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玉瑪活著回來，令瓦歐達尼部落大吃一驚。通過他們告訴達玉瑪的往事，當年謎一般的悲劇經過也被揭開：1956年1月7日，那五個青年志願者最後一夜住在「棕櫚灘」的樹屋上。他們一點都不知道，瓦歐達尼部落有五個男人正在準備殺死他們的長矛。決定他們命運的竟然是部落的一件「家務事」。在此之前，部落不滿意男子尼奇維和少女吉瑪利交往，於是告訴他們，必須在吉瑪利姑姑明塔卡看管下，他倆才能夠待在一起。就是在這樣背景下，三人一起來到「棕櫚灘」，志願者們當然對這些一無所知。1月7日那天，這對戀人獨自回到部落。為應付部落的追究，尼奇維謊報說有外來者要追殺他們，在驚慌逃跑之中，他們才離開了明塔卡。部落人信以為真，當場拍板定下這場殺戮。事情荒唐而可悲，可是對瓦歐達尼人，這很正常，為一件小事而屠殺，天天都可能發生。

就在他們努力的同時，薩因特的姐姐瑞秋（Rachel Saint）也在附近參加類似工作。她在厄瓜多人的茶葉農莊里，巧遇了兩個幹活的印第安女孩，原來這兩個女孩是躲避同部落男人的追殺而逃亡出來的奧喀斯人。瑞秋開始和她們做朋友，這才知道，她們把自己的部落叫做瓦歐達尼。瑞秋把其中一個叫做達玉瑪（Dayuma）的女孩帶到自己住的地方埃蘭（Ila），向她學習部落語言。如同撥開密密叢林，通往「殺手奧喀斯」部落之路，終於隱隱露出來。消息傳來，吉姆·埃利奧特風塵僕僕，特地趕到埃蘭，向達玉瑪學了一些最基本的交往語言。

到了六十年代，隨著石油開採的發展，既然瑞秋·薩因特等志願者成為唯一能夠和瓦歐達尼部落溝通的人，石油公司就希望他們能提供協助來實現瓦歐達尼部落的遷徙。一方面在那個時代，還沒有今天的環境保護概念，即便是今天，在現代社會強大的需求面前，也還沒有能夠徹底解決環境保護和能源開採的矛盾衝突；另一方面，石油公司對於這些志願者來說，是一個龐大得多的實體。志願者根本沒有能力阻擋或延緩石油開採。志願者面前只有一個不容商量的選擇：在他們視做親人的原始部落生存環境即將隨著能源開發而徹底惡化的現實面前，他們答應協助說服和幫助大部分部落的遷徙。他們做了許多艱苦的具體工作，力求讓新的保留地生存條件比原來更好一些。他們的行為也引來後人的批評，指責他們助紂為虐，幫助了石油公司，為破壞亞馬遜熱帶雨林「掃清了道路」。假如事情的爭議焦點僅僅是在這裏，或許還簡單一些。更為複雜的是，兩個文明相遇必然產生整體性的變化。你不可能只改變它文化中的一點而不改變其餘的部分。

史蒂夫·薩因特還帶去另兩個女孩，她們是當年被殺死在河邊的另外兩個遇難者的孫輩。其中那個叫做海倫（Helena Weatherall）的女孩這樣描述自己承繼的外祖父留下的工作，她說：現在，好多大學生正在到尼泊爾這樣的地方旅行。那是幾天，也許一個星期，你覺得很有意思。可是，你設想一下，假如是奉獻你整個一生，並且說「我要留下來和他們住在一起，而且可能因此失去自己的生命」，「那可是有點不一樣的事情」。

這個謎底似乎是無法揭開了。

這就是當初傳教航空聯誼會（MAF）成立時的構想。他們有了MAF提供的小型飛機，就有可能去人跡罕至的地區，履行自己的使命。他們的小飛機塗著亮黃色，很是醒目。飛機先把他們帶到一個傳說中奧喀斯出沒的地區附近，然後，在一片潮濕悶熱的密密雨林中，他們建起營地來，與野獸和蟒蛇為鄰。與外界的唯一聯繫，就是MAF給他們的無線電通訊設備。

