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建在靠城牆根的一個土崗上。這裏原來有建築，乃「文昌閣」。因為各省進京科考的秀才們也多住京城西南這一帶，所以香火很盛；秀才們吃飽飯愛掉文袋，燒完香往四處看看，見城樓堞牆，綠葦紅葉滿有詩意，就給這土崗起名叫「錦秋墩」。康熙年間有位文人做了工部郎中，名叫江藻。大概工部郎中派工用料可以占公家便宜，全部報銷，他就在這錦秋墩上、文昌閣旁蓋起一圈廊宇，四面開窗。秋天在這地方喝酒談詩很敞亮，便取自居易的「更待菊黃家釀熟，與君一醉一陶然」的詩意，取名「陶然亭」。解放后這裏開過茶座，還開過飯館，賣陶然亭湖裡打上來的活魚。後來發現當年毛澤東、李大釗都在這地方進行過革命活動，便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當然茶座和飯館就搬家了。剛打倒「四人幫」時，作家協會創辦《民族文學》雜誌，編輯部沒地方辦公，曾租了這地方的幾間房作編輯部，無奈文物保護單位不許生火，喝水吃飯都困難，冬天取暖也受限制，只好搬家。

令文|做得一手好菜。每天早上去陶然亭，必帶個手袋，回去路上尋找人口之物。他本是學唱老生的，後來又對京韻大鼓入迷，但始終沒當正式演員。他哥哥令香倒是從父親那裡學了些荀派的拿手戲，現在專教荀派戲，而且專教30年前荀先生的戲，如《香羅帕》、《荀娘》。

令文是慧先生生的二公子，和我相識也有幾十年了。「藝培」一建校。他和他大哥令香就是學校的工作人員。令文多年擔任班主任，我弟弟在戲校學習時，十分調皮搗蛋。校方為此找家長談話，有兩次就是令文和我談的。但我們較密的過從則是在「文化大革命」後期，陶然亭的把式場上。那時人們雖然強作歡笑，但總在眼底壓著些苦色，尤其是文藝界的同人，除去在唱樣板戲中撈到好處的浩亮之流，多半都神情有些壓抑，唯獨這個荀二公子，臉上從來不帶愁苦相。挺高的個子，穿著件破舊的棉大衣，扣子掉了兩個，兩肘見了棉花，腳上一雙「貓窩」棉鞋也是打過掌的，可臉上總是笑嘻嘻，很像廟裡那尊布袋和尚。他不打拳，而是在陶然亭下那個小廣場上繞著圈子跑步。跑步時雙手插在大衣口袋裡，一邊跑一邊吹呼（不是喊，而是吹呼）：「嗨，嗨，嗨！」全陶然亭的遛早客他沒有不認識的。認識的他全打招呼，所以他這「嗨，嗨，嗨」，是連呼氣帶招呼兩用；他也有不來的時候，他如果這天不來陶然亭，必定是到別處遊玩去了。他買了張郊區通用月票，香山、卧佛寺、櫻桃溝、西山八大處，想上哪兒登車就走，第二天見面他准帶回一兩件趣聞，逗大家哈哈大笑。這些趣聞他有的是親眼所見，有的我懷疑是他編的。有次他去頤和園，回來說園內有的地方隔離開來另外賣票。有一處門口還有兩個人站崗，完全清裝打扮，馬褂、箭衣、纓帽，腰上還挎了把腰刀，但兩個人卻是完全的現代青年，紅線帽下邊是長發。觀眾就在一邊議論說：「這兩個人不像。」兩位站崗的聽人議論難免有些不高興，有一位就小聲說：「像，像你爸爸！」於是，引起一番爭執。我問他：「可是你親眼所見？」他說：「當然親眼所見，我只把情節組織了一下。」

令文說：「我們大爺這手弄對了，紅娘人人會唱，用不著咱教了。」

湖北岸也有個土崗，上邊也有幾間房屋，但名稱沒有南邊的雅，名叫「窯台」，是明朝燒磚瓦的地方。湖水中有幾處高坡，原有樹林，樹林中有不少墳墓，石評梅高君宇合葬在此，有位以喝酒聞名的「醉郭」墓在此，賽金花墓在此。還有兩個墓一叫「香冢」，一叫「鸚鵡冢」。「香冢」前有墓碑，碑文頗有文采，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日缺。鬱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竭，一縷煙痕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為蝴蝶？」又詩云：「蕭騷風雨可憐生，香夢迷離綠滿汀。落盡夭桃又濃李，不堪重讀瘞花銘。」而更有警世意味的倒是「鸚鵡冢」的銘文，那隻鸚鵡很靈巧，會背詩，主人不在家時被貓咬死了。主人寫給它的銘文說：「文兮禍所伏，慧兮禍所生，嗚呼！作賦傷正平。」

