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內的反戰聲音的高漲，在越戰決策問題上，國內反對派的存在和漸漸強大，使國防部長本人產生了懷疑和不安，從而產生了這一計劃。麥克納馬拉要這個專題組全面地收集美國幾十年來對越和印度支那政策的資料，分類編輯匯總，要求「包羅萬象並且客觀」。他不要求專題組來回答什麼決策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他要想了解的是，美國是怎樣從「二戰」結束走到1967年深陷於越南這一步的。

麥克納馬拉對越南戰爭的動搖和懷疑，當他還在國防部長任上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這和美國國內的反戰聲音是分不開的。早在1966年11月，麥克納馬拉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的安排下訪問哈佛大學，和哈佛大學反戰師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辯論，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後來，他在和一些哈佛教師的談話中，不由自主地說道：有必要將美國對越戰爭的歷史寫下來。

富布萊特再一次向國防部長寫信要求五角大樓文件，國防部長回信，再一次明確表示拒絕。

1969年6月，越戰歷史專題組兩年的心血終於印成裝訂，一共只印了十五套，全部編號，列為最高機密級別。這時發起這個項目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已經離任，當他的世界銀行總裁去了，但是由於他是這個項目的建立者，對這十五套文件的用途還有發言權。在任的助理國防部長打電話給麥克納馬拉，定下了這十五套文件的去向。兩套送往國家檔案館，為肯尼迪圖書館和約翰遜圖書館將來收藏。兩套送往國務院。編號為一號的那一套，送給麥克納馬拉。他的一個密友後來說，麥克納馬拉從來沒有讀過這套文件，因為「他受不了」。

在這樣的制度下，誰也別想在行政官位上端鐵飯碗。民選的總統一換，任命的官員就要隨之更換了，誰都只有一屆兩屆的機會，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種制度的好處就是，民間和社會底層有德有才有志的人，可以通過參与政黨活動參政，一旦本黨領袖當選，自己就有機會「分贓」，踏入以往被少數人壟斷的政治管理層一顯身手。

他們一起聯名向《紐約時報》寫文章，明確表達了他們對越南戰爭的看法。蘭德公司的頭頭預先了解他們的做法，蘭德公司認為，只要他們是以個人的名義發表觀點，而不是代表蘭德公司，公司是支持的。他們的文章登載在《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上，但是他們的觀點還是沒有引起他們所期待的反應。在此期間，艾爾斯伯格多次出席反戰會議，在會上發表他在越南的親身經歷和他的觀點，給與會者留下深刻印象。他也和反戰組織接觸。美國國內的反戰運動正在漸漸興起。1970年，艾爾斯伯格從西海岸加州的蘭德公司轉到東海岸波士頓的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

作為一個鷹派，他仍然和同事中的反戰派激烈辯論。這期間他曾經返回華盛頓，隨即又要求回到越南。1967年，他三十六歲生日時大病了一場，躺在曼谷的醫院里，他左思右想，這是一次脫胎換骨的轉變，這隻鷹開始變成鴿子了。他給友人寫道：「我如願地學到了很多，也學到了從內心深處為這個被蹂躪的越南著想，為它的孩子們，它的人民，他們的前途著想。」

這個道理，萊爾特難道不懂嗎？當然不是。萊爾特在被任命為國防部長以前，自己就當過聯邦眾議員，他自己是從立法分支轉到行政分支的。可是，現在國防部長的職位上，他自己也不願多受國會的約束。他客氣地給富布萊特回信，說以後再聯繫，然後就杳無音信了。

這個一向自信的人，當然不會無所作為，他覺得自己應該有所動作。可是他能夠做什麼呢？最直接地向行政決策者發表觀點，他已經做了，似乎沒有起作用。他和蘭德公司幾個觀點相近的鴿派人士談起來，為此十分氣餒。論關係，蘭德公司是受政府部門的委託搞諮詢研究，國防部是他們這些精英智囊人物的「客戶」。可是現在，他們研究的結論似乎沒有受到「客戶」的注意。「客戶」居然不重視他們。接下來怎麼辦？最簡捷的辦法，走向媒體。

