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政治的「花業」

從被動地被人品題，到站出來競選，花界中人多少濡染到一些時代的氣息，真的起來撞一下政治的腰。當嚴復的《天演論》風靡天下，讀過點書的人口不離「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時候，在上海讀書的胡家小公子給自己改名「適」，字「適之」，而同時上海的花界也冒出來一個「青樓進化團」，不止名字時髦，而且還能做一點時髦而又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舉行義演，募集資金，為妓|女們辦學校。五四運動的時候，上海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而妓|女也罷了工，而且積極響應學生的號召，抵制日貨，把自家日本的生活、化妝用品拿出去燒掉。

花榜模仿科舉考試，分色藝兩項，給妓|女打分，分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妓|女們用不著動筆，也不需交卷。能進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紅的人，至少有人樂意捧場。這種活動相當古老，據說十七世紀就有，當時怎麼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時的花榜，卻採用投票選舉的形式，由報紙來主辦，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遊戲報》的花榜評選。這位《官場現形記》的作者，筆下生花，罵官罵得暢快，辦報點子也多。《遊戲報》的花榜評選自1897年夏開始，每年評選四次，以當年的首次選舉最受關注，報紙的銷路為之大增。花榜選舉的票當時叫「薦書」，一份薦書算一票，以票多為勝，得票相同則參照輿論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30名，其餘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參賽的妓|女無論一、二、三甲，都在報上列出。第一次選舉，雖然是僅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投票者稀，狀元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過，參与者中至少有一個是外國人：美國人雅脫，他發信抗議，說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顯然，如果此信屬實的話，只表明了西方人對中國美女的感覺跟中國人自己是不一樣的，按「民主原則」，名次是不可更改的。

不過，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選政治領導人，而是選美女。十九世紀末的上海，是個「繁榮娼盛」的年代，從街頭的流鶯，到書寓的校書，鶯鶯燕燕，成千累萬。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個文氣未消的時代，即使是青樓也要講究一點琴棋書畫，詩詞歌賦，於是肉竹發，小報出，花酒來。甲午戰後，文人學士，家仇國恨，無處排遣，有關醇酒婦人的行動格外活躍，於是有人發起為妓|女評花榜活動。

可不管怎麼說，至少在人們心目中，北方的花界總算是在政治上露了回臉，一出手就是大手筆。同read.99csw.com樣的大手筆在袁世凱稱帝的時候，由八大胡同的同仁們又弄了一回。那是帝制鬧得最熱鬧的時候，袁世凱在新華門裡故作姿態，扭捏著不肯出來穿龍袍，於是黨羽們鼓動各地派遣各種名目的「請願團」進京，有商界請願團、婦女請願團、農民請願團、乞丐請願團等等，一起擁到新華門，要求袁大總統再高陞一步。而八大胡同的妓|女們，不失時機地衝出衚衕，組織妓|女請願團，跟大夥一塊起鬨。領頭的一說是小阿鳳，一說是花元春，都是民國史上大大有名的紅倌人。妓|女請願團雖說人數不多，但由於顏色靚麗，身段婀娜，特會招搖，所以引來圍觀者甚眾，如果從造聲勢的角度，的確給洪憲帝制添了若許聲色。

從選花國總統到動員花國愛國，時髦的事情上海人總是做得多。相形之下，北方的花界聲音似乎沒有那麼響，但對政治的參与卻相當的深。庚子國變，八國聯軍打了進來，滿清朝廷作鳥獸散，沒走的王公大臣，不是吞煙就跳了井，奉命議和的李鴻章又遲遲不肯進京。這時候據說實際上是一位石頭衚衕（八大胡同之一）的名妓成了主事的了，她就是曾經做過狀元如夫人的賽金花。賽金花出身蘇州妓家，陪著狀元公洪鈞出過國，會幾句洋涇浜的德語，人們都說她跟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睡過覺，吹枕邊風，吹得北京並北京的老百姓少受了不少禍害。其實，在賽金花故事之前，義和團就曾經捧出過一個船妓出身的林黑兒，說她是黃蓮聖母，指望她可以閉住洋人的槍炮。那時候，林黑兒乘八抬大轎，幾十個團民護衛，招搖過市，任你是科門高第還是朝廷命官，都得對她行禮如儀。林黑兒本人也經常從袖裡拿出一包螺絲釘，說是昨夜夢裡元神出竅，從洋人大炮上拆下來的。事實上，這兩個妓|女的事迹都是人們編的故事。賽金花的故事由南北文人合謀編出，水平比較高，而且不太好驗證，所以至今仍然有人信。而黃蓮聖母的神話當時就露了餡，加上義和團的大師兄二師兄們文化不高，故事編得不圓，所以同是妓|女，林黑兒只好屈尊于賽二爺（北京當時對賽金花的稱呼）之下。其實，林黑兒至少真的在義和團里干過，算是參与過政治的最高形式——戰爭，而賽金花原本什麼都沒有做，只是趁亂做了幾單外國生意。