沈玉斌正式搭班操琴也是在「雙慶班」。大概民國六年前後，俞振庭組的這個班子。老生余叔岩、張鳴才，花旦是小翠花，武旦是九陣風，花臉是侯喜瑞。所以直到晚年每唱《戰宛城》，于連泉必和侯喜瑞搭檔，就有這個歷史緣由。沈玉斌原來跟班效力，有天給壓軸拉琴的琴師臨時未到，管事讓他頂了上去，從此正式拿戲份，每天四吊錢。而這時侯喜瑞已是每天八塊大洋的角兒了。沈先生從底層干起，就比較能體諒班底和場面上的苦處，後來他任梨園公會會長，辦了幾件為貧苦同業謀福利的事，受到一些同業的擁護，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對。我問過這些事的經過。他嘆口氣說，在那時候辦事真難。舉個例子，當時梨園界的人仍多數住在前門外虎坊橋一帶，有些戲院則設在城裡，比如「吉祥」就在「東安市場」。從天橋、虎坊橋到東安市場坐電車只花3個銅板，可許多班底連這3個https://read.99csw.com銅板都拿不起，每天走去走回，來回30多里路，掙的錢只夠買2斤玉米面。碰上下雨天就糟了。名角一看天下雨，上座不高，打個電話去把戲回了。下邊的人不知道，也沒電話，幾十里地冒雨走去，看見個回戲的牌，再冒雨走回來，這一天就要「扛刀」（挨餓的意思）。我說戲是憑名角的牌子賣錢的，你拿八千，拿一萬，這都應該，可同業們來回走路至少該買雙鞋吧，給他漲點錢也窮不了名角啊。班底們要求加錢，沈先生以會長身份表示支持，並從中斡旋，有人就譏他為「共產黨」。所以解放后他又被錯划為右派，就怎麼也想不通。

少衡一生對於充實自己的文化修養，從不放鬆。他從張大幹學過畫。他畫工筆仕女、花鳥很有風采，我見他畫過一幅荀慧生先生「紅娘」的畫像，不僅神似，而且把京劇化妝的色彩和手法運用到了繪畫上，極有特色。他還愛好書法，隸書寫得很有氣勢。他是名角，卻從來不拿架子，忙的時候畫布景、搬道具，什麼都干，為人又謙和。50年代京劇一度上座不好，他主動提出降低自己的待遇，把一百分戲份降為十五份。所以曾不止一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出席過全國的「群英大會」。

我和少衡認識，是「文化大革命」後期，在陶然亭避難之時。當時一些被趕出正常生活的「牛鬼蛇神」們無處可呆，就到陶然亭來以打拳練氣功為幌子，呼吸口較自由的空氣。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那些戴紅袖標、唱樣板戲的革命造反派們在顯眼處晃著膀子橫行；划人另冊的專政對象們自然就遠離他們，專找山背後樹林深處活動，久而久之，常在一個地方練拳的人就聚成一夥，打完拳也坐在一起聊聊天。當然不談政治，不說國事，專找廢話和閑話說。我們這一伙人的核心就是前北京戲校的副校長、著名京劇音樂家沈玉斌先生，成員雖不固定，常來的即有錢富川、荀令文、侯玉增、唱八角鼓的曹寶祿、唱梅花調的尹福來。少衡也常來，他來時多半坐在一邊，靜聽別人說話，換個笑，自己從不插嘴。有一年桂花開放時，沈玉斌先生用桂花熏了點鼻煙，分給我一包，我請大家品嘗。我用煙壺往各人的手掌中倒，有人說：「這不能倒，應用煙鏟來挑。」我說市面上早已買不到煙鏟了。少衡在一邊說：「我還保存著一個，送給你吧。」我想人家保存的東西，不便奪人之愛，連忙謝絕。可是第二天他仍把它帶來了，是一柄象牙的極精緻的煙鏟，應是武壺中用的，如今成了我們友誼的一件紀念。我把它和幾個名貴煙壺收藏在一起。很少捨得用。

