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我到希特勒那裡，完全是一個巧合，」她又覺得這樣平敘事實，似乎有「開脫」自己之嫌，就加了一句，「必須說，這是因為機遇，卻也是因為我的愚蠢。」

特勞德竭力回憶，卻搖著頭。她只有一次，聽到希姆萊提到「集中營」這個詞，卻沒有任何細節和重要的東西。「猶太人這個詞在每天的講話中，實際上從來不用。事實上，希特勒只有幾次在講話中提到『國際猶太主義』，『猶太人』。在我們那裡這個詞實際上是不說的。至少我們在場的時候，從來不提猶太人。」

一開始，特勞德是柏林元首辦公室的一般工作人員。特勞德並沒有在那裡見過希特勒，「我做的事情是打開那些女人給他的求愛信，他自己並不在那裡。其他人也見不到他，他在自己的私人司令部里，離『外部辦公室』很遠」。後來，那裡有一個打字比賽，「辦公室里謠傳，說是希特勒在挑秘書。鮑曼堅持說我應該去試試」。特勞德當時並沒有野心要得到這個工作，那時她對自己的現狀相當滿意，「可我還是去考了」，結果還考得很好。

特勞德出生於1920年，比格拉斯大幾歲，在一個動蕩時代，大幾歲有時就有大半代人的感覺。1942年，她開始擔任希特勒的秘書，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假如說，當年加入黨衛軍的格拉斯還是個少年，那麼二十二歲的特勞德已經是個年輕女子。三年中，她為希特勒作口述打字。在此期間，特勞德嫁給了希特勒的勤務員漢斯（Hans Hanmann Junge）。不久漢斯應徵上前線，十四個月後於法國一次襲擊中身亡。在希特勒的最後一刻，特勞德奉命記下了他的遺囑和最後遺言。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她住在慕尼黑一個只有一間卧室的公寓里。五十多年來，她一直默默地把那段記憶留給自己。八十一歲時的2001年4月至6月，由一名作家牽線，她接受了弗勞·瓊格（Frau Junge）的幾次採訪，成就了這部影片。

我覺得採訪者非常公正的做法，是錄製了一些特勞德在重看採訪之後的說明。假如有一些可能發生誤會的地方，她有一個機會作出說明。在看了自己描述的細節之後，特勞德說：「我現在重看我講述的那些平庸小事，我對他的那些個性、他的整個儀態表現的觀察感受，又覺得是不重要的了。因為那整個事件的結果是那麼可怕。我的意思是說，這些在當時對我是那麼重要，因為我看到的是他作為人的一面。在今天看來，我大概不應該把它描述得那麼仔細。」在電視里，老年的特勞德緊張不安，一隻手搓著自己另一隻手的手背。

國際文壇曾出過一件事：德國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宣布：在他的新自傳《剝洋蔥》（Peeling the Onion）中，他將講述自己十七歲時參迦納粹黨衛軍的經歷。這是他第一次向公眾承認這段歷史。這一消息在德國，也在各國知識界引出很大爭議。格拉斯是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他的《鐵皮鼓》幾乎成為一代人的必讀之書。他是眾望所歸的公共知識分子，凡德國的公共議題，格拉斯如何表態總是受到重視，甚至有人說他象徵著「德國良心」。他曾被波蘭授予波蘭但澤市「榮譽市民」稱號，也許這比他獲得其他所有榮譽都更說明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七十八歲的格拉斯六十年後披露自己的黨衛軍經歷，才會有如此爆炸性效果。

此後，在她小小的住所里，孤獨中，她無數次反覆回顧自己走過的這條路，她想知道，自己到底是怎麼走上去、錯在哪一步。她想找出來：為什麼自己當初沒有「意識」到「錯」。老人的目光一遍遍落在逝去的歲月里。最後她同意接受採訪，她本來可以不面對公眾的。

最糟糕的事情大概是：歷史真相被完全掩蓋和埋葬，新一代完全不知道前輩的歷史教訓，而納粹和希特勒，卻依然受到頂禮膜拜。

特勞德能接觸到生活細節，希特勒也就表現出不僅是「元首」，更是一個人的那一面。例如，也許是因為腸胃不好，希特勒是一個素食者。希特勒也告訴她自己的許多個人習慣和私事。比如他不願意被人碰到；他在口袋裡放好多鑰匙很重，伊娃總是提醒他要挺直身子；他會告訴特勞德，在戰前他在正式場合穿褐色SA制服，戴領帶，可是在戰爭開始之後，他只穿灰色軍服，他認為這是原則問題。在特勞德眼中，希特勒還是個愛乾淨、很注重修飾的人，每次被狗舔了手，他都會洗手。

