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地區正在修建鐵路。每逢假日的前夕，就有一群群衣衫襤褸的人在城裡走來走去，城裡人叫他們「修鐵路的」，怕他們。我常常看見衣衫襤褸的人臉上帶著血跡，頭上沒戴帽子，被人拉到警察局去，後面跟著人，手裡拿著一個茶炊或者一件不久以前洗過、現在還濕著的內衣，作為物證。「修鐵路的」通常聚集在小酒店附近和集市上，他們喝酒，吃東西，罵下流話，碰見舉動輕佻的女人過路就吹出刺耳的呼哨聲。我們的小鋪老闆為了給這些餓著肚子、衣衫襤褸的人開一開心，就用白酒把一條狗和一隻貓灌醉，或者在狗尾巴上拴一個空煤油桶，吹一聲口哨，那隻狗就沿著街道飛跑，鐵桶轟隆轟隆地響起來，嚇得那隻狗尖聲亂叫，以為身後追來一個什麼怪物，一口氣遠遠地跑出城外，到了田野上，在那兒累得精疲力盡。我們城裡有幾隻狗經常發抖，尾巴夾在後腿當中，據說這些狗受不了這樣的娛樂，發瘋了。

「麵包是她送來的。不錯，這是可笑的，何必瞞著呢？從前我也可笑，愚蠢，現在我已經擺脫這些，已經誰也不怕，願意想什麼就想什麼，願意說什麼就大聲說出來，我變得幸福了。當初我住在家裡的時候，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做幸福，現在就是要我做皇后我也不幹了。」

照例，他接著講到現在的青年人都在自取滅亡，因為他們不信宗教，卻相信唯物主義，過分的自高自大，還講到業餘演出應該加以禁止，因為這種東西引誘青年離開宗教，放棄自己的責任。

「我的老天爺！」奶娘在隔壁房間里嘟噥著，「可憐的、苦命的孩子！唉，我的心感到會有不吉利的事發生，我感到了！」

「在哪方面會造成危機呢？」我問，「進步的關鍵在於見諸行動的愛，在於實踐道德的準則。如果您不奴役什麼人，也不成為什麼人的累贅，那此外您還需要什麼樣的進步呢？」

每逢我下工回家，那些坐在門口凳子上的人，那些店員，頑皮孩子和他們的主人就紛紛對我的背影講出種種譏誚和惡意的話來，起初這使我激動，甚至弄得我覺著奇怪。

僕役小聲告訴他說我是建築師波洛茲涅夫的兒子，他才有點發窘，臉紅了，可是他立刻又恢複原樣，說：

「是的。」

姐姐把手放在胸前，熱情地說：

據說我在街上走來走去，沒戴帽子，搖搖晃晃，大聲唱歌，頑皮的男孩成群結夥跟在我的背後，大聲喊叫：

「我們是到您這兒來野餐的，」他說，「還好嗎？」

「你姐姐是個可愛的人，」瑪霞說，「不過看上去她好像長時期在受苦似的。你父親一定是個可怕的人。」

「請坐。」

「閉嘴！」工程師大叫一聲，滿臉漲紫，全身發抖，花園裡的回聲響亮地應答他的叫聲。

我明白他的意思，走出了肉鋪。當天我就跟姐姐一塊兒搬到蘿蔔那兒去了。我們沒有錢雇馬車，我們就走著去，我把我們的東西打成包袱，背在背上，姐姐手裡沒拿東西，可是她喘氣，咳嗽，老是問我是不是快要走到了。

「任何深奧的社會潮流，不但我們現在沒有，過去也沒有過，」醫師大聲說，「新文學捏造出來的東西多的是！它還捏造過一種在鄉村工作的知識分子，然而您就是找遍我們的村子，恐怕也只能找到一個穿著短上衣或者黑上衣的村學究，寫起『也』字來倒會寫錯三筆。有文化的生活在我們這兒還沒開始呢。那種野蠻、那種十足的粗鄙、那種渺不足道，跟五百年前一模一樣。潮流啦，思潮啦，有倒是有過，可是話說回來，那些東西都淺薄渺小，為種種庸俗的、一個錢也不值的利益服務。難道在這兒看得見什麼嚴肅的東西嗎？要是您以為您發現了深奧的社會潮流，您順應它而把自己的一生獻給那種把昆蟲從奴役里解放出來或者從此不吃牛肉餅之類合乎當代風氣的工作，那麼我該給您道喜了，小姐。我們得學習，學習，再學習，至於深奧的社會潮流，我們得等一等：目前我們還沒有長大成人，談不到那種東西，憑良心說那種東西我們一點也不懂。」

我在俱樂部閱覽室隔壁的一個房間里糊壁紙。傍晚我剛打算下工，工程師多爾日科夫的女兒走進這個房間里來了，臂彎里抱著一捆書。

「不對。這是因為我們看不見。」

「父親很傷心，因為你沒有寫信告訴他，」她說，「應當請求他給你的婚禮祝福才對。不過實際上他很滿意。他說在整個社會的眼睛里這段婚事把你抬高了，又說在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的影響下你會比較嚴肅地對待生活了。現在我們一到傍晚就只談你的事，昨天他甚至這樣說：『我們的米薩伊爾。』這真叫我高興。看起來，他正在暗自盤算什麼，我覺著他彷彿打算對你做出寬宏大量的榜樣，先跟你講和。很可能過幾天他會親自到這兒來看你。」

「唉，您的爸爸真是嚴！」醫師嘆道。

「唉，聖徒啊！」老太婆在門外嘆道，「你這個孩子算是完了！災難會來的，我的親人，災難會來的！」

有一個星期日，出人意外，醫師布拉戈沃來找我。他穿著軍裝，軍裝裏面是一件綢襯衫，腳上穿一雙高統漆皮靴。

他們如同一批狡猾的廷臣那樣對待顧主，差不多每天我都要想起莎士比亞的普隆涅斯。

「別丟開我，」她說，她的眼睛里滿是淚水，「我孤單，十分孤單！」

「今天你父親坐車來了。」瑪霞對我說。

「你瞧著吧！你瞧著吧！你只要給我運來砂土，我就一下子給你派十個人來，兩天裡頭就把活兒做完。你瞧著吧！」

「您在省長那兒大概要受罰，」親愛的普羅科菲對我說，「省長有省長的章法，方丈有方丈的章法，軍官有軍官的章法，醫師有醫師的章法，各行各業有各行各業的章法。您沒有守住您的章法，人家就不能依您了。」

瑪霞坐著馬車來了。我就在她旁邊坐下，我們一塊兒高高興興，自由自在地到杜別奇尼亞去。或者我等到太陽下山，獨自一個人煩悶無聊，滿腔不滿意地走回家來，不明白瑪霞為什麼沒有來，不料在莊園門口或者在花園裡，出人意外，有個可愛的影子迎著我走來，那就是她！原來她是坐火車來的，她出了火車站就步行到這兒來了。這是什麼樣的喜慶啊！她穿一件樸素的毛料連衣裙，圍一條三角圍巾，拿一把平常的陽傘，然而腰身束緊，身段苗條，穿著外國的貴重皮靴，這是一個有才能的女演員在扮演一個小市民姑娘。我們就在我們的莊園上巡視一遍，決定誰的房間應該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方應該是我們的林蔭道、菜園、養蜂場。我們已經有了雞、鴨、鵝，我們喜愛這些東西，因為它們是屬於我們的。它們已經為播種準備下燕麥、三葉草、貓尾草、蕎麥、蔬菜種子，我們每一回都要把這些東西檢查一遍，花很多的工夫討論收成會怎樣，凡是瑪霞對我說的話依我看來都非常聰明美妙。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時期。

「很可能！我祖父，也就是工程師的父親，本來就是趕車的。你不知道吧？」她迴轉身來問我，而且立刻表演趕車的怎樣吆喝，怎樣唱曲子。

「夏天過去了，……」瑪霞說，「現在我們可以算一筆總賬了。我們做了許多工作，思考了許多事，因而我們變得好多了，這增添了我們的名譽和光彩，我們在個人修養上有很大成就，可是我們這些成就對四周的生活有顯著的影響嗎？對任何一個人帶來了益處嗎？沒有。愚昧無知、身體上的污穢、酗酒、驚人的高度的兒童死亡率，一切照舊。你耕地，下種，我花錢，讀書，可是誰也沒有因此得益。顯然，我們只在為自己工作，我們海闊天空的思索也只是為自己罷了。」

院子中間站著工程師，他穿一件帶風帽的皮革大衣，大聲說：

她走到舞台中央，臉上帶著害怕的神情，樣子難看，笨手笨腳，呆站了半分鐘，彷彿嚇呆了，一動也不動，只有她耳朵上的大耳環在擺動。

「那麼，我的命運已經決定了，」我們走到家后姐姐說，「出了這些事以後，我再也不能回到那邊去了。天啊，這多麼好呀！我心裏輕鬆了。」

「我說，我老老實實說出來，我把實在情形都告訴你。瞞著你是太沉重、太苦了！米薩伊爾，我在戀愛……」她接著小聲說，「我在戀愛，我在戀愛……我幸福啊，可是不知什麼緣故我又那麼害怕！」

「你好，伊萬·切普拉科夫！」

小鋪賣給我們工人臭肉、壞了的麵粉、泡過的茶葉。在教堂里警察總是推搡我們，在醫院里醫士和助理護士向我們敲詐，要是我們因為窮而沒有給他們賄賂，他們為了報復就拿不堪下咽的食物給我們吃，在郵局裡就連起碼的小官兒也認為自己有權利把我們看做牲畜一樣，對我們粗野無禮地嚷叫：「等著！你往哪兒鑽？」就連那些看家狗都對我們不客氣，特別兇惡地向我們撲過來。可是，自從我處在新的地位以後最使我吃驚的一種重大發現，就是社會上根本缺乏公平，這種情形老百姓叫做「他們忘了上帝」，很少有哪一天不遇到欺詐的事。在欺詐的人當中有賣給我們干油的商人，有包工頭，有同事的工人，甚至有主顧本人。不消說，這裏根本談不到我們的任何權利，就連我們做工掙來的錢我們每一回都得站在黑門廊旁邊，脫下帽子，哀求很久才拿得到，倒好像討飯似的。

我在肉店裡待了一個早晨，等到我終於去見省長，我的皮大衣上也有了肉和血的氣味。我的精神狀態好像是我奉了什麼人的命令，拿著矛去獵熊似的。我至今還記得那道高樓梯，樓梯上鋪著有條紋的地毯，有一個年輕的官員穿著禮服，紐扣發亮，一句話也不說，用兩隻手向門口一指，就跑去通報了。我走進大廳，那裡面布置得很豪華，然而冷冰冰，引不起一點美感，特別難看刺眼的是在窗子中間牆壁上掛著的那些高而且窄的鏡子和窗上掛著的那些黃得耀眼的窗帘。看得出來，儘管省長換來換去，這兒的布置卻老是這個樣子。那個青年官員又用兩隻手向門口一指，我就向一張大綠桌子走去，那邊站著一個將軍，脖子上掛著弗拉基米爾勳章。

「我父親談到了您，」她淡淡地說，眼睛沒有看我，臉卻紅了，「多爾日科夫答應在鐵路上給您一個職位。請您明天去找他，他在家。」

大房子後面是一個古老的花園，如今卻變成野地，長滿雜草和灌木，一片荒涼。我穿過至今還堅固好看的露台，隔著玻璃門可以看見裏面的房間，那兒鋪著鑲木地板，大概這是客廳，房裡有一架舊式鋼琴，牆上掛著大的紅木框的版畫，此外就什麼也沒有了。以前花壇里的花卉至今還留存著的只有芍藥和罌粟花，它們從青草里伸出白色的和鮮紅色的花苞。花園幽徑上長著些小槭樹和小榆樹，雖然被奶牛啃過，卻不住地往上長，互相糾纏在一起。這個花園茂茂密密，好像路也走不通似的，然而只是在房子附近才這樣，在這一帶，舊日的林蔭道兩旁，還留存著白楊、松樹、老菩提樹，至於這後面遠一點的地方，園子里的樹木卻已經清除掉，開闢了一個刈草場，這兒已經不悶熱，也沒有蜘蛛網粘到人的嘴上和眼睛上來，倒有吹拂著的清風了。越走得遠也就越空曠，空地上已經長起櫻桃樹、李樹、枝葉茂密的蘋果樹，這些樹用棍子撐住，生著癌腫病，很難看，梨樹長得高極了，簡直叫人不相信這是梨樹。花園的這一部分已經讓我們城裡的商人租去了。有一個痴獃的鄉下人住在一個窩棚里，看守這塊地方，防備盜賊和椋鳥。

醫師布拉戈沃騎著自行車來了。姐姐也開始常常到這兒來。我們又談體力勞動，談進步，談在遙遠的未來等待人類的神秘的未知數。醫師不喜歡我們的農活，因為它妨礙我們爭論，他說耕耘、收割、放牧之類的工作跟自由人是不相稱的，人類逐漸會把所有這些生存鬥爭的粗鄙方式交給牲畜和機器去做，他們自己專門致力於科學研究。姐姐老是要求讓她早點回家去，要是人們把她留到夜深，或者留她過夜，她就非常心神不定。

我對她點一點頭。

我鞠躬，並且為她的奔走道謝。

「啊，哎，天吶！」老太婆害怕地說，「聖徒啊！」

多半她把幻想的熱情感染了我。我也什麼書都不看，光是幻想。每到傍晚，儘管我已經很累，可是我仍舊把手插在衣袋裡，從這個房角走到那個房角，講起瑪霞。

有一個星期日，吃過午飯以後，姐姐到我這兒來，跟我一塊兒喝茶。

從他身上，就跟從他的地毯和圈椅上一樣，冒出一股幸福的氣息，向我迎面吹來。他又胖又健壯，臉頰很紅，胸脯寬闊，洗得乾乾淨淨，穿著花布襯衫和肥腿的褲子，像是一個小孩玩的瓷制馬車夫。他留著一圈鬈曲的鬍子，沒有一根白頭髮。他長著鷹鉤鼻，眼睛烏黑、明亮、坦率。

有一天傍晚，跟時令大相徑庭，天下起雪來，而且颳起了北風，倒好像冬天又來到了。這天傍晚我下工回家，碰見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坐在我的房間里。她穿著皮大衣坐在那兒，把兩隻手揣在暖手筒里。

我們就一塊兒往城裡走去。等到車站和莊園遠遠地落在我們後面，我就問：

我坐車進城，給瑪霞運來書籍、報紙、糖果、花卉。我跟斯捷潘一塊兒捕魚，一連幾個鐘頭淋著雨在涼水裡走來走去，讓水沒到脖子上，為的是捉到一條山鯰魚，給我們的飯菜添一點花樣。我低聲下氣地求農民們別鬧，請他們喝酒，花錢買動他們的心，對他們許下種種的願。此外我還做了多少蠢事啊！

「我們的父親受不了這個局面！」她說，「萬一他有個什麼好歹（但願別這樣才好），那你的良心就要折磨你一輩子了。這真可怕，米薩伊爾！我用我們母親的名義請求你：改悔吧！」

「你夜裡睡不著覺可不好。」我說。

這個油漆工人站住，抓住我的紐扣。

「您是素食主義者吧？」他問。

「誰會來爭論呢？我們是對的，可是我們在做我們認為對的事的時候卻做得不對。首先就我們方法的外在的一面來說，難道不是錯的嗎？你想對人們有益，然而只因為你買下莊園，那你從一開頭起就堵塞了你對他們做任何有益的事的一切可能。其次，既然你跟農民一樣地做工，穿衣服，吃東西，那你就用自己的威信把他們那種又粗又笨的服裝、可怕的木屋、愚蠢的鬍子合法化了……另一方面，姑且假定你工作很久很久，工作一輩子，而且到頭來產生了一些實際效果，可是它們，你這些實際效果，擋得住像普遍的愚昧、飢餓、寒冷、退化之類的自發力量嗎？這隻不過是一滴水投進汪洋大海罷了！這兒需要另一種鬥爭方式，強大、勇敢、迅速的鬥爭方式！如果你真想變得有益，那就得走出日常活動的狹隘圈子，極力一下子影響廣大的群眾！這兒需要的首先是轟轟烈烈的、精力充沛的宣傳。藝術，比方說音樂，為什麼那樣生動，那樣廣泛流傳，實際上那樣強大呢？這就是因為音樂家或者歌唱家一下子影響成千的人。可愛的藝術，可愛的藝術啊！」她接著說，夢幻地瞧著天空，「藝術給人翅膀，把人帶到遠遠的、遠遠的地方去！凡是厭惡污穢和厭倦細小的、一分一厘的利錢的人，凡是被激怒的、受了委屈的、憤憤不平的人，只有在美的東西里才找得到安寧和滿足。」

她笑起來。隨後他走進蘿蔔的房間，我正好坐在那兒，他親熱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滿腔溫情地瞧著那件連衣裙，欣賞那些灰色的花點，只因為她喜歡它。我接著溫柔地說：

「現在幾點鐘了？」姐姐不安地問道，「我們得早點回去才好，爸爸放我出來看弟弟，說定了要我六點鐘回去！」

「您晚上好。」我說。

「多麼美妙漂亮的連衣裙！美麗的、光輝奪目的瑪霞！我親愛的瑪霞呀！」

他看一看我，立刻低下眼睛去看那張草圖。

「你一講到體力勞動，你那些話就又愚蠢又庸俗！」父親氣惱地說，「你要明白，蠢材，沒腦筋的傢伙，你除了粗野的體力以外還有神靈，聖火，它使你遠遠地高出驢子和爬蟲，使你接近神！幾千年來只有最優秀的人才能夠得到這種聖火。你曾祖父波洛茲涅夫將軍在包羅吉諾一帶鏖戰，你祖父是詩人、演說家、首席貴族，你伯父是教師，最後我，你父親，是建築師！波洛茲涅夫家歷代的人傳下這種聖火來，莫非是要你來撲滅它！」

「現在我看很多的書，」她說著，把書拿給我看，這是她來找我的時候從市圖書館里借來的，「謝謝你的妻子和弗拉基米爾，他們喚起了我的自覺。他們救了我，使我現在感覺到我自己是個人了。以前夜裡我常常為各種操心的事睡不著覺：『哎呀，這個星期我們吃掉了那麼多糖啊！哎呀，腌黃瓜可別太咸呀！』現在我也睡不著覺，可是我的思想已經換了一種。我難過，因為我這麼愚蠢而膽怯地活了半輩子。我看不起自己的過去，為它害臊，現在我把父親看做敵人一樣了。啊，我多麼感激你的妻子！還有弗拉基米爾！他真是個出色的人！他們打開了我的眼睛。」

我們坐車回家的時候，瑪霞不住回過頭去看學校。由我漆成的綠房頂如今在陽光底下發亮，我們很久都看得見它。現在瑪霞投過去的那種眼光，我覺得，是告別的眼光了。

「從前我認真干過這一行，」她回答我的問題說，「可是現在我把它丟開了。」

「我親愛的瑪霞，光輝奪目的瑪霞呀……」

「米薩伊爾！」她說，「你在怎樣對待我們啊？」

「老爺，您買下的時候不帶傢具，」他遲疑地說，「我記得。」

最後雨總算停了，土地幹了。我清早四點鐘光景起床，走進花園，看見露珠在花朵上閃光，鳥兒和昆蟲叫出一片嘁嘁喳喳的鬧聲，天上一點雲也沒有，花園、草場、河流都那麼美，可是我想起了農民，想起了大車，想起了工程師！我和瑪霞坐一輛輕便的馬車到田野上去看一看燕麥。她趕車，我坐在她身後。她的肩膀微微聳起來，風戲弄她的頭髮。

「您聽我說，為什麼您不到多爾日科娃家裡去呢？您不了解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她是個聰明姑娘，迷人，心地單純而厚道。」

可是這時候姐姐來了。她一看見醫師，就慌慌張張，驚恐不安，立刻說她現在該回家到父親那兒去了。

「救——命——啊！」

我就對她講起我和姐姐一向受著什麼樣的教育，實際上我們的童年多麼痛苦，多麼荒唐。她聽到不久以前父親還打過我，就打了個冷顫，緊緊地依偎著我。

我準備到建築工地去，我妻子激動起來，說：

「您來找我父親嗎？」她問，「他正在洗淋浴，馬上就來。請您暫時坐一坐。」

「我跟您講這些話，是因為想讓您知道我的秘密。Volià！這是我的農業藏書。這兒有田地，有菜園，有果園，有牲口棚，有養蜂場。我熱心地讀過這些書，已經在理論上把這一切研究透徹了。我的夢想，我的美好的幻想是一到三月我就到我們的杜別奇尼亞去。那兒真好，妙極了！不是嗎？頭一年我要仔細把事情看一看，習慣一下，第二年我就真正親自動手幹活，像俗話所說的那樣，拚命地干。父親答應過把杜別奇尼亞送給我，我要在那兒按我的意思幹起來。」

我不明白所有這六萬五千人為什麼活著，靠什麼活著。我知道基木雷城的人靠了做靴子過活，土拉城的人做茶炊和槍支，奧德薩是一個港埠，可是我們這個城究竟是什麼，它做出些什麼東西，我就不知道了。大貴族街和另外兩條比較乾淨的街道上住著的人要麼靠現成的資金生活，要麼靠作官從國庫領來的薪金生活，此外還有八條街道，彼此平行，大約有三俄里長，街的盡頭伸到高崗背後，住在這八條街上的人又靠什麼生活呢，這對我來說永遠是個捉摸不透的謎。至於這些人在怎樣生活，那真叫人羞得說不出口！沒有公園，沒有劇院，沒有像樣的樂隊。市立圖書館和俱樂部圖書館只有猶太籍的少年才光臨，因此雜誌和新書放在那兒，一連好幾個月沒有人去裁開書頁。有錢的和有知識的人睡在又窄又悶的寢室里，躺在滿是臭蟲的木床上。孩子們住在髒得使人噁心的房間里，還美其名曰「兒童室」。至於僕人，哪怕是年紀大的和令人敬重的，也睡在廚房的地板上，蓋著破被子。在平常日子，屋子裡有紅甜菜湯的氣味，到了持齋的日子就有用葵花子油煎的鱘魚的氣味。他們吃沒有滋味的菜，喝不衛生的水。在國會裡，在省長家裡，在主教家裡，在各處屋子裡，許多年來人們一直在紛紛談論，說我們城裡沒有價錢便宜、清潔衛生的水，說必須向國庫借二十萬盧布來安裝自來水。很有錢的富翁在我們城裡總也不下於三十個，有時候，打一場牌就輸掉整整一個莊園，可是也喝不好的水，一輩子熱心地談借款，這種事我也不懂，我覺著他們乾脆從自己口袋裡拿出那二十萬盧布來倒簡單多了。