為什麼在陶然亭聚集這麼多的文藝界尤其是戲曲界的朋友呢？這有點歷史原因和地理原因。

我問他鑒別字畫本事是怎麼學來的，他說是逼出來的。年輕時他在琉璃廠當學徒，師父參加拍賣行買貨，他跟著抱畫。出師后他給人家跑街，自己參与拍賣。在拍賣行買貨不同於在大學或博物院作鑒畫工作，叫出價錢后，買與不買要當機立斷。買了假貨柜上自然不高興，是真貨而沒有買到手也是過失，這就逼著你練出一套用最短時間找出關鍵性證明的本事。他說這些知識不是書本上能學到的，而且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訣竅，他要死了他這套本事也就失傳了。他向我建議，有時間由他口述我幫他記錄，寫出一本關於鑒定書畫的書來。我答應了，可是當時我前途吉凶未卜，又覺得天天見面，有的是時間來做這件事。不必急於動手。1979年冬季在陶然亭見到他，他滿面愁容，說是兒子在固安縣得了重病，他要到固安去看看。我勸他寬心，早去早回，誰知一去就沒回來。聽說他到了固安，見兒子病重，一著急腦溢血了。兒子沒事，他倒先死了，就在固安安葬。他說話是河北口音，也許固安是他的原籍。

老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怎樣我不清楚。當時我們幾個朋友有個不成文的默契，誰也不打聽誰的遭遇，免得生是非。但我知道他做書畫生意積下一點財產，公私合營時書畫店便辭退了他的工作。北京在割「資本主義尾巴」中，書畫業有個行規：離了店后可以從事別的職業，但不準再私自做書畫買賣。他這些年大概找了點別的事做，但也難免偷偷做點書畫生意，海外不少內行知道他，偶然回北京要買畫不會不找他，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中怕不會平安無事的。我們認識他時他已過了險關，看樣生活也不困難。

陶然亭的地址在先農壇西，虎坊橋南，距離藝人們的住區不遠，地面開闊，有水有樹，便於早上遛彎、喊嗓、練功。陶然亭再往西，是梨園界的墓地和「梨園先賢祠」。先賢祠正殿供著梨園界前輩靈牌，過年時這裡有祭祀；藝人們有了糾紛，也常在這調解；平日有幾個武功師父早晨在此設帳，教梨園行子弟練基本功。這近百年來就成了戲曲藝人天天遛早的地方。解放后陶然亭辟成了公園，環境變了，人們的習慣並沒變，何況中國、北京兩大戲校全都設在陶然亭隔壁，所以直到今天它還是戲曲界同人經常去的地方。

他的死使我懊悔不及九*九*藏*書，後悔沒幫他把書寫出來。為了紀念他我寫了篇小說，就是《尋訪畫兒韓》。

據朋友講，少衡學藝是非常刻苦的，所以練就幾手絕活。他唱《潞安州》最後自刎時。頭上的甩髮先豎直，然後朝四邊均勻散開，俗話叫「萬朵蓮花」或「蓮花蓋臉」，似乎這手活在近幾年來已無人會使（記得劉斌崑先生早年唱活捉，也有這個表演）。少衡在《臨江驛》中的跑傘，也是一絕，先看圓場，雨傘突然像被風颳起，在空中連翻幾個身，他在底下一個吊毛過去，恰好接在手裡。

大清國時代，戲院不準開在內城，倡優也不準在內城居住。而前門外西半部，是各省進京的要道。古時南方各省進京，有水旱兩路，水路走通州，順通惠河進東城，碼頭在什剎海一帶；旱路則由長辛店、盧溝橋進來，進廣安門。北京城內的街道是方方正正的，只有兩個地方有斜街，一是什剎海旁的煙袋斜街，是水路來的客人們上岸后奔鼓樓走出來的；另一處就是前門外靠西這一片地方，什麼櫻桃斜街、王寡婦斜街等等，是走旱路的客人進了廣安門后，為了儘快到達前門大柵欄一帶的鬧市，取捷徑走出來的。這正如魯迅先生說的：「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這裏既是必經之路，進城來的人走乏了，就要休息，於是客店應運而生；住店還要吃飯，於是飯館就平地而起。外地進京之人，除去放生意、辦公事還要應酬、消遣。倡優不準進城，這裏又是做生意的好地方，何不在此發展呢？於是這裏便成了北京的頭一個「紅燈區」，賽金花、小鳳仙全是從這裏出來的。有色尚需有聲，當然也少不得聽戲品曲的所在，所以戲院也就集中在這裏。三慶、慶樂、中和、廣德全在這一區內。要唱戲少不得立科班，斌慶社、富連城相繼成立，也在這一片地方。人們登台於斯、教學於斯，住也就盡量在這一塊地方安居。而且舊社會藝人地位低下，大家聚居一起，成一個社區，要比與其他人雜居舒服些，所以上至王瑤卿、梅蘭芳、譚鑫培，下至打下串的，箱倌跟包，也住在這。這一帶就成了戲曲藝人的大本營。