說到這裏，老人突然不安地捋了一下自己的頭髮，說：「我一定是瘋了，我對他說：『首相，你不必為這件事情擔憂，我身邊至少二十二年沒有男人出現了。』他只是大笑起來。那時我真不相信自己說了這樣的瘋話：『我身邊至少二十二年沒有男人出現了！』所以，我必須懺悔的，在這一刻，我沒有能說：『不。』可我並不是沒有機會說『不，我不願意留在這裏』。誠實地說，我必須承認自己喜歡這個工作。」

第二天，4月22日，希特勒召集會議：門突然打開，希特勒走進來。他先到幾個還留在那裡的女人面前，對她們說：「全完了，你們必須馬上離開柏林。」「他完全是一張石頭臉，已經是戴著死亡面具的臉。」「我們全傻在那裡。伊娃走上去，雙手握住他的手說，我的元首，你必須知道，我永遠不會離開你。然後，第一次，我們看到他親吻了伊娃的嘴唇。」「我們兩個也說，我也留下。」「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樣說，可能只是也想不出有什麼地方可去。我從某種意義上感到焦慮，我害怕離開這個安全的環境，也可能並不ｈttps://rｅａd.９９ｃsw•ｃｏm真正意識到有多麼嚴重。」然後希特勒說：「我會開槍自殺。」又加了一句：「我希望我的將軍們也會有同樣勇氣。」說完希特勒走出去，特勞德回憶說：「所有的人都站在那裡，臉色有紅有白，像死人一樣。」由於過度緊張，「後來我去做了什麼自己都忘了。」

粗暴的外公不提供一個父親的替代位置。外公是個純粹的軍人，不關心政治，特勞德一直覺得，對她來說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為她也就沒有機會學會辨別政治上的對錯。「不幸的是，我的家庭對政治完全不感興趣。（外公）他不關心政治，從不談這些話題。我們按照一些原則被帶大：服從，犧牲，壓抑自己。這都被看作是美德。」「我自己很適應。既然媽媽過得那麼難，我總是並不思考就服從，也總是願意犧牲自己。」特勞德沒能上高中，「對我媽媽來說，學費太高」。在第一次大考後，特勞德就離開了學校。「然後他們對我說，『你最好去讀商校，找個辦公室工作，這是最快可以養活自己的辦法』，那就是我的命運，而我看不到任何其他機會。還令我感到難堪的是，我是老大，卻還待在家裡，我妹妹卻已經出去闖世界了。」

寫完這個故事的時候，我知道其實這裏仍然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一個最大的困惑就是，我們如何對待這些個人和整個歷史事件的關係。這個大的困惑，其實會以非常直接的、個人化的方式具體表達出來。

採訪者小心地問道：「是不是有一個時候，有人對你特別談到有關猶太人的事情？」

她自己反覆回憶、審視和詢問當時的那個女孩：你是怎麼回事？確實事情的發生有很自然的理由。甚至可以想象，特勞德接到消息興奮莫名。對這樣一個女孩，難道有什麼不應該嗎？

特勞德親身經歷了1944年7月20日暗殺希特勒的歷史事件，德國一些高級軍官試圖炸死希特勒。那天在自己住處，特勞德突然聽到一聲巨響。特勞德回憶說，那裡平常一直有各種響聲：鹿踩了地雷、空襲或者是試驗新武器，可是從沒有這樣響的爆炸聲。後來知道是司令部建築發生了爆炸。她和同事們當時有許多瘋狂念頭，「不知道元首怎麼樣了，他要是不在了怎麼辦，誰來領導我們」，「我們會發生什麼事情」。最後她們被告知，希特勒沒事，他正在自己的住處，「假如願意，我們可以去看他」。進去的時候，他的樣子看上去非常可笑，「頭髮全部都豎起來」，「他爆發出大笑：『我活下來了！這說明我是命運註定被挑選來完成使命的！』」希特勒對她們說，他們不知道，假如我不在了，猶太人要瘋狂報復。他們不知道，假如我不在了，敵人將怎樣摧毀德國和我們的文化。這個「他們」，當然是指試圖暗殺他的人。

紐倫堡審判揭露了對六百萬猶太人的屠殺，以及「那些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失去他們的生命」。但是，一開始特勞德沒有看到這和她的過去有什麼聯繫，「我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覺得自己並沒有『個人罪行』」，因為她在為希特勒做秘書的時候，並不知道集中營的屠殺。

事情當然有自然的一面。這個工作對特勞德來說，「就像出現了滿足我跳舞熱情的機會」。特勞德覺得，這也是自己對老闆抗爭的一個成功，「他總是不讓我離開」。當然，還不僅如此，這還是枯燥生活中出現的一個大轉機，她總是想離開媽媽和外公，再神神氣氣地以另一種樣子回來。「作為一個女孩，我當時沒有任何確切的想法和計劃，沒有想過人生要怎麼過，要做什麼。」

