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那是個象徵性儀式。美國人認為，在這個禮儀場面中，立法和行政兩大分支碰頭，還是應該表現出君子之風，禮貌為上。因此，在整個國情咨文的報告中，總統雖然也談國家面臨的問題，可是，也總是會不失時機地利用議員們難得的禮貌，大談自己的政績和展望未來。只要是過得去的，大家都會站起身來，報以熱烈的掌聲。這是一個儀式性非常強的場合，不了解情況的外來人，會非常反感，認為這種議員起立、熱烈鼓掌的樣子，近乎阿諛奉承，令人噁心。實際上，在大會結束后的第一時間，總統坐著的汽車大概還沒有從國會大廈開到咫尺之遙的白宮吧，反對黨議員中的所謂「黨鞭」，已經立即出來直接面對公眾，對總統的國情咨文發表犀利的批判。把他們在幾分鐘前沒有說出來的不同意見，在這個時候發表出來了。他們在會場上不跳出來當面質問，只是礙於美國式的傳統和禮貌而已。

在他們那裡，啟蒙時代對理性和自由的開拓，不是無限的。神約束劃定的界限始終存在。而恰是因為他們把握了這種極難把握的分寸，他們才創造了「費城奇迹」。

大多數人所持的主流觀點，其實就是依據事實和常識，做出最簡單直觀的描述和結論。反而是一些非主流的看法，看上去更「高深」一點。

他們相投者成為朋友，卻恥于結為幫派。他們從啟蒙時代讀到，人是一種理性的動物、政治的動物，古希臘時代這一說法，在他們眼裡是完全正面的，是對人群有能力管理好公共事務的信心。政治就是這種公共事務，所以從政被叫做公共服務。在他們看來，政治是一種很符合紳士理想的光明正大的事業，也是需要智慧和技巧的事業。這一事業和紳士的榮譽觀相容。

謝謝來信。你說，看完美國制憲會議的故事，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好像是電影里的歷史劇，即便把鏡頭拉得很近，你能看到衣裳的褶皺和臉上的表情，卻感覺他們依然離得很遙遠。這四個月的爭論，與其說像在「建立政府」，倒不如說更像一個學術討論。可是，對他們來說，在爭執的又是一個如此實際而緊迫的現實。虛實的關係處理得恰到好處。你說印象最深的，是他們的「整齊」，雖然風格、觀點各不相同，可是，在更深入內在的層面上，又相互默契。

費城制憲會議上，代表們有些是獨立戰爭以來的老朋友，有些人則互相不認識，也素不來往。外地來的代表，大多集中住在附近的旅館里。那時費城最好的旅館，從現代眼光來看，條件也很簡陋，不過相當於現在最一般的家庭旅館，多數代表還只住得起兩人一間的房間。唯一的例外是華盛頓將軍，他後來接受老朋友羅伯特·莫利斯的邀請，整個夏天就一直住在莫利斯的家。當時的羅伯特·莫利斯是個富人，他還買下以前的領主小威廉·賓的豪宅，他想請華盛頓去那裡住的，可是被華盛頓婉拒了。

在美國的制度設計中，總統和國會不僅是獨立的，甚至是相對隔絕的。幾乎天天都可能有議員在言辭激烈地批評總統，或是總統在指責國會。只是，他們之間的爭執和對話，往往在形式上是在國會的發言，或是對民眾的公開講話，只是通過媒體在雙方之間間接傳遞。那是十足的遠距離爭論。

是的，英美的制度形式有的地方很不一樣。英聯邦國家不但有歷史遺留的虛位君主，他們的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九_九_藏_書的來源也不是完全分割開的，兩個分支的日常聯繫要多得多。這和美國有很大不同。例如，美國一年一度總統發表國情咨文的場面。按照美國憲法的設計，總統和國會的兩大分支是盡量切開的。兩百多年操作下來，兩個分支很少碰頭。白宮離國會大廈那麼近，卻從來沒聽說總統平時去串門的。所以，這個場合是總統和國會非常難得的一點直接聯繫。每年都有這麼一天，電視全程報道播出，總統車隊浩浩蕩蕩去國會大廈，意思是向國會彙報一年的工作，也就是管家見主人的意思。

