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見四周一片青綠，林木蔥鬱，流水淙淙，滿眼野趣。不聞市聲。不遠處有一幢白色民居小房，房前吊著條小船，靜悄悄不見人影。

再具體一點！

老索的住屋不大，但書房不小。書房是一間木板牆鐵皮頂的平房，牆壁和地板都不上油漆，而且凸凹不平。柱子不僅沒有刨光，上邊還有許多破損處。書桌和靠椅也是舊物。桌上那件老打字機。二次大戰在斯大林格勒就是用它，現在還在用，油漆磨掉露出了銅色。在中國我見到時就說過：「你這架機器可以送進博物館了。」他說：「要送的。我已說好，我去世以後把它交博物館保存。」我問他這房為何不刷油漆？他說這裏原是一個農場，書房是個馬棚。他不願失去馬柵的原樣，當然，馬糞是清理出去了，別的沒有動。這屋裡有一部電話機，也是那種古老的黑鐵盒子，斑斑駁駁。壁爐旁還堆了一堆木柴。我問他：「你這裏做飯、取暖都已用電，準備木柴幹什麼？」他說：「到了冬天我這裏常被雪封住，道路，電線也有被風刮斷的時候。有時想叫除雪車來除雪，連電話也打不通。我會被困在這裏，準備下木柴，至少人凍不死。」

我是從報上知道哈里遜。索爾茲伯里去世的。美國發出的新聞說他的生命結束在汽車上，在從康涅狄格去紐約的途中。我馬上想起了新英格蘭那個與他同名，叫「索爾茲伯里」的小鎮，想起從那裡到紐約的高速公路。五年前他開車走這條路，把我送往紐約。

「具體地點你認為哪裡合適？」

這是個白色的二層小樓，小樓后拖著一長條平房。夫人聽到車聲迎出來在台階上站定，笑容滿面跟我們招手。車開過正門在側面停下。老索下車后幫我拿出行李領我從邊門進了樓，打開一間屋門說：「這是你的卧室，在這裏進來要少走路。」

我說可以去我的故鄉平原縣。那裡從戰國時期就建立了縣治，而直到改革開放前，似乎還用傳統的辦法種地和生活。他欣然同意，並請我為他作嚮導。

我1986年到美國參加中美作家會談。他熱情接待。會議由雙方共同主持。互諒互讓，合作得順利愉快。我擔心記者一個個把作家單獨調出去訪談，影響會議進行。他便決定開幕時發布一次新聞，然後轉到海邊僻靜小鎮上關上門開會，謝絕採訪，會後再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他建議參加會談的雙方作家，應包括各種不同觀點和藝術傾向的人，要最有影響，最負盛名的人。我們便將與會作家的名單事先通告給他們，徵求他們意見。結果會開得很成功，氣氛極融洽。大家暢所欲言交流了創作觀點，探討了共同感興趣的問題。併為以後對談作了安排與設想。

最後一天我領他到我的村子去作客。他跟我們村長和鄉親們暢談了兩個小時，又在村中參觀。我們村的經濟情況是中間偏下的。但家家都住上新房。唯我家仍是土房，因為多年沒有人住，快要塌了。我的堂弟覺得丟人，不肯叫他去看，他諒解的笑笑，沒有堅持去。但在車上表示很遺憾。同時對我說：「你無論九-九-藏-書如何再到美國時到我家裡看看，住幾天。不是紐約那個公寓的家。是康涅狄格一個小鎮。那個鎮的名字就叫索爾茲伯里。」

哈里遜·索爾茲伯里因為二戰中與蘇聯軍民共守在斯大林格勒，連續發出蘇聯戰場的消息而世界聞名，得過很權威的普利策獎。任過作家協會主席。他跟斯諾是朋友，斯諾早就建議他到中國採訪，向他介紹過中國共產黨的鬥爭情況。由於種種原因，他直到年近80才終於來到中國。他為紅軍長征的事迹所感動，便帶著心臟起搏器，沿中國紅軍長征的路線艱苦採訪了一路，在中國在海外採訪了上百名與長征有關的，各方面的人物。書印出來時已過了80大關。在中國，這個年紀的作者多半會用從容的方式「發揮餘熱」。他卻像年輕人那樣又作起寫「新長征」的準備。與此同時，他與卡曾斯、里斯等專家學者，積極為開創中美作家間定期對話熱心奔走。在中國作家馮牧、王蒙等合作下，1984年這個願望終於實現，此後數年間連續舉行多次。按年紀按成就按家產，他已算志得意滿的人了。仍如此拼搏，是他把工作看成個人的存在形式。這使我很感動。

