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傑弗遜來說，宗教自由是一種自然權利。這種權利，不論現在還是將來，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宗教自由是自由中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本，那就是意志的自由、精神的自由、人的內在狀態的自由。宗教自由的法律意義是雙層的：第一層是，個人的宗教信仰不受政府的干擾和侵犯，每個人都有權信仰和崇拜自己的上帝；第二層是，政府不能使用公權力來扶植或打擊某個宗教，任何宗教也不能侵入政府事務。用現代的術語講，前者叫做宗教信仰自由，後者叫做政教分離。

傑弗遜理想中的幸福生活，還是田園牧歌式的農莊生活。面對移民潮，他非常關心美國是否始終有足夠的土地，來提供給民眾一個「幸福生活」。因此，在差不多整兩百年前的1804年，傑弗遜派出了他的私人秘書路易斯以及克拉克上校，帶領了三十一名探險隊員，對剛剛購置的土地進行勘察；希望能探測密蘇里河上游，尋找一條經由哥倫比亞河到太平洋的陸上通道。他們在1804年5月14日出發，翻過落基山脈，直抵太平洋。1806年9月23日，全隊三十三人全部平安回來。這次歷史著名的西部大探險，成為美國開發西部的一個最重要的推動。

傑弗遜總統一上台，《懲治叛亂法》已經到期，當然就沒有再續，等於是廢除了這個法律。傑弗遜還利用憲法賦予總統的赦免權，赦免了所有因《懲治叛亂法》坐了牢的人。共和黨領先的國會也做出決議，由國會歸還了所有因觸犯該法而繳納的罰款，並且由國會支付了利息。傑弗遜還廢除了華盛頓總統時代造成農夫暴動的威士忌稅。民眾看到了在聯邦政府的層面，由於執政黨派的輪換，做到了政策上的平衡和糾偏。但也有一些政策的改變，是引發很大爭議的，例如，傑弗遜大大削弱了由前任亞當斯總統興建的海軍。亞當斯認為，鑒於十二年來不斷的戰爭威脅，美國必須開始建設常備軍，而傑弗遜認為，這完全是浪費公款。

另一方面，「第二次革命」在另外一些人那裡，是指這次非同以往的執政輪換本身。在美國聯邦政府成立之後，這是第一次由一個明確的反對黨派通過競選，從連續執政十二年的對立黨派手中，贏得政權，並且完成和平交接，從此開始推行某些完全不同於前任政府的政策。

傑弗遜在給麥迪遜的信中認為，「土地的用益權」屬於活著的人，不屬於死去的人，這個原則，就像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一樣，也是「不證自明」的。人死了，就什麼權力也沒有了，也沒有任何權利了，因為他們死了就消失了，和他們的生存狀態一起的自然權利，也隨著他們的死亡而消失了。所以，他們生前的權力和權利，不能用來約束後來活著的人。

在美國立國先賢中，托馬斯·傑弗遜是個不同凡響的人。

人們認識到，這不是簡單地幫富人還是幫窮人的問題。經濟自有它自己的規律。假如貧富差距過大，要帶來巨大的社會問題，需要調節。同樣，在政策上過分傷及富人，傷及企業，也可能因此而更深地傷及窮人。今天美國遺產稅的開徵起點仍然非常高，可是，據美國獨立商業聯合會的統計，在這樣的制度下，還是有三分之一的小私人業主，必須出售全部或部分企業來繳納遺產稅，並且有很多家庭業主無力將企業傳給後代。同時，也有人從法理提出，慈善捐贈是一回事，對合法收入，依法繳納高額所得稅之後，再征遺產稅，是另一回事，它牽涉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對合法致富的懲罰。這樣的爭執，使得社會思考變得不再簡化，社會不同的利益集團都得到關照。簡單地偏側一個階層的利益，即使從功利的角度出發，都很可能適得其反。

傑弗遜的最後一篇為獨立日五十周年準備的演說稿，是傑弗遜理念的經典。他已經垂垂老矣，仍然熱情洋溢：「我相信（美國獨立）這是一個信號，能喚起全世界民眾的覺醒，禁慾式的無知和迷信曾令他們捆住了自己的手腳，今天他們要打破束縛自己的鎖鏈……所有的眼睛都睜開了，看到人的權利。科學的普及已經讓每個人都觸摸到了那看得見摸得著的真理。」下面，他引用了歷史上一名英國士兵在臨刑前的著名演說：「大眾不是生來就在背上背著鞍子，讓一小群穿靴子的人驅使的。」他說：「讓每年的這一天都提醒我們記住這些權利吧！」

傑弗遜相信，共和政府應該體現多數的統治。在內閣任職期間，他經常反對漢密爾頓的主張，反對政府採取和民眾對立的立場，甚至反對政府對底層民眾暴動的態度。1794年，當賓夕法尼亞發生「威士忌叛亂」的時候，漢密爾頓認為這種叛亂是美國的「雅各賓俱樂部」式的政治暴動，是有政治目的的團體發動的，是為了推翻政府；他說服華盛頓總統，命令逮捕了一些參与叛亂者。雖然，這些人很快被釋放，傑弗遜仍然對此非常憤怒。他認為，這種叛亂是底層民眾遭受不公待遇時，沒有別的出路而被迫鋌而走險。而民間團體討論、發表和集會表達政治觀點，是公民的權利。他和麥迪遜大聲疾呼，為民間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辯護。傑弗遜認為，華盛頓總統聽信漢密爾頓而抨擊民間團體，是最大的政治錯誤。他對總統說，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應該允許別人把他當做行使討論自由、寫作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時的抨擊對象。