「我的意思是，今天，毫無疑問，我必須說：他（希特勒）絕對是一個罪犯。他是一個罪犯——那正是我當時沒有認識到的。在某種意義上，後來我開始懷疑，是不是我當時是『應該』看出來的。可是然後我又想，希特勒上台的時候我才十三歲，我又是個在許多方面很晚熟的孩子，再說不管我怎麼樣，不是還有千百萬的人，他們都沒有看出來嘛。我的意思是，除了我之外，當時也不是每個人都能認識到他是個罪犯。我試著把這些念頭從心頭移開。」

在五十多年後，她願意接受採訪，是她內心還承負著壓力：「我活得越久，年紀越大，越感受到自己負罪感的重負。」五十年後，我們回看德國納粹時期，當然為整個國家的瘋狂感到震驚和不可思議，可是，對生活在當時的每一個人來說，自己在裏面如此走過，原因又是非常複雜的。對於任何一個從荒唐歲月經過並走出來的人，只要他是誠實的，人們應該能夠理解這種複雜性。

「德國組織得如此之好，」老人停頓著，似乎在回憶和思索，畫面外，傳來記者的遙遠的問題：「人的意識也是這樣嗎？」老人沒有馬上回答，拿起一支煙，舉到半空，卻又茫然地放下。她垂下眼睛，不看鏡頭，開始回答：「那是被希特勒極大傷害了的一個領域，他確實試圖操縱德國人的思想。他使得他們相信，他們有一個事業要去完成，他們必須滅絕猶太人，因為猶太人是我們一切問題的根源。這是希特勒自己很早就在推動的個人理想，人們必須為此作出犧牲。」

特勞德所在的那兩年多，是納粹和希特勒的最後時刻。這個時間跨度，足夠使得特勞德成為這個「大家庭」的一員，兇險的前景和面臨毀滅，又把這個年輕女子和她並不完全明白的東西，死死捆綁在一起。

其實可以理解這個女孩當時的狀況。這個影片的名字起得很貼切——《盲點》。一方面，特勞德沒有被公開的經歷，或許可以說是一個歷史盲點；而特勞德當時的狀況也是一個盲點；當時在德國，有成千上萬的人處於有思維缺陷的狀態，他們的視野、思想都存在盲點。

所謂「領袖接見」，在一個刻意造神的國家，是一件大事。「領袖」總是很重視「接見民眾」的戲劇性效果，這種經驗對被特定教育愚化的民眾來說，是精神的一種撼動和震懾。對於特勞德來說，卻另有一層特別的意義。「在此之前，我只在新聞里、公開場合上見到過他，他身著軍裝行納粹舉手禮的樣子。可是現在，突然來的是一個老年紳士，低聲說話，對我們友好微笑https://read.99csw.com，和我們握手，用他出名的眼神直直地看著我們，詢問名字，用一種和藹得像父親一樣的口氣和我們說幾句話，然後離開。走的時候，他就說了聲『晚安』。被希特勒接見的經歷，完全和我以前的想象不同，那是無害的、和平的氣氛。」對從小缺少父愛的特勞德，那是內心的顫動，「我第一次見到他，他也許只是一種姿態，對我而言，或許感到是一種保護，那是我長久以來在渴望的東西。我從來沒有這樣放任自己傾斜」。也許，那個年輕女孩對領袖的感情，可以稱之為對偉人和慈父相交的「熱愛」。

特勞德還記得，希特勒的狗布朗迪（Blondie）對他非常重要，布朗迪每天傍晚有整套的「娛樂」。他告訴特勞德，布朗迪在周圍的狗們中間是特別出色、是難以置信的聰明懂事。布朗迪是專業馴狗師訓練過的，看上去非常漂亮。布朗迪還會各種花樣。它會按照口令唱歌，特勞德當然也是喜歡布朗迪的，她回憶說，「那不是叫，是歌唱。假如希特勒對它說，『唱好聽點，布朗迪，像扎瑞·朗德爾（Zarah Leander）那樣唱，』它就會唱出不同調子來，唱出八個音階來。」

就在看著特勞德講述這段最後回憶的時候，我終於意識到，對特勞德來說，她從一開始就註定成為一個悲劇。她一生中最好的一段青春，是和這樣一個「邪惡中心」聯繫在一起，這個中心不是抽象的，那裡有一個一個的人。從十三歲開始，她就全身心接受了唯一的思維方式、宏大的理想、個人的犧牲、投身悲壯事業的信仰、熱愛和信賴自己的領袖。在如此氛圍中，她和周圍的人建立起親密的同志、朋友關係，也和他們同呼吸共命運。走出這段歷史之後，回憶到那幾年時光，只要涉及細節，她本能的自然反應，必定是當年的感情，比如當時和一個個同事的感情，共處的情景。當這一切崩裂的時候，她是崩裂的一部分。對她來說，一旦回憶，就自然會跳出許多令她動感情的細節來：戈培爾最後帶一家人躲避到那裡，央求特勞德安排孩子的住宿。她幾次在採訪中提到這六個孩子，「他們不知道自己身處險境」。而最後，「那個最大的十歲孩子，眼睛里有我看到過的最憂鬱的眼神，我相信她是感覺到了什麼的」。說到這裏，特勞德非常難過。雖然這部片子沒有交代，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歷史情節，戈培爾夫婦自殺前，先毒死了自己的六個孩子。其實，即便是提到布朗迪——希特勒的那隻狗被毒死的情節，特勞德都會很自然流露出痛心。

