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的麻煩顯然更大。這個才具不如袁世凱，但是雄心卻比他的主公更大的北洋第一號繼承人，當時最想做的事就是武力統一。為此目的，他才靠近日本，從日本得到大筆的貸款，大批的日式武器連同教練也隨之進入他的嫡系部隊。也正因為如此，他控制的政府才會對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強奪德國控制的膠州灣和德國在山東的勢力範圍的行為裝聾作啞。別人也許只當他是皖系的首領，但是他卻認為自己理所當然地是整個北洋系的老大。由於他做遍了北洋系軍校的監督，所以凡是北洋出身的人名義上都是他的學生，包括直系曹錕、吳佩孚也不例外。因此，吳佩孚電報仗打得雖然凶，但始終都給段祺瑞留著面子。段祺瑞自己也很看重這點面子，眼看著吳佩孚差一步就踏入廣東，他也知道這個秀才出身的將軍能打，只要麵皮沒有最後撕破，他都會指望吳佩孚替他完成統一大業。因此，于情于理，儘管吳小鬼（北洋系中對吳佩孚的蔑稱）咄咄逼人，還真就得讓著他三分。這也是為什麼段祺瑞對曹汝霖安慰話說了一籮筐，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個為他籌錢出了大力的人，背著國賊的名頭，離開了政壇。

《新青年》諸公固然有提倡之功，但五四白話能夠普及開來形成氣候，其實主要該歸功於當時的北洋政府。如果沒有政府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下令在中小學推行白話文，用政府力量把課文改成白話，我們的五四先賢們估計還要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即便如此，五四白話文學的欣賞者，也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喜歡《狂人日記》和《嘗試集》的人大多是青年學生。

吳宓對五四運動的不以為然，跟他的文化保守主義傾向有關。我前面講到他的日記多次提及新文化運動，但每次說及，沒有別的，就是一個罵字，說新文學是「亂國文學」、「土匪文學」（1919年12月30日），說白話文學是「倒行逆施，貽毒召亂」（1920年2月12日），說「白話文學」、「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糞穢瘡痂」。罵得拽文，也很刻毒，上綱上線。當然，我相信，吳宓是真心誠意這樣想的。在他看來，新文化運動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不僅國將不國，而且家將不家，具體地說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因為這個運動「邪說流傳」，「『解放』『獨立』『自由戀愛』諸說盛行，必至人倫破滅，禮義廉恥均為湮喪。」想到這裏，吳宓甚至悲觀地要自殺——「則宓雖欲求一家之安寧、父子之慈孝、伉儷之親愛，亦不可得。嗚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勞愁如此，吾生何樂？誠不如自戕其生，則數分鐘內，一切苦難，均冥然不知。清靜之極，快樂之極！」（1920年4月19日）而且，據他自己說，他很長一段時間里，總是有這種念頭。

當時的政府乃至整個教育界如此迅速地服膺白話，內在的衝動當然也是出於引進思想和理論的需求。辛亥革命之後，制度的變革，沒有導致國家的富強，實際上是整個學界的困惑。就當時而言，欲求答案，除面向西方，沒有他途可尋。即便是持文化保守主義態度者，也未必反對學習西方，反而會追求更深度的引進。因為，強大的西方、學習了西方而強大的日本，都現成地擺在那裡，是壓在國人頭上的驕人存在。儘管由於一次大戰，西方思想界已經發生嚴重的危機，這種危機意識也陸續傳遞到了中國，但像梁啟超《游歐心影錄》那樣的認識，並沒有在中國引起普遍的共識；也許，在國人看來，即便一個「破產」的歐洲，也不是中國人所能傲視的。

如果這個人恰巧是個知名人士，這種可能性就更大。不過，就算是當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記日後會出版，作者對經過的事件在敘述上興許會刻意隱瞞或者顛倒黑白，但日記畢竟會表達出來作者當時的某種想法，至少這種想法應該是真實的。具體對於某一件大事，日記里說還是不說，說多少，怎麼說，肯定代表了當時作者對這件事的看法。