第二點是，憲法沒有設計出政府官員輪換的規定。他認為憲法規定的立法和行政官員的任期太長，應該限制連任的任期。這是為了防止官員在權力位子上待長了，想方設法霸住權力不放。傑弗遜認為，應該一開始就預防這種情況。政府應該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官員要不斷變動輪流，這是防止腐敗的重要措施。

傑弗遜把洛克提到的「財產權」，改為「追求幸福的權利」，引出後代歷史學家的各種猜測。最直觀的原因，還是傑弗遜起草的《獨立宣言》文本本身的「目的訴求」。《獨立宣言》的訴求是獨立，它要宣示自己已被侵犯的權利，來作為獨立的理由。洛克的「財產權」改成「追求幸福的權利」，是傑弗遜的思考。它的基礎是「人」在人格上的平等，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他也許並沒有想到，這成為此後美國民眾爭取自然權利最響亮的口號，並且從此形成了美國人的平等觀：平等並不是均貧富，並不是財產的平均，而是發展機會的平等，即追求幸福的機會之平等。

其實，1800年的第一次政黨輪換，在美國就出乎了一些人的意料。兩黨表現得如此對立，經歷如此激烈的競爭，共和黨才贏得總統選舉。可是，傑弗遜總統上台後，並沒有進行非常激進的大改革。尤其是漢密爾頓制定的財政改革，雖然傑弗遜曾經激烈反對，可是在他上任之後，財政改革的效果已經很明顯，傑弗遜並沒有在經濟上逆轉前任的政策。

傑弗遜因此在給亞當斯的信中說，「代代相傳」不應該過多考慮「文件交接」。

1784到1786年間，詹姆斯·麥迪遜主持弗吉尼亞州議會。在歷史上，弗吉尼亞的主流宗教是英國國教，即英國國教在殖民地的分支。殖民時期的弗吉尼亞，幾乎是政教合一的體制。1九*九*藏*書785年，弗吉尼亞州議會裡，有人提出征收一項稅，用以支持「基督教的教師」。在麥迪遜的帶領下，弗吉尼亞州議會否決了這一稅收法案。麥迪遜趁熱打鐵，重新提出了傑弗遜起草的宗教自由法令，並且得以通過。從此，打開了美國用法律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大門。

傑弗遜最大的政績，是在拿破崙打算廉價出售法屬北美洲殖民地的時候，非常及時、堅決地購置了這片土地。這就是著名的「路易斯安納土地購置案」，使得美國的土地在他的手裡擴大了一倍。雖然當時遭到許多人的反對，可是，傑弗遜的這個決定得到了他的前任、已經退休的亞當斯總統的支持。事實上，亞當斯任上參与的對英和談，簽下的條約也曾經使得美國的土地比獨立戰爭之前翻了兩番。在這一點上，他們是一致的。而亞當斯總統的兒子、後來的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當時是國會的參議員，在國會以自己的贊成票給了傑弗遜實際的有力支持。

而傑弗遜在美國歷史上表現的「革命性」，更多的是指，他一生在呼籲的：把「追求幸福的權利」向底層平民擴展，把上層的注意力引向民眾的利益。他堅定地相信並呼籲：民眾有管理自己的能力，讓每一個人都能夠有權參与。他熱情謳歌民眾的自然權利，要消除精英們對民眾管理自己的能力的疑惑。他是法國啟蒙思想熱情洋溢的直接繼承者。他有優美的文字表達能力，也充滿激|情，因此，這些理論從傑弗遜那裡出來，就會有極強的感染力。

根據這一原則，傑弗遜認為，具體個人的財產權不是神聖不變的。具體的財產權，是一種民事權利而不是自然權利。大地屬於活著的人類，大地是讓人類來居住、耕作和利用的，這是人的自然權利，人人都有權來利用大地，生活在大地上。可是具體的地塊的所有權，卻是一種由人為法律保障的財產權，是一種民事權利。隨著土地財產權持有者的死去，土地就回歸為活著的人的自然權利。上一代人死了以後，他們之間的法律關係，不能約束下一代活著的人。下一代活著的人，可以重新修正已有的法律，建立合乎他們需要的法律關係。

在美國，傑弗遜的思想變得越來越輝煌，隨著美國民眾水準的提高，民主的逐步擴展，人們看到了他所預言的民主在實現。使得他有一種名副其實的先知的形象。而亞當斯所代表的保守思維，使得美國始終有一個反向的思考和質疑。美國民主能夠穩步向前，多半由此而來。

傑弗遜出使歐洲返回家鄉的時候，給歡迎他的鄉親們寫過這樣的信：「讓我們用實踐來證明，老百姓完全有能力管理好這個社會，大多數人的意志才是人權的唯一捍衛者，這是每個社會的自然法則。也許大多數人的意志有時也會出錯，但它犯的錯誤是誠實、個別、暫時的。」

好了，下封信再聊。

1776年6月29日，弗吉尼亞議會一致通過了《弗吉尼亞憲法》。這個憲法是世界上第一個用成文契約建立自治政府的文件。它馬上就成為北美其他殖民地擺脫英國統治，建立自治政府的樣板。它堅持最終的權力屬於人民，人民有能力建立一個自治政府，政府的統治必須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這樣的原則，被寫進了最高法律文件。

對於弗吉尼亞州受過良好教育的莊園主來說，從政是一種高尚而美好的事業，就像哲學、藝術一樣。傑弗遜一到二十歲的法定年齡，就試著參政了。他開始競選縣裡的法律職位。二十五歲那年，他被選為州議員。他在州議會裡第一件出風頭的事情，就是提交了一份關於允許解放奴隸的提案。雖然他自己就擁有奴隸，他的奴隸來自他繼承的遺產，而且數量之多，可能是州議會裡擁有奴隸最多的人，可是他從理性出發，一直認為奴隸制是不道德的。他洋洋洒洒地宣揚要解放奴隸，廢除奴隸制度，儘管他知道這在當時還遠不是時候。提案果然被否決了。