讀到「格拉斯爭論」，我之所以會想到這個叫做《盲點》的影片，是因為它非常細緻地表現了一個當時被愚昧蒙蔽、深深捲入漩渦的德國年輕女孩，如何在此後以她整整一生來掙扎反省的複雜歷程。

1941年12月初，考得最好的十個女孩接到命令，被送往希特勒在東普魯士的司令部。她們在元首專列的車廂里等待接見，結果整整等了幾天。一個晚上，她們被領著穿過黑森林去元首司令部。「一棟很令人不快的房子，在勤務人員的區域里有軟木的椅子，我們排成一排，然後見到了希特勒。」

就這樣，特勞德成為希特勒的秘書，「在我開始為希特勒工作時，我突然也得到一種安全感」。「一個圈子，一個和外部如此隔絕的圈子。」她又說，「後來，在我成熟一些之後，我想，我對他是一種對父親形象的非常嚮往的態度，可是當你的父親令你失望，這又很容易轉變為一種『恨』的感情。」

老人說德語，影片下面是英語字幕，對我來說，看這部紀錄片，應該說是如看書般看了一遍文字。可是，由於德語和英語有許多單詞的結構發音近似，因此能夠在看字幕的同時，感受到老人隨著講述，不由自主的表情和語調語氣。最後我發現，實際感受並不是原來想象的「看文字」，還是有「看採訪」的感覺。

在說到林格進來這個轉機時，我注意到，特勞德先是很自然地說「感謝上帝」，可是馬上說「也許應該說，很不幸地」，這種負罪感的印記和流露，始終貫穿在採訪過程中。順利通過測試，「他（希特勒）挺高興，我也挺高興。我確實覺得興奮。我不知道這是怎麼發生的，突然，我在這裏，那個小小的特勞德·漢普斯，坐在元首對面，是元首本人。不管你對他怎麼看，在那個時代，他是一個偉大人物。我處於如此不同尋常的位置上，如此難以置信，像是一個歷險記。」

以特勞德的生活經歷，這樣的感受是自然的。這種感受在天崩地裂的巨變中被強化，卻又和此後理性告訴她的一切正面衝突。那是永遠不可解決的矛盾：在她知道真相之後，理性似乎在告訴她，她應該為這崩潰的一刻而高興，因為世界因此得救，戰爭因此結束，千千萬萬的人因此活下來。可是只要她在回憶這一刻時，眼前湧現出的是那些細節，她本能的感受仍然是面臨滅亡的絕望。這種衝突、分崩離析的感受，幾乎撕裂了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

特勞德今天當然知道，這是一個多麼重大的轉折。

形勢急轉直下。4月21日，伊娃組織了那裡的最後一次晚會，還是放著唱片跳舞，音樂很動聽。可是特勞德已經預感到失敗在逼近，「那兩天我覺得氣氛很悲哀」，她提前離開，去睡了。

假如沒有「大災難」這個真實的實體先放在人類面前，假如「六百萬猶太人死難」的浩劫事實細節缺席，假如沒有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體死亡，我們僅僅依據當時罪惡參与者的回憶和懺悔來塑造、還原歷史，那就不可能是真實的歷史，甚至是對死難者的羞辱，是對歷史真相的漠視。因為，無數特勞德這樣的個人，在希特勒的思維毒化之下，一度曾經變做納粹機器的零件，許許多多人一度變做禽獸。因為這樣，大屠殺才可能發生。就如特勞德，她曾經是天真的孩子，此後是一個受尊敬的婦女，有一個階段她卻是納粹機器的一個零件。她無法準確描繪這個階段，因為她不是受害者，也沒有受害者刻骨銘心的感受。

決定的時刻來到了。希特勒「又叫我去。原來的兩個秘書一左一右站在他身邊，他說：『漢普斯小姐，我現在必須問你了，你是不是願意留在我這裏。我這裏總是有這樣的問題，我那些年輕女孩的秘書，總是有人要娶她們，就突然把她們帶走了。也許應該讓她們戴上難看的面具，像黑人面具什麼的。』」