過了兩年，發生了變化，白師母突然去世了，白先生就很少到陶然亭來了，偶然來一趟，衣著也不像以前那麼整潔，精神也不像以前那麼旺盛。白先生一生醉心藝術，對處理生活瑣事相當的無能，白師母不在他連吃飯、喝茶都困難。身邊又沒有別的親屬，實在令人同情。有時碰見我們勸慰他兩句，他只是搖頭嘆氣，說是想接一位親戚來幫忙，不知後來怎樣。勵五爺倒始終是老樣子，他身邊有子女，但老人性格孤僻，寧願事事自己動手，保持獨立，反倒不見頹唐。

沈先生去世后，我為他的書得不到出版而不平，提出自費替他印。令文聽到后，鄭重寫封信來說，他雖不富裕，印書他出一份錢。後來上海文藝出版社答應出這本書了，圖書發行部門要徵求一下訂戶。令文又到處寫信，徵到了不少訂戶。誰知出版社另有原因，又把出書的事推到不知多久的「以後」去，訂戶們收不到書，紛紛寫信責問他，批評他，他又——寫信去道歉，並勸我：「別生氣，別得罪出版社，多說點好話，托託人早點印出來比什麼都強，別的事我全兜著，你就管這一樣好了！」

陶然亭遛早的人，分成一個個的小集團。有幾位是專扔圈的，用麻繩或電線、藤條纏幾個圓圈，外邊包上棉花，再用舊布縫成外皮，幾個人站成圓圈，互相投扔；有幾位是練拳的；有幾位專門圍著湖走路；還有幾位打坐練氣功。我們這一集團以沈玉斌先生為核心打太極拳，打拳時各打各的，有陳式，有吳式，也有楊式。打完拳聊天就湊到一塊。有幾個人是天天必到，連到的時間也不差多少，有的是停停打打，也有並不屬於這個集團，但碰上就坐下聊幾句的。

蔣少奎扮相、嗓子都像沈福山先生，常年在濟南唱戲。所以那時一些演員去濟南走碼頭，常常不帶武花臉，人們說蔣少奎在那兒了，不用再約武二花。

「陶然亭」這三個字有兩層含義。一是指那個不像亭子的「亭」，一是指這一帶地方。

勵八爺除去會的戲多，一天唱一出自娛，還有兩大特點：收集戲報、小報，熟悉陶然亭的掌故。他大概從民國初年就收藏海報，每看一齣戲，便把海報保存下來。要查哪一年北京的什麼戲院演過什麼戲，誰參加演出，你去找他，決不會叫你失望。這個愛好保持下來，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沒海報可收集了，他就收集各種油印、鉛印的傳單、小報。什麼「打倒彭羅陸楊」啦，「擊退二月逆流」啦，他全有。「文化大革命」過去后，文物部門發出啟事要收買「文物」，他捧著這些去賣，人家看了一眼，說這算不上文物，不予收購，他心中十分委屈。我本有意把他這些東西買下來，認為這實在也應算難得的「文物」，又怕他礙於朋友交情不肯收費，遲遲未開口，後來聽說他一怒抱到收廢品處，當爛紙賣了。我後悔不及。