我們還是回到1800年的大選結果。1801年，傑弗遜總統上台，他自己說過，那是一場「第二次革命」。今天有不少歷史學家沿用和贊同了這樣的說法。

在經過一番曲折，「獨立」的訴求終於被大多數人接受的時候，傑弗遜受大陸議會委託，起草《獨立宣言》。就在後來召開費城制憲會議的市議會廳不遠的地方，在一個小旅店裡，托馬斯·傑弗遜關起門來，寫了兩天。然後，他交給委員會修改。本傑明·富蘭克林和約翰·亞當斯只做了很小的修飾。接下來文件提交給大陸議會。大陸議會召集全體委員會，又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長達幾天的爭論中，傑弗遜這一派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刪改了一些傑弗遜最重視的觀點，特別是譴責英國在北美殖民地進行奴隸買賣的語句。

從最本質上來說，傑弗遜熱衷於改造人性，也對人性的向善存著很大期望。而亞當斯只是認為有必要了解人性，卻不認為人性是有可能改造的。這樣的差別甚至使得今天的歷史學家感到有些困惑。其實，這和他們的思想出發點有關。

即使是今天社會逐漸發展成熟到一定程度，產生了調整貧富的制度，也必須非常小心謹慎地實行，如何掌握這樣的分寸，和提出這樣的思想同樣重要。就美國的遺產稅來說，就是美國至今為止仍然在爭執的議題。

他們曾經是那麼相近。亞當斯比傑弗遜年長，因此，早在傑弗遜涉入政治十幾年前，亞當斯在他起草的《布倫特里指示》里，就提出了殖民地在英國國會「無代表，不納稅」的原則。在《獨立宣言》五年前，亞當斯就把自己稱為「獨立之子」。在和英國發生衝突的時候，一開始，「獨立」並不是普遍的訴求，而傑弗遜和亞當斯兩人，是最堅決主張獨立的。後來他們的名字都出現在英國要懲處的叛逆名單上。當傑弗遜在《獨立宣言》的草稿中抨擊奴隸制的時候，最熱情地為傑弗遜的文本辯護的，也是約翰·亞當斯。他們對於獨立、自由、自由政府、政教分離、廢奴的一系列觀點，幾乎看不出有任何差別。

正是從這份最早的革命文件開始，所謂「美國革命」的本質被宣揚出來了。改變統治者，改變政府，只是它的表面結果，美國革命的真正起因並不是為了改變統治者，不是權力鬥爭，而是為了維護自然權利。

第一點是，憲法缺少一份權利法案，即有關個人基本權利的保障。在他參與制定的《弗吉尼亞憲法》、其他各州的憲法，都有類似的法案。傑弗遜認為，一份憲法固然是關於政府的組織功能，是人民把權力轉讓給政府的授權書，但是，它應該包括限權的條款，明確指出什麼權利是人民的，不能轉變為政府的權力。這些權利就是個人的自然權利，包括宗教信仰的自由、新聞自由、人身保護令狀、由陪審團審判的權利等等。他說，權利法案就是人民有權和地球上一切政府相抗衡，這種權利是任九九藏書何政府都不能侵犯的。

正如傑弗遜所預言的：「從政府成立至今，一直存在不同的觀點和黨派分歧，今後還會存在下去：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立場……」今天美國的爭論，都可以追溯到美國建國初期傑弗遜和亞當斯的爭論之中。

亞當斯對於民眾的態度始終是謹慎的。他在法國大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就認為僅僅選出表達民眾意願的立法議會，而沒有行政和司法這兩個分支的制約，是危險的。如果沒有制約和平衡的力量，那麼民眾權力獨大的立法機構，只可能是「巨大而持久的災難」。亞當斯說，自己從1776年開始，一生都在相信自由平等的原則，可是他不能接受「將理性作為一種信仰」的主張。在法國革命發生的時候，亞當斯說：「我無法理解如何建立一個由一千三百萬無神論者組成的國家。」對於亞當斯來說，人必須有最後的一點敬畏之心，人必須對自己的人性弱點有起碼的認識和待救之心。一個完全撤去這條界限的國家，是可怕的。亞當斯是美國政府中第一個預言法國革命將帶來暴亂和恐怖的人。他因此很少謳歌式地讚揚民眾和自由，卻常常發出另一面的警告。在最後歲月給傑弗遜的信中，亞當斯依然在表達他對法國大革命式的民眾暴力的擔心，認為民眾如若失控，就會如酒醉者騎上烈馬，「猛烈抽打他們的坐騎，拚命加速狂奔，直到馬送了命，自己也摔斷脖子為止」。亞當斯直到最後都認為，他的人生觀和信仰，「就是接受上帝的審判」。

這一思考，這一結論，這種表達方式，是托馬斯·傑弗遜特有的。正是這種特質使得傑弗遜不同於他同時代的建國先賢，也不同於有史以來的所有政治家。他是一個手裡有權的政治家，是一個處理日常事務的國務活動家，但是他也是一個政治哲學家、一個文人學者、一個思考者。