普羅科菲在霍亂流行時期用胡椒酒和焦油給小店主治病賺錢。我在報紙上看到，他坐在自己的肉鋪里，把醫師惡意批評一番，被官府用樹條抽打了一頓。他的店員尼科爾卡害霍亂死了。卡爾波芙娜還活著，仍舊愛她的普羅科菲，怕他。她每次看見我，總要悲傷地搖頭，嘆口氣說：

我十分誠懇地想要證明我的動機完全純正，我打算一輩子照這原則生活，我就說：

到主顯節他又到彼得堡去了。他是早晨動身的，午飯以後姐姐來找我。她沒有脫掉皮襖和帽子，坐在那兒一聲不響，臉色很白，眼睛瞧著一個地方發獃。她一陣陣發冷，看得出她強忍著病痛。

「什麼事都會有！什麼事都會有！」

「秋天了，秋天了，秋天了，……」瑪霞瞧著兩旁的景色小聲說，「夏天過去了。鳥兒沒有了，只有柳樹還是綠的。」

「就算是這樣吧！可是這個『不知道』卻不像您的『知道』那麼枯燥乏味。我順著一道名叫進步、文明、文化的樓梯往上爬，爬呀爬呀，並不明確地知道我在往哪兒爬，可是，真的，單單為了這道美妙的樓梯就值得活著。您呢，知道為了什麼活著，為了讓一些人不奴役另一些人，為了讓畫家和為他研碎顏料的人吃同樣的飯。可是要知道，這是生活中小市民的、廚房的、灰色的一面。只為了這一點而活著，難道不叫人噁心嗎？倘使有些昆蟲奴役另一些昆蟲，那就滾它的，隨它們去互相吞吃好了！我們不該去想它們，不管您怎樣把它們從奴役里救出來，反正它們要死，要爛掉的。應該想那個偉大的未知數，它在遙遠的未來等著全人類呢。」

第二天傍晚以前瑪霞從城裡回來了。她為了一件什麼事不高興，不過她瞞住我，只是說，為什麼把冬天用的外層窗子都裝上了，這樣真會悶死人呢。我就卸下了兩扇窗子。我們不覺著餓，可是我們還是坐下來吃晚飯。

「可是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才好，姐姐，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才好……」我說。她一哭，我簡直急壞了。

「我的朋友，這真可怕，」她說，絞著手，照例盯緊我的臉，「這真可怕！您姐姐懷孕了……她懷孕了！求求您，把她帶走吧……」

最後，瑪霞的信來了。

「我們鄉村裡有什麼愛情呢？」斯捷潘回答說，笑了笑，「太太，要是您有意知道的話，老實說，我是第二回結婚了。我並不是庫里洛夫卡村的人，而是扎列戈希村的人，後來我是入贅到庫里洛夫卡來的。這是說，爹媽不肯給我們分家，我們一共弟兄五個，我就鞠個躬，照這樣子跑到一個外村來入贅了。我頭一個老婆年輕輕的就死了。」

「小妞兒巴拉希卡！你好，小妞兒巴拉希卡！」他又學狗那樣對她叫道：「汪！汪！」

「可憐可憐我們吧！」姐姐坐起來說，「父親非常憂愁，我心裏難過，簡直要發瘋了。你將來怎麼辦呢？」她問道，她一面哭著一面向我伸出手來，「我求求你，我央告你，我憑我們去世的母親的名義請求你：回去工作吧！」

瑪霞知道了這件事，就憤慨地對醫師或者對我姐姐說：

「那有什麼辦法呢，」醫師開玩笑地說，「地獄里也總得有人去啊。」

「我辦不到，克麗奧佩特拉！」我說，覺著再過一會兒我就要屈服了，「我辦不到！」

「應當公平才對，」我說，「成千累萬的人都在從事體力勞動。」

為了使他滿意，我就喝白酒。我還喝了葡萄酒。我們品嘗工程師帶回來的乳酪、臘腸、餡餅、酸辣菜、種種的冷盤，另外還有工程師不在家的時候從國外寄來的葡萄酒。葡萄酒是上等的。不知什麼緣故工程師常常收到從國外免稅寄來的葡萄酒和雪茄煙，不知什麼人常常免費寄給他魚子和乾魚肉。他住房子不花錢，因為房主供應鐵路煤油。總之，他和他的女兒給我留下這樣的印象，彷彿全世界一切好東西都是供他們使用的，他們完全不必出錢就可以拿到手。

這個廂房裡的工作少到不夠一個人做的，因此切普拉科夫什麼也不做，光是睡覺或者帶著槍到水邊去打鴨子。每到傍晚他總到村子里或者車站上去灌一通酒，臨睡覺老是照一照鏡子，嚷一聲：

近來她常常坐車進城，在那兒過夜。她不在，我就沒法做工，我的胳膊耷拉下來，軟綿綿了。我們的大院子就顯得乏味，空虛得討厭。花園裡充滿怒沖沖的鬧聲。缺了她，房子、鄉村、馬匹，對我來說，就不再是「我們的」了。

「我不知道。我愛您，我非常痛心：我們彼此離得這麼遠。所以我來了。我還愛您，可是姐姐已經跟您徹底決裂了。她不能原諒您，永遠也不會原諒您。一提起您的名字，就會勾起她對過去，對生活的憎惡。」

街對面那所大房子里，工程師多爾日科夫家裡，有人在彈鋼琴。天色黑下來，星星開始在天空眨眼。這時候我父親一面跟熟人點頭，一面慢慢走過去，他戴著一頂舊的高禮帽，寬帽檐已經向上捲起來。他用胳膊挽著我姐姐。

我在鐵路線上工作。整個八月不斷地下雨，天氣潮濕而寒冷。田野上的莊稼沒有運走，在用機器收割的大農場上小麥沒有紮成捆，亂堆著，我還記得這些悲慘的麥堆怎樣一天天變得越來越黑，麥粒在發芽。工作是困難的，我們剛做完什麼活兒，一陣大雨就把它全沖毀了。人家不准我們在車站的房子里住著，睡覺，我們就擠住在夏天「修鐵路的」住過的又臟又潮的土窯里，每天夜裡我總是冷得睡不著覺，而且有些潮蟲在我臉上和胳膊上爬來爬去。每逢我們在橋旁邊做工，粗魯的「修鐵路的」晚上總到我們這兒來，專門為了打油漆工人，這在他們已經成了一種娛樂。他們打我們，偷去我們的刷子，為了惹惱我們跟他們打架而破壞我們乾的活兒，例如把綠漆塗在小屋上。蘿蔔給我們這些災難添上最後一筆，他常常不按時付給我們工錢。這個地段所有的油漆活兒先是由一個包工頭承包下來，這個包工頭再轉包給另一個包工頭，那個包工頭給自己扣下兩成利潤以後又把它轉包給蘿蔔。這種活兒本來就無利可圖，不料天又下雨，時間白白耗費過去，我們不能做工，可是蘿蔔卻得每天給工人開工錢。挨餓的油漆工人差點把他痛打一頓，罵他是騙子，吸血鬼，出賣基督的猶大，他呢，這個可憐蟲，唉聲嘆氣，絕望地向天空舉起兩隻手，屢次到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兒去借錢。

她微微一笑，同時找手絹要擦乾眼淚。我們沉默了一會兒，隨後我就摟住她，吻她，這時候她帽子上別著的佩針把我的臉劃出了血痕。

阿若京家的母親長得乾癟精瘦，穿著短衣袖的短上衣，胸脯上面沾著煙灰，很快地走過來。

「要知道這是窮啊！」姐姐插嘴說。

我已經不住在大貴族街，而住在城郊瑪卡利哈我的奶娘卡爾波芙娜家裡了。她是個善良的、然而心境陰鬱的老太婆，老是預感到要出什麼壞事，不管做了什麼夢都害怕，甚至看見蜜蜂或黃蜂飛進房間里來也覺得是不祥之兆。至於我做了工人，那在她看來也不會有什麼好下場。

我聽見姐姐跟那個兵講話，快活地笑著。隨後她躺下來，吃著麵包，對我說：

過了一會兒，我和姐姐順著樓梯走下去。我用我大衣的前襟包住姐姐的身子，我們匆匆忙忙走著，專挑沒有路燈的小巷，躲開行人，這就像是在逃跑。她不再哭了，用乾巴巴的眼睛瞧著我。我要把她帶到瑪卡利哈去，這段路只要走二十分鐘光景。說來奇怪，在這段短短的時間里，我們竟回想了我們的全部生活，我們談到了一切，考慮了我們的處境，思索……

傍晚她準備進城去。

起初一切都吸引我，樣樣事情都新奇，我好像重新生到這個世界上來了。我可以睡在地上，可以光著腳走路，而這是非常痛快的。我可以站在普通人當中，不會使誰覺著拘束，遇到街上有拉馬車的馬倒在地上，我就跑過去，幫著把它扶起來，不怕弄髒自己的衣服。主要的是我靠我自己生活，不成為別人的累贅！

我總是不出家門，老是坐在她的書桌那兒，挨近那個裝滿農業書籍的書櫃，那些往日受到寵愛的書籍現在已經不需要，它們那麼困窘地瞧著我。我一連幾個鐘頭賞read.99csw.com玩她的舊手套、她平時用來寫字的鋼筆或者她那把小剪刀，聽著鐘聲敲七下，八下，九下，窗外出現了秋天的夜晚，黑得跟煤煙一樣。我什麼事也做不下去，清楚地體會到：如果早先我做過什麼事，如果我耕過地，割過草，砍過柴，那也只是因為她希望這樣罷了。即使她打發我去清理一口深井，而我得站在井裡讓水齊到腰上，我也會爬進井裡去，不管這樣做需要不需要。如今她不在旁邊，杜別奇尼亞、這片廢墟、這份雜亂、那些被風吹得砰砰響的護窗板、那些白天和夜晚不斷光臨的盜賊，在我眼裡就成為一片混沌，做任什麼工作也無益了。再者，既然我覺得我腳底下的土地已經不存在，我在這兒，在杜別奇尼亞所扮的角色已經演完，總之既然等待著我的是那些農業書籍所遭到的那種命運，那我何必再在這兒做工，何必為未來操心和費腦筋呢？啊，晚上，在那些孤獨的光陰里，我時時刻刻提心弔膽地聽著，好像預料馬上就會有個人來大叫一聲，說是我該走了，在那種時候我是怎樣苦惱啊！我倒不是捨不得杜別奇尼亞，我是惋惜我的愛情，顯然這愛情也已經到了它的秋天。愛著別人而又被人愛著是多麼巨大的幸福啊，可是感覺到自己從這個高塔上一頭栽下來，那又是多麼可怕！

「除了墓園以外，我現在簡直沒地方可去了，」她笑著對我說，「這個城簡直叫人煩悶得要命。在阿若京家，大家朗誦、唱歌、嬌聲嬌氣地說話，近來她們簡直叫我受不了。您姐姐是個孤僻的人，布拉戈沃小姐不知什麼緣故恨上了我。我又不喜歡看話劇。那麼請教：我該怎麼辦呢？」

「正派人的靈魂又白又光滑，跟白堊粉一樣，有罪的人的靈魂卻好比浮石。正派人的靈魂是清亮的干油，有罪的人的靈魂是煤焦油。人應當幹活，應當傷心，應當有病，」他接著說，「凡是不幹活，不傷心的人，就上不了天堂。那些腦滿腸肥的要倒霉，那些強橫霸道的要倒霉，那些富足的要倒霉，那些放債的要倒霉！他們看不到天堂。蚜蟲吃青草，銹吃鐵……」

他不再像以前那樣稱呼我教派信徒，油漆工先生，也不像以前那樣用讚許的態度對待我的勞動生活，而只是說：

「您是個怪人！您是個不正常的人！我不敢預言，不過您的下場好不了！」

我們暢談起來。當我們的話題碰到體力勞動的時候，我就表白了這樣的想法：必須使強者不奴役弱者，必須使少數人不成為多數人的寄生蟲或者不成為逐步吸盡多數人身上的脂膏的唧筒，這也就是必須使所有的人，強者和弱者，富人和窮人，沒有一個例外，各人為自己，一律參加生存鬥爭。在這方面，除了體力勞動可以作為普遍的、人人理所當盡的責任以外，再也沒有比它更好的消除差別的辦法了。

「當然，事情是這樣的……」我受不了他那對明亮坦率的眼睛，十分慌張，支支吾吾地說。

「不錯，這是可笑的，」姐姐同意說，「我承認這是可笑的，可是我既然沒有力量克制自己，那又有什麼辦法呢？我老是覺著好像我做得不對似的。」

她走進閱覽室里去了，衣服沙沙響，我呢，走回家去，很久都睡不著覺。

「蚜蟲吃青草，銹吃鐵，虛偽吃靈魂！」

聖彼得節前的齋期到了，從此我們就天天吃素。我閑著沒事做，職位又不固定，因此那種生理上的煩悶折磨著我，我不滿意自己，無精打采，肚子又餓，一味在這莊園上蹓躂，只等生出一種適當的心情，那就可以動身離開此地了。

現在她再也不離開我了。我們住在那所大廈的三個房間里，每到傍晚就關緊那道通到這所房子里沒有人住的地方去的門，彷彿那邊住著一個我們不認識的和害怕的人似的。我很早就起床，天一亮就起來，然後我立刻找點活兒幹起來。我修理好大車，在花園裡開闢道路，挖掘苗床，油漆房頂。臨到播種燕麥的時候，我試著把地重耕一遍，耙一耙松，撒下種子，這些事我做得很認真，不下於僱工；我幹得很累，受著雨淋，迎著刺骨的冷風，我的臉和腿長久地發燒，每天夜裡我都夢見一片墾松的土地。可是田間工作不能吸引我。我不懂農業，也不喜歡它，這可能是因為我的祖先不是農夫，我的血管里流著的純粹是城裡人的血。大自然我是深深喜愛的，我喜愛田野，喜愛草場，喜愛菜園，可是用犁耕地、吆喝著瘦馬的農民卻穿得破破爛爛，渾身濕透，伸長了脖子，依我看來他們是一種粗暴的、野蠻的、醜惡的力量的表現，每逢我瞧著他們的笨拙的動作，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早已成為過去的、人類還不會用火的時代的、傳奇般的生活。常有一頭兇猛的公牛跟農民的成群的牲口一塊兒走著，或者一匹馬在村子里跑來跑去，響起一片馬蹄聲，這種事總是弄得我滿心害怕。凡是略略大一點、強壯一點、兇猛一點的東西，不管它是長著犄角的公羊也好，鵝也好，拴著鏈子的狗也好，總使我覺得就是那種粗暴野蠻的力量的表現。遇到惡劣的天氣，在耕耘過的黑土上空懸挂著沉重的烏雲，這種成見就特彆強烈地在我心裏抬頭。尤其是我耕地或者播種的時候，總有兩三個人站在一旁看我幹活，我就體會不到這種勞動是無法避免，理所當做的，反而覺著自己好像在玩樂似的。我比較喜歡做院子里的工作，再也沒有比油漆房頂更使我喜歡的工作了。

「不，大人，我吃肉。」

「你這個孩子算是完了！」她難過地說，搖搖頭，「完了！」

「米薩伊爾，你聽見了嗎？」妻子輕聲問道，「你聽見了嗎？」

起初我打算在切普拉科娃太太家對面那個廂房裡給我們兩個人，我和瑪霞，布置住處，可是那裡原來早已住下許多鴿子和鴨子，要收拾乾淨就不能不毀掉許多鳥巢。無可奈何，我們只好搬進那所下著百葉窗的大房子，住在那些不舒適的房間里。農民們把這所大房子叫做宮殿。那裡面有二十多個房間，擺設卻只有一架鋼琴和一個給孩子坐的、如今放在閣樓上的小圈椅，即使瑪霞把自己的全部傢具都從城裡運來，我們也仍舊不能消除這種陰森的空虛和寒冷的印象。我選出三個不大的房間，它們的窗戶都對著花園。我從早到晚收拾這幾個房間，安上新玻璃，糊好壁紙，填塞地板上的隙縫和小洞。這是輕鬆愉快的勞動。我不止一次跑到河邊去，看冰流走沒有，老是覺著好像椋鳥飛來了。晚上我想著瑪霞，帶著說不出的甜蜜感覺，帶著滿腔的快樂，聽耗子吵鬧，聽風在天花板上嗚嗚地叫，不住敲打。好像有個老家神在閣樓上咳嗽似的。

「人得始終一貫才對。我沒有招待他，吩咐人傳話給他說，從今以後他不必再擔心，不必再來看我們。」

「怎麼死的？」

「我聽說您也會唱歌？」我問。

「是的。」

「滾他的！」

第二天十二點多鍾，我到多爾日科夫家裡去。聽差領我走進一個很漂亮的房間，那是工程師的客廳，又是他的工作室。這兒一切東西都柔軟，優雅，對我這樣沒有見慣的人來說甚至顯得古怪。這兒有貴重的地毯、大的圈椅、青銅器、繪畫、鍍金的和絲絨的鏡框，相片分散地掛在牆上，那上面都是些很美的女人，臉容聰明嫵媚，神態瀟洒。客廳的門直接通到花園裡，從陽台上，人可以看見紫丁香，還可以看見一個準備開早飯的桌子、許多瓶酒、一束玫瑰花。空中有春天的氣息、貴重的雪茄煙的氣息，總之是一派幸福的氣息，一切都似乎極力想說：這兒生活著一個人，他辛苦地工作過，終於得到了人間所能有的幸福。寫字檯後邊坐著工程師的女兒，她在看報。

瑪霞常去磨坊，顯然她在跟斯捷潘的談話里找到了樂趣。斯捷潘那麼真心而有力量地痛罵農民，這就把她吸引到他那兒去了。每逢她從磨坊回來，看守花園的獃子農民就對她喊道：

在工作日，我總是一天到晚地忙。到了假日，遇上好天氣，我就抱著我那很小的外甥女（姐姐原來料著是男孩，可是生下來一個女孩），不慌不忙地走到墓園去。到了那兒我站著或者坐著，久久地看著那個我所珍愛的墳墓，告訴小女孩說那裡面躺著她的媽媽。

我們就談起來，談得那麼親熱，彷彿我們早已很親密了似的……

我拿著槍走出去。外面很黑，刮著大風，弄得人站都站不住。我走到大門口，聽一聽：樹木颯颯地響，風呼嘯著，花園裡那個獃子農民的狗大概在懶洋洋地吠叫。大門外漆黑，一點燈光也沒有。在去年做辦公室用的那個廂房左近，忽然傳來低抑的喊聲：

「靠右邊走！」她對迎面來的人嚷道。

「他還有不買的！」切普拉科夫說到工程師，「光是從包工頭那兒他就拿到多少錢！他跟人人要錢！」

這天夜裡我到瑪卡利哈去，在卡爾波芙娜那兒過夜。到早晨我就跟蘿蔔一塊兒到一個富裕的商人家裡去給他的傢具包上面子，這個商人正要把女兒嫁給一個醫師。

「老爺……」蘿蔔輕輕努動嘴唇說，「老爺，我要冒昧奉告……我們都在上帝手下活著，大家都得死……我說一句老實話……老爺，您不會進天國！」

「這是誰的錯呢？」父親叫道，「這是你的錯，混蛋！」

「好，去吧，少爺，跟他去談一談吧，」她聽見父親的咳嗽聲以後說，「去吧，去講一講，鞠個躬，您的腦袋不會掉下來的。」

她瞧著天花板，聽著，我坐在她身旁，不敢跟她說話，心裏覺著外面喊「救命」和夜晚那麼長好像都該怪我不好似的。

花園的樹木越來越稀疏，漸漸變成一片真正的草場，順一個高坡溜下去，到了一條長滿綠色蘆葦和柳叢的河邊。在磨坊的堤壩附近是水深段，水深而魚多，那個鋪著草頂的小磨坊憤憤地送出一片嘈雜聲音，蛤蟆使勁地聒噪。水面平滑，好比一面鏡子，偶爾出現一圈圈細紋，不住顫抖，原來是河裡的蓮花被快樂的魚驚擾了。河對岸是小小的杜別奇尼亞村莊。安靜的、藍色的水引誘著人們，應允著涼爽和休息。現在這一切，水面啦，磨坊啦，舒適的河岸啦，卻都屬於工程師了！

「幸福的人啊！」她嘆口氣說，「依我看來，生活里的一切壞事都是由閑散，由煩悶無聊，由心靈的空虛來的。人習慣了靠別人過活的時候，這一切就不可避免了。您不要以為我是在裝模做樣，我真心對您說：做富人是沒有趣味，也不愉快的。大家說，人都是靠不義之財去結交朋友，因為一般說來正當的財富是沒有也不可能有的。」

「我想跟您說一說我心裏的話，」普羅科菲開口了，「這種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因為您自己明白，人家不會為這種人世的愁苦生活而誇獎我們或者你們的。媽媽心腸軟，當然不肯說惹您不高興的話，要您姐姐明白自己的情形，搬到別處去住。我卻不願意再這樣下去了，因為我不贊成她的行為。」