這個時候，艾爾斯伯格在另外想辦法。他出席了一個有關審判戰爭罪的討論會，在會上他向一些國際律師說明，如果國際上有對戰爭罪行的審判，那麼他知道有這麼一批五角大樓文件，他宣稱這些文件對於審判的意義，相當於「二戰」末的紐倫堡文件。他甚至向一些律師描述了五角大樓文件的內容，並且表示，只要有審判的機會，他個人可以作為被告，或者作為證人出庭，從而讓法庭發出傳票，強迫五角大樓交出文件。他甚至慫恿一些憲法律師發起民事訴訟，想用這個辦法促使法庭發出命令，把五角大樓文件作為證據公布出來。

富布萊特為此非常憤怒。可是，限於美國政府的分權體制，作為國會議員的富布萊特，不能直接干預白宮行政分支的決策，更不能干涉軍事。艾爾斯伯格在悄悄複印了五角大樓文件以後，就設法見了一次富布萊特，告訴他有這樣一批五角大樓文件，並且告訴他，五角大樓文件證明，當年所謂北越攻擊美軍艦隻，根本就是一場虛驚，北越並沒有攻擊美軍艦隻。也就是說，等於國會受了五角大樓和白宮的愚弄。

這就是越戰歷史專題組的任務。麥克納馬拉明白，他下令做這件事很可能要弄巧成拙。專題組弄出來的東西，很可能暴露出他本人在對越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失策和錯誤，使他自己面子上不好看。可是他還是啟動了這個項目，而且他只要求這個項目是「包羅萬象和客觀的」，此外不再對這個項目進行干涉。事實上，他一次也沒有和專題組的負責人蓋爾伯見面，儘管他們就在一個樓里辦公。正是這一點，表現出麥克納馬拉作為一個政界人物的責任心和歷史感。他不以自己個人的形象為重。他知道，你可以有機會在歷史舞台上表演，但是你不能篡改歷史。同時，作為一個主要決策人之一，麥克納馬拉建立這樣的研究項目，也反映了在大的世界新局勢面前，一個身處高位的人之局限和困惑。至少，對於他來說，他不是有意傲慢和要做錯事。只是處理如此一個混亂紛雜而又危險的世界局勢，超過了他的能力。

向國會表達自己的意願，這是美國百姓都知道的，特別是在選舉前，這種表達在達到一定人數以後，效果會體現出來。不過，每個人只有一張選票，所以每個人的表達也就只有一個人的分量。喊話的對象，通常是你手裡的選票能影響到的人。比如，你所在的選區選出來的眾議員。你對別的眾議員表達意願，就可能沒有什麼作用；還有本州的聯邦參議員，對他州的參議員，你的意見就沒有那麼大的分量了。所以，對政府立法分支表達意願，雖然是美國體制下民眾可以用的手段，但是這種手段就像選票一樣，是必須有一定的分量才會有作用的。

對五角大樓秘密文件的研讀，使艾爾斯伯格徹底完成了從鷹到鴿的轉變，從此以後，他成為一個狂熱的鴿派人士了。以前他對越戰的質疑還集中在美國的國家利益，主要立論是美國在越南遭受挫折的軍事捲入是不可能成功的，這是一系列錯誤的決策。現在，他的反戰立場更多地集中在這場戰爭對越南和美國造成的人道災難和社會問題。

現在，懷著反戰使命感的艾爾斯伯格，還能做些什麼呢？誰也沒有想到，在此以前，艾爾斯伯格已經出格地做了一件事，為迫不得已時採取一個大動作，做好了準備。

好了，下封信再給你聊五角大樓秘密文件走進新聞界的故事。

麥克納馬拉是美國管理階層的典型精英，受過良好的教育，自信、聰明、堅定，同時對自己有明確的道德要求。可是，無論有多少好的教育，不論你多麼聰明，人的智慧總是有限的。面對複雜的「冷戰」局勢，麥克納馬拉這個聰明人還是義無反顧地踏入了越南戰爭的泥淖，後悔莫及。

