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困擾我的，是在非暴力運動中看到預期發生的暴力。這讓我想更多地去了解，甘地的非暴力究竟是什麼？這個概念對甘地本人是什麼，它怎樣引向印度獨立的操作，又引出什麼後果？這是我想多讀一些書的原因。從印度回來我又讀了一遍《甘地自傳》，查了另一些不同的甘地傳記，還有一些印度歷史。

印度另一個政治領袖真納，就贊成另一條思路。真納的氣質風格和甘地完全相反。他受到很好的教育，思維敏捷，是一個成功的律師，也是一個憲政主義者和立法人。在歷史變化中的英國殖民政府，面對百年複雜局面，法治狀態也有過多次反覆。真納也曾在法治倒退的低谷時刻，憤而退出立法議會表示抗議。可是他的基本態度是個法律人，他始終反對甘地以群眾運動對抗不合理法律的做法，他公開批評甘地的群眾運動到哪裡，哪裡就開始混亂。他不贊成甘地經常以發動成萬成萬的民眾主動違法入獄的做法。他反對甘地的非暴力抵制，這些抵制包括拒絕納稅，拒絕服兵役，印度公務員全部退出公職，印度法律工作者退出工作抵製法庭，學生全部離開公立學校，焚燒洋貨和抵制英國紡織品等等。在甘地號召下，青年學生成為非暴力運動主力，紛紛退學「殺向社會」。在這次運動中，有三千名研究生、六千多名大學生和四萬多名中學生退學。當時不但暴力衝突和死亡不斷，更有民眾連續挑戰法律、自動入獄，「以前被社會認為是不光彩的入獄，現在被看作是愛國主義的最高獎賞」。

甘地冷靜下來后細看家鄉：不僅政治糾葛複雜，而且他要在當地開業，就難免要和那位官員抬頭不見低頭見。幸而甘地家族屬於當地政治上層，社會關係和機會也多，此時一個在南非的印度商人有一個財務糾紛，需律師幫忙，甘地因哥哥的介紹得到了這個工作機會，就這樣出走南非。

甘地說過：「假定有一種人，決心不屈服於暴君的意志，暴君就會感覺自己的恐怖手段無效了。如果有足夠的食物去填塞暴君的嘴，終有一天他會感覺不消化。假如世界上所有的老鼠都開會，決定它們都不再怕貓，大家跑進貓嘴，那時老鼠就都能活命了。」這是甘地一個極端的說法。至少很多人相信，印度獨立是甘地的非暴力敢死隊挑戰暴君勝利的單方面結果。實際上，這也是英國的政治和制度改進的結果。三百年來，英國從一個老牌殖民者，變為「二戰」中進步力量的代表之一。

宗教信念都是個人化的體驗，所以當時即便殉教人數眾多，也是分散的個體事件的集合。七百年後，在十世紀的西班牙南方，基督教再次受到伊斯蘭教的壓制，又發生新一波非暴力挑戰的殉教浪潮，使得雙方民眾情緒激昂達到巔峰狀態。這一次，基督教的主教們終於認識到非暴力挑戰隱含了民眾情緒失控的負面隱患，那些犧牲是不必要、不值得鼓勵的。於是譴責挑戰行為。替代的解決方案是兩個宗教的高層政治交涉以達成妥協。歷史在做出指點，哪怕是宗教性的社會改革，面對非公正權威，還是可能有兩種不同的思路和處理方式。

如甘地對泰戈爾說的，他「夜以繼日，絞盡腦汁」只是要找一個再次發起非暴力運動的突破口，反鹽稅就是他找到的突破口，這隻是逼迫英國人的一個手段，目的並不是鹽稅本身。採用長期、持續不斷的非暴力群眾運動，是個緊逼盯人的策略，因為不論怎樣，對方都是輸家。它的目標是快速的根本變革，在印度當時的情況下，是以支付正在行進中的法治和制度建設為代價的，印度民眾本來就薄弱的法治觀念也被毀壞殆盡。真納在給甘地的信中說：「你的方式已經在迄今為止你所接近的幾乎每個組織中，以及在國家的公共生活中，引起分裂和不和，全國民眾都在鋌而走險，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徹底的無組織和無秩序，其後果如何，我焦慮地注視著。」

到南非后，又發生了他被趕下火車的事件。在種族歧視的南非，乘警因甘地是個有色人種，不顧他擁有一等車廂車票，令他離開車廂。甘地拒絕後被拖下火車，行李也被扔下了車。歷史學家們把這一事件看作「甘地開端」，是很有道理的。

