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事件給萊霍夫很大刺|激，他覺得自己在法國看到的有關中東的報道，有許多宣傳的成分。例如在新聞報道中，報道誤傷常常只是一方的責任。而坐在電視機前的民眾是被動的，基本都不會去想雙方交火打仗，怎麼可能只有一方會誤傷平民。後來他自己深入巴勒斯坦才發現，在那裡只有傾向支持巴勒斯坦的新聞業者，或者至少是宣稱自己傾向巴勒斯坦的記者，採訪時才比較有生命安全的保障。他在那裡發現，媒體的不公正，與那裡聚集了許多有預設立場、有傾向性的新聞記者有關，尤其法國媒體更是如此。這使他開始思考一個問題，新聞業者的職業操守以及大眾對真相的了解，在一個區域問題的解決上，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萊霍夫說，他的影片揭示這些自殺炸彈手大多為十五歲至二十五歲的年輕人。他們生活在一個隔離的狀態中，沒有戀愛和性生活的機會，性|欲旺盛卻對性有強烈負罪感，因而產生焦慮，心理行為異常。這些自殺炸彈手接受的教育中很重要的一條是，他們參与「聖戰」、以自殺方式殺人之後，將進入有七十二個處|女在等待他們的天堂，雖然在這個文化之外的人們，很難想象它的真實性，更難想象對這些青少年來說這成為信仰的一部分，也是他們心理焦慮僅有的解決出路。青少年存在「自我」被肯定的強烈需求，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些年輕人熱切地渴望成為英雄，而這個文化使得他們相信「聖戰」是成為「英雄」的最好選擇。

「出埃及記」是《聖經》中猶太人跟著摩西大遷徙、尋求自由的歷史。萊霍夫的紀錄片以《沉默的出埃及記》為名，提醒人們，這段新的百萬猶太人被迫離開家園的大遷徙，因為他們的「沉默」而被大家忘記了。他採訪了大量猶太人難民，讓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使得這段塵封的當代歷史重見天日。重新講出這段歷史事實，並不只是為了讓大家看到當年一場侵略戰爭中將近百萬的猶太難民受害者，而是對解決今日中東難民問題，引出有價值的思考。

萊霍夫的新紀錄片《自殺殺手》推出之際，黎巴嫩和以色列衝突戰火正酣。2005年7月15日，萊霍夫接受了美國MSNBC電視台的採訪。萊霍夫談到，他的這部新影片並不是政治性的。他在工作中接觸到許多在自殺炸彈襲擊中的倖存者，因此他也不斷聽到不同的受害者對自殺炸彈手的描述，尤其是聽不同的人講到，在引爆的最後一刻炸彈手總是面露微笑。這促使他開始想了解，究竟是什麼個性的人，會犯下如此罪行。

在錄像剛剛公開播放的時候，只有為數不多的人有能力質疑報道的真實性。一些有心人綜合其他電台拍攝的同時發生的戰事錄像，開始懷疑法國二台報道的真實性，萊霍夫就是其中之一。從種種蛛絲馬跡，他們發現整個過程頗為蹊蹺，堅持要求對這名加沙男孩被打死的真相展開調查，終於引出各方介入。錄像片的拍攝者是一個名叫塔拉爾·阿布·拉赫瑪（Talal Abu Rahma）的巴勒斯坦人，他是為法國電視二台工作的自由攝影人。2000年10月30日，塔拉爾·阿布·拉赫瑪在巴勒斯坦人權中心宣誓作證說，他「確認以軍是有意冷血地打死穆罕默德·阿爾-杜拉、打傷其父」。為這段新聞的攝製，他得到一系列的新聞獎、記者獎、電視獎等等，包括來自法國和美國華盛頓市的獎項。

萊霍夫拍攝的中東紀錄片有：

將近百萬中東戰爭造成的猶太難民，就這樣無聲地消失了，消失在猶太人社區里，消失在這個世界能夠接受他們的土地上。他們沒有依靠聯合國難民署生活。相比之下，巴勒斯坦難民從1950年聯合國登記的七十一萬一千人，到2002年因難民營人口自然增長，依靠聯合國救濟款生活已經達到四百萬人。