能養活自己之後，特勞德也試圖掙脫命運，「我一直想讀舞蹈學校。194ｒｅaｄ.９9csw•ｃoｍ1年，進舞蹈學校要入學考試，我考得很好，我覺得可以永遠逃避辦公室了。可我工作的出版公司卻不准我離開，在1941年，只有在僱主同意后，你才可能離開工作。我是那麼失望，因此全心央求我妹妹幫我忙，她當時已經在柏林以跳舞謀生」。就在特勞德絕望時，她妹妹出了個主意，「讓我問問阿爾伯特·鮑曼（Albert Bormann），看他能不能把你調到柏林去工作。」阿爾伯特是妹妹最要好朋友的姐夫，很有權勢。特勞德說：「好啊，當然，我一點不知道這會是什麼結果。」

敘述這最後一個星期希特勒大本營的毀滅過程，特勞德就像是在敘述一件昨天發生的事情。她是緊張的、激動的、全神貫注的。可以想象，對二十五歲的特勞德來說，壓力遠遠超過了她能夠承受的限度。在希特勒宣布「一切都完了」之後，每個人口袋裡都開始揣著毒藥。她們懷著求生本能，勸說希特勒是不是可以不自殺，似乎他的生命選擇和她們的命運前景必然將是一回事。偶爾幾個女人到戶外去透一口氣，寧靜的大自然使得她們感覺有生的希望，而回到辦公室卻又是令人窒息的死亡氣息。也許最能反映她們的狀況是這樣的場景，特勞德回憶說：她們一邊吃飯，一邊討論的話題卻是「以怎樣的方法自殺可以少一些痛苦」。

希特勒離開后，「我們好奇地問，『他挑中了誰？』」鮑曼說，「沒那麼快的，你們還要經過口述記錄的測試」。測試的時候，鮑曼安排了一個女孩陪特勞德進去。「希特勒已有過一次混亂的經驗，一個女孩去為他的口述打字，可實在太緊張，原來有點歇斯底里的病發作了。希特勒怕這樣的事情重演。」測試過程更加深了特勞德對希特勒的好感。「我進了房間，發現那裡很冷，希特勒不喜歡熱的房間。他對我還是很和藹，他說，『我的孩子，不要緊張，你不會像我那樣老是犯很多錯誤的。在這兒坐吧，我要不要為你開暖氣？』他指的是電暖器。我們有一種特殊打字機，叫做默聲打字機，打起來聲音很小。他開始口述，我開始打字，發現自己的手指是那麼顫抖，根本就瞄不準鍵盤上的字母，我看了一眼紙，那上面亂七八糟不成詞句。」也許，本來特勞德也會像那個歇斯底里的女孩一樣被淘汰。可是「他的女勤務員林格進來，對希特勒說：『我的元首，里賓特洛甫來電話。』他像一般的老闆一樣，拿起電話開始說。這段時間給了我機會，我把句子重新寫成正確的德語。然後他又開始口述，我打下來，很順利。實際上是很容易。最後，我把記錄紙交給他就出去了。」

可是我也常常想到，假如是一個全家都死在集中營、自己歷盡悲苦而九死一生倖存下來的猶太人，他在聽到看到這個希特勒前秘書講述的時候，又會是什麼感受？我想，他興許本能地有要嘔吐的生理反應，他可能根本沒有勇氣看到底。有一些學者批評這種反應是「不能跳出自己經歷的局限」。可是這樣的反應難道不是和特勞德在回憶希特勒大本營崩潰時刻的反應一樣自然，而且更具有意義嗎？

寫到這裏，我突然想起亘古不變的話題，人是「性本善」還是「性本惡」？爭論雙方永遠能找到足夠證明「善」或「惡」的證據，來支撐自己的論點。可是，聽到特勞德的這段講述，看到她困惑的眼神，我突然相信人是「性本善」的。不論有多少「惡」發生，最終絕大多數正常的人，會希望相信自己是一個「好人」、是「善」的。哪怕他們在為自己的「錯」或「惡」尋找借口和理由，試圖證明那是「情有可原」的。最終，這就是「善」在起作用，因為它的基礎一定是：首先有「人」的基本判斷，發生的事情不是「善」而是「惡」；其次，自己在為發生的事情深感不安，這就有「善」在「作祟」，希望有客觀條件證明，自己做過的事情是有「原因」的，而不是自己「生而是個壞人」。這種本能的反應，是一種自我心理保護。這是絕大多數人做錯事情之後，自然會走的第一步。一些人停留在這一步，也有人在繼續走下去，特勞德就是其中的一個。