盧兄：

可是，美國的總統常常和國會多數黨分屬兩黨，政府卻並沒有因此而癱瘓；而英國、澳大利亞等英聯邦國家，他們的執政者的黨派歸屬始終和國會多數黨一致，也沒有因此就出現行政、立法兩大分支勾結。兩種有差異的制度，都順利地運行到今天。

例如，上世紀初，正當美國歷史上的「進步時代」，各種訴諸「理性」的思潮流行。1913年，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查爾斯·A．比爾德出版了《美國憲法的經濟觀》，用類似於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來解釋美國憲法，特別是解釋費城會議上代表們的行為。他考察了1787年的美國經濟結構，然後列舉了制憲會議代表們個人的財產和經濟狀況。得出的結論是，大部分制憲會議代表通過美國憲法的制定，可以獲得個人經濟上的利益，成為不同程度的經濟上的受益人；因此，費城制憲會議的妥協，是經濟利益集團之間的妥協。

在巴黎的托馬斯·傑弗遜，從麥迪遜的信中得知費城制憲會議的代表名單，說了一句有名的話。他說，這是一個「半神半人」的會議。這句話流傳很廣。在別的地方不可化解的世俗利益之爭，憑藉著他們對人性弱點的自我意識和克制、努力，他們尋到了出路。

下次再聊。

這讓我想起一個故事。前幾年，我們的澳大利亞老朋友和她的丈夫來美國旅遊。他們是土生土長的澳大利亞人。記得到我們家的第一天，他們就把在飛機上遇到的一個故事，當做笑話一樣，來講給我們聽。

所以，費城會議和後世其他地方的一些制憲會議和議會會議不同，它是沒有政黨的。嚴格地說，費城制憲會議不是一次代議制的議會會議，而是紳士們的商討會。他們在揚棄貴族等級制度的同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在上升。因此，他們會非常自然地說，所謂民眾利益，那其中就包括著他們自己的子孫的利益。

這樣的研究方法和結論，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有相似的地方。儘管比爾德否認他的研究來源於馬克思主義，堅稱他依據的是麥迪遜的政治學思想。他的結論受到後來左翼思潮的推崇。我後來看到過一些類似說法：主要是與會者大多擁有土地，一個穩定的政府導致一個有利的投資環境，對他們以後從事的土地投機事業有好處。這些隱藏的「意圖」，在整個辯論過程中看不出來，只是一種猜測的可能。可是，你無法打消這一類猜測：代表們心裏沒說出來的念頭，是在惦著他的土地買賣呢。

可是，美國有紳士。這些美國紳士們傳承了歐洲貴族品質中的優秀部分，如對知識的渴望，注重教養，追求榮譽感。對他們來說，榮譽和人品、道德是一回事。榮譽涉及自己怎樣看九九藏書待自己，怎樣尋求自身的人格完整，而不僅僅是「名譽」，不僅僅是別人怎樣看待你。他們恥于看到自己是品格低下的人。他們當然也有人的弱點，也一樣犯錯誤。可是，人有還是沒有行為準則、榮譽感和羞恥感，是不一樣的。

因此，在那個時候，美國還沒有產生政黨的需要。原來從英國政治中帶到美洲的輝格黨和托利黨的對抗，在獨立戰爭中消失了。在北美這塊質樸的土地上，還處於這樣的時代，紳士們把個人的拉幫結派，包括政黨，看成是一種類似偷雞摸狗的事情。喬治·華盛頓將軍特別反感任何私下結派的行為，一向以身作則，個人就是個人，不是一個小派別的一員。麥迪遜認為：結派會導致人的道德水平下降。個人作為個人行動的時候，都會對自己有一定的道德要求，有人之常情，有惻隱之心，會自覺地壓抑人性中自私和惡的一面。可是一群人結成一派行動的時候，就會互相提供行為的正當性，提供派別內部的互相暗示，自我道德要求就會下降，甚至做出在一個人的時候不會做的壞事。