1800年大選之後，美國迎來十九世紀，十九世紀的第一個總統是托馬斯·傑弗遜。

事實上，傑弗遜在《獨立宣言》中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的說法，和約翰·洛克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的說法十分接近。在洛克的概念里，這三種權利就是歐洲自由市民的權利，它們渾然一體，不可分割。財產權也包括自由地運用自己的身體和能力，自由地工作，自由地享受工作的成果：掙得財富，享受財富。應該說，在洛克的財產權里，含有工作權的意思，也就已經接近了「追求幸福的權利」。但是，托馬斯·傑弗遜更傾向於用後者，認為「財產權」這個詞本身，是民事契約中用到的詞，也就是說，可以看做一種民事權利。而正如托馬斯·潘恩在巴黎的傑弗遜住處與他通宵討論自然權利問題以後，寫下的四頁備忘錄中說的，自然權利和民事權利有明確分野。傑弗遜顯然也同意這種看法。

1779年，獨立戰爭期間，傑弗遜在弗吉尼亞州議會。他和他在威廉和瑪麗學院的老師，著名法學家喬治·懷思，以及愛德蒙·平特爾頓等一起，提議全面修正弗吉尼亞的法律，使之符合獨立后的現實。他們向州議會提出了一百二十六項法案。這些法令涉及了傑弗遜對一些根本性政治問題的思考，其中包括傑弗遜起草並引以自豪的「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令」。可是，州議會擱置了審議通過這些法案的動議，而傑弗遜本身隨後被大陸議會派往法國。這一拖就拖了五六年。

如傑弗遜晚年給亞當斯的信中說的：「我們為了同一個理想而並肩戰鬥，為實現人類最寶貴的東西——自治權而奮鬥。」這個共同的出發點是理解美國政治非常關鍵的一點。他們並不是一邊是要君權獨裁專政，而另一邊要某種其他形式的專政。他們的共同理念和追求的目標，都是保障《獨立宣言》的「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特別有意思的是，在短短三節文字的最後一節中，傑弗遜對著子孫後代說了這樣一段話：「雖然我們都很清楚地知道，我們這個議會，只是人民為了立法上的一般目的而選舉成立的，我們沒有權力限制以後議會的法令，因為它們具有和我們同樣的權力，所以，如果我們此時聲明這個法令永遠不得推翻，這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效力；但是我們還是有自由聲明，同時必須聲明，我們在這裏所主張的權利，都是人類的天賦權利，如果以後通過任何法令，要把我們現在這個法令取消，或者把它的實施範圍縮小，這樣的法令，將是對天賦權利的侵犯。」

獨立戰爭期間，傑弗遜在弗吉尼亞從事地方政治，一度當選為獨立后的弗吉尼亞州長。在州長任上，事實證明他當時並不擅長也不喜歡行政事務。最後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家裡，似乎他更願意回到安靜的讀書和思考之中。山中的鄉居之所，似乎成了他不願意離開的世外桃源。

亞當斯在基本理念上和傑弗遜沒有差別，他只是總在提醒大家人性的弱點，他在文章中不斷強調不加約束和失去平衡的民主會產生危險。即便對代表民眾的國會也是如此。他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就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他擔心法國還要經受「好幾次嚴峻的考驗」，他認為，如果大多數的意志失去控制，可能會導致「恐怖的浩劫」。「我在政府問題上的一個信條是，永遠不要將羊羔託付給狼。」在亞當斯看來，多數人如果沒有約束，一樣可能演變成「狼」。他對法國的擔心不幸而成為事實。1800年大選，以及政治黨派的相爭，曾經一度嚴重地傷害了他們之間的友情，可是在此之前和在他們晚年恢復友誼之後，他們就一系列重大問題表達和交換過自己的看法。這些討論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華盛頓總統的內閣里，傑弗遜和漢密爾頓的矛盾越來越公開，越來越激烈，華盛頓總統不得不出來干預，對雙方都加以批評訓斥。華盛頓在思想和理論方面，比較重視傑弗遜的意見，而在財政和制度建設的要務方面，更傾向於聯邦主義者的觀點，更重視漢密爾頓。傑弗遜和華盛頓總統都是弗吉尼亞人，他們都認同弗吉尼亞上層精英的價值觀和處世方針，但是傑弗遜是一個讀書多、重理論、理想主義、性格浪漫的人；而華盛頓是一個踏實的現實主義者。從務實來說，華盛頓總統更接近漢密爾頓。

傑弗遜對他能見到的世界懷有全方位的興趣和探索，這是一種極為難能可貴的素質。他的這種品質在他出使歐洲、具有更遼闊和更豐富的文化視野之後，被推向了極致。他完全不顧自己的財務狀況，廣泛收集他有興趣的東西。多年後在美國需要建造首都的時候，他在自己的收藏里翻一翻，就馬上送來了成套、可供參考的歐洲各大首都市政規劃和建築圖。

傑弗遜是啟蒙時代那種尊重思想、崇尚探索自然和社會的人。他們把學問、探索、思想等活動看得很神聖，最忌諱的就是預定的框框，特別是由政府權力來預定框框，認為這是對人類思想的一種冒犯。共和體制相比帝制之所以優越，首先就在於帝制是必然要給民眾的思想套上框框的，是要規範民眾思想言論的，而共和體制的本意就是不給民眾套思想框框，是尊重民眾知的權利和反對被愚弄的權利。

那是1781年夏天，美國還沒有打贏戰爭，還保護不了傑弗遜。為逃避英國人的追捕，他躲在自己家的偏遠種植園，給一名法國貴族提出的問題認真作答。他記下答案，集在一起，就是著名的《弗吉尼亞筆記》。傑弗遜一生寫了無數的文章書信，這卻是他唯一的一本書。

傑弗rｅad.99ｃｓw.cｏｍ遜和亞當斯曾經是最親密的朋友，又因政治黨派對個人感情的傷害，多年不相往來。最後在晚年，他們相互通信，為美國歷史留下了建國初期最寶貴的資料。就在美國獨立日五十周年的那一天，在美國已經站穩腳跟，舉國歡慶的那一刻，傑弗遜和亞當斯在同一天去世，成為美國一個真實的傳奇。而他們最後的通信，似乎在預示著美國對立黨派此後的關係，他們是一致的，他們又是分歧的。對立是最觸目的，而在最根本的立場上，他們的共同之處，可以追溯到遙遠的《獨立宣言》。