「米薩伊爾·阿列克謝伊奇，我的天使。」他接著說，「我是這樣看事情的：要是一個普通人或者一位先生，哪怕拿很小很小的一點利錢，那他就是一個壞人。這種人心裏不會有真理。」

我們從斯捷潘那兒聽說這個莫伊謝伊是將軍夫人的情夫。我發現人家來找她借錢的時候，總是先找莫伊謝伊，有一回我看見一個鄉下人，全身發黑，大概是煤炭工人，在他面前跪下來。有時候他跟別人小聲商量一陣，自己拿出錢來，並沒有去報告太太，因此我推想他遇到機會來了，自己拿出錢來做交易。

終於要輪到她上場了。

屠宰場坐落在墓園後面，以前我只是遠遠地看見過它。那是三個陰暗的板棚，四周圍著一道灰色籬牆，夏天逢到炎熱的日子風從板棚那邊吹來，就帶出悶人的臭氣。現在我走進院子，四下里一片陰暗，看不見那些板棚，老是撞著馬和那些空的或者已經裝好肉的雪橇。人們提著燈走來走去，用下流的話互相罵著。普羅科菲也在罵，尼科爾卡也在罵，而且罵得同樣難聽，空中瀰漫著不斷的相罵、咳嗽、馬嘶的嘈雜聲。

「聽著，小利錢，」他忙忙亂亂地說，每隔一分鐘就點一回煙。他站著的地方總是很臟，因為他吸一支煙要用十根火柴，「你聽著，現在我的生活糟透了。主要的是每個小小的軍官都可以吆喝我：『你這看車的！你！』老兄，我在火車上聽夠了各式各樣的話，你要知道，我現在明白了：生活是一片骯髒！我母親毀了我！在火車上有一位醫師對我說：如果父母放蕩，他們的子女就會成為酒鬼或者罪犯。原來是這樣！」

「他在哪兒？」我問。

「我快活啊！我快活得很，快活得很啊！」

她極力做出善於交際，隨隨便便，心境坦然的樣子，因此顯得做作、古怪。她不再樸素可愛了。

「你怎樣想？」我問姐姐，「她什麼時候回來？我覺得她會在聖誕節前回來，不會再遲。她在那邊有什麼事做呢？」

彷彿故意搗亂似的，我的小燈里的煤油已經完全燒光，燈里冒出黑煙，燈就要滅了。牆上的舊鉤釘顯出兇相，它們的陰影跳動不定。

隨後我的新工作開始了。我收電報，發電報，寫各種表報，把文筆不通的工頭和工長送到我們辦公室里來的領物單、請求書、報告等一律謄寫乾淨。不過一天當中大部分時間我仍舊沒有事情做，在房間里走來走去等電報，或者叫一個小孩守在廂房裡，我自己到花園去散步，直到孩子跑來告訴我說電報機響了才回去。我在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兒吃飯。肉很少見，菜都是牛奶做的，每到星期三和星期五持齋，遇到這種日子就用一種粉紅色的碟子盛菜，名叫齋食的碟子。切普拉科娃經常眨眼，這在她已經成了習慣，有她在座我總是覺著不自在。

「她已經出過這類的事，」他對我講到瑪霞，「有一回她自以為是歌劇演員，就離開我走了。我找了她兩個月，我最可愛的人，單是電報費我就花了一千盧布。」

「難道人能瞧見根本不存在的東西嗎？」醫師問。

喝過茶，她就在我床上躺下來，閉上眼睛歇一會兒，臉色很蒼白。

「我去叫他們別吵。」我說。

我已經拿起本子來要開始提台詞，不料我的姐姐來了。她沒有脫掉大衣和帽子，一直走到我面前來，說：

有時候我在墓地上碰見安紐達·布拉戈沃。我們打個招呼，默默地站在那兒，或者談起克麗奧佩特拉，談起她的女兒，談起在這個世界上生活是多麼可悲。後來我們走出墓園，沉默地走著。她放慢了腳步，這是故意的，為的是跟我並排多走一會兒。那個小女孩快活，幸福，因為陽光太亮而眯起眼睛，她笑著，對她伸出手去，我們就站住，逗這個可愛的小女孩玩一陣。

我自己也覺著悶得慌，早就想在油漆工人以外找個人一塊兒談一談了。我見了他從心裏高興。

在杜別奇尼亞，工人們正在車站內部抹牆，修建水塔上部的木樓。天氣炎熱，空中有石灰漿的氣味，工人們有氣無力地在一堆堆木片和碎磚上走來走去。老扳道員睡在自己的小屋旁邊，陽光直射到他臉上。一棵樹木也沒有。電報線發出輕微的嗡嗡聲，電報線上這兒那兒停著幾隻鷹。我也在那一堆堆土屑和碎磚上走來走去，不知道該做什麼好，於是想起我問工程師我的職務是什麼的時候他回答我的那句話：「到那兒再看吧。」可是在這個荒涼地方有什麼可看的呢？那些抹灰工人在談一個工頭，談一個名叫費多特·瓦西里耶夫的人，我聽不懂，漸漸地我覺著煩悶無聊了。這是一種生理的感覺：人感覺到自己的手，自己的腳，自己的高大身體，可又不知道拿它們怎麼辦好，也不知道該把它們擺在哪兒好。

「別說下去了，」她說，「這真可怕。」

第二天我就沒有到多爾日科夫家裡去。夜深了，天色已經完全漆黑，又下著雨，我沿大貴族街走著，瞧著窗戶。阿若京家的人已經睡熟，只有邊上的一個窗子里有亮光，那是阿若京家的老太婆在自己房間里刺繡，點著三支蠟燭，自以為在跟迷信做鬥爭。我家已經黑了，對門多爾日科夫家的窗子卻亮著，可是隔著花和窗帘什麼也看不清。我不住地在街上走來走去，三月的涼雨澆在我的身上。我聽見我的父親從俱樂部里回來，他敲大門，過一分鐘窗子里透出燈亮，我看見姐姐舉著燈急急忙忙走來，一邊走一邊用一隻手整理頭上濃密的頭髮。後來父親在客室里走來走去，搓著手講一件什麼事，姐姐坐在一把圈椅上，一動也不動，在想什麼，沒有聽他講話。

我認出另外一個是莫伊謝伊。我把他們拆開，同時我忍不住打了莫伊謝伊兩個耳光。他倒下去，隨後站起來，我就又打了他一下。

「不過，這不是雨雲。也許不會下雨。」

有一天晚飯時候，我們跟工程師一塊兒吃了整整一隻大海蝦。後來我回到家，想起來晚飯席上工程師有兩次叫我「最可愛的人」，我就暗想：在這個家裡他們待我親熱就像待一隻跟主人失散的、倒霉的大狗一樣，他們在拿我取樂，等到他們厭倦了我，就會把我像狗似的趕出來。我又害臊又難過，難過到流出眼淚，好像我受了侮辱似的。我瞧著天空，暗自賭咒要從此把這件事一刀兩斷。

照他說話的口氣聽來，倒好像他自己這樣渺小，對他來說是非常榮耀和愉快的事似的。他是一個多麼庸庸碌碌的人啊！不幸他是我們城裡唯一的建築師，就我的記憶來說，近十五年到二十年以來城裡就沒有蓋過一所像樣的房子。每逢人家來請他設計，他總是先畫出大廳和會客室。如同舊日貴族女子中學的學生跳舞必得從爐子旁邊跳起一樣，他的藝術構思也只能以大廳和會客室做出發點，往前進展。他畫好大廳和會客室以後，再畫飯廳、兒童室、書房，各房間都有門通連著，結果那些房間就不免成了過道，每個房間都有兩道以至三道多餘的門。大概他的構思總是不清楚，非常雜亂，丟三拉四。他每回都似乎覺著還缺點什麼，就想出各種拼湊的辦法，這兒添一間，那兒擠一間。我至今還記得那些又窄又小的前堂、又窄又小的過道、彎彎曲曲的小樓梯，那些樓梯通到閣樓上，人要站在閣樓里就非彎著腰不可，並且那裡的地板是三層大台階，像是浴室里的蒸浴床。廚房一定在房子底下，蓋著拱頂，鋪著磚地。房子的正面顯出死硬冷酷的氣派，線條幹巴巴，卻又怯生生。房頂低矮而扁平。在那些彷彿加了奶油的粗煙囪上必得扣著用鐵絲編的罩子，罩子上總有一個吱哩吱哩響的黑色風向標。這些由我父親設計造成的房屋彼此十分相像，而且不知什麼緣故總是使我隱隱約約聯想到他那頂高禮帽和他那死硬幹癟的後腦勺。日積月累，城裡人也就看慣我父親的平庸，於是這平庸生下根，變成我們的風格了。

他說話聲音很低，恭恭敬敬，站得筆直，倒好像我是他的長官似的。他那瞧著我的眼光一點也不嚴厲。他的臉憔悴，皮肉鬆弛，布滿皺紋，下眼泡腫著，他的頭髮染過色，總之單憑外貌很難確定他究竟是四十歲還是六十歲。

「可了不得！」

城裡人叫他烈吉卡（蘿蔔），說這才是他的真正的姓。他也跟我一樣愛好戲劇，只要聽說我們在籌備演出，他就丟下自己的一切工作，到阿若京家裡來畫布景。

或者他正在想著什麼，就說起話來回答自己的思想：

「安德烈·伊萬內奇，」我對蘿蔔說，「收我做個工人吧。」

「多好的空氣！聖母啊，多好的空氣！」

「請您聽我講一下，」我悶悶不樂地說，我對這種談話根本不存一點好指望，「您所謂的社會地位是用金錢和教育換來的特權。沒有金錢和沒受過教育的人靠體力勞動來𫗫口，我看不出我有什麼理由應當成為例外。」

我姐姐也過著她自己的獨特的生活，嚴密地瞞過我的耳目。她常跟瑪霞交頭接耳地說話。每逢我走到她跟前去，她總是畏畏縮縮，她的眼光變得負疚，哀求了。顯然她靈魂里起了什麼變化，她怕它，為它害臊。為了避免在花園裡跟我相遇，或者跟我單獨待在一塊兒，她隨時跟瑪霞廝守著，弄得我很少有機會跟她談話，只剩下吃飯的時候了。

「是的！」我回答說。

「你等一等，」他往往慌張地說，「你聽我說！……咦，我剛才說什麼來著？」

「您得承認，您還沒有完全習慣您的新地位，」她有一回對我說，「工人服使您覺著拘束，您穿著它還嫌彆扭。您說說看，這是不是因為您缺乏信念，您不滿意這種地位？您自己選中的這種工作，您的油漆工作，莫非使您不滿意嗎？」她問，笑了，「我知道，油漆使得物件美觀結實些，然而要知道，那些物件是屬於市民和富人的，歸根結蒂造成了奢華。此外，您不止一回說過，每個人都應當憑自己的雙手掙來自己的麵包，可是您掙來的是錢，而不是麵包。為什麼不照您那些話的真正含義去做呢？應當掙來糧食，那就是說應當耕耘，播種，收割，打穀，或者做這一類跟農業直接相關的工作，比方說放牛，墾地，造木房……」

她的眼睛里滿是淚水，她站起來，去找卡爾波芙娜，沒有對我說一句話，倒好像我得罪了她似的。過了一會兒我聽見她用沉痛的責備口氣說：

爭論開始了。

白天我在這種寂靜里，在教堂的幽暗裡度過。在漫長的傍晚我總是去打檯球，或者到劇院樓座去看話劇，穿一身新的花呢的衣服，那是我用做工掙來的錢買下的。阿若京家已經開始演劇，舉辦音樂會，現在卻只有蘿蔔一個人在那兒畫布景了。他給我講他在阿若京家有機會看到的話劇和戲劇亮相的情節，我就帶著嫉妒的心情聽他講。我很想去看排演，可是要到阿若京家去，我又下不了這個決心。

過了兩天光景，我就給辭退了。自從我被人看做成人以來，我照這樣更換了九次工作，這使得我父親，一個城市建築師，十分傷心。我在各式各樣的機關里做過事，可是所有那九種職務卻彼此相像，就跟這滴水和那滴水相像一樣：我總得坐著寫字，聽愚蠢的或者粗魯的訓斥，等著革職。

八月里蘿蔔吩咐我們準備著到鐵路線上去。在我們「被趕」出城的大約兩天以前，我父親來看我。他坐下，眼睛沒有看我，不慌不忙地用手絹擦乾淨他的紅臉，然後從衣袋裡拿出一份我們城裡出版的《通報》，一板一眼地慢慢念了一段消息：我的同齡人，國立銀行辦公處主任的兒子，奉派擔任省稅務局的科長了。

「人們往往把舒適和安樂看做金錢和教育的不可避免的特權，」我說，「我覺得生活的安樂可以跟任什麼東西，甚至跟最繁重骯髒的勞動結合起來。您父親闊綽，可是照他說來他做過一陣機車司機，當過普通的加油工人。」

他手裡拿著那把我熟悉的傘，這時候我慌了，挺直身體，像個小學生，等著父親打我，可是他注意到我的眼光落在他那把傘上，大約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才沒有打我。

在這個缺乏歡樂的秋天，有一個好心人，顯然想多少使我的生活輕鬆一點，時而給我送來茶葉和檸檬，時而送來餅乾，時而送來烤松雞。卡爾波芙娜說這些東西每一回都是由一個兵送來的，可是究竟是誰派他來的，就不知道了。那個兵總要探問我身體是否健康，我每天是否吃到飯，我有沒有禦寒的衣服。等到嚴寒來了，那個人仍舊照這樣趁我不在，派一個兵送來一條鬆軟的毛線織的圍巾，圍巾上冒出一股柔和的、幾乎聞不出的香水氣味，我猜出我的好心的仙女是誰了。圍巾上有鈴蘭的香氣，這是安紐達·布拉戈沃所喜愛的香水氣味。

「這簡直要叫人發瘋！」我妻子激動地說，「這些老百姓是什麼樣的人啊！什麼樣的人啊！」

門鈴響了。這是我從小就熟悉的鈴聲：先是鐵絲擦著牆沙沙地響一陣，然後廚房裡響起短促悲涼的鈴聲。這是父親從俱樂部里回來了。我站起來，向廚房走去。廚娘阿克西尼婭看見我，把兩隻手一拍，不知什麼緣故哭起來。

「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必須給我們自己安排另外一種生活了，」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沉默一陣，想了一陣以後說，「像這種一直過到現在的生活是一個錢也不值的。我們別再談它了。」

有一天將近黃昏，蘿蔔正坐在我們的廂房裡，忽然多爾日科夫走進來，他給太陽曬得挺黑，渾身撲滿塵土，變成灰色了。他在自己的工段上待了三天，現在坐機車到杜別奇尼亞，從車站步行到我們這裏來。他在等馬車，而馬車大概要從城裡來，他就趁這工夫帶著總管在這個莊園上巡查一遍，大聲地發命令，然後在我們這個廂房裡坐了整整一個鐘頭，寫了一些信。就在這段時間，來了一些電報，是打給他的，他就親自在電報機上回了電報。我們三個筆直地站在那兒，一聲不響。

「我的親人！」她小聲說，「親愛的！啊，我的天！」

「謝天謝地！」我聽著她的聲音暗想，「謝天謝地！」

油漆房頂，特別是用我們自己的干油和油漆來做這工作，素來被人認為是很賺錢的活兒，因此就連蘿蔔這樣的好手藝人也不看輕這種枯燥乏味的粗活兒。他穿著短褲，露出淺紫色的瘦腿，在房頂上走來走去，像是一隻鸛。他用刷子塗漆的時候，我聽見他沉重地嘆口氣，說：

雪很深，到三月末還下了很大的雪，不過，彷彿誰使了魔法似的，雪很快就融化，春天的洪水洶湧而來，於是四月初椋鳥就嘁嘁喳喳地叫，黃色蝴蝶飛進花園裡來了。天氣好極了。每天黃昏以前我總要走到城裡去跟瑪霞見面，在那漸漸乾燥、至今還發軟的道路上光著腳走路是多麼痛快啊！我走到半路上坐下來，瞧著那座城，下不了決心再往前走了。一看見那座城，我就心慌意亂。我不住地想：我的熟人聽到我的戀愛以後會怎樣對待我呢？父親會說什麼呢？特別使我心慌的，是我想到我的生活複雜起來，我完全失去糾正它的能力，它像氣球似的把我帶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我不再想怎樣掙來每天的食物，不再想怎樣生活，而只是想，說真的，我不記得我想什麼了。

瑪霞常到磨坊去，而且帶我姐姐一塊兒去。她倆笑著說，她們去看斯捷潘，他長得多麼漂亮。原來斯捷潘只有跟男人在一起才顯得遲鈍，不愛說話，他跟女人在一塊兒就隨隨便便，他的話也滔滔不絕了。有一回我來到河邊洗澡，無意中聽見他們在談話。瑪霞和克麗奧佩特拉兩個人都穿著白色連衣裙，坐在岸邊一棵柳樹的寬大的蔭影下面，斯捷潘站在旁邊，把手放在背後，說：

「好，求上帝跟你同在，祝你幸福。安紐達·布拉戈沃是個很聰明的姑娘，她談起你的婚事，說這是上帝賜給你的一個新的考驗。可不是！在家庭生活里不光是有快樂，也有痛苦。不會沒有痛苦的。」

彷彿回答我的思想似的，院子里傳來絕望的叫聲：

「既然她沒有給你寫信，她分明很快就會回來。」

她去睡覺了，我卻仍舊坐在那兒，看了一個鐘頭的畫報。

「他來了，他來了！看見您我很高興，油漆工人先生！瑪霞把事情都跟我講了，她剛才對您大唱讚歌。我完全了解您，贊成您！」他接著說，挽住我的胳膊。「做個正派的工人比起消耗公家的紙張和戴上公家的帽徽高明多了，也正直多了。我自己就用這兩隻手在比利時做過工，後來還當了兩年機車司機……」

她的養子普羅科菲跟她同住在一所小房子里。他是一個賣肉的小夥子，長得身材魁梧笨重，年紀在三十上下，頭髮發紅，唇髭挺硬。他在門道里遇見我，總是一聲不響，恭恭敬敬地給我讓路，要是他喝醉酒，就把張開的五個手指頭一齊舉到帽檐那兒行一個禮。每天傍晚他吃晚飯，我隔著木板間壁聽見他嗽喉嚨，嘆氣，一杯連一杯地喝酒。

過了一分鐘我走出門外，往城裡走去，想對父親解釋一下。路上又爛又滑，天氣很冷。婚後，這還是我頭一回突然心境憂鬱起來。我那腦子被這漫長灰色的一天弄得十分疲乏，這時候忽然閃過一種想法：也許我不該這樣生活吧。我疲倦了，我漸漸無精打采，心灰意懶，不願動手腳，動腦筋了。我走了一會兒，揮一揮手，轉過身走回去了。

忽然我的知覺出了點毛病，我好像在做夢，夢見去年冬天那天夜裡我站在屠宰場的院子里，普羅科菲跟我並排站著，他身上冒出一股胡椒酒的氣味。我使勁控制自己，揉我的眼睛，卻立刻覺著好像在到省長那兒去聽訓似的。這類情形在這以前或者以後都沒發生過，我把這種像是做夢的古怪回憶解釋做由於我的神經過度疲勞。我重又到了屠宰場，重又在省長面前聽訓，同時我又模糊地感到實際上並沒有這種事。

我和瑪霞坐車到庫里洛夫卡去參加學校落成典禮。

等到我們從她家裡出來，教堂里已經敲兩點鐘了。

有一天我從建築工地回來，輕輕地走過花園。天黑下來了。我姐姐沒有看見我，也沒有聽見我的腳步聲，自顧在一棵枝葉茂密的老蘋果樹旁邊走來走去，沒有一點聲音，彷彿是個幽靈。她穿一身黑衣服，走得很快，老是順著一條線往返，眼睛瞧著地下。樹上掉下一個蘋果來，她給那響聲嚇一跳，站住，用手按住鬢角。這當兒我就向她面前走去。

再談下去也無益了。父親崇拜自己，對他來說只有他自己說的話才能使他信服。此外我很清楚地知道，他評論粗重勞動的高傲態度骨子裡倒不是出於聖火之類的考慮，而是因為他暗自擔心，深怕我去做工人，招得全城的人紛紛議論。主要的是所有我的同輩早已在大學里畢業，有了很好的前程，國立銀行辦公室主任的兒子已經做了八品文官，我這個獨生子卻什麼也說不上！再談下去是無益了，也不愉快了，可是我仍舊坐在那兒，無力地反駁他，希望他終於會了解我。其實，整個問題又簡單又清楚https://read.99csw.com，無非是我如何謀生的方法罷了，可是父親沒看出這種簡單，卻找出些堂皇得肉麻的話來跟我講包羅吉諾，講聖火，講伯父，講一度寫過虛假的壞詩、如今已經被人忘記的詩人，粗暴地罵我是沒腦筋的傢伙和蠢材。我卻多麼希望他明白我的意思啊！不管怎樣，我是愛我父親和我姐姐的。我從小就養成習慣，遇事向他們要主意，這個習慣已經根深蒂固，日後恐怕也改不掉了。我做得對也好，不對也好，總是怕傷他們的心，我深怕父親激動得漲紅他那細脖子，深怕他中風。

到割草季節，我由於沒有做慣而周身酸痛。傍晚我跟家裡人一塊兒坐在露台上談天，我往往忽然睡著了，大家就對著我大聲笑起來。他們叫醒我，把我安頓在桌子旁邊吃晚飯，可是我睡意矇矓，好像在夢中似的看見那些燈火、人臉、菜碟，聽人們說話，卻什麼也聽不懂。我一清早就起床，立刻拿起鐮刀來，或者到建築工地去，工作一整天。

