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在《聖經》「創世紀」里，有個巴別塔故事。說的是在著名大洪水之後，人們代代相承講的是同一種語言。漸漸地，「人」感覺自己的能力越來越強，野心膨脹，決定要在今天伊拉克的古巴比倫城，建一座巨大無比的城市，使得人類不再四散；另建舉世無雙之高塔，不為敬神只為張揚人的能力，也就是「以人的名義」，而非「神的名義」，那就是巴別塔。他們決定，巴別塔要高入雲霄，有點「欲與天公試比高」的意思。看到人有雄心，上帝就開始微笑，他只和人開了一個小小玩笑，他弄混了人的語言，讓他們不再同語同文，而是開始自說自話。雄心勃勃的建設者們相互再也無法溝通，巴別塔於是半途而廢，而人們也因此流散到世界各地，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讀完《考古學一百五十年》后，寫過一點體會，因是門外漢越界，寫完就不放心，於是去譯者黃其煦先生那裡求個「准」字。專家都是大人大量，總算沒笑話我，還講了個故事給我聽。他說「現在學生上學讀專業也是看家境。有錢的全去讀MBA之類，這些沒有多少掙錢出路的專業，譬如考古，都是家境不好的人才去讀，因為畢業之後的工作就是刨土坑。這引起了他的感慨，在國外是相反，考古是有錢人玩的東西，至少是真有興趣的人才學。德國就很有意思，德國的國家考古研究所不隸屬於任何科學研究部門，而是由外交部管轄。因為從歷史上看，德國在近東、中東的考古就是由當時的外交官開創的，他們組成了考古組織，逐步擴大，沿襲至今，外人很難想象個中的原因。」他還說：「當初我到德國讀書，就是考古所的一個分所所長提攜，可是所里卻不能招學生，於是就到科隆大學去註冊。以後才知道，考古所算是個衙門。後來安志敏先生被德國考古所授了一個外籍院士，所長不讓事先告訴他，我在大會上給他當翻譯，安先生才知道。我說，這回您就算是半個德國外交官了。他心裏還打鼓，說要是這樣，回去要彙報，說清楚才好，免得以後有麻煩。」

殖民本身，是人類文明經歷過的一段強者邏輯的歷史，它的必然發生也如它必然隨著文明的進步逐漸走進歷史。可是回顧殖民歷史，假如完全採取在政治層面簡化敘述，忽略下面豐富的文化碰撞、文化交流，一概以文化侵略論之，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後面的發展脈絡，錯過了其中包含的學習和了解另一種文化的內容，當然也可惜了那些好故事。

瓊斯爵士是個語言天才。他從伊頓公學畢業，可家境並不富裕，三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他讀研究生拿著獎學金，還必須當家庭教師補貼生活費用，他因此教了黛安娜王妃的先輩斯賓塞伯爵，同時還兼作書籍翻譯。二十三歲時的瓊斯爵士已經享有東方研究盛譽，他曾經應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七世的要求，把一本波斯語的書翻成法語。國王還曾親自拜訪了他。這樣過了幾年，瓊斯爵士不滿足自己的生活，作為一個東方研究者，他自然嚮往東方。於是，他又進入倫敦法學院學習，這樣才得到了這個去印度工作的機會和資格。

墨西哥導演亞歷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里圖（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執導的電影，講述了四個國家的不同故事，把溝通障礙擴展到人的內心，電影取名也是《巴別塔》，電影得了一堆國際大獎，為墨西哥電影大大添了一把光彩。而巴別塔也成為人類溝通障礙的代名詞。

亞洲學學會是一個私人興趣的小圈子，歐洲人和當地印度學者的平等交流也需要時間。一開始只是歐洲人自己「玩」。到1829年，亞洲學學會開始邀請一些印度人成為會員。1885年，遠在印度獨立的四十二年前，這個協會已經有了第一個印度人擔任主席。學會的開放來自文化上的視野，他們的眼光一直探入史前，深入人類文化的源頭，各人種和文化分支的遷徙流動、交流互動、產生和消失，是一個非常自然的大圖景，大家可能曾經說著同一種語言，擁有共同的祖先，這一切超越了種族的樊籬和狹隘的文化隔閡。許多現代觀念，在這些看來毫不相干的研究中自然生成。

如同《荷馬史詩》使得著迷的施里曼去尋找和發掘特洛伊古城，如同《聖經》故事引發無數發掘考證，在西方巴別塔的故事也迷住了許多學人，其中有一支，竟在苦苦追尋傳說中的語言源頭。他們想知道：我們的祖先，當真是講同一種語言的嗎？