晚年耳聾，看來是京劇音樂行當的職業病。我小時學過「武場」，儘管是秧歌劇ｈttps://ｒead.99ｃsｗ.ｃom的鑼鼓，也是先從小鈸打起，然後小鑼、大鈸、大鑼，最後才學打鼓。一天練幾個小時，停下后耳朵嗡嗡的許久靜不下來。大鑼大鈸是挨著打鼓佬站的，打一通「急急風」，三個段落一個緊過一個，一層響過一層。如果唱武戲，真有點玩命。我一直打大鑼，初練時左手提一塊磚，右手五指伸開，只靠食指套著鑼槌甩動，要槌槌打在磚心上，待到正式提鑼時，要打出幾種不同的聲響和節奏來。常常一晚上演出要打斷幾根鑼槌，可知打鼓佬的耳膜要經受多大的震蕩力，一生幾十年打下來焉有不聾之理呢。現在科學發達，物質條件也好，應想出點措施來保護音樂工作者的健康。近來國內唱京戲，台上都裝擴音器。我聽過幾場，感到音量太大，音樂變成噪音。不知劇場的音響工作者是否都是打鼓佬出身，耳朵偏沉，為什麼就不能把音量壓低一點，使觀眾舒服一些呢？

白先生早已過了古稀，花白頭髮，身材偉岸，風度瀟洒，手裡提了個棕竹手杖，大步流星地散步，身後常跟著賢慧的白師母。白師母手中提個北京人時興的手袋，她眼睛不太好，走路較慢。常常是白先生疾走一陣，然後站住腳和碰到的人聊天，順便等她。白先生終生打鼓，耳朵背，和他說話要大聲喊。他告訴我，他的鼓就是在陶然亭練出來的。小時候拿著兩根木棒，無論冬夏早上到陶然亭來打石頭，夏天打得渾身出汗，冬天雙手裂開多少血口子，天長日久竟把一塊光面石打得中間凹陷下去。這幾年他給李世濟打鼓，給趙榮琛幫忙。還有一位老教師是勵五爺。勵五爺年紀比白先生更大，耳朵更背。和白先生相反，他不大講究穿戴，總是一身灰中山裝，紐扣很少扣嚴的時候。他不遛彎，而是打吳式太極拳。他和白先生兩人一見，說起話來十分費力，他沖白先生耳朵喊，白先生沖他耳朵喊，然後兩人相對彎腰，鞠躬：「您慢走。」「您坐著。」白先生精神氣色都比勵五爺好。

陶然亭的朋友在粉碎「四人幫」后先後去世了五位。引起我第一次大震動的是老辛的去世。

再一位常來的是馮玉增，他是老北京戲校學生，沈先生的弟子。玉增為人精明能幹，個頭不高，衣裝整潔，動作靈活。他不練拳也不跑步，早晨來了就到湖邊找個椅子，鋪上他自帶的坐墊坐下，從書包里掏出副竹板來，打起竹板唱數來寶。他是唱小花臉的，演出用不著數來寶，可這是他的個人愛好，也許是健身之道。我看過他唱《昭君出塞》的王龍，歌舞俱佳，十分精彩。唱完數來寶，他又開始遛彎，一直遛透，來到我們群里聞鼻煙閑聊。他說每天早上這一頓遛是幸福保障。什麼叫幸福？他答曰：「活得舒服，死得痛快。」

在我們這一群朋友中，只有一個人唱樣板戲而不遭到我們反感。此人姓勵，人稱勵八爺，他是電話局職員，從北京有電話局那天起，他就是職員。他給荀慧生、馬連良、譚富英都安過電話；他是戲迷，從小就住在黑窯廠，是賽金花的鄰居，也是參与為她治喪的一個人。他和許多著名演員不僅認識，而且從孩子時就跟他們在陶然亭一塊遛彎。他的記性又極好，凡朋友們唱的戲，他都會唱。因為他都給他們捧過場，不是會唱一段或一場。每場戲從鑼鼓點到胡琴譜全會。不管哪個行當哪個流派，他全會。有的演員學「馬派」，忘了一段詞，就來找他，「八爺，《十老安劉》那一段怎麼使腔？您給我捋捋！」「好！」他馬上整齣戲給你唱一遍。可他沒上過台，他的嗓子不好。他惟一的消遣就是早上進陶然亭，一邊遛彎一邊唱。一齣戲從開場唱起，圍著公園遛一圈，恰好唱到閉幕。他邊唱邊白邊做手勢身段。別人看他笑他，他全不理，自得其樂。可「文化大革命」一來，壞了，他進了公園剛念一句引子「金井鎖梧桐」，一群劇團的紅衛兵把他圍上了：「怎麼著小子？你敢放毒？」嚇得他不敢再唱。可是他不唱戲比生病還難受，幾天下來，又黃又瘦。他說：「這怎麼辦？不讓我唱我要憋死了！」朋友們只好勸他：「沒法子，你就改唱樣板戲吧！我們不怪你！」從此他就改唱樣板戲。可紅衛兵聽見了還是要斗他，因為他唱的比哭還難聽。