萊霍夫的紀錄片更多是現實題材。典型的是他的《通向傑寧之路》（Road to Jenin）。該片曾被譯成波蘭語在華沙國際電影節放映。這是萊霍夫對震動世界的巴勒斯坦一方宣稱的「傑寧大屠殺」的實地調查。2002年4月，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的傑寧難民營發動攻擊。在包括英九_九_藏_書國記者在內的報道中，以色列在傑寧進行「大屠殺」，報道中的死亡人數從幾百到幾千人不等。萊霍夫深入現場，對一個個細節進行核實。在他的片中看到，攻擊起因是傑寧難民營成為了恐怖主義者的基地。在以色列爆炸的針對平民的炸彈，將近一半出於傑寧難民營。就在傑寧戰役之前幾天，傑寧恐怖分子的炸彈在一個旅館前爆炸，殺害了二十九名以色列平民。紀錄片記錄了對傑寧恐怖分子基地開始攻擊之後，巴勒斯坦的高級官員對美國CNN電視台宣布，以色列的攻擊中巴勒斯坦一方死亡高達五百人。而在國際工作者決定親赴現場調查時，巴勒斯坦官員馬上改口，把傑寧戰役的死亡人數降到與以色列估計相差不多的五十六人。最後聯合國的調查結果是，傑寧有戰鬥，沒有屠殺。巴勒斯坦一方死亡至少五十二人，其中二十二人為平民，以色列在戰鬥中被打死的士兵是二十三人。

皮埃爾·萊霍夫是個法國人，卻出生在阿爾及利亞。他出生的時候，阿爾及利亞還是法國殖民地。在童年時代，萊霍夫就目睹過發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恐怖活動。1961年萊霍夫九歲，阿爾及利亞即將在第二年獨立，這個國家處於動蕩之中。面對可能發生的巨變，二十五萬生活在那裡的普通法國居民，對生活前景和安全滿懷憂慮，決定離開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移居法國。雖然從國籍概念來說，他們是「回國」，可是，其中大多家庭都是幾代人生活在阿爾及利亞，根已經扎在那裡。所謂的「回法國」，對他們來說其實是移民。萊霍夫隨著父母，被捲入這一波巨大的移民浪潮之中。也許，這樣的童年經歷使得他比較早熟，看問題也會複雜一些，「多一個角度」。

在問到自殺炸彈手家庭所得到的經濟援助時，萊霍夫回答說：在薩達姆·海珊的時代，自殺炸彈手的家庭可以得到兩萬五千美元，阿拉法特給的略少一點，現在基本沒有了。萊霍夫說，即使在有經濟援助的日子里，也千萬不要以為這些家庭是因為錢而犧牲自己的孩子。但是對於那些很顧家的孩子，為家裡掙得這些錢，卻可以是成為炸彈手的原因之一。萊霍夫說，最終他們只是為人利用，淪為發射炸彈的一個炮架，以死亡換來的並不代表是自己的利益，他們自己只是不知道而已。

穆罕默德·阿爾-杜拉之死，是一個震驚世界的真實事件。穆罕默德·阿爾-杜拉是加沙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在中東衝突的一次交戰中被流彈打死。法國電視二台拍攝了整個過程，並且公開放映了幾組鏡頭，馬上被全世界的電視台轉播，是當時最震動的新聞。在密集的槍彈射擊中，男孩躲在父親身後，兩人一起緊貼牆根坐在地上，萬分無助地躲避在牆角邊的一個鐵桶後面，孩子驚恐萬狀地大哭，父親徒勞地試著拉扯他，希望能擋住孩子。鏡頭切換至最後，靜止在孩子身中四彈、倒在重傷的父親懷裡的鏡頭上。中彈的過程沒有播放，記者宣稱，整個過程中更血腥的鏡頭，被他們在剪接編輯時剪去了。在播放中可以聽到「不要開槍」的叫聲。新聞報道說，當時試圖接近的救護車駕駛員也一死一傷。事件中的父親事後接受採訪說：「這是我一生的噩夢……我的兒子嚇得向我求救：『為了上帝的愛，保護我，爸爸！』我將永不能忘記。」