幾年後才得知，有五個印第安人攻擊了他們。五個被殺害的年輕志願者中，有兩個是「二戰」戰場上回來的士兵，在總部的堅持下，也都帶了自衛防身的手槍。可是在生死關頭，大多沒有開槍而束手被害。後來知道，只有一個志願者最後開了一槍自衛，致使一名攻擊者受傷，在回去很久之後死去。可以想象，假如他們都積極自衛，絕不會是這樣的結果。一位遺孀對這樣的結果卻並不意外，她回憶說：丈夫臨行對她說，不論發生什麼，我都不會動用武器，「對於進天堂，我已經準備好了，可是他們卻還沒有」。

1956年1月3日，他們在營地舉行了最後一次祈禱聚會，然後飛往距離奧喀斯部落四英里的庫拉賴河畔，一次次地運送材料建立了臨時營地，還在大樹上搭建了一個「樹屋」。他們把這裏叫做「棕櫚灘」。對於他們的妻子們，那是一段非常緊張的日子。他們都知道，以前有一些和他們一樣的人，因為做同樣的事情，結果被南美印第安人殺死。在1944年，就有四個義務工作者被殺死在玻利維亞的叢林里。因此，「棕櫚灘」經常和營地保持無線電聯繫，營地再向MFA通報情況。

其中一個飛行員，吉姆·特拉斯頓（Jim Truxton），等不到九九藏書戰爭結束，就在1944年的戰場上，籌備了一個「傳教航空聯誼會」（Mission Avitation Fellowship）。這個簡稱為MAF的傳教組織在「二戰」結束的1945年正式成立。1946年他們籌款買了第一架飛機。在這一年，一位名叫貝蒂·格林（Betty Greene）的女飛行員，就駕駛著MAF的新飛機，深入墨西哥叢林開始工作了。

就在此時，我又讀到那個五十年前故事的意外續篇，就想把整個故事講給大家聽。

對這五個年輕的家庭來說，他們的目標就是想用和平的福音，去停止一個原始部落的殺戮長矛。

原始部落的擴張性不強，一個重要原因是能力有限。文明發展，其實是人的能力在增強，同時需求也在增長，然後是交互刺|激，發展后的文明也就漸漸具備了獲取更大資源的超強能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兩個世界必然遭遇，由於兩者之間的差異過大，遭遇之後釀成悲劇的可能性也不小。

他們差不多都是來自涼爽的美國北方，卻要適應亞馬遜流域熱帶原始森林的環境，不僅是男人，還有女人和他們的孩子。在此後留下的資料影片中，有一些是他們營地的生活狀況，那是五個家庭聚成的大家庭，艱苦卻也快樂。他們的表情是平和而快樂的，顯然他們知道他們要做什麼，雖然並不清楚將有什麼在等待著他們。

五個年輕人都找到了，他們被長矛多次刺殺至死後扔在河中。飛行員薩因特被砸碎的手錶上，時間停留在三點十二分。

直升飛機載著所有的遺屬和孩子，全部撤離。

康奈爾·卡帕拍攝了整個過程，從尋找失蹤者到最後一名殉難者被葬入墳墓。在為《生活》工作之前，康奈爾·卡帕本人和這次失蹤的薩因特一樣，也曾是「二戰」中的美國空軍飛行員。料想這個特殊的航空聯誼會與昔日戰友的特殊選擇和遭遇，一定先震撼了攝影家本人，所以，他感性的新聞照片才和《生活》的報道一起，震動了所有的人。有人說，這一類的殉難事件很多，一般都不為人知曉，是康奈爾·卡帕的攝影鏡頭，才使得這一殉難事件成為二十世紀美國最重大的新聞事件之一。