胡景翼是個軍閥，不過，當時反對段祺瑞聯日推行武力統一的人們中，有不少都是軍閥。其中有直接受到威脅的南方軍閥，也有北洋內部的直系軍閥；誠然，這些人反段，固然有利益之爭的因素，但未嘗沒有對段祺瑞爭取日本援助而出賣主權的不滿。其中，吳佩孚、馮玉祥和胡景翼以及南方軍閥趙恆惕等人，還是相當具有愛國心和正義感的。在平時，他們的軍隊紀律就比較好，而且沒有多少劣跡。因此，他們對五read.99csw.com四運動的呼應，不僅僅是出於派系之爭而爭取輿論，也有互相感染和相互支持。

歷史是複雜的，很像樣的學者也有一時看起來很不怎樣的表現，而名聲不佳的軍閥也有發乎內心的愛國情感。

雖然對陳獨秀不以為然，但五四運動卻在胡景翼日記中留下了很多痕迹。

隨著運動的發展，6月中旬，政府被迫讓步，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免職，總理錢能訓隨之下台，他明顯感到高興，說：「此舉或順天意也，書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曹等數人，人怨極矣，天豈有不願者乎？」但是唯對錢能訓下台感到有些惋惜，覺得此人還不錯，下台是被只知道「依靠日人，借款買槍，招兵發財」的武人派（指段祺瑞和徐樹錚）排擠掉的。（1919年6月16日）此時，胡已經站在了學生一邊，而天視民視的說法跟吳佩孚的五四通電很是相似。自打這時候起，原來跟直系沒有多少關係的胡景翼，對吳佩孚一天天佩服起來，到直皖戰爭爆發的時候，雖然雙方孰勝孰負還沒有定局，但在胡景翼眼中，吳佩孚已經是關岳一般的人物了。

五四白話最大的長處，就是在於譯介西方、尤其是英語世界的社會科學作品，比較方便。不僅文法類似，而且那些從日本轉口過來，形中實西的名詞，諸如國家、政治、自由、民主、經濟之類，已經構成了我們今天社會科學基本言說框架的名詞概念；用在古漢語里，即便是在今天，也相當彆扭，但是擱在五四白話里，卻相當妥帖，至少讓人看起來不那麼扎眼。「講究文法」的白話文，甚至可以將很繁複的從句直譯過來，句子雖然長到令人髮指，但意思卻失真得不多。反過來，譯介西方的文學作品，五四白話好像就沒這麼大的優勢，至少在民國時期人們用五四白話翻譯的東西，好像沒有幾個能抵得上林譯小說中的精品。一個不懂外文的人，通過中介，信手翻成的文言，其魅力至今不失，能讓錢鍾書這樣學界公認學貫中西的掉書袋大王佩服，可見文言中的話語神韻，跟西方文學作品有可以相通的地方。跟五四白話相關，實際上，西方的人文社科學科的分類體系，也是通過五四新文化運動得以在中國學界確立。在此之前，至少文史哲跟經學還扯不清關係，哲學和哲學史，文學和文學史，都是一筆糊塗賬。

從某種意義上說，五四運動是直皖之間勢力消長的轉折。通過五四，皖系和它的安福政府將賣國的污名牢牢地背在了自己的身上；而直系，尤其是吳佩孚，則獲得了愛國的美名，從此得到了行動的正當性。五四運動次年，雙方一場大戰，儘管皖系在武器裝備、軍隊數量和後勤供應上都佔有優勢，但卻很快一敗塗地。這裏除了直系訓練和戰略戰術方面的優長之外，雙方士氣高下和人心向背方面的差距不能說不是一個重要因素。當時親身參加巴黎和會的顧維鈞看出了其中的玄機，他後來回憶說：「和會對國內政治情勢影響至巨。和會期間雙方停止了公開的戰爭。然而不久，便爆發了直皖之戰。」

