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特別提到了遊民階層的革命性，認為這些盜匪流氓「很能勇敢奮鬥」，只要引導得法就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但是，毛澤東對學生的判斷卻很灰暗，認為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屬於反動階級，是革命的死敵，另一部分雖然屬於中產階級，但也會很快跑入帝國主義軍閥的隊伍里去的。

在這種沒影的夢囈中，中國開始了立憲的進程。感覺立憲步伐太慢而當權的皇族又不肯放權的時候，革命發生了，沒有人肯為皇帝背書，於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美國式的民主制被移植到了古老的中國。當年的名記者黃遠生說，當時的中國人有制度的迷信，認為只要共和的招牌被掛在中國的城頭上，中國就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制度迷信，背後是進化論的信仰，信到了迷信程度。

只是軍國其里的體制狀態，不見得作為表的民主體制完全不起作用。事實上，控制政府的軍頭們，自家雖然是軍人，但並不喜歡「左也是東洋刀，右也是東洋刀」（袁世凱語）的狀況，由於進化論的作用，對民主代議制度也有過期待。不見得這些軍閥，就都不愛國，不希望中國的事情變好，如果民主制度能讓中國走向光明，他們也樂見其成。只是，那個時代的制度中人，都操練不好民主，不單是軍閥不行，政客不行，議員不行，連媒體記者和參与選舉的老百姓也不行。

儘管在下降線行進，但作為外表的民主制度依然起作用。當政者對於這個來自西方的制度還有相當的尊重，對於制度規定的公民自由還是允許的，雖然允許的程度不一樣。北洋統治的多數時期，允許程度高一些，媒體罵政府，罵元首，儘管罵得很不堪，當政者也只好忍著。國民黨時期寬容度要低一點，但依舊允許民間自己辦報辦刊，頂多新聞檢查時，發現關礙文字，開天窗就是。殺記者的事，只有胡匪出身的張作霖才能做出來，連蔣介石這樣的強人，對於跟自己唱反調的報人，比如《申報》的史量才，也只能採取暗殺手段對付，不敢公然封了人家的報紙，抓人入獄。對於教育，北洋時代基本上奉行政府不干涉政策，任由學校自行其是，因此，即便是國家辦的國立大學，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都能得到保證，私立和教會大學自不必說；因此，這一時期有眾多的「野雞」大學，但也有不少一流的大學。國民黨雖然推行黨化教育，但在學校師生的抵制下，最多只取得表面的進展，安設一個並沒有多少權力、且人人討厭的訓導處而已。

階級是一個中國固有名詞被賦予新意的概念，成為流行話語起於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是由俄國人送來的，具有強烈的列寧主義色彩。列寧主義的階級概念，直接襲承馬克思主義理論，稍有變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主要是針對在資本主義九九藏書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而言的。所謂的無產階級，實際上指產業工人，特彆強調其跟大機器生產、所謂先進生產力的聯繫，認為只有無產階級才是革命的動力。至於其他的社會階級，封建主、農民等等，只不過是一些行將滅亡的社會殘餘，並不在理論的主體框架內。列寧面對的是落後的俄國，不大可能完全忽視農民，但在俄國革命中，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卻始終是一種被改造的被動附庸。

在段祺瑞的皖系軍閥統治時期，國會還正常運轉，覺得國會不合作也只能是換一個國會，這個國會選舉的時候固然有舞弊，但總的來說還有規矩。到了直繫上台，曹錕想當總統，就直接拿錢買票，買了票還開收據。等到直系下台，奉系當家的時候，乾脆就是軍政府，張作霖做大元帥，連形式上的代議制都沒有了。國民黨上台，實行社會控制，軍國體制貫徹得比奉系粗糙的軍政府更勝一籌。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說過，在民主這個緯度上，民國政治是沿著下降線在行進。

每個時代都會有主導的話語，民國初期的主導話語是「適者生存」，這跟進化論的信仰直接相關。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流行的主導話語變成了「勞動」和「階級」，而後者最為重要。在「階級」話語流行過程中，「勞動」逐漸退為「階級」的輔助說明，自大革命始，「階級」一統天下。