就在這個時期，美國在肯尼迪總統手中，漸漸地深陷於越南戰爭。艾爾斯伯格發現越戰問題大有研究之處。但對越戰的情況稍加了解，他就對形勢產生了焦慮，覺得越戰的前景很不妙，他想知道為什麼。幾年的工作，使他對國際危機的高層決策過程特別有興趣，他就想探究美國在對越政策上到底有沒有問題。為此，他要求把他派到越南去。這個時候正是1965年的春天，美國對越南北方大規模轟炸的所謂「滾雷行動」正在計劃之中，同時還計劃派遣更多地面部隊去南越。艾爾斯伯格在了解這些計劃的過程中，也主張實施這樣的計劃。這個時候，他是一個鷹派。

我們也可以看到，反戰人士的思維出發點，和政治決策者的思維出發點，還是有很大的距離。這種距離其實反映了現實世界的許多無奈。這我們以後再聊。我們先回到艾爾斯伯格的故事。

「冷戰」時期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時期。誰也沒有遇到過這樣的狀況。在「冷戰」期間，由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組成的兩大陣營，相互對峙。在美國人的眼中，極權制度是他們萬萬不能接受的。按理，兩大陣營大可各自試驗自己的制度。可是，一方面「冷戰」緊緊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又是一個雙方都擁有核武器的新時代。有世界大戰的教訓在前，對雙方來說，對方都擁有毀滅性的武器，所有的人都是神經緊張的。事後諸葛亮可以說，對方並不一定是一個成功的制度，不用那麼緊張。可是在當時，沒有人敢掉以輕心。軍備競賽，對戰略要地的錙銖必較，防止對方陣營的擴張，對當時的人來說，是性命交關、生死存亡的大事。非常慶幸的是，雙方還算是克制的，沒有弄出一場大家一度都以為無可避免的毀滅性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來。得承認在這樣的壓力下，是很容易犯錯誤的。

這個時候的艾爾斯伯格，雖然是文職人員，工資卻相當於一個將軍。他的教育背景使他一旦認定了一個道理，就應該為這個道理去做事。他回到蘭德公司不久，1967年下半年，由於他的專業訓練、經歷和才能，他以蘭德公司僱員的身份，參与了越戰歷史專題組的工作。這個時候，他在工作中已經不再掩蓋他的鴿派觀點，他經常和人爭論，經常參加各個層次的討論會，在會上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發表對越戰的看法。這種反戰的立場並不妨礙他參与越戰歷史專題組的工作。事實上，專題組為了達到麥克納馬拉要求的「包羅萬象並且客觀」，故意地網羅了不同觀點的人才，既有鷹派，也有鴿派。

富布萊特有這麼些文件在手裡，他在考慮怎麼做。參議員有參議員的思維習慣，他不會貿然公開這些文件。他後來說到，他知道可以用這些文件做一些文章，但是不經過官方的正式發布程序而公開文件內容，就在程序上留下了漏洞。這樣做不僅可能使外交委員會招致攻擊，而且破壞程序是對制度本身的傷害。他認為，他還是必須遵從合法的聽證會的程序要求。作為國會外交委員會，他們以前也曾經要求行政部門送交保密文件，用於國會的不公開的會議。在保密規定上，只要有一個細小的失誤，行政部門以後就可以拒絕向國會遞交同類文件。這是他無論如何必須避免的。

越戰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我們大概只能夠說，自己的運氣比較好，不必在一個緊張的時代，被迫面臨一個這樣困難的判斷和選擇。

1965年，艾爾斯伯格初到越南的時候，他還是滿腔鷹派熱情。他作為愛德華·蘭斯代爾將軍的特別助理，本來是去實行「太平村計劃」的。他在南越到處走動，接觸下層，廣交朋友，弄得軍方對他的安全大傷腦筋。他能雙手左右開弓使用手槍，也經常隨軍隊出動巡邏，雖說不上出生入死，卻也不是養尊處優。

可是，怎樣把這信息告之國會呢？

1970年5月，美軍入侵柬埔寨，國內反戰運動風起雲湧。在反戰示威騷亂中，肯特大學的四名學生被維持秩序的國民衛隊槍殺。我們多次看過當時的資料和紀錄片。至今為止歷史學家也難以搞清，在一片混亂之中，是怎麼開起槍來的。很多大學為此停課。基辛格的一個助理，安東尼·雷克，憤而辭職抗議入侵柬埔寨。富布萊特召開外交委員會的聽證會，艾爾斯伯格在聽證會上作證。他指出，美國對越政策所依據的國家戰略利益的內在邏輯嚴重不足，所以，要理解美國對越政策的連續性，必須考察這些決策的國內政治背景。他指出，歷屆行政分支對越政策有一個從不在正式文件上反映的九-九-藏-書動機，就是都想避免在自己手上遭受「失敗的屈辱」，為此而長期在越南支持一個腐敗的、不得人心的獨裁政權。