一個浪潮掀過之後，一切歸於平靜。沒有想到的是，瓦歐達尼部落的故事還在被默默地寫下去。整個事件對美國來說，只是個民間新聞故事。在美國，這樣的事情不會有任何來自官方的樹立典範的宣揚。沒有官方推動，民間行為的持續，只能依託在一個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上。當時至少有一千名大學生，在這一事件影響下，報名參与海外傳教活動。有不少飛行員受這一事件感召志願加入MAF。對庫拉賴河畔瓦歐達尼部落的傳教計劃沒有中止，新的替補飛行員接替死去的薩因特來到這裏。原來的營地在繼續運作。

前不久，遇到一對在美國住了二十多年的華裔夫婦。我們是老朋友，卻很久不見面了。問起他們的孩子，這才知道，他們的大兒子讀了軍校，小兒子卻一邊讀書，一邊用自己籌來的微薄資金參加海外傳教活動，正在籌備去非洲。這對朋友自己都不是基督徒，父親感慨地說，美國文化的吸引力真是很強。這句話讓我心中一愣。

特殊地域文化的保存，是一個艱難課題。封閉文化只要向外部文明露出一道哪怕只能射入一絲光線的縫隙，就不可能完全維持原狀了，要保護留存這樣的文化，也只可能是部分保留。既然談及選擇性改變，那麼選擇的標準是什麼，是部落文化的標準，還是外部文化的標準？更何況就連外部文化都不是單一標準。還有，如何真正了解部落民的感受，他們究竟是希望更多停留在原始狀態，還是希望享受你我正在享受的現代文明？「保護」這個概念本身，就是外部文明的概念。退一萬步說，即使特殊區域文化的「去」、「存」選擇，都已經有了確定無疑的答案，實際操作中又如何控制實現？回答這些問題，都需要時間。可惜的是，外部世界是一個「自我」膨脹的地方。面對異於自身的文化，「一味的傲慢」和「一廂情願的理想化」，都源於人類對世界和自身認識的局限。可惜，我們看到的思維方式和行動，常常是在兩極之間跳躍，而身邊又是現代化疾風般推動的腳步聲，容不得推敲和思考。演變是如此複雜，每個人都可能以其現代生活的方式參与其中，即使是對獨特文化消亡表示惋惜和批評的人，最終可能都在為一個文明的消失做著間接的推動。

史蒂夫·薩因特在離開之後，每年都來部落看他的瑞秋姑姑。在瑞秋·薩因特等志願者長期的努力下，這個部落中的大多數人，包括那些當年殺死了五名志願者的殺手，放下了殺戮同類的長矛。

就這樣，他們一步步在朝著目標往前走。

瑞秋·薩因特的後半生一直住在瓦歐達尼人中間，直到1994年去世。史蒂夫·薩因特在美國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業。姑姑去世后，他帶著家人在部落里住了一年半，他和那個「厄瓜多的家」始終保持聯繫。近年，瓦歐達尼部落要求他回去，「教他們一些只有外面人才會的事情」。史蒂夫·薩因特去https://read.99csw.com的時候，帶去一些牙醫的器具，還帶了自己的三個孫子孫女。

在美國家裡的時候，有一次薩因特在鉛筆上拴了一根繩子，捏著繩子的端點畫圈，然後對妻子解說，他們沒有直升機，他在考慮怎樣利用小飛機繞圈飛行，控制直徑和速度，使吊在下面的東西能夠「定點」。現在，他們就運用自己發明的「技術」，開始嘗試間接接觸，為此他們還改進了飛機。1955年10月，在瓦歐達尼部落的上空，他們「定點」地送下去一個籃子，籃子里是五個家庭精心準備的禮物。看到收上來的籃子空了，他們覺得：已經又向前走出了一步。

很久以前，我曾經有過和類似的遊獵部落民長時間共同生活的經驗。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我們既不能完全用我們的價值觀去想象他們的感受，也不能以絕對文化多元的思路去美化他們本身的狀態和對外部世界的反應。那是一個極難把握的分寸。