美國革命前幾年，托馬斯·傑弗遜是最早幾個組織各殖民地，共同向英國王室和議會提出殖民地權益的人。1774年，傑弗遜向州議會提交了一份文件《英屬美洲的權利之總結》（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這文件使傑弗遜一夜成名。文件迅速地傳到了英國議會，傑弗遜的名字立即出現在要以叛國罪懲辦的一批名單中。這一文件，被認為是美國革命初期重要性僅次於《獨立宣言》的文件，因為它奠定了這樣的思想：人的自然權利是不能侵犯的，在自然權利受到侵犯的情況下，反抗是正義的，是合法的。這大大地驚動了英國議會。而著名的英國保守政治家愛德蒙·柏克，也是從這個文件開始，對美國革命抱同情態度，並以此文件為根據，在英國議會裡為美國革命辯護。

盧兄：

傑弗遜和亞當斯的經歷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他們曾經同時代表新生的美國出使歐洲。亞當斯在歐洲的時間更長一點。思想上的一致，使他們在異鄉成為最親密的朋友。因此，了解他們在政治上的分歧是特別有意思的事情。因為，假如說傑弗遜是前瞻的自由派，那麼，亞當斯可以說是美國當時的保守派形象。而這是美國至今為止仍然存在的兩大政治派別。

所以，傑弗遜甚至推導出這樣的想法，每一代人都應該修正憲法，讓憲法符合新一代活著的人的需要。傑弗遜甚至對人的壽命進行一番計算以後，推算出修正憲法的時間是大約每隔二十年。

區分人的自然權利和民事權利，是傑弗遜這一番思考的核心。傑弗遜這一思考的出發點，還是他十幾年前在《獨立宣言》中寫下「人人生而平等」的時候，留在他內心的問題，什麼是人人平等，怎樣保障這種平等？現在，他的答案出來了，人人平等是自然權利的平等，其中有「追求幸福的權利」。「追求幸福的權利」所需要的起碼物質條件，原則性地包括在自然權利中。傑弗遜認為，人人生而平等，應該包含這樣的意思，人人在生下來的時候，就有權分享屬於活著的一代人的大地，土地應該有他的一份。他在這土地上，可以辛勤耕作，滿足生存的需求，用自己的工作「追求幸福」。

這也是美國在政黨輪換上台之後，一般都不會發動「翻天覆地」社會變革的原因。

於是，在傑弗遜的筆下，人生而具有的權利就成了「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在傑弗遜看來，財產權是一種民事權利。現實中的財產權，本身是不平等的。富人的孩子生下來就擁有財產，從而擁有好的營養，擁有閑暇，擁有教育的機會，擁有舒適的生活；而窮人的孩子，生下來就一無所有，缺乏營養，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很早就必須勞作以養活自己，一輩子都沒有舒適的生活。這是不平等的。傑弗遜在給麥迪遜的信中說：「我意識到平均分配財產是行不通的，但是既然這種巨大的不平等造成人類大多數處於悲慘地位，為了重新分配財產，立法者提出的方案再多也不算過分，只是要注意讓這種財產的再分配不要違背人之常情。因此，各種遺產平均分配給所有子女，或所有兄弟和姐妹，或其他親屬，是一個政治措施，並且是切實可行的措施。另一個靜靜地減輕財產不平等的方法便是豁免所有財產在一個數量等級以下的人的稅捐，而對於財產在這個數量等級以上的人們，按幾何級數徵稅。無論何時，不管在什麼國家，只要有未經耕種的土地和失業的窮人，那麼顯然財產的法律已經擴張到了違反自然法則的地步。」這一前瞻性的思想，帶有革命的性質，在當時是很少人能夠認同的。傑弗遜沒有公開地發表和論述這一調整財產權的思想，但是一直在思考，一直在修飾這一思想，以期表達得能為人理解和接受。在給麥迪遜的信第一次提出這一說法以後，整整三十四年裡，他幾次給麥迪遜的信中重複這一思想。最後一次完整地闡述，已經是八十歲高齡了。

傑弗遜認為，人類的尊嚴來自於思想的自由。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則，傑弗遜在立國先賢中是最明確地反對宗教極端主義的，因為任何宗教一走極端，必然規範信徒的思想，妨礙探索和思想的自由。傑弗遜和富蘭克林、華盛頓等開明思想家一樣，他們都生活在普遍信奉基督教的社會，從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但是在宗教信仰上不偏執、不狹窄。他們相信人有懷疑、探索的權利，宗教不應該妨礙這種權利。他們相信神的存在，但是不拘泥於《聖經》的教義。在宗教上，他們更接近自然神論。這種宗教觀使得他們同時能夠吸收啟蒙時代的知識和思想，使自己的宗教觀和探索自然、獨立思想的原則相統一。在這方面，傑弗遜是一個十分突出的人。他曾經想對《聖經》做一番辨偽存真的工作：用剪刀加糨糊，把一整本《聖經》拆開，剪去他認為經不起推敲的以訛傳訛的東西，留下他認為可信的東西。這樣一番修剪，《聖經》只剩下了十分之一的篇幅。這就是後來所說的「傑弗遜版聖經」。在那個年代，能夠對《聖經》動剪子，這本身是非常特別的，沒有很強的對理性的信念，根本就不敢那樣做。這同樣也說明，傑弗遜不是所謂無神論者，而恰恰相反，他是有宗教信仰的。他對原則之正當性的信心，不是來自無神論式的純理性推論，而是來自信仰。在他腦子裡，信仰和思想是一致的。