火車事件對於甘地，是在精神上絕地反擊的開端。不久又發生他在坐馬車時遇到車夫的歧視，他拚命反抗成功。甘地曾經形容自己是一個失敗的學生、二流的律師，在此之前，他面前需要他去征服的對象，不論是學業還是事業，似乎一直過於強大。作為三代邦國總理後代，敏感的甘地始終胸懷大志，卻又在現實面前自卑。人和人不同，每個人合適的領域也各不相同，對甘地來說，需要豐富的學識、知識和分析推理才能操作的事業，並不適合於他；堅持信念和追求真理才是他的特長。導致他離開印度的那次羞辱事件，幾乎是青年甘地失敗的象徵。可是這一次，他的對手貌似強大卻並不佔理。看上去是對手打上門來，而在甘地內心深處，也許他自己都沒有意識到，他準備打這樣一場精神翻身仗，已經很久很久了。他會不惜一切地以他的生命去抗爭。他小小的身軀突然開始迸發出無盡的熱情和能量。

甘地的書可以讓讀者理解他成長的環境背景，以及獲得他個性形成的第一手資料。甘地於1869年出生在印度一個西部半島的小邦國波爾班達爾（Porbandar），人口七萬左右，首都人口一萬五千。甘地家三代都當過幾個類似的小小邦國的總理，當時印度遍布這樣的小邦國，直到印度獨立時還有五百多個。這些小邦國的日常管理高度自治。我在另外一本傳記中讀到，甘地祖父曾經和波爾班達爾的攝政王政見不合，宮廷衛兵在他家門口架起大炮，一炮就把他轟走了。這些複雜的邦國政治、宮廷爭端，英國人是根本不管的。早年生活在這樣的小邦國，感受不到多少殖民氣息，卻能夠沉浸在濃濃的本土宗教氛圍中。尤其是母親對甘地影響很深，她不僅恪守齋日，還經常額外讓自己整日和數日禁食。禁食對於甘地是一種帶有強烈宗教意味的行為。

就在「二戰」局勢最緊張的關頭，甘地「積二十二年鬥爭經驗，動員所有的力量」，發動領導了最後一次大規模的非暴力運動。印度政府以總督名義發表了一個國務會read.99csw.com議的決議：「國大黨正在從事某種非法活動的準備，甚至已發生暴力事件，破壞通訊和公共事業，煽動罷工，妨礙公務，阻礙政務，政府曾對此容忍，希望自行修正而無效果。對此挑釁，政府被迫起而應對。」此時若「採納國大黨要求，印度會立即變成無政府狀態，使印度為人類自由之共同目標所做的努力，全部失敗」。隨後，甘地和他的秘書被逮捕軟禁，家屬可隨行照顧生活。七天後甘地秘書心臟病突發而死。他的死亡引發民眾猜忌，立即爆發全國流血暴動，攻打警局，暴亂中各地也發生警察開槍，全國死亡超過九百人。

當然，對實施暴力的警察，世界輿論的反應自然是強烈譴責。可是回顧歷史，是否也可以引出一個問題：以這樣的「非暴力」挑起可以預見必定要發生的「暴力」（不可預見的不算），是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式？鹽稅不合理，在政府稅收中的比例卻很低。是否可能通過另外的方式解決，例如修正立法。印度當時的自治推進幅度相當大，1935年英國人制定的《印度政府法》，使得參加印度普選的選民已經達到三千五百萬，其中包括六百萬婦女和三百萬「賤民」，國大黨通過選舉獲得的議會議席高達百分之七十。

英國這個律師考照制度的特點是：取得執照容易，而要在法庭站得住腳、贏得顧客卻很難。它的淘汰環節是在後面的開業執業階段。甘地取得執照歸心如箭，馬上啟程回國。三年過去了，他拿著執照卻發現自己讀書不多，實際並不具備在律師界執業的知識和能力，再加上個性羞怯更是困難重重。一開始他試著在孟買作為律師開業，遇到並不難的小案子，卻在法庭上落荒而逃。最後他在孟買的律師生涯徹底失敗被迫回到故鄉。此後，又發生了被甘地認為是帶來他人生轉折的事件，使他感到羞辱難當。

穆斯林政治精英在很長時間里，一直堅持要維持一個完整的印度。可是終於失望，萌生去意，要求成立自己的巴基斯坦國。政治談判不成，從穆斯林聯盟號召「直接行動」的抗議開始，直至後來分治期間的暴民互相殘殺，印度淪為自相殘殺的殺戮場。在甘地領導印度獨立運動的四十多年裡，雙方失控，導致警民共將近八千人死亡；在英國人撤離的一年之內，印人自相殘殺約達一百萬人①。最後，甘地以「聖雄」的聲望，用絕食平息騷亂，創造了最後一個奇迹。

甘地的白人朋友正好經過，當場表示，自己作為目擊者願意為他到法庭上作證。甘地的回答是：「我已經決心不再為自己個人的疾苦打官司。」他的意思是，需要解決的是社會根本問題，他關注的社會不公正如果解決，自己的問題也就隨之解決了。這當然是有道理的角度，可也很典型地折射了甘地的思維方式。西方法律工作者的本能反應是，每個人當首先從維護自己的權益開始，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自然馬上訴諸法律，以司法挑戰的方式抗爭，保護自己的權益就是在為社會公平奮鬥。