在另一次採訪中，特勞德回憶起和猶太人話題有關的一件事情：「實際上，唯一一次我能記得的，這個話題被提到，是在伯格霍夫別墅（Berghof）的一個晚上，弗勞·馮·席臘赫（Frau von Schirach）來做客的時候。我不在場，是後來聽說，我當時走出房間了。她和希特勒關係一直很好，聊天時她突然提到這個話題，她對希特勒說，在阿姆斯特丹他們很可怕地對待猶太人。猶太人被裝上火車送走，這種做法是不人道的。希特勒一定覺得很生氣，對她說：『你不要去管自己並不明白的事情，這是令人討厭的過分脆弱。』他真的發怒了，說完就走出房間，再也沒有回來。從此，席臘赫也沒有再被請到伯格霍夫別墅來做過客。當時我不在場，我想是我丈夫後來告訴我的，他當時在那裡。」特勞德說：「聽說之後，這成了我有時會去想的一件事情。可是你不可能和希特勒討論敏感的或者說『困難』的話題。這是他的另一面。」今天回想起來，特勞德發現「希特勒從不以人的標準來想問題，人性對他從來不是重要的。永遠是那種強大國家，大德意志帝國的抽象概念：權力、強國。可是對他來說，個人從來是無足輕重的。雖然希特勒常常講人民的幸福，他也在第三帝國開始建立不同的福利和重建的組織。可是『個人幸福』對他來說是最微不足道的東西」。

近年來，格拉斯有一些重大「表態」。1998年2月，他帶領一批知識分子表態，呼籲放棄修建「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理由是「難以表達德國反省歷史罪行的立場，難以傳達納粹罪行的深重，難以表達對犧牲者的悼念」。這些現在都和他的「歷史問題」挂鉤。一些人認為他欺騙公眾，早就該向公眾坦白懺悔。又因新書《剝洋蔥》此時將要出版，更有人攻擊他在作新書廣告。

當年的那個年輕女孩，當然不是有意走錯路：「當我還是個孩子，希特勒確實在一開始就在某種意義上強烈地深入了你的內心。」特勞德https://read.99csw.com的童年在一個特殊環境中度過。她生長在單親家庭，「母親獨自帶大我們」。離異之後，母親帶著孩子住在娘家，外公是個將軍，在家裡卻是個「真正暴君」。「母親為外公管家」，她沒有錢，「而外公總是在對我們說，是他養活了我們，我們總是感受到精神和道德上的壓力」。她回憶說：「我從沒有在一個完整家庭里的感覺和安全感。當然，媽媽為我們做了一切。」可是，特勞德仍然清晰地記得童年的心理感受：「我自己喜歡和這樣一些孩子在一起，他們會說：『我父親怎麼說』或者是『我父親認為』。我總是想，有個父親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在那次談話中，她說：「我想，我開始寬恕自己了。」

2002年2月10日，電影《盲點》在柏林電影節首演的那一天，特勞德在慕尼黑醫院因癌症去世。在去世前不久，她和《盲點》的採訪人海勒（Andre Heller）和史密德勒（Othmer Schmiderer）在電話中有了一次談話。

特勞德說，當時「我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他（希特勒）是意識到自己在追求一個罪惡目標的。對他來說，那是一些理想，那是一些偉大的目標。人的生命對他來說不值一提，可是對我來說，這是在後來才明顯起來的」。「處在內部小圈子裡，在他私人的範圍里，我是被屏蔽在一個妄自尊大的計劃和野蠻的衡量標準中。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以至於我在後來知道外面究竟發生了什麼的時候，感到如此震驚。我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我認為自己應該是處在信息的源頭，可其實我恰是站在一個盲點上。就像是大爆炸中的一個小『靜區』。」那是一個颱風眼。希特勒只是在給周圍的人描畫「一個宏大圖景」，而特勞德這樣的年輕女孩，很自然地「讓自己相信了這個宏大的謊言」。

希特勒對「假如沒有希特勒的德國」作出種種恐怖的前景預言，在當時的特勞德心中都是真實的。這都使得特勞德把希特勒必須勝利，看作是自己和德國的唯一出路。可是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一事件本身：高層分裂，將軍們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反對希特勒，加上戰事失利，不可能不對這個小圈子帶來衝擊。特勞德也開始成熟：「在我內心深處，我開始懷疑，那一切都真的是對的嗎？對這個狀況提出疑問，其實就要啟動一個探討，這需要更大的勇氣。在這個例子中，假如你尊敬一個人，賦予他很高的價值，你其實就並不真想去毀掉那個人的形象，假如你明明知道正面形象後面跟著是災難，你也並不真的想看到真相。」

