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捷潘內奇，我不是一種否定的現象嗎？對嗎？」

另外一個特色是他狂熱地相信科學的正確性，尤其是相信德國人所寫的一切話的正確性。他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實驗標本，知道生活的目的，完全不了解使得天才頭髮變白的懷疑和失望。他對權威存著奴性的崇拜，缺乏獨立思考的要求。打消他的信念是困難的，要跟他爭論更不可能。一個人既然深信醫學是最好的科學，醫師是最好的人，醫學傳統是最好的傳統，那就請您跟他去辯論吧。在醫學的醜惡歷史中只有一個傳統留傳下來，那就是現在醫師們仍舊系著的白領結。對學者乃至一般的受過教育的人來說，只可能有一個共同的大學傳統，並沒有醫學、法學等傳統的分別。可是要彼得·伊格納捷維奇承認這一點是困難的，他準會為這個跟您一直爭論到世界末日去。

「對不起，」她說，「不知什麼緣故，我忽然覺著難過得受不了……我受不住，就上這兒來了……您的窗子里有燈亮，我……我就大胆敲了敲窗子……請您原諒……唉，您再也不知道我有多麼難過！您剛才在做什麼？」

「想想看！多麼不幸！據說斯科別列夫死了。」

她往椅子上一坐，抽抽搭搭哭起來。她把頭往後揚，絞著手，頓著腳。她的帽子從頭上掉下來，吊在帽帶上，頭髮散了。

「幫幫我！」她抽抽搭搭地說，抓住我的手，吻我的手，「要知道，您是我的父親，我的唯一的朋友！您本來就聰明，又受過教育，活了這麼大歲數！您做過教師！請您告訴我，我該怎麼辦呢？」

我妻子對我很滿意，站起來，往門口走去，可是立刻迴轉身來說：

果然不到一分鐘，我的同事，語言學家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走進來了，這是個身材高大、體格結實、年紀在五十上下的男人，臉子颳得乾乾淨淨，長著濃密的白髮和黑眉毛。他是個好人，而且是個好朋友。他出身於一個古老的貴族家庭，那是個相當幸運的、有才氣的家族，在我國文學和教育的歷史上佔據顯要的地位。他自己也聰明，有才氣，受過很高的教育，然而也不是沒有怪脾氣。在一定程度上，我們都有點古怪，都是怪人，可是他的古怪卻有點出奇，而且對他的熟人來說不無危險。我知道在他的熟人當中有不少人只看見他的古怪而完全看不見他的許多長處。

現在我們吃飯比在冬天還要無聊。我現在痛恨而且看不起的格涅凱爾差不多天天跟我一塊兒吃飯。我往常瞧見他在座，總還一聲不響地忍著，現在我卻對他說些挖苦的話，招得我妻子和麗莎臉都紅了。我壓不住滿腔的惡意，常常說些簡直很愚蠢的話，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說出那種話來。比方，有一回，我帶著輕蔑的心情對格涅凱爾凝神瞧了很久，忽然無緣無故地念起來：

門上有人輕輕地敲著。不知什麼人要見我。

「我的上帝啊！你好刻薄！」我恐怖地叫道，「你好刻薄！快別說了，要不然我就走了！我不會回答你這些刻薄話！」

可是總得回答一句話才成，我就說：

「今天早晨我從講堂里出來，在樓梯上碰到咱們那個老傻瓜某某人……他照例翹起馬那樣的下巴，想要對人抱怨一下他的偏頭痛，抱怨一下他的妻子，抱怨一下不肯來聽他講課的學生。『啊呀，』我想，『他看見我了，這一下子完蛋了，倒定了霉了……』」

「請您別裝模做樣，尼古拉·斯捷潘內奇，」卡嘉打斷我的話，「我們來一言為定，我們盡可以談男演員、女演員、作家，可是別談藝術。您是個少有的好人，可是對於藝術，您了解得卻不多，還不能誠心誠意地認為它神聖。您對藝術缺乏感覺，也沒有領略它的耳朵。您一輩子辛辛苦苦工作，沒有工夫培養那種感覺。總之……我不喜歡這樣談藝術！」她煩躁地接著說，「不喜歡！多謝多謝，藝術已經被人弄得十分庸俗了！」

我有什麼辦法呢？我沒法辦。那女孩心頭沉重，可是我什麼也不明白，而且一點也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只能嘟噥著說：

現在呢，拗不過老習慣，我還是吻著麗莎的手指頭，喃喃地說：「香榧冰激凌……奶油冰激凌……檸檬冰激凌……」可是我的聲音完全不一樣了。我冷冰冰，就跟冰激凌一樣，自己也覺著難為情了。臨到我女兒走到我面前，用嘴唇碰一碰我的鬢角，我卻打個冷戰，倒好像有一隻蜜蜂螫了我的鬢角似的，我勉強笑一笑，把臉扭開了。自從我害失眠症以來，有一個問題像釘子那樣釘在我的腦子裡：我女兒常常看見我這個老頭子，這個名人，因為欠僕役的工錢而痛苦得滿臉緋紅，她也看見由小小的債務帶來的煩惱常常逼得我放下工作，在房間里走來走去，一連走上好幾個鐘頭，想心事，可是為什麼她就從來沒有一回瞞著母親，悄悄來到我的身邊，湊著我的耳朵小聲說：「爸爸，拿去吧，這是我的表、鐲子、耳環、衣服……把它們統統拿去典當了吧，你要錢用……」她既然看見母親和我要虛面子，極力把我們的貧窮瞞住外人，那她為什麼不放棄學音樂這種昂貴的享樂呢？我不會收下她的表、鐲子，也不會要她犧牲音樂。求主保佑我，我並不需要這些。

「尼古拉·斯捷潘內奇，讓我跟您談談戲劇吧！」

我怕回絕她會傷她的心，就答應我會上這兒來工作，說我很喜歡這個房間。然後我倆在這舒服的小屋裡坐下來談天。

「麗莎，我的孩子，」我說，「你怎麼了？」

「唉，主啊！」他嘆氣，譏誚地活動黑眉毛，「世界上有好多的小丑喲！」

夏天來了，生活改變了。

「給你半個鐘頭的時間。說吧。」

「我不上哈爾科夫去。」我陰沉地說。

於是在一個晴朗的日子，卡嘉參加一個劇團，走了，大概是到烏髮去了，隨身帶去很多的錢、無數愉快的希望、對事業的崇高看法。

「找不著可以結婚的人啊。而且結婚也沒什麼意思。」

一個好指揮，在發揮作曲家的思想的時候，要同時做二十件事：又要瞧樂譜，又要搖指揮棒，又要注意唱歌的人，還要時而向鼓手那邊，時而向吹圓號的樂師那邊做個手勢等等。我講課的時候也是這樣。我面前有一百五十張臉，彼此全不相像，三百隻眼睛直直地瞧著我的臉。我的目的就是降伏這個多頭的怪物。在我講課的每一分鐘要是我清楚地了解這怪物的注意程度和理解能力，那它就給我降伏住了。我的另一個敵人卻是在我自己的身子裏面。那就是千變萬化的程式、現象、法則，以及由它們生髮出來的許多我的和別人的思想。我得隨時有本事從一大堆材料里檢出頂要緊、頂必需的東西，隨著我的滔滔不絕的話語趕快把我的思想裝在一種能夠使那個怪物聽懂而且引起它注意的形式裏面，同時又得小心在意，不要把我腦子裡積存的那些思想照原樣說出來，而要排成一定的、為了正確的組成我要描繪的那個畫面而必不可少的次序。還有，我極力使措辭文雅，使定義簡短而準確，使話語盡量樸素優美。我得隨時控制自己，記著我所能支配的時間只有一小時零四十分鐘。總之，要做的事很不少。人得同時做科學家，教師，演說家才成。要是在您身上演說家勝過了教師和科學家，再不然，如果倒過來，那就糟了。

可惜我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去注意卡嘉在十四五歲的時候怎樣被一種狂熱完全抓住，後來那種狂熱怎樣發展下去。我說的是她對戲劇的熱烈愛好。假期她從學校回來，住在我們家裡，談起別的事情總不及談到戲劇和演員那麼愉快和熱烈。她老是談戲劇，我們都聽得膩味了。我妻子和孩子都不理她。只有我沒有勇氣不理她。每逢她起意找人談一談她的痴迷，總是走進我的書房來，用懇求的聲調說：

「您越來越瘦了！為什麼您不找個醫生看看？我要去請謝爾蓋伊·費奧多羅維奇來。讓他給您看看病吧。」

「怎麼樣？現在是去的時候了。」

我的臉上起了一種酸麻的疼痛，這是顏面痙攣病發作了。為了叫我自己思索，我就用當初我還不淡漠時候的舊觀點，暗自問道：為什麼我這麼一個名人，一個樞密顧問官，來到這旅館的一個小小的房間里，坐在鋪著一條陌生的灰色被子的床上？為什麼我眼睛瞧著這便宜的白鐵臉盆，耳朵聽著過道上那架破鍾的刺耳的聲音？難道這跟我的名望，我在眾人當中的崇高地位相稱嗎？我用冷冷的一笑來回答這些問題。我想起我年輕時候那種天真實在好笑，那時候我誇大名望的意義，誇大名人大概會享受到的超出常人的地位。我有名，我的名字被人尊敬地念著，我的照片登在《田地》雜誌和《世界畫報》上。我甚至在一份德國雜誌上看到過我的傳記文章。這些究竟有什麼道理呢？眼下，我孤孤單單一個人，待在一個陌生的城裡，坐在一張陌生的床上，用手掌揉我的酸痛的臉頰……家庭的口角啦，債主的鐵石心腸啦，火車服務員的粗魯啦，護照制度的不方便啦，食堂飯食的昂貴和不衛生啦，一般人的無知和相互間的粗魯態度啦，所有這些，再加上此外許許多多數也數不盡的煩惱，對我的影響並不下於對聲名不出自己所住的小巷的任何一個市民的影響。我的超出常人的地位又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姑且承認我的名氣大極了，我是我的祖國引以為榮的英雄，所有的報紙也確實都登載我的病況，郵局已經送來我的同事、學生、社會人士的慰問信，可是這一切並不能挽救我不孤身一人痛苦地死在異鄉的床上……當然，這是不能責怪任何人的，可是我這個有罪的人卻不喜歡我的遐邇皆知的名字。我覺得它好像騙了我似的。

原來她的他也該歸在那「一夥野人」裏面。後來，我憑某些跡象推測她有過自殺的企圖。大概卡嘉服毒自盡過。大概後來她生了一場大病，因為我後來接到的信已經是從雅爾達寄來的，多半是醫生把她送到那兒去了。她寫給我的最後一封信上請求我趕快匯一千盧布到雅爾達去，結尾是這樣的話：「請原諒這封信滿紙辛酸。昨天我把我的孩子埋葬了。」她在克里米亞盤桓將近一年以後，回家來了。

我晚上還是跟先前一樣失眠，可是到早晨我不再醒著，聽我妻子講話，卻躺在床上了。我沒睡，可是處在一種似睡非睡的狀態中，半昏半醒，自己知道不是在睡覺，卻又在做夢。我一直睡到中午才起床，拗不過習慣的力量，仍舊靠著桌子坐下來，可是我不再工作，只翻看卡嘉送來的黃色封面的法國小說作為消遣。當然，看俄國作家的書才更富於愛國精神，可是我得承認，我對俄國作家沒有什麼特別的好感。除了兩三個老作家以外，今天我們的一切文學依我看來都不是文學，而是一種特別的手工業成品，只為了獲得鼓勵才存在，偏偏大家又不願意買這類成品。在這些家庭手工業的成品當中就連頂好的也不能說有什麼了不起，要真心稱讚它而不加個「但是」，那是辦不到的。關於近十年或者十五年來我所讀過的新的文學作品，也應該這樣說：其中沒有一本是了不起的，不管哪一本書，稱讚起來總少不了加個「但是」。它們有雋永，有高尚，卻缺乏才氣；有才氣，有高尚，卻又缺乏雋永；或者最後，有才氣，有雋永，卻又缺乏高尚。

「用不著，卡嘉。」

「只說一句，只說一句吧！」她哭著，向我伸出手來，「我該怎麼辦呢？」

「你有什麼事？」

「卡嘉，」我厲聲說，「請你別說了。」

我這位大人就給領到街上，被安置在一輛馬車上，他們把我運走了。我坐在車上，沒事可做，就看左右兩邊的招牌。「特拉克季爾」變成了「里特卡爾特」。這個字倒正好做男爵的姓：里特卡爾特男爵夫人。我的車子往前走去，穿過田野，經過墓園。雖然我不久就要躺在那墓園裡，它卻沒使我生出任何感觸。然後我的車子穿過一片樹林，又到田野上了。一點有趣味的東西也沒有。坐了兩個鐘頭的車以後，我這位大人就給領進一個別墅的樓下，安置在一個不大的、很暢快的、糊著淡藍色壁紙的房間里。

「有些人用酗酒弄得它庸俗，報紙用過分輕視的態度弄得它庸俗，聰明人呢，用哲學弄得它庸俗。」

我一走到平時進出的門廊，門就開了，我碰到了我的老同事，跟我同年齡同名字的看門人尼古拉。他一面把我讓進門去，一面嗽著喉嚨說：

「我想再坐一會兒，」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說，「您答應嗎，葉卡捷琳娜·弗拉基米羅芙娜？」

她坐下來，眼睛沒看我，結結巴巴地說下去：

講到我現在的生活方式，我先得提到近來常犯的失眠症。要是有人問我現在生活中主要的和基本的特點是什麼，我就要回答：失眠症。跟過去一樣，我按照習慣，一到午夜就脫衣上床。我很快就睡著了，可是不到兩點鐘又醒來，覺得好像根本沒睡著似的。我只好下床，點上燈。我在房間里走上一兩個鐘頭，從這個牆角走到那個牆角，瞧著早已看熟的照片和畫片。我走得膩味了，就在桌旁坐下。我一動不動地坐著，什麼也不想，什麼慾望也沒有。要是有一本書擺在我面前，我就順手拉過來，一點也沒興趣地看下去。前不久我就是照這樣在一夜之間隨隨便便看完整整一本題目古怪的長篇小說《燕子唱的是什麼》。或者，為了使我的注意力有所寄託，我就逼著自己從一數到一千，再不然，我就想我的一個同事的臉，極力回憶他是在哪年，在什麼情形下，來教書的。我喜歡聽聲音。一會兒，我的女兒麗莎在跟我相隔兩個房間的一個屋子裡匆忙地說夢話，一會兒我的妻子舉著蠟燭穿過客廳，而且包管把火柴盒掉在地下，一會兒，乾裂的木櫥劈拍一響，或者燈頭忽然嗚嗚地叫起來，不知什麼緣故所有這些聲音都惹得我興奮。

我想問她：「那麼你不來參加我的葬禮了？」可是她的眼睛不看我，她的手冷冰冰，跟生人的手一樣。我默默地送她到門口……於是她離開我，走出去，順著長過道走了，頭也不回。她知道我在瞧她的背影。多半走到轉彎地方，她會回頭看一眼的。