發生在甘地和印度的非暴力歷史，可以說也是一個無可避免的歷史存在，可是事後我們假如沉醉於張揚自己的道德感，一味地神化和美化這段歷史和「非暴力」的概念，可能是一種很輕率的態度。後代政治家運用非暴力手段時，其實必須非常負責任地、謹慎地對待。

在甘地、真納不同態度的背後，還隱藏著一個古代社會如何應對近代化現代化全球化的問題。英治印度從古代社會進入近現代的同時，英國本身也經歷了工業革命，先發工業國家向滯后的農業國大量收購原料，反過來傾銷成品，也是殘酷卻無法避免的歷史現實。對於生產力處於古代水平、自給自足的印度，必然帶來巨大衝擊。例如，印度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土布和洋布的轉化。英國突然發展了紡織工業，就收購大量棉花並反銷廉價的機織洋布，使得印度成千上萬的土布織工突然失業陷於絕境。究竟是積極應對「轉型」，還是堅持古典生活、反抗被納入近代化軌道，是一個決定命運的選擇。這也是甘地和真納們的分歧所在。問題不是人最終是否應該回歸自然的哲理討論，問題是：在印度當時的時間、條件、地點之下，究竟什麼是歷史的必然。甘地自己從此一身土布「拖地」，要求全國民眾回歸土布手搖紡車時代，盡燒價廉物美的洋布，要求國大黨人必須以每日親自紡紗若干作為黨費交納。最後實在無法推行，不了了之。而真納對這種勉強拖住歷史車輪的觀念和做法，不屑一顧。

總督兩度與甘地會談，總督認為，甘地作為個人並非沒有言論自由：「你是徹底反對履行作戰義務，並且已經公開表達過了。」總督說：「但是我不能讓你向別人，向戰士或軍工廠工人，進行反戰宣傳，削弱民心士氣。」總督告訴甘地，在「二戰」危急關頭「說是反戰而不危及印度利益，是不可能的。這個利益也包括了你們要求的言論自由」。總督的意思很簡單，假如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獲勝，印度的利益和自由也都不復存在。

甘地的非暴力言論很多，像《甘地自傳》這樣的書也不少。這些言論大多是類宗教的信條。例如：「非暴力抵抗精神的獲得，是一種自我否定和欣賞我們自身內部潛力的長期訓練，它改變一個人的人生觀……它是最偉大的力量，因為它是靈魂的最高表現。」「我的一貫經驗使我確信，除了真理以外，沒有別的神。」「非暴力的兩個基本點是：1．非暴力是最高法或宇宙法。2．除了真理沒有任何別的法。」而「非暴力」就是他追求的佔據神位的「真理」。甘地把政治性非暴力的理論，建立在類殉教的信念和熱情上。這也是甘地經常宣布絕食的原因，從小母親宗教性的禁食始終留在他心裏。

所謂先發社會的強國對后發社會的弱國經商入侵甚至建立殖民地，從現代角度去看，無疑是非正義的，從歷史角度去看，雖「錯」卻也是一個歷史必然。歐洲的東印度公司進去的時候，印度還是個古代社會，印度次大陸各類征服者你來我往，不是什麼稀奇事情。同樣，隨著人類進步、民族意識覺醒和現代國家意識確立，殖民地逐漸要求民族獨立，強國或被趕出去或和平退出或者與殖民地轉為聯邦關係，也九-九-藏-書同樣是歷史的必然。可是，民族覺醒和殖民後退之間，必然有一個時間差，二者是不同步的。前者以什麼方式推進？在暴力甚至戰爭以及甘地的非暴力運動之外，也還存在一些其他道路。

這另一條道路，是從制度本身切入：逐漸改善民生，進而進行政治改革、社會改善，這條路很早就由於西風東漸而在印度深入開展。印度一直有自己的政治精英參政，在英國統治的區域爭取擴大自治權，本土精英們很早就從立法切入，漸進改革。在甘地只有三歲的1872年，梵社領頭，就促使政府頒布《婚姻法》，禁止童婚、禁止一夫多妻、容許寡婦再婚以及種姓之間可以合法通婚。其實，雖然甘地不贊成對種姓之外「不可接觸者」即「賤民」的歧視，卻並不反對不同種姓不可通婚的制度。而直至今日我看到的印度，種姓制度仍然是非常普遍的事情。這不僅說明了印度的社會文化黏稠度——從立法到推行極為困難，更說明了這個社會當時要進入近現代社會，建立法治和民眾的法治觀念，是重要的事情。