這種英國式的制度設置，其實質是首相和議會的關係更近。他們的選舉方式是兩黨競選議會的席位，再由贏得多數席位的政黨，推出執政的首相。就是選民選議會議員，獲得議會多數席位的黨選首相，首相和議會的來源並不分開。首相不是人民直選，而是通過政黨選舉，間接選出的。這樣的制度設置，結果就是首相所屬的黨，永遠是在議會的多數黨。

北美的紳士階層並不是貴族，「貴族」和歐洲封建制度有太多的聯繫。貴族是一種社會制度，一種身份、一種地位、一種血統。北美殖民時代也有貴族，賓夕法尼亞和馬里蘭就是英國貴族的領地。但是歐洲貴族人來了，貴族制度卻沒有能夠跟來。美國革命以「人人生而平等」為口號，和貴族制度更是從本質上不相容。所以，美國憲法中明確規定，廢除任何基於身份的貴族制度，政府也不得向任何人頒發貴族稱號。所以，美利堅合眾國沒有貴族，不以貴族為榮。

美國的總統握有聯邦政府的所有行政權力，因此有人把它歸為「總統制」國家。但是美國人自己很少這麼說，因為相比其他國家的總統制，美國總統的權力要小得多。國會多數如果和總統不是一個黨，總統毫無辦法。如果國會對總統不滿，對總統提交的法案不予通過，對總統的行政措施大加質疑，可能使得總統什麼也做不成，總統也毫無辦法。他無權懲處議員，他更無權解散國會。相反，如果總統或者他任命的內閣官員行為不軌給抓住把柄，國會還可以使出彈劾的撒手鐧。

制憲會議確實非常有幸是開在那樣一個年代。在北美，不論在殖民時期，還是在獨立之後的「小國」共和時期，佔主流的政治運作，就是這樣一批人。環境恰恰適合這樣一種相對理想的狀態存在：一方面，他們遠離歐洲具有漫長歷史的、常常是充滿陰謀詭計的政治糾葛；另一方面，他們和民智未開的世俗世界相對拉開隔離。新大陸有宗教信仰的根底，又與理性啟蒙相逢，處於恰到好處https://read.99csw.com的氛圍之中。政治環境遠比歐洲簡單，更適合一些樸素的政治家，實驗他們的政治理想。

這種容忍觀點分歧，並且長久地保持這種「我的真理和你的真理」都容許生存，成為此後美國政治的一大特色。使他們能夠接受大家都不太滿意的結果，回到各州以後，忘卻對立，拋開分歧，全力促進憲法在各州通過，促進約定的政府能夠建成。

在北美殖民地，傳統的紳士榮譽告訴他們，當選為議員或者擔任公職，是一種服務公眾的事情。殖民時代在革命爆發以前，除了康涅狄格等地方，大部分民選官員不拿薪水，所以是一種榮譽。利用這種公共服務職位來牟取私利，被視作道德敗壞，和紳士的榮譽格格不入。正是這種觀念和制度，使得當時的從政者，當時的社會政治精英，都是有一定產業的人。因為只有不愁衣食者，不必親操井臼者，才有閑暇，才可能從政。反過來說，從政也不是經營產業的一部分。發財和當官相差甚遠，涇渭分明。這是美國建國時期地方政治的常態。

我覺得這樣的猜測完全可以。可是，我們依據經驗也發現，政治人物尋求個人經濟利益，常常是用另一種更聰明的辦法：他們可以安排席位，壟斷國家權力，運用權力會衍生出無窮無盡的個人利益來。而費城會議的代表們，事實上又在建立一個對私人占有權力最不利的制度。在他們制憲的時候，他們確實在竭力提供一個穩定、良好的投資環境，但卻沒有給個人利用權力留下制度的漏洞。從政，是他們未來生涯的一個可能的選擇，可是，他們還是把決定權交給了民眾。當憲法被通過，政府開始運作后，他們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