要是有人問我在哪方面不喜歡現在我們的學生，我回答這問題不會很便當，可也不會說得太長，不過一定十分明確。我知道他們的缺點，因此用不著找出那些含混的老生常談來搪塞。我不喜歡他們抽煙，喝酒，晚婚，也不喜歡他們那麼漠不關心，常常冷淡到眼看自己周圍有同學挨餓，卻不捐款給學生救濟會。他們不懂現代的語言，講俄國話也不正確。就是昨天我的同事，衛生學教授，還對我抱怨說他教的課總得多講一遍才行，因為學生們的物理學知識很差，對氣象學完全不懂。他們很容易受最新的、甚至不是最優秀的作家的影響，可是他們完全不關心古典著作，例如莎士比亞、馬可·奧勒留、埃披克梯托斯，或者帕斯卡。他們分不清偉大和渺小，這尤其說明他們在生活方面不切實際。凡是多多少少含有社會性質的困難問題（比方說，移民問題），他們總是靠這問題的論文來解決，而不是靠科學研究和科學實驗，雖然這方法是他們完全做得到的，尤其是跟他們的職業很符合。他們情願做住院醫生、醫務助理員、化驗室的醫生，情願把這種職業做到四十歲，然而在科學方面，獨立自主的氣魄、自由的感覺、個人的主動精神，並不比其他行業，例如藝術或商業，少需要一分。學生和聽講人，我是有的，可是幫手和繼承人卻沒有，所以我愛他們，為他們所感動，可是並不為他們感到驕傲。等等，等等……

「這樣說來，您不把我看做您的朋友嗎？」她垂頭喪氣地問。

「沒有丈夫就不行？倒好像真有什麼關係似的！只要我想找，要找多少男人就可以找著多少。」

「請坐，」我對客人說，「您有什麼話要說嗎？」

十八年前，我有一個同事，是眼科醫生，去世了，留下一個七歲的女兒卡嘉和大約六萬盧布。他在遺囑里指定我做監護人。卡嘉在我們家裡一直住到十歲，然後送到一個寄宿女校去，只有到夏天，放了暑假，才住到我們家裡來。我沒有工夫過問她的教育，只在有空的時候偶爾注意一下，因此她小時候的情形我所能說的很少。

「嗯，不錯！與其一輩子做自己不熱愛的工作，還不如白白損失五年的好。」

「你回家去睡吧，」我說，「我們明天見面好了。」

「我有一種預感。可是，那是胡思亂想。」

「我常在我們那宗教學校的校園裡散步……」我說，「風帶來遠處一個酒館里的手風琴的嗚嗚聲和歌唱聲，或者圍牆外面跑過一輛有鈴子的馬車，這就足以使一種幸福的感覺不但忽然灌滿我的胸膛，甚至灌滿的我胃、腿和胳膊了……我聽著手風琴的聲音或者漸漸遠去的鈴聲，幻想自己做了醫生，描出許多畫面，一個比一個燦爛。現在呢，你瞧，我的夢想實現了。我所得到的還超過了當初所敢夢想的呢。三十年來，我一直是一個得到學生愛戴的教授，我有許多卓越的朋友，我享受光榮的名望。我戀愛過，由於熱烈的愛情結了婚，有了子女。一句話，只要回頭一看，我就看見我的一生像是一篇由天才寫出來的美麗的文章。現在剩下來要做的只有別糟蹋這一生的結局了。要做到這一點，我就應該死得不愧是個人的樣子。要是死亡真是一件危險的事，我就得合乎教師、學者、基督教國家的公民身份，精神飽滿、心平氣和地迎接它。可是我卻在糟蹋我的結局。我正在沉下去，我跑到你這兒來求救，你卻告訴我說：沉下去吧，本來就該這樣。」

「媽！」麗莎用責備的口氣對她說，「她既不願意來，就隨她去吧。反正我們也不會跪下來求她。」

她把我的名望和官階糟踏一頓以後，到底總算走了。我的白天就是這樣開始的。這以後，也並不見得好過些。

「怎麼呢？」卡嘉問。

我看著電報，只吃驚了不大一會兒。使我吃驚的倒不是格涅凱爾和麗莎的行為，而是我聽到他們結婚消息后的這種淡漠心情。據說哲學家和真正的聖賢都是淡漠的。這話不對，淡漠是靈魂的麻痹，提早的死亡。

我瞧著她，心裏難過了。

「什麼時候來呢？」懶漢用悶悶的聲音問。

「請您原諒……」她說，她的聲調低了整整一個音階，「我明白您的意思……領一個我這樣的人的情……領一個退休的女演員的情……那是……不過，再見吧……」

沉默。我有意叫那個學生稍稍受點罪，因為他愛啤酒和歌劇勝過愛科學。我就嘆口氣說：

照這樣和盤托出以後，她就背過臉去不再看我，為要遮掩手在發抖，就使勁拉韁繩。

樓上，正好在我的頭頂上，有個什麼人像是在呻|吟，又像是在笑……我聽著。不久以後，樓梯上傳來了腳步聲。不知什麼人匆匆忙忙地走下樓來，然後又走上去了。過一分鐘，又有腳步聲下樓來了，有人在我的門外站住，聽著。

「嘰維！嘰維！」

「教授！我憑人格向您擔保，要是您讓我及格，那我……」

「您好，」她說，因為走上樓來而有點氣喘，「您沒料到吧？我……我也上這兒來了。」

「你不能用這樣的態度對待這麼嚴重的大事……」她說。「這問題牽涉到女兒的幸福，那就得把私人成見統統丟開才對。我知道你不喜歡九-九-藏-書他……好吧……假定我們現在拒絕他，把這件事鬧翻，那你怎麼能保證麗莎不會終生抱怨我們呢？現在，求婚的人可是不怎麼多了，說不定將來沒有人上門呢……他很愛麗莎，她也分明喜歡他……當然，他還沒有固定的地位，不過那有什麼辦法呢？求上帝保佑，他將來總會有固定地位的。他出身好家庭，有錢。」

「不過這也隨您。那麼，把功課溫一溫再來吧。」

「我們吃早飯去吧，卡嘉。」我說。

「卡嘉，你把父親的錢揮霍完了以後怎麼過下去啊？」

尼古拉在胸前畫十字，可是彼得·伊格納捷維奇轉過身來對著我，問道：

半年還沒過完，我就接到一封饒有詩意的、熱情洋溢的信，劈頭是這樣一句：「我在戀愛。」信里附著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一個青年男子，剃光鬍鬚，戴一頂寬邊帽，肩膀上搭著一條方格毛毯。這以後的信還是跟先前一樣的好，可是信上有了標點符號，文法錯誤不見了，字裡行間發出濃烈的男性氣息。卡嘉開始在信上談起如果在伏爾加流域找個地方開辦一個大戲院，規定合股經營，吸引富商大賈和輪船主人到這個事業里來，那是多麼好。錢會有很多，觀眾也會有很多。演員依照合作的條件來演戲……也許這個辦法真的挺好吧，可是我覺著這一類花樣是只有男人的腦筋才想得出來的。

「聽你那口氣，看你那態度，倒好像你是個遭了難的人似的。我不喜歡這樣，我的朋友。這得怪你自己不好。記住，你開始惱恨一般的人和事了，可是你從沒做過什麼事來對人和事加以改進。你並沒有向壞現象做鬥爭，你只是厭倦了，你並不是因為鬥爭而遭了難，卻是因為軟弱才遭的難。嗯，當然，那時候你還年輕，沒有經驗，可是現在一切都可能有所不同了。對了，干吧！你會工作，為神聖的藝術服務……」

近來家裡出了一種誤會，這一類的誤會我從前是只憑道聽途說才有所體會的。不管我提起這種事會多麼難為情，我還是要寫出一次這類的爭吵，那是在有一天吃過飯後發生的。

沒過多久，鈴又響了。有人走進前廳里來，脫了半天衣帽，咳嗽很久。葉戈爾來通報說有一個大學生來了。我吩咐一聲：請。過了一會兒，一個眉清目秀的青年走進來。有一年了，他跟我一直保持著緊張的關係：考試時候，他對我的問題回答得很不像話，我就給他打了個一分。每年我都有七個這樣的學生。照大學生的切口說來，那就是我「掐住了」或者「刷下了」他們。凡是因為學力不夠或者害病而考不及格的學生通常倒總是咬著牙忍下去，不來找我羅嗦。凡是找我羅嗦、到我家來的學生，都是些血氣方剛、性格開闊的人，考試一「刷下來」，連胃口也倒了，害得他們沒法準時去聽戲。對第一種人我總是寬宏大量，可是對第二種人我就「掐住」整整一年。

在他那對善良的眼睛里，我看出了這樣的意思：

現在我就考問自己：我要什麼呢？

不過問題不在於此。我只要求人們體恤我這種弱點，要求人們領會把一個關心骨髓的發展歷史勝過關心宇宙的終極目的的人硬從講台上拉下來，硬叫他跟他的學生分手，那就等於抓住他，不等他死，就把他放在棺材里，釘上蓋子一樣。

鈴聲第三迴響了。一個年輕的醫師走進來，穿一套黑色新衣服，戴一副金邊眼鏡，當然打著白領結。他說了自己的姓名。我請他坐下，問他有什麼貴幹。那獻身於科學的年輕人有點激動地開口了，告訴我說：他的學位考試已經及格，現在只剩下寫論文了。他想在我的指導下寫作，要是我肯給他一個論文的題目，那他會十分感激的。

「我不喜歡哈爾科夫，」我說，「這兒很灰色。這是一個相當灰色的城。」

「我這一輩子也總算見過許多你們的學生、年輕的科學工作者、許多演員了……怎麼樣呢？慢說英雄或者天才我從來沒有那種福氣碰見過，就連單是有趣味的人我也一個都沒見過。全是些灰色的人，庸才，自高自大……」

「沒什麼，沒什麼……這會過去的……睡吧，睡吧……」

格涅凱爾和那些姑娘談賦格曲，談對位法，談歌唱家，談鋼琴家，談巴哈和布拉姆斯。我妻子深怕她們疑心她不懂音樂，就向她們做出同情的笑臉，含含糊糊地說：「這實在好……難道有這樣的事！真沒想到……」格涅凱爾尊嚴地吃著，尊嚴地說笑話，愛理不理地聽那些小姐的批評。有時候他起意說幾句糟糕的法國話，於是不知因為什麼緣故，他覺著需要稱呼我一聲「Votre Excelence」了。

「再見，」卡嘉說，「今天我不去看您家裡的人了。請她們原諒我。我沒工夫了。請您來看我。」

「昨天我聽我們的朋友某某公開演講。我不懂我們的almamater怎麼會打定主意搬出像某某這樣的寶貨，獨一無二的蠢才（這種話在天黑以後可別說呀），拿給群眾看。是啊，他是全歐羅巴的傻瓜！天吶，像他那樣的傢伙在全歐洲大白天打著火把也找不出第二個來！您想想吧，他演講就像吮冰糖：唏哩呼嚕，唏哩呼嚕……他慌慌張張，差點看不清自己的底稿，他那些渺小的思想爬都爬不動，就跟修道院長騎自行車那麼慢騰騰的，糟糕的是你簡直鬧不清他到底要說什麼。枯燥得要命，連蒼蠅都會悶得斷了氣。這份沉悶也許只有在禮堂里開年會，宣讀例行報告時候的沉悶才比得上，真是見鬼。」

他倆舉著蠟燭送我到門廳，我穿皮大衣的時候，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說：

「哪，你剛才說的那種話不好。」

可是如果缺乏這個，那就等於什麼都沒有。

在月光底下，凡是女人的眼睛都顯得又大又黑，所有的人都顯得高大、蒼白。大概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乍一看卻沒有認出她來。

「沒道理……」我想，「這無非是一個有機體影響了另一個有機體罷了。我的神經的極度緊張感染了我的妻子、麗莎、狗，就是這麼回事……預感和先見就是用這種感染來說明的……」

日常的經驗本來應該已經教會妻子：我們的開支是不會因為我們常常談它就減少的。可是我的妻子不肯承認經驗，每天早晨準定要談到我們的軍官，還要談到謝天謝地，麵包落價了，糖卻貴了兩個戈比，她說這些話的口氣倒好像在向我報告什麼新聞似的。

「這是你從哪兒聽來的？」

卡嘉十分看不起我的妻子和麗莎，就跟她們十分恨她一樣。在我們這個時代是不可以談到人們有互相看不起的權利的。不過，要是憑卡嘉的觀點看問題，承認有這種權利，就可以看出來，我妻子和麗莎既有權利恨她，她就也有權利看不起她們。

「請您把我的錢拿去！」

從前我吃飯時候總是很痛快，或者至多冷冷淡淡。現在吃飯在我心中引起的，除了煩悶和憤懣以外，就沒有別的心情了。自從我成了「老爺」，做了系主任以後，我的家人不知什麼緣故覺著我們的菜單和吃飯習慣得完全改變才成。我從做學生時候，做醫生時候起就吃慣的那些簡單的菜，現在都沒有了，他們給我吃的卻是什麼法國濃肉湯，面上浮著像冰渣一樣的白東西，另外還給我吃什麼用瑪第拉烹的腰子。將軍的品位和名望使我永遠斷絕了白菜湯、可口的餡餅、加蘋果汁的鵝、鯿魚粥。他們辭掉我的女僕阿加霞，一個愛說愛笑的老太婆，換了個葉戈爾來伺候吃飯，那是個呆笨而又傲慢的傢伙，右手老是戴一隻白手套。等菜的工夫很短，可是好像長得不得了，因為在那種時候沒有什麼事可做。從前那種歡暢、那種隨意談話、那種喜謔、那種鬨笑，現在一點也沒有了。從前我們在飯廳里會齊，總有一種互相親近，歡歡喜喜的感覺攪動孩子、妻子和我的心，現在卻沒有了。對我這忙人來說，吃飯正是休息和團聚的時間。對我妻子兒女來說這是節慶，時間固然短，可是快樂歡暢，他們知道在這半個鐘頭里我不屬於科學，不屬於學生，不屬於別人，只屬於他們。喝一小杯酒就醉了的本事再也沒有了，阿加霞走了，鯿魚粥沒有了，舊日吃飯時候遇到出了什麼小岔子，比方貓跟狗在桌子底下打架，或者卡嘉的繃帶從臉上落到湯盤裡，大家就哇哇地叫起來，現在也沒有了。

這些話指的是所謂的美文學。

考學位的青年一聲不響，只是他的顴骨四周現出淡淡的紅暈。他的臉容表現了對我的聲望和學識的深深尊崇，可是從他眼睛里我卻看出他藐視我的聲調、我的可憐的身材、我的心浮氣躁的手勢。我一發脾氣，他就覺得我像是一個怪人了。

「這個斯科別列夫是什麼人？」

「他是教什麼的？」

現在，卡嘉住的地方離我這兒不出半俄里遠。她租了一所房子，有五個房間，把它布置得相當舒服，顯出了她固有的美感。要是誰有心描寫她的布置，那麼這個畫面最突出的情調就是懶散。為了懶惰的身體布置了軟躺椅和軟凳子，為了懶惰的腳鋪好了地毯，為了懶惰的眼睛配好了淡淡的、昏暗的或者不透明的顏色，為了懶惰的靈魂，牆上掛著無數便宜的扇子和無聊的畫片，講到那種畫片的新奇，惹人注意的卻不是畫題，而是畫法。房間里擺著許多小桌子和小架子，上面放滿一點也沒用處、一點也沒價值的擺設，不成形狀的小氈毯代替了帷幔……這一切，再加上害怕鮮明的彩色，害怕勻稱和空曠，不但證明了精神的懶惰，也證明了對自然的美感的歪曲。卡嘉一連好幾天躺在躺椅上看書，主要是看長篇和中篇小說。她一天中間只在下午出門一回，來看我。