是的，工作、拼搏就是他的生存方式，這個人只要一息尚存，就在奮鬥不已的。而且我也真的沒感到老字和他有什麼牽連。因此我聽到他驟然而去的消息，一時怎麼也不能接受這個事實。

走的那天，他們夫妻開車一直把我送到紐約。到了紐約，夫人先下車回公寓去，老索把自己的車送進修車廠，又租了輛車把我一直送到華僑日報，這才告別。並約好過了年在中美作家會談中再相會。

我很悲痛，失去了一個好朋友。

老太太送我幾張郵票作紀念，我把胸上帶的中國筆會的徽章送給了她。

我把行李安排好，從樓后又來了一男一女兩個中年人。兩人都穿工裝褲，戴著勞動手套，男的拿樹剪，女挎著一籃蘋果。索爾茲伯里介紹說這是他夫人的女兒和女婿，住在只距此幾公里的地方，是來幫忙摘蘋果的。我這才注意到窗外不遠就是個小蘋果園。樹長的並不好。蘋果個兒既小，顏色也不鮮亮。索爾茲伯里說：「我不用化學肥料，連化學殺蟲劑也不用。你不要嫌它難看，可是絕對沒有污染。」

他擺手叫張棣開車帶路，開進他的地界，他在後邊把鐵練拴好，上了張棣的車，繼續前進。

1988年我參加完漢堡的「中國文化周」，應約轉道去了去美國。

我在的幾天，正是萬聖節前夕，在紐約應是熱鬧的購物季節，這裏仍然很清靜，就是街上多了個貨攤，賣萬聖節做鬼頭用的南瓜，攤下賣真南瓜。鎮上還有家百貨店賣假南瓜。假南瓜是塑料做的，挖好了鼻子、眼睛，孩子們買去套在頭上就行。我看看那些假南瓜，竟都寫著「台灣製造」！

索爾茲伯里穿著異常整齊，打了領帶，從一架小飛機上下來，擁抱住我說：「好極了，你到底來到我家了。」我介紹他認識愁予夫妻。他就請他們一道去他家玩。我們五個人兩輛九-九-藏-書車立即奔向康涅狄格。

我說：「可以去山東、那是中國典型、古農村區。」

德州是我的故鄉，對他很歡迎，安排周到。我領他看了抗日戰爭戰鬥遺迹，看了農村和鄉鎮企業，訪問了幾家養殖、運輸、工商個體戶。請老農、基層幹部給他介紹歷史和現在的情況，還找了位熟悉歷史的作家介紹當年義和團起義的史料。他非常興奮，白天跑了上百公里，參觀採訪。晚上就用他那二次大戰的老打字機整理素材，不論干到多晚，不把一天採訪材料整理完決不上床。有天他約那位作家來談義和團。談到凌晨兩點還沒結束。我只得把作家叫出來，悄悄囑咐他適可而止。我說：「老頭是年過八旬的人了，不要累垮了他。」那位同鄉找個借口告辭了。後來老索知道這是我的主意，對我很不滿意的說：「你怎能這樣對待我，我是小孩子嗎？你的好意真叫人受不了。」

老索說：「那是我最近一家鄰居，最近好像進了城，所以幾公里內只有我一家人了。」

他說：「不是的，完全巧合。但因為這個巧合，我更不願意離開那裡了。那裡才是美國，到了紐約不等於到了美國！」

我在紐約下機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去了州立大學所在地阿爾伯尼。一進於梨華的家門。她就告訴我索爾茲伯里來過電話，叫我一到就和他聯繫。我立即與他通話。他問我何時能去他家？說他現在外地講學，我定下時間，他如期趕回家去。我說我在東部共要在三個學校演講，最後一講是耶魯，他請我在耶律演講完就到那所大學附近的一個小鎮機場與他見面，然後一同去康涅狄格的索爾茲伯里鎮。