隨著傳教志願者對部落影響的擴大，長矛殺戮在逐漸減緩，很多部落民有了宗教信仰。可是他們的文化，包括殺戮本身，是和他們的生存狀態及生活方式本身相關聯的，例如對老人的棄養殺害。而志願者改善他們生活狀態無疑也是在使得部落傳統文化本身逐漸消失。他們開始從外界獲得援助和資源，得到外部的食物、衣服、用品，在志願者的幫助下，為類似婚姻結合的每一對男女提供一個遮蔽風雨的茅屋，如此，一個石器文明也就在消失之中。這些結果，也受到文化相對主義者的猛烈批評。

五個年輕志願者失蹤的消息傳回美國，立即有志願者組成搜索小組。在他們失蹤地點附近，一名飛行員從空中俯瞰，發現河裡有屍體。情況不明，降落條件困難，飛行員不敢貿然下去。美國有許多類似的民間組織和個人，為了自己的理念在海外活動，例如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大名鼎鼎的飛虎隊，一開始就是這樣一個由飛行志願者組成的民間組織，而不是政府派出的軍隊。在一般情況下，絕大多數民間活動由於規模小，美國政府都並不清楚。可是，一旦發生在海外的美國公民有危急情況，政府自然有責任救助。但是人不在美國本土，涉及主權問題，政府出面救助有時就很困難。最後，美國和厄瓜多達成諒解，由美國空軍的直升飛機，進入這個地區實行救援。

想起住在美國的一些朋友，即便他們都來自以無神論為主流的故鄉，現在卻有很多人走上了一條以前不曾想到的路途。我也想到，自己過去想到美國文化，先冒出來的總是眼花繚亂的好萊塢、百老匯或者麥當勞。美國歷史短，它的文化也很自然被看作是「速食文化」。很少有人從文化角度來描述美國屬於潛流的宗教影響，也很難深入探究信仰者的精神世界。

可是，從此再沒有傳來他們的呼叫聲。他們失蹤了。

與石器時期的瓦歐達尼相類似的原始部落們獨特文化的存在，依仗的是絕對的封閉。部落消亡的現象一直在發生，主導消亡的是疾病和部落之間的戰爭、殺戮乃至自相殘殺，總的來說是一種自然淘汰的方式。

叢林之外的厄瓜多人，雖然害怕「殺手奧喀斯」，卻也心安：好在「殺手」們深深鎖在亞馬遜河的支流庫拉賴河（Curaray River）附近的熱帶雨林里。只要不去那裡招惹他們就可以，反正他們絕對殺不到外面來，隨他們自生自滅好了。

這五個年輕的美國志願者，卻決定深入雨林，去尋找到那些奧喀斯人。他們的想法很單純，殺戮是心靈的黑暗，不應該讓奧喀斯人生活在黑暗中。對他們來說，無所謂蠻族，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都是平等的。這是基督教的概念，這個概念引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深刻地影響了他們故鄉的文化形成，而他們是在這個氛圍中長大的。對他們來說，奧喀斯人留在這樣黑暗的狀態中，只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不知道這樣的狀態，叫做「黑暗」，不知道人還可以選擇另一種狀態，就是「光明」。而自己的使命，就是「告訴」。這些青年當時還不知道，他們將進入人類史上最危險的一個群落。後來的專家發現：上溯五代人，奧喀斯人的死亡人口中，有一半是被自己人殺掉的，包括不能自食其力的老人。

帶著埃利奧特留下的剛剛學步的女兒瓦萊麗（Valerie），伊麗莎白·埃利奧特在部落里住下來。後來，納特·薩因特留下的孩子，史蒂夫·薩因特（Steve Saint）也隨瑞秋姑姑在部落里生活過。父親被殺死的時候，他只有五歲。十四歲的時候，史蒂夫和姐姐一起，就在他們父親被殺死的河水裡接受洗禮。他很自然地漸漸把這裏當作自己的另一個家。他說：在這裏，每個孩子都有家人曾被長矛刺死，我父親也是，這讓我感覺自己是這個部落的一員。