「原來是這樣。去很久嗎？」

「走。上那兒去。那邊。」

「他卻不肯治病……」卡嘉悶悶不樂地插嘴。

「我幹嗎緊自在這兒坐著？」她說，站起來，「茶炊早就擺在桌子上了，我卻在這兒閑聊天。主啊，我的記性變得多麼差！」

我注意地瞧著這個皮肉鬆弛、笨手笨腳的老太婆的臉，想在她身上找到我的瓦麗婭，可是從她的過去只剩下一個為我的身體擔憂、把我的薪水叫做「我們的」薪水、把我的帽子叫做「我們的」帽子的老太婆罷了。我瞧著她，心裏很難過，為了多少給她一點安慰，我總是隨她愛說什麼就說什麼，遇到她不公道地批評別人，或者怪我不私人行醫或者出版教科書，我甚至一聲也不響。

「三年前，尼古拉·斯捷潘內奇總還記得吧，我就做過那樣的報告。天氣又熱又悶，我的制服勒著胳肢窩，緊得要命！我念了半個鐘頭，一個鐘頭，一個半鐘頭，兩個鐘頭……『好了，』我想；『謝天謝地，剩下只有十頁了。』我那報告的結尾有四頁可以完全不念，我想把它刪掉算了。『那麼只剩下六頁了，』我想。可是，您猜怎麼著，我偶然瞧一眼前面，看見第一排有一位披著寬綬帶的將軍和一位主教並肩坐著。這兩個可憐蟲煩悶得身子發僵，睜大了眼睛免得睡著，可是臉上又極力做出注意聽講的神情，裝得聽懂了我的話而且很愛聽的樣子。『行，』我想，『既然愛聽，你們就聽吧！我要叫你們受一受！』於是我索性把那四頁也都對他們念了。」

他熱烈地吻我的肩膀、袖子、鈕扣。

我做我的事，卡嘉坐在離我不遠的一個長沙發上，沉默著，戴著披巾，彷彿怕冷似的。要麼因為我喜歡她，要麼因為我從她還是小女孩子的時候起就習慣了她的常來常往，總之，她坐在我這兒，並不妨礙我集中我的注意力。我偶爾信口問她一句話，她也很短地回答一句，或者，我想歇一會兒，就扭轉身去對著她，看她出神地瞧著一本醫學雜誌或者報紙。在這樣的時候，我發現她的臉上已經沒有舊日那種信任表情了。現在她的表情冰冷、淡漠、渙散，就跟不得不很久很久地等火車開來的旅客的表情一樣。她的裝束跟從前一樣美麗而樸素，可是粗心大意。她往往一連好幾天躺在躺椅上或者坐在搖椅上，看得出來她的衣服和頭髮因此揉得很亂。她也沒有從前那份好奇心了。她不再問我什麼問題，彷彿已經閱歷過生活里的一切，不再等著聽什麼新鮮事了。

我不是說法國書又有才氣、又有雋永、又有高尚。它們也並沒滿足我。不過它們不像俄國書那麼沉悶，而且在那些書里往往可以找到藝術創造的基本要素：個人自由的感覺，這卻是俄國作家所缺少的。我想不起有哪一本新書，作者不是從第一頁起就極力用種種世俗的偏見和種種對良心的束縛把自己包緊。有的人不敢提到裸體，有的人死命地鑽進心理分析，有的人認為必須「對人類有熱情的態度」，有的人故意整頁整頁地描寫自然，免得被人疑心他的寫作有傾向……有的人一心要在自己作品里裝得是個平民，有的人卻要裝做貴族，等等。那些書里有處心積慮，有步步小心，有四平八穩，可是既沒有自由，也沒有要寫什麼就寫什麼的勇氣，因此也就談不上創造。

她照例躺在一張土耳其式長沙發上或者躺椅上看書。她看見我，就懶洋洋地抬起頭，坐起來，把手伸給我。

她的眉毛擰起來，眼睛里含著淚水而發亮，整個臉上像添了一抹亮光似的忽然閃著我很久沒看到的那種熟悉的信任神情。

擺牌陣的時候，我們解決各種問題，大都是高級的問題。最倒霉的正是我們最熱愛的東西，也就是科學。

等到天亮， 我就在床上坐起來，用胳膊摟著膝蓋。為了消磨光陰，我極力了解我自己。「了解你自己」是很好的、有益的忠告。只可惜古人從沒想到指示我們用什麼方法來實行這個忠告。

「好吧……依你就是……」我喃喃地說，倒覺得很痛快，因為現在我不是孤零零一個人了，「好吧……就來。」

他的前途我看得很清楚。他這一輩子會準備好幾百次非常精確的實驗標本，會寫出許多枯燥的、可是很平穩的論文，準確地譯出十來篇文章，可是做不出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要做那種事業就得有想象、發明、眼力才成，可是彼得·伊格納捷維奇沒有這類東西。總之，他不是科學的主人，卻是它的工人。

話一講到「憑人格」，我就搖了搖手，在桌子旁邊坐下來。學生又沉吟一下，垂頭喪氣地說：

她猛一下子穿上皮大衣，這時候就一定有兩三個別頭髮的針從她那凌亂的頭髮上掉下來，落在地板上。她懶得理一下她的頭髮，而且也沒工夫了。她把披下來的髮捲隨便塞在帽子底下，走了。

「見著你，很高興，」我說，聳一聳肩膀，「可是我覺著奇怪……你好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你到此地來幹什麼？」

「我沒說這種話。不過你的錢現在於我沒有什麼用處。」

由於失眠，也由於極力壓制我那漸漸增長的衰弱，我起了一種古怪的變化。我上課講到半當中，眼淚會忽然使我的喉嚨哽住，我的眼睛就癢起來，我生出一種熱烈急切的慾望，恨不能向前伸出兩隻手，大聲地訴一訴苦才好。我想提高喉嚨喊叫道：我，一個著名的人，卻被命運判處了死刑，不出半年就要由另一個人上這兒來佔據這個講堂。我要大聲喊叫說我中了毒。以前我從來不知道的一些新思想毒害了我一生中的殘餘歲月。現在仍舊像蚊子似的不斷螫我的腦筋。在這種時候，我的情形顯得那麼可怕，我巴不得所有我的聽講人都害怕，從座位上跳起來，心驚膽戰，拚命喊叫，紛紛跑出門口去才好。

「當然，」我說，「哪怕您再來考十五回，您也不見得就會增長多少學問，可是這樣做可以鍛煉您的性格。您一定會因此感激的。」

我讀法國書，眺望敞開的窗子外面。我看見花園裡用尖頭木棍編成的柵欄和兩三棵瘦樹，還看見遠處柵欄外面的道路、田野以及寬闊的針葉樹林地帶。我常常愉快地瞧著兩個頭髮金黃、衣服破爛的小男孩和小女孩爬上花園柵欄，笑我的禿頂。在他們亮晶晶的眼睛里，我讀到：「瞧，那個禿頭！」恐怕只有他們這兩個人才不把我的名望和品位放在心上。

闊人的身旁永遠少不了寄生者，藝術和科學也一樣。似乎，世界上沒有一種藝術或者科學躲得開像格涅凱爾這類的「異物」。我不是音樂家，或許我看錯了格涅凱爾也未可知，再者，對他的情形我知道的很少。可是人家彈琴或唱歌時候他站在鋼琴旁邊擺出的那種權威的神態和尊嚴的氣派卻太使我起疑了。

「對了，也許吧……這兒醜惡。……我在這兒不會待得久……我是過路。我今天就走了。」

「罰的。」

門開了，我驚奇得往後直退，趕緊把身上睡衣的前襟裹一裹緊。原來站在我面前的是卡嘉。

我極力給她蓋上被子，我妻子給她水喝，我們倆在床旁邊胡亂地忙一陣，我的肩膀碰著她的肩膀，這當兒我想起了從前我們怎樣一塊兒給我們的孩子洗澡。

那血氣方剛的青年講話聲調清脆好聽，眼睛靈活，帶著譏誚的眼神，臉容和氣，不過有點浮腫，因為常喝啤酒，而且在長沙發上躺得過久的緣故。看樣子他本來可以對我講許多有趣的關於歌劇的事，關於他獵艷的事，關於他所喜歡的同學的事，可是不幸，眼下不是談這種事的時候。要不然我倒也願意聽一聽呢。

「不，我的朋友，我不要……」我說，「謝謝你。」

此外什麼也沒有了。我想了又想，想了很久，什麼也想不出來。不管我怎樣費力地想，也不管我把思路引到什麼地方去，我清楚地覺得我的慾望里缺乏一種主要的、一種非常重大的東西。我對科學的喜愛、我要生活下去的慾望、我在一張陌生的床上的靜坐、我想了解自己的心意，凡是我根據種種事情所形成的思想、感情、概念，都缺乏一個共同點來把它們串聯成一個整體。我的每一種思想和感情在我心中都是孤立存在的。凡是我對科學、戲劇、文學、學生所抱的見解，凡是我的想像所畫出來的小小畫面，就連頂精細的分析家也不能從中找出叫做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神的那種東西來。

「嘰維——嘰維！」在夜晚的寂靜中我忽然聽見尖叫聲，不知道這聲音是打哪兒來的，是從我胸中發出來的呢，還是從街上傳來的。

所有的血猛然從我的腦子裡湧出來，我的眼睛里冒出火星。我跳起來，抱住頭，頓著腳，用一種不像是我自己的聲音嚷道：

「行。」卡嘉回答。

她小時候很喜歡吃冰激凌，我常得帶她上點心店去。在她心目中，冰激凌是一切美好東西的規範。要是她想稱讚我，她就說：「你是奶油冰激凌，爸爸。」我們常把她的這一個小手指頭叫做香榧冰激凌，另一個叫做奶油冰激凌，第三個叫做覆盆子冰激凌等等。往常她早晨來問我早安，我總要把她抱起來放在我的膝頭上，吻她的小手指頭說：

四下里一片死氣沉沉的寂靜，就跟有一位作家所說的一樣，沉靜得甚至「耳朵里響起來了」。光陰慢慢過去，照在窗台上的一條條月光不移動位置，彷彿凝住了似的……一時天還不會亮。

這類缺點儘管很多，卻只能惹得懦弱和膽怯的人生出悲觀情緒或者謾罵心理。這種種短處具有偶然的、暫時的性質，完全隨生活條件的變化而轉移。只要過上十年，這些短處就會消滅，或者讓位給別的新缺陷，那些缺陷也是完全不能避免的，不過它們也會嚇得那時候的懦弱的人膽戰心驚。學生們的壞處常常惹得我氣惱，可是拿這點氣惱跟近三十年來我跟學生談話、給他們講課、考察他們相互關係、把他們跟別的行業的人對比的時候所得到的快樂相比，那就算不得什麼了。

「好吧，瓦麗雅，」我親切地九-九-藏-書說，「既是你要這樣辦，那就放心，我到哈爾科夫去，把你要做的事辦一下好了。」

我從卡嘉家裡出來，因為大家談起我的病而又激動又害怕，不滿意自己。我暗自盤算是不是真的應該找個同事來看看我的病。我立刻想像我的同事給我聽診以後，會一句話也不說地走到窗口去，沉吟一下，然後轉過身來對著我，極力提防我從他臉上看出真相，用隨隨便便的口氣說：「眼下我還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情形，不過，同事，我還是要勸您辭掉工作的好……」那就奪去了我的最後一線希望。

這是從前的情形了。現在呢，我講起課來卻只覺著受罪。還沒講完半個鐘頭，我就覺著肩膀和兩條腿衰弱得支持不住。我在圈椅上坐下，可是我又不習慣坐著講課。過了一分鐘，我又立起來，仍舊站著講，後來又坐下了。我的嘴巴發乾，喉嚨發啞，腦袋發暈……為要把這種情形瞞過聽講人，我就不斷地喝水，咳嗽，常常擤鼻子，彷彿因為著了涼才講不下去似的。我說些不得當的俏皮話，臨了不到鐘點就宣布提前下課了。可是我非常羞愧。

我的上帝，多麼可怕呀！我想再喝點水，可是睜開眼睛太可怕，我不敢抬起頭來。我有一種控制不住的、動物性的恐怖。我無論如何也不明白為什麼這樣害怕：是因為我想活下去呢，還是因為有一種我還不知道的新痛苦在等著我？

「你上那兒去打聽一下……那兒有許多你認得的教授，他們會幫你忙。我恨不得自己去一趟才好，可惜我是個女人。我不能去……」

「可是不能這樣……不能這樣……」

她背轉身去，低下頭。大概我用那樣的口吻拒絕她，使得錢方面的話沒法再講下去了。

怎麼辦呢？叫家裡的人嗎？不，沒用處。我想不出我的妻子和麗莎走到我屋裡來以後會怎麼辦。

「我們學校里事情都很順當嗎？」我問他。

「沒做什麼……我失眠。」

我撕開電報的封口，先看一看下款：是我妻子打來的。她有什麼事呢？

「Bene！既是這樣，那就請您吩咐他們再拿一小瓶酒來吧。」

我寫給卡嘉一封很長的回信，我得承認那是一封很沉悶的信。除了別的話以外，我對她說：「我過去不止一次跟願意同我結交的、人品極其高尚的老演員們談過話，從他們的話里我才明白他們的活動並不儘是由他們個人的智慧和自由意志指導著，多半倒是由社會的風氣和喜好控制著的。就連最好的演員，一生當中也不得不時而演悲劇，時而演歌劇，時而演巴黎鬧劇，時而演神話劇，不過他們好像始終仍舊認為他們走的是正路，對社會有益。所以，你可以看出來，這種壞現象的根源不該在演員們身上去找，而該更深地到藝術本身中，到整個社會對它的態度中去找。」我這封信反而惹得卡嘉慪氣了。她回信給我說：「您跟我在兩個不同的歌劇里演戲。我在信上跟您談起的不是那些願意跟您結交的、人品極其高尚的人，而是一幫談不上一丁點高尚的壞蛋。他們是一夥野人，只因為別處沒人願意給他們工作才到舞台上來鬼混的，他們管自己叫做藝術家也只是因為他們老臉皮罷了。有才能的人一個也沒有，可是庸才啦，醉漢啦，陰謀家啦，造謠家啦，倒有許多。我沒法告訴您我是多麼痛心：我所熱愛的藝術卻落在我所痛恨的人的手裡。我痛心的是最優秀的人對這種壞現象只是站在遠處冷眼旁觀，卻不願意走近一點，非但不出頭想辦法，反而寫些沉悶的老生常談和對誰都沒用處的教訓……」此外還有些別的話，都是那麼一種口氣。

這真可怕。我關上窗子，跑回床上。我摸脈搏，可是在手腕上找不著，就到太陽穴上去找，然後到下巴上找，臨了又在手腕上找。我的手碰到的地方都因為出汗而發涼和發黏。我的呼吸越來越快，身子打戰，五臟六腑都翻騰起來，臉上和禿頂上有一種像是粘著蜘蛛網的感覺。

「得了吧！你這是在胡想什麼呀！我幹嗎要拿你的錢呢？」

「誰也不及我們的苦命的麗莎那樣招得我可憐。這姑娘在音樂學院讀書，經常在上流社會來往，可是上帝才知道她穿的是什麼樣的衣服。那個樣子的皮大衣，她都不好意思穿著上街了。如果她是別人的女兒，倒也罷了，可是人人又都知道她父親是一位名教授，樞密顧問官！」