在中國，吳宓算是個很有知名度的學人，提到清華國學研究院，提到王國維、陳寅恪，總能聯繫到他。五四運動當口，他在哈佛讀書，專業是英美文學。傳統上，留學生尤其是學文科的學生，對於國內局勢相當關心，日本威逼中國簽訂「二十一條」的時候，這些學子就曾很是群情激奮過一次。巴黎和會與五四抗爭，動靜更大，國際關注的程度更高，留學生激動程度當然更高。但是，吳宓這個幾乎每天記日記的人，竟然對這場運動隻字未提。顯然，這裏沒有消息不通的問題，當時的美國報紙對五四運動有報道，而且第二年跟五四相關的山東問題之間交涉事件，吳宓的日記在同一時段就有反映。此前此後，關於新文化運動，諸如白話文學、寫實主義、易卜生主義、《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適、陳獨秀，他在日記里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的政治抗議運動，如火如荼，從火燒趙家樓到商民罷市、工人罷工，最後政府妥協，在他的日記里，居然一點影子都沒有。

其次，五四作為政治抗議運動，其發生和發展也有許多未解之謎團。如許大的一場運動，根據當事人（「三國賊」之首）的曹汝霖晚年的回憶，起因無非是總統徐世昌和皖系軍閥頭子段祺瑞之間的矛九九藏書盾，以及林長民和他之間的一點私人恩怨。當然，研究者除非神經錯亂，沒有人會認同曹汝霖的看法。不過，如果仔細想想，這種看法也未必一點道理也沒有，因為畢竟他是從當時的政壇風雲漩渦中滾過來的。我們不能否認五四運動和北洋政府內部矛盾之間的關係，卻長期忽視它。五四運動跟國民黨的關係，經台灣學者呂芳上的梳理，已經基本清楚了，但跟運動關係更直接、更重要的北洋軍閥和政府跟五四運動的關係，卻長期處於研究的盲點。北洋政府內部跟日本走得近一點的人與親英美派的人之間，比如當家的皖系和直系之間，他們的矛盾跟運動的發生髮展，乃至最後結束之間，存在太多關聯。比如，巴黎和會上所謂的中國的外交失敗，在形式上跟當年中日在山東問題上的換約，中國有「欣然同意」的外交辭令有關，而這個消息恰是被時任外交委員會負責人的林長民透露到國內報界的。據說，徐世昌因此還把林叫去訓了一頓，說他放了一把野火。然而，如果沒有這把野火，趙家樓那把火怎麼燒得起來？而林長民恰是一群親英美的職業政客中的一個，他們中很多人都是職業外交官，有留學英美的經歷，比如顏惠慶、顧維鈞、羅文干、施肇基等人。他們跟曹、章、陸等日本留學出身的人一直就存在著很大的政見分歧。其次，以梁士詒、葉恭綽為首的舊交通系，對於曹汝霖等人挾日本奧援侵入他們的地盤（時稱曹為新交通系），嘖有煩言，因而對日本的西原借款問題已經積怨甚深，而西原借款，實為直皖衝突乃至五四運動的一個遠因。

胡景翼曾任陝西督軍陳樹藩的團長，後來參与組織有國民黨色彩的靖國軍，跟督軍對著干；直皖戰後歸屬直系，為直系偏師的一個師長；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跟馮玉祥合作倒戈，成立國民軍，為第二軍軍長，也算是一個知名的軍閥。五四運動當口，他主掌陝西靖國軍，在陝西跟皖系的陳樹藩對峙。

耐人尋味的是，運動過後，胡景翼開始看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一連看了很多天，一直到把書看完，感覺「其中無予不能解者」。（1920年4月13日）顯然，政治的意向，已經悄然影響到了文化觀念。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好像沒有什麼事大過五四運動。過去近現代史兩分的時候，它是界碑，現在兩下合在一起了，它是里程碑，而且是最高最大的一塊里程碑。後來的事，只要稍微大一點，總會有人把源頭扯到五四上去，好像成也五四，毀也五四。就事實而言，五四以後國共兩黨的歷史，都擺不脫五四的影子，兩黨各自有一群「吃五四飯」（蔡元培語）的五四一代，政治行為上都有著五四的痕迹。