這個會議的成功，首先和這些人有關。你的感覺是對的，他們離我們非常遙遠，不僅是時代的遙遠，還有文化的遙遠。那個紳士時代，那個時代的紳士精神，已經遠去了。

而英國就不一樣。即使在今天，他們的立法，不僅要去女皇面前念一遍，讓她做出形式上的批准，首相還活像是國會的僕人，時不時要被召到國會去接受議員們的質問，並且解釋自己的執政情況。雖然有「不直接爭執、發話必須面對議長」等等議會規則。可是，議員們爭相舉手爭取發言，舌槍唇劍、言辭犀利，所有的問題，首相都必須當場快速回答，場面非常緊張。每每看到英國首相在議員們的追問下舌戰群儒的情景，我們就會不由地說，這個美國總統真是當得太舒服了，省下多少麻煩和力氣啊。

他們在飛機上和鄰座聊天，鄰座是一個美國人。當他知道他們是澳大利亞人之後，就隨口對他們說：「哦，你們澳大利亞是英聯邦的國家，政治制度和英國差不多。可是相比之下，我們美國的政治制度，在權力的分割和制衡上，是最清楚漂亮的。」

在那個時代的美國，制憲會議是最為重要的一個歷史事件，絕不亞於獨立本身。所以，美國的歷史學家們對費城會議做過很多研究。研究的主要資料是與會者的個人背景，以及他們在會議前後的日記、書信、回憶錄，特別是華盛頓將軍、詹姆斯·麥迪遜、富蘭克林、詹姆斯·威爾遜、羅傑·謝爾曼等等在會議上十分活躍的人士的文字記錄。對會議本身的研究，主要的依據是麥迪遜所做的詳細筆記，還有其他幾位代表的簡要筆記。

在美國，制憲使制度建設跨了極大的一步。民主大國的政九九藏書治機器突然就開始轉動了。在這些國父們之間，也開始產生政治對立和政黨，不由自主地在推出新的時代，也在改變和塑造著這些紳士政治家們。當他們走出費城制憲會議大廳的時候，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自己將面對怎樣的政治漩渦。

新的憲法構建了一個共和國，打下了美國的民主基礎。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政治運作，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地開始了。實際上，費城會議的代表對美國政治中不久就會產生政黨，議會將以政黨抗衡為基礎展開，是估計不足的。他們起草的憲法中，為貫徹分權制衡的原則，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的產生方式完全分開，為後世留下了這樣的難題：行政分支的總統和國會的多數代表，可能分別屬於兩個不同的黨派，而憲法規定，國會通過的法令要經過總統簽署才有效，總統向國會提出的法案，必須經參眾兩院通過。如果總統和國會多數分屬不同的黨，而且嚴重對抗的話，這個政府還運作得起來嗎？

代表們都恪守會議的規定，不向外界泄露會議情況，其證據是，後世竟沒有發現他們中有任何一個人在家信中談及會議的具體內容。從會議上的表現可以看到，他們在會後的私下交流，沒有形成小團體，更沒有結死黨、搞突然襲擊。他們當時的黨派觀，對費城會議的成功，無疑是有利的。

最典型的就是羅伯特·莫利斯了。他是包括《美國憲法》在內的三份最重要文件的簽署者。費城會議的時候，他是美國數得上的富豪，而且家就在費城。在1789年，華盛頓當選第一任美國總統的時候，看重他理財的能力，提名他為財政部長，年薪不到兩萬。他辭謝了官職，表示喜歡自己經商。他也做所謂土地投機，我們講起過，當時美國的土地很便宜，又處在一個移民、流動、開拓、發展的時期，預估一個地區的發展趨勢，買些土地作為投資，等著看漲，在美國是很正常的一個合法投資行為，「投機」二字沒有任何貶義。可是，他運氣不好，1798年，也就是制憲會議的十一年後，也是在費城，他因大量負債，被關入監獄。直到幾年後，美國通過破產法，他才依法得以出獄。但是，莫利斯在經濟上再也沒有翻身，晚景凄慘。費城會議的另一個代表戈漢姆，經歷的故事也和莫利斯差不多。

他們和其他民眾一樣，假如運氣好，他們也可能發財。可是，那和他們曾經參与設計的政府權力沒有關係。假如說，他們盼望有一個穩定的國家，能夠對包括自己在內的民眾都有利，我覺得這很自然，也很公平。他們自己的人生成也罷敗也罷，都是他們的個人故事，沒有證據顯示他們利用制憲會議，給自己留了一個可能的特權，他們實際上做的是儘可能防止特權。