「人常會碰見些滑稽傢伙，」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說，「昨天我到我們的朋友葉戈爾·彼得羅維奇家裡去，在那兒碰見一位念書的學爺，大概是你們醫科三年級的學生吧。好一張臉……杜勃羅留波夫的臉型，腦門子上刻著深奧的思想。我們攀談起來。『年輕人，有這樣一件事兒，』我說。『我讀到一篇文章，』我說，『有個德國人——我忘記他的名字了——從人的腦子裡提取了一種新的生物鹼：痴獃。』你們猜怎麼著？他真的聽信了，臉上甚至現出佩服的表情，好像在說，『瞧，我們這班人本事多大！』有一天我到戲院里去。我在位子上坐下。剛好我前面第二排上坐著兩個人：一個也是『我們這班人』之流的人物，大概是學法律的；另一個披頭散髮，是醫科學生。那醫科學生醉得跟皮匠一樣。他根本沒看台上的戲。他只顧打盹兒，鼻子往前一衝一衝的。可是只要演員開始大聲念獨白，或者光是提高了喉嚨，我們這位醫科學生就吃一驚，拿手指頭戳一下鄰座那個人的肋骨，問道：『他在說什麼？說得高——尚嗎？』『高尚，』那位『我們這班人』回答。『好哇！』醫科學生吼起來。『高尚啊！好哇！』你們瞧，這喝醉了酒的蠢才上戲院里來原來不是為了欣賞藝術，而是要找高尚的東西。他要的是高尚。」

「你有什麼事？」

我妻子嚇壞了，她臉上現出痛苦到極點的表情。

同時我也想起了我的兒子，那個在華沙的軍官。他是個聰明、正直、清醒的人。可是這在我是不夠的。我想：要是我有個老父親，要是我知道有些時候他窮得害羞，那我就會把軍官的職務交給別人去干，自己情願做僱工。關於孩子的這一類想法敗壞我的心緒。這樣想有什麼好處呢？只有心胸狹窄、滿腔怨毒的人才會因為普通人不是英雄而對他們抱惡感。可是，這些不提也罷。

「務必救救她吧！救救她！」我妻子懇求道，「想想辦法吧！」

「電報！」

挨過這樣的時光是不容易呀。

我說了許許多多，可是他始終一聲不響。臨了我漸漸氣平了，當然也就讓步了。考學位的青年就從我這兒得到一個不值一文錢的題目，預備在我的督促下寫一篇對誰都沒用處的論文，將來帶著尊嚴的氣派去進行枯燥的答辯，得到一個於他一無用處的學位。

將近下午四點鐘，前廳和客廳里開始有走動的聲音。這是麗莎從音樂學院回來，帶來幾個女朋友。可以聽見她們彈鋼琴，試嗓音，哈哈笑。葉戈爾正在飯廳里擺飯桌，弄得盤盞玎璫的響。

她趕快走去，可是在門口又站住，說：

除了我、妻子、女兒以外，跟我們一塊兒吃飯的常常還有兩三個我女兒的女朋友和亞歷山大·阿朵爾佛維奇·格涅凱爾，這人是麗莎的追求者，有意向她求婚。他是個至多不過三十歲的金髮青年，中等身材，長得很飽滿，肩膀很寬，耳朵旁邊留著火紅色絡腮鬍子，嘴唇上有一點點染了色的唇髭，這就給他那豐|滿光滑的臉添上一種洋娃娃般的神情。他穿一件很短的上衣，一件花坎肩，一條上部很肥、褲腿很瘦的大花格褲子，一雙平底的黃皮鞋。他生著龍蝦樣的爆眼睛，領結像龍蝦的脖子，我甚至覺得這個青年冒出一股龍蝦湯的氣味。他天天上我們這兒來，可是我家裡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出身，他在哪兒受過教育，他靠什麼生活。他既不彈琴，也不唱歌，可是跟音樂和唱歌卻不知有一種什麼關係，在一個什麼地方替一個什麼人賣鋼琴，常到音樂學院去，認識所有的名流，布置音樂會。他用很有權威的口氣批評音樂，我發現人們都樂意附和他的話。

她沒說話。

「我不知道。」

「既是這樣，那就再見……請您原諒。」

「為什麼您不治一治病呢？怎麼能照這樣拖下去呢？天助自助者，親愛的人。托您向您家裡的人致意，替我道歉，說我沒去看她們。在我出國以前，一兩天里我要去辭行的。一定去！下個星期我就走了。」

以前每逢我有心了解別人或者我自己，所考慮的總不是行動，行動是受各種條件制約的，我考慮的是慾望。告訴我你要什麼，我就可以說出來你是個什麼樣的人。

「天好冷啊，您老人家！」

我指一指鍾，說：

凡是懶漢為自己辯護而提出來的理由總是一樣的。別的功課他們都考得挺好，只有我的課卻考壞了，尤其奇怪的是偏偏他們素來很看重我的課，溫得很熟，由於一種沒法理解的誤會，他們才考壞的。

「是誰？請進！」

「我嗎？就是這麼的……興頭一起，就來了。」

「有關係。誰要是唱高調，就表示他並不懂。」

看來，即使巴蒂湊著他的耳朵唱歌，即使中國的大軍侵入俄羅斯，即使發生了地震，他也不會動一動胳膊或者腿，倒會仍舊眯細眼睛，心平氣和地看他的顯微鏡。一句話，赫邱琶跟他是兩不相干的。我倒恨不能看一看這塊麵包干到晚上跟他的妻子怎樣一塊兒睡覺才好。

我茫茫然，慌了手腳，給她哭得心亂了，站都站不住了。

「那筆錢，我的朋友，應當受到比較嚴肅的對待才對。那是由一個好人靠了正直的勞動掙來的。」

「對了，身體不大好。」

「大人！求上帝做我的審判官……」

「您用不著生氣，尼古拉·斯捷潘內奇。這些話，我只是背地裡在我們自己人中間這麼說說……我這個人，比您料想的總還小心得多，我不會當著大家說這種話的，求主保佑！公眾中間仍舊存在著迷信，認為藝術和科學比農業和商業高明，比手工業高明。咱們這班人就靠了這種迷信才有飯吃。破壞這種迷信可不是您和我的事。求主保佑！」

我正在喝茶，我的麗莎向我走來，穿著皮大衣，戴著帽子，拿著樂譜，已經完全準備好，要到音樂學院去了。她二十二歲。她的相貌看起來還要年輕一點，長得漂亮，有點像我妻子年輕的時候。她溫柔地吻我的鬢角和手，說：

「奶油冰激凌……香榧冰激凌……檸檬冰激凌……」

「不了，謝謝。」她冷冷地回答。

「對不起，教授，我來打攪您……」他開口了，吞吞吐吐，眼睛不看我的臉，「我本不敢來麻煩您，要不是因為……您的課我已經考過五次了，可是……可是全沒及格。我求您行行好，讓我及格吧，因為……」

「我不懂，為什麼你們都跑來找我？」我生氣地叫道，「難道我開著商店還是怎麼的？我又不賣題目！我第一千零一次請求你們：全都躲開我！原諒我說話唐突，可是老實說，這種事我膩味透了！」

「他自己說的。他父親在哈爾科夫有一所大房子，在城郊有田產。總之，尼古拉·斯捷潘內奇，你非到哈爾科夫去一趟不可了。」

「你在胡說了。」

飯後，我走進書房，在那兒點上我的煙斗，我一天只抽這麼一回煙，這是舊日一天到晚抽煙的壞習慣留下來的一點殘餘。我抽煙的時候，我的妻子走進來，坐下，跟我談話。跟早晨一樣，我事先總能料到我們會談些什麼話。

我知道我要講什麼，可是不知道怎樣講法，從哪兒講開頭，講到哪兒結束。我的腦子裡還沒準備好一句話。可是我只要往講堂里掃一眼（講堂造得像一個圍繞著我的圓形劇場），說出那句老套頭的話：「上一回我們講到……」一長串的句子就從我的靈魂里飛出來，我一口氣講下去了！我很快地、興沖沖地講著，打都打不住，倒好像沒有一種力量能夠攔住我的話似的。如果要講得好，那就是說，如果要講得不枯燥，使聽講人得益，那麼除了才能以外還得有技巧，有經驗，對自己的力量，對自己所講的內容，對聽課的那班人，都得有極清楚的概念才行。此外，腦筋得快，眼睛得尖，一會兒也不能不注意眼前的那些人。

她很快地走了，我都沒來得及對她說再會。

「我想不出什麼話來跟你說，卡嘉。」我說。

她摟我，吻我，數落著她小時候我常聽她說的那些親熱話。

鈴聲響了。這是我的一個同事來找我談正事。他戴著帽子，拿著手杖走進來見我，把那兩樣東西向我送過來說：

她從旅行袋裡拿出一塊手絹，隨著手絹帶出來好幾封信，從她的膝頭掉到地板上。我從地板上撿起那些信，在其中的一封信上認出是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的筆跡，而且無意中讀到兩個字：「熱烈……」

「隨您好了。明天也行。」

「剛才卡嘉在你那兒嗎？為什麼她不來看我們？這簡直是怪事……」

昨日格涅凱爾已與麗莎秘密舉行婚禮。速歸。

我開了窗子，覺得自己像在做夢：窗外，緊貼著牆，站著一個女人，穿一身黑色連衣裙，被月光照亮，張開一雙大眼睛瞧著我。她臉色蒼白，嚴厲，給月光照得不像是一張真臉，倒像是大理石做的。她的下巴在發抖。

「我又沒開店！」我生氣地說，「真是怪事！為什麼您不願意獨立自主？為什麼您對自由這麼厭惡？」

「再見，我的朋友。祝您健康。」

在擺牌陣的時候，年輕的一代也挨到一頓痛罵。

門開了。我大起膽子睜開眼睛，看見了我的妻子。她臉色蒼白，眼睛上沾著淚痕。

「近來您瘦多了，也老多了，尼古拉·斯捷潘內奇。您怎麼了？您病了？」

我妻子所以不喜歡卡嘉，還因為她做過女演員，因為她忘恩負義，因為她驕傲，因為她怪僻，因為但凡一個女人在另一個女人身上可以找到的無數壞處，卡嘉都有。

一個年老的旅館僕役走進來問我帶來床單沒有。我留住他五分鐘，問了好幾個關於格涅凱爾的問題，我就是為了他才上這兒來的。原來這僕役正是哈爾科夫本地的人，對這個城就跟對自己的五個手指頭那麼熟悉，可是記不得有姓格涅凱爾的人家。我問起那莊園，回答也一樣。

「我求求您，請您告訴我！」她接著喘吁吁地說，周身打抖，「我向您賭咒：我照這樣子再也活不下去了！我支持不住了！」

「對不起。您的燈亮著，我當是您還沒睡覺。」

還有一回（比這回稍稍早一點），我告訴他說彼羅夫教授死了。這位親愛的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卻問道：

「順便提一下，另外還有一個請求。我知道你會生氣，可是我有責任忠告你……對不起，尼古拉·斯捷潘內奇，你上卡嘉家裡去得太勤，我們所有的鄰居和熟人已經在紛紛議論了。我不否認，她聰明，受過教育，跟她在一塊兒也許挺痛快，不過你知道，依你這年紀，照你的社會地位，你跟她在一塊兒會覺著愉快，那就未免奇怪了……再說，她那名聲是那麼……」

我年輕時候常去戲院，現在我家裡的人一年也總要訂兩次包廂，帶我去「散散心」。當然，這還不足以使我有權利評斷戲劇，不過我還是想說幾句。依我看來，現在的戲院並不比三四十年前高明。不管在戲院的走廊上也好，休息室里也好，就跟過去一樣，我無論怎樣也找不到一杯乾凈的水。雖然冬天穿厚大衣是一點也不應該留難的事，可是就跟過去一樣，招待員替我存好皮大衣，總要硬敲我二十個戈比的竹杠。休息時間就跟過去一樣，毫無必要地奏一陣樂，給戲劇所造成的印象添上些沒人需要的新東西。就跟過去一樣，男人們一到休息時間就走出去，到飲食部去喝含酒精的飲料。要是在小事情上看不出什麼進步，那麼想在大地方找出進步來就會白費氣力。有的時候，演員從頭到腳籠罩在舞台習氣和成見中，極力不把一句簡單而平凡的獨白「活著或者不活著」簡單地說出來，總要莫名其妙地帶點嘻哩呼嚕的聲音，還要全身發顫。有的時候，演員千方百計極力要我信服恰茨基雖然老是跟傻瓜談話，而且愛上一個傻女人，其實卻是個很聰明的人，極力要我信服《聰明誤》不是一個沉悶的戲。在這種時候舞台就會在我心中勾起四十年前飽看古典的咆哮怒叫和捶胸頓足的表演時候早已使我膩味的那種刻板演技。每次我走齣戲院總要比走進去的時候更保守些。

「哲學跟這不相干。」

您儘管是個百分之百的正人君子，樞密顧問官，不過要是您有個女兒，那您就無從保證您能夠避開那種常常由獻殷勤、作媒、婚姻等帶到您家裡來和攪擾您心境的庸俗氣氛。比方說，每逢格涅凱爾在座的時候我妻子臉上流露出來的得意神情我就無論怎樣也看不慣。我也看不慣那些瓶拉菲特、伯特維茵、雪利，這些酒都是為了他才擺出來的，好叫他憑了親眼目睹相信我們的日子過得又奢華又大方。我受不了麗莎在音樂學院學來的那種音調發顫的笑聲，以及她遇到我們家裡有男人的時候總是眯細眼睛的那種神情。主要的是我無論怎樣也不明白一個跟我的習慣、我的學問、我的生活氣息毫不相干，跟我所喜歡的人完全不同的人，為什麼天天跑到我家裡來，跟我一塊兒吃飯。我的妻子和僕人鬼鬼祟祟地小聲說：「他是一個求婚的人。」可是我仍舊不懂他為什麼待在這兒。這種事在我心中引起的惶惑不下於他們在飯桌旁邊把一個組魯人安置在我的身旁。還有一件事我也覺著奇怪，那就是我素來看做小娃娃的女兒居然會愛上那樣的領結、那樣的眼睛、那樣的胖臉……

我們三個人走進房間。起初我們喝茶，後來桌子上出現了我早就熟悉的那兩副紙牌、大塊的乾酪、水果、一瓶克里米亞的香檳。我們的談話內容並不新鮮，跟冬天談的一樣。我們痛罵大學、大學生、文學、戲院，空氣裝滿這些惡意的話語，變得越發稠密悶人。現在已經不像冬天那樣只有兩個癩蝦蟆用呼吸來弄得空氣充滿毒素，而是一共有三個了。除了柔和的男中音的笑聲和手風琴那樣的笑聲以外，那個伺候我們的女僕還聽見另一個不愉快的、刺耳的笑聲：「嘻嘻嘻！」就跟輕鬆喜劇里的將軍的九九藏書笑聲一樣……

看見我，她大叫一聲，伸出胳膊來摟住我的脖子。

我希望我們的妻子、孩子、朋友、學生不要著眼於我們的名望，不要著眼于招牌和商標而愛我們，要跟愛普通人一樣地愛我們。另外還有什麼呢？我希望有幫手和繼承人。此外呢？我希望過上大約一百年以後醒過來，至少讓我用一隻眼睛瞧一下科學成了什麼樣子。我希望再活十年……還有什麼呢？