不過，當下的中國，五四已經開始褪色，至少已經淡出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在大陸，五四是青年節，一個很重要的現代紀念日，從前每年學校里都過得轟轟烈烈，近年被五一長假一衝，似乎讓人想不起來了。在台灣，國民黨方面曾經把五四定為藝術節，現在估計早就不過了。研究五四的專家周策縱先生說，這種節日的定法，說明了對五四看法的分野。其實，雙方對於歷史認識的分野，原比定節日紀念的理由要大得多，共產黨的建黨領袖差不多都是五四青年；而國民黨方面，孫中山居高臨下地贊過幾句五四的學生，蔣介石則對五四一點好感也沒有，只是礙於孫總理有言在先，而且黨內吃五四飯者眾多，不好破口大罵而已。在1949年之前二十幾年，中國社會當然對一個很具抗議乃至文化顛覆意味的運動，會有截然兩端的態度。現在，近代中國動蕩的歷史已經翻過去了。然而，翻過去的歷史，不一定對現實就沒有影響，如果不好好加以清理的話，一筆糊塗賬的遺產，也許會導致一筆糊塗賬的未來。

從表面上看，吳宓對五四的看法，跟國內一班兒看到女子剪髮、男女同校便痛心疾首的冬烘的國粹派老朽沒有什麼區別，其過敏程度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畢竟，我們還沒有聽說，國內有哪個遺老遺少因為新文化運動而想到過自殺。不過，吳宓的牢騷畢竟跟衛道士有所不同，其骨子裡，大抵因為在美國校園裡見了太多的男女自由戀愛、未婚同居、下課攜手鑽樹叢赴「桑園之約」的景象；社會上也有太多離婚通姦、尋妓作樂之事。但年少力壯的吳宓卻什麼都不敢做，若干年中，「不得與女人相見，雖欲一睹驚鴻之過影，一聆嚦嚦之鶯聲」，「亦勢所不能。」因此日思夜想，未免「read.99csw.com氣憤愁慘傷懷」。

中國近代的歷史研究，是個缺乏追問的研究。我們長期滿足於現成的答案、浮在面上的答案，滿足於歷史的宏大敘事、定性的結論，不去做起碼的追問，不去拷問歷史事件的細節和細節背後的因果聯繫。這種現象在幾乎每個重大歷史事件上都有反映，五四當然也不例外，甚至在西方學界，對於五四運動的進一步追問，也很欠缺。因此，就整體而言，五四研究雖然看起來很熱鬧，但卻難以深入。

（1920年7月3日）到了6月28日，當胡聽人說此次運動大有成效，不僅英美法都樂意幫助中國，而且日本「亦欲讓步」（其實不確），胡興奮之極，說學生比宋時的太學生還要厲害，「予（胡的自稱，筆者注）喜予國民氣尚未盡死，公理尚在人心，國或不亡，而是非尚在。」忽然感覺他也是學生了，他的愛國事業不孤單了，居然在日記中三呼：「中華民國萬歲」，「學生萬歲」，「予之事業萬歲」！

不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興起的白話文，其實也未必真的屬於「活」文字。真正拉車賣豆漿的普通人，別說看，聽都聽不懂當時的新文學作品。無論當時還是古代，真正比較貼近平民生活的書面語言，其實是古代的白話。中國古代小說中某些直接脫胎于說書腳本的作品，比如《說唐》、《說岳》系列小說，實際上很接近老百姓日常的口語，不僅遣詞用句通俗易懂，連語氣、敘事習慣都十分貼近百姓的日常大白話。事實上，五四白話應該屬於一種比較西化的文體，嚴格說，就是英語化的文體，最大的特點是可以大體上按照英語語法來規範，可以比較清晰地分出主謂賓定補狀，還可以分辨出哪些屬於名詞、哪些是動詞、哪些是形容詞和副詞。不用說，這些在古漢語乃至古代白話里都是一筆糊塗賬。胡適在文學改良建議中提出的「八事」，其中的「須講究文法」一條，顯然是五四白話的靈魂。最有意思的是，五四白話為了講究文法，在發展過程中居然形成了「你、我、他」和「得、地、的」系統，讓句子里更方便準確地填裝形容詞、副詞和動詞，使漢語看起來更像英語。