在建國的那一天，建國者明白，美國遠非是完美的，他們只是提出了目標。這個國家還有歷史遺留的奴隸制，還有無數不平等和不自由的狀況。可是，給處於不同階層的每一個人以自然權利，是建國者們的理想。隨著民智開啟，也成為多數民眾越來越認同的立國目標，逐漸成為良性互動。強勢對立黨派的差異，往往只是路徑和方式的不同。因為，要獲得多數選票，必須不偏離這個立國之本。對立的觀點共存和平衡之下，美國得到的收穫是「中庸」。

祝好！

傑弗遜在《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令》里寫道：「如若我們允許政府官吏把他們的權力伸張到信仰的領域裏面，容許他們假定某些宗教的真義有壞傾向，因而限制人們皈依或傳布它，那將是一個非常危險的錯誤做法，它會馬上斷送全部宗教自由，因為在判斷這些宗教的傾向時，當然是這個官吏做主，他會拿他個人的見解，作為判斷的準繩，對於別人的思想，只看是否和自己的思想相同或不同，而予以讚許或斥責。」

傑弗遜的出發點更多是歐洲啟蒙思想所堅持的科學和理性，read.99csw.com他的浪漫性格也同時和法國的激|情合拍。傑弗遜和法國的啟蒙思想家一樣，從理性出發，憑著他的智慧，他毫無困難地就可以從邏輯推導出他的思想。他是自信的，由於沒有亞當斯對人性的深刻懷疑，傑弗遜對人民大眾的自治能力、對最廣義的民主充滿信心，並且盡一切努力去推動。

另一方面，傑弗遜對上層精英的小圈子組織卻大不以為然，特別反對獨立戰爭的功臣們結社。當獨立戰爭后的退伍軍人組成辛辛那提俱樂部的時候，他從一開始就認為，這是一種仿照軍事貴族組織的團體，在一個由全體自由人組成的共和國里是不合適的。他在巴黎的時候，華盛頓將軍寫信給他，徵求他對辛辛那提俱樂部以及自己被推舉為名譽主席一事的看法，他馬上回信表示反對。

傑弗遜是屬於農業時代的人，他是南方的莊園主，他理想中的國土是農業國。他沒有積極預料到即將到來的工業時代，沒有想象到未來城市裡脫離土地的龐大工業人口，想象不出工業時代的大銀行大公司所擁有的驚人財富。在他的腦子裡，「追求幸福」的物質條件，還是一小塊土地。「大地屬於活著的一代人」的思想，為後世由政治制度保障的調整社會財富的做法，打開了思路。美國在一百多年之後完整地建立了徵收高額累進所得稅，徵收高額財產繼承稅等等一整套抑制財富過度集中，扶助窮人的制度。追根溯源的話，都源於傑弗遜在兩百多年前的思考，宣布富人死了就不再是富人，不應再佔有大地和財產，宣布窮人的孩子不是生下來就註定要窮一輩子。傑弗遜的思考，預言了不斷動態調整貧富的時代必將到來。傑弗遜的局限在於，在他看來，財富就是土地，可是他又無疑是反對「分田分地」，反對剝奪已有土地權，反對破壞財產秩序的。那麼，怎樣讓未來將要出生的人，未來活著的一代，都能有「追求幸福」的自己的「一塊地」呢？傑弗遜的想法是，這隻有在美國才能實現，因為美國西部有廣袤的未開發的土地。西進，這是傑弗遜長久的哲學思考，在現實中反映出來的一個理想。由此，萌生了傑弗遜作為第三任總統期間最偉大的成就：勘察西部和「路易斯安納土地購置案」的實現。

亞當斯對傑弗遜「代代相傳」不應該過多考慮「文件交接」的觀點，持有不同意見，他認為，生活不是這樣的。他說，假如傑弗遜真的如此認為，那麼，他們之間對未來的看法，顯然存在根本差別。亞當斯在給傑弗遜的信中寫道：「一代人的權利，在某種程度上，應該取決於另一代人傳下的文件。社會契約和法律最終必須歸於書面材料。遵守這些文件應該成為這個國家的慣例，這些文件不應該因革命而變更。革命是代價高昂的東西，人類會很快吝惜自己的鮮血和財產，不再頻繁地訴諸革命手段。」

傑弗遜對憲法有兩點不滿。

傑弗遜卻認為，理想的狀態是憲法所設計的分權制衡的政府，是用權力制約權力，避免權力膨脹獨大以後侵犯民眾。所以他看到口口聲聲「政府」如何如何就很不滿意。在他的影響下，在眾議院里，詹姆斯·麥迪遜也取傑弗遜的態度。憲法通過以前，麥迪遜曾經和漢密爾頓合作發表《聯邦黨人文集》，切磋和宣揚共和主義的政治觀。現在，麥迪遜和傑弗遜一起，針對漢密爾頓的觀點，提出反對。麥迪遜曾發表文章，批評在討論國家大事時濫用「政府」這個詞。他寫道：在一個共和政府里，把行政長官稱之為政府，是不是合適？顯然是不合適的。他說，這是外國政府，比如英國君主政府的說法。在美國這樣的共和國里，行政分支不等於政府，行政分支只是政府三權分立中的一支。