達玉瑪成為志願者們和部落的一個橋樑。她告訴族人：終生在殺戮中的恐懼生活是可以改變的，並非整個世界都生活在這樣的狀態下。在她的幫助下，瓦歐達尼人發出邀請。在悲劇發生兩年後的1958年，終於等到這一天：瑞秋·薩因特和伊ｈtｔｐｓ://ｒｅａｄ.９９ｃsｗ•ｃｏm麗莎白·埃利奧特——當年遇難者的姐姐和妻子，一起走進這個殺死她們親人的部落。那是整個事件的真正轉折，她們代表「棕櫚灘」遇難群體的遺屬們來到這裏，不是來報復，只是帶來和平，沒有仇恨，唯有關心和愛。在這個部落的歷史上，他們第一次看到，殺戮有可能並不引出報復。那是一種異質的精神層面的陌生。

納特·薩因特從小是由姐姐瑞秋·薩因特帶大。瑞秋和另一個遇難者埃利奧特的遺孀伊麗莎白一起，默默續下了新的工作合約。信仰令她們沒有仇恨，也支撐她們把親人留下的事業繼續下去。對她們來說，還是原來簡單道理的延續：長矛仇殺還沒有被終止，就需要有人去「告訴」瓦歐達尼人，把他們從蒙昧的黑暗中領出來。在我們看來，即便有人這樣去做，也是一個不尋常行為；對她們來說，卻理所當然。正是這一點差別，讓我看到自己和她們之間難以輕易跨過的鴻溝。

埃德·麥卡利（Ed McCully）來自威斯康星州的密爾沃基。他讀大學的時候是班主席，還是個橄欖球明星。後來獲得獎學金，去馬凱特大學（Marquette University）法學院深造。故事發生的時候，他的妻子瑪麗露（Marilou）已經懷了他的第三個孩子，一家四口在等待新生命的誕生。

這一步他們遲早會走出去，只是什麼時候、如何走的問題。他們還是很小心地策劃著。一個妻子提出來：她們隨丈夫一起從庫拉賴河進入，把營地往裡再移一步。丈夫們反對：太危險，還是他們先進去，建立一個臨時營地。他們已經從飛機上看好一個河灘，那裡可以起降小型飛機。五個年輕人都自願要去。

很久前，曾讀過一個美國傳教士與南美熱帶叢林中瓦歐達尼部落（Waodani）的故事，當時印象很深，後來又漸漸開始淡忘。

我想起我的天主教苦修派修道院的朋友弗蘭西斯講的一個故事。他們教派的幾個修士在非洲工作，那裡突然戰事四起。志願者們被一群暴徒圍住。暴徒對這些修士說，你知道我是什麼人，我是殺個人根本不會眨一下眼睛的人。修士回答，我是在你屠刀落下的時候，也不會眨一下眼睛的人。

在這樣的過程中，大部分瓦歐達尼部落，也逐漸從和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學到很多東西。一開始，他們眼中的外人都和入侵的野獸一樣，是必須攻擊的目標，「Waodani」（另一英譯為「Waorani」），是他們對己的稱呼，在他們的語言里，意思是「人」。而外面來的人，一律被他們稱為是「Cowode」，也就是「野蠻人」的意思，在他們的眼裡和野獸的地位差不多。在接觸了傳教志願者之後，他們改變了對「Cowode」的印象，認為外部世界的人都是天使般的好人。而當他們接觸更多外來者的時候，他們又一次倒過來修正自己的印象。

在厄瓜多工作期間，他們第一次聽到一個名字，「殺手奧喀斯（the killer Aucas）」。那是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是一個仍處於石器時代的原始叢林部落群，生活在與世隔絕的雨林深處。在厄瓜多，誰都知道，那還是一個完全封閉的、生活在原始狀態的種族。他們解決自己內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就是殺。殺戮帶來仇恨，仇恨引出更多的殺戮。偶有外人闖入這個地區，也莫名其妙地就被殺掉。「奧喀斯」也就成了傳說中的嗜血部落。

羅傑·尤德里安（Roger Youderian）來自蒙大拿的農莊，「二戰」中是一名空降特種兵，參加過著名的阿登森林戰役（the battle of the Bulge）。從戰場上回來，他跑到美國北端的明尼阿波利斯，重新續上被戰爭打斷的學業。他結識了後來的妻子巴巴拉（Barbara），一起參加了福音傳教會。