兩個年輕人跟我們寒暄幾句，放下蘋果拿起小籃，到房前菜地摘菜去了。我帶著好奇心跟著到地邊看了看，見菜長得也是又細又蔫。菜葉上滿是蟲咬的眼兒，那位女婿向我連說帶比劃的笑著解釋了一番，我雖然聽不大懂，但完全明了他的意思：有蟲子咬過，證明是絕對沒用化學藥品的，沒有污染！

下午，我們在他的領地和鎮上閑逛。這片領地中有幾個山頭，山上樹林很密也很雜，他不修道路，卻在最高山頭建了個茅屋，閑時坐在那裡看山下的湖，林中的鳥。要爬上這山頭，很費力。因為他對這山林的一切都聽其自然。活的就讓它隨自己意思活，死了它乾枯、倒落。山坡上滿是橫七豎八倒下的大樹，直立著許多一人高的粗大木樁，像是有意設下的路障。我問他這些木樁是幹什麼用的？他說最早從歐洲來的移民曾在這裏採過礦，廢棄怕也有100年了，這是留下的惟一遺迹。他捨不得清除它們。至於那倒下的樹，把它還給土地不正是最好的處理嗎？

客廳一面牆對著蘋果園。整面牆都是落地玻璃門窗。他站在窗前向外閑看，我坐在沙發上看畫報。他小聲叫我，神秘的招手。我走過去，他指指窗外。一我發現他的蘋果園裡進去了兩頭鹿，正在伸頭吃樹上的蘋果九*九*藏*書。但他窗外掛著許多條奇怪的裝飾品，使我看不清。那是用一根根長繩串著的幾十個易拉罐。我想拉開門到外邊草地上去看鹿。他卻攔住我說：「不要去驚動它們。對客人不能那樣。」我就問他：「既然要欣賞蘋果園和小鹿，你就不該再掛那些裝飾品！」他說：「那不是裝飾品。是給鳥預備的交通信號。我這窗太大，像一面大鏡子，從外邊看整個樹林都映在裡邊，小鳥常常受騙，照直飛過來一頭撞在窗上，撞得暈頭轉向。我掛上這些，風一吹他們會響會動，小鳥就不再上當了。」

這時正是新英格蘭一帶樹葉變紅的季節，從阿爾伯尼到馬薩諸塞，從麻省又到耶魯，一路秋山紅葉，如火如荼，美不勝收。演講很順利，玩得也很盡興。在耶魯演講完，詩人鄭愁予夫婦開車送我到約定的機場，已有個中國女孩在等候，是張潔的女公子張棣。索爾茲伯里為我們交談方便，特請她一同前去作客，為我們當翻譯。小張棣當時正在衛斯里女子學院讀書，離耶魯不遠。恰好又有幾天假期可以陪我們。

有天我接到一封直接寄給我的信，我感到有點驚詫。打開請人翻譯后才知道這是訃告式的信，我們的朋友卡曾斯在打了一場開心網球后急促的離開這個世界了。他那沉痛的心情經過翻譯仍深深的感染了我。我在寫完對卡曾斯的懷念文章后立即給他寫信。請他也注意自己的身體。我沒有提「老」這個字。但我要他不要再無節制的拼搏。他回信說，他現在身體跟20年前沒什麼兩樣。不拼搏，為什麼活著呢？

我們上鎮上去總要捎帶著辦事。這裏遠離鎮區，沒有人來處理垃圾，每過一周他要把裝好袋的垃圾送到10公裡外的處理場去。然後從那裡再去鎮上。鎮很小。只有一個交通崗，還是位女警察，平時車輛來往不多，女警察盡可坐在樹下打盹。有個教堂，有個法院。但沒有監獄。我問他：「如果出現了犯罪，犯人關到那裡去呢？」他說：「寄放別的城鎮監獄。當然要付給人家租金。好在幾十年來就出現過一次這種事，是個酒鬼喝多了，醉中燒了鎮議會的樓，再有一次犯罪事件是有人偷獵了一隻鹿，沒有判刑，罰些款就完事了。省下了租用監獄的錢。」