當時在以色列的國土範圍內有許多居民是阿拉伯人。很多學者探討巴勒斯坦難民的形成時認為，難民們有的是因為躲避戰火離開，有一些身在戰區的是在以色列軍隊要求下離開，更有幾十萬人是聽從了阿拉伯國家的號召而離開家園，這些國家向他們保證，只需很短時間以色列就會被消滅，他們可以作為勝利者和征服者回去。而留下來沒有走的阿拉伯人今天是以色列的國民。

公眾輿論的指向不由自主地跟著感情在走：哪一方發ｈｔｔps://ｒｅａd.９９cｓw•coｍ出的子彈，他們就是謀殺無辜平民的兇手、就是罪惡。當拍攝這組鏡頭的法國二台工作小組負責人宣布，這對父子是被以色列一方打死的時候，大家自然把它當作事實接受下來。以色列因此立即受到世界輿論的強烈譴責。尤其在阿拉伯世界，以這個孩子為主題發行郵票、命名街道，這組錄像更是被一再播放，也成為包括本·拉登在內的極端分子對民眾展開教育的活教材。對這一類的指控，以色列軍方一般都會認下「可能性」，因為在戰爭中他們不可能對平民的誤傷一一調查，自己一方總是有一半的可能。在對這一事件調查之前，以色列官方最初的回答就是：誤傷是我方責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悲哀的是，」萊霍夫最後說，「這一切才剛剛開始。」

戰爭和地區武裝衝突，本來是一件非常殘酷的事情。中國古人曰：兵者，兇器也。巴勒斯坦的武裝力量是民間武裝，武裝組織基地就在難民營里，所謂戰場也就是街巷。中東的武裝衝突，雙方都必然誤傷過平民，這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可是電視是具有強有力視覺衝擊性的媒體，即便是一個公正的電視媒體，在描述這一事實時也會無形中帶有某種宣傳和渲染的意味。就這個案例來說，理智地去看：混戰之中，子彈來自任何一方都是可能的，這是戰爭誤傷平民的悲劇場面，悲劇的製造者是中東長期衝突帶來的戰爭本身。可是在現實中，面對一個活生生的兒童被殺戮的過程，人們自然而然會本能地要求知道：這一槍是誰打的，子彈來自哪一方？

電視的特殊傳播功能，使這一段錄像遠遠超越了新聞的意義，那是活生生在人們眼前演出的真實殺戮。由於它的震撼性和媒體本身追求「新聞性效果」的天生特質，這段錄像很自然地被全世界電視台一次次地重複播放。我自己就多次在電視里看到過。

在以色列、黎巴嫩衝突炮火連天之時，一部有關這個地區的新紀錄片正在推出。影片尚未正式上映就已在業內轟動，吸引外界廣泛關注。這部電影的製作人長期關注中東問題，以紀錄片方式向人們介紹這個地區被遮掩在幕後的真實細節。這部名為《自殺殺手》（Suicide Killers）的影片，是他推出的第七部中東紀錄片。他的名字是皮埃爾·萊霍夫（Pierre Rehov），法國人。

這些年輕人以某種方式接受極端主義的宗教，他們常常缺乏人格的完整發展，是狂熱的理想主義者。萊霍夫看到，這樣個性的人在正常的社會中，通常不會是罪犯，不是暴力型的人，甚至會憎惡暴力。只有在他們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理解善惡之後，他們才成為正常社會意義上的罪犯。對他們來說，他們是在遵從神的指引。萊霍夫認為，這種文化氛圍會輕易把他們的宗教信仰推向極端。

萊霍夫在法國的氛圍中長大，對於中東問題並沒有特別的傾向和關注。直到2000年，他在電視里看到法國二台播放的有關穆罕默德·阿爾-杜拉（Muhammad al-Durrah）死亡過程的報道。