隨她們來到這裏的還有已經成為基督徒的印第安人達玉瑪。她聽說「棕櫚灘悲劇」之後，對自己族人毫無意義的動輒殺戮，也感到非常無奈和哀傷，她自己也是這種「文化」的受害者。因此，她想做些什麼幫助志願者們，但卻不能貿然回家。時機來臨是以後的事情，漸漸有消息傳出，當年追殺達玉瑪的印第安男子已經死去，是達玉瑪回家的時候了。

第一次讀這個故事，就是到這次撤離為止。年輕生命的倏忽即逝總是給人以觸動，更何況五個年輕志願者的經歷如此特別、結局如此慘烈。可是怎麼說，故事也該結束了，雖然它還留下一個懸案：救援人員從「棕櫚灘」撿回了殉難者留下的相機，膠片被沖洗出來。那些照片記錄了志願者們在遇難前一天和三個瓦歐達尼人的交往過程，可以看到這是個平常交往，友好、輕鬆。因此，遺屬和所有人心中都藏著個不解的謎：僅僅一天，為什麼一個普通交往就會轉向一場血腥屠殺，究竟為了什麼？https://read.99csw.com

他們走著自己的信仰之路，不管我們這些外人能否理解他們。對於他們個人，這隻是信仰，但他們的集合和傳承，就成為文化積淀不可忽略的一個部分。

11月12日，他們還是像往常一樣送下禮物。這一次，收上來的籃子不是空的，籃子里系著一隻大大的、美麗的熱帶鳥，那是來自奧喀斯人的禮物！回到營地他們興奮異常。五家人一起商量，他們是不是要冒險向前再走一步。他們覺得，「面對面接觸」的時機，似乎已經來臨。

還不僅如此。真正讓我感到意外的是，兩年後的1958年，殉難者的妻子、家人，會帶著孩子回到親人遇難的地方，繼續嘗試和那些殺死了她們親人的部落民交朋友。還把這樣的努力在自己家族裡一代代地傳下去。

一個獨特文明，能逃避因文明碰撞而被改變的宿命嗎？

納特·薩因特（Nate Saint）是「二戰」中的空軍飛行員。他在軍中認識了當護士的妻子瑪吉（Marj），有了三個年幼的孩子。

皮特·弗萊明（Peter Fleming）來自華盛頓州的西雅圖。他比吉姆·埃利奧特小一歲，二十七，剛剛拿到他的文學碩士學位。他娶了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奧莉弗（Olive），美國人說起來是「童年甜心」。

厄瓜多當地人警告這幾個外來的青年，那是一個最危險的地區，那裡的人「只認長矛」。但他們說，所以我們應該去。

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開始，石油公司開始進入亞馬遜流域開採石油。最初的衝突，是部落民遇到石油工人進入他們活動的領域，出於安全本能，發生殺戮傷害。五十年代末，傳教志願者進入原始部落，他們具備源於宗教信仰的人道理念，可是處在兩個文明的夾縫之中，他們左右為難。

還不僅如此，瓦歐達尼部落被外部世界獲曉，接觸他們的危險降低之後，就有各色人等來到這裏。他們和瑞秋這樣常年生活在部落里、把自己當作部落一員的志願者不同。他們有旅遊的、獵奇的，有來採訪的記者、來拍攝紀錄片的各大媒體，有人文學者、藝術家等等，還有想利用部落民實現商業目標的，甚至想利用這批廉價勞動力的。在這些外部人群中間，的確不乏懷著好意和同情者，例如打算採訪宣傳原始部落，意在呼籲社會關注的記者。可是，大量的外部刺|激，使得原來的部落文明在迅速變質和解體。對於這樣的解體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至今還是爭論久遠的不同學術流派的課題。