這些家庭中的問題看上去是「小事」，卻折射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就是個人的精神探求、宗教信仰應當局限在自身範圍內，若強加於人或者說以某種強勢向社會擴展推行，終有一些隱患在其中。

作為國大黨創始人，真納認為甘地改變了國大黨成立的初衷。在獨立之前，逐步擴大自治、大幅增加印度人為政府公務員、健全法制、發展現代教育，曾經是印度知識精英長期努力的目標。而現在在非暴力不合作的口號下，在制度建設和法治建設上倒行逆施，最終傷害的可能是印度的長遠利益和民眾利益。例如，後來的印度女總理、當時還是小女孩的英·甘地就因此離開學校，聘請家庭教師讀書，可是並非每一個印度孩子都能夠有這樣的條件。

在印度旅行四十五天，最後在新德里有一天空閑，我記得新德里應該有個甘地紀念園，最後雖沒有去，心裏也沒有太大遺憾，因為在印度到處都是甘地塑像，遇到的一打沒有，七八個不止了。甘地事迹是印度學校對孩子們最正面、地位不容動搖的教育。不過近年來印度學界研究的「複雜甘地」也逐漸向民間擴散，一個例證是印度到迪拜的飛機上，就在播放剛剛上映四個月的新電影《我的父親甘地》。雖然這不是一部精心製作的大片，可它是部貨真價實的「印度電影」——由印度導演弗洛茲·阿巴斯·汗（Feroz Abbas Khan）執導，印度寶萊塢明星阿尼爾·卡普爾（Anil Kapoor）製片，通過講述甘地大兒子失敗的人生故事，折射了甘地作為人的個性另一面：他在家裡的專制，剝奪孩子們上學的機會，給他們的人生帶來極大困擾。雖然這無損聖雄光環，可是作為一個民間的解構，在印度也並不尋常。

個人以被動承受暴力的非暴力堅持，轉化為以展示堅忍主動挑戰暴力，不惜承受悲慘後果。這樣個人自發的非暴力抗爭，在宗教衝突剛剛開始的一刻，就已經在發生。記得讀法國人讓·德科拉寫的《西班牙史》，裏面就提到在三世紀初，羅馬人的宗教迫害啟動了基督教的「殉教時期」，有大批教徒甚至女童，主動挑戰羅馬權威，甘受酷刑而處死。以身試法的非暴力抗爭，即殉教，是宗教的一種極端行為，在初期，基督教教會對此殉教顯然是完全正面評價的。正因為如此，這樣幾近狂熱的宗教熱情會在民眾中迅速傳染，「殉教」才會一波接一波地高漲而形成「時期」。

甘地的哥哥雖然沒有成為小邦國總理，卻一度在家鄉地位顯赫。邦國雖小，印度人自治的上層卻是一潭渾水。此時邦國已經有了英國人的政治聯絡官，甘地的哥哥被人告到聯絡官那裡，涉嫌誤導政治上層。他得知弟弟甘地在英國和聯絡官相識，就要甘地去說情。甘地明知不妥還是去了。聯絡官很秉公辦事的樣子，說你不至於要利用我們這點友情來徇私吧。這名官員對甘地哥哥的印象非常不好，認為他是個政治陰謀家，也就特別不能容忍甘地的說情。他阻止甘地繼續說下去，請他離開。甘地堅持不肯走並且繼續往下說，聯絡官一怒之下就令僕人把他推了出去。甘地生性敏感，感覺自己受了奇恥大辱，他立即寫信表示要告對方，對方回信敘述事件經過，表示自己沒有做錯什麼，你儘管去告。關鍵是從法律角度看，也確實如此。對自尊心極強的甘地來說，這真是很糟糕的心理處境。

甘地的非暴力理論要求一個人在遭遇暴力的時候，把熱情升溫轉化到幾近狂熱獻身的狀態，卻不轉為暴力。這就連甘地本人都很難做到，他曾經寫道：「沒有自我純潔，要遵行非暴力的法則也必然是一種夢想……然而自我純潔的路程是艱難而崎嶇的。一個人要達到完全的純潔，就必須絕對擺脫思想、辯論和行動中的感情；超越于愛、憎、迎、拒的逆流之上。我知道我自己還沒有達到這三方面的純潔，雖然我在這方面一直進行著不倦的努力。」所以，非暴力成為政治行為時，它的潛在問題是明擺在那裡的：這就像做一個很難控制的易爆化學實驗一樣。你怎麼可能使得情緒被煽動、相互感染的非理性龐大群體都如同一個個人那樣「純潔」到位，在強烈的刺|激下保持恰如其分的分寸，而不是被激怒轉為暴力？它當然和人的整體素質有關、和社會環境有關、和對方的反應有關。甘地說：「經驗教導了我，文明是非暴力反抗中最困難的部分，這裏所說的文明並不是指在這種場合講話要斯斯文文，而是指對於敵人也有一種內在的善意的胸懷。這應該在非暴力反抗者的每一個行動中表現出來。」當時的印度，還是一個理性傳統薄弱的國家，大眾整體教育水平極低，就是今天還有一半印度人不會讀或者不會寫，甘地說的更是近一百年前的印度。

