，把我帶到車間門外樹底下進行審訊。高個兒板著臉問道：「你寫忍耐兩字是什麼意思？對內地的生活不滿意嗎？」
我說有印象。
一位叫中元幸廣。
日本人的信息靈通使我大吃一驚！我立即把這消息報告給副團長林林先生。林林欣然批准我前去。
我說：「沒有沒有，不是不是，我只是累了點，不要擔心！」
我問她分別後的情況。她沉默了一會才說：「扔原子彈時，全家都在廣島，只有我一個在德山……」她還說戰後過了一段很苦的日子，現在好了，「主人」是個成功的房產企業家，姓西村，所以她現在的名字叫西村百合子。她家現在住在光市，也屬山口縣管。兒女都已長大，女兒剛剛生孩子，她要照顧，不然她想趕到奈良來看我……
但我很珍重西村這份友情。那是在不幸的時代、特殊的環境中少年人之間純真的友誼，純樸善良，天真無邪，不分民族，沒有國界。正如佛家言：「山川雖異，日月同天，凡我佛子，共結善緣！阿彌陀佛。」
橫川辦大家辦住宿手續，中元聲明他的手續自己辦，房費也自己出，只要求和我挨著住。辦好后橫川一邊分發鑰匙一邊說：「安頓好請馬上回到這裏集合，我們趕快吃飯去，已經快7點了。」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裡邊繼續說了下去：
戰爭狂熱，侵略野心，強盜邏輯，都像浮在水上的泡沫，被時代的風暴掃凈，被和平的浪潮沖光了。我那噩夢般的青春也將永不回返。但我希望人們將永遠記住這一切，不能忘記，忘記過去等於背叛！
沒辦法。我只得又轉回頭來替她說話，說服大家接受她的盛情，並說給我朋友面子也是抬舉我了。大家見我如此，便進了車站內的飯館。我對濱田說：「我把大家說服，接受你的款待了，你也要聽我的主張。由大家自己點菜，你不能干預。」她連聲說：「好，好，好。我既然要請大家，當然以大家滿意為上。大家隨便要，我帶的錢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