海倫的父母是在德國工作的志願者，她的丈夫是在中東工作的志願者。不管這個世界在發生什麼，在最危險和最困難的地方，總是有這樣有信仰的志願者默默工作，救死、扶傷、助貧。他們對災難的發生根源無能為力，他們的信仰令他們幫助災難中無助的個人。如果他們為此失去生命，常常沒有人會注意。

吉姆·埃利奧特（Jim Elliot）來自俄勒岡州，在大學里是「學生海外傳教會」的主席。他在費城認識了一個叫伊麗莎白（Elisabeth Howard）的基督徒女孩，不久相愛成婚。

薩因特是這幾個年輕人中最早涉入厄瓜多叢林傳教的人。他從1948年開始，就為MAF在厄瓜多工作。在那裡，陸續到來的這五個年輕人成了好朋友，其實那是五個家庭。他們的妻子帶著孩子，始終和丈夫在一起。他們在美國都有過很不錯的生活，也有人來自富裕的家庭，所以五十年代他們就在一些家庭影片中留下自己的影像。在這些留存的資料影片中，他們年輕、快樂，歡天喜地的和朋友們聚會、跳舞、戀愛，和今天我們身邊的年輕人沒有什麼區別。就在一邊輕輕鬆鬆享受戰後好日子的時候，他們一邊在做決定：收拾行李，然後去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生活。

1956年1月8日，納特·薩因特用飛機的設備呼叫營地，把這一切通知妻子，他們估計大約下午兩點半，印第安人還會來訪。薩因特答應在四點三十五分再次與營地聯繫。

薩因特是一個喜歡思索的人。美國軍隊有隨軍牧師的傳統，軍中牧師主持戰場上的葬禮，也主持士兵們的彌撒。薩因特和許多年輕士兵一樣，在戰鬥間隙閱讀《聖經》。「二戰」是一場異常慘烈的戰爭。戰爭的殘酷，或許使得薩因特有了一些平時所沒有的感悟。早在1943年，薩因特和戰友們在戰鬥間隙聚會，討論如何改變人的心靈，討論自己能夠點點滴滴做些什麼。他們是飛行員，就自然想到一個主意，在戰爭結束后，他們可以利用飛行技術作一些特殊貢獻。有了飛機，一些以前進不去的蠻荒之地，以後就可以進去了。

這個區域仍處於危險狀態，美國空軍的任務是救援，雖然救援人員都有武器，也要盡量避免衝突。因此，死者被匆匆在當地安葬，五個家庭的遺孀沒有能夠去墓地送行。1956年1月13日，空軍的直升飛機在離開之前，特地帶著她們，圍繞親人遇難的沙灘和墓地的上空飛行以告別。

驀然想到，我們今天自詡為文明的人們，其實也常常無法走出蠻族的邏輯。奧喀斯理論也是我們今天現代人的理論。受九-九-藏-書到傷害，理所當然復讎。再有，如果我不殺你，你就要殺我，殺人也就成了生存的選擇。多少學者在用邏輯推理，依然無力把自己推出這個惡性循環。

這是在我們看得見的眼前，生生演出的一場五百年來文明碰撞史的濃縮版本。

通過媒體的報道，消息已經傳開。因此，在美國空軍派去厄瓜多的救援飛機上，還載著一些報刊記者，其中就有著名的《生活》（Life）雜誌的匈牙利裔攝影記者康奈爾·卡帕（Cornell Capa）。

亞馬遜叢林走過一群群自信的匆匆過客，他們常常成為主宰部落民命運的主角。而真正願意奉獻其一生來了解和幫助叢林原住民的志願者們，往往是和叢林部落一起，在歷史的宿命中成為悲劇的一部分。

康奈爾·卡帕是「二戰」期間最著名的戰地攝影記者羅伯特·卡帕的弟弟。羅伯特·卡帕拍攝過大量1936年西班牙內戰和「二戰」期間反法西斯戰爭的照片，也拍攝過中國的抗日戰爭，最後死在1954年越法戰爭的採訪拍攝中。他的一系列傳奇故事和精彩的戰地攝影世界聞名。康奈爾·卡帕的攝影風格有些不同，可他也是個非常踏實的攝影記者，有精細的藝術感覺，也對重大社會事件和政治事件具有特殊的職業敏感。他們兄弟二人的攝影作品近年還一起在日本展出過。