沈先生出身於梨園世家，是「六場通堂」的名琴師，早年焦菊隱先生主持北京戲劇學校，就請他當教員，是該校最年輕的老師。著名的四塊玉、吳素秋，全是他的學生。50年代焦菊隱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導演《虎符》，要在話劇中加中國打擊樂器，又請沈先生做音樂顧問，負責設計全劇的打擊樂。解放前沈先生曾長期被選為北平市梨園公會會長，建國后他奔走聯絡，建立了第一個私立戲校「藝培戲曲學校」。「藝培」改為市立北京戲校后，又任副校長。1957年被錯划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中斷了在學校的領導工作。我弟弟是「藝培」的學生，我正正經經應稱呼他先生，可是後來命運相同，在陶然亭結為忘年交，就「亦師亦友」相處了多年。他的父親沈福山，是著名花臉演員，read.99csw.com會的戲多，功夫紮實，但嗓子後來變壞，改做後台管事。這位老先生有個脾氣，終生不肯收徒弟。不收徒弟不等於不教戲，他在「雙慶班」管事時，侯喜瑞在這搭班，扮上戲以後，有時間還向他討教。當時雙慶還有個花臉，叫蔣少奎，是侯喜瑞的內弟。蔣少奎唱壓軸時常唱《貪歡報》，演的是水滸英雄張順和安道全的故事。一般戲里張順是武小生或武生，可在這齣戲里卻是花臉，勾白臉黑眼窩，所以是武二花應工，由蔣少奎唱。蔣少奎唱這齣戲和當時的許多花臉一樣，由安道全嫖妓演起。這樣一來時間就不夠長度，和大軸之間還要墊一個《定計化緣》過場戲。沈福山先生無意間就說了一句：「當初我們唱這齣戲，前邊有《張順截江》，一出下來時問正好。」蔣少奎聽了，第二天一早就去沈先生家，恰好沈老先生上街買菜去了。玉斌接待丁蔣少奎，問他有什麼事。蔣說沒事，就是來請個安。過了一會沈老先生回來了，蔣少奎一見就行禮。沈老先生問：「您這是幹什麼？」蔣少奎就說：「求您收我做徒弟，教我這出《張順截江》。」沈先生忙說：「收徒我不敢，說戲可以。」說著隨手拿過一根雞毛撣子當大刀，就給蔣少奎說了這齣戲。教完戲沈先生說：「告訴你吧，連你姐夫侯喜瑞也不會這齣戲，便宜你了。」此後幾十年，果然只有蔣少奎唱《貪歡報》帶《張順截江》，但很少人知道是沈福山教的。

陶然亭這批朋友，包括了京戲行的前後台、文武場、生旦凈末丑、龍套上下手、神仙老虎狗，行行俱全。

沈先生自學不倦，晚年已有很好的文學修養，致力於京劇音樂的著述工作。他寫了一部《京劇群曲彙編》，極有學術價值。可惜由於種種出版技術上的原因，至今未能與讀者見面。但熱心的人還是多的，我提出朋友們掏錢為他自費出版，荀令文等幾個朋友就都表示不管多少，他們也出一份資金。《北京圖書信息報》青年編輯李布青、上海文藝出版社幾位編輯知道后全都熱心支持，說不必自費，出版社可以接受出版。京劇界的朋友聞訊也紛紛來信預訂。我想也許出版有望了，但願它早日問世。