在全城當中我沒見過一個正直的人。我父親收受賄賂，認為人家是出於尊敬他的思想品質才給他賄賂的。中學生們為了升班而到教師家裡去搭夥食，教師乘機收下他們大筆的錢。軍事長官的太太在招募新兵時期接受新兵的賄賂，甚至容許新兵邀她去吃喝，有一回在教堂里跪下去以後無論如何也站不起來，因為她喝醉了。在招募新兵時期就連醫師也接受賄賂。本城的醫師和獸醫向肉鋪和酒館要錢。縣立學校出售那種特准豁免兵役的證書。監督司祭向下面的教堂教士和長老索取賄賂。在市政機關里，在市民機關里，在醫務機關里，在別的一切機關里，每個有所請求的平民辦完事，剛要走，就會有人對他的背影大喝一聲：「應當表示感激才對！」那個平民就走回來，給他們三十個到四十個戈比。凡是不接受賄賂的人，例如司法機關的官員，總是傲慢無禮，跟人握手的時候只伸出兩個手指頭，為人十分冷酷，見解極其狹隘，很愛打牌，喝很多的酒，娶有錢的女人，對他們四周的人無疑地起著有害的、腐化的影響。只有從姑娘們那兒才吹出一股道德純潔的氣息，她們大都有高尚的抱負，正直純潔的靈魂，可是她們不懂生活，相信給人賄賂是出於對那人的思想品質的尊崇，而且出嫁以後很快就衰老，墮落，不可救藥地陷在庸俗的小市民生活的泥潭裡了。

「嗯……好，那我們來試試看。請您姑且到杜別奇尼亞去。那兒我已經用著一個人了，然而他是個十足的廢物。」

他來看我們的時候，照例很專心給她聽診，要求她當著他的面把藥水連同牛奶一齊喝下去。這一回也是這樣。他為她聽診，逼她喝下一杯牛奶，這以後我們的房間里就瀰漫著一股雜酚油的氣味。

我那種不預備回辦公室而打算過新的勞動生活的心愿已經沒法動搖了。剩下來要做的只有選擇哪種行業，這是不大困難的，因為我覺著我很強壯，刻苦耐勞，最繁重的勞動也擔得下來。我的面前擺著一種單調的工人生活，半飢半飽，四下里一股臭氣，環境粗俗，經常盤算工錢和麵包。而且誰知道呢？日後我下工回來，走過大貴族街，也許會不止一次地嫉妒靠腦力勞動生活的工程師多爾日科夫吧，可是現在我想到日後這種種苦處反而覺著高興。從前我也想望精神活動，一會兒想象自己做教師，一會兒想象自己做醫師，一會兒想象自己做作家，然而想望始終只是想望罷了。我對智力方面享受的愛好，例如對戲劇和閱讀的愛好，曾經發展到入迷的地步，可是我究竟有沒有腦力勞動的才幹，那我就不知道了。在中學念書的時候，我對希臘語厭惡極了，因此我念到四年級，家人只好把我從學校里領出來。家裡有很長一段時期請了家庭教師，給我補習功課準備考五年級。後來我在各式各樣的機關里做事，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十分清閑地度過，而人家卻對我說，這就是腦力勞動。我在讀書和做事方面的活動並不需要什麼腦力的緊張，也不需要什麼才能或者個人的才幹，更不需要創造的熱情，那是一種機械的活動。我把這樣的腦力勞動看得低於體力勞動，我瞧不起它，我認為這種勞動一分鐘也不能成為人們過無憂無慮的閑散生活的借口，因為這種勞動本身不是別的，只不過是一種騙局，只不過是閑散的一種形式罷了。大概，真正的腦力勞動我還從來沒有見識過吧。

「你知道嗎？我在阿若京家裡演劇了，」她接著說，「我想上舞台。我想生活，一句話，我想喝乾滿滿的這杯酒。我什麼才能也沒有，我的全部台詞不出十行，不過這還是比一天倒五次茶，注意廚娘別多吃一塊麵包高明不知多少倍，高尚不知多少倍。主要的是讓父親終於看出來我也能反抗。」

他說動了我的心。第二天傍晚我就穿上那身新的花呢衣服，心裏很激動，到多爾日科娃家裡去了。僕役不像那天早晨我以謀事人身份到這兒來的時候那樣傲慢和可怕，傢具也顯得不那麼豪華了。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正在等我，像老朋友那樣迎接我，友好地緊緊握住我的手。她穿一件灰色呢料的連衣裙，袖子肥大，她那種髮式等到過了一年在我們城裡流行起來的時候被大家叫做「狗耳朵」。她的頭髮從兩鬢起一直蓋到耳朵上，由於這個緣故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的臉顯得好像寬了一些，這一次我看上去，她很像她父親，她父親的臉就長得寬，緋紅，神態有點像馬車夫。她長得美麗優雅，可是不年輕了，看上去有三十歲光景，其實她至多不過二十五歲。

她由於興奮而不住用兩隻手揉搓她的圍裙。窗台上立著四個瓶子，裏面盛著白酒，酒里泡著果子。我給自己斟了一茶杯，一口氣喝完，因為我渴得很。阿克西尼婭剛剛擦過桌子和凳子，廚房裡瀰漫著一種氣味，那種氣味是乾淨的廚娘所掌管的明亮舒適的廚房裡常有的。這種氣味和蟋蟀的叫聲，從前在童年時候，總是引誘我們這些孩子，到這兒，到廚房裡來，讓我們聽神話，玩「老K」……

夥伴們看重我，對我很尊敬。我不喝酒，不吸煙，過一種平靜而規矩的生活，這顯然中了他們的意。只有兩件事情使他們不痛快，不贊成，那就是我不跟他們合夥偷干油，也不同他們一塊兒去向顧主討賞錢。偷主人的干油和油漆在油漆工人當中已經成為風氣，不認為是偷了，引人注意的是就連蘿蔔這樣公正的人每回下班也總要帶走一點白粉和干油。至於討賞錢，就連在瑪卡利哈買下了房子的、可敬的老人也不覺著害臊，每逢我看見夥伴們在開始上工或者結束工程的時候成群結隊地去向一個庸庸碌碌的顧主道喜，拿到一枚十戈比的銀幣，低聲下氣地道謝，我總是又煩惱又害臊。

我至少蹓躂了兩個鐘頭，才發現車站外面，鐵路線右邊，有一排電報線杆子，排到一俄里半或兩俄里以外，它的盡頭是一道白色石牆。工人說辦公處就在那邊，我終於想到那才是我該去的地方。

在具有慈善性質的業餘演出、音樂會、戲劇亮相的愛好者當中，本城的頭一名應當屬於阿若京一家人。她們住在大貴族街上自己的一所房子里，每一回都撥出房屋來供演出用，一切雜事和開銷她們也攬在自己身上。這個富足的地主家庭在本縣有將近三千俄畝土地和一所豪華的莊園，可是她們不喜歡鄉間，無論冬夏都住在城裡。這家人只有一個母親和三個女兒，母親長得又高又瘦，身體很弱，留著短短的頭髮，穿著短短的上衣和一條英國式的平板的裙子，至於那三個女兒，人們在談到她們的時候，不提她們的名字，只是簡單地叫她們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這三個女兒都長著難看的尖下巴，眼睛近視，背有點駝，裝束跟母親一樣，說起話來發音不清，很不好聽，儘管這樣卻仍舊一定參加每次演出，經常做點具有慈善性質的事情，例如演劇，朗誦，唱歌等。她們都很嚴肅，從不笑一笑，甚至在帶歌唱的輕鬆喜劇里也演得沒有一點點快活的樣子，做出一本正經的臉相，倒好像在做會計工作似的。

「哦，你怎麼樣，老頭子？」他彎下腰去湊近那個病人，問道。

我和瑪霞陪著她步行三俄里光景，然後我們慢慢走回來，一句話也不說，彷彿在養神。瑪霞挽住我的胳膊，我們心裏輕飄飄的，不再想談情說愛。舉行婚禮以後，我們彼此之間變得更親近更密切，我們覺得再也不會有什麼東西能夠把我們拆開了。

「啊，您好！」她立刻認出我來，就對我伸過手來說，「跟您見面我很高興。」

從她的聲調里可以聽出驚奇的意味，倒好像她信不過自己也能心緒很好似的。這還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見她這麼快活。她甚至變得好看了。她的相貌本來不美，她的鼻子和嘴有點向前翹起來，顯出一種神情，好像她在吹氣似的。可是她那對黑眼睛好看，她那張臉白得嬌嫩，臉上總有善良和悲哀的動人神情，因此，她講話的時候就顯得嫵媚，甚至美麗。她和我，我們兩個人，都長得像我們的母親，肩膀寬，身體壯，刻苦耐勞，可是她臉上的蒼白卻像有病的樣子。她常常咳嗽，我有時候在她眼睛里看出凡是身患重病，而又因為某種緣故瞞住不說的人所常有的那種神情。眼前，她的快活卻有點孩子氣，有點天真，倒好像我們小時候，被嚴厲的教育壓制和撲滅的那種歡樂，現在突然在她靈魂里醒過來，要爆發出來似的。

這當兒她多半很像她那趕車的爺爺。

「祝您幸福，求主保佑您，請您原諒我這個有罪的人。

她從寢室里出來，向我這邊走，身上只穿著襯衣，頭髮披散著。她瞧著黑暗的窗子，聽著。

「剛才我對父親聲明說我來排演，」她走到我跟前說，「他嚷著說他要不認我這個女兒，甚至差點打我一頓。你猜怎麼著，我還沒背熟台詞，」她看一眼台詞本說，「我準定會演得一塌糊塗。那麼，該怎樣就怎樣吧，」她十分激動地說，「該怎樣就怎樣吧……」

「是啊，是啊，布拉戈沃對我說過了，」他很快地轉過身來對我說，沒有伸出手來跟我握手，「不過，您聽我說，我能給您什麼工作呢？我這兒有些什麼樣的職位呢？你們也真是些怪人，先生！」他大聲接著說，照他的口氣聽來好像在申斥我似的，「每天總有二十個像您這樣的人來找我，都以為我這兒有個機關！先生，我這兒只有鐵路線，我這兒只有繁重的活動，我需要機械工、鉗工、挖土工、木工、掘井工，可是話說回來，你們卻只會坐著寫字，別的都不行！你們都是些作家！」

不久以前切普拉科夫一家還很闊綽，可是將軍死後，一切都變了。葉連娜·尼基佛羅芙娜開始跟鄰居吵架，打起官司來。管家和工人應得的錢她總不肯付足。她老是擔心遭到別人的敲詐，於是不出十年光景，杜別奇尼亞變得叫人認不得了。

可是等到黃昏到來，馬車準備好，姐姐就消沉下來，在那輛敞篷馬車上坐下，變得憔悴了，從她的神色看來彷彿這輛馬車是被告席上的凳子似的。

劇本的內容、含義、複雜而藝術的結構，都吸引他。他讚歎他的本領，卻永遠也不提他的姓名：

「畫布景一定很不容易吧，」她走到我面前來，小聲說，「我剛才跟穆甫凱太太談迷信的時候，看見您走進來。我的上帝啊，我這一輩子，一輩子都在跟迷信做鬥爭！為了要女僕相信她們的那些恐懼多麼沒道理，我就永遠點三支蠟燭，到每月十三日那天才開始辦我的一切重大事情。」

醫師來了。我開始講油漆工人，可是因為不習慣而覺得拘束，就跟民族學家那樣講得嚴肅而沒有力量。醫師也講了幾個工廠工人的生活逸事。他身子搖搖晃晃，哭起來，跪下去，甚至學醉漢的樣子躺在地板上。這簡直是演員的表演，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瞧著他，笑得流出了眼淚。後來他在鋼琴那兒坐下來，用他那柔和好聽的男高音唱著，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站在旁邊，給他挑選歌曲，他唱錯的時候就糾正他。

大家活動起來，四下里一片喧嘩，只有我一個人站在那兒，身子靠著側面的布景，給眼前發生的事嚇呆，不明白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我看著別人把她扶起來，攙出去。我看見阿紐達·布拉戈沃向我走過來，以前我在大廳里沒有看見她，如今她像是從地底下鑽出來的一樣。她戴著帽子，罩著面紗，照例做出她到這兒來只待一會兒，馬上就要走的樣子。

我沒有到父親家裡去過。我下工回到自己家裡，常發現房間里有字條，寫得又簡短又焦慮，那是姐姐寫的，她時而在字條上告訴我說，父親在吃飯時候不知怎的特別心事重重，什麼東西也沒吃，時而又說父親差點絆了一交，時而又說他坐在自己房間里，關上門，很久沒出來。這一類消息使我激動，弄得我睡不著覺，有時候我甚至深夜到大貴族街去，走過我家門口，瞧著黑窗子，極力推測家裡是不是平安無事。每到星期日，姐姐常來看我，然而是偷偷地來，裝得不是來看我，而是來看奶娘的樣子。等到她走進我的房間，她的臉色總是很蒼白，眼睛帶著淚痕，而且立刻哭起來。

「你又辭職……」她說，「啊，這是多麼可怕呀！」

「可是何必去摸索呢？」我生氣了，「如果您不驅使您的同胞供您吃，供您穿，給您趕車，為了保衛您而去跟敵人作戰，那麼在眼前這種完全建立在奴役上的生活里這豈不就是進步嗎？依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進步，而且恐怕是唯一可能的、為人類所需要的進步。」

「農民們凶得很。只求他們別對你胡鬧才好。不，等一等，我跟你一塊兒去。」

正房裡有我自己的房間，可是我住在院子里一個小屋裡，這個小屋跟用磚砌成的堆房共用一個房頂。當初造這個小屋大概是為了存放馬具的，牆上釘著大鉤釘，可是現在這個小屋沒用了，父親三十年來在這屋裡存放報紙，不知什麼緣故還把這些報紙每半年裝訂成一冊，不準人動一動。我住在這兒，父親和他的客人看見我的機會就比較少。我覺著既然我不是住在一個真正的房間里，又不是每天到正房裡去吃飯，那麼父親所說的我靠他養活的話聽起來就似乎不那麼使人難堪了。

多爾日科夫走進來了。他用一塊毛巾擦脖子。

「救——命——啊！」

「不會下雨，老爺！真的，不會下雨。」

「我們的任務是學習再學習，竭力積累盡量多的知識，因為只有在有知識的地方才會有嚴肅的社會潮流，將來人類的幸福都包藏在知識里。為科學乾杯啊！」

清瘦蒼白、樣子可怕的蘿蔔閉上眼睛，搖著頭，用哲學家的口氣說：

我們把肉裝滿雪橇，就動身到市上肉店裡去。天亮起來了。拿著筐子的廚娘和穿著大衣的上了年紀的太太一個個來了。普羅科菲手裡拿著斧子，身上系著濺了血跡的白圍裙，嘴裏惡狠狠地咒罵，面對著教堂在自己胸前畫十字，大聲叫嚷，響得整個市場都聽得見，反覆說他照原價給肉，甚至賠了本錢。他剋扣分量，少找零錢，廚娘看出這些毛病，可是給他的喊聲震聾了耳朵，沒有跟他計較，罵他一聲劊子手就算了。他舉起他那把可怕的斧子，砍下來，架式十分好看，每一次都帶著兇惡的神情發出「嘿！」的一聲吆喝，我深怕他別真的砍掉什麼人的腦袋或者胳膊。

「爸爸有時候吃克瓦斯泡的麵包渣湯，」她說，「這簡直是尋開心，胡來！」

「你以為我病了嗎？我一點病也沒有。弗拉基米爾給我聽過，說我完全健康。不過關鍵不在於健康，健康不健康並不那麼重要……你告訴我，我說得對嗎？」

「到那兒再看吧。您暫且上那邊去，我給他們下個命令。只是請您別酗酒，也別提出什麼請求來打擾我。要不然我就把您趕走。」

他身旁站著將軍夫人的僱工莫伊謝伊，手裡揉著自己的帽子。這是個二十五歲左右的小夥子，身材很瘦，臉上長著碎麻子和一對滿不在乎的小眼睛，這邊臉比那邊臉大，好像他把這邊臉壓扁了似的。

「難道這些混蛋在我們的院子里還要住上一年半嗎？這真可怕！這真可怕呀！」

「難道農民算是人嗎？他們不是人，而且，對不起，他們是野獸，騙子。農民過的是什麼生活呢？光是吃啦，喝啦，只求伙食便宜點就好，到酒館里拚命灌酒。他們對你說不出一句好話，沒有一點好樣子，不懂什麼叫禮數，就是粗野！他自己在爛泥里打滾，他妻子在爛泥里打滾，他孩子在爛泥里打滾。不管到了哪兒他倒頭就睡，菜湯里有土豆，他乾脆伸出手指頭去撈，喝起克瓦斯來連蟑螂也一齊喝下去，連吹一口氣把它吹掉都不肯！」

「就是它，虛偽！毛病就出在它身上，虛偽！」

「不，隨他們去咬斷彼此的喉嚨吧。」她帶著厭惡的神情說。

「這還用問！」醫師吃驚地說，「她是個了不起的歌唱家，演員，您還要問！您說到哪兒去了！」

他自己講定價錢包下活兒來，可是他每天得付給我和另外的一些小夥子工錢，從七十個戈比起到一個盧布為止。遇到天氣炎熱而乾燥，我們就做各種外部的工作，主要的是油漆房頂。由於不習慣，我的腳覺著燙，彷彿在燒紅的鐵板上走路似的，等我穿上氈靴，兩隻腳卻又悶熱。不過只是在起初的時候才這樣，後來我也就習慣，一切都順順噹噹了。現在我生活在那些把勞動看做理所當做而不可避免的人們當中，他們像拉重車的馬那樣勞動，常常體會不到勞動的道德意義，甚至在談話中從來不用「勞動」這兩個字。跟他們在一起，我也覺得自己成了拉大車的馬，越來越深切地體會到我所做的工作是理所當做的，不可避免的，這就使我的生活變得輕鬆，使我擺脫了種種懷疑。

杜別奇尼亞是我們的第一個車站的名字，離城有十七俄里遠。我是走著去的。秋播和春播的麥子沉浸在清晨的陽光里，一片碧綠。這一帶土地平坦，草木欣欣向榮，遠處明晃地現出火車站、古墓、更遠的莊園的輪廓……到野外來是多麼好啊！我多麼希望充滿自由的感覺，哪怕只有一個早晨也好，免得去想城裡發生的事，免得去想自己的貧窮，免得去想自己的飢餓！再也沒有一種東西比強烈的飢餓感覺更妨礙我生活的了。這種感覺一出現，我的優美思想就跟蕎麥粥、牛排、煎魚的念頭古怪地摻混起來。例如現在，我一個人站在野外，抬頭看著一隻百靈鳥，它在天空中好像停在一個地方不動似的，不住聲地唱，彷彿發了歇斯底里一樣，我自己卻在想：「這時候要是能夠吃一塊抹上黃油的麵包，那該多好啊！」或者我在路邊坐下，閉著眼睛養一養神，聽著五月里這種美妙的鬧聲，這時候我卻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滾燙的土豆的氣味。儘管我身材高大，體格強壯，平素我卻只吃得到很少的東西，因此整個白天我的主要感覺就是飢餓，也許因為這個緣故我才深切地了解為什麼那麼多的人只為吃飯而幹活，一談話就離不開吃食這個題目吧。

是的，夏天過去了。晴朗溫暖的日子來了，可是早晨很涼，牧人已經穿皮襖，我們花園裡翠菊上的露珠一整天都不幹掉。空中老是傳來悲涼的叫聲，分不清這是護窗板在上銹的合頁上哀叫呢，還是有仙鶴飛過，總之人的心裏那麼暢快，那麼想望生活！

「你有什麼事？」過了一會兒，他問。

「好，得了，得了……為什麼這樣激動呢？你瞧，我來了。」

「讓他們去從事體力勞動好了！此外他們也不會幹別的！體力勞動什麼人都幹得了，就連十足的蠢貨和犯人都會幹，這種勞動正是奴隸和野蠻人的特點，聖火卻只有少數人才能得到！」

有一天我在省長的花園裡做工，把那兒的一座涼亭漆成像是用大理石造出來的。省長出來散步，信步走進涼亭，由於閑著沒事，就跟我攀談起來。我提醒他說，從前有一天他怎樣請我到他那兒去聽訓。他獃獃地看了一會兒我的臉，然後把嘴努成字母「O」的樣子，兩手一攤，說：

「真叫人難過啊，真叫人難過啊，」他說，眼淚流下他的臉頰，「她高興，經常發笑，抱著希望，可是她的情形沒有希望了，我的好朋友。您那個蘿蔔恨我，一個勁兒要我明白我待她不好。他按他的想法是對的，不過我也有我自己的觀點，我一點也不為過去發生過的事後悔。人應當愛，我們大家都應當愛，不是嗎？缺了愛就沒有生活；誰怕愛，躲開愛，誰就不自由。」

他為人爽直，善於把自己的歡樂感染別人。我姐姐想了一想，笑了，忽然高興起來，就跟那回野餐時候一樣的奇突。我們走到曠野上去，在草地上躺下，繼續我們的談話，眺望著那座城，城裡所有朝西的窗子由於夕陽而放出萬道金光。

有一回夜色很深了，我從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家裡回來，在我的房間里碰見一個年輕的警察分局長，穿著一身新制服。他坐在我的桌子旁邊，正在翻看一本書。

我仍舊常上他們家去，可是興緻已經不那麼好了。工程師使我覺著拘束，有他在場我就覺著自己的手腳彷彿全給捆住了。我受不了他那兩隻明亮坦率的眼睛，他那些論調使我厭倦，反感。我想起不久以前我還是這個保養得很好、臉色紅潤的人的部下，想起他待我粗暴得不得了，這些回憶也使我厭煩。不錯，他摟住我的腰，親熱地拍我的肩膀，贊成我的生活，可是我覺著他照舊看不起我的卑微，只為博得女兒的歡心才跟我敷衍。我再也不能照我本心那樣說說笑笑了，我覺著話不投機，老是暗自料著馬上他就要叫我潘捷列，就跟叫他的僕役巴威爾一樣，我那內地的、庸俗的自尊心是怎樣地憤憤不平啊！我這個窮人，油漆工人，每天來找這些被全城看做外國人而且跟我全不相干的富人，每天在他們家裡喝貴重的葡萄酒，吃不平常的食物，我的良心不肯容忍這些！每逢我到他們家去，總是陰沉地避開路上的行人，皺起眉頭，倒好像我真是個教派信徒似的，每逢我從工程師家裡出來，總因為自己飽餐了一頓而害臊。