可是，假如因此我們就不能尊重老年特勞德經歷的心路歷程，我們也就還沒有走出納粹的思維方式。

我想，懺悔和反省本來就是很私人化的事情，哪怕最後特勞德沒有接受採訪，她能夠走過這樣一條路，通過窄門，她一定已經得到上帝的原諒了。

那是1942年。

特勞德無數次地反省自己跨出的這一步，也很自責：她曾為希特勒工作，「也因為我確實喜歡過他。可他又是如此可怕災難的根源。」她不斷盤問自己，「你看，在集中營究竟發生了些什麼，那些細節後來被揭露出來。」當時她並不知道，一般德國人當時都不知道集中營的細節。後來「我讀了克勒佩雷爾（Viktor Klemperer）的書，當然那是在很久之後，但它確實給我很強烈的衝擊，所有這些問題，至少對猶太人來說，在1933、1934年的最初階段，就已經開始發生了。我覺得自己曾是那麼沒有感覺和自私遲鈍。我沒有去注意去關心。這樣的感覺越來越沉重地壓迫我。我似乎應該對那個還是孩子的我感到憤怒，那個年輕女孩。或者說，我不能原諒那個在當時沒有認識到惡魔帶來災難的少女。事實是，我沒有看到自己逐漸捲入的是什麼，對於一切，我只是說『是』而一點沒有思考。」

特勞德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

這些揭露出來的真相，給特勞德以衝擊，可是她首先提到的是戰後現實本身對她的觸動。「給我強烈印象的是，戰後世界並沒有如希特勒描繪和預言的那樣。突然，這裡有了自由精神，特別是美國人。」特勞德是美軍佔領一年後才回到家，她驚訝地看到他們「表現出非常好的民主，是一些非常助人為樂的人。救援包裹開始到達。我覺得一切好像都不是真的」。

看到圍繞格拉斯的這一切，讓我想起特勞德·瓊格·漢普斯（Traudl Junge Humps），想起自己看過的一部採訪她的紀錄片，也想起在看這部片子時心頭的諸多感觸。

她說：「年輕不是借口。」

例如，在看這部紀錄片的時候，畫面上出現的是一個白髮蒼蒼、梳妝整齊的老人。採訪的地點是在特勞德家裡，書架、現代雕塑、印象派油畫，色調素雅。柔和的橘紅毛衣在這裏跳出來，漂亮卻並不刺目，整個畫面非常協調，非常有品位。她很自然地講述到她和希特勒在一起的細節和最後崩潰的恐懼。我們可以理解這些，理解今天的這個老人和過去的一切之間的邏輯關係。

「事實上，我從沒有聽到他說過『愛』這個詞。這就是在我身邊發生的事情。」

影片告訴我們：「戰後，特勞德在Quite雜誌擔任秘書，她在導演帕布斯特（G. W. Papst）描寫希特勒最後日子的電影《最後一幕》（Der Letzte Akt）里擔任過顧問，當過文學雜誌社的僱員，當過科學記者。由於抑鬱症，她提早退休，此後她用自己大量的時間為盲人讀書。」

影片是剪輯過的，主體是對一段段歷史，或是對一個個話題相對完整的敘述，在這些話題後面，有再次採訪的說明和補充。整部影片內容就是採訪，沒有加入任何歷史場景等等的花絮。記得以前大家聊起紀錄片read.99csw.com製作，都認為整個片子都是採訪過程可能會使觀眾厭倦，因此歷史場景資料很少的話，「做片子」本身會很困難。可是在看這部片子時，我開始懷疑這樣的看法，它確實一點也不令人感覺枯燥乏味。雖然只是特勞德一個人在講述，可是你感覺到整個片子是一個有機整體，有起伏和節奏，有低潮和高潮。有時候，插入了講述者觀看前面採訪的畫面，一種特殊的距離感突然就出來了。開端和結束都是平淡的，卻動人心魄。

影片告訴我們，特勞德在最後關頭決定離開那裡。她在回家鄉途中被俄國人逮捕，1945年6月9日至12月被俄國人關押。在被俄國人審訊中，她得到一個美國譯員幫助逃到西德，又在被美國人關押審查三個星期後被釋放，回到巴伐利亞的家鄉。1947年，她被「去納粹化」，也被赦免處罰，雖然她實際上從未加入納粹黨。

特勞德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戰後很長時期里，德國似乎「沒人對過去感興趣，公共場合不討論，也沒有出書。在政治層面也沒有，即便紐倫堡審判也沒有啟動這個過程」。到了六十年代，「突然那麼多聲音出來，我聽到關於黨衛軍的狀況，看到《安妮日記》」。那些倖存者，他們堅持著說真相。

那是個人經歷的故事，也是一部個人見證的歷史。一開始的話題，是交代這一切發生的背景原因。老人在開口之前顯得很困難，欲言又止。也許那難以開口的時間並不長，可是那種竭力掙脫捆綁的感覺使得時間「變長」。突然，像是終於下了決心。「這一切，」她開口說，「只可能發生在專制制度建立得如此完善的時候，它掌控編織整個社會的每一根纖維。」