按說，當時的中國有具有革命資本的國民黨勢力，也有具有討袁傳統的雲南唐繼堯和廣西陸榮廷的勢力，但是在五四這個關鍵時刻，他們卻讓北洋軍直系的一個師長專美於前。吳佩孚通過在五四時期的發聲，成為話語權的主導者。在新聞自由的公共媒體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勢力的時代，這種話語權顯然具有出人意料的力量，而吳佩孚恰是藉助這個力量，一躍成為中國最耀眼的英雄，而不僅僅是打過一些勝仗的將軍。中國的軍閥何其多，但是只有吳佩孚具有世界的聲名，他是第一個上時代雜誌封面的中國人。

要知道，當時吳佩孚是公認的常勝將軍，能打仗，而且能打勝仗。直系雖然還有其他大佬在，比如所謂「長江三督」：鄂督王占元、蘇督李純和贛督陳光遠，但是只有吳佩孚才稱得上是直系的當家花旦，別人頂多跑跑龍套。雖然說，吳佩孚的發言不見得都是直系將領的意願，但是他們肯定都樂意通過吳大聲發言，向皖系政府表達不滿。在袁世凱時代就進入北洋團體、作為袁世凱老友的徐世昌，當然不樂見北洋團體的分裂。對他而言，儘管自家是皖系捧上台的，但只有維持北洋軍閥各個派系，尤其是直皖兩系的平衡，他的位置才能坐得更穩。如果僅僅在皖系的指揮刀下做總統，徐世昌豈不成了漢獻帝？恰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才敢於在五四期間跟段祺瑞有了點「不同意見」，更傾向於考慮吳佩孚的聲音，犧牲曹、章、陸。而在曹汝霖看來，顯然在這個危難時刻，段祺瑞要比徐世昌更夠意思。

說到五四，必然要說新文化運動，除了極少數的研究者外，大家都認為兩者就是一回事。不過提到新文化運動，首先想到的其實是文學改良，或者說白話文運動。這個運動，當時和後來都比較一致的說法，是用活文字替代了過去的死文字，以平民文學代替了貴族文學。直到晚年，作為新文化運動領袖的胡適一直對此很得意，外國人介紹胡適的豐功偉績的時候，甚至因此說他創造了一種新文字。顯然，這種文言等於死文字、白話等於活文字的等式，連給胡適做口述史的唐德剛先生也不以為然，唐德剛在給胡適先生做的口述史的註釋里，列舉了《史記》里「伙頤，涉之為王者沉沉」之類的例子，說明文言也可以相當生動。

有意思的是，胡景翼還發現了這場運九-九-藏-書動跟陝西人的關係。陝西學生屈武上京到總統府請願，「屈武以頭撞徐世昌之足，再撞其柱。政府諸人懼，又感其誠，遂得許多完滿結果。」因此他非常佩服屈武，覺得陝西有人。（1919年10月15日）關於這次請願，屈武也有回憶，不過，沒有說他以頭撞徐世昌的腳，也沒有碰柱子，而是以頭碰地「血流如注」。

（1920年4月19日）但是聊以欣慰的是，他同時卻發現，美國也有相當多的知識界人士，對此現象很是反感，視為病毒，於是，他的這種氣憤愁慘傷懷多少變得有點正當了，反過來發現國內的新文化運動、倫理批判、個性解放的結果，跟他所反感的美國現實一樣。因此，在他看來，所謂新文化的新，其實是學了西方壞的東西，等於把垃圾引進來。

由於北京政府的封鎖，也由於陝西偏僻，直到1919年的5月29日，胡才從《益世報》上看到運動的消息，知道了北京學潮、上海的響應、蔡元培的辭職。由於不明巴黎和會上的真實情況，他認為首席代表外交部長陸征祥「可斬也」，「否則外交亦無進步，而人以為賣國為常事矣。」此時，他對於五四運動基本上還是抄報紙，沒有多少自己的評論。