這麼說來，甘地的非暴力似乎並不能算是一個發明。可是他被稱作「非暴力之父」是當之無愧的。「信仰」本身是宗教，而「爭取信仰自由」卻是政治概念。群體以非暴力抗爭達到某個政治目標，就轉變成了一種政治手段。甘地把歷史上自發的宗教非暴力抗爭，不僅發展成大規模發動民眾的現代政治手段，也發展出相應的一套理rｅaｄ.９9ｃｓw•ｃｏm論，最後也確實成為達到印度獨立目標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歷史上傳為「佳話」。不僅如此，此後通過非暴力方式達到正義目標的歷史事件，也都追到甘地那裡，非暴力變成了一個不必探究、絕對正確的神聖符號。可是事實上，當一個基於個人信仰的個人行為，轉化為有人發動有組織的群體運動時，一種質變就在發生，它變得錯綜複雜，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了。

甘地作為一個民族英雄，在當時就風靡全球，包括風靡英國。它的歷史背景是：包含英國在內，強國對殖民歷史本身普遍的反省和道德譴責；甘地大量反暴力哲人格言，展現出的對民眾的號召力。一身「拖地」紡紗和東方式神秘，不斷入獄絕食的政治道德形象，都使甘地成為世界偶像。很少有人去想，將一種類宗教的追求，轉化為和法治逆向的實現政治訴求的手段，在一個兩億多低教育人口的大國付諸實踐，必定會埋下隱患。而甘地的非暴力不僅在實踐中出現種種問題，在理論上也走向極端，邏輯混亂，令人困擾。1936年8月，甘地曾經接見中國國民黨元老戴季陶，表示中國進行的抗日戰爭，便是沒有奉行非暴力主張。不久甘地接見世界基督教領袖，再次提到：「不管怎麼說，中國不是在實行非暴力。它能英勇對日抗戰，說明中國從來沒有非暴力意願。如果說它只是自衛，從非暴力原則來說，這不是理由。」他說：「從非暴力主義者的立場來看，我必須說，以一個擁有四億人口的中國，來對付一個開化了的日本，還是不得不以日本人的同樣手段來抵抗日本侵略，我以為這是不適當的。假如中國人有我這樣的非暴力信念，就不需要和日本人一樣的最新毀滅手段。中國人可以告訴日本人，『帶著你們的毀滅手段來吧，我們以兩億人給你，可是剩下的兩億人我們是不會屈服的。』假如中國人真的這樣做了，日本人就會變成中國人的奴隸。」

此後，世界各地成功的非暴力抵抗，都加在甘地的功勞簿上，也就很少有人再問：在一個非暴力的故鄉，在非暴力的理論和實踐盛行四十多年後，殖民者終於撤離了，但為什麼會充滿如此暴戾的血腥之氣。

更多的是在這種非暴力運動中的情緒激化或矛盾激化，導致雙方都有失控，之後形成惡性循環。例如，1921年的非暴力運動中，喬里喬拉（Chauri Chaura）的遊行民眾與當地印度警察發生衝突，混亂中警察開槍，大多歷史書稱並未有民眾被擊中死亡，讀過一本書說是朝天開槍，也有一本書說是有人被擊中死亡。總之激怒的民眾把二十名警察和一名更夫鎖入警察局，放火全部燒死。最後甘地被迫中止這次的「非暴力」運動。

「非暴力」如今如此深入人心，是大家基於字面理解，以為它絕對「沒有」暴力。其實事情不可能那麼簡單。作為政治手段的非暴力運動、不服從運動，假如簡化理解，不顧外部客觀條件、不分青紅皂白盲目推行，推出暴力、推出悲劇來是很可能的事情。雖然甘地一再指出：「我堅決認為，帶領人民進行非暴力反抗運動的領導人，應當能夠把人民保持在所希望於他們的非暴力界限以內。」這也是典型的「甘地」特點，言論語錄大多是無懈可擊的真理，可是與當時的現實很可能是脫節的。在甘地領導的非暴力運動中，也一樣連連引發暴力。

的確，一年如此殺下來，也該罷手了。而甘地本人最後被印度教極端分子刺殺，有如求仁得仁，給一個非凡人物一生追求的事業，畫下一個圓滿的句點。

而甘地仍然堅持己見，發動了十四個月的非暴力反戰宣傳運動，有兩萬五千人因此陸續被捕，卻也很快盡數釋放。不久，德軍攻入蘇聯，然後珍珠港襲擊事件爆發，日本投入遠東戰爭。爭取反戰之「言論自由」的非暴力運動在印度也越來越不得人心，難以為繼，最後草草收場。