彷彿故意搗亂似的，整個五月一直下雨，天冷。道路壞了，泥濘不堪。從城裡回來的大車照例繞到我們的院子里來，那是多麼可怕呀！瞧，大門口出現了一匹馬，叉開前腿，大著肚子，在把車拉進院子里來以前深深低下頭去。車上裝著一根二十俄尺長的圓木，看上去又濕又滑。車子旁邊走著一個農民，因為有雨而把衣服裹緊身子，把衣裾掖在腰帶里，他眼睛並不瞧著腳底下，也不繞過泥塘，卻大踏步走著……隨後又出現一輛大車，裝著薄木板，然後又出現一輛，裝著圓木，再后又是一輛……正房前面那塊空地漸漸擠滿了馬匹、圓木、木板。農民和包著頭、把連衣裙底襟掖起來的農婦氣沖沖地瞧著我們的窗子，吵吵嚷嚷，要太太出來，粗野的咒罵聲傳來。莫伊謝伊站在一旁，我們覺得他看見我們受到侮辱彷彿高興似的。

「如果照您所說的那樣，進步是沒有止境的，那就無異於說，進步的目標是不明確的，」我說，「活著而又不明確地知道為什麼活著，那又何必活著呢？」

「您多麼可愛啊！」她說。

我們沒有談話，不好意思地互相看看。隨後我們三個人一塊兒走著，我聽見醫師對我說：

「茶炊一清早就嗚嗚地叫，嗚嗚地叫！唉，這可不是好兆頭，可憐的人啊，這可不是好兆頭。」

大齋期到了。工程師維克托爾·伊萬內奇從彼得堡回來，我卻已經漸漸忘記這個人了。他出人意外地回來，甚至沒有預先打個電報通知一聲。一天傍晚我照例到他家去，不料他正在客廳里走來走去，講著什麼，他剛洗過臉，刮過鬍子，年輕了十歲。他的女兒跪在那兒，從手提箱里拿出許多盒子、小瓶、書籍，把這些交給僕人巴威爾。我一看見工程師，不由自主地倒退一步，他卻向我伸出兩隻手，露出又白又結實像馬車夫一樣的牙齒，含笑說道：

現在我們常常見面，差不多一天見兩次面了。她幾乎每天吃過午飯後就坐車到墓園來，一面等我，一面念十字架和墓碑上的題詞。有時候她走進教堂里來，站在我身旁，看我怎樣做工。這裏安安靜靜，畫工和塑金工做著純樸的工作，蘿蔔通情達理，我呢，在外貌上跟別的工人沒有什麼區別，像他們一樣只穿著背心和破鞋做工。別人對我講話都說「你」，所有這些在她都是新奇的，感動了她。有一回她在場，一個在上面畫鴿子的畫工對我叫一聲：

「您好像就住在我們對門吧？」沉默了一會兒，她又問。

她說她要搬到杜別奇尼亞去住下，我就痛切地想到我要一個人留在城裡了，我覺著我羡慕她的書櫃，羡慕農業。我不懂農業，也不喜歡務農，很想對她說：務農是奴隸的工作，可是想起這類的話我父親說過不止一次，我就沒有說出來。

由於我們起身很早，後來又沒有事做，這一天就顯得很長，成了我一生中最長的一天。將近傍晚，斯捷潘回來了，我就回家，到莊園里去了。

「我孤孤單單！對我來說生活是沉重的，沉重得很。在整個世界上除了您以外我沒有第二個人了。別丟開我！」

「我們再也不管運了！」農民們喊道，「我們累壞了！讓她自己去運吧！」

「而且虛偽吃靈魂。」姐姐接著說，笑起來。

「你看！」他對我姐姐說，同時他舉起剛才用來打過我的那把傘指著天空，「你看天空！那些星星，連頂小的也算上，都是一個個世界！跟宇宙相比，人是多麼渺小啊！」

「我記不得了！」

「要下的，一定要下的！」油漆工人們同意。

「他要害死我，」他嘟嘟噥噥說，「他偷偷去開他媽的柜子……為了安全起見，我要把他關在廂房裡……」

姐姐在等我。她瞞過父親把晚飯給我帶來了：一小塊冰涼的小牛肉和一小塊麵包。我們家裡常常說這樣的話：「錢要算計著花」，「省了小錢就來大錢」等等，姐姐經不起這些俗套頭的壓力，就千方百計節省開支，因此我們吃得很壞。她把碟子放在桌子上，她自己在我的床上坐下，哭起來。

「您只花您做工掙來的錢嗎？」她問。

我往後退，退到了前堂，他在前堂抓起他的傘，照準我的腦袋和肩膀又打了好幾下。這時候姐姐推開客廳的門，想看一看為什麼這樣吵鬧，可是她立刻現出害怕和憐憫的神情扭轉身回去了，沒有替我說一句求情的話。

可是後來他們走出去，燈就熄了……我回頭看工程師的家，這時候也黑了。在黑暗中，在雨地里，我覺著自己孤苦伶仃，聽憑命運擺布，覺得如果跟我這種孤獨相比，跟現在和日後的生活里還要發生的痛苦相比，那麼我的一切行動、願望、這以前我想過和說過的一切，就都渺小了。唉，活人的行動和思想遠不及他的悲傷重大！於是我自己也沒有弄明白我自己在做什麼，竟用盡氣力拉一下多爾日科夫家的門鈴，把它拉斷，然後沿著街道跑去，像小孩子一樣，擔驚害怕，以為馬上一定會有人走出來，認出我。等我跑到街頭站住，喘一口氣，卻只聽見雨聲嘩嘩地響，守夜人在遠遠的什麼地方敲一塊鐵板。

我把《雜俎欄》讀了幾段，那裡面講到怎樣製造廉價的墨水，講到全世界最大的鑽石。我又翻到她喜歡的那件時新連衣裙的插圖，我就想象她在舞會上搖著扇子，裸|露著肩膀，周身華麗，閃閃發光，而且對音樂也好，繪畫也好，文學也好，她無所不知，於是在我眼裡，我所扮的角色顯得多麼渺小短暫啊！

「你在這兒嗎？」她問，對我伸出手來，「你聽見我唱歌了嗎？那麼，你覺著我唱得怎麼樣？」她沒有等到我回答就接著說，「很湊巧，你在這兒。今天夜裡我要到彼得堡去，不會去很久。你讓我去嗎？」

我看得清楚她在發抖，她抖得說不出話來，沒法翻台詞本，她根本顧不上她的角色了。我剛要走到她那兒去，跟她說一句話，忽然她在舞台中央跪下來，嚎啕大哭。

她微笑著，又好奇又困惑地瞧著我的工作服、漿糊桶、攤在地板上的壁紙。我挺窘，她也覺著不自在了。

「要是我那親愛的妻子，你母親，如今活在世上，那你的生活就會成為她經常苦惱的源泉。她死得這樣早，我看倒是天賜之福了。」他睜開眼睛，接著說，「請你教一教我，你這倒霉的傢伙，我拿你怎麼辦呢？」

我老了，變得不愛說話，嚴肅起來，甚至嚴厲起來，不大發笑。據說我變得像蘿蔔了，而且跟他那樣常常說些無益的訓誡，弄得工人們聽著乏味。

這頓飯不好吃，菜只有一種用苦奶渣做餡的餡餅和奶湯。女主人葉連娜·尼基佛羅芙娜不知怎的老是古怪地眨眼，一會兒眨這隻眼，一會兒眨那隻眼。她說話，吃東西，可是她的整個身體里已經透出一種死亡的味道，甚至似乎隱隱透出死屍的氣息。生命在她身體里微弱地發光，同時她心裏微弱地閃著一種感覺：她是地主太太，以前家裡有過許多農奴，她又是將軍夫人，女僕對她非尊稱「夫人」不可。每逢這些可憐的生活殘餘在她心頭亮一下，她就對兒子說：

她立刻在床上躺下來。她睫毛上閃著淚光，然而她的神情幸福，她睡得又香又甜，看得出她心裏真也輕鬆，她休息了。她好久好久沒有這樣酣睡過了！

這人是伊萬·切普拉科夫，我的中學同學，他在二年級的時候因為吸煙而被開除了。有一年秋天我們一塊兒去捉過金翅雀、黃雀、蠟嘴雀，一清早趁我們父母還睡覺，就拿到集市上去賣。我們藏在暗處等著小群的南飛的椋鳥飛過，用小霰彈向它們射過去，然後把受傷的鳥拾起來，有的鳥極痛苦地死去，我至今還記得它們夜裡怎樣在我的籠子里呻|吟，有些鳥複原了，我們就拿去賣掉，而且厚著臉皮對買主賭咒說這些都是雄鳥。有一回在集市上，reａｄ•９9csｗ•ｃｏm我手裡只剩下一隻椋鳥沒有脫手，向顧客們兜售了很久，終於賣出去，可是只賣了一個戈比。「好歹也算是得了一點小利錢！」我安慰自己說，把那個戈比藏起來，從此以後街上的男孩們和同學們就給我起了一個外號叫小利錢，就是現在偶爾也還有些小男孩和小店員開玩笑，叫我這個名字，其實除了我以外誰都不記得這個外號是怎麼來的了。

他一邊說，一邊在書房裡走來走去。大概他以為我是來請罪的，大概他在等我為我自己和我姐姐討饒。我覺得身上發涼，我打抖，好像害了熱病似的，我用嘶啞的聲音費力地說話。

他甚至沒有對我點一下頭就扭轉身走開了。我對他和他那看報的女兒鞠了躬，走出來。我的心頭十分沉重，臨到姐姐問我工程師怎樣接見我的時候，我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就去了。在舞台背後的門口站著安紐達·布拉戈沃。她也戴著帽子，披著黑面紗。她是法庭副審判長的女兒，這位副審判長早就在我們城裡工作，差不多從創辦地方法院的時候起就來了。他的女兒長得很高，身材好看，因此大家認為她非參加戲劇亮相不可，每逢她扮演一個菲雅或者天神，她的臉就羞得通紅，可是她不參加演劇，即使到排演場上來也只待一會兒，也總是為了接洽什麼事，而且不肯走進大廳里來。就是現在也看得出來，她待一會兒就要走的。

在我跟姐姐談話的第二天，我從早晨到晚上一直在阿若京家裡工作。排演規定在傍晚七點鐘舉行，在開始排演的前一個鐘頭，所有的業餘戲劇愛好者已經在大廳里會齊，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已經在舞台上走來走去，手裡拿著本子念台詞。蘿蔔穿著退色的長大衣，脖子上圍一條圍巾，已經站在那兒，鬢角靠在牆上，瞧著舞台，現出一種虔誠的神情。阿若京家的母親時而走到這個客人面前，時而走到那個客人面前，對每個人都說幾句好聽的話。她有一種習慣，喜歡盯著人的臉，小聲說話，彷彿在說什麼機密的事似的。

我向她告辭，很難為情地走了。我走下樓去，看見姐姐和安紐達·布拉戈沃正走出去。她們熱烈地談著什麼，大概在談我到鐵路上去工作的事吧，她們匆匆忙忙地走著。以前姐姐從沒到排演場上來過，現在她的良心大概在折磨她，而且她深怕父親知道，她沒得到他的許可就到阿若京家裡來。

「媽媽，這人是波洛茲涅夫！」切普拉科夫介紹我說，「他將來在這兒工作。」

「光輝奪目的瑪霞……」我喃喃地說，「可愛的、珍貴的瑪霞……」

「這話對。」我同意，其實我清楚地知道瑪霞已經沒有必要回到我們城裡來了。

「富人和受過教育的人應當跟大家一樣都做工，」她接著說，「要是有安樂的話，那就應當人人有份。任何特權都不應當有。哎，算了吧，別談哲學了。請您跟我講點快活的事吧。請您談談油漆工人。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可笑嗎？」

「你要怎樣生活都由你！」他說，「我再也不認你這個兒子了！」

她生氣，心裏滿是怨恨。同時我卻跟農民們處熟，越來越跟他們相好了。他們大多數是神經質的、愛生氣的、受盡侮辱的人。這些人的想象力已經被撲滅，他們愚昧無知，見識貧乏而模糊，老是那一套關於灰色的土地、灰色的日子、黑麵包的想法。這些人狡猾，然而跟鳥那樣只把頭藏在樹後面。他們不會算計。他們不肯為二十個盧布而上您這兒來割草，可是您只要肯出半桶酒，他們就來了，其實二十個盧布可以買四桶酒哩。他們也確實骯髒、酗酒、愚蠢、騙人，不過儘管這樣，人卻覺得一般說來農民生活是立足在一個堅固健康的核心上的。不管農民趕犁走著的樣子多麼像是一頭笨拙的野獸，也不管農民怎樣用白酒灌醉自己，可是人只要走近前去細細一看，就會感到農民有一種不可缺少的、很重大的東西，而比方說瑪霞和醫師就恰好缺少這種東西，那就是農民相信人世間最重要的東西是真理，他和所有人民的得救都只在於真理，因此人間萬物當中他最喜愛的莫過於公正。我對妻子說，她看見了玻璃上的斑點，卻沒有看見玻璃本身。她往往用沉默作為回答，或者像斯捷潘那樣哼著：「烏——溜——溜——溜」……每逢這個善良聰明的女人氣得臉色慘白，嗓音發顫地跟醫師講到酗酒和欺騙，我總是弄不懂，而且為她的健忘吃驚。她怎能忘記她父親，那位工程師，也喝酒，而且喝很多，他用來買杜別奇尼亞的錢是藉助於一連串沒廉恥、昧良心的欺騙得來的呢？她怎麼能忘了這些呢？

可是砂土運齊了，過了兩天，四天，一個星期，在準備奠基的那個地方仍舊張開著一條空蕩蕩的溝。

這類論調常常使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該怎麼想才好。

「大概您姐姐不會來了，」他看了看表說，「昨天她到我們家裡去，說她要到您這兒來。您一個勁兒地說奴役，奴役……」他接著說，「可是要知道，這是局部的問題，所有這類問題會由人類逐漸解決，自生自滅的。」

「她多麼愛你啊，要是你知道就好了！這種愛情她只對我一個人說過，而且是悄悄的，在黑地里。她把我帶到花園裡幽暗的林蔭道上，小聲對我說，她把你看得多麼寶貴。你看，她始終沒有出嫁，就因為她愛你啊。你為她歉然嗎？」

「這才是乖孩子！」他說，從她手裡接過杯子來，「你不可以說很多的話，近來你卻像喜鵲那樣嘁嘁喳喳。請你別說話了。」

聖誕節的頭一天我們在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家裡吃飯，後來在這段節日里差不多天天到她家裡去。她那兒除了我們以外沒有外人，她說得對：她在這個城裡除了我和醫師以外連一個朋友也沒有。我們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談話上。有時候醫師隨身帶來一本書或者雜誌，大聲念給我們聽。事實上他是我生平所遇見的頭一個有學問的人。我不能判斷他的知識是不是廣博，不過他經常講出他的知識來，因為他希望別人也知道。每逢他講到有關醫學的事，他的話總是跟我們城裡任何一個醫師都不同，給人留下一種新穎獨特的印象，我覺得只要他有意，他就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學者。他也許是當時唯一對我有重大影響的人。我跟他見面，不斷讀他拿給我的書，結果我漸漸開始感到需要知識，知識給我的缺乏歡樂的勞動充滿高尚的精神。我已經覺著奇怪，早先我竟不知道，比方說，全世界是由六十種簡單的物體構成的，不知道干油是什麼，油漆是什麼，而且好像沒有這些知識也行了。跟醫師的結交甚至也把我從精神上提高了。我常跟他爭論，雖然我總是保留我自己的看法，可是由於他，我還是漸漸發現我並沒有把一切事情都弄明白，我就極力形成盡量明確的信念，好讓良心的指示明明白白，沒有一點含混的地方。不過這個全城最有學問最優秀的人仍舊離著完美很遠。他的風度、他那種喜歡把任何談話都變成爭論的習慣、他那好聽的男高音，甚至他那種親熱，都有點粗野，缺乏教養，每逢他脫掉上衣，只穿一件綢襯衫，或者在酒館里丟給僕役一點賞錢的時候，我總是覺得文化到底是文化，他的心裏卻仍然有個韃靼人在活動。

第三幕以前她沒有戲。她演一個客人，一個內地的饒舌的女人。她的戲只有一點點：她得在門外站上一陣，裝出偷聽的樣子，然後說一段簡短的獨白。這時候離她出場至少還有一個半鐘頭。別人正在舞台上走來走去，念台詞，喝茶，吵嘴，她卻一步也不離開我，隨時嘟嘟噥噥念她的台詞，煩躁地揉她的台詞本。她想象大家都在看她，等她出場，就用發抖的手理她的頭髮，對我說：

我們省里有一個風俗，遇到割草和收糧食的季節，每天傍晚工人們就走到主人院子里來，主人就請他們喝白酒，連年輕的姑娘也喝一杯。我們沒有照這個風俗做。割草人和村婦們就在我們院子里一直站到夜深，等酒喝，然後一邊罵著一邊走出去。在這種時候瑪霞就嚴厲地皺起眉頭，一聲不響，或者氣忿地低聲對醫師說：

「不准你跟我這樣講話，蠢材！」他用尖細的聲音叫起來，「壞蛋！」他又敏捷又靈便地用習慣的動作照準我的臉頰打了兩巴掌，「你變得無法無天了！」

「可是請您容我說！」布拉戈沃站起來，忽然冒火了，「請您容我說！倘使一個蝸牛躲在自己的殼裡致力於個人的道德完善，摸索道德的準則，您把這個叫做進步嗎？」

不知什麼緣故，完全出乎我的意外，這些話深深侮辱了我父親。他漲得滿臉通紅。

我去見我父親的時候，他正靠在一把圈椅上，閉著眼睛。他的臉又瘦又干，鬍子剃光的地方顏色發青，如同一個天主教年老的管風琴琴師，臉上現出謙卑的、聽天由命的神情。他沒有理睬我的問候，也沒有睜開眼睛，只是說：

「媽，我要待您厚道。在這塵世的痛苦生活中，我要給您養老送終，等您死了，我自己出錢給您辦喪事。我早就說過這話，這是真話。」

「你怎麼了？」我問，「你心裏難過，我早就看出來了。告訴我，你怎麼了？」

「是的，這件連衣裙跟你非常配得上，」我說，「非常配得上！」

我們沉默不語，我著急地等著窗外現出曙光。瑪霞的神態始終像是大夢初醒，如今正在暗自驚奇她這樣一個聰明而受過教育的女人，她這樣一個整齊乾淨的女人，怎麼會跑到這內地的、破爛的荒漠里來，怎麼會跑到這群渺小無聊的人們當中來，怎麼會完全忘了自己，甚至迷上這群人當中的一個，做了他半年多的妻子。我覺著，依她看來，不管是我也好，莫伊謝伊也好，切普拉科夫也好，都是一個樣子。對她來說，無論是我，是我們的婚姻，是我們的農活，是秋天的泥濘，都化成了那醉醺醺的、粗野的「救命」聲。每逢她嘆口氣，或者動一動以便躺得舒服點，我就在她臉上看出這樣的表情：「啊，快點天亮才好！」

他來了，瑪霞並不高興，她不相信他，同時卻又跟他商量，他飯後睡了一大覺，醒來心緒惡劣，對我們的農活批評一陣，或者後悔買下杜別奇尼亞，因為它給他帶來那麼多的損失，在這種時候可憐的瑪霞臉上總是現出難過的神情。她向他抱怨起來，他就打著呵欠說，應當把農民打一頓才對。

「您喜歡她嗎？」醫師問，「她挺好，不是嗎？」

「要是有人說過什麼不該說的話，做過什麼使人不痛快的事，那麼請您原諒才好。」一個老人說，對她和我深深一鞠躬。

「什麼事都會有！什麼事都會有！」

「我們的文化生活還沒有開始。老人安慰自己說：要是現在什麼也沒有，那麼四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卻有過一些東西，這是老人，至於我們，都還年輕，marasmus senilis還沒有碰到我們的腦子，我們還不能用這類幻想來安慰自己。俄羅斯開國是在八六二年，而有文化的俄羅斯依我的理解卻還沒有開始。」

等到我醒過來，卻看見我已經不是在家裡，而是在街上，跟醫師一塊兒站在路燈旁邊了。

可是我沒有理會這些論調。不知怎的有點奇怪，我不能相信姐姐在戀愛，不能相信她挽著一個生人的胳膊走著，溫柔地瞧著他。我姐姐是個神經質的、擔驚害怕的、受壓制的、不自由的人，卻愛上一個已經結了婚而且有了孩子的男人！我覺著有點惋惜，可是究竟惋惜什麼，我卻不知道，不知因為什麼緣故，醫師在場使我不愉快，而且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出他們這種戀愛會有什麼下場。

我們從此開始一塊兒生活。她老是唱歌，說她很痛快。我總是把我們從圖書館里借來的書原封不動地送回去，因為她已經讀不下去，她只願意幻想未來，談論未來。她給我補內衣，或者幫卡爾波芙娜燒飯的時候，一會兒唱歌，一會兒講她的弗拉基米爾，講他的聰明，他的文雅和善良，講他的不平常的學問。我雖然不再喜歡她那個醫師，卻也同意她的話。她想工作，想獨立謀生，她說等到她的健康許可她工作，她馬上就去做教師或者助理醫士，親自擦地板，洗衣服。她已經熱烈地愛上自己的孩子，他還沒有出世，可是她已經知道他的眼睛是什麼樣兒，他的手是什麼樣兒，他笑起來是什麼樣兒。她喜歡談孩子的教育，由於世界上最好的人是弗拉基米爾，她關於教育的全部主張就歸結到一點：孩子應該跟他父親一樣可愛。她的話永遠說不完，她講的一切話都在她心頭勾起真正的快樂。有時候我也高興起來，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她把一串鑰匙往門外一丟，鑰匙噹啷一響掉在我的房間里。這些是食器櫥上的鑰匙、廚房柜子上的鑰匙、地窖的鑰匙、茶葉匣的鑰匙，也就是當年我母親帶過的那些鑰匙。