老辛在這群朋友中並不算最老，才70來歲，看上去像60左右。他從來收拾得乾乾淨淨，灰中山服，白襯衣，圓口布鞋，一塵不染。他留平頭，天天刮臉，總像才進過理髮店。為人謙和，說話不緊不慢，帶著三分笑。他是做書畫生意的，自己也會畫也會裱，可從來不露，和張大幹、徐悲鴻、于非廠（讀「庵」）、陳半丁皆有交往。他替他們賣畫，也替他們買畫，據人說他也與某些畫家合做假畫，他做假古畫有套絕技。我問他自己可存有好畫，他說沒有，全出手了，只有一幅徐悲鴻的馬，是徐悲鴻畫壞了，四條腿都畫成了前腿（也許是都畫成了後腿）。他從徐那裡買來時沒注意，到家后發現不對，賣不出去，他對徐說了，徐叫他拿回去重換一張。他說：「不換了，我留下作個紀念吧。」徐又給了他一張作補償，他便把這幅保存了下來。他說這畫有兩層意思：一是徐悲鴻畫了一輩子，像這樣的錯畫不會有第二張，這是一絕；第二是他鑒別書畫一輩子，出這樣的差誤也是沒有第二回，也算「絕活」。

說到陶然亭來的戲劇界朋友，多半是來喊嗓的，是指太平盛世。我到陶然亭后所認識的這幾位朋友，卻一個也不喊嗓。因為那時是「文化大革命」正在「徹底完成」之際，這幾位朋友是被革出藝術界的，不敢再喊。我們只是默默地打拳，小聲地閑聊。我們之外喊嗓的人是有的，多半二三十歲，身穿紅衛兵的假軍裝，張口就是：「聽罷奶奶說紅燈……」再不就：「朔風吹，林濤吼，萬千氣象。」一聽這個，我們就趕緊縮緊頭，把臉扭向山坡。我們的「首領」沈玉斌先生，是北京戲校創始人，第一任副校長。有人就小聲開玩笑說：「沈先生，彆扭頭啊，這是您的學生！」沈老往地上吐一口唾沫說：「別罵我了！您聽聽，滿嘴牛黃馬料，我有這種學生嗎……」所以至今我一見到站在台上或電視屏幕前，厚著臉噴吐「牛黃馬料」，並大言不慚介紹自己的「成功之路」者，總想起沈先生來。單就這句唱詞看，本沒什麼不好，但一聽這唱詞就使人想起提倡它的那位「女王」和他們製造的地獄，就不由得毛骨悚然。這是符合巴甫洛夫條件反射論的。如果我們面前有個孩子，你每天叫他聽貝多芬的《月光曲》，聽一個樂句打他一鞭子，如此重複幾百次，我相信你即使手中不拿鞭子，他聽到這樂曲也會渾身發抖。你再罵他說「貝多芬的音樂是美的，你不會欣賞是愚蠢的表現」，他也還是厭惡那音樂的旋律，這是彈琴的人無法理解的。

老生演員貫盛習不是這個集團的。他哪個集團也不加入，只是一個人繞著湖走路。過去我只看過他的戲。在50年代看他唱《秋胡戲妻》，身上、唱功都不錯，後來就不見了廣據說到外省某個京劇團做了團長。他弟弟貫盛吉的戲我看得較多，印象非常好。他的小花臉是含蓄而幽默，用一種獨創的鼻音念白，可笑而不輕佻。在生活中他也忠厚。有一陣httpｓ://ｒeａｄ•９９ｃsw.ｃoｍ貫盛習嗓子不好，約角的不約他；而貫盛吉則紅得發紫，幾個班社搶著要。他跟約角的說：「約我可以，得搭上我哥哥，我可以少要點包銀，我哥哥的戲份不能減。」此人對生活也充滿幽默感，晚年得了絕症，家人們給他預備壽衣，他要穿上先演習演習。家人無奈就給他穿上。他對著鏡子照了照說：「我死了敢情就是這模樣啊？不怎麼樣！」此事我系傳聞，汪曾祺有第一手材料；他在一篇散文中說起過，和我的傳聞有小異，當然他的準確，但避免抄襲之嫌，我還按我聽來的說。貫盛習則是另一副模樣：人清癯瘦削，留一綹齊胸長髯，無論冬夏總穿一件米色風衣，長袍大袖，仙風道骨，說話聲音低沉。他患心臟病，長期住在北京，但服務卻在河北省石家莊。他每逢走到我們一夥面前，就——點頭問候。我們問問他的病情，他總說：「還行，控制住了，不敢累著。」

他退休后仍在電話局做臨時工作，替電話局看房子，早晨仍到陶然亭來。1984年我去日本參加國際筆會，回來后不見他了，說腎臟有病，他錯吃了治腸炎的葯，進醫院了。從醫院帶來話，大夫說不要緊，過幾天就可以出來，但從此再沒出來。因為他實際上得了癌症。臨終前有朋友去探望他，問他可有什麼事要辦。他說：「別的我無遺憾，就想再去一趟陶然亭，跟朋友們再聊聊天。」