從他的書中可以看到，甘地拿著英國律師執照，卻不是一個具備西方法律人士氣質的人。他更像個僧侶或者說信徒。他沒有皈依某個宗教，卻顯然有印度教的基礎。甘地的講話、文章常有長篇大論的感性表達，而理性推理、邏輯敘述的部分卻弱得多。他注重精神探求，對於素食、禁食、禁醫藥、禁慾和其他禁忌等等，有著非常專註的思考，反覆推敲體驗、不斷檢討自省。在婦女地位極低、童婚制的印度，甘地夫人成了他的絕對順從者。甘地正當壯年時決定禁慾，他對夫人的態度是「禁你沒商量」。妻子對他的決定大多言聽計從，其中包括在病危時不顧醫生警告離開醫院、禁醫藥和營養等等。甘地對學校有自己的看法，孩子想上學也不能。而這些決定的背後，都有在甘地看來很深奧的宗教思考和精神。他是在履行信念，追求真理。

作為個人來說，任何作為個人立場的和平主義信念，都是必須得到尊重的，「二戰」期間，英美都有甄別「基於宗教信仰的和平主義者」的機構，得到確認的公民可以免服兵役，以保護宗教自由。甘地不一樣，他的非暴力不僅是個人信念，還是要廣泛發動的群眾運動，他有關戰爭的理論和信念，要擴大向全民宣揚，要發動整個印度民眾抵制協助盟軍參戰。英國的印度總督接見了甘地，表示尊重他的個人信念，卻希望他不要在反法西斯戰爭的緊要關頭煽動民眾反戰，也不要動搖作為盟軍一部分的印度軍隊的軍心。在戰時，這樣的煽動是違法的。甘地不顧第二次世ｒｅaｄ.9９ｃｓw.ｃｏｍ界大戰中世界危急局勢，以及戰時狀況的特殊，反而認為，是否容許公開宣揚，是在捍衛「言論自由」。而「言論自由以及相關行為，是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而宣言以非暴力替代戰爭，正是拯救西歐免遭屠殺的福音」。

甘地引發非暴力運動的具體訴求，只是一個發動運動的「由頭」。支持「哈里發運動」也是如此。自古以來伊斯蘭帝國實行政教合一的哈里發制度。最終在1924年由土耳其的凱末爾廢除古制。在此之前，印度的伊斯蘭社區，要求英國和土耳其簽訂合約時保障傳統的哈里發制度和哈里發的地位，甘地也動員印度教民眾支持「哈里發運動」。相反，作為穆斯林的真納，卻和「哈里發委員會」保持距離，也反對甘地的做法。非暴力反英運動納入宗教訴求之後，引發的暴力遂不可收拾。甘地叫停后，印度教徒很容易就停下來，哈里發對他們來說，本來就是莫名其妙毫不相干的事情。可情緒被煽到高潮的伊斯蘭群體，頓時覺得自己被印度教徒出賣。此後幾年，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發生了幾十次大規模的暴力衝突，大量死傷。這些衝突又催生了雙方的宗教極端組織。伊斯蘭佔印度人口的四分之一，很長時間，穆斯林聯盟的訴求是他們要作為一個獨立政黨和國大黨平等，而國大黨更多時間表現出來的是一黨獨大的傲慢：要求對方解散，成員加入本黨，然後分一定比例席位給他們。

「二戰」結束，英國人開始履行撤出的承諾。一次次甘地帶領的「非暴力運動」，因其轟轟烈烈，成為獨立進程最搶眼的標誌。其實，這是一個複雜推動的歷史結果。有雙方無數政治家的努力，也由於雙方的歷史前行而推動進步。英國從東印度公司開始，到後來女王下詔，直至離開，有兩三百年的過程，英國本身也在經歷驚人的變化，包括英國對各殖民地的看法和做法，都有本質的改變。香港也是一個例子。

作為一個帶著熱烈宗教情感的社會改革者，甘地以「非暴力」的方式進行政治鬥爭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帶領南非的印度社區以非暴力方式抗議歧視，是甘地找到自我位置、找到自信的起點。他在南非二十二年，雖然達到的目標是有限的：一些歧視性法律雖被取消，可是新的歧視立法還在產生，可是這畢竟是印度僑民的第一次勝利。消息傳到印度，甘地已經是一個眾所周知的英雄人物。南非的成功給了甘地巨大的鼓舞，1914年回國的時候，他已經準備在一個更廣闊的天地里推行他的非暴力運動，不知道他當時有沒有捏把汗，畢竟整個南非只有十萬印度僑民，抗爭的標的也小，而印度有兩億多人口，其目標和在南非的訴求也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他要的是印度的獨立。