她在外有四年光景。 在這四年當中，我得承認，在我跟她的關係上，我扮了一種簡直不值得羡慕的古怪角色。先是她寫信向我說明她要去做女演員，後來寫信給我講到她的戀愛，她每過一個時期總要起一回揮霍的心，我就不得不依照她的請求，時而匯去一千盧布，時而匯去兩千。後來她寫信向我提起她有意自殺，再后又說到她的孩子夭折，每一回我得到信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我對她的遭際的滿腔關切只表現在我想得很多，寫去沉悶的長信，其實那樣的信還是根本不寫的好。可是話說回來，我還是以父親的身份待她，愛她如同愛自己的女兒一樣呢！

立刻我又用有氣沒力的聲音說：

她想了一會兒，然後問我：

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專說刻薄話，卡嘉聽著，他倆都沒覺出這種挑剔鄰人的消遣，表面看來雖然沒有什麼害處，實際上卻在把他們漸漸地拖進一個多麼深的深淵里去。他們自己並沒覺得簡單的談天怎樣一步步化為譏誚和嘲罵，他倆怎樣甚至開始養成了在人背後說壞話的習慣。

到九點三刻，我得去給我那些親愛的孩子講課了。我穿好衣服，順著街道走去。那條街道我走了三十年，對我來說它已經有它自己的歷史了。那兒是一所灰色的大房子，開著一家藥店。從前那兒本來是一所小房子，開著一家啤酒店，我就在那啤酒店裡構思我的學位論文，給瓦麗婭寫第一封情書。我是用鉛筆在一張上端標著「Historia morbi」的紙上寫的。那兒，有一家食品雜貨店，當初是一個小猶太人開的，他賒給我紙煙，後來由一個胖婦人經營了，她喜歡大學生，因為「他們人人都有娘」，現在呢，那裡面坐著一個紅頭髮商人，是個很冷淡的人，用銅茶壺喝茶。那兒是大學的破敗的、多年沒修過的大門，穿著羊皮襖、煩悶無聊的看門人，笤帚，一堆堆的雪……在一個新從內地來的、生氣勃勃的、以為科學的宮殿真是宮殿的孩子的心上，這樣的大門是不會留下什麼健康印象的。一般的說，在俄羅斯悲觀主義的歷史上，大學校舍的頹敗，走廊的陰森，牆上的污跡，光線的不足，台階、衣帽架、凳子的凄涼樣子，在造成這傾向的種種原因當中占首要地位……那兒是我們的校園。我覺得從我做大學生的時候起到現在，它既沒變得好一點，也沒變得壞一點。我不喜歡它。要是拔掉那些病樣的菩提樹、枯黃的金合歡、剪了枝子的稀疏的紫丁香，在那兒栽上高高的松樹和好看的橡樹，那就合理多了。在大多數情形中大學生的胸襟都是由環境培養出來的，那麼他在求學的地方無論走到哪兒，眼前所看見的只應當是高大的、強壯的、優雅的東西才對……求上帝別讓他瞧見那些細瘦的樹木、破碎的窗子、灰色的牆壁、矇著破爛的漆布的門才好。

「我不能說他是壞人，因為我不了解他。不過我不喜歡他，這話我已經跟你說過一千回了。」

「到克里米亞去……那就是說到高加索去。」

現在，溫暖、舒適的環境、眼前又有這樣一個招我喜歡的人，在我心中引起的卻不是像從前那樣的滿足感覺，而是一種想要訴苦和發牢騷的強烈心意。不知什麼緣故，我覺著要是抱怨一陣，發一陣牢騷，心裏就會暢快些。

我、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尼古拉，壓低了喉嚨說話。我們的神色有點變了。隔著門聽見講堂里像海浪翻騰的嗡嗡說話聲，人就生出一種特別的感覺。三十年以來，我還沒習慣這種感覺，每天早晨都會感到它。我煩躁地扣上我的禮服的扣子，問尼古拉幾個不必要的問題，發脾氣……倒好像我害怕似的，不過這不是膽怯，而是另外一種感覺，然而究竟是什麼感覺，我也說不清楚，找不出它的名字來。

鈴聲可能連連不斷地響下去，可是我在這兒只限於寫完四次鈴聲就算了。鈴聲第四次響起來，我聽見熟悉的腳步聲、衣服的沙沙聲、親愛的說話聲……

「怎麼呢？」

「你盡可以明天再送來，」我從旅館僕役手裡接過電報來，生氣地說，「這樣一來，我就再也睡不著了。」

一天早晨，天氣晴朗，麗莎走到我的房間里來，用開玩笑的口氣說：

「你的空閑時候太多了，我的朋友。你總該干點什麼才好。真的，如果演戲是你的本行，為什麼你不去重做演員呢？」

諸如此類，總是這麼一套。要不然，他就這樣開始：

在這樣的貧乏下，只要害一場大病，只要有了對死亡的畏懼，只要受到環境和人們的影響，就足以把我從前認為是世界觀的東西，我從中發現我的生活意義和生活樂趣的東西，一齊推翻，打得粉碎。因此也難怪我會用那些只有奴隸和野人才配有的思想和感情把我一生中最後這幾個月弄得十分暗淡，到了現在，冷冷淡淡，連黎明的曙光也無心去看了。如果一個人缺乏一種比外界的一切影響更高超更堅強的東西，那麼當然，只要害一回重傷風就足以使他失去常態，一看見鳥就認為是貓頭鷹，一聽見聲音就以為是狗叫。在這種時候，所有他的樂觀主義或者悲觀主義以及他的偉大的和渺小的思想，就只有病徵的意義，沒有別的意義了。

「下雨了，您老人家！」

卡嘉看出我有點不好受，想沖淡這不好的印象，就說：

我這個姓名是人人知道的。在俄羅斯，凡是能讀會寫的人都知道它。在外國，大學講壇上提起它總要冠上「著名的、可敬的」這類字眼。這個名字是歸在少數幸運的名字當中的，如果有人在公共場合和報刊文章里辱罵或者濫用這類名字，就會被人看做品格太差的徵象。這也是理所當然的。要知道，我的名字是跟名望很高、天賦極厚、無疑有用的人的觀念緊密聯繫著的。我勤懇耐勞跟駱駝一樣，這是重要的；而且我有才能，這就更重要了。此外，我要順便提到，我是一個有教養的、謙虛而正直的人。我從來沒有鑽到文學和政治方面去出過風頭，也沒有貪圖名望而跟不學無術的人進行過論戰，更沒有在宴會上或者我同事的墳墓上發表過演說……總之，我的學者名聲沒有一星半點的污點，它沒有什麼可抱怨的。這個名字是幸運的。

「哎呀，我的上帝！……哎呀，我的上帝！」她嘟嘟噥噥地說，給我們的燭光照得眯細了眼睛，「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這不好，卡嘉。」

那個血氣方剛的青年的臉拉長了。

使女拿走茶炊，在桌上放了一大塊乾酪、水果、一瓶克里米亞的香檳酒，那是一種糟透了的葡萄酒，卡嘉住在克里米亞的時候卻喝上了口。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從書架上拿下兩副紙牌，開始擺牌陣。照他說起來，有幾種牌陣的擺法需要很大的靈敏和專心，可是話雖如此，他打牌的時候仍舊不停地談天消遣。卡嘉注意地看他的牌，給他出主意，然而不是用嘴說，而是用表情。她一個傍晚至多不過喝兩小杯葡萄酒，我喝四大杯，瓶里餘下的酒就都歸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享用了，他酒量大而且永遠不醉。

可是我馬上又覺著可憐他，就連忙說：

我跟著我的妻子走去，一路聽她對我說話，可是我太激動，一個字也沒聽清。在樓梯上她的蠟燭灑下一朵朵明亮的光來，跳動著，我們的長影子發抖。我的腿被我的睡衣的前襟裹住，我喘得透不過氣，覺著身後好像有個東西追來，極力要抓住我的後背似的。「我馬上會死掉，就在這樓梯上，」我想，「我馬上就會死……」可是我們走完樓梯，走過安著義大利式窗子的黑過道，走進了麗莎的房間。她坐在床上，只穿著睡衣，光腳耷拉下來，正在呻|吟。

我是老人，教書有三十年了，可是我既沒看出什麼退步，也沒看出缺乏理想。我也不認為現在比過去糟糕。我的看門人尼古拉在這方面的經驗是很有價值的，他說今天的學生既不比過去的學生好，也不比他們差。

「誰？」

我把頭埋在枕頭底下，閉上眼睛，等著，等著……我的背脊發涼，五臟六腑好像把背脊吸進去了，彷彿死亡果然從背後偷偷掩來了……

「蒼蠅也不懂科學，」我說，「可是那又能證明什麼呢？」

可是這當兒前廳傳來了鈴聲。我和卡嘉聽清拉鈴的聲音，就說：

使女走進來，請我們去喝茶。到了茶炊旁邊，謝天謝地，我們的談話總算變了題目。我發完牢騷以後，又想發泄另外一種老年的嗜好：回憶。我對卡嘉談起我的過去，使我大大吃驚的是我跟她講了些簡直沒想到至今還完整地保存在記憶里的事情。她帶著溫柔、帶著驕傲，屏住呼吸，聽我講下去。我特別喜歡跟她講起從前我怎樣在宗教學校里求學，怎樣夢想著進大學。

「科學，謝謝上帝，已經活到頭了，」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抑揚頓挫地說，「它的歌已經唱完了。對了。人類已經開始感到需得用另外一種東西來代替它了。它原是在迷信的土壤上生長起來，受到迷信的滋養的，現在也仍舊是迷信的結晶，跟它去世的祖母，鍊金術、形而上學、哲學等一樣。真的，科學究竟給過人類什麼東西呢？可不是，有科學的歐洲人和沒有任何科學的中國人中間，那差別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也只限於表面上。中國人不懂科學，可是他們因此損失了什麼呢？」

她拿手絹蒙住眼睛，走出去，回到自己房間里去哭了。這兒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沉默。冷不妨她猛然站起來，向我走過來。

講到俄國那些社會學的、藝術的等等的嚴肅論文，我純粹因為膽怯而不敢讀。不知什麼緣故，我在兒童時代和少年時代害怕看門人和戲院里的驗票員，這種畏懼一直留存到今天。直到現在我也還是怕他們。據說，只有我們不理解的事，我們才害怕。的確，為什麼看門人和戲院驗票員那麼神氣，那麼傲慢，那麼莊嚴而粗魯，那是很難理解的。我一讀那些嚴肅的論文就準會感到同樣的、意義不明的恐懼。那種非同小可的自命不凡、那種大將軍一樣的戲弄口吻、那種對外國作家過分隨便的態度、那種一本正經凈說廢話的本事，都使我不能理解，覺得可怕。這跟我讀我們那些醫學作家和自然科學家的作品的時候所常見到的謙虛、文雅、平和的口吻完全不同。不但論文是這樣，就是俄國嚴肅的人們所翻譯的或者編纂的作品我也一樣讀不下去。序言的誇耀的教誨口氣、譯者所加的過多的註解，妨礙我聚精會神地閱讀正文。在所有論文或者書本中由慷慨的譯者所加的許多帶括弧的問號和sic，依我看來，對作者個人也好，對我作為讀者的獨立自主地位也好，都是一種侵犯。

隨後是沉默。我站起來，等這位客人走，可是他站在那兒，瞧著窗口，揪他的小鬍子，想心事。這就惹人厭煩了。

不管怎樣，在一年半或者兩年當中，一切都好像順順噹噹：卡嘉在戀愛，相信她的事業，幸福。可是這以後，我漸漸發覺她的信上有明顯的泄氣跡象了。開頭是卡嘉對我抱怨她的同事，這是第一個最不吉利的徵象。要是年輕的科學工作者或者文學工作者剛開始工作就惡狠狠地抱怨科學家和文學家，那就表明他已經厭倦，不宜於做那種工作了。卡嘉寫信告訴我說：她的同事不參加排演，也永遠不懂自己的角色，看得出他們每個人在鬧劇的表演中，在舞台動作上，對觀眾表現了極不恭敬的態度。為了增加票房收入（這是大家唯一的話題），正劇中的女演員竟不顧身份唱小調，悲劇演員唱雜曲來訕笑戴綠帽子的丈夫和不貞節而懷了胎的妻子等等。總之，這些現象怎麼會至今還沒使內地的戲院倒閉，那些戲院怎麼會靠著這麼腐敗的細小血管維持下來，這倒是應該奇怪的了。

「看在上帝的面上，尼古拉·斯捷潘內奇！」她懇求我，哭了，「看在上帝的面上，了卻我這件心事吧！我痛苦啊！」

我坐在我的房間里，正在抽煙斗。我妻子照例走進來，坐下，開口說道：趁現在天氣暖和，我又空閑，要是我肯到哈爾科夫去走一趟，打聽一下我們的格涅凱爾是個什麼樣的人，那倒挺好。

有些可怕的夜晚，風雨交加，雷聲隆隆，電光閃閃，民間管這樣的夜晚叫做「麻雀夜」。在我個人的生活中也有過這樣一個麻雀夜……

「你還是沒回答我你為什麼不打算去做女演員。」

「這樣生活下去是不行的。」

「你也真是個怪姑娘……」我喃喃地說，「我不懂！這麼明白的人，忽然間哇哇地哭了……」

我垮了。既是這樣，那麼多想也無益，多談也沒用了。那就坐著，默默地等著看隨後會發生什麼事好了。

「我的親爸爸……」她抽抽搭搭地說，「我的好爸爸……我親愛的，我的好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麼回事……我難過！」

這很像去世的尼基塔·克雷洛夫教授當初在雷瓦爾跟彼羅戈夫一塊兒洗澡的時候嫌水太涼，生氣了，罵道：「這些混蛋的德國人！」我對彼得·伊格納捷維奇的態度很不好，直到他走了，我從窗口看見他那頂灰色的帽子在花園柵欄外面一閃一閃，我才想叫住他，說：「原諒我，我的好人！」

頂氣人的是公雞格涅凱爾卻顯得比老鷹教授還要聰明。他知道我的妻子和女兒站在他那一邊，就使出一種手段，用傲慢的沉默回答我的譏刺（彷彿在說：「這老傢伙昏了頭……何必跟他多費話呢？」），要不然他就好意地拿我開一句玩笑。真應該奇怪：人會無聊到這種程度！吃飯的時候我居然始終幻想著格涅凱爾會怎樣露出冒險家的真面目，我妻子和麗莎會怎樣看出自己的錯誤，我會怎樣訕笑她們。到了我這種年紀，一隻腳已經踏進墳墓了，還會有這麼荒唐的幻想！

「尼古拉·斯捷潘內奇！」她說，臉白了，把手按著胸口，「尼古拉·斯捷潘內奇，我照這樣再也活不下去了！不行了！看在上帝的面上趕快告訴我，這分鐘就告訴我：我該怎麼辦？請您告訴我，我該怎麼辦呢？」

晚上老睡不著覺，就會時時刻刻覺著自己不正常，因此我心急地巴望天亮和白晝，到那時候我就有權利不睡了。要挨過許多難熬的鐘頭，公雞才會在院子里啼起來。它第一個給我帶來好消息。它一叫，我就知道不出一個鐘頭樓下的看門人會醒來，使勁地咳嗽，上樓來拿什麼東西。然後窗外天色漸漸發白，街上傳來人聲了……