自清末民初以來，妓|女一直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其特殊就在於，這些妓|女在家為平民女的時候，做夢都見不到的大人物，做了妓|女之後就都見到了；不僅見到了，而且見識到了這些人的滿腹九_九_藏_書「經綸」。

花業不是花卉行業，這是個老詞兒，指娼妓業，過去不僅有花業，還有花捐、花稅。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里，某船妓有言道：做官和我們做妓是一樣的。明顯屬於吳某這個海上文人對政府官員的污衊，我的文章扯花業帶上「政治」，決無類似吳某的「惡攻」之意，所要說的無非是清末民初曾經輝煌過的、而且照章納稅的娼妓業的一點舊事。

關於娼妓業繁盛，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中國人的婚姻是生育型的，家庭的軸線是父子。所以，做妻子的在性生活方面往往不那麼在行，男人要追求性生活的快樂不得不到性|技|巧比較高的娼妓那裡，所以即使妻妾成群，男人還是要嫖。不過，中國歷史上也曾有過性方面很開放的時代，即使是夫妻之間也浪得緊，卻不見娼業因此有所衰敗，所以這種說法道理雖然不能說一點沒有，倒更像是男人尋歡尋樂的借口。在這麼大的中國，一回到歷史那裡，理論總是要觸霉頭。反正不管怎麼說，中國的娼業，或者說花業一直很繁榮就是了，王朝興也罷、亡也罷，反正人家商女都在唱后|庭花，基本上不受干擾。

民初的文人們煞費心思在花界弄名堂，從操練模擬科舉到操練西方民主，其實就是些玩女人別出心裁的花樣，而被玩弄的對象則乘機花熟客的錢為自己的生意做點廣告，雙方兩廂情願。很可能中國文人治國平天下的所謂抱負，本來就是自己騙自己的鳥話，政壇與青樓在人們心目中本是一樣髒的所在，所以逛窯子之餘拿政治開開涮，也算不上是什麼褻瀆。實際上，在那個時候，也沒有聽說過總統和總長們對妓|女分享他們頭銜有過不滿的表示，很可能這些人一旦下了野，也會加入到評選花榜的行列。

上海是晚清中國新鮮事的集散地，各地的中國人，都跑到這裏來見識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輪馬車；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麼事都敢做，玩回力球，做買辦，講一口洋涇浜英語，甚至投票選舉也敢一試。

自打晚清鬧「長毛」之後，上海這個小小的縣城陡然之間就膨脹了起來，一方面是因為洋人看上了這塊風水寶地，一方面是戰亂把江浙一帶的財主連同財產都趕到了這裏。關鍵的是這裏地處揚子江的末端，是長江三角洲的核心，腹地遼闊，幾乎囊括了大半個中國，有著最好的經濟前景。繁榮總免不了「娼盛」，所以上海的花業也就一天天繁盛起來，不僅壓倒了原來的妓業勝地大同、陝州，就連北京和南京也只好自嘆弗如。上海的繁盛是由於有了洋人，洋人的租界是國中之國，雖read.99csw.com然裏面住的大多數是黃臉漢（婆），但管事的工部局卻是白麵皮，清政府的頂戴花翎在裏面什麼都不算。繁榮的上海養娼妓，也養文人。在這麼個華洋雜處的地方，歐風所及，文人們習染多少民主自由不得而知，但逛窯子敢大肆招搖倒是真的，不僅招搖，而且還辦了報紙渲染自家的風流韻事，把中國的報業著實推進了不少。於是，上海租界的妓|女有福了，在被按姿色才藝排成「書寓」、「長三」、「幺二」之外，還定期舉行花界「科舉」，其頻繁程度，多時達到每年四五次。每次都由小報主持，文人們推薦，選舉狀元、榜眼、探花，有幾年還按色、藝分別評選花榜和藝榜——後者走武舉的路子。