萊霍夫紀錄片的意義究竟在哪裡？他告訴善良的人們，他們往往不會意識到，自己的糊塗在被恐怖分子利用，成為平民甚至是阿拉伯平民死亡的原因。道理很簡單，所謂恐怖分子的特徵就是不擇手段，殺害平民是他們實現目標的公開手段。假如平民死亡能夠帶來對他們有利的國際輿論，他們完全不會吝惜以他人的生命來換取這樣的輿論。因此，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基地總是在難民營，他們的武器庫總是在居民區，他們總是要引發武力衝突，甚至製造、偽造慘案，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在最近的中東衝突中，中國在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工兵營營長告訴中國媒體CCTV，真主黨的發射陣地故意放在聯合國營地附近。以色列通常由彈道追尋儀導向，五分鐘之內向火箭來hｔｔps://ｒｅａｄ•９9csｗ•ｃｏm襲方向自動回擊。將導彈發射陣地設在居民區就使得以色列反擊時誤炸平民的幾率大大提高。如果製造血腥新聞能夠對自己有利，恐怖分子會毫不猶豫地去做，他們在給公眾「喂」所謂的「新聞」，以引導輿論走向。不幸的是，他們在這方面常常是成功的。

稍微具有一點歷史知識的人都會看到，當年有多少德國年輕人義無反顧地為希特勒的極端主義而送命，有多少日本青年被訓練成為所謂「神風隊員」，以自殺的方式一個個駕機撞向盟軍的戰艦。六十年過去，今天的德國和日本青少年，對他們的前輩已經無法理解。而那些神風隊員的「理想」、「獻身精神」卻是真實存在的。我們必須清醒看到的是，是一種特殊的文化氛圍和教育，使得青少年滿懷豪情去充當「神風隊員」。

談到對自殺炸彈手和他們的家庭的採訪，萊霍夫說，那是一種很奇特的經歷。這些人看上去很正常，待人和藹，可是關鍵是他們相信這一套東西是「真實的」。在這樣的前提下，從他們的邏輯中推出的結果就是「可以理解」的。萊霍夫聽著一個已經死去的炸彈手的母親對他說：「感謝神，我的兒子死了。」她的兒子成為一個烈士，對她來說「是比他成為一個工程師、一個醫生、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更值得驕傲的事情」。這樣的價值系統使得一些人對「死」的追求勝過求「生」。採訪的時候萊霍夫面對的是這樣的群體：他們唯一的夢想就是完成他們的宿命和目標。死亡對於他們，只是打開了通向另一個人生的大門。通過採訪萊霍夫還發現，在這些自殺炸彈手眼裡不存在什麼無辜受害者，只有應該被毀掉的不純潔的骯髒對象。外部世界和他們的交流是被阻斷了的。

萊霍夫說，他的電影不是「政治正確」的。萊霍夫說的「政治正確」，是西方世界長久以來在自覺推行的一系列言論原則，例如避免在公開場合批評某一個特殊文化或者群體的弱點，尤其是對異文化和弱勢群體。它的出發點是對他人及他文化的尊重，是對弱勢群體的尊重。可是這個趨勢開始之後很快走向極端，也就阻礙了對一些種族問題、性別問題、文化現象等問題的正常研究和討論、批評，因為批評者害怕被別人說成是「歧視」、「政治不正確」、「種族主義」等等。最後，對一些領域的探討成為禁區，也就談不上著手解決。萊霍夫說，他的影片要觸及「現實問題」和當今伊斯蘭文化產生極端主義的一些真實面貌。他認為自己的紀錄片明確地譴責一種極端主義者的仇恨文化。在這種文化中，一些人以神的名義勸導殺人，這種洗腦使得殺人和自殺成為另一些人的唯一生活目標。

《通向傑寧之路》（Road to Jinin），《特洛伊木馬》（The Trojan Horse），《聖地》（Holy Land），《沉默的出埃及記》（Silent Exodus），《被仇恨綁架的人質》（Hostages of Hatred），《畫面之戰》（The War of Images），《自殺殺手》（Suicide Killers）。

但是，後來的調查有越來越多的證據指向，這對父子所處的位置，不可能是死於以軍的槍彈。而且檢查那些沒有播放的影片資料，不僅沒有攝影記者曾經宣稱在編輯中剪去的穆罕默德·阿爾-杜拉被打中時的血腥鏡頭，而且發現在這段片子幾分鐘前的片子里，就有明顯的偽造新聞的證據。例如巴勒斯坦救護車救助的是沒有受傷的人——一些巴勒斯坦孩子在鏡頭前受傷倒地，在拍完后卻又站起來跑掉。經過幾年的調查，基本上能夠確認的是，這個男孩是被巴勒斯坦槍手的子彈打死的。整個調查過程記錄在另一個電影人菲利普·本蘇桑（Philippe Bensoussan）的紀錄片《解密》（Decryptage）之中。