過了一會兒，我回到自己的房間里給麗莎開藥方，這時候我已經不再想著我馬上就要死了，只是心頭沉重，鬱悶，使得我簡直惋惜剛才沒有一下子死掉。我在房中央一動也不動地站了很久，尋思該給麗莎開點什麼葯才好。可是樓上的呻|吟聲停了，我就決定索性不開藥方，仍舊站在那兒……

「您是個很好的人，尼古拉·斯捷潘內奇，」她說，「您是一個天下少有的人，沒有一個演員會演您的角色。比方拿我或者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來說，就連壞演員都演得來，可是誰也演不了您。我羡慕您，非常羡慕您！您看，我算是什麼呢？什麼呢？」

「你沒睡著嗎，尼古拉·斯捷潘內奇？」她問。

「冷靜一下，我的孩子，求上帝跟你同在，」我說，「不要哭了。我自己也難過。」

照我眼前這樣的心境，只要他在我面前待上五分鐘就足能惹得我厭煩，倒好像我看他，聽他，已經足足有了一萬年似的。我討厭這個可憐的傢伙。他那輕柔平穩的嗓音和文縐縐的話語使得我無精打采，他的故事聽得我發獃……他對我存著一片好心，跟我講話純粹是湊我的高興。我對他的報答卻只是呆瞪瞪地瞧著他，彷彿要對他使催眠術似的，同時心裏想著：「走吧，走吧，走吧……」可是他對我的心愿不理不睬，緊自坐下去，坐下去，坐下去……

我是在中午十二點鐘來到此地的，在一個離大教堂不遠的旅館里住下來。火車顛得我頭暈，過堂風吹得我著了涼，現在我坐在床上，雙手捧著頭，等著顏面痙攣病發作。我今天本來應該去看幾個我認識的教授，可是我既沒那種興緻，也沒那份力氣了。

「對不起，教授，」他冷笑著說，「可是這種話，依我想來，至少也得說是奇怪。學了五年醫學，一下子……不學了！」

我聽著，順口答應一聲，而且大概因為我一夜沒睡覺吧，我的腦子裡滿是古怪而不必要的思想。我瞧著我的妻子，總是像孩子那樣吃驚。我納悶地問我自己：這個很胖而笨重的老太婆，一肚子瑣碎的小煩惱，為區區一小塊麵包擔驚害怕，總是露出一副蠢相，再加上經常為債務和貧窮操心，眼光也變得遲鈍，而且一開口只會談家中開支，必得東西落價才見笑容。難道這樣一個女人就是當初那個清秀的瓦麗婭？那時候我是因為她頭腦聰明，靈魂純潔，面貌美麗，並且如同奧賽羅愛苔絲德夢娜那樣還因為她「同情」我的學問才熱烈愛上她的。難道這個女人就是當初給我生下一個兒子的我那妻子瓦麗婭？

「您到什麼地方去治一治病吧……您應當醫好您的病。您肯收下那筆錢嗎？肯嗎？親愛的，肯嗎？」

「到那時候再說吧。」她回答。

起了這個名字的人，也就是說，我自己，卻是一個六十二歲的男子，頭頂光禿，鑲了假牙，害一種醫不好的顏面痙攣症。我的名聲十分輝煌美麗，我的模樣卻極其黯淡難看。我的頭和手衰弱得發抖，脖子跟屠格涅夫的一個女主角那樣像是大提琴的柄，胸脯凹進去，背部狹窄。我說話或者講課，嘴角總是往一邊撇。我一笑，臉上就布滿衰老的、死氣沉沉的皺紋。我這種可憐的模樣沒有一點動人的地方，也許只有在我發作顏面痙攣症的時候，我才會有一種特別的表情，惹得人家看見了必定會生出陰森而動人的思想：「這個人大概不久就要死了。」

我完全不必要地瞧了瞧我的表，說：

大概我的臉色可怕，嗓音奇怪，因為我妻子忽然臉色發白，用一種也不像是她自己的聲音絕望地高聲尖叫起來。聽見我們喊叫，麗莎、格涅凱爾、然後葉戈爾……都跑進來了。

誰能不存一點希望呢？近來，每逢我診斷自己的病，給自己開藥方，就往往希望自己的無知欺騙了自己，希望在自己身上所發現的蛋白質和糖質、心髒的毛病、有兩次在早晨發生過的全身浮腫，都是我弄錯了。我帶著憂鬱病患者的那份熱心翻看治療學的專書，天天換藥吃，老是覺得會碰到對症的葯。這都很不像話。

「很願意為您效勞，同事，」我說，「不過，首先，關於論文是什麼東西，我倆得有一個共同的理解才行。所謂『論文』，一般公認，是指由獨立的創造所產生出來的著作。不是這樣嗎？一個作品，如果用的是別人的題目，在別人的指導下寫出來，那就要叫做另一樣東西了……」

我所記得的而且喜歡回想的頭一件事情，就是她搬到我家裡來的時候，和聽憑醫生看病的時候她那可愛的小臉上老是閃著不同平常的信任表情。她常常躲在一旁什麼地方坐著，包紮著臉，總是注意地瞧著什麼。不管她瞧著我寫字或者翻書，也不管她瞧著read.99csw.com我妻子忙忙碌碌，瞧著廚娘在廚房裡削土豆皮，或者瞧著狗兒玩耍，她的眼睛老是表現著同樣的思想，那就是：「這個世界上進行著的一切事情都好，都合理。」她好奇心重，很喜歡跟我談天。有時候她挨著桌子坐下，面對著我，瞧我的動作，提出問題。她想知道我看的是什麼書，我在大學里做什麼事，我怕不怕死屍，我怎樣花我的薪水。

到早晨，僕役給我送茶來，帶來一份當地的報紙。我隨意看一看第一版的廣告、社論、報紙和雜誌的摘要、新聞……除了別的以外，在新聞中我找到這樣一段消息：「我們的著名學者，著名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諾維奇昨日乘特別快車到達哈爾科夫，住在某某旅館。」

這個考學位的沒說話。我冒火了，從我坐著的地方跳起來。

「你有什麼事要說嗎？」我走出去，在門廳里迎著他問道。

在我們這班人當中，學術界的所有新聞只限於某些老教授精神非常恍惚的奇談以及關於格魯別爾、關於我、關於巴布欣的兩三個笑話罷了。可是對於受過教育的我們這班人說來，這點消息未免太少。要是我們這班人都像尼古拉那樣熱愛科學、科學家、學生，那麼寫成文章的早就會有完整的史詩、故事、言行錄了，可惜這樣的文學現在還沒有。

「打架，親愛的。」

我不等他們嚼完蛆，就準備回家去。實在，也應該走了：已經十點多鍾了。

「您當是我喜歡談她們嗎？我倒巴不得壓根兒就不認識她們才好。聽我的話，我親愛的：丟開一切，走吧。出國去吧。越快越好。」

「情形很糟啊，我親愛的！」我開口了，嘆口氣，「很糟啊……」

「我們欠下葉戈爾五個月的工錢了。你知道嗎？聽差的工錢不可以拖欠，這話我說過不知多少遍了！每個月給十個盧布總比每隔五個月給五十盧布便當得多！」

她熱烈地瞧著我的臉，再說一遍：

然後他跑到我的前面，把一路上所有的門都替我推開。到了我的研究室里，他就小心地脫掉我的皮大衣，趁這機會跟我講點大學的新聞。所有的大學看門人和校工之間十分相好，因此全校四個系裡，辦公處里，校長室里，圖書館里出了些什麼事，他都知道。什麼事情他不知道呀！遇到不吉利的日子，比方說，校長或者系主任辭職了，我就聽見他跟年輕的校工聊天，指出補缺人的名字，而且說某某人不會得到部長批准，某某人自己又不肯接受這職務，然後離奇而詳細地談到辦公處里接到了神秘文件，部長和校董大概在進行秘密談話等等。如果把那些細節除外，他的話大體上差不多永遠是對的。他對每個補缺人都形容一番，那種形容是別緻的，可又正確。要是您想知道某人在哪年宣讀學位論文，開始教書，退休，或者去世，那盡可以靠這個老兵的廣博記憶來幫忙。他不但會告訴您哪年哪月哪天，還會講到這件事或者那件事的經過情形。那樣的記性是只有熱愛的人才會有的。

跟所有的愛譏誚的人一樣，他講起話來，只有眼睛和眉毛才含著笑意。在這種時候，他的眼睛裏面並沒有憎恨或者惡意，只有許多的尖刻以及人們僅僅在很善於觀察的人的臉上才能看到的那種特別的、狐狸樣的狡猾。如果繼續再談他的眼睛，那我就要說我在他眼睛里還發現另外一種特色。每逢他接過卡嘉遞給他的杯子，或者聽她講話，或者卡嘉有事出去一會兒，他瞧著她的背影的時候，我就發現他的眼光裡帶點溫柔、懇求、純潔的眼神……

在俄羅斯，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諾維奇，是樞密顧問官，勳章獲得者。他有那麼許多俄羅斯的和外國的勳章，每逢他必須把它們一齊戴在胸前，大學生就管他叫做「聖壁」。他所結交的人物都是最赫赫有名的；至低限度近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以來，俄羅斯的知名學者沒有一個不是他所親密交往的。現在他沒有可交的朋友了，可是講到過去，他的著名朋友的長名單卻是以皮羅戈夫、卡維林、詩人涅克拉索夫這樣的名字結尾的，這些人都跟他有極為真誠熱烈的友誼。他是俄羅斯一切大學和三個外國大學的委員。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所有這些，再加上以外許多也可以提一提的事情，就構成了我的所謂名聲。

「瞧……我已經給您預備下了。您就在這兒工作吧。您天天上這兒來，把您的工作隨身帶來好了。您在家裡，那些人反而妨礙您做事。您以後就在這兒工作嗎？您願意來嗎？」

然後呢，失眠來了……

「幫幫我！幫幫我吧！」她求我，「我活不下去啦！」

這種關於退步的話每一回都使我有一種感觸，好像偶然間偷聽到人家用難聽的話罵我女兒一樣。我所以聽不入耳，是因為這類責難毫無道理，他們所根據的無非是早已陳腐的濫調，嚇人的大話，例如什麼退步啦，缺乏理想啦，比不上過去的燦爛時代啦。不管什麼樣的指責，即使是在女人面前說說的，也應當盡量明確地提出來，要不然那就不是指責，只是空洞的謾罵，不合正人君子的身份。

「簡直是胡說！大學怎麼辦呢？」

我的腿發麻，彷彿兩條腿根本沒有了似的。我覺著自己倒在一個什麼人的懷裡，隨後還聽得見哭聲，不過只聽見一會兒就暈過去了，有兩三個鐘頭不省人事。

他完全沒有必要地不住賭咒，不久就弄得我厭煩了。我就打發他到廚房去，由他們招待他吃飯。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到了假日也特意到我家來看我，跟我談一談他的思想。他通常坐在我房間里一張桌子旁邊，謙虛，整潔，規矩，不敢蹺起腳來，也不敢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他用輕輕的、平和的小聲音對我談起他在雜誌和小冊子上讀到的依他看來十分有趣而尖刻的各種消息，聲調四平八穩，文縐縐的。那些消息彼此相像，可以歸結成這樣一個格式：一個法國人發現了一種新東西，另外一個德國人駁斥他，證明早在一八七○年已經有一個美國人發明過，另外有個第三者，也是德國人，比他倆都厲害，證明他倆都出了丑，在顯微鏡底下把氣泡錯看成黑色素了。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即使在有意逗我笑的時候，也還是講得冗長詳盡，好像宣讀學位論文，詳細地舉出他是從哪一篇文章上看來的，極力不說錯刊物的日期、號數、有關的人名，而且一提到人名絕不簡單地說一聲貝蒂，必得說讓·惹克·貝蒂。有時候他留在我們這兒吃飯，於是這一頓飯的工夫他不住地講那種有趣的故事，弄得所有吃飯的人都煩悶無聊。要是格涅凱爾和麗莎在他面前談起賦格曲和對位法，談起布拉姆斯和巴哈，他就謙虛地垂下眼帘，窘得什麼似的。他覺著難為情，因為在他和我這樣嚴肅的人面前居然有人談起這種無聊的東西。

「躲開我！」我叫道，「走開！躲開我！」

「尼古拉·斯捷潘內奇！」我聽見低低的說話聲，「尼古拉·斯捷潘內奇！」

然後他在桌子旁邊坐下來，喝下一杯茶，立刻談起來。他講話方式中最顯出特色的一點就是永久不變的取笑口吻，把哲學和打諢揉在一起，跟莎士比亞戲里的掘墓人一樣。他老是談嚴肅的事，可是經他一講，就絕不嚴肅了。他的評語總是尖酸刻薄，愛挑毛病，可是幸好他的聲調柔和、平穩、招笑，那種刻薄和痛罵才不刺耳，很快就讓人聽慣了。每天傍晚他總要帶來五六個大學生活趣事，照例在桌旁一坐下，就講起來。

多情善感和輕於相信的觀眾也許會聽信一種論調：舞台即使在現在這種形式下也仍舊是學校。然而，凡是熟知什麼叫做真正的學校的人，就絕不會上這種當。五十年後或者一百年後情形會怎麼樣，我不知道，不過照眼前這種情形看來，戲院卻只能算做娛樂場所。可是要經常享受這種娛樂卻又嫌太貴。它奪去這個國家成千上萬健康而有才能的青年男女，這些人如果不去干演戲的行業，也許會成為好醫師、好農藝家、好女教師、好軍官。它又奪去觀眾的傍晚時光，而這正是從事腦力勞動和跟朋友閑談的大好時光。至於金錢的浪費以及觀眾看了舞台上處理得很不正確的兇殺、私通、偽證以後道德上所蒙受的損害，那就更不用說了。

講了一刻鐘，半個鐘頭以後，我就會發現學生們開始瞧天花板，瞧彼得·伊格納捷維奇，這個在找手絹，那個在椅子上動彈著想要坐得舒服點，還有人想心事出了神，微微地笑……那意思是說他們的注意力疲了。那就得想辦法才成。我趕緊抓個方便機會，說一句俏皮話。一百五十張臉就都現出歡暢的笑容，眼睛快活地發光，一時間又可以聽見輕微的海洋般的聲音了……我也笑了。他們的注意力振作起來，我可以接著講下去了。

他坐在我面前的時候，我總擺脫不了一種想法：「說不定我一死，他就奉派接替了我的位子。」於是我那可憐的講堂在我的幻想中就成了一片泉水乾涸的綠洲。我對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很不客氣，一句話也不說，生氣，倒好像我有這種思想不該怪我自己，卻該怪他不對似的。每逢他照例開口稱讚德國科學家，我卻不再照往常那樣好意地開一句玩笑，只沒好氣地嘟噥一句：

「你們好。你們在喝茶嗎？這倒正合適。外頭冷得厲害。」

「我得認真跟你談一談了，尼古拉·斯捷潘內奇，」她開口了，「我的意思是指麗莎……你為什麼一點也不在心上呢？」

我半夜醒來，忽然跳下床。不知什麼緣故，我覺著現在馬上就要死了。為什麼我會覺著這樣呢？我的肉體並沒有一點表明立刻要死的感覺，可是我的靈魂給一種恐怖壓住，好像我忽然看見一大片不吉利的火光似的。