說到北洋直皖之間的矛盾，在五四運動的當口，可以說已經發展到了撕破臉皮，就差動手開仗的地步。前直系領袖馮國璋退出歷史舞台，新直系的領袖曹錕被段祺瑞忽悠了一下，成了段祺瑞武力統一的前鋒，麾下戰將吳佩孚一馬當先，打敗桂系的主力，連帶擊垮了湖南軍隊，拿下長沙，劍指兩廣。然而，在後方，段祺瑞派心腹徐樹錚編練自家武裝參戰軍（后改為西北邊防軍），從日本借來的銀子、買來的槍械都投到了那裡，甚至連直系辛辛苦苦打下的湖南，也便宜了段祺瑞的親信張敬堯，讓他做了現成的督軍，吳佩孚自己只落了個孚威將軍的空名。段祺瑞讓直係為自家火中取栗的耍猴把戲，幹得過於拙劣，別說精明的吳佩孚，連憨憨的外號叫傻子的曹錕，都洞若觀火。吳佩孚打到衡陽，一面按兵不動，跟南方勾勾搭搭，信使往來；一面以最愛國、最激進的面目，頻繁通電，對北京政府種種舉措，說三道四，肆意抨擊，甚至對政府要員指名道姓，直斥其非。打狗，沖的是主人。經戰爭實力壯大起來的新直系，此時隱隱然已有問鼎中原，奪了鳥位之勢。巴黎和會上中國在山東問題上的失敗，恰好給了直系一個攻擊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的機會，而五四學生的抗議運動則使這個機會極大地擴大。因此在這期間，用陶菊隱先生的話來說，吳佩孚今天一個仿討武曌檄，明天一個效驅鱷魚文，口號喊得比遊行的學生還激烈火辣。不僅對輿論而且對政局，就是有影響。

掌控中國政局的北洋軍閥派系之間的矛盾，對五四運動的發生髮展關係更大。在五四時期，徐世昌和段祺瑞兩人顯然是有矛盾的，但這個矛盾背後實際上折射的卻是北洋系統內直皖之間的問題。因為從北洋圈子裡滾出來的徐世昌深知槍杆子的重要性。他的這個總統是段祺瑞捧出來的。他和段之間，說是牽線木偶和牽線人的關係也許有點過分，但是說，沒有了段，就沒有徐這個總統，肯定是對的。徐世昌對段祺瑞有點想法，更多的可能是著眼于直皖之間的平衡以及對段祺瑞武力統一政策操之過急的憂慮。

最後需要一提的是，除了軍閥之外，五四運動另一個重要角色也長期缺席。在我們以往的歷史敘述中，6月3日之後，上海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對於運動的最後勝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三罷」當時在中國許多城市都出現了，只是上海的規模最大，影響也最大，因此值得單拿出來說。不過，就算我們認為上海的罷工罷市對北京政府拒簽和罷免曹、章、陸作用最大，但是我們應該明白，按照最經典的工人運動史敘事的邏輯，在中國還沒有共產主義者之前，當時的中國工人階級還是個沒有階級意識的自在階級，他們的行動，理應屬於自發性的，往往局限在經濟鬥爭方面，為什麼此時居然可以成千上萬地出來，參加政治運動？到底是誰組織了他們？事實上，當時上海的工人，基本上是受幫會控制的，既有青洪幫這種第三社會性質的幫會，也有一些地域性的幫會。成千上萬人的罷工，沒有幫會的出頭，顯然是不可想象的。實際上，連商人罷市背後也有幫會的作用。在工人中做事，沒有幫會的協助幾乎不可想象。當時青幫三大巨頭黃金榮、杜月笙和張嘯林還沒有九_九_藏_書成氣候，洪門在上海地盤尚在，各種以地域劃分的幫會也各自為政。在五四運動中，他們都起了什麼作用，彼此間的關係如何，運動對幫會後來的發展有何影響等等，顯然都是值得研究的課題。在近代幾次愛國事件中，幫會的表現好像都不錯，比如五四，比如「一二·八抗戰」，個中的緣由，需要我們好好研究，不能因為幫會屬於第三社會，名聲不好，就故意在歷史敘述中將他們漏掉。