巴勒斯坦難民成為中九_九_藏_書東和談的一個最大難題。巴勒斯坦一方，堅持要以色列接收今天的全部巴勒斯坦難民，聽起來這似乎是一個合理要求，可是事實並非如此簡單。將近六十年過去，巴勒斯坦當年的難民很多已經不在了，他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承襲著難民身份住在難民營里，難民營依靠聯合國救助資金維持，人數已是當年的六倍。六十年來，被極端思維控制的巴勒斯坦教育自成系統，難民營的孩子從小被灌輸仇恨。他們的歷史教科書否認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並有大量猶太人對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殺描繪」。課本把恐怖分子塑造為英雄，而願意和以色列和平相處的阿拉伯領袖，都被描繪為叛徒。在這樣的教育下，難民營長期成為極端分子的基地，一代又一代的難民們是被極端派保留利用的一股「力量」和籌碼。正是他們的極端思維，使得巴勒斯坦難民問題變得不可解決。善良的人們往往忽略一個事實：仇恨是可以通過教育培養產生的。

今天，人人都知道有巴勒斯坦難民問題。萊霍夫的《沉默的出埃及記》讓人們看到了同一場戰爭的另一後果——數量龐大的猶太人難民。中東難民問題的起因是1948年中東戰爭。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國根據聯合國決議建國。第二天，5月15日，阿拉伯最強大的四個國家，在幾乎是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下，入侵以色列，宣稱要消滅這個剛誕生一天、沒有援助和像樣軍隊的新生國家。

中東地區依靠自身來解決衝突的能力十分有限，往往需要依靠國際社會的介入。假如國際社會沒有真實的資訊來源，連事實都不清楚，不理解這場糾葛很深的衝突有其錯綜複雜的根源，又怎麼談得到拿出正確的應對辦法來。國際社會介入解決問題的基礎是公正，如果搞不清事實又何來公正。萊霍夫因此決定親赴巴勒斯坦，用自己的鏡頭記錄和真實報道，以抵禦出於宣傳目的的煽動。

萊霍夫〔法〕於1952年出生在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1961年，九歲的萊霍夫隨父母移居法國。2000年開始，萊霍夫在一些中東問題虛假報道的刺|激下，開始深入以巴衝突地區，拍攝了一系列紀錄片，成為該領域最著名的紀錄片人。萊霍夫至今仍然在繼續他的工作。

那麼，怎樣才能結束恐怖襲擊呢？萊霍夫認為：「人們必須結束所謂『政治正確』的思維方式，不要認為這樣極端文化的產生，是我們自己做錯了什麼事情。極端主義的伊斯蘭只是納粹的一種新形式而已。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沒有人嘗試為希特勒辯護或者尋找借口。我們曾經為了和德國人民和平相處，也不得不先去打敗希特勒。」

可是事實是：世界各地看過這段新聞的民眾，很少有人知道這場糾錯的調查，更少有人去看本蘇桑的紀錄片。「穆罕默德·阿爾-杜拉之死」至今被極端分子利用，作為煽動伊斯蘭國家民眾仇恨的材料。

萊霍夫用自己的紀錄片對中東和平進程中始終無法解決的難民問題，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的機會。

看了這部影片，人們會思考這樣的問題。猶太人難民的人數不比當時的巴勒斯坦難民少。可是，今天人們從來沒有聽說中東和平進程中，有所謂的「猶太人難民問題」需要解決。大家會看到，處理難民問題的方式不同，結果也有很大不同。當時的以色列政府認為，應該使得這些不幸的猶太難民儘快回到正常生活狀態。因此，以色列儘可能分散安置蜂擁而來的難民，他們一開始九*九*藏*書都住在難民營，也就是被以色列人稱為是「Ma'abarot」的「帳篷城市」里。以色列社會幫助他們逐漸融入進去，猶太人難民也就沒有聚集成巴勒斯坦那樣「永久的難民營」。另一方面，猶太難民雖然也是受害者，卻並不認為自己長期維持難民身份、依靠救濟在難民營生活是一個好的選擇。他們忍受了煎熬和痛苦，試著忘記過去，再一次開始一個新移民在他鄉異土上的艱難生存。1958年，以色列境內的最後一個「帳篷城市」撤銷。