第二天一早愁予夫婦告辭，我和張棣就住下來，過了幾天難得的安靜、悠閑生活。索夫人也是作家。索爾茲伯里寫中國紅軍「長征」，她寫了本「我隨索爾茲伯里長征」。寫她陪丈夫在中國採訪的經過。只剩下我們四個在一起時，最辛苦的是她。老索上午寫作，下午陪我們遊玩。三頓飯全由她操勞。雖然麵包和肉是存在冰箱中的，但青菜水果都要現吃現采，老索不愛趕時髦，他家的電器、灶具都很陳舊，是城市裡已經淘汰的東西。她的勞動很不輕鬆。

老索到鎮上必去的地方是郵局。但郵局不在市中心。而是在鎮外一個只三四戶人家的居民點上。很低的平房，門口豎著一根高高的旗杆，高懸星條旗。門前靜悄悄沒有一個顧客。裡邊只有一位老太太辦公，櫃檯上沒放著信封和郵票ｒｅａｄ.９9ｃｓｗ.cｏｍ，卻擺了些小絨狗、小兔子、變形金剛。老索向老太太介紹我，老太太聽說來了個中國人很高興。她說去年才到中國旅遊過，對中國印象很好。那是個很迷人的國家。我問她擺這些玩具幹什麼？是代賣嗎？她說不是。到這裏來的顧客都是熟人，辦完郵件總要閑談一會，若帶著孩子來，孩子聽大人閑談會不耐煩。預備點玩具。他們有東西玩，就不吵著要走了。

索爾茲伯里可以說跟我們是來自兩個世界的人，各有自己文化傳統，道德觀念和信仰。因而我們也有分歧。但這並沒妨礙我們成為朋友。到底我們共同的東西多些，大家都有一顆把世界變得更可愛的願望，都有為自己的理想和事業獻身的決心，有促進中美兩國人民互相了解互相合作的熱心。所以我們的爭論不僅沒影響我們的友誼反而更加深了互相的信任和理解。

走了約摸一公里，才到他家門前。

「我要寫中國的新長征——改革開放。要採訪中國農村，這方面你能給我點什麼建議？」有次在海邊散步，他向我問道。

走了兩三個小時，轉過幾道小山，看見一汪清亮湖水和湖中小船，繞到湖后，便看到有條岔路，路口兩邊的樹上橫拉著一道鐵索，上掛著木牌，牌上寫了幾個字。老索停下車，跳出車門伸手摘下鐵練，指著那條岔路說：「從這裏起是我的地界，你們可以先在我家門口欣賞一下風景。」

我住了幾天，發現這裏幾乎全是英格蘭移民的後裔，沒碰到過一個黑人，也沒見其他少數民族，跟紐約完全是兩個天地。在紐約街頭你只消站上10分鐘，至少能聽到5種語言，西班牙語、義大利語、德語、法語和中國話、日本話，各說各的。這裏只有純正的英語。房子也是一種風格。白色的小二層樓，陽台上擺滿鮮花，車房在底層的右側。怪不得人們管這一代叫新英格蘭。張棣呆了兩天回校了，剩下我和索氏夫婦成天用手勢交談。臨離開的前一天，老索為我開告別派對，竟費盡心思請來了當地一位華裔。這位朋友見到我非常激動。他說他是這鎮上惟——個華人，平時很少有外邊人來，我可能是到這裏來的第一個中國大陸的客人。這位華裔美國人漢語已經詞不達意了，但仍熱心翻譯。當時正是美國大選時期，電視台每天在播雙方競選的節目。有時各自發表演說，有時雙方辯論。索爾茲伯里問我：「你對這兩人怎麼看法？」我說：「對美國的總統競選人，我怎麼好發表什麼意見？我希望誰當選都保持現在這樣好的中美關係。」他笑笑說：「我告訴你，這兩人一個是混蛋一個是傻瓜。不過誰當了總統，美國都會尊重他的權力。愛美國不等於要愛總統，遵守法令跟喜歡總統也不是一回事。他一旦當選他就不再是某個人了，而是政府的代表了……」