我不止一次地聽見她說，她後悔起意造學校了。

我的心境也像秋天。這也許是因為我做了工人，才看清我們這個城的生活的內幕，差不多每一天我都有所發現，這種新發現總是惹得我灰心喪氣。我那些同鄉，早先我對他們倒沒什麼意見，或者單從外表看上去顯得十分正派，現在卻露出本相，原來是些下流的、殘忍的人，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我們這些普通人受他們的欺騙，被他們剋扣工錢。他們逼得我們一連幾個鐘頭在寒冷的前堂里或者廚房裡等著。他們侮辱我們，對待我們粗暴極了。秋天我在我們的俱樂部里給閱覽室和兩個房間糊壁紙。我糊好每一方壁紙，他們只付給我七個戈比，可是他們吩咐我在收據上寫二十個戈比。我拒絕這樣做，那位戴著金邊眼鏡、儀錶堂堂的先生（多半是俱樂部的一個主任），就對我說：

「別忙，你先洗一洗手吧，」妻子說，「你手上有一股油灰的氣味。」

「哦，那有什麼不行的！」

她走了，我站在那兒瞧著越去越遠的燈火，在想象里愛撫著她，小聲說：

「為什麼您不到我家裡去了？」她又問一遍，「既然您不肯去，我就自己來了。」

「到底來了！」他說，站起來，伸了個懶腰，「這已經是我第三次來找您了。省長吩咐您明天早晨九點鐘去見他。務必要去。」

這時候傳來門鈴聲，她站起來。

在吃午飯以前犯不上再去上工了。我就回家去睡覺，可是睡不著，因為屠宰場和省長的談話在我心裏引起不愉快的、不正常的感覺，到了傍晚我心神恍惚，悶悶不樂地去找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我告訴她我見省長的經過。她困惑地瞧著我，好像不相信，忽然間她哈哈大笑，聲音那麼快活，響亮，激昂，只有好心的、愛笑的人才會這樣大笑。

「簡直是畜生！這真可怕！可怕！」

「你對你自己是怎樣想的呢？」父親接著說，「一般年輕人到了你這種年紀都有牢靠的社會地位了，可是你看看你自己：沒家沒業，窮叫化子，吊在你父親的脖子上靠他養活！」

他穿著短上衣，按著家常打扮穿著拖鞋，走來走去，好像害了痛風病似的，身子有點搖晃，搓著手。他小聲哼著一支歌，帶點鼻音，暢快得不住縮起脖子，因為他終於回到家，洗過自己所心愛的淋浴了。

「你到這兒來幹什麼？」父親厲聲問道，聽我責備他輕率，顯然感到受了委屈。

「對我來說繼承權問題是不關重要的。我預先聲明，我不要一切遺產。」

天完全黑了，街上漸漸沒有人了。對面房子里的音樂聲停下來，街門大開，一輛由三匹馬拉著的馬車跑出來，沿著我們的街道跑去，一路上小鈴鐺輕柔地響著。這是工程師帶著女兒坐車出來兜風。我卻到了該睡覺的時候了！

她和我姐姐走到阿若京娜面前，跟她小聲談了大約兩分鐘，眼睛看著我。她們在商量什麼。

我對他講起春天工程師怎樣對待我。

「是這樣嗎？所謂社會潮流，那是新文學捏造出來的東西。我們沒有這種東西。」

她站起來，走到我跟前。

「親愛的醫師，我多麼感激他呀！」她給我讓座，說，「要不是他，您就不會到我這兒來。我悶得要死！父親走了，撇下我一個人，我不知道在這個城裡該怎麼辦好了。」

半夜裡我送她上火車站去。她溫柔地擁抱我，大概是因為感激我沒有提出什麼多餘的問題。她答應給我寫信來。我把她的手握了很久，吻了很久，費力地忍住眼淚，沒有對她說任何話。

「野人！貝琴涅戈人！」

「我一定會演得一塌糊塗……我的心多麼沉重啊，要是你知道就好了！我心裏那麼害怕，好像馬上就要有人來拉著我去處死刑似的。」

她激動得直喘氣。她的三個女兒站在一旁，跟她一樣長得乾癟精瘦，驚慌地互相挨緊。她們忐忑不安，嚇呆了，倒好像她們家裡剛剛捉住一個女苦役犯似的。多麼丟臉，多麼可怕呀！要知道，這個可敬的家庭終生終世在跟迷信做鬥爭呢。顯然，她們認為人類所有的迷信和偏見只不過是三支蠟燭，每月十三日，不吉利的日子——星期一罷了！

「是的。」

我揮了揮手，走出去。我不記得後來那天夜裡和第二天我是怎樣度過的了。

從外表看來，他還完全是個大學生。他說話和走路都像個大學生，他那對灰色眼睛的眼光那麼活潑，樸實，坦率，像一個很好的大學生。他跟他那又高又美的妹妹站在一起卻顯得虛弱，顯得單薄，他的鬍子稀疏，他的嗓音也是那種不洪亮的男高音，不過十分好聽。他在某地一個軍團里服務，現在休假，回來探望親人。他說今年秋天要到彼得堡去參加醫學博士考試。他已經成了家，有一個妻子和三個兒女，他結婚很早，那是在他念到大學二年級的時候。現在城裡人說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他已經不跟妻子住在一塊兒了。

我端來了茶炊。在大房子的露台前面鋪了一張地毯，我們就坐在那上面喝茶，醫師跪在地毯上，用碟子喝茶，說他體驗到了幸福。後來切普拉科夫回去取鑰匙，開了玻璃門，我們大家就走進了那所房子。房子里陰暗，神秘，有蘑菇的氣味，我們的腳步發出很響的聲音，彷彿地板底下是個地窖似的。醫師站在那兒按鋼琴的鍵，鋼琴就用微弱的、顫抖的、嘶啞的、然而仍舊和諧的琴音回答他，他就試了試嗓子，唱起一支抒情歌來，等到有個琴鍵不出聲了，他就皺起眉頭，急得跺腳。我姐姐不再張羅回家，在房間里興奮地走來走去，說：

「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爾！」

「是的。」

「我不要聽你的話，混蛋！」父親說，從桌子上拿起一把尺子來，「你喝醉了！你醉成這樣居然敢來見你的父親！我最後一次告訴你，而且也把這話轉告你那不顧道德的姐姐：你們休想在我這兒得到任何什麼東西。我已經把不聽話的孩子從我的心裏抹掉了，如果他們由於不聽話，由於頑固而受苦，我並不憐惜他們。你可以回到你來的那個地方去！無論上帝怎樣用你們來懲罰我，我也溫順地忍受這種考驗，我像約伯一樣會在痛苦和持久的工作中找到安慰。在你沒有改邪歸正以前不准你跨過我的門坎。我是公正的，所有現在我說的話都是有益於你的，如果你希望自己好，你就該終生終世記住我以前對你說的和現在說的這些話。」

她用嚴肅冰冷的眼光瞧一眼四周的傢具，彷彿想把傢具點一點數似的，接著說：

「他在看報，可是大概連吃的都沒有呢。」

她沒有用手蒙住臉，她的眼淚滴在她的胸脯上，手上。她的神情悲傷。她一頭倒在枕頭上，讓眼淚盡情地流出來，周身顫抖，發出抽抽搭搭的聲音。

她又看一眼漿糊桶，看一眼壁紙，接著說：

「您不懂，我卻懂，」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說，「上帝才知道您今天是多麼乏味！」

父親還把這種風格帶到我姐姐的生活里來。首先他給她起了一個名字叫做克麗奧佩特拉（如同給我起的名字叫做米薩伊爾一樣）。她年紀還小的時候，他就給她講星星啦，古時候的聖賢啦，我們的祖宗啦，使她聽得戰戰兢兢。他花很長的時間給她解釋究竟什麼叫做生活，什麼叫做責任。現在她已經二十六歲，他卻仍舊講他的老一套，只許她跟他一個人出門，挽著他的胳膊。不知什麼緣故，他想象早晚一定會出現一個規規矩矩的青年人，由於尊敬他的人品而願意跟她結婚。她呢，崇拜我父親，怕他，相信他的不平常的智慧。

「第一，我的那些小夥子在鐵路線上做工；第二，我來付將軍夫人的利息。去年我在她那兒借了五十個盧布，現在我每月付給她一個盧布的利息。」

「這是那個埃及的克麗奧佩特拉。」

「你原諒我吧。近來我起了點古怪的變化。」

我向女主人那邊走過去，我總得問候一聲才對。可是忽然大家對我發出噓聲，搖手，要我別踩響地板。四下里一片寂靜。鋼琴蓋掀開來，有一位太太挨著鋼琴坐下，對樂譜眯起近視的眼睛，我的瑪霞就向鋼琴那兒走過去，衣服艷麗，模樣俊美，然而美得有點特別，有點新奇，完全不像春天到磨坊里來找我的那個瑪霞。她唱起來：

「舒適和安樂有一種魔力。它們能夠逐步吸引那些甚至意志堅強的人。以前父親和我過得並不富裕，簡簡單單，現在呢，您看見我們在怎樣過活。說起來駭人聽聞，」她說，聳了聳肩膀，「我們一年要花到兩萬！而且是在外省！」

「大概天要下雨。」顧主瞧著天空說。

對我最不客氣的恰好是不久以前自己還是普通人、靠干重體力勞動𫗫口的那些人。我在商場里走過鐵鋪，他們彷彿一不小心似的把水潑了我一身，有一回甚至把一根棍子扔到我身上來。有一個魚販子，是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堵住我的去路，惡狠狠地瞧著我說：

姐姐和安紐達想問我在這兒生活得怎樣，可是兩個人都沒有說話，光是瞧著我。我也沒有說話。她們明白我不喜歡這個地方，姐姐眼睛里出現了淚水，安紐達·布拉戈沃開始臉紅了。大家往花園裡走去。醫師走在大家前頭，快活地說：

她需要精神上的支持，這是很明顯的。瑪霞走了，弗拉基米爾在彼得堡，城裡除我以外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人能夠告訴她說她對了。她定睛瞧著我的臉，極力要看出我心底里的想法。要是我在她面前沉思不語，她就會把這看做是因為她的緣故，就會傷心。我隨時得當心。每逢她問我她對不對，我總是連忙回答她，說她對，我深深地尊敬她。

「再見，斯捷潘·彼得羅維奇！」

「我們從頭到尾始終是誠懇的，」我說，「凡是誠懇的人，就是對的。」

「走，你姐姐來了。」

那些農民惹得我們多麼傷心啊！在最初那段時期，在春天那些月份，在我們那麼巴望幸福的時候，我們卻遭到多麼沉重的失望！我的妻子要辦一個學校。我為那學校畫了一個草圖，容納六十個孩子。地方自治局執行處也贊同，可是勸她在庫里洛夫卡村辦學校，那是個大村子，離我們有三俄里遠。順便要說到，庫里洛夫卡村原有一個學校，在那裡有四個村子的孩子去讀書，我們杜別奇尼亞也包括在內，可是這學校又舊又擠，在那兒的朽爛地板上走路已經有危險了。三月末，按照瑪霞的心意，她奉派擔任了庫里洛夫卡村學校的監督人，四月初我們三次召集會議，勸告農民說他們的學校又擠又舊，非修建新學校不可。地方自治局執行處派人到場，平民學校的學監也來了，他們也都勸告農民。每次開完會以後，農民總是圍住我們，要我們請他們喝一大桶白酒。我們被人群圍住，覺著很熱。我們不久就筋疲力盡，回家去了，心裏很不滿意，而且有點發窘。最後農民總算給學校撥出一塊地，然後他們得用自己的馬從城裡把全部建築材料運回來。他們剛忙完春播作物，頭一個星期日就從庫里洛夫卡和杜別奇尼亞趕著大車去運磚回來奠地基。天剛亮他們就動身，可是直到夜深才回來；那些農民喝得醉醺醺的，說是他們累得要命。

我們三個人一塊兒吃晚飯。醫師和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喝紅葡萄酒、香檳、加白蘭地的咖啡。他們碰杯，為友誼，為智慧，為進步，為自由乾杯。他們沒有喝醉，只是臉紅了，常常無緣無故大笑起來，笑到流出眼淚。為了免得顯出煩悶的樣子，我也喝紅葡萄酒。

等到進了城，安紐達·布拉戈沃就心神不定，滿臉通紅，跟我告別，一個人繼續走路了。她穩重而嚴峻……路上的行人看見她，再也想不到剛才她跟我並排走過路，甚至逗過小女孩。

「至少您總會管個電報機什麼的吧？」他想了一想，問道。

我丟下他們，回到房裡去。妻子躺在床上，她已經穿好衣服。我把外面出的事講給她聽，就連我打了莫伊謝伊也沒有瞞她。

我坐下。

眼淚滴到插圖上了。

大約過了兩天她就打發我到杜別奇尼亞去，我說不出的高興。我到車站去的時候，後來坐在火車裡的時候，老是無緣無故地發笑，人們瞧著我，把我看成醉漢了。天在下雪，早晨很冷，可是道路已經變黑，烏鴉在那上面飛來飛去，呱呱地叫。

在聖誕節的一個星期以前，布拉戈沃醫師來了。我們又爭論，到傍晚總是打檯球。他打檯球的時候，脫掉上衣，解開襯衫胸前的扣子，不知什麼緣故總是極力做出嗜酒如命的人的樣子。他喝得不多，可是一喝酒就鬧起來，而且在「伏爾加」那樣便宜的下等酒館里一個傍晚居然能夠用掉二十個盧布。

我們這兒誰也不來，只有郵遞員來，他把醫師的信帶給姐姐，有時候普羅科菲傍晚也來看我們，他一句話也不說地看了看姐姐，就走了，在廚房裡說：

「有人正在勒死什麼人！」她說，「竟有這樣糟糕的事。」

我小時候，父親一打我，我一定站得筆直，手心對著褲縫，直直地瞧著他的臉。如今他打我，我張皇失措。彷彿我的童年仍舊在繼續著似的，我挺直身體，極力直著眼睛瞧他的臉。我父親蒼老了，而且很瘦，可是他的瘦筋肉一定像皮帶那麼結實，因為他把我打得很痛。

「他好！他好得很！」

從前我年紀小的時候，我的親人和朋友都知道該拿我怎麼辦：有的勸我去參軍，有的勸我進藥房，有的勸我進電報局，可是現在我已經滿了二十五歲，兩鬢甚至出現了白頭髮，我已經參過軍，做過藥劑師，進過電報局，人間的一切工作我好像都已經幹完，別人就不再勸我，只是嘆氣或者搖頭了。

切普拉科夫身體不結實，胸脯很窄，傴著背，腿挺長。他的領結是用細繩扎的，根本沒穿背心，靴子比我的還糟，靴後跟都歪了。他很少眨眼睛，臉上有一種性急的神情，好像打算一把抓住什麼東西似的。他老是忙忙亂亂的。

「克麗奧佩特拉·阿列克謝耶芙娜，該您了！」導演說。

我把信又看一遍。這時候廚房裡走進來一個兵，不知是由誰派來的，每個星期來兩次，給我們送來茶葉、法式白麵包、松雞，那些東西有香水氣味。我沒有活兒做，只好一連好幾天待在家裡，大概那個給我們送麵包的人知道我們窮。

他喜歡說這幾個字：「人世的愁苦生活」。有一天，那已經是聖誕節節期了，我走過市場，他招呼我走進他的肉鋪里去，他沒有跟我握手，只是聲明說，他有一件很要緊的事要跟我說。天冷，他又剛喝過酒，因此他滿臉通紅，他身旁櫃檯裏面站著那個一臉兇相的尼科爾卡，手裡拿著一把沾著血跡的刀。

「我跟她說過，叫她不要演戲，」她生氣地說，不連貫地吐出一個個字來，漲紅了臉，「這是——胡鬧！您本來應該攔住她才對！」

他喝醉了酒，臉色就變得很白，老是搓著手笑，那聲音像是馬嘶：唏唏唏！他往往一時性起，脫掉衣服，光著身體在田野上跑起來。他吃蒼蠅，而且說味道有點酸。

「請您在街上不要跟我打招呼……」她沒有跟我握手，光是用發顫的聲音又煩躁又嚴厲地說，她的眼睛里忽然閃出了淚光，「要是依您看來過這種生活是必要的，那也由您……由您，可是請您別再跟我來往了！」

我就去了。父親坐在書桌那兒，正在畫一個別墅的草圖，那別墅有哥特式的窗子和近似消防隊瞭望台的粗塔，這是一張非常死板而平庸的草圖。我走進書房，在正好可以看見那張圖紙的地方站住。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來找父親，可是我至今還記得我一看見他的瘦臉、他的紅脖子、他那印在牆上的陰影，我就恨不得撲過去，摟住他的脖子，照阿克西尼婭所教的那樣跪在他的面前。可是我一看見那座有哥特式窗子和粗塔的別墅，就止住了自己。

切普拉科夫喝醉了，沒有認出我來，不住地粗聲喘氣，彷彿要吸足氣再喊救命似的。

我為了等她而在杜別奇尼亞多住了三天，然後就把我們的東西收拾起來，放在一個房間里，鎖上，進城去了。等到我在工程師家拉門鈴，那已經是黃昏時候，我們大貴族街上的街燈亮起來了。巴威爾對我說家裡沒人：維克托爾·伊萬內奇到彼得堡去了，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大概在阿若京家裡排戲。我至今還記得，後來我多麼興奮地往阿若京家走去，我的心怎樣跳動和縮緊，我走上樓梯，在樓梯口上站很久，不敢走進那座https://read.99csw.com藝術之宮！大廳里的一個小桌子上，鋼琴上，舞台上點著蠟燭，都是一排三支，第一次公演規定在十三日，第一次排演定在今天，星期一，不吉利的日子。這是對迷信的鬥爭！所有戲劇藝術愛好者已經聚齊，那些老年的、中年的、年輕的人在舞台上走來走去，拿著台詞本念台詞。蘿蔔離開大家，獨自站在旁邊，一動也不動，額角靠在牆上，用崇拜的眼光瞧著舞台，靜等排演開始。一切都跟從前一樣！

「小利錢！」從四面八方傳來喊叫聲，「油漆工！赭石！」

「這是毫無疑問的，」他在吃晚飯時候對我說，「這是毫無疑問的，你們是可愛的、招人喜歡的人，可是不知什麼緣故，先生，你們只要從事體力勞動，或者開始拯救農民，到頭來總是弄到這一切變成教派活動了事。難道您不是一個教派信徒嗎？瞧，您不喝白酒。這不是教派是什麼呢？」

「是啊，」父親嘆道，摘下眼鏡，把它放在桌子上，「你種什麼就收什麼。你種什麼，」他又說一遍，離開書桌站起來，「就收什麼。我請你回想一下：兩年前你來見我，就在這個地方我請求過你，要你離開你的迷途，我對你提起義務和榮譽，提起你對祖先所負的責任，我們必須神聖地保持祖先的傳統。那時候你聽了我的話沒有呢？你忽視我的忠告，固執地繼續堅持自己的錯誤觀點。這還不夠，你又把你姐姐引到你的迷途上去，促使她失去道德和廉恥。現在你們兩個人都倒霉了。是啊，你種什麼就收什麼！」

我就去了。果然那所大房子的門廊前面停著一輛城裡的敞篷馬車。我姐姐來了，安紐達·布拉戈沃也跟她一塊兒來了，另外還有一位穿著軍裝的先生。等到走近了，我才認出這個軍人就是安紐達的哥哥，他是醫師。

「我是來告訴您：姐姐病得很重。她快要死了。」我悶悶地加了一句。

最後馬車來接他了。他臨走說定，過兩個星期把我們一古腦兒革職，罵總管是個笨蛋，隨後在馬車上大模大樣地坐好，進城去了。

「各行各業的人都得知道各行各業的章法，誰要是性子傲，不願意明白這一點，誰就要過一過人世的愁苦生活了。」

我從小就記得一件事：我們的一個富翁家裡養著一隻綠色鸚鵡，它從籠子里飛出來，後來這隻美麗的鳥有整整一個月在我們城裡飛翔，懶散地從這個花園飛到那個花園，孤單單，無家可歸。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使我聯想到那隻鳥。

「我因為閑得無聊，每天總是從窗子里往外看。請您原諒，」她看著報說下去，「我常看見您和您的姐姐。她的神情老是那麼善良，莊重。」

我們一塊兒喝茶，燒粥，或者一連幾個鐘頭默默地坐著，等著雨停。有一回斯捷潘趕集去了，瑪霞在磨坊里住了一夜。等到我們起床，我們也不知道那是幾點鐘，因為雨雲蓋沒了整個天空，只有杜別奇尼亞的那些帶著睡意的公雞在啼，草場上有些秧雞在叫，時候還很早很早……我跟妻子走下坡去，到了水邊，把昨晚斯捷潘當著我們的面拋下河去的捕魚簍子拖上來。那裡面有一條大鱸魚在掙扎，另外還有一隻螃蟹，向上舉起螯，直立起來。