他們開始尋找奧喀斯部落的蹤跡。每天，飛行員帶著同伴出航，在一片綠色的雨林上空盤旋尋覓。他們終於發現，在密密的綠色之中露出一個被開拓出來的「斑點」，那是人的聚落！雖然「找到」了，可是根據以往有關奧喀斯部落和外界偶遇時的殺戮記錄，立即展開面對面的接觸幾乎不可能。

那是在1956年，故事的主角是美國人眼中的標準鄰家孩子。他們曾經是普通的年輕大學生，還有「二戰」戰場上回來的年輕士兵，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適齡男青年上過戰場的很多。這五個年輕人是：

寫這個故事的時候，閱讀了一些相關資料。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開始，整個瓦歐達尼印第安人的發展路徑，呈現出原始部落文化在現代文明擴展下的複雜面貌，讀來的感受漸漸超出了故事本身。

這樣的學習過程，其實是他們和外部世界融合的過程。在原來的世界里，瓦歐達尼人是相對選擇單一、相對單純的。和外部世界的頻繁接觸之後，瓦歐達尼人之間嚴重分化，拉開了非常大的距離。仍然有少數的瓦歐達尼部落民，維持原來深山老林遊獵和殺戮他人也自相殘殺的石器時期的生活。1987年還有兩名試圖和他們溝通的志願者被殺害。這兩人都是厄瓜多人，一名修女和一名傳教士。另外，遊客被殺也偶有所聞。

部落民世代與外界隔絕，他們對許多疾病沒有免疫力。據說從來自歐洲的外來者那裡，帶來了小兒麻痹症的病源，導致在瓦歐達尼部落的一次小兒麻痹症大流行。同樣道理，他們對外部文明也缺乏免疫力。對逼近的外部文明，他們常常沒有判斷和擇優拒劣的能力。大多數瓦歐達尼部落在最近二十幾年裡，令環保人士詫異地歡迎石油公司的到來，因為他們可以因此獲得許多叢林生活原來沒有的好處，例如石油管線形成的通道，成為他們外出的道路，擴展了他們狩獵的範圍；修建機場等設施，帶來了石油公司的金錢和物質補償，還有年輕部落民的工作機會。但也有一部分部落民，則在環保人士的教育幫助下，開始成立自己的組織，選出自己的代表，呼籲人們對亞馬遜流域環境問題的關注。達玉瑪，那個第一個走出叢林，為自己的部落引入外部文化的瓦歐達尼女人，和另一名部落婦女，曾分別帶著呼籲書前往美國首都華盛頓，要求美國政府關注美國石油公司在亞馬遜流域開採石油，因而破壞環境的情況。與其說這是他們堅持保護自己原有文化的努力，還不如說，他們是在文化演變上更加向前跨進了一步，因為他們引進了來自外部世界的「政治」。而在引入「政治」的時候，甚至也同時引入了另一種層面的爭鬥，甚至「政治腐敗」。瓦歐達尼因而變得十分複雜起來。這也是環保人士所沒有料到的。

三天後的1月6日，「棕櫚灘」上終於出現了三個瓦歐達尼印第安人，兩個女人，一個三十歲男人。志願者們自己稱那名男子「喬治」，幾年後才知道，他叫尼奇維（Naenkiwi），一個才十幾歲的女孩正是達玉瑪的妹妹吉瑪利（Gimari），那個婦人是她的姑姑明塔卡（Mintaka）。吉姆·埃利奧特試著用學來的瓦歐達尼語，加上手勢和他們簡單交流。傳說中的「殺手奧喀斯」看上去似乎並不可怕，他們也好奇，也一樣微笑。應「喬治」的要求，薩因特用小飛機把他帶到部落上空，他高興地探出身子，對下面大喊大叫。第二天，一對男女印第安人離開回部落，講好隔天再來。看來一切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