毋庸置疑，中國的教育界推行五四白話，對於引進西方思想的啟蒙，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很難設想，如果沒有教育部的這一舉措，中國的社會科學現狀會是什麼樣子。但是，凡事有利則有弊，中小學漢語的教育自採用五四白話以來，成績不敢恭維。這種教法實際上是讓學生學一種洋化的語文，這種語文既跟古代漢語不一樣，跟學生日常的口語也不一樣。被西式語法切割過的漢語，實際上已經不是漢語了。在大的方面，違背了漢語學習的規律，既不講究聲韻，也不講究對仗，更喪失了漢語原本的靈活性和模糊性。從「天地玄黃」改成「人口尺石」，從「鬱郁乎文哉」改成「早晨起，上學去」，從對對子變成造句子，改變的實際上是漢語的內在規律。因此，我們幾十年的漢語教育，至少在啟蒙階段，在教學效果上，遠遠趕不上過去比較好的私塾。用我們的語言大師呂叔湘的話來說，我們的母語，花幾萬學時來教，卻教不好。這樣的教育，其根子在五四。

不用說，五四運動是件大事，儘管運動的後期，商人和工人也參加進來，但大體上，人們還是習慣性認為，這個運動跟學生和知識界關係更密切，而跟軍人則基本上沒有什麼關係。如果一個軍人和一個留學美國學文學的留學生比，大家肯定多半會認為後者對五四運動會更關心些，很可能更熱心，而前者，五四運動應該不會在他生活中留下什麼痕迹。但是，我手邊有兩本已經出版的日記，一個是在哈佛留學的吳宓的，一個是陝西軍人胡景翼的，讀完之後得出的印象，跟我原先的預想完全相反。

按陳志讓的說法，北洋時期的軍閥在文化觀上多屬於保守陣營，胡景翼雖然去過日本，跟國民黨走得很近，但也是如此。在政治上，他反對皖系，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樹錚，但是卻攻擊徐母死了是因為徐樹錚的不孝所致。（1919年4月21日）胡景翼還崇拜關公，但是對時事頗為關心。在五四政治運動爆發之前，他不僅知道蔡元培其人，看蔡的《石頭記索隱》，而且還知道陳獨秀，「然對陳獨秀輩之說，亦不覺為是，而覺其放誕甚也。」（1919年3月26日）很可能，在胡景翼眼裡，陳獨秀不過是個口吐狂言、放浪形骸的名士。

兩個人日記里的「五四」

五四的研究者眾多，研究成果也眾多，海峽兩岸、大洋兩頭都碩果累累，以至於後來者想碰這個領域，光先期成果就得看上大半年，兵馬未動，太多的糧草徵集已經把人嚇退。不過，如果耐著性子把既有成果看完，就會發現，五四的很多事，還是不太明白。

當然，如果仔細搜的話，五四在吳宓的日記里還是有點蛛絲馬跡的。至少在三個地方，吳宓還是影影綽綽地表達了他的一點看法。一是在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洒洒5000餘字的日記中，借批評男女同校、女子參政，他寫道：「處中國危亡一發之際，自以強固統一之中央政府為首要，雖以共和為名，亦切宜整飭紀綱，杜絕紛擾。」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議論清華的一次小學潮，吳宓發揮說：「今學生風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範圍，上下撐拒攻擊，到處雞犬不寧，不日必來外人之干涉，以外人為中國之君主。中國之人，尚不憬悟，清華之失，尚其小者。」同年4月19日他更進一步近乎絕望地議論道：「中國經此一番熱鬧，一線生計已絕。舉凡政權之統一，人心之團結，社會之安寧，禮教之綱維，富強之企致，國粹之發揚，愈益無望。」這番熱鬧指什麼，應該就是指五四。不用說，吳宓對作為政治抗議的五四運動，很不滿意，很有微詞，但是礙於中西幾乎一致的對運動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地發聲唱反調，即便在日記里，也是如此——日記終要給人看的。

在做歷史的人看來，日記雖然屬於第一手材料，但卻是不大好的材料，因為記日記的人，往往喜歡在日記里做假；對於很多人來說，日記，尤其是記述得比較詳細的日記，在奮筆疾書的當時就存了心，預備著日後給別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