那確實是一個「問題」：一個又一個的個人卷進一個巨大的人類災難之中，一場大的災難是由一個又一個的個人行為組成。

她生怕自己這樣說，還是在為自己辯解，於是進一步自責說：「我這麼說，並不意味著要說：我那時就不是一個熱情的納粹。當我去柏林的時候，我也許可以說：『不，我不要這份工作。我不願意被送到元首司令部去。』可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只是很好奇。我想我當時並不能真正想到，宿命將把我驅趕和留在怎樣的位置上，而這個位置根本不是我去追求的東西。儘管如此，我還是對自己的一切無法原諒。」

特勞德說自己「喜歡這個森林里的司令部工作，它不像是我以前經歷的辦公室，工作時間必須整天坐著不動。後來，希特勒不再要人在外面辦公室為他安排約見、接電話和煮咖啡。秘書們不再集中在一個辦公室里。她們有自己的公寓，自己的房間，只是在需要筆錄的時候才被叫去。主要是打錄演講稿、私信和一些個人的東西。他從來不需要打錄政治、軍事的文件」。

最後，希特勒在自殺前，要求特勞德為他做了最後一次口述記錄。當希特勒說，他要對這場戰爭說出一切時，特勞德激動地想，我終於可以知道真相了！終於可以知道究竟發生些什麼了！可是她聽到的，居然還是那些空泛的陳詞濫調。也許，這一次失望使得希特勒終於在這個女孩面前光環褪盡。緊接著，希特勒和伊娃自殺。他們死後，特勞德沒有去看。她「靜靜地坐著，突然發現自己恨透了這個人。如此不負責任，就這樣扔下大家撒手了事」。前前後後，就是一連串這樣目不暇接的大變故：有人，包括希特勒和伊娃，為死亡而先舉行婚禮；有人逃跑；有人，包括伊娃的妹夫，因試圖逃離被槍決；最後是周圍大批人的自殺。而這些變故，都是在耳邊響著的盟軍轟炸和槍炮聲中匆匆發生的。講述的過程彷彿是再次經歷，特勞德的語流越來越快，神情越來越激動，終於她如同再次經歷大崩潰，幾乎是呻|吟一般：「讓我休息一下！」

這次暗殺，使得希特勒變得更妄想、多疑。特勞德認為，在此之前，打到那一步興許還「可能是選擇和平」，「從此以後，就不可能是和平了」。當晚希特勒發表演說：我奇迹般地活下來！我一定要贏得戰爭！今天想到希特勒的話，特勞德說這「真是愚蠢」。

那是一種非常近的接觸。特勞德說回想起來，至今覺得不可思議，「那個卷著舌頭說『R』，滾出一串縮略語發表演說的那個人，」就是她見到的同一個人，「可是在私下場合，我從來沒見他這麼說話。他可以用很平、很抑揚頓挫的聲調說話。在私下，他還帶有很輕的奧地利口音，用一些典型的奧地利詞，那些在其他的德語地區不用的詞。」這些，「當時我都覺得很迷人，真的。還有那些在私人生活中的很謙恭的態度」。

顯然，今天的特勞德對自己當時被如此矇騙，內心非常憤怒，她說：「有時候我會想，假如我還能見到希特勒一次，活著，或者在另一個世界里，我一定會問他，既然你自己也有猶太人的血統，那麼你會把自己也送進毒氣室嗎？」

可以想象，當特勞德被問到這樣的問題：你在那裡看到些什麼？你看到的希特勒是什麼樣子的？這些細節自然就會從記憶深處鮮活地走出來。說出來，或許對歷史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個集權的制度下，一個個人，所謂領袖、元首，他的一念之差、個人性格、個人好惡，會成為一個國家甚至世界範圍災難的根源。更多了解這個「人物」，也許總是重要的。我相信，這也是採訪者提出這一類問題請特勞德回答，並且把這些看似無關大旨的細節，保留在影片中的原因，這並不只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好奇心。

陰差陽錯，一個人生轉折就這樣在特勞德面前出現。她接到通知，她的新工作，是柏林的元首辦公室。

特勞德去以後不是很久，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戰役，使得情況變得完全不同。特勞德並沒有怎麼注意，因為她是新來的。「元首司令部的氣氛一定是不一樣了，一定是有壓力的氣氛。」希特勒原來習慣和大家一起吃飯。這時變成和秘書們一起吃飯。「事先我們就被告知，不要用有關斯大林格勒或者其他問題來打擾他。」因此，特勞德不僅工作，還有機會非常近距離地觀察私下的希特勒。

「後來，有一天，」特勞德說，「我路過弗蘭茨·約瑟夫（Franz Josef）大街的索菲·斯庫勒（Sophie Scholl）紀念碑，那是紀念一個反對希特勒的年輕女孩，我相信她和我同樣年齡，也就在我開始為希特勒工作的那一年，她因為反對希特勒被處以死刑。就在那一刻，我真的相信，在那個年代，找出真相也許應該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