另一方面，傑弗遜畢竟是美國人，相比大革命時期衝動而憤怒的法國人，他是更務實更冷靜的。他認為，法國的改革是有限度的。他為拉法耶特籌劃的改革計劃，是保留國王的憲政制度。他認為，由於法國沒有美國那樣廣袤而尚待開發的土地，法國沒法像美國一樣，為每一個人都創造在自己土地上創業的機會，不可能像當時的美國那樣有較好的消弭貧富差異的土地條件，能實現機會平等，所以，法國的前景不如美國。可是，正在發動起來的法國大革命中的人們，與傑弗遜的想法恰恰相反。

托馬斯·傑弗遜可能自己也知道，在思想和文化氣質上，他是前瞻的自由派，美國革命卻是保守的革命，可能法國人更容易理解他。《弗吉尼亞筆記》1785年首先出版于巴黎，立即受到法國人的歡迎和好評。傑弗遜認為，這種好評是因為法國哲學家頭腦更開放，更能接受諸如宗教自由和民主改革這樣的概念，更贊同美國應該解放奴隸，廢除奴隸制等觀點。這些觀點，在美國本土不一定像在法國那樣受人歡迎。傑弗遜說，他只希望讓母校的大學生都讀到他的書，也希望一些能夠理解他的人來讀他的書，而並不指望他的著作在美國廣為流傳。由此可見，傑弗遜自己也知道，他在思想上走在美國其他人的前面，是和其他人有一段距離的。他的觀念預言了美國走向民主的未來。

托馬斯·傑弗遜在信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這一代人的政治觀念和制度，下一代人是否受其約束？他的結論是否定的。他說：「大地總是屬於活著的一代人。」

傑弗遜是一個以思想為特色的人，甚至可以說，他是一個思想產出者。他博覽群書，涉獵廣泛，崇尚理性，長於思索。他是一個繼承了啟蒙精神的人，熟悉法國百科全書學派，本人也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和思想家。他又是一個性情浪漫的人，一個理想主義者，在文化氣質上也更接近法國啟蒙思想家。

美國建國者們的思想源頭是歐洲，「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個說法，顯然受約翰·洛克的影響。那個時代的美國精英，都受過英國啟蒙思想的洗禮，都熟知約翰·洛克關於人的自然權利的論述，即作為一個人，天生具有不可剝奪的最基本權利的理論。洛克提到的是「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權利。

托馬斯·傑弗遜提出了什麼想法呢？

亞當斯的最終出發點和他的宗教信仰有關，對亞當斯來說，他的自由平等理論的出發點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這個基礎上推導出人的平等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的自然權利的觀念，也是以宗教為出發點的。亞當斯的宗教信仰使得他從對自己心靈深處的開掘去了解人性，理解所謂「靈魂被救贖」之必要和艱難。他也受了歐洲啟蒙思想的影響，可是，他從來沒有改變自己思想的出發點。因此，他從宗教體驗出發，從對自己的深度了解出發，對人性有著根深蒂固的懷疑。於是，在相信民眾應當得到自由平等權利的同時，他又對民眾本身抱有某種程度的疑慮和戒備。亞當斯是智慧的，卻還留有「上帝之下」的最後一點愚鈍。他眼中的世界不是百分之一百能夠用理性解釋的，他是有疑惑的。

傑弗遜雖然沒有參加1789年夏天的費城制憲會議，但是早在1789年9月，就在被召回國離開巴黎以前，傑弗遜在給麥迪遜的信中，說到想把他對美國憲法的批評和長久哲學思考寫下來。他寫了以後，就動身回美國了，已經沒有必要郵寄，他可以在到了美國后當面交給麥迪遜。在海上漂泊的日子里，他還在思考。到了美國以後，當麥迪遜第一次來訪問他的時候，他說自己給他寫了一封信。可是在訪問結束的時候，他沒有拿出來交給麥迪遜。他還在想信里思考九九藏書的問題。一直到1790年1月，他作為華盛頓總統內閣一員到紐約上任，見到在眾議院的麥迪遜的時候，他才把這封思考了幾個月的信交給麥迪遜，並且附了一個紙條說，經過這麼長時間的思考，我沒有改變我的看法，現在提請你考慮。

傑弗遜在起草《獨立宣言》的時候，不僅文字表達得清楚、優美，而且他有自己的思考。今天，大家都很熟悉了他在《獨立宣言》開頭的名句：「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1789年費城制憲會議一結束，這個會議上三位最重要的人物立即分別把美國憲法的拷貝送達巴黎的傑弗遜。華盛頓將軍送去一份，「憲法之父」詹姆斯·麥迪遜送去一份，本傑明·富蘭克林送去一份。可見傑弗遜在當時政治家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可見大家都想知道傑弗遜是什麼看法。

在1789年，傑弗遜幫助拉法耶特起草了法國《權利宣言》的一個文本，其中幾乎是全盤寫進了傑弗遜關於個人基本權利的原則。在1789年夏天，法國通過《權利宣言》以前，拉法耶特還把宣言文本送給傑弗遜，請他再提供修改意見。這份用鉛筆修改過的法國《權利宣言》，和傑弗遜抄錄的最後通過的宣言，後來都帶回了美國。傑弗遜把它們交給主持美國眾議院的麥迪遜，建議美國儘快通過一份權利法案，在制定時可以參考法國的《權利宣言》。

在傑弗遜用鉛筆修改過的文本上，有些詞用鉛筆畫了括弧。這些詞是傑弗遜認為應該斟酌修改的。其中，在公民基本權利中，「財產權」就給括弧括了起來。後來的研究者認為，這是傑弗遜思想中，用「追求幸福的權利」來代替「財產權」的又一個證據。

也許，必須向你說明的是，我無意在此對他們做出褒貶。我只是讓你了解，就個人來說，人性都是有弱點的。這種弱點也可能導致政治傾向走向極端。不論是哪一種政治觀點的實行，都必須在一定的時間、條件和地點，維持在一個適度的分寸中。可是，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反對派的存在，對立觀點的存在，才是可貴的、必需的。對立的雙方如同一對孿生兒，他們彼此在避免對方走極端，而任何一個方向的極端都是危險的。如果沒有對立派，依靠自身來取得中庸幾乎是不可能的。