非常意外的是，強大的阿拉伯聯軍的突襲並沒有消滅當時弱小的以色列。這些離開家園的大批阿拉伯民眾因此滯留在今天的巴勒斯坦成為難民。巴勒斯坦難民是世人皆知的問題。鮮為人知的是，這場戰爭其實也造成大量猶太人難民。猶太人在阿拉伯地區居住已經有千年以上的歷史，一些猶太人社區延續了已經有兩千五百年之久。居住在那裡的猶太人大部分是著名的塞法丁人（Sephardim）。「Sephardim」這一稱呼來自希伯來語「西班牙」（Sefarad）。他們的祖先生活在西班牙，在阿拉伯人統治時期，猶太人在西班牙南部成為和阿拉伯人相處得最好的族群，以至於在1492年的「光復」中，基督教西班牙人先把所有猶太人驅逐出境。他們離開西班牙進入北非，仍然世世代代習慣居住在阿拉伯國家。他們當時說古西班牙語，現在這種猶太方言叫Ladino。他們的後代就被稱為「塞法丁」。就在1948年阿拉伯世界決定消滅以色列的時候，也引發當地阿拉伯人對猶太人的仇恨，他們開始驅逐已經世世代代在阿拉伯國家生活的塞法丁猶太人（也被稱為阿拉伯猶太人）。不容辯駁的事實是：直到1948年，在摩洛哥、埃及、阿爾及利亞、敘利亞、伊拉克、伊朗、突尼西亞、黎巴嫩、葉門、利比亞等阿拉伯國家，有將近九十萬塞法丁人在那裡生活，今天只剩下不到八千人。這些被驅逐的人流亡至世界上各個國家，其中有六十萬難民湧入以色列。

萊霍夫告訴我們，每一個恐怖襲擊的成功，都會被伊斯蘭極端分子視作接近目標的一個勝利。在世界各地，包括有大量穆斯林移民的歐洲國家，有許多沒有找到滿意的社會認同、處於迷失中的穆斯林青少年，他們都是極端分子洗腦和訓練的目標。英國警方曾破獲了一個企圖炸毀多架民航客機的陰謀，有二十四名未遂的自殺炸彈手被逮捕；同案，在義大利有相關的四十名恐怖分子被逮捕，在巴基斯坦也逮捕了一批同謀者。在全球化的今天，特別脆弱的航空業是最容易被割斷的神經。假如航空業遭到嚴重的連續打擊，癱瘓的絕不僅僅是一兩個國家，而將是整個文明世界。萊霍夫認為，以色列是對這樣的前景最有思想準備的一個國家，而其他國家還缺乏準備。人們一廂情願地懷著良好願望，相信災難永遠是別人家裡的故事。

從2000年開始，萊霍夫深入巴勒斯坦。他冒著生命危險，大部分時間在巴勒斯坦工作，拍攝了一系列有深度的中東問題紀錄片。正如一個觀眾說的，萊霍夫拍的這些紀錄片都具有揭露真相的震撼性效果。例如，萊霍夫的紀錄片《沉默的出埃及記》（Silent Exodus）入選2004年巴黎人權電影節，也在同年的聯合國人權會議上播放。紀錄片重現了被大家忽略的一段歷史事實。

也許有人說，那是因為以色列是一個富裕的國家，在世界各地也有一些富裕的猶太人在幫助他們。事實上，建國時期的以色列人口只有六十五萬，充斥著大量無家可歸的「二戰」難民，並不是一個富裕國家。以色列國土是彈丸之地，百分之七十是沙漠。以色列剛剛接受大批「二戰」難民，緊接著就是戰爭，就開始接受從阿拉伯國家被驅趕的新一波難民潮，總數相當於當時的以色列人口。雖然難民得到來自世界各地猶太人的資助，可是當時歐洲猶太人的絕大部分個人財產，幾乎都在「二戰」中被納粹掠奪，喪失殆盡，外援十分有限。相比之下，龐大的阿拉伯世界卻有很多是富裕的石油國家，分散安置阿拉伯難民的消化能力遠比以色列要強得多。他們沒有做，只是他們不願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