進入民國以後，由於科舉早就廢除了，大家對狀元榜眼什麼的也膩了，新鮮的是總統、總理和督軍，所以花榜的頭銜變了，改成花國大總統、副總統、總理、總長……推舉方式也跟著民國一塊兒進步，從原來的文人寫信推薦，改為開大會投票選舉。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僅在政壇，而且在花界也得到了體現。有選舉就有競爭，跟從前妓|女坐在家裡等人評比不同，現在她們要登台競選，表演才藝。有後台、財力充足的妓|女還要散發傳單，甚至在報上打競選廣告；在選舉中，連執政黨和在野黨的名目都出來了，有人真的提議讓野雞（沒有執照的街頭低等妓|女）以在野黨的身份參加競選。花界選舉唯一跟政壇選舉有點區別的是沒有「民族國家」的限制，由於舉辦單位不同，所以你搞花國選舉，我搞香國選舉，反正上海的花界從業人員是越來越多，不愁沒有人參加。政壇上有賄選，花界選舉也一樣。曹錕選民國的總統要買選票，上海的嫖客們選花國的總統也要買選票，只是曹錕每張選票花3000到5000袁大頭，花界選舉時冤大頭們買下幾萬張選票也花不了那麼多。

洪憲帝制雖然很快就在各地的反對聲中銷聲匿跡，一世之雄的袁世凱也翹了辮子，但八大胡同可從此跟民國政壇結下了不解之緣。這回不是名妓跟名士搭伴了，名妓跟高官而且是現任的高官關係更密切。其實，還在袁世凱的時代，政府高官公然逛窯子已經是家常便飯，被後世傳為佳話的蔡鍔與小鳳仙的故事其實不過是在京高官的一項業餘活動。只是袁世凱死了以後，高官們的公事也挪到衚衕里辦去了。馮玉祥回憶說，當年他上京辦公事，卻被拉去吃花酒，人還沒坐定，呼啦啦來了一群妓|女，一屁股坐在總長（中央政府的部長）腿上，就揪鬍子打耳光，總長還哈哈地笑。丘八出身的九*九*藏*書馮玉祥少見多怪，其實民國的政務多半是在衚衕里決定的，政壇風雲，戰場煙雨，都多少跟名妓的石榴裙有那麼點關係。政府官員如此，國會議員更是八大胡同的常客，他們除了在國會開會的時候互相扔墨盒摔椅子打架之外，基本上都泡在衚衕里。民國第二屆國會被人稱為「安福國會」，所謂「安福」實際上是個段祺瑞名下的招待處，專門用來操縱選舉，手段之一就是吃花酒。說起來，畢竟北京是首都，當上海的妓|女還滿足於花國政府官員的虛名時，這裏的姐妹們已經把政府帶國會一起給操縱了。

妓|女們不僅樂意頂著民國所有威嚴的官銜招搖過市，而且還喜歡穿印有國旗（五色旗）圖案的褲子（注意：是下半身，不是上半身）。看來，總統和總長的頭銜和國旗的圖案，對妓|女們招徠客人都有莫大的好處。