傑弗遜出生在一個富有的名門望族，生下來就不知道衣食之憂。他在弗吉尼亞最古老的小鎮威廉斯堡上學，上的是當時南方最尊貴的威廉和瑪麗學院，跟隨當時最有名的法學家懷思研習法律。後來，懷思也是《獨立宣言》的簽署人之一。

法國大革命開始之後，作為美國政府派往法國的外交使節，傑弗遜按照慣例不能涉入法國的內部變故，但是在思想上他卻不可能置身於外。他和以拉法耶特為首的改革派來往密切。而從美國獨立戰爭返回法國的拉法耶特，也理所當然地把傑弗遜看做是最可信賴的參謀。面對當時法國動蕩的局勢，傑弗遜以他對自由政府的信念，認為法國應該改革，應該建立憲政自由的政府。

可是，在這樣的共同目標之下，怎麼就出來了這「第一次革命」、「第二次革命」的說法？在美國聯邦政府成立之後，不僅在那個時代，甚至直至今日，美國的政治家們，還總是分為似乎是對立的兩個陣營。讀著這些歷史，感到在美國建國初期的同時代人中間，特別容易引起注意的，就是亞當斯和傑弗遜——這兩個所謂代表了兩個不同的革命、代表了兩個對立黨派觀點的美國總統。

1776年5月6日，在弗吉尼亞州威廉斯堡，弗吉尼亞議會決定要制定《權利宣言》和州憲法，為此而組成了三十四人委員會，其中為首者是喬治·梅森。托馬斯·傑弗遜當時不在威廉斯堡，他正在出席大陸議會。史家研究認為，傑弗遜和梅森在此期間保持了緊密的通信聯繫，最後的成果中有傑弗遜的重要貢獻。

妻子病重，在獨立戰爭期間，他基本上留在自己家中。在妻子早逝之後，傑弗遜有了非常大的改變。他離開了人們以為他不捨得離開的家，接受了出使法國的使命，一下子遠去歐洲。此後，傑弗遜一直以他前所未有的熱情，投身在政治和具體的公眾事務之中。

這是一本有關弗吉尼亞和美國的百科全書般的著作。傑弗遜使用他的讀書筆記，分二十三個問題，敘述了大至山川河流，小至花草動物，從典章制度、人種宗教，到歷史文化、共和憲政。只有傑弗遜這樣的人才會寫這樣的書，既涉獵廣泛，又有一定深度。在政治哲學領域，傑弗遜精彩地敘述了「自由政府」的概念，特彆強調了宗教信仰的自由，教會和政府的分離，以及代議制政府優於專制政府的道理。這本書幾乎是傑弗遜知識追求和智慧的象徵。

那麼，「第二次革命」指的是什麼呢？一方面，當時的共和黨報紙針對1800年亞當斯下台而提出，從1776年開始的美國「第一次革命」結束了。他們指的是，聯邦黨人強調政府的強大和穩定、強調法律和秩序，對美國民主向深度和廣度發展持謹慎的限制，是一種保守的傾向。而現在，以華盛頓和亞當斯為代表的這樣一個時代結束了。

翻閱著當時美國這一批建國者們的資料，你會發現，在《獨立宣言》之前，對於自然權利，對於自由政府的思考，傑弗遜絕不是偶然的孤例。一大批北美洲的知識精英們，他們分散在各個州，在用小冊子、通信、宣言等等方式，闡述著幾乎同樣的聲音。例如，被人們譽為「權利法案之父」的弗吉尼亞的喬治·梅森；再如賓夕法尼亞的詹姆斯·威爾遜，他在1774年就出版了一本小冊子，不僅表述了「所有人生而平等自由」，還論述了「所有合法政府必須經過被統治者的同意，方能成立」。又如我以前已經介紹過的約翰·亞當斯，也表達了同樣的思想。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許多研究者認為，以後二百年的世界歷史證明，平均財產是一切革命動蕩的訴求，是發動群眾的最便利口號，卻也最容易造成災難。私人財產權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在費城制憲會議上，代表們對保障財產權幾乎沒有一點異議。對當時的美國政治精英來說，財產權即使不能說是神聖的，也至少是毫無疑義受法律保護的。沒有一個負責任的人會認可破壞財產權。但是，人有貧富差距，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巨大貧富差距之下，何來人人生而平等？如果沒有發展機會的平等，追求幸福權利的平等，來平衡事實上的財產貧富差距，美國人認為他們的自由理想就是不完整的。

華盛頓總統內閣里，主要的不和，發生在國務卿傑弗遜和財政部長漢密爾頓之間。漢密爾頓是所有人中最主張集中政府權力的人，他不信任普通民眾，不相信民主能搞好。他希望有一個行政主導的政府，政府就是統治者，政府的功能就是統治。政府和民眾的關係就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理想的目標是建立較為和諧的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而不是削弱或模糊這種關係。所以，漢密爾頓在致力於國家財政和經濟制度建設的同時，寫文章表達他的主張，一再使用的就是「政府」這個詞。

美國此後的政黨漸多。國際上的種種思潮湧入，什麼奇奇怪怪的激進政黨和政治組織都有，有些激進組織可能在一時似乎有極度壯大的趨勢，左的右的都有。可是，只要是走得太遠的、走極端的，最終只能是成為一個弱勢黨。不是政府在扼殺和限制他們，而是民眾不認同。這種趨勢，也隨民眾水平的提高而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