民國的這三個面相，不止是三種歷史的面目，而是隱藏在那段歷史深處的三種特性，只有揭示出這種特性，我們才能更好地了解和認識那段波譎雲詭的歷史。

顯然，如果按照這個歷史觀，當時的中國人處境大大的不妙，無論文化、制度還是人都屬於不能適應競爭的非適者，面臨被淘汰的命運。但奇怪的是，當時的國人卻偏不這麼想，一口咬定自家既非病夫，也非劣種，更不是野蠻人，只要拿來西方經過競爭證明優良的制度，那麼就可以迎頭趕上，乃至後來居上。即便經過八國聯軍侵華事件，我們的知識界依然保持了對自己的樂觀，堅信只要變革制度，中國稱雄世界只是早晚的事。因此，進入二十世紀最初的幾年，在報紙上，黃種稱雄歐亞的夢囈，總是沒完沒了地冒出來。

我在這裏講的信仰，不是指信佛通道迷神仙，主要指一種政治信仰。傳統社會的人，如果有政治信仰的話，只能是綱常名教，而綱常名教具象的核心內容則是皇帝，沒有皇帝，所謂忠孝都沒有了安放的地方，三綱五常就缺了關鍵的項目。即使有心造反的人，推翻了舊皇帝，也是要自己做皇帝，沒了皇帝，所謂名教就落不到實處，大家心裏沒著沒落的。但是，近代以來，闖入中國大門的西方人教會了國人另外一種信仰，這種信仰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進化論。自從嚴ｈｔtps://ｒｅａd•９９cｓｗ.cｏm復老先生把赫胥黎的《進化論和倫理學》的一部分，摻和些斯賓塞的東西譯成《天演論》端給國人之後，這個信仰很快就取代名教，成為知識界乃至社會上層的第一信仰。

另外弔詭的是，後來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居於對立面的國民黨人，事實上一直跟著共產黨人使用階級話語，也一樣要打倒帝國主義、大資產階級和豪紳階級。國民黨的左翼改組派這樣喊，國民黨的主流蔣介石派也這樣喊，連國民黨的史學家陶希聖等人寫歷史，也遵行包含有階級分析的唯物史觀。大革命國共合作時如此，國共分手后斗得你死我活時也如此。話語被對手引領，從某種意義上是國民黨最終敗給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原因，用國民黨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們在宣傳上總是佔下風。敵對的雙方使用同一種話語的結果，使反叛者的行為有了統治者賦予的合法性，最終方便了誰，不問可知。

下面，我想就民國史的三個問題，談一點自己的看法，姑名之曰民國的三個面相——信仰糾葛、制度扞格和話語弔詭。

這種一直被實踐的階級話語，是不是符合中國革命的實際呢？被視為最革命的產業工人，在紅色的合法鬥爭被鎮壓后，基本上喪失了革命的衝動，無論如何動員，如何強調革命隊伍中的工人成分，革命隊伍產業工人的份額還是越來越小，直至可有可無的境地。相反，被視為反動階級的學生，倒是最有革命的積極性，即使在蔣介石政變之前，合法的工人運動期間，學生的積極性也遠遠超過工人。在後來的武裝鬥爭中，儘管經過多次錯誤肅反的不公正待遇，革命隊伍中的學生比例依然不可忽視。在後來的革命中，最有革命積極性的其實是遊民和所謂半無產階級，被划為農業無產階級的僱農，倒往往淪為地主的「狗腿」和家丁，出來抵抗革命。

可是，到了人們迷信的制度開始運作的時候，麻煩來了。國人不懂選舉，國會和總統選舉看起來都像喜劇和鬧劇。國人更不懂政黨政治，不知道議會如何操作，國會、內閣、總統三家打架，墨盒亂飛，政令亂下。最後強人總統袁世凱用武力趕走了國民黨，弄殘了國會，馴服了內閣，讓自己也變成了頂著總統招牌的獨裁者。但事情到此並沒有完，新生的民國即使走到外民主而內獨裁的境地，依舊陰影籠罩，內憂外患未了。近鄰日本乘一戰之際，強逼袁世凱政府接受意在獨佔中國的「二十一條」，袁政府牛不喝水被強按頭，頭按下去了，合法性則受到嚴重損傷。國內的西南軍閥依然保持著半獨立的狀態；而為了征討國民黨被派出去的北洋將領，一旦有了地盤，也變得越來越不聽話。各地的土匪鹽梟，流民痞棍，蠢蠢欲動，活躍異常。一些地方的百姓，自辛亥革命起就抗捐抗稅。沒有了皇帝，底層社會不太把總統當https://read.99csw.com回事，在「草民」那裡，沒有皇帝就意味著沒有了王法。