甘地自小是個極敏感和自卑的孩子。在少年和青年時期，甘地的學業事業都不順利，打擊特別大的是進大學后第一年就讀不下去而輟學。同時，他卻有著三代小邦國總理所形成的家族壓力和自我期許。一個長輩告訴他，時代不同了，按照過去模式，他已經不可能子承父業，他假如仍然有此雄心，就必須接受現代教育，建議他赴英留學。甘地因此在1887年離家去英國。他的目的是取得律師資格，卻似乎不是盡量擴展自己的知識。當時英國考律師非常容易，有的學生突擊幾個月就可以通過，有些應付考試的參考書甚至可以帶進考場，但必須按照規定上課三年。甘地也就在英國住了三年，他花了很多時間和興趣在素食協會活動和對於不同宗教的探究上。1891年6月10日，甘地順利通過考試、取得律師資格，他卻並沒有大學畢業。

非暴力，是能夠歷史悠久地堅持下來的大多宗教的核心內容之一。不論是哪個宗教，不論它們的神靈為何，對經典的解釋都是由人在做，對非暴力的理解也是其中之一。非暴力概念本身的發生髮展非常有意思，因為非暴力由「施暴」和「受暴后是否暴力反抗」這兩方面組成。一開始，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開始對殘暴敏感，不願意施暴，這和文明引發人的本性中善良的一面契合，而面對他人施暴，自己不暴力對抗，不以暴易暴，寧死不反抗，卻已經有違人的本能本性，必須仰仗非常強烈的宗教信念去堅持了。

我想自己和大多數人一樣，最早遇見甘地時見到的是一個有定語的名字：「聖雄」甘地，還有他「非暴力之父」的聲名。後來我又發現，自己和大多數人一樣，其實對聖雄甘地耳熟而並不能「詳」。許多人景仰宣揚甘地，但可能並不清楚甘地的「非暴力」具體究竟是些什麼主張，也不清楚在印度獨立的歷史上究竟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①在寫《我也有一個夢想》時，我曾簡單提到這一段歷史。我當時採用了我見到的最小數字，死亡四十萬人。後來查閱不同資料，大多認為沒有準確數字，歷史學家們估計死亡在一百萬人到兩百萬人之間。

說起來有點不好意思，我對甘地事迹的了解不但很晚，而且是通過一個故事片，阿滕伯勒（Richard Attenborough）執導的《甘地》，它在1982年獲得十一項奧斯卡金像獎提名、最終獲得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等八個獎項。如此得獎的傳記大片，一個特點就是對史實相當考究、不敢掉以輕心，所以從對大眾普及角度來說，這確是普通人了解一個歷史人物和一段歷史的捷徑。電影是一種煽情手段，一般來說，被電影煽過一道後會對你喜歡的人物更喜歡，對你尊重的人物更尊重。所以那次看電影的經驗著實讓我吃了一驚，我可以說是帶著景仰走進去，滿懷狐疑走出來。從此提起甘地，我條件反射般的反應是問號。要消除這些問號，還是要看書。於是我看了《甘地自傳》（Mahatma Gandhi—His Own Story），然後匆匆忙忙去了一次印度。

英國人離開之前的宗教和政治衝突，是印度已經高度政治自治的結果。而甘地和國大黨都曾表現出對少數社群的忽略與不尊重。各省立法議會開會，首先演奏反伊斯蘭教的「民族歌曲」；國大黨管轄的各省，學校課本內容都是對印度教的宣言。穆斯林的呼喚祈禱被禁止，清真寺的禮拜被襲擊，甚至發生印度教徒ｒｅａd.9９cｓｗ.ｃｏｍ作偽證，誣陷整個穆斯林村莊所有村民都參与謀殺。在作為少數群體的穆斯林沒有安全感的時候，國大黨又不願意和他們的代表合理分享政治權力。

國大黨一些領導人和甘地想法不同，他們一直希望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機會，以戰爭配合來作有關快速獨立的政治交易。多年來，印度的自治權一直在不斷擴大和加強，此時英國政府承諾印度再次立憲，印度作為自治領，建立自己完全的民選政府。可是鑒於戰爭局勢，在此之前，仍由原來政府負責國防事務，使印度成為整個反法西斯戰局的一員。實際上，此刻的印度政府已經相當「印度化」了。而甘地要求的是「立即完全」的獨立，由印度立即接管國防和軍隊。那是1942年，不僅中國，整個東南亞危在旦夕，這樣的條件是英國政府不可能接受的。在甘地起草的國大黨決議中，說立即獨立方案的挫敗，「已經在印度迅速引起廣泛的仇英情緒，並且滿意日本的軍事勝利」。