現在我們的進餐，描寫起來就跟吃起來一樣乏味。我妻子的臉上現出得意和做作的尊嚴神情，還有平素那種操心神情。她不安地瞧著我們的碟子，說：「我看你們不喜歡吃烤肉吧……告訴我，是不喜歡吃吧？」我只好回答：「你別瞎耽心，親愛的，烤肉很好吃。」她就說：「你老是向著我，尼古拉·斯捷潘內奇，你從來也不說實話。為什麼亞歷山大·阿朵爾佛維奇吃得這麼少呢？」總之，飯桌上說的老是這一套話。麗莎聲音發顫地笑一陣，眯細眼睛。直到現在吃飯時候，我瞧著她們母女倆，我才完全明白過來：我很久沒有注意這兩個人的精神生活了。我有這樣的感覺，從前我倒好像是跟真正的家人住在一個家裡，現在我卻在做客，跟一個不像是真正的妻子同桌吃飯，我瞧著麗莎，覺著她也不像是真正的麗莎了。她倆都起了驚人的變化，我錯過了她們完成這種變化的漫長過程，怪不得我一點也不懂了。為什麼會發生那種變化呢？我不知道。也許問題只在於上帝沒把賜給我的力量照樣賜給我的妻子和女兒吧。我從小就習慣了抵制外來的影響，把自己鍛煉得十分堅強，生活中的大變動，例如名望、將軍的品位、從生活舒適過渡到窘困、跟名流的結交等，差不多對我不起影響，我始終原封不動，沒受到傷害。可是這一切，對於沒受過鍛煉的、軟弱的妻子和麗莎卻像雪崩一樣壓下來，砸壞了她們。

他猶疑不定地走進門廳，慢吞吞地穿上大衣，走到街上，大概又想了很久。他什麼也沒想出來，只想出了一句針對我說的「老魔鬼」，然後他走進一家便宜的飯館，喝啤酒，吃飯，以後就回家上床睡覺去了。願你的骨灰得到安寧，正直的勞動者！

「那個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又來了！」卡嘉煩惱地說，「把他從我這兒帶走吧，勞駕！我討厭他了，他沒意思……滾他的！」

他是大學傳統的保護人。他由前輩的看門人那裡接受了許多大學生活掌故這樣一份遺產。他還給這份財富添上他自己在服務期間得來的許多寶貝。要是您想聽，他就可以給您講許多長短不等的故事。他會講到有些了不起的學者什麼都懂，有些出色的刻苦鑽研的人一連幾個星期不睡覺，很多的人為科學殉難和犧牲。在他看來，善戰勝惡，弱者永遠征服強者，聰明的征服呆傻的，謙虛的征服驕傲的，年輕的征服年老的……那些傳說和故事，人也不必都信以為真，不過把它們濾一下，您就會在濾器里找著您需要的東西：我們的優良傳統和大家公認的真正英雄的名字。

在我的研究室里，桌子旁邊坐著我的解剖員彼得·伊格納捷維奇，低下頭湊著一本書或者一個實驗標本。他是個勤懇謙虛、可是沒有才分的男子，年紀在三十五歲上下，頭頂已經光禿，肚子已經大了。他一天到晚工作，看許多書，凡讀過的都記得清楚，在這方面他不止是人，而且要算是金子。在別的方面呢，他就只能算是一匹拉貨車的馬了，或者換句話說，是個書獃子。那種表明他缺乏才能的、拉車的馬的特徵，是這樣的：他眼界狹隘，只注意他的專門學識；一超出他的專門學識，他就跟小孩一樣幼稚了。我記得有一天早晨我走進研究室，說：

「是啊，他們大大退步了，」卡嘉同意說，「您說說看：近五年或者十年以來，你們教出過哪怕一個了不起的人嗎？」

我又在床上躺下，極力讓我的腦子裡有思想的活動。想點什麼好呢？彷彿一切事情都已經想過，現在沒有什麼事情可以激起我的思想了。

為了免得惹出尖酸刻薄的話來，我就連忙改變話題，隨後沉默了很久。直到我們的車子出了樹林，向卡嘉的別墅走去，我才回到原來的話題上，說：

又在沉默中過了一分鐘。

「干點什麼呢？女人只能做普通的女工或者演員。」

她在旅途中寄來的第一批信是驚人的。我看著那些信，簡直奇怪幾頁小小的信紙怎麼容得下那麼多青春的朝氣、心地的純潔、神聖的清白，以及又細緻又切實的判斷，這種判斷即使是出於優秀的男性智力也會引人讚歎。伏爾加河啦，大自然啦，她遊歷過的城市啦，她的同事啦，她的成就啦，她的失敗啦等等，她不是在寫，而是在唱。每一行字都透露出我往常在她臉上看到的信任，同時信上有許多文法方面的錯誤，而且差不多根本沒加標點符號。

現在說一說卡嘉。每天將近傍晚她總來看我，當然鄰居和熟人都難免注意到。她來一會兒，就帶我出去坐上馬車遊逛。她自己有一匹馬，有一輛新馬車，都是今年夏天買下的。總之，她生活得很闊綽：租下一個華貴的大別墅，外帶一個大花園，把城裡的傢具都搬來，用了兩個女僕和一個車夫……我常問她：

「什麼？」

我的同事們，那些治療學家，在教治療學的時候，總是勸人「分別處理個別的病例」。人必得聽從這種忠告，才能相信教科書里做為範例而推薦的最好的、最適宜的治療法在個別病例中往往完全不適用。在精神的病症方面，情形也是一樣。

到十點鐘光景，我睡著了。儘管顏面痙攣病發作，我還是睡得挺香，要不是人家叫醒我，我會睡得很久。到一點多鍾，忽然有人來敲門。

起初我們坐車走過原野，隨後又走過從我的窗口可以看見的那一片針葉樹林。在我的眼睛里，大自然顯得跟往常一樣美麗，只是有一個魔鬼湊在我的耳邊悄悄說：這些松樹、樅樹、鳥雀、天空的白雲，等我過三四個月死了以後，對我的去世卻不會在意。卡嘉喜歡趕車。天氣好，又有我坐在她身旁，她覺著很愉快。她興緻好，沒說尖刻的話。

我到了哈爾科夫城。

「我來是可以來，可是你這畜生還是會把我掐住的！」

「對了。」我回答。

彷彿故意搗亂似的，我們屋外忽然傳來狗叫的聲音，那是兩隻狗的叫聲，先還輕輕的，猶疑不定，後來卻響起來。狗吠啦，貓頭鷹叫啦，這類兆頭我素來不認為有什麼意義，可是現在我的心卻痛苦地縮緊了，我連忙暗自解釋這種叫聲。

「誰把它弄得庸俗了？」

「對不起，我的朋友，」我對客人說，「我不能給您及格的分數。您回去好好溫習功課，再來找我。到那時候我們再看吧。」

「這跟病沒有什麼關係，」卡嘉打斷我的話，「這隻不過因為您的眼睛睜開了而已，沒別的緣故。有些事情，從前不知因為什麼緣故您不肯看，現在卻看見了。依我想來，您首先應該做的是跟您的家庭一刀兩斷，一走了事。」

我拿什麼話回答她呢？說一聲「工作吧」，或者「把家財散給窮人吧」，或者「了解一下你自己吧」，那倒是容易的。惟其說起來容易，我倒不知道該回答什麼話好了。

「好吧，我去就是……」我同意道。

「真要是這樣的話，那為什麼我每天傍晚總想去找那兩個癩蛤蟆呢？」

每天傍晚，不管天上布滿陰雲也好，月亮和星星正在照耀也好，我在回家的路上舉眼望天，心裏總是想著：死亡不久就要把我帶走了。人也許會以為在這種時候我的思想一定跟天空那麼深奧，燦爛，驚人……可是不然！我想到的是我自己、我的妻子、麗莎、格涅凱爾、學生們、一般的人。我的思想卑劣，渺小，我在蒙哄我自己。在這種時候，我的世界觀可以用著名的阿拉克切耶夫在一封私信里所說的話表達出來：「這世界上一切好東西都不可能不含有惡，而且惡永遠比善多。」這就是說，一切東西都醜惡，根本沒有一種可以使人為它生活下去的東西。我活過的六十二年只應該算是白活。我一發覺自己有這種思想，就極力說服自己：這些思想是偶然的、暫時的、在我心裏沒有深深地生下根，可是我立刻又想：

「嗯！……那我該怎麼辦呢？」

「依我看來，您現在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索性脫離醫學系。要是您憑自己的能力怎麼也不能考及格，那您顯然沒有做醫師的心，也沒有做醫師的才分。」

隨後是沉默。卡嘉理一理頭髮，戴上帽子，然後把信團起來，往旅行袋裡一塞，這些事她做得從從容容，一聲不響。她的臉、胸、手套，都沾著淚痕，濕了，可是臉上的表情卻乾巴巴的，冷峻了……我瞧著她，想到我比她快活，不由得覺著慚愧。我是直到臨死以前不久，直到我一生中的殘年，才發現我自己缺乏我那些朋友，哲學家，所說的中心思想的，可是這可憐的姑娘的靈魂卻素來沒安寧過，而且此後，一輩子，一輩子也休想安寧了！

然後她熄了燈，在桌旁坐下，談起來。我不是先知，可是我事先總知道她會談什麼。每天早晨老是那一套。她不安地問過我的健康以後，照例忽然提起我們的兒子，在華沙服役的那個軍官。每個月到二十號以後，我們總要匯給他五十盧布，這就成了我們談話的主要題目。

又過了不久，我接到這樣一封信：「我被人殘忍地欺騙了。我活不下去了。我那些錢隨您的意思處置好了。我愛您，把您看做我的父親和我唯一的朋友。別了。」

不幸，我不是哲學家，也不是神學家。我十分明白，我的壽命不出半年了。看起來，我目前應當關心的似乎主要是墳墓里的黑暗問題、我在地下長眠後會夢見什麼幻象的問題了。可是不知什麼緣故，雖然我的頭腦充分領會那些問題的重要，我的靈魂卻不肯承認。現在我雖然站在死亡面前，卻跟二三十年以前一樣，仍舊只對科學感到興趣。直到我咽氣的時候，我仍舊會相信科學是人類生活中頂重要、頂美好、頂必要的東西，相信科學素來是而且將來也是愛的最崇高的表現，相信人類只有憑藉它才會征服自然和自己。這種信心也許在根本上ｈttpｓ://ｒｅad•９９csｗ•ｃoｍ是幼稚而不公正的，可是如果我只相信這個，而不相信別的，那卻怪不得我。我沒法克制我心中的這種信念啊。

「您罰他們跪嗎？」

既然要扭轉我目前的心境是白費勁，而且也不是我的力量所能辦到的，我就決心讓我一生中最後這段日子至少在外表上不要有受人指摘的地方。要是我對家裡人的態度不正確（這我是充分感到的），那就至少極力依她們的意思辦事吧。既然要我到哈爾科夫來，來一趟就是。再說，近來我對一切事情都不大在意，因此，到哈爾科夫來也好，上巴黎去也好，到別爾季切夫去也好，對我來說簡直都一樣。

不，她沒有回頭看。她的黑色連衣裙最後閃了一下，腳步聲就聽不見了……再會，我親愛的！

我趕緊點上燈，拿起水瓶湊著瓶口喝了點水，然後匆忙地走到敞開的窗口。外面的天氣真美。空中有一股乾草的氣息，另外還有一種更好聞的香氣。我可以看見柵欄上的尖木樁、窗旁邊睡意朦朧的瘦樹、道路、一帶黑樹林。天空只有一個安靜的、很亮的明月，沒有一片雲。四下里全是寂靜，沒有一片樹葉動一動。我覺得樣樣東西都在瞧我，想聽我怎樣死掉……

「別說了！為什麼你們兩個像癩蛤蟆似的坐在這兒，吐出氣來弄得空中滿是毒素？我聽夠了！」

話題馬上一變：

「看在上帝的面上，到麗莎那兒去看看她吧。她出了點毛病……」

我講課跟過去一樣，仍舊不錯。我照舊能夠一連兩個鐘頭抓住聽講人的注意。我的熱情、我在講解方面的文學技巧、我的幽默，差不多遮蓋了我聲調的缺陷，因為我的聲調乾巴巴、尖得刺耳，可又抑揚頓挫跟假善人一樣。我寫文章卻不行了。專管寫作能力的那一小塊腦子不聽使喚了。我的記性衰退，思想不大聯貫，每逢我把思想寫在紙上，總覺得我已經失去一氣呵成的本領，結構單調無味，語言貧乏拘謹。我常常辭不達意，寫到結尾忘了開端。普通字眼我往往忘記，寫信時候我總得費不小的勁才能避免多餘的句子和不必要的插句，這兩樣都顯然證明我的智力活動衰退了。值得注意的是信越簡單，寫起來倒越費勁。我寫科學論文反而覺得比寫賀信或者報告便當得多，也通順得多。還有一點：我覺得寫德文或者英文比寫俄文容易。

這個問題的答案早已在我的腦子裡了：到卡嘉家去。

白天剛一開頭，我的妻子就走進屋來。她走來看我，總是穿著襯裙，頭也沒梳，不過臉已經洗過，冒出花露水的氣味，裝出彷彿偶爾走進來的樣子，每回老是說那一套話：

卡嘉聽著，笑了。她的笑法相當古怪，吸氣很快，每一吸氣和每一呼氣中間的空當既有節奏，而又整齊，很像是在拉手風琴，同時她臉上只有鼻孔在笑。我心裏發悶，不知道說什麼好。我忍不住，冒火了，從座位上跳起來，叫道：

現在我不是每天都有客人了。我只想提一提尼古拉和彼得·伊格納捷維奇的來訪。尼古拉通常總是遇到假期才到我這兒來，彷彿是來接洽什麼公務似的，其實多半是為了來看望我。他來的時候喝得醉醺醺的，以前他在冬天從來沒有這樣醉過。

「聽我們講課的人現在也退步了，」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嘆道，「姑且不談理想什麼的，只要能工作，能思索，就已經不錯了！瞧，正好應了那句話：『我悲哀地瞧著我們這一代的青年。』」

「行吧？您肯收下吧？」

「你老是躺著，」我停了一會兒，歇口氣以後說，「這對身體是不好的。你應當干點什麼才對！」

顯赫的名字分明是為了脫離具有這個姓名的本人而獨立生活才存在的。現在，我的名字就正在哈爾科夫城裡心平氣和地散步。過上三個月光景，這名字會用金字刻在墓碑上，跟太陽那麼亮，而到那時候，我自己卻已經埋在青苔底下了……

我暗自賭咒從此再也不去找卡嘉了，可又明明知道第二天傍晚我還是會去。

「我坐一坐就走，坐一坐就走！請坐，collega！只談幾句話就走！」

「當然這在我們是不容易的，」我妻子嘆道，「不過，在他還不能完全自立以前，我們也不得不接濟他。孩子在異鄉作客，餉銀又少……不過呢，要是你樂意的話，下個月我們不匯給他五十，匯四十算了。你覺得怎麼樣？」

「你假裝什麼也沒瞧見，可是這是不對的。漠不關心是不行的……格涅凱爾對麗莎有求婚的意思……你覺著怎麼樣？」

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早就應當出國去了，可是他一個星期一個星期地拖下去，始終沒走成。近來他起了點變化。看上去他有點瘦了，喝酒會醉了，這可是他從來沒有過的。他的黑眉毛開始變白了。等到我們的馬車在門口停住，他的快樂和心焦掩蓋不住了。他慌忙攙扶卡嘉和我下車，匆忙地問這樣問那樣，笑著，搓手，往常我只在他眼睛里才看得到的那種溫柔、懇求、純潔的表情，現在洋溢到他的整個臉上了。他高興，同時又為他的高興不好意思，覺著自己養成習慣，天天傍晚上卡嘉這兒來盤桓一陣，也很不好意思。他覺著需得為他的來訪找個明明很荒唐的借口，比方說，「我正巧有事坐車路過，我想那就進去坐一會兒吧。」