可是，美國的制度運行兩百多年了，政府不僅沒有因此而癱瘓，而且制約、平衡的機制似乎更顯得條理清楚，國會對總統的監督顯然有效。這使得後世美國人反而因此很自豪。

說到這裏，我的朋友笑起來，覺得他們的美國鄰座簡直是一個「自戀狂」。因為對他們來說，他們的制度和美國的制度，完全沒有什麼高下之分。因為，要制度是為了什麼，不就是讓它起作用嗎？誰又能說他們澳大利亞和英國的民主制度，在二十世紀末，還不是成熟和完善的呢？誰能說他們的民主制度就不起作用呢？只不過是形式略有不同罷了。我們也笑了，說你們遇上的大概是個政治九九藏書學教授吧，天天對學生們宣揚美國國父們的事迹，講慣了。

正是這個問題，使得後來別的國家搞共和憲政的時候，幾乎沒有人會照搬美國政府的結構。因為這樣的國會總統關係，一旦兩黨作對，政府太容易癱瘓。在出現兩黨之後，美國政府還是沒有「執政黨」和「在野黨」的說法，而只有「國會多數黨」和「國會少數黨」的說法。多數黨的多數勢力，只到國會為止，多數並不等於執政。總統也不等於執政黨，因為總統不是國會多數黨任命的，而是全民選舉產生的，總統須代表全民，就必須淡化自己的黨派色彩，絕不會顯示自己是在代表某黨主持政府的行政分支。

費城制憲會議最為難得的，當然是既有利益衝突又有觀念分歧的代表們，竟然在幾十天里達成了妥協，更為難得的是，在妥協以後，他們仍然保持了分歧。妥協的結果不是形成了一種大的勢力和觀點，吃掉了大大小小的派系，而是原有的分歧能夠並存。國家主義和民主主義、廢奴派和蓄奴派、聯邦主義和州權主義，沒有哪一派被徹底打敗消滅，沒有哪一種主義征服了所有人，甚至沒有什麼人是對結果十分滿意的。制憲會議的結果，是觀點仍然分歧但是建立起共同聯繫的一種平衡狀態。

這種紳士觀的典型是華盛頓將軍。華盛頓在獨立戰爭初起時，就宣布要自己出錢，召集一支弗吉尼亞人的軍隊，北上參加獨立戰爭。在整個獨立戰爭期間，華盛頓將軍冒著生命危險卻不領薪水。戰後華盛頓立即交出軍權，在弗吉尼亞認真經營自己的農莊，卻效益不好。那個時候的南方精英，大多指望在土地上發財。華盛頓是土地丈量員出身，對附近的土地、森林和河流狀況非常熟悉，他也擁有大片土地，但是土地出產很有限。華盛頓認為，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在波托馬克河與俄亥俄河之間開鑿運河，可以促進運輸和貿易，提高出口能力，從而有利於開發附近的土地資源。有人可以因此猜度，這樣，華盛頓將軍本人擁有的土地是否也會有很好的升值前景？有人甚至因此斷定華盛頓將軍去參加費城制憲會議有私心。

祝好！

然而，我們看到，費城制憲會議的主要目標是建立強有力的國家政府，這不僅和華盛頓將軍的個人經濟前途確實是吻合的，而且也是整個區域百姓們的利益所在。大家看到，華盛頓擔任了費城制憲會議的主席，全程出席大會，但發言僅僅三次。一次是被推選為主席后的儀式性發言，另一次是批評對保密規定的疏忽，第三次是最後一天，有關提高到國會每三萬選民一個代表。只有這最後一次，是華盛頓將軍對憲法本身發表的意見，內容只是希望在未來，民意更容易表達。

你一定看出來了，英、美的制度設置雖然有矛盾的地方，卻一樣運作有效。你也許會對這種情形感到奇怪，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還是那句話：制度的設置只是一半，而更重要的是由實踐完成的另一半。他們相對在實踐中更能自覺維護、完善這個制度，而不是拚命鑽它的漏洞。也許重要的是他們植根于其中的傳統和文明，是這個制度之樹的原生地，土壤的條件適合制度的誕生和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