非暴力是否成功，不是單方條件能夠決定的。挑戰一個有法治傳統的政府會產生作用，對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希特勒的納粹政府是無效的。更不要說以非暴力反侵略了。其次，作為一個政治手段，非暴力抗議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號召者並不能因為「非暴力」三個字就佔據一個永遠不錯的道德高位和自詡「政治正確」。不能因此就可以不負任何責任。在明知對方可能使用暴力、可能導致大量民眾流血犧牲的時候，領導者是應該有所顧忌的。非暴力抗議和民眾的素質也有關。在民主和法制健全的國家，民眾對政府做法不滿意，決定大家有時間限制、有條件限制地抗議表達，是一種非暴力抗議方式。而在一個社會條件不成熟、民眾自控能力差、法制不健全的社會，進行大規模、無休止、具有挑戰性、不達目的誓不收兵的非暴力運動，又是另外一回事。後者很可能引發大規模暴力流血的後果來。這和它的對象有關，和要達到的目標、方式、時機等等都有關。總之，非暴力概念被引入政治領域后，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武器，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課題。甘地的非暴力絕非和平概念，那是時時提到死亡和獻身、介於和平與暴力之間的一種政治手段。

更何況，甘地的非暴力並不是「對方主動施暴，此方不暴力反抗」的所謂「消極非暴力」，而是要積極挑起對方的暴力。他認為：「在我看來，沒有一種直接的積極的行動，非暴力就是無意義的。」「我想使弱者的非暴力變為勇者的非暴力，這可能是一個夢想，但我必須努力使之實現。」「不是通過把苦難強加給抵抗改革的人，而是通過自己承受苦難而達到改革的目的。因此，我們希望，在這個行動中，通過我們所受的深重苦難，可以影響政府。」「苦難」到什麼程度呢？「把生命奉獻給自己認為是正當的事情，是非暴力反抗的核心。」「一個非暴力反抗者絕不可能逃避危險，不管他是在許多同伴中還是獨自一人，只要他是戰鬥而死的，他就是充分履行了他的職責。」「勇敢在於赴死，而不在於殺戮。」「正像一個人在暴力的訓練中要學習殺戮的藝術一樣，一個人在非暴力的訓練中也必須學習死亡的藝術。」這讓我想起基督教歷史上的「殉教時期」。而那時，殉教也還不是教會組織的群眾運動。

英國人撤出印度的計劃，其實很早就基本定下來。只是具體怎麼做的問題：是作為英聯邦中一個自治領還是徹底獨立。如何定位一直是需要五百多個小邦國雙方政治家反覆協商的。長期以來，印度群眾運動中的宗教式的政治熱情高燒不退，一個標誌就是宗教衝突綿延不斷。英國人認為他們此時撤離可能會出現騷亂和動蕩的局面。但接近勝利的印度政治家們摩拳擦掌，期望徹底接下這個國家。在外部壓力事實上已經撤出的時候，內部宗教衝突開始激化，印度變得像個火藥桶了。

很典型的是那次著名的鹽稅抗爭，事先規劃是發動兩千五百名志願者以非暴力但是違法的方式強行進入鹽庫取鹽。不久前，我在印度大街上看到的印度警察還是當年的傳統裝備，就是一人一根粗竹棍。我親眼看見一個牛車上的印度人，不知犯了哪一條，被交通警上去就是一棍，街上車水牛龍，沒有人抗議。我目瞪口呆，路人熟視無睹。可見在1930年5月21日那天，鹽庫的幾百個印度警衛會如何應對「搶犯」。面對數量十倍于自己、卻一排排冷靜走上來的民眾，警察們竹棍腿腳齊下。這是甘地的非暴力追隨者精心訓練挑選的敢死隊，他們一排排上去挨打、頭破血流不還手，但是堅持要突破法律界限闖入鹽庫，直到倒地不起，實踐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勇敢赴死」。這種血腥結果是符合預料的，後面的醫療隊早就準備好包紮繃帶，等候在那裡。也事先通知了外國記者，要把這「苦難深重」的場面亮給政府看，也是亮給世界看，使之成為對英國政府的壓力。這一非暴力行動的結果，警衛打傷三百二十人，死亡兩人。

有件事情可以看出甘地思路和現代律師有所不同。南非的德蘭斯瓦在1885年通過一條法律，其中有這樣的條款：有色人種和印度人都不能在公共人行道上行走。這條規定其實不僅是一個種族歧視的問題，還有勞工歧視。甘地最感到不平的，是印度人算在有色人種之列，而阿拉伯人卻不算。究其原因，還是印度人在南非大多是被稱為「苦力」的契約勞工。我在印度火車站，聽到印度人呼喚那些替旅客頭頂手提五六個大箱子上旱橋賺幾個小錢的搬運工，就還是叫「苦力、苦力」。這條法律更明顯的是對「苦力」的歧視，因此身為律師的甘地，常常不感覺自己也在被禁之列，總是走人行道。可是有一天，甘地被一個官員的門警從人行道上推開，打到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