「尼古拉·斯捷潘內奇！」她懇求地說，向我伸出兩隻手，「珍貴的朋友，我求求您……我央求您……要是您不小看我對您的友情和尊重，那就請您答應我的要求！」

「您並不愛她們，那您何苦勉強呢？難道她們也能叫做家人？簡直是些廢物！要是她們今天死了，明天就不會有人注意她們在不在人世。」

「也丟開那大學好了。大學跟您什麼相干呢？反正它也沒什麼道理。您教了三十年的書，可是您的學生都上哪兒去了？您教出了許多著名的科學家嗎？數一數好了！用不著有才能的好人來出力，照樣可以培養出大批大批敲詐無知無識的人而大發橫財的醫生。您這種人是多餘的。」

我們趕著車走近她的別墅，遠遠看見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在大門附近走來走去，心焦地等我們。

「誰？」我叫道。

「對不起，我只在這兒待一分鐘就走……你又是一夜沒睡吧？」

「躲開我！躲開我！躲開！」

「去幹什麼？」

過道上，鍾敲了五下，六下，七下……天黑下來了。

她站起來，興奮地走來走去。

「我們吃早飯去吧，卡嘉。」我說，勉強笑一笑，「別哭了！」

「別的教授怎麼樣，我不知道，可是我教出來的學生當中，我卻一個也想不起來。」

過道上的鍾敲了一下，後來兩下，再后三下……我覺得我一生中最後的等死的這幾個月好像比我的一輩子還要長得多。時間過得這麼慢，換了在從前，我絕不能像現在這樣的定心。從前坐在火車站等車，或者在試場里坐著，一刻鐘就好比一萬年。現在我卻能通宵坐在床上，一動也不動，完全淡漠地想著明天晚上也會這麼長，也會這麼沒有光彩，後天也一樣……

我在自己的家門口拉了鈴，後來走上樓去，卻覺得現在我已經沒有家了，也沒心再把它找回來。事情是明明白白的，新的阿拉克切耶夫式的思想不是偶然的、暫時的在我心裏出現，它已經佔據我的全身心了。我帶著痛苦的良心，垂頭喪氣，無精打采四肢都不大能動，覺得身上好像加了幾千普特的體重似的，於是我脫衣上床，很快便睡著了。

我的良心和理智告訴我說：我現在所能做的頂好的事就是對那些孩子發表最後一回演講，跟他們告別，給他們祝福，把我的職位讓給一個比我年輕、比我強壯的人了。可是，讓上帝裁判我吧，我缺乏勇氣本著良心辦事。

「是我……」她說，「是我……卡嘉！」

「什麼事不在心上？」

「這話您先前已經跟我說過。我知道了。」

過了一會兒，燈拿進來。圈椅和燈罩在牆上和地板上投下了熟悉的、我早已看膩的陰影。我一瞧見它們，就覺得夜晚來了，而且帶著我那該詛咒的失眠一齊來了。我在床上躺下，然後站起來，在房間里走來走去，隨後又躺下……照例在晚飯以後，黃昏到來以前，我的神經的興奮要達到頂點。我無緣無故地哭起來，把腦袋埋在枕頭底下。這種時候我總怕有人走進來，又怕突然死掉，我為自己的眼淚害臊，總之，我的靈魂里起了一種叫人受不了的變化。我覺著我再也看不得我的燈、我的書、地板上的陰影，再也聽不得從客廳里傳來的說話聲了。有一種肉眼看不見的和不能理解的力量正粗魯地把我推出卧房外面去。我就跳起來，匆匆穿好衣服，小心在意，免得讓家人發覺，溜出去，走到街上。我上哪兒去好呢？

「走吧，大人。準備停當了。」

她想到大學生打架，我罰他們跪下，覺著滑稽，就笑了。她是個溫柔的、有耐性的、善良的孩子。我常常看見她手裡的東西給人奪去，看見她無緣無故地受罰，或者她的好奇心得不到滿足，這時候，她臉上那常在的信任表情就跟一種悲哀的神情混在一起，如此而已。我不知道該怎樣衛護她才好。不過我一瞧見她難過，就有心把她拉到我懷裡來，用老奶媽的疼愛口氣說：「我可憐的小孤兒！」

我還記得她喜歡穿好衣服，喜歡在衣服上灑香水。在這方面，她跟我一樣。我也喜歡漂亮衣服和好香水。

「我不懂，您家裡的人眼睛長到哪兒去了！不用說，這班人倒真不錯！」

卡嘉的看法卻完全不同。她硬對我說，舞台即使在現在這種形式中也比講堂，比書本，比世界上任什麼東西都高尚。戲劇是把一切藝術結合成一體的一種力量，演員是傳教士。沒有一種藝術，也沒有一種科學，能夠像舞台那樣在人的靈魂上產生那麼強烈和那麼確實的影響，因此中等才能的演員比最優秀的科學家或者藝術家在國內享受更大的名望就不是沒有理由的了。而且沒有一種為公眾服務的活動能夠像戲劇那樣提供那麼多的快樂和滿足。

我送她到門口，她用嚴格的眼光從頭到腳打量我，煩惱地說：

後來她帶回來好幾十張她所崇拜的男女演員的照片，再後有好幾回參加業餘演出，最後她在學校里畢業了，向我聲明說她天生來就應該做演員。

我走進飯廳，我的妻子就問我說：

可是這時候柵欄門吱吱吜吜地響，不知什麼人偷偷地掩進來了，那個人在一棵瘦樹上折斷一根枝子，拿那根枝子輕輕地敲窗子。

「什麼不好？」

瓦麗雅和麗莎都恨卡嘉。這種仇恨我是不懂的，大概也必須是女人才能懂得這種仇恨。我敢憑我的頭顱保證，在我差不多每天在課堂里遇見的一百五十個青年男子當中，在我每個星期要碰見的百把個上了年紀的男子當中，幾乎找不出一個人能夠了解她們為什麼憎恨而且厭惡卡嘉的過去，那就是說憎恨而且厭惡她沒有結婚就懷了孕，有過私生子。同時，我怎麼也想不起來我認識的女人和姑娘有誰不是有意無意地存著這樣的反感。這倒不是因為女人比男人貞節，純潔。要知道美德和純潔，如果不跟反感絕緣，那就跟惡德沒有什麼很大的不同了。我把這現象簡單地解釋做女人的落後。現代的男子看到不幸便感到哀傷的憐恤和良心的痛苦，依我看來，這比憎恨和厭惡更多地說明文化和道德的成長。現代的女人卻跟中世紀的女人一樣感傷和粗魯。依我看來，凡是主張女人應該跟男人受同樣教育的人，是十分有見識的。

有一回我被人請到地方法院里去做鑒定人。在休息時間，另一個鑒定人，我的同事，叫我注意檢察官對待被告是多麼粗暴，被告中有兩個是有知識的婦女。我就回答同事說，檢察官的態度比嚴肅論文的作者們彼此相待的態度不見得更粗暴，我覺得我這話一點也沒誇大。實在，他們的態度是那麼粗暴，一談起來就不能不痛心。他們相互間的態度和他們對待所批評的作家的態度，要就不顧自己的尊嚴，過分捧場，要就剛好相反，比我在這札記中和思想中對我將來的女婿格涅凱爾的蔑視還要放肆得多。動不動就罵人家不負責任，罵人家居心不正，甚至罵人家犯了種種罪行，已經成了嚴肅論文照例的裝飾品。這正好應了年輕的醫學工作者在論文里所喜歡說的那句話，ultima ratio！這種作風無可避免地要影響年輕一代的作家的性情，因此在近十年或者十五年來我所看到的文學新著中男主人公往往喝很多的白酒，女主人公不十分貞節，我也就一點也不覺著奇怪了。

不管什麼樣的遊戲，不管什麼樣的玩樂或者消遣，都不及講課那樣能夠給我這樣多的快樂。只有在講課的時候我才能夠生出滿腔的熱情，我才明白靈感不是詩人的胡謅，實際上的確有這東西。我想我每回下課後所感到的那種舒服的疲勞就連赫丘力斯在幹完頂痛快的英雄事業以後也不見得會感到。

「大人！」他說，把手按住胸口，帶著愛人的那種痴迷神情瞧我，「大人！求上帝懲罰我！讓雷當場劈死我吧！Gaudeamus egitur juventus！」

「我不久就要死了，卡嘉……」

尼古拉跟我講完新聞以後，就做出一臉的嚴肅神情，我們開始談正事了。要是在這種時候有個外人能夠聽見尼古拉多麼方便地說出許多學術名詞，他也許會以為尼古拉本來是個學者，卻假扮成一個兵。順便說一句，關於大學的校工有學問的傳言是大大誇張了的。不錯，尼古拉知道一百多個拉丁的詞，會把骨架拼湊起來，有時候還會準備實驗標本，引一句課本上的文縐縐的長句逗學生髮笑，可是，舉例來說，血液循環這種絕不複雜的原理，他現在仍舊跟二十年前一樣茫然不懂。

「你明白，是這麼回事，我的朋友。皇帝的最好的和最神聖的權利莫過於原諒的權利。我以前老是覺著自己是皇帝，因為我總是毫無限度地使用這種權利。我從來也不責備人，總是體恤人家。不管什麼樣的人，我都願意原諒。遇到別人氣不平或者憤慨，我總是勸一勸，說服一下。我這一輩子所努力的只是不惹家人、學生、同事、 僕人討厭。我知道，我這種待人的態度教育了我周圍那些跟我有過接觸的人。可是現在我做不成皇帝了。我心裏發生一種只有奴隸才配有的情形：我的腦子裡一天到晚裝滿惡毒的思想，我早先沒有領略過的種種感情卻在我的靈魂里搭下了窠。我滿腔的痛恨、輕蔑、怨氣、憤慨、害怕。我變得過分嚴格，苛求，愛生氣，不體恤，多疑。有些事情從前只會給我說一句無傷大雅的笑話的機會，好意地笑一笑了事，現在卻在我心中產生一種陰暗的感情。我的邏輯也變了，從前我只是看不起錢，現在我呢，卻不是對錢，而是對闊人有惡感，好像他們有罪似的。從前我恨暴力和專制，可是現在我恨那些使用暴力的人了，彷彿只該怪他們不對，不該怪我們大家不善於互相教育似的。這是怎麼回事呢？要是這些新思想和新感情是因為信念轉變才產生的，那麼這轉變是怎麼產生的呢？難道這世界變壞了，我變好了？或者難道我以前瞎了眼睛，漠不關心？如果這變化是因為我的體力和腦力共同衰退才產生的（我本來有病，體重天天減輕），那我的情形就未免可憐了，這是說我的新思想不正常，不健康，我應當為它們慚愧，把它們看得沒價值才對……」

我們的談話也有老一套的結束方式。妻子忽然想起我還沒喝茶，心慌了。

可是我沉下臉。我分明礙他們的事，他們也礙我的事。我以前從來也不大懂得什麼叫階級仇恨，可是現在正好有一種跟這差不多的感情在折磨我。我極力在格涅凱爾身上專找短處，而且很快就找到了。我想到坐在這兒當我女兒的求婚人的，不是我的同行，就生悶氣。他在座，對我還有另一方面的壞影響。我單身一個人或者跟我喜歡的人作伴的時候，照例從來不想到我自己的成就，或者即使想起來，我也覺得那點成就平平常常，彷彿我昨天才成為學者似的。可是在格涅凱爾這樣的人面前我卻覺得我的成就像是一座最高的山，山頂聳進雲霄，格涅凱爾那流人只配在山腳下跑來跑去，而且渺小得肉眼都幾乎看不見。

我們就排好次序走進講堂：打頭的是尼古拉，拿著實驗標本或者圖表，接著是我，再后是那匹拉車的馬，謙虛地耷拉著腦袋，或者，遇到必要的時候，打頭的是一個躺著死屍的擔架，死屍後面是尼古拉等等。我一進去，學生就都站起來，然後坐下，海洋一樣的聲音忽然停了。一片安靜。

「那有什麼關係？要是你不能做女工，就去做演員好了。」

「你應當結婚了。」我半開玩笑地說。

「您那些德國人都是些蠢驢……」

她帶我走進一個很舒服的小屋，指了指寫字檯，說：

或者，如果我的皮大衣濕了，他就說：

我從來也不同情卡嘉對戲劇的愛好。依我想來，要是劇本很好，那就用不著再麻煩演員演出來，使它產生正確的印象，只把劇本看一遍也就夠了。要是劇本不行，那就不論怎樣演也演不好。

「我是說你應當干點什麼才對。」

他走進我們屋裡，慢慢地脫下手套，用柔和的低音說：

「尼古拉·斯捷潘內奇，這未免太狠心了！」她叫道，忽然滿臉通紅，「您要我大聲說出真心話嗎？既是您……您想知道，那就遵命！我沒有才能！沒有才能，只有……只有很大的虛榮心！就是這麼的！」

「來人一定是米哈依爾·費奧多羅維奇。」

先是我倆都極力向對方表明我倆非常有禮貌，彼此見面十分高興。我請他在一把安樂椅上坐下，他也讓我坐下。我們一面讓坐，一面小心地碰碰彼此的腰，摸摸彼此的鈕扣，好像我們在互相試探，深怕燙了手指頭似的。我們兩人笑著，其實我們並沒說什麼可笑的話。我們坐好，低下頭，彼此湊近，壓低喉嚨講起來。儘管我們彼此有心真誠相待，可是我們仍舊不能不用種種中國人那類客套來裝飾我們的談話，例如「閣下明察秋毫」，或者「鄙人已經榮幸地奉告」，要是我們當中有誰說了句把笑話，即使說得並不可笑，我們也還是不能不笑一陣。等到談完正事，這位同事就猛然站起來，對我的工作搖一搖帽子，開始告辭。我們就又互相摸索一陣，笑一陣。我把同事送到前廳，在那兒幫他穿上皮大衣，可是他竭力推謝這種崇高的光榮。後來，等到葉戈爾開了門，同事就對我說我要著涼了，我呢，卻裝出甚至情願陪他走到街上去的樣子。等到最後我回到自己的書房裡，我的臉上仍舊掛著笑容，這大概是惰性關係吧。

卡嘉站起來，冷冷地笑一笑，眼睛沒看著我，向我伸出手來。

「說真的，卡嘉，我不知道……」

「您為什麼不理我？我也來了……今天到的……我打聽出來您住在這家旅館里，就來看您。」

「早，爸爸。你身體好吧？」

「我怎麼說得出呢？」我迷糊地說，「我是無能為力的。」

「簡直是廢物！」她又說，「您今天吃過飯沒有？她們怎麼會沒忘了叫您到飯廳里去吃飯？她們怎麼會至今還記得有您這麼一個人？」

「什麼事？」

「上哪兒去？」

「大學里的學生打架嗎？」她問。

「不管你怎麼說，這也未免眼中無人。在書房裡坐了三個鐘頭，卻沒想起我們。不過呢，那也只好由她。」

「我辦不到。」

講完課以後，我坐在家裡工作。我看刊物和論文，或者準備下一次的課，有時候寫點什麼東西。我的工作時常中斷，因為我不得不接見客人。

她走到門外，又站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