人說有名妓而後有名士。不知是名妓培養了名士，還是名士捧紅了名妓。這個問題更像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恐怕任誰也說不清。其實，沒有做官和做了官的讀書人（士）都喜歡跟妓發生點故事，只是名士和名妓之間的故事更有傳播價值，所以留下來的比較多。清朝之前，官妓比較發達。朝廷對這項贏利很大的事業，一直堅持「公有制」原則，從業人員國家管理，收入上繳國庫。清朝廢除官妓制度，不過依然壓不住官紳們的欲|火，結果是民營花業一天天興旺起來。花業民營了，遊冶其間的名士（準確地說應該是文學家和政治家）和准名士們也就更自由了，淺斟低唱並肉帛相見之餘，給小姐們打分品題成了文人墨客的千古雅事，因此有了「花榜」。科舉本是男人的命|根|子，但這個時候卻被拿來為女人打趣，花榜跟金榜一樣，分狀元、榜眼、探花，然後是二甲、三甲，凡是上不了榜的，「輒引以為憾」。其實，這種盛事據說早在清朝初年就有了，但一般是偶一為之，而且都在江南；此時北京由於朝廷明令禁止官員嫖娼，所以大家都改了去逛「相公堂子」（優人），自然也就談不上給妓|女評「花榜」。

不過，近代以來的世界畢竟是西方的世界，體系、規則、座次都得由人家來定，然後把你拖進來摁到某個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遲都得接受人家的規矩，包括名詞概念。中國人的學習能力和識時務的能力都不差，只因為國家太大，資格太老，架子放不下來，耽誤了太多的功夫。好在中國人畢竟聰明，當我們被西方的好學生日本人教訓了一頓之後，終於肯放下架子學習了。

晚清的國門雖然被人打開了，西器、西俗和西學漸次東來，但中國人對於西方現代九-九-藏-書政治意義上的選舉（vote）在很長時間內都不能理解，任憑先進人士怎樣啟蒙，大家就是不開竅。在所有能識字作文的國人眼裡，選舉是考試，不是投票，得選與否，一看自己的發揮，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沒有關係。所以，儘管先進人士一個勁兒地說西方選舉政治的好話，而且搞選舉的西人一個勁兒地打我們，但是國人還是在一個勁兒地操練自家的科舉，甚至當西方人打進來的時候，還幻想人家也跟我們一樣開科取士（曾經傳八國聯軍的統帥瓦德西干過這事）。

花榜高第雖然一不能做官，二沒有獎品，但所得到的好處也是明顯的。發榜之時，報紙在每個人的名字後面都註明了住所，而且開列了些讚詞，據說這些讚詞都來自於薦書，名次越是靠前，讚詞就越長。讚詞的話有長短，可肉麻程度卻差不多，比人則非西施即王嬙，喻物則非花即月，什麼「清若白梅」，什麼「與月爭妍」，連最後兩名也是「身材俏麗」和「琪樹瓊花」（從後來流傳下來當時的照片看，這些當年被吹成羞花閉月的美人大多面容平板、目光獃滯，以今日之眼光觀之，一點都不美）。發榜之後，不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們以後生意興隆、收入驟增，就連寫薦書的秀才們也因其文辭的艷麗，因此多了些在報上露臉的機會，可以多收點潤筆。當然，得到好處最多的是發起活動的報紙，銷路增，廣告來，評一次花榜怎麼也吃上幾個月。事實上，隨著花榜的評選，相關的各行各業都得到了拉動。當時中國的照相業剛剛起步，正是由於花榜後來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終吊起了大家閨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而妓|女的服裝，由於報上的宣傳，而被廣大的良家婦女所效法，因而服裝裁剪業也發達起來。報刊也因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來，由妓|女而女學生而名媛閨秀，日益興旺發達，迎來了中國傳媒業的第一個春天。其他被拉動的產業，估計還會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舉了。

在報紙發起評花榜之前，中國的花業或者說娼業，雖然也是一種「產業」，但卻只在中世紀的層次上運行，不過是人肉作坊。有了花榜，尤其是有了投票選舉的花榜，花業才轉變成了美女經濟。花榜評選的設計者李伯元之流，對民主政治未必了解，但卻無師自通地搞起了投票選舉。顯然，如果不是這種海選性的投票，花榜的評選絕不可能鬧出這麼大的聲勢，當然也就沒有後來綿延二十幾年的花榜選舉，也就沒有了美女經濟。

西方的民主政治落到中國人手裡，最先得濟的是我們的美女和美女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