可惜的是，創辦亞洲學學會的第一任主席威廉·瓊斯爵士，十年後就去世了，年僅四十七歲。他的墳墓今天還留在那裡，留在他迷戀的印度加爾各答。

這樣的研究雖然不用刨土坑，可也不容易。先是在分析和理出系統之九-九-藏-書前，先要學習不同語言，而語言種類已經多如牛毛。它和考古史前學的形成一樣，需要有許多人對這樣的事情用心，不僅不覺得枯燥乏味，還興趣盎然甚至著迷。更困難的是，語言始終在變化流動，也不斷消失得漫漫無蹤。據今天語言學界認為，幾千年來，在西亞、中東、印度次大陸和歐洲，流行過許多不同的語言，而其中大多數已經消失，斷了線索。這樣的事情今天還在我們眼前發生，印度在2001年人口普查的時候，還有六千五百多種語言，可是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由於英語和北方印地語的強勢，其中近二百種語言就在這幾年內將瀕臨滅絕。

此舉並非公務，只是英國或者說歐洲一種普遍組織文化興趣小組、科學研究協會的傳統。瓊斯爵士借職務之便，會議就在最高法院大樓的陪審員室舉行，他自己是個職位不高的新法官，請了最高法院的羅伯特·錢博斯首席大法官主持會議。來者都對亞洲文化有興趣，1784年1月15日，這個研究的興趣聚合正式組成。二十二年後的1805年，他們有了自己的活動地點，今天去印度加爾各答市公園大街，在拐角還可以看到這個被稱做老樓（後來又添建新樓）的兩層樓房，他們的後繼者今天仍然在活動，那就是聞名世界的「亞洲學學會」，也叫「孟加拉亞洲學學會」。

不過，一直有一群「巴別塔語言」的考古入迷者存在，其中最關鍵人物，就是在兩百多年前的1783年被英國派往印度殖民地最高法院工作的威廉·瓊斯爵士。那一年，他才三十七歲。

1786年2月2日，在開始學習梵語六個月之後，瓊斯爵士在亞洲學會宣讀了他的研究報告，此舉被語言學界看作是比較語言學的真正起點，他在發言中的那段結論，成為語言學歷史上的經典，被各種書一引再引：

雖然還有質疑和反對意見，可一個世紀來語言學界基本相信，他們找到了至少是一個非常廣泛區域的「巴別塔」語言遺存，各國各族的祖先在幾千年前曾經使用的共同語言，語言學家給了它一個名字：原始印歐語。他們認為，它覆蓋了大部分今天的歐洲語系、波爾多—斯拉夫語系、印度—波斯語系等等。語言學家甚至根據語九_九_藏_書言規律，在原始印歐語的後代語言中收集證據，試圖大致恢復這個已經消失幾千年的原始語言。這很像今天用頭蓋骨恢復面容的技術。例如，今天大部分歐洲和西亞語言的「母親」，開端發音都是「m」，也就可以合理假設，原始印歐語的「母親」的開端發音也是「m」。近年來計算機的發展，使得大規模的語言比較分析成為可能，研究的結果，甚至把原始印歐語更往前推到了一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語言學家認為，一些簡單數字以及「我」、「我們」這樣的簡單用字，它的發音可能在某些後代語言中，沒有太大變化，一直留存到今天。

在語言的變動流逝之中，大家尋找著語言的「巴別塔遺存」，瓊斯爵士成功地找到了一條主幹線。它不同於考古中常有的古語言識別，也不僅是一個語言學概念，它和史前考古探討的問題異曲同工：它追蹤語言流向，涉及人種和文明遷徙，描繪擴張和發展交流的歷史圖景。在廣泛的文化興趣研究傳統下，由眾人參與、每人積累一點的研究，到一定的時候會一點點撥開蓋在人類古文明上面厚厚的沙土堆積。

不管梵語是多麼古老，它有著奇妙的結構，比希臘語更完美，比拉丁語更豐富，比二者都更為精緻精確，不論是動詞詞根，還是語法結構的雷同，它們負有近親關係的可能，更強過偶然巧合。這種聯繫是如此之強，以致每一個考察過這三個語言的語言學家，都會相信它們有過一個共同來源。同時，對於混合了不同方言土語的哥特人和凱爾特人語言，雖然說服力不如前述，但是仍然有理由假設，他們也有共同梵語源頭。古波斯語也可能會加入這個語言家族。

憑著語言學家的敏感，他很快注意到一些梵語詞在拉丁語中有近似的變體。例如，「trayas」是梵語的「三」，拉丁語是「tres」，希臘語是「trias」；在十以內數字中，這種相近的變體詞經常出現；又如梵語的「兄弟」是bhrata，德語是「Bruder」，梵語的父親是「pitar」，而拉丁語和德語分別是「pater」和「Vater」。雖然他不是第一個注意到這些語言關聯的人，但他是第一個系統研究、得出清晰承襲脈絡的人。也許，巴別塔的身影在他眼前一閃而過，他漸漸認定，梵語在雅利安語群中起著關鍵作用，這些語言非常可能有一個共同來源。