「蚜蟲吃青草，銹吃鐵，虛偽吃靈魂。主啊，拯救我們這些罪人吧！」

她打開立在她寫字檯旁邊的一個好看的柜子，說：

「你這個孩子算是完了！」

將軍夫人的兒子伊萬·切普拉科夫在我們鐵路上做乘務員。一個冬天，他變得瘦多了，弱多了，只要喝一杯酒就能醉，到了不見太陽的地方就覺著冷。他穿著乘務員的制服很不痛快，而且很難為情，不過他認為自己的職務有油水，因為他可以把蠟燭偷起來賣掉。我的新地位在他心裏勾起一種可笑的感觸，他又是驚奇又是羡慕，而且抱著模糊的希望，但願他也有同類的機遇才好。他用欣賞的眼睛瞧著瑪霞，問我現在進餐時候吃什麼東西，他那難看的瘦臉上就現出憂鬱而甜蜜的神情，他的手指頭也動起來，倒好像摸著了我的幸福似的。

我原先的妻子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如今在國外生活。她父親，那個工程師，在東部省份一個什麼地方修鐵路，在那兒買產業。布拉戈沃醫師也在國外。杜別奇尼亞又轉到切普拉科娃太太手裡，她從工程師那兒打了八折把它買回來了。莫伊謝伊已經戴上圓頂禮帽。他常常坐著輕快的馬車進城辦事，在銀行旁邊停下來。據說他自己也買下一份被抵押過的田產，經常在銀行里打聽關於杜別奇尼亞的情形，那份田產他也打算買下來。可憐的伊萬·切普拉科夫在城裡漂泊很久，不做事，喝得醉醺醺的。我本來打算要他來做我們的活兒，有一個時期他跟我們一塊兒油漆房頂，安裝玻璃，甚至幹得很有味，跟真正的油漆工人那樣偷干油，要賞錢，酗酒了，可是這工作很快就使他厭倦，他想家，回到杜別奇尼亞去了，後來工人們告訴我說，他曾經挑唆他們挑一天夜裡跟他一塊兒去害死莫伊謝伊，搶劫將軍夫人的財產。

「我本來請求布拉戈沃醫師設法使我跟您比較親密地交個朋友，不過他分明忘了，或者沒有辦到也未可知。不管怎樣，我們總算相識了，如果您肯不拘禮節到我家裡來玩，那我會十分感激您。我真想談一談！我是個普通人，」她說，向我伸過手來，「我希望您跟我在一塊兒不會覺著拘束。我父親不在家，他到彼得堡去了。」

「救——命——啊！」

「小利錢！小利錢！」

瑪霞臉色發白，驚慌失措，以為他們馬上就要衝進房子里來了，就打發人送出半桶酒去，這以後吵鬧聲才平息，長長的圓木一根連一根地爬出院子去了。

「我知道你是按良心行動，可是說不定這種事可以換一個方式做，不致傷別人的心。」

人們在教室里做禱告。然後庫里洛夫卡的農民把一個聖像獻給瑪霞，杜別奇尼亞的農民把一個大麵包和一個鍍金的鹽瓶送給瑪霞。瑪霞抽抽搭搭地哭個不停。

「波洛茲涅夫先生，我請您來，」他開口了，手裡拿著一封信，把嘴張得又大又圓，像是字母「O」，「我請您來是為了向您說明一件事。您那受人尊敬的父親在書面上和口頭上向本省首席貴族提出一個要求，請他召見您，向您指出您的行為跟您所榮幸的具有的貴族稱號互相抵觸。亞歷山大·巴甫洛維奇大人公正地認為您的行為可能誘惑別人犯罪，覺得光是由他出面對您加以勸告已經不夠，必須採取嚴肅的行政干涉了，因此在這封信里把他對您的看法陳述一遍，這種看法我也是贊同的。」

如果劇本里描寫到什麼醜惡的、不成體統的事，他就用手指頭戳一下那本書，彷彿幸災樂禍地說：

「真的，」阿若京娜走到我面前，盯著我的臉，小聲說，「真的，如果這種事引得您放棄了正業，」她從我手裡把本子拿過去，「那您可以把它交給別人。別擔心，我的朋友，您去吧。」

「您是貴族嗎？」她用一種古怪的、不好聽的聲調問，我覺著她喉嚨里好像有一塊肥油在翻騰似的。

我的熟人一遇見我，不知什麼緣故都發窘。有的人把我看做怪人，小丑，有的人為我惋惜，有的人不知道怎樣對待我才好。要了解他們是困難的。有一天我在我們的大貴族街附近的一個小巷子里遇見安紐達·布拉戈沃，我去上工，手裡拿著兩把長刷子，提著一桶油漆。安紐達認出了我，臉紅了。

我們一塊兒坐著車到庫里洛夫卡村去，在那兒木工們要我們賞他們一些酒錢。木架已經搭好，是奠立基石的時候了，可是瓦工還沒來，結果只好窩工，木工們抱怨起來。後來瓦工總算來了，不料又發現沒有砂土，不知怎的大家忘了這兒要用砂土。農民們利用我們束手無策的局面，要三十個戈比運一車砂土，其實從工地到河邊去裝砂土不到四俄里遠。他們一共要運五百多車才夠用。誤會啦，謾罵啦，糾纏啦，鬧個沒完，我妻子生氣，瓦工的包工頭季特·彼得羅夫是一個七十歲的老人，挽住她的胳膊說：

正在這種亂糟糟的時候工程師維克托爾·伊萬內奇到我們這兒來了。他隨身帶來用紙包著的一瓶葡萄酒和冷盤，吃了很久，然後在露台上躺下來睡覺，呼呼地打鼾，招得工人們搖著頭說：

她依偎著他，貪婪地瞧他的臉。一直到這時候我才發現近來她多麼消瘦，多麼蒼白。這從她那花邊衣領特別容易看出來，這個衣領我早就見過，現在卻顯得比以前任什麼時候都肥大，包不嚴她那又瘦又長的脖子了。醫師有點慌張，不過立刻鎮定下來，撫平她的頭髮說：

聖多馬周過後不久，我們在距離杜別奇尼亞三俄里遠的庫里洛夫卡村我們教區的教堂里結了婚。瑪霞希望一切都安排得平平常常，按照她的心意，我們的儐相是農村裡的青年，唱歌的只有教堂誦經士一個人，我們從教堂回來的時候坐著一輛不大的、顛簸的馬車，由她親自趕車。從城裡來的客人只有我姐姐克麗奧佩特拉一個人，瑪霞在舉行婚禮的前三天寫給她一封信。姐姐穿著白色連衣裙，戴著手套。在舉行婚禮的時候，她由於感動和快樂而輕聲哭著，她臉上的表情像是慈母，無限的善良。她由於我們的幸福而陶醉，微微笑著，彷彿吸進一種甜美的空氣似的。在舉行婚禮的時候我瞧著她，這才明白對她來說世界上再也沒有比愛情，人間的愛情更高尚的東西，她正在渴望這種愛情，這渴望雖是暗藏著的，膽怯的，然而它持久而且熱烈。她摟住瑪霞，吻她，不知道怎樣表白她的快樂才好，就對她講到我：

她覺得大家好像都在看她，大家都驚奇她決意邁出這重大的一步，大家都期待她做出點不同尋常的事似的。誰也沒法讓她相信像我和她這樣沒有趣味的小人物是任何人也不來注意的。

我喜歡我們的演出，尤其喜歡那些一再舉行的、有點雜亂的、熱鬧的排演，每次排演過後她們總留我們吃晚飯。在選擇劇本和分配角色方面我完全不管。我管的是後台的事。我畫布景，抄台詞，提台詞，化裝。我還負責製造各種效果，例如雷鳴、夜鶯的啼叫等。由於我沒有社會地位，又沒有像樣的衣服，每逢排演，我就躲在一邊，站在側面布景的陰影里，怯生生地一聲不響。

「當然，當然，我看得出來您在怎樣儘力。您只會拿薪水，」工程師瞧著我，接著說，「您老是指望託人情，只求快一點，便當一點地faire la carriere。哼，我才顧不得什麼人情不人情。以前從來就沒有人為我張羅過，先生。在人家叫我修鐵路以前，我當過機車司機，在比利時做過普通的加油工人，先生。還有你，潘捷列，你在這兒幹什麼？」他回過身去問蘿蔔，「是跟他們一塊兒灌酒吧？」

「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這件事講一講才好！」她說，笑得幾乎跌倒，趕緊倚住桌子，「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這件事講一講才好！」

「那些有才能的、天資特富的人，」多爾日科娃說，「知道該怎樣生活，順著自己的道路走去。至於普通人，比方拿我來說，就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會做，他們沒有別的辦法，只能瞧著深奧的社會潮流，隨它把他們帶到什麼地方去。」

「把它們放了吧，」瑪霞說，「讓它們也幸福吧。」

「那麼我的職務是在哪方面呢？」我問。

有腳步聲傳來，樹木之間現出醫師布拉戈沃的身影，上面穿著綢襯衫，下面穿著高統靴。顯然這兒，在這棵蘋果樹旁邊，正是他們指定的約會地點。她一看見他，就激動地往他那邊撲過去，痛苦地喊叫著，彷彿有人要把他從她身邊奪去似的。

我每天在太陽東升以前就起床，睡得很早。我們油漆工人吃得很多，睡得香甜，只是不知什麼緣故每天夜裡心跳得厲害。我沒有跟同伴吵過架。詬罵、情急的發誓、詛咒（例如「巴不得你瞎了眼才好」或者「巴不得你害一場霍亂才好」）是成天價不停的，然而我們之間仍舊處得很和睦。那些工人疑心我是一個什麼教派的信徒，就好意地拿我開玩笑，說是連我的親爹都不認我做兒子了，同時他們又說他們自己很少到教堂里去，他們有很多人已經有十年沒到教堂里去懺悔過。他們為這種疏懶辯白說，油漆工人在人當中所處的地位就跟烏鴉在鳥當中的地位一樣。

「請您原諒我這麼瞧著您，」她說，「人家對我談了許多關於您的話。特別是布拉戈沃醫師，他簡直迷上您了。您姐姐我也已經認識，她是個親切可愛的姑娘，可是我無論如何也沒法說得她信服：您做平民並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剛好相反，您現在成了城裡最有趣味的人了。」

我們談起天來。我這才知道我現在來到的這個莊園不久以前還是切普拉科夫的產業，去年秋天才轉讓給工程師多爾日科夫。工程師認為把錢用來買地產比買證券有利，他已經在我們這一帶地方買下三所上流社會的抵押過的莊園。在賣房的時候，切普拉科夫的母親說妥她有權利在一所廂房裡再住兩年，而且要求給她兒子在辦公處找個工作。

然後她問我目前在哪兒做工，掙多少錢，住在哪兒。

「我的天，您簡直還是個孩子！」瑪霞用責備的口氣說，「是啊，這甚至可笑。」

工程師多爾日科夫的女兒來了，她是個美麗豐|滿的金髮姑娘。她的裝束，照我們這裏的人的說法，從頭到腳都是巴黎式的。她不演劇，可是在排演的時候人們總在舞台上為她放一把椅子，到演出的時候也一定要等她穿著漂亮衣服，周身放光，在頭一排坐下，引得人人驚嘆的時候才開演。她是從京城來的人，因此可以在排演的時候提意見。她一面提意見，一面總要露出可愛的、寬容的微笑，看得出她把我們的表演看做孩子的遊戲。據說她在彼得堡的音樂學院里學過唱歌，甚至好像整個冬天都在一個私營的歌劇團里演唱。我很喜歡她，照例在排演和演出的時候我的眼睛總是離不開她。

他沉默地站了半分鐘，張著嘴瞧我。

「您對這些人還能指望什麼呢？」

我有整整一個星期沒到多爾日科夫家裡去。那身花呢衣服被我賣掉了。油漆工作沒有，我就到處去找繁重而不愉快的工作，每天掙一二十個戈比，又半飢半飽地活著。我在沒膝的冷泥里蹚來蹚去，累得胸腔隱隱作痛，我想照這樣把種種回憶壓下去，彷彿要為我在工程師家裡吃過乾酪和罐頭食品而懲罰自己似的。可是話雖如此，等到我又濕又餓地在床上剛剛躺下來，我那有罪的幻想就立刻開始為我畫出美妙誘人的畫面，我就只好暗暗吃驚地對自己承認說我愛著她，熱烈地愛著她。隨後我就沉酣健康地睡熟了，我覺著我的身體在這苦役般的生活中反而變得更強壯更年輕了。

我又想起了農民，想起了大車，想起了工程師……

他在房頂上走路跟在地板上一樣地自由自在。儘管他有病，臉色白得跟死人一樣，他卻非常靈活。他跟年輕人那樣不用搭腳手架就在拱頂上和教堂圓頂上塗油漆，只要有梯子和繩子就行。每逢他站在高處，離地面很遠，挺直身子，不知對誰說起話來，他那樣子總是有點可怕，他老是說：

「讓，你不該這樣拿刀子！」

「為什麼您不到我家裡去了？」她問，抬起她那對聰明而發亮的眼睛。我快活得心亂極了，筆直地站在她面前，就跟父親要打我的時候我站著的姿勢一樣。她瞧著我的臉，從她的眼神看得出她明白我為什麼這樣心慌意亂。

她微微一笑，懷疑地搖搖頭。

「頭一回排演可以看台詞本。」有人說。

「可是您不認為倘使大家，包括最優秀的人、思想家、大學者也在內，各人為自己，一概參加生存鬥爭，把時間用在敲碎石頭和油漆房頂上，那就可能為進步造成嚴重的危機嗎？」

蘿蔔辦事不精明，不善於考慮。他應下的活兒總是太重，弄得自己擔不下來，臨到結帳就發了愁，不知該怎麼辦好了，因此差不多永遠賠錢。他塗油漆，裝玻璃，糊牆紙，甚至應下修蓋房頂的活兒。我還記得他往往應下一樁很小的活兒，卻一連跑上三天去找鋪房頂的工人。他是個高明的手藝人，有時候他一天能掙十個盧布之多，要不是因為他有一個心愿，不管怎樣一定要當頭兒，讓人叫一聲包工頭，那他大概已經積下一大筆錢了。

「首先我要說，」他在我床上坐下說，「我滿心同情您，深深地尊敬您這種生活。這兒的城裡人都不了解您，而且也沒有一個人能夠了解您，因為您知道，這兒的人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是果戈理筆下的那些豬。可是上回野餐的時候我卻一眼就看透了您。您有高尚的靈魂，是一個正直而崇高的人！我尊敬您，認為跟您握手是莫大的榮幸！」他接著熱誠地說。「要照您這樣猛一下子急劇地改變自己的生活，那就得經歷複雜的精神過程。如今為了繼續過這種生活，經常站在自己的信念的高處，您的頭腦和心靈必定一天到晚緊張地活動著。現在，作為我們的談話的開端，請您告訴我，您是不是認為倘使您把這種毅力，這種緊張，這種精力用在一種別的事情上，例如用在逐步成為一個偉大的學者或者藝術家上，那麼您的生活就會更加廣闊，更加深刻，在各方面都有更多的效果？」

「全人類全世界的進步是沒有止境的，如今卻來談一種受到我們的需要或者暫時的觀念所限制的『可能的』進步，對不起，這簡直奇怪了。」

「您可以把這個還給他們了。」她指著我的本子說。

有一天吃過飯後，他跑進廂房裡來，喘著氣說：

我非常想念她，我不再能夠騙我自己，而極力要別人來騙我了。姐姐等她的醫師，我等瑪霞。我們倆不住地又說又笑，卻沒注意到我們在妨礙卡爾波芙娜睡覺，她躺在爐台上，不斷地嘟噥說：

「要是你這壞蛋再多費話，我就打你一嘴巴。」

「放開我！」那一個說，我聽出這是伊萬·切普拉科夫的聲音，用女人的尖細聲音喊叫的就是他，「放開我，該死的，要不然我就咬你的手！」

他要我寫一個筆據說我一定執行省長大人的命令，然後就拿著它走了。這位警察分局長的深夜光臨和省長的突然召見對我說來好比晴天霹靂。我從很小的時候起就怕憲兵、警察、法官，目前我心裏七上八下，好像我真犯了什麼罪似的。我無論怎樣也睡不著覺。奶娘和普羅科菲也心不定，睡不著。此外奶媽耳朵痛，她哼哼唧唧，有好幾回痛得哭起來。普羅科菲聽見我沒睡著，就舉著一盞小燈小心地走到我房間里來，在桌子旁邊坐下。

「你多半感冒了。」我說。

「這是廢話！」醫師笑著說，「工程師是工程師，她是她。真的，好朋友，別惹她不高興，好歹上她那兒去一趟吧。比方說，我們明天傍晚就去找她。您肯去嗎？」

她漲紅了臉，興奮得流出眼淚，笑著，說著自己的夢想，她說她要在杜別奇尼亞住下，那會是很有趣味的生活。我羡慕她。三月快要到了，白晝越來越長，在晴朗的日子里，到了中午，房檐上往下滴水，空氣中有春天的氣息了，我自己也想下鄉。

我們就開始談這個漸進論。我說，關於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這個問題，每個人都是自己把它解決的，並不等到人類通過逐漸的發展解決了這個問題的時候再來解決。此外，講到循序漸進，也吉凶不定。伴隨著人道主義思想逐漸發展的過程，還有另一種思想也在逐漸地成長。農奴制度沒有了，可是資本主義在成長。在解放思潮的全盛時期也跟在拔都的時代一樣，多數人供少數人吃穿並且保衛他們，而多數人本身卻挨餓，沒有衣服穿，沒有保障。這樣的社會秩序能夠跟任什麼樣的思潮和潮流融洽地相處，那是因為奴役的技術也逐漸細緻起來。我們不再在我們的馬廄里打我們的僕人，可是我們給奴役添上一種精緻的形式，至少我們善於在每個個別例子里為奴役找出借口來。在我們這兒，思想只不過是思想罷了，要是如今，在十九世紀末尾還可以把我們的最不愉快的生理機能的需要轉嫁到工人身上去，那我們一定轉嫁，而且事後當然會為自己辯白說：如果最優秀的人、思想家、大學者把寶貴的光陰耗費在這方面，就可能為進步造成嚴重的危機了。

這個有兩盤磨的磨坊晝夜不停地工作。我幫斯捷潘做工，我喜歡這種活兒。每逢他因事出外，我總是很願意留下來替他幹活。

「難道我們得跟這些混蛋再相處一年半嗎？」

一股溫柔的愛忽然傾注到我的心頭，不知什麼緣故我含著眼淚想起了我們的母親、我們的童年，我就摟住她的肩膀，吻她。

最主要的是我擔心自己會入迷。不管我在街上走著也好，在做工也好，跟同伴談話也好，我時時刻刻只是想著傍晚我要去找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暗自想象她的嗓音、笑聲、步態。每次我準備去找她，總要在奶娘那面凸凹不平的鏡子前面站上許久，系好領帶，我那身花呢衣服惹得我討厭。我一面難過一面又看不起自己，覺得自己那麼淺薄。遇到她在另一個房間里向我打招呼，說是她沒穿好衣服，要我等一等，我就聽她換衣服的聲音，這使我激動，覺著我腳底下的地板好像陷下去了。我在街上哪怕遠遠地看見一個女人的身材，也一定要比一比，在這種時候我覺著我們所有的女人和姑娘都俗氣，穿得不像樣子，舉動粗俗，這種相比在我心裏挑起一種驕傲的感覺：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比所有的人都好！夜裡做夢，我總是夢見她和我在一塊兒。

我在阿若京家的堆房裡或者院子里畫布景。幫我忙的是一個油漆工人，或者按他自己給自己起的名稱，那就是油漆工作的承包人。他叫安德烈·伊萬諾夫，是個五十歲上下的人，身量很高，長得很瘦，臉色蒼白，胸脯凹進去，兩鬢也凹進去，眼眶下有黑眼圈，他的樣子甚至有點可怕。他害著一種折磨人的病，每年秋天和春天大家都說他就要離開人世了，可是他躺一陣又起床了，事後總是驚奇地說：「我又沒死！」

我們到庫里洛夫卡的時候，天氣晴朗，歡暢。有些院子里在打穀子，空氣中瀰漫著黑麥的麥稈香氣。籬牆裡面的花楸果一片鮮紅。放眼看去，四周的樹木都在變成金黃色或者變成紅色。鐘樓上響起鐘聲，人們抬著聖像到學校里來，同時傳來了歌聲：《熱心的女保護神》。空氣多麼清澈，鴿子飛得多麼高啊！

有兩個人在打架。這一個在推那一個，那一個不肯動，他們倆呼哧呼哧地喘氣。

將近冬天，活兒多起來，大家高興多了。蘿蔔又活了，我們一塊兒在墓園的教堂里做工，給那兒的聖像壁打好塑金的底子。這是一種又乾淨又清靜的活兒，用我們的行話來說，是一種順手的活兒。一天中間可以做出許多活兒，同時光陰過得很快，不知不覺就過去了。大家不罵街，不笑，不大聲說話。這個地點本身就使我們不得不肅靜莊重，而且它讓人生出平靜嚴肅的思想。我們站著或者坐著，專心做工，一動也不動，跟塑像一樣。四周是一片墓園裡所應有的、死氣沉沉的寂靜，因此要是有個工具掉在地上，或者長明燈的火苗發出爆聲，這些聲音聽起來就又響又刺耳，我們都回過頭去看一眼。經過長久的寂靜以後，往往可以聽見像蜜蜂飛過一般的嗡嗡聲：這是教士在門廊里正在為去世的嬰兒做安魂祈禱，聲音很低，不慌不忙，要不然，一個畫工正在拱頂上畫鴿子和它周圍的星星，輕聲吹起口哨來，忽然醒悟過來，立刻就不出聲了。再不然蘿蔔嘆口氣，回答自己的思想說：「什麼事都會有！什麼事都會有！」或者在我們的頭上飄過一陣緩慢悲涼的鐘聲，油漆工人注意到大概有一個富足的死人抬過來了。……