沈玉斌先生的去世，是使我很痛心的。去年我去英法兩國，在巴黎和倫敦逗留一個月，回來后積下一大堆信件，頭一封是沈先生的，來信說病情嚴重，托我催辦一下他的著作出版事宜。而第二封就是治喪委員會的訃告，通知我去和他的遺體告別。兩封信只相差七天，我想沈先生給我的信可能是他一生中寫的最後的一封信。

少衡是名老生郭仲衡的兒子。郭仲衡先生是「春陽友會」名票，後來下海與程硯秋先生長期合作。少衡大概是繼承了父親的做法，一邊上學一邊學戲，中學畢了業戲也學成了。因為有仲衡先生的關係，所以他有機會向張連福、雷喜福、陳喜興、陳彥衡、陳秀華諸名家討過教，後來又正式拜楊寶森為師。

陶然亭下是一片湖水，過去是有蘆葦的。這地方本極荒涼，光緒甲午年間忽然傳出水中出現了水怪，吼聲如牛，有人說看見它半夜從水中躍出，頭如磨盤，兩眼光芒刺人，張著血盆大口，並聲稱專吃洋鬼子。一傳十十傳百，全北京的閑人與忙人就都趕來看，小販們見是做生意的好時機，就在湖邊擺起各種吃食攤、雜貨攤、香燭攤。大清國京兆尹下令禁止觀看，誰也不聽，只好派兵到湖中抓水怪，說是兵從東邊下水，水怪在西邊吼叫；兵趕到西邊，水怪又從東邊冒頭。皇太后見「剿」法無效，改為「撫」法。請二百名和尚道士來建法棚，作法事，誦經拜佛，焚表燒香，要和妖怪交朋友。沒幾天日本人在大東溝外打起仗來，整個北洋艦隊泡湯了，才把這妖怪的事不了了之，而湖邊也就形成個小市場。

春節去香港探親，歸來后見到訃告，郭少衡先生去世了。我們陶然亭的「聊友」又少了一位，心中又一次說不出的惆悵。

他從小就在陶然亭轉，原來「大悲院」有個和尚還是他的表親。他對陶然亭一草一木瞭若指掌。當初陶然亭一帶有許多出名的墳，每個墳前都有石碑。陶然亭公園修起后這些墓大部分還在，「文化大革命」時統統給毀了，墓碑也不知扔到了什麼地方。那些造反派以為從此就再也不會受這些死魂靈們的干擾了。誰知有位勵八爺在，事情就麻煩。他不僅記得每座墓的地址，還能背下每塊墓碑的碑文。我寫小說《話說陶然亭》，要引用幾句「香冢」的碑文，向八爺去請教，他立刻背誦出來，一字不差。他自己偶爾也寫詩，不過詩寫得和戲詞差不多。周恩來總理逝世不久，北京發生「四五」事件，他也寫了首詩。可不敢拿到天安門去張貼，就在我們幾個拳友中朗誦：「我哭周公痛無聲，舉起白首望長空。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說良心話，全是「水詞」，倒也真情一片。後來「四人幫」把「四五」運動定為「反革命事件」，到處追查寫詩文的人，凡寫過詩的都惴惴不安，惟有八爺安之若素。他相信聽過他朗誦的幾個朋友誰也不會出賣他。也曾有人來打聽：「那天姓勵的在這兒背的什麼詩？」我們說：「他多咱背詩了？他不是天天唱樣板戲嗎？背的樣板戲戲詞呀：天王蓋地府、寶塔鎮河妖！」

按年齡算，比較年高的怕是兩位打鼓佬，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白登雲，一位是勵五爺。

建國后梨園公會改為「京劇聯合工會」，沈先生是副會長之一。臨近解放時，許多京劇界子女失學，他又倡議由藝人集資辦一個私立的戲校。由於同行們支持，就在「梨園先賢祠」舊址上，辦起了「藝培戲校」，由郝壽臣任校長，沈先生管業務教學。在政府接收改為市立北京戲校前，這個學校慘淡經營，培養了不少人材，張學津、孟俊泉、萬一英、李玉芙、關靜和，都是這個學校的學生。

沈先生生前和去世后，為他出書的事奔走最熱心的朋友應當首推荀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