民國時期是離我們最近的歷史，按中國的傳統，現在最應該修的是民國史。市面上，只要是民國的書，都賣得不錯，民國的學人走紅，武夫軍漢吃香，連土匪流氓的故事都透著誘人。跟先前教科書里民國一副黑暗骯髒的面目相反，在很多人眼裡，那是一段陽光燦爛的日子，言論自由，文化繁榮。無疑，民國史是現在的中國人最應該重視的歷史，因為那是中國人最艱難的一段民主政治的實踐，我們從晚清到民國一直在做的考卷，其實並沒有像一直以來很樂觀的教科書史學家所講的那樣，早就得出了答案。我們中國人在100多年前就在說轉型，但是100多后依然還要說，說明在歷史的答卷上，我們雖然不間斷地塗抹了很多文字，卻並沒有答到點兒上。

正因為如此，民國時期不僅文化藝術相當繁榮，而且思想文化和學術也有可觀的成績。高等教育有長足的發展，那時大學學術和人才的繁盛，至今令人懷念。其中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是這種繁榮最好的制度保障（國民黨統治時期，雖然公然取消了人民「赤化」的權利，但在大學里講馬克思主義還是被允許的）。而這種制度保障，絕對來自於當政者對作為看起來似乎是表面文章的民主制的尊重。應該說，一個「虛體」的制度能發揮作用，外面有西方存在的背景，進化論的影響力也不容忽視，只要西方強大的現實擺在那裡，這個影響力就總會存在。

階級理論在中國，顯然不能如此原教旨，因為中國的產業工人，實在太少，而且太沒影響。階級話語，是一種革命的工具，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是用來區分敵我友的基本準則，因此必須有所變通，這種變通，是符合列寧主義革命理論真義的。

首先，中國式的階級話語，強調了中國古已有之的貧富尺度，幾乎所有的階級劃分都是以佔有的資產來判定，越窮越革命，越富越反動，其次，強調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因素，第一號的反動階級，首先是跟西方有系的所謂買辦資產階級，而對其他階級的分析，也刻意強調其對帝國主義的態度。其三，革命的動力在悄然之中得以擴大，無產階級的隊伍擴軍了，不僅有區區200萬產業工人，還包括城市苦力（約300萬）、農業無產階級即僱農（約2000萬）。雖然這些數目都是估出來的，沒有經過調查，但這樣的擴軍，無產階級隊伍肯定擴大了許多。不僅如此，毛澤東還提出了一個「半無產階級」的概念，這些所謂的半無產階級，包括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手工業工人、店員、小販，這六種人加在一起，據說有一億七千read.99csw.com萬之眾。這樣革命的動力，至少在人數上，就顯得格外的強大，佔了當時中國四萬萬人的差不多一半。顯然，如果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論述，這些人的98％以上跟先進生產力都沒有絲毫關係，自然談不上革命性。

在中國流行的作為政治信仰的進化論，主要有兩個內容，一是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一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兩者都體現著一種進化的歷史觀，在人類的生存競爭中，叢林里的廝殺導致歷史階梯性進步，位於後面的註定要比前面的好。康有為模仿公羊三世建構的「新三世」說特別典型，君主專制是為「據亂世」，君主立憲為「昇平世」，民主共和為「太平世」。

自打袁世凱從孫中山手裡接過民國的臨時大總統之後，中國的制度就有了裡外兩種面目，第一種面目是軍人專權的軍國，第二種面目是民主體制的共和國，也可以說，軍國其里，民國其表。北洋時期如此，國民黨統治時期也是如此。國民黨自稱黨國，其實並不確切，國民黨這個黨，在體制中的作用，遠遠不及黃埔係為核心的軍，因此依然是軍國。

把袁世凱稱帝，僅僅看成是個人野心的產物，顯然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在客觀上，這是袁世凱和他的幕僚班子為了重樹權威，重建合法性的一種嘗試。這種嘗試最終能落到地上，明顯受到了輿論的鼓勵。當時的社會對民國的實踐並不看好，不僅遺老遺少呼天搶地，就是一般百姓對民國也沒有親和感，生活沒有改善，治安紊亂，一系列社會改良，從剪辮子到放小腳，引起的騷擾遠比實惠要大得多。「民猶是也，國猶是也」，既是名士的牢騷，也是公認的現實。連中國政府的外國顧問：美國的古德諾和日本的有賀長雄，都表達了共和制度不適於中國的意見。只不過這種輿論導向在帝制熱期遭逢中國特色的有意操控，變成了荒唐的「舉國一致擁戴」。在最後關頭，唯一有不同聲音的《順天時報》居然會被「大太子」袁克定私印了，送到他父親的案頭。看來，原來的政治信仰，又有點要抬頭了。