瑪霞夜間總睡不好，老是坐在我們寢室的窗前想什麼。吃晚飯的時候不再有笑聲，她也不再做可愛的鬼臉。我心裏難過，天下雨的時候每顆雨點都像小子彈似的打進我的心裏，我恨不得跪在瑪霞面前，替天氣賠罪才好。農民們在院子里鬧，我也覺著自己有罪。我往往一連幾個鐘頭坐在一個地方不動，一心想瑪霞是個多麼出色的人，多麼了不起的人。我熱烈地愛她，凡是她說的話，她做的事都使我陶醉。她傾向於安靜的書房工作，她喜歡長時間看書，研究點什麼。她只憑書本了解農業管理，然而她的知識卻使我們驚奇，她出的主意全都合用，沒有一個在農業管理中是白費的。此外她又多麼高尚，多麼風雅，多麼溫和啊，只有受過極好的教育的人才會那麼溫和！

「米薩伊爾，把白顏料遞給我！」

現在姐姐只輕聲念了一頁，就念不下去了：嗓子里出不來聲音了。蘿蔔拿起她的手，努動發乾的嘴唇，用嗄啞的聲音很低很低地說：

「你好，小利錢！」

「哪裡是窮！不錯，他們苦是苦的，可是苦跟苦不同，小姐。要是人關在監獄里，或者比方說瞎了眼睛，瘸了腿，那麼實在，求上帝別讓人落到這步田地才好，可要是他自自由由，有頭腦，有眼睛，有手，有力氣，有上帝，那他還缺什麼呢？這是胡鬧，小姐，這是愚昧無知，不是窮。比方說，要是您，好心的上流人，受過教養，有一片好心，打算周濟他，那他就會昧下良心把您的錢拿去喝酒，要不然就更糟，他索性開一家酒店，拿您的錢去搶劫老百姓。您剛才說到窮。可是難道富裕的農民過活得好一些嗎？對不起，也跟豬差不多。又粗又野，扯開嗓門哇哇地叫，蠢頭蠢腦，橫下里比直下里寬，一臉的肥肉，臉膛通紅，你恨不能掄起胳膊來給他這個混蛋一記耳光才好。比方說，杜別奇尼亞的拉利昂就是個富裕的農民，可是恐怕他也在你們樹林里剝樹皮，不在窮農民以下。他愛罵人，他的那些孩子也愛罵人，他喝多了酒，就往泥塘里一滾，睡著了。小姐，他們都是些沒出息的東西。跟他們一塊兒住在村子里就跟住在地獄里一樣。我討厭它，那個村子。多虧主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我有吃有穿，在龍騎兵團里服滿兵役，做過三年村長，現在成了自由的哥薩克，想上哪兒去就可以上哪兒去生活。我不願意在村子里生活，誰也沒有權利硬逼著我在哪兒生活。人家說，你有老婆啊。他們說，你得跟老婆一塊兒住在小木房裡。為什麼非這樣不可呢？我又不是她雇來的。」

姐姐躺在一個房間里，蘿蔔躺在另一個房間里，他又生過一場病，現在正在復元。我接到這封信的時候，姐姐正巧悄悄地走到油漆工人那兒去，在他身旁坐下，開始念書。她每天給他念奧斯特洛夫斯基或者果戈理的作品，他聽她念，眼睛瞧著一個地方，並不發笑，搖著頭，有時候暗自嘟噥說：

「安德烈·伊萬內奇，為什麼您剛才到杜別奇尼亞來？」

「您知道，我們把我們的莊園賣了。當然這是叫人惋惜的，我們在這兒住慣了，可是多爾日科夫答應要讓做杜別奇尼亞的站長了。所以我們就不必離開這兒，將來住到車站附近去，那跟住在這個莊園里一模一樣了。工程師是個大好人！您不覺著他長得挺漂亮嗎？」

我跟他告別以後，就走到路燈那兒，把瑪霞的信再看一遍。我想起，生動地想起今年春天有一天早晨，她怎樣到磨坊里來看我，躺下來，用皮襖蓋在身上，她想裝得像一個普通的村婦。另外有一回，也是在一天早晨，我們正從水裡撈捕魚的簍子，河邊的柳樹忽然把一顆顆大水珠灑到我們身上，我們就笑起來……

父親老多了，背駝了，每到傍晚就在自己家門附近散步。我沒有到他那兒去過。

他母親住著的那些小房間里很擠，所有的房間連前堂和門道在內都堆滿傢具，這是在賣掉莊園以後從大房子里搬到這兒來的。這些傢具都是用紅木做的老古董。女主人切普拉科娃是一位長得很胖、上了年紀的太太，長著中國人那種斜眼睛，坐在靠窗子的一把大圈椅上織襪子。她對我很客氣。

為了到杜別奇尼亞去，我一清早在太陽剛出來的時候就起床了。我們的大貴族街上連一個人影也沒有，大家都還在睡覺，我的腳步聲孤零零地、悶悶地響著。沾著露水的白楊給空氣填滿柔和的清香。我心裏難過，不想出城去。我喜愛我這個故鄉，這個城。我覺著它那麼美麗，那麼溫暖。我喜愛這種蒼翠、這晴朗而安靜的早晨、我們的大鍾的噹噹聲，可是那些跟我同住在這個城裡的人依我看來卻乏味，生疏，有時甚至可惡。我不喜歡他們，也不了解他們。

到處是獸屍和畜糞的氣味。這正是解凍的時令，雪已經跟泥土混成一片，在黑暗裡我覺著好像在血泊里走來走去似的。

「他走了。我沒有招待他。」

「簡直亂七八糟！」他厭惡地瞧著表報說，「過兩個星期我就要把這辦公處移到車站上去了，我真不知道該拿你們怎麼辦才好，先生們。」

「傻瓜，你沒有什麼可憐的！你父親才可憐！」

「你不該卸下窗子來，」她在寢室里說，「恐怕這樣會冷了。瞧，多大的風吹進來了！」

姐姐回家去的時候，到我這兒來撿起鑰匙，說：

布拉戈沃醫師來了。他得了博士學位，如今住在我們城裡，在他父親家裡休假，說是很快就又要到彼得堡去了。他打算研究抗傷寒的疫苗以及大概是抗霍亂的疫苗，他打算出國深造，然後回來做教授。他已經辭去軍職，穿著寬鬆的啥味呢上衣和很肥的褲子，打著漂亮的領帶。姐姐歡歡喜喜地欣賞他的領帶上的佩針、袖扣、大概為了漂亮才插在上衣胸前衣袋裡的紅綢手絹。有一回我們閑著沒事，我和姐姐就按照記憶算一算他有多少套衣服，結果斷定他至九九藏書少有十套上下。他分明仍舊愛我的姐姐，可是他甚至在開玩笑的時候也沒有說過一次他要帶著她到彼得堡或者國外去，我簡直想不出來要是她活下去，她會怎麼樣，她的孩子會怎麼樣。她光是無休無止地幻想，不認真地考慮未來，她說隨他愛上哪兒去就上哪兒去吧，就是丟掉她也沒關係，只要他自己幸福就好，至於她，有過以往那段生活也就滿足了。

「是的，我在電報局裡做過事。」

「親愛的、好心的米·阿，」她寫道，「善良溫柔的我們的天使（那個老油漆工人就是這樣稱呼您的），請您原諒，我就要跟父親到美國去參觀展覽會了。過幾天我就要看見海洋，離杜別奇尼亞那麼遙遠，想著都可怕！它遙遠，遼闊，跟天空一樣，我很想上那兒去自由一下，我得意，我發狂，您看，我的信寫得多麼不連貫啊。親愛的，善良的，給我自由吧，趕快把那根至今還完好地連結著您和我的線扯斷吧。講到當初我遇見您，認識您，那就像是一道從天上射下來的光，照亮了我的生活；可是後來我做您的妻子，那卻錯了，這一點您是明白的，犯錯誤的感覺至今壓在我的心頭，我跪下來求您，我的慷慨的朋友，在我動身去做海上旅行以前，趕快，趕快打個電報給我，說您同意糾正我們的共同錯誤，搬掉我翅膀上唯一的這塊石頭，我父親承擔這一切麻煩，答應我說不會用過多的手續來麻煩您。那麼現在我自由了，可以向四面八方飛去了吧？對嗎？

她從城裡帶回來一些新的畫報，吃過晚飯以後我們就一塊兒看畫報。畫報的副刊上有時裝畫和衣服式樣。瑪霞略略瀏覽一遍，就把它放在一邊，為的是以後再單獨仔細觀賞。不過有一件連衣裙，配著大袖子和寬大沒皺摺的裙子，像一口鐘似的，卻引起她的興趣，她認真地、聚精會神地看了它一分鐘。

「我希望，」他接著說，「您會重視可敬的亞歷山大·巴甫洛維奇的謙和，他不是正式的，而是用私人方式向我提出要求的。我也不是正式地邀請您來，我對您也不是用省長的身份，而是以您父親的真誠崇拜者的資格講話的。因此我請求您，或者改變您的行為，回到跟您的稱號相稱的職務上去，或者為了避免誘惑別人犯罪，就請搬到人家不認得您的地方去，在那種地方您要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在與此相反的情形下，我就不得不採取極端的措施了。」

「為什麼呢？」姐姐接著說，「為什麼呢？是啊，要是你跟你的上司處不好，那就另外謀一個差事也行。比方說，你何不到鐵路上去工作呢？我剛才跟安紐達·布拉戈沃談過，她斷定鐵路局肯用你，她甚至答應去替你奔走呢。看在基督份上，米薩伊爾，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吧，我求求你了！」

她們就走了。這以後，斯捷潘就把她們留下的包著小麵包圈或者襯衫的包袱收拾起來，嘆口氣，對她們那邊䀹一下眼，說：

「多麼軟弱啊！」她坐起來說，「弗拉基米爾說，城裡所有的女人和姑娘都因為不工作而貧血。弗拉基米爾是個多麼聰明的人！他說得對，對極了。應當工作！」

她看見我站住，一句話也不說，看出我為我父親抱歉，就說：

「娘們兒！」

「爸爸，波洛茲涅夫先生來了。」女兒說。

這以後每一回姐姐到我這兒來，布拉戈沃就也來，從他倆打招呼的樣子看來倒好像他們在我這兒相逢是出於偶然似的。姐姐聽我和醫師爭論，同時她的表情快活得入了迷，而且溫柔，好奇，我覺著她的眼前好像漸漸展開另外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她以前就連在夢裡都沒有見過，現在她極力要弄明白它。遇到醫師不在座，她總是安靜而憂鬱，如果現在她有的時候坐在我床上哭，那卻是出於一種她自己從來不提的原因了。

我們決定我們再也不能在這個城裡住下去，等我掙到一點錢，我們就搬到別的一個什麼地方去。有些房子里的人已經睡著了，有些房子里的人正在玩紙牌。我們痛恨這些房子里的人，怕他們，談到他們那種由偏執而來的殘暴、他們的心靈的粗魯、這些可敬的家庭的渺不足道、這些被我們嚇壞的戲劇藝術愛好者。我禁不住要問：這些愚蠢、殘忍、懶惰、狡猾的人究竟在哪方面比庫里洛夫卡那些酗酒和迷信的農民高明呢，或者，這些人究竟在哪方面比野獸高明呢，因為只要有什麼偶然的事件侵犯了野獸那種受本能限制的生活的單調氣氛，也會把那些野獸弄得張皇失措的。如果現在姐姐只好回到家裡去住，那她會有些什麼樣的遭際呢？她要跟父親談話，她每天遇見熟人，那她會經歷到什麼樣的精神上的痛苦呢？我暗自揣摩這種情形，不由得想起了那些人，想起了所有那些熟人，他們總是把自己親近的人從這個世界上慢慢排擠出去。我還想起那些受盡虐待、發了瘋的狗，想起那些被小孩拔光了毛、丟進水裡的活麻雀，想起我在這個城裡從小就不斷觀察到的那許許多多愚蠢的、緩慢的痛苦。我不明白這六萬居民到底為什麼活著，為什麼讀《福音書》，為什麼禱告，為什麼讀書籍和雜誌。既然他們精神上一片黑暗，對自由心存厭惡，就跟一百年前，三百年前一樣，那麼古往今來人們所寫和所說的一切東西能夠給他們帶來什麼益處呢？木工包工頭一輩子在城裡造房子，可是一直到死都把「游廊」說成「牛廊」，同樣這六萬居民祖祖輩輩讀真理，聽真理，讀仁愛和自由，聽仁愛和自由，卻一直到死還是從早到晚撒謊，互相折磨，害怕自由，痛恨自由跟痛恨敵人一樣。

「他怎麼會有那麼大的本事，把這些東西配搭得那麼合適！」

可是他的聲調透露了他缺乏信心，我覺得他跟瑪霞同樣憎恨農民。

「這也叫做夏天！比十月里還糟！」

「住在鄉下真是可怕，」她說，「夜晚是多麼長啊，我的天。」

在她動身離開我們以前，她換上平時的衣服，把我帶到花園裡去好跟我單獨談一談。

「因為她蠢嘛。她老是哭，沒來由地哭啊哭的，到後來就憔悴了。她一個勁兒地喝一種什麼藥水，好變得漂亮點兒，可是多半傷了內臟。我的第二個老婆是庫里洛夫卡村的人，她有什麼可取的呢？她是個鄉下女人，村裡的娘們兒，別的什麼也不是。人家為她來找我提親的時候，我心裏活動了，我想她年紀挺輕，長得白白凈凈，家裡樣樣都清潔。她媽就跟鞭身派教徒一樣，喝咖啡，頂要緊的是她們過日子乾乾淨淨。所以我們就成了親。可是第二天我們坐下來吃飯，我叫丈母娘給我拿一把調羹，她就去拿，我一瞧，她用手指頭擦調羹吶。好傢夥，我心想，這就叫做乾淨啊。我跟她們一塊兒過了一年就走了。也許我該娶個城裡人才對，」他沉默一會兒，接著說，「據說，老婆是丈夫的幫手。我要幫手幹什麼？我自己就會幫自己，做老婆的該跟我談談天，不過也別老是嘁嘁喳喳，應該有條有理，帶感情地談。缺了這種暢快的談天還成個什麼生活呢！」

「我們這些罪人真是倒霉啊，倒霉啊！」

「明天我們一塊兒去，你要跟主任賠罪，答應他以後勤懇地工作，」他最後說，「你一天也不應該沒有社會地位。」

要是我有心給自己定做一個戒指，我就會選這樣一句話來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會過去」。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會不留痕迹就過去，對現在的和將來的生活來說我們所走的最小的一步路都是有意義的。

她在一個矮凳上坐下，對我們講起她在彼得堡的生活，模仿一些著名歌唱家的模樣，學她們的聲調和唱歌的姿態。她在紀念簿上畫醫師的肖像，然後畫我的肖像，畫得不好，結果把我們兩個人畫得很相像。她笑，胡鬧，做出可愛的鬼臉。她做起這些事來比談不義之財自然得多，我覺著她剛才對我講財富和安樂彷彿不是認真地在講，而是模仿什麼人的話似的。她是個出色的喜劇演員。我暗自把她跟我們的小姐們擺在一起，就連美麗端莊的安紐達·布拉戈沃都比不上她。這兩個人的區別是很大的，好比人工培育出來的上等玫瑰和野玫瑰之間的區別一樣。

到兩點多鍾他動身到屠宰場去取肉。我知道這一夜直到天亮也睡不著，為了消磨九點鐘以前這段光陰，就跟他一塊兒去了。我們提著燈走去。他的學徒尼科爾卡年紀在十三歲上下，凍得臉上生出青斑，那副神情十足像個強盜，他坐在雪橇上跟著我們走，用嗄啞的喉嚨吆喝馬。

天亮以後她就走了。

「我盡了力了，大人。」切普拉科夫說。

「我害怕……」她說，身子發抖。

在鄉村裡就跟學校里一樣，新來的人總是受到無禮的、甚至敵意的對待。我們也受到了這種待遇。起初人們把我們看做兩個頭腦簡單的笨人，認為我們買下莊園只是因為有了錢無處用罷了。他們笑我們。農民把牲口放進我們的樹林里，甚至放進我們的花園裡來。他們把我們的奶牛和馬趕到他們村子里去，然後走來要求賠償，說是踏壞了他們的莊稼。他們成群結夥地到我們院子里來，七嘴八舌地聲明說，好像我們在割草的時候侵入了不屬於我們所有的什麼貝謝耶甫卡村或者謝明尼哈村的地界。我們還不很清楚我們的地界，因此我們聽信這話，付了罰款，可是事後查明，我們割草的地段沒有弄錯。我們樹林里的小菩提樹被人剝掉了樹皮。有一個杜別奇尼亞的富農沒有牌照私自賣白酒，他買通我們的工人，一塊兒用最奸詐的方式欺騙我們，把大車上的新車輪換成舊車輪，把我們耕田用的馬軛弄到手再轉賣給我們，等等。然而最可氣的是庫里洛夫卡建築工地上出的事，在那兒村婦們每天夜裡偷木板、磚頭，瓷磚、生鐵，村長帶著證人到她們家裡搜查，村社罰她們每人出兩個盧布，然後這些罰款卻被整個村社拿去喝酒了。

布拉戈沃跟我激烈地爭論著，不過同時也看得出來另外有一種思想在使他激動。

斯捷潘忽然停住嘴，我立刻聽見他哼起他那無聊而單調的「烏——溜——溜——溜」。這是說他看見我了。

「您要明白，」醫師勸她說，「您要明白，要是您造這個學校，或者一般的做好事，那您不是為了農民，而是為了文化，為了未來。農民越壞，也就越有理由要造學校。您要明白這一點才好！」

她帶著眼淚快活地微笑著，握住我的手，可是她仍舊在流淚，因為她自己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淚了。我就到廚房裡去取煤油。

「好，就算是我的錯吧，」我說，「我承認我在許多方面有錯，然而，為什麼您的生活，您認為我們也必須照這樣過的生活，是這樣的乏味，這樣的平庸呢？為什麼您三十年來所蓋的這些房子里，沒有一個人能教導我們應該怎樣生活才不會犯過錯呢？全城一個正直的人也沒有！在您這些房子，這些該死的小窩裡，人們把自己的母親和女兒從世界上排擠出去，折磨子女……我那可憐的母親啊！」我絕望地接著說，「可憐的姐姐啊！人必須用白酒，用紙牌，用誹謗來麻醉自己，必須做下流事，假仁假義，或者在幾十年裡不住地畫，畫，才能不發現所有暗藏在那些房子里的恐怖。我們這座城已經存在了幾百年，在這幾百年裡它沒有為祖國獻出一個有益的人，一個也沒有！凡是稍稍帶點生氣的、稍稍發出點亮光的東西在萌芽時期就統統被你們扼殺了！這座城只培養小店主、酒館老闆、辦事員、教士，這是一座不必要的、沒益處的城，即使它忽然陷進地底下去也不會有一個人可惜它。」

對這個具有健康活躍的智慧的女人來說，我們現在生活中的這種雜亂環境以及種種小煩惱和小是非是痛苦的。這一點我自己也看出來了，一到晚上我就睡不著覺，苦苦思索，喉嚨里發堵，恨不能哭一場才好。我翻來覆去，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了。

「這真是個怪姑娘！」我想，「這真是個怪姑娘！」

她哭起來，用暖手筒蓋住臉說：

姐姐又常上我這兒來了。他們倆一見面總是很驚訝，可是憑姐姐的又快活又負疚的臉色看得出來這種相逢並不是出於偶然。有一天傍晚，我們在打檯球，醫師對我說：

主任對我說：「我留用您，純粹是出於對您可敬的父親的尊重，要不然您早就從我這兒滾開了。」我回答他說：「大人，您認為我會滾開，未免過獎了。」這以後我就聽見他說：「把這位先生帶走，他惹得我冒火。」

這是女人的尖細聲音。好像要模仿它似的，風也在煙囪里發出尖細的呼嘯聲。過了半分鐘，在風聲中又傳來那絕叫聲，不過這一回好像從院子的另一頭傳來：

「媽！」他低聲叫著。

他在我們花園裡窗跟底下開槍打鳥，從我們地窖里拿走食物，事先也不問一聲就把我們的馬牽走。我們生氣，不再相信杜別奇尼亞是屬於我們的了，瑪霞臉色發白地說：

我常到她家裡，身上帶著油漆和松節油的氣味，手是黑的，這卻使她喜歡。她也希望我不要換一個樣子去找她，只穿著普通的工人裝就好。可是在客廳里這身衣服使我覺著拘束，我別彆扭扭，彷彿穿著軍裝一樣，因此每次我去找她，總是穿那身新的花呢衣服。這反而使她不痛快。

溫暖晴朗的天氣過去以後，來了道路泥濘的季節。整個五月下著雨，天氣很涼。磨盤的鬧聲和雨聲使人發懶和犯困。地板顫搖，空中瀰漫著麵粉氣味，這也使人想打盹。我妻子穿著短皮襖，穿著男人的高統雨靴，一天來兩次，老是說那一套話：

「克麗奧佩特拉·阿列克謝耶芙娜，」布拉戈沃把兩隻手按在胸口上，懇切地說，「倘使您跟您弟弟和我一塊兒消磨半個鐘頭，這于您父親有什麼妨礙呢？」

「你很像趕車的。」有一天我對她說。

那是個很舊的、早已荒廢的莊園。牆上的白石頭有了麻點，牆已經風化，有些地方已經坍下來了。院里有所廂房，它那灰泥脫落的光牆面對田野，房頂生了銹，有些地方補了一塊塊白鐵，閃閃發亮。從大門口往裡看，可以看見一個長滿雜草的大院子和一所古老的正房，窗口下了百葉窗，房頂很高，銹得發紅。正房的左右兩邊各有一所孤零零的廂房，一所廂房的窗子上釘了板條，另一個小屋的窗子開著，小屋旁邊有一根繩子，上面晾著內衣，附近有幾條小牛走來走去。最後一根電報線杆子立在院子里，那上面的電線通到那個廂房的窗口，廂房的一面光牆面朝田野。屋門是開著的，我走進去。一個放電報機的桌子旁邊坐著一位先生，一頭烏黑的鬈髮，穿一件帆布上衣。他皺起眉頭嚴厲地瞧著我，可是馬上笑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