這讓我想起讀考古史留下的一個深刻印象：西方文化傳統中，有一種從公元前就開始的廣泛「研究興趣」https://read.99csw.com或者說「哲學入迷」。聽了他的故事，我想到那些西方外交官開創考古的「箇中原因」。大量西方外交官、殖民地官員都熱衷考古、研究當地文化，從1871年開始，德國考古研究所就成為普魯士政府的一個機構，1874年成為帝國的一個機構。我曾經讀到過一些別的故事，忍不住又想寫出來。其中很有意思的一個，也和考古相關，不過那算是「語言考古」了。

瓊斯爵士很小就會寫基本的中文，會拉丁語、希臘語、希伯來語等等，在他四十七歲去世的時候，已經精通十三種語言和熟練運用二十八種語言。抵達印度之後，他發現印度教的大多古經卷都是梵語，而梵語在當地現實生活中已經銷聲匿跡，他馬上就興緻勃勃地開始學習古梵語。

據說在歷史上，確有巴別塔。提到巴比倫難免想到，自己曾經以為，只要進入伊拉克，自然就可以去古巴比倫，可以坐在河邊讀那首小時候就讀過的詩句：「在巴比倫的河邊，我們坐下來哭泣……」詩句也來自《聖經》。他們哭的是被毀的家園，那是描繪古巴比倫城被毀滅的詩篇。可是真不敢相信，在那裡竟然沒有一個嚮導敢領我去那裡，因為那還是恐怖分子的掌控地區。不信也得信，我們已經進入「巴比倫不相信眼淚」的新時代……

通常，我們在描繪殖民地官員，也就是所謂殖民者的時候，總是把他們和殖民主義政治概念聯繫在一起，很容易臉譜化。其實就個體來說，他們中間有很多有意思的人，尤其是在那個交通不便，不發達地區還非常不發達的年代。這些人往往更富於探險精神或者說冒險精神，也可能對異國文化特別有好奇心，或者性格中有些特別不安分的衝動等等。

鄭和下西洋是一個東方壯舉。今天還有人認為，他當年就抵達了美洲，早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研究結果出版后，至少在美國長銷不衰。我最近去書店，還看到它撐在書架上，真是撐很多年了。鄭和是皇上的船隊，探險時間相對不長。而西方殖民歷史的時間長，有無數個人散戶，懷著文化好奇的衝動，像瓊斯爵士一樣深入殖民地。他們帶著母國文化的深深烙印，有一套自己的價值觀和榮譽感，甚至在殖民軍官中也有這樣的人物。

現代中國的比較文化研究是一個很大文九*九*藏*書章，常常做得抽象、做得玄和空，否則好像都不像文化研究了。可是，許多剛接觸西方文化研究的中國學者都會注意到，他們的文化研究內容經常是細微末節的。他們習慣站立在細節實證基礎上，那是慢工細活兒。很多人並不在意是否由自己親手構建一個新系統、推出一個宏大結論，他們只是很耐心地在那裡「刨坑」。支撐他們的，主要不是成就學術事業的野心，而是對細節研究本身的興趣。瓊斯爵士就是一個典型，他迷語言，亞洲文化是一個非常寬泛的對象，但他的文化研究，就是細緻的語言比較。

瓊斯爵士一直認為，東方古文化高於希臘和羅馬文化，他認為印度的文化和學術在人類發展歷史上特別重要。他深入研究，後來撰寫出版了伊斯蘭法律和印度法律的專著。這也讓我想起以前讀到過一個叫查爾斯·貝爾的英國殖民官員的故事，他駐紮在接近西藏的印度邊境小城，也就入迷學習藏文和藏文化，後來被英國印度殖民政府派進西藏，而他當時涉及外交的許多看法，常常和英國政府相左。究其根源，也是源於他受到當地文化的感染和自己與當地那種不由自主的感情融合。

詹姆斯·李索爾在《登船攻擊：加爾各答輕騎隊的最後攻擊》一書中，就曾經生動描繪了這樣一群懷著特殊榮譽感的英國印度殖民地的退伍老兵。這本書後來被拍成電影《海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上映過。它講述了一個真實故事：在「二戰」中，德國軍事情報機構利用印度葡屬中立南方沿海，向潛艇傳送盟軍軍艦經過當地的情報，由德國潛艇發動攻擊。英國動員這些退伍老兵參与秘密行動，但在招募前就講清楚，由於德船有葡屬中立領土掩護，英國常規軍隊無法採取行動。為了免於外交糾紛，他們戰死戰傷都不會有任何榮譽和撫恤，沒有人會知道他們。誰知，這樣的無名英雄待遇一宣布，他們一個個摩拳擦掌正中下懷：「我們就喜歡這樣！就喜歡這樣！」結果炸沉了三艘德國的情報船。直到三十五年後的1978年，他們的事迹才被公開。

瓊斯爵士在9月抵達加爾各答，剛剛安頓下來四個月，他就挑選了三十個他認為合適的英國人發出邀請函，請他們前來參加一個協商會議，他建議成立一個研究當地文化的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