從此以後，復辟再也沒了市場，曇花一現的張勳復辟只不過是北京政府府院內爭中被成功利用的工具。直到國民黨上台，人們一直忍受著國家的混亂和分裂，一邊抱怨國家貧弱，一邊天真地認為自家已經進步到了民主制度的台階，就不能倒退，儘管這種已經進步了的國家和社會狀態，看起來似乎一點也不好。但是，政治信仰中的糾葛，並沒有消解。當政的武人，有點出息的，則一方面尊重共和體制，一方面強調忠孝仁義；沒出息的，則除了搜刮民脂民膏、養小老婆抽大煙，什麼都不想，什麼也不信。

可是弔詭的是，這樣的階級分析，在革命過程中，的確起到了動員革命的作用。顯然，階級分析只是一種切割社會的工具，只要切得開，而且把革命搞起來，在血與火九*九*藏*書中行動起來的人們，自然就會形成巨大的對立和對抗，至於切得準不準，是否恰如其分，其實並不重要。階級內涵的不準確乃至隨意，乃是中國式的階級分析的一個特色，但決不會因此而減弱階級分析的動員力量。

就這樣，在稱帝前看起來強大無比的袁世凱，稱帝之後經蔡鍔雲南一呼居然土崩瓦解，像雪崩一樣垮了台，連最親信的人都離開了他，不得不吞下「二陳湯」（指原來擁袁後來反袁的地方軍閥陳宧、陳樹藩和湯薌銘），一命嗚呼。

民國的這三個面相中，進化論的信仰居於核心地位。軍閥混戰的政局，最終沒有演成五代十國的武人跋扈、斯文掃地的局面，民主制度居然還能發生作用，關鍵是社會上層有這樣強固的信仰，相當一部分武人其實是近代中國學習西方，實行軍事現代化的產物，他們也有這樣的信仰。階級話語的背景依然是進化論，只要有人能夠成功地說服人們，有一種科學理論告訴我們，先進的人們屬於最窮苦的某一部分底層百姓，只有他們才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方向，那麼階級話語就可以起到改變世界的巨大作用。顯然，在幾千年貧富對立陰影不散，而且知識界具有傳統的反智和民粹傾向的中國，做到這一點，並不難。

袁世凱死後，接茬當家的段祺瑞，其實在最初的一個階段中，對國會相當尊重，也表現出樂意按規矩辦事的姿態來。可是，他樂意守規矩，國會方面卻不守規矩，國會專權成為那個時期最麻煩的事情。這也是為什麼恪守代議制的梁啟超他們的研究系（具有強烈的英美留學生的色彩）樂於跟段祺瑞合作，廢掉民元國會，重起爐灶，設計出第二屆國會（即後來所謂的安福國會）的緣故。段祺瑞發現，如果自己老實地守代議制的規矩，就什麼事都辦不成，不守規矩，引入軍人干政，施展權術手段，就一帆風順。情勢逼著軍閥們不得不倒退著走，先是被迫倒退，然後是主動倒退。在第二屆國會中，段祺瑞和徐樹錚把自己的盟友研究系玩到半殘。

袁世凱合法性重建的努力，不僅是稱帝，還有傳統綱常倫理的修復。在稱帝前祭天祭孔的袁世凱，從傳下來的照片上看，已經古色古香，儼然就是一個皇帝了，以皇帝的模樣祭天祭孔，不僅僅是預備登基，更是昭示傳統政治信仰的重建。像很多統治者一樣，這種重建希望能是中外合璧，古今合一的。可惜，袁世凱高估了人們復舊情緒的能量，低估了進化論的魅力，尤其是這種信仰在社會上層和知識界的影響力。袁世凱重建權威的努力，給人的感覺只是復舊和復古，為新的知識分子所不喜。而背後廢省設道、廢督裁兵的後續政策，不止為外人西南軍閥反感，也為自家佔了地盤的嫡系北洋將領所不喜。袁世凱如果不稱帝，那麼他們的反抗可以視為叛逆，但稱帝之後則可以變成堂皇的反覆辟、反倒退，而反覆辟是合乎進化論「公理」的絕對正當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