「怎麼可以那樣？」他正色說「這種小動物很懶。他們吃飯後總愛睡覺，我等它睡著后搬上汽車，拉到20公裡外大森林里去，打開箱門，等他睡醒后自由走開。我再把箱子拿回車上拉回來……」聽他那口氣，不像是怎樣對付鼬鼠九*九*藏*書，倒像是在談如何照看小孩。

白天採訪，晚上整理材料。我倆只在車上才有空交談。有一天途中趕上了一個村逢集。他叫車停下，頗有興緻的到集市上走了一圈，他看中國農民，農民也看他。雙方都衝著對方笑，雖語言不通，但互相那友好的心意都表達無誤。回到車上他問我：「這地方是不是很少有外國人來？」我說：「今天可能是他們第二次見到外國人。」他問：「那第一次是誰？」我說：「二戰中的日本軍隊。」他聽了大笑。笑完說：「他們對我態度很友好，他們能分辨洋鬼子也有好壞！我喜歡這種毫無準備的見面，這才是真實的情形。」又說：「市場很興旺。當然生活水平還很低，但看得出溫飽已不成問題，而且有了閑錢。年輕人開始追求時髦了，你不見有人在買牛仔服嗎？鄧小平實在是個了不起的人。這裏人說改革開放這幾年。比過去幾百年的發展還快，這是可信的。我明白了為什麼改革開放政策在中國深得人心。」有一天參觀一個個體戶養雞場。那戶主是個刑滿釋放人員。曾因替日本侵略者效力判過多年徒刑。服刑期間學會養雞，釋放后正趕上改革開放，就自己辦起了雞場。富裕后很熱心公益，受到了政府和群眾歡迎。那人對老索招待當然很隆重。可是老索冷淡，稍看看就離開了。在車上我問他：「你好像對這裏不大感興趣。」他說：「我對為敵人效勞的人心裏厭惡。到這裏我只為證實一件事：連這樣的人經濟活動都得到政府支持，可見改革開放的決心。」

我說：「不要只看最好的，也不必專註最落後的。多看看中間的，一般的，傳統的中國農業地區，那是中國農村大多數。」

靠牆根放著個有活門的木箱，像是捕鼠器，但大得多。我問他：「這是什麼？」他說這山裡有一種鼬鼠。常夜裡跑進屋來把他的東西搞得亂七八糟。他預備了這個東西，裡邊放進食物，鼬鼠進去就出不來了。我說：「抓住它怎麼辦？殺掉吃了嗎？」

我問：「是因為你住在那裡，才起了這個名字嗎？」

我望著這個80多歲的孩子（他反對人們把他看做老人），很難想像他在戰場上是個什麼樣子！但他確實是在硝煙中摸爬滾打過來的人。

世界上有老索這樣以心交心的朋友使人看到希望增加勇氣。世界上這樣的朋友不是很多，能結識到很幸運，所以我永遠會對他懷念。

1987年他又來中國。先去了南方，從南方打電話來約我在山東德州會合。

後來我雖沒再去美國，但始終保持著聯繫。我的小女兒學英語，他極高興地和她建立文友關係，兩人不斷通信。他叫她督促我學英語，不能老是靠她翻譯才知道他信中的內容，他又請我女兒轉告我，他在美國見到賈平凹時是多麼高興。還向我報告，張學良將軍到美國時，紐約華人集會歡迎，他是惟一得請柬的外國記者……

這晚上索爾茲伯里就用自己種的蘋果為我們洗塵。邊吃邊談，氣氛既熱烈又親切。那絕無污染的蘋果外貌欠佳。味道也平常。大家還是交口稱讚，索爾茲伯里像個孩子，聽了很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