國會這條路不通，下一條路就是新聞界了。

說到五角大樓秘密文件，不能不提到六十年代涉入越南戰爭最深的一個人，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

艾爾斯伯格是遊離在美國政界、軍界和學界的一個所謂精英分子。在越南問題上，他是從鷹派轉變為鴿派的典型，最終成為一個熱情的反戰分子，扮演了「五角大樓秘密文件案」的主角。他在五角大樓文件案中的遭遇和作為，典型地表現了在美國的權力結構下，一個普通人為了自己的理念和觀點能夠做的一切。要說明他為什麼會這樣做，還得從這個人說起。

美國政府立法和行政分支的定期改選，行政官員的輪換制度，使得美國政府的政策永遠處於動態之中。在這樣的體制結構下，美國是沒有必要提倡「改革」的，它永遠在改革。它的糾錯機制和決策機制一起，是這種選舉和輪換制度的本能。

美國新聞業也是處於自然發展的狀態。凡是自然發展的新聞業的特點，就天然站在權力的批評者的角度。我們現在都已經習慣了公僕的說法，按理說，公僕為大家服務，做得好是應該的。出現問題，公眾有權知道、有權批評。這個監督、批評的角色是天然地由媒體擔當起來的。因此，政府和媒體之間的衝突也是很容易發生的。我曾經告訴過你，兩百年發展下來，美國政府已經習慣了媒體的社會角色，很少去「惹」媒體。可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越戰期間發生的「五角大樓秘密文件案」，美國政府卻和兩個大報打了一場官司。

為了理解麥克納馬拉的想法，我們必須了解美國政府的一個歷史淵源，這就是美國政府行政分支官員的輪換制度。

這個越戰歷史專題組，原計劃只是找五六個人，在本職工作之餘，用三個月的時間收集匯總資料。一旦開始，才知道工作量巨大，遠遠超過了原計劃。國防部和負責外交的國務院各部門，所有人都表現得十分合作，調集資料只要一聲令下，沒有人表示異議的。這個工作最終動員了幾十個優秀工作人員，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

只有理解了這種制度結構，才能理解美國內外政策的動態性質。美國的管理者是民主選舉出來的。可是，並不是說民主制度就不會犯錯誤。它一樣由人來決策和判斷，任何人的判斷決策都有可能出錯。但是這個制度不容易惡意地堅持錯誤。自私和私利擋不住對錯誤的糾正，因為這種糾正，不依賴於人，而依賴於制度。

手裡有了這樣的文件，在必要的時候就拿得出根據來，能講清了。他開始尋找國會裡有可能被他打動的人物。他的主要對象是聯邦參議員J．W．富布萊特，當時的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是參議院的一個重量級人物，也是一個主張從越南撤軍的議員。

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想全面地檢討一下美國在越南和印度支那的政策，想知道當前的政策到底是怎樣形成和演變過來的。他沒有經過總統和國務卿，就在自己管轄的國防部內，搞了一個「越戰歷史專題組」，由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局ISA的萊斯利·蓋爾伯負責。

1969年，艾爾斯伯格花了八九個月的時間，利用他在蘭德公司的研究機會，仔細地閱讀和分析五角大樓文件。艾爾斯伯格在調閱和保管五角大樓文件的時候，按照蘭德公司的規章，簽署了妥善保管文件、不複製其中任何一部分的保證書。

聯邦參議員邁克·格拉弗爾後來指出：「五角大樓文件告訴了我們一些以往被故意隱瞞和歪曲的事實。五角大樓文件證實，我們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里，已經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化，一種用保密作為盾牌的脫離美國人民影響的國家安全文化。五角大樓文件證實，我們原來為保衛這個國家而設立的政府官僚機構，現在已經失控。」

正是這一段戰場上的親身經歷，使得這個狂熱的鷹派年輕人從此產生了懷疑：歸根結底，我們到底是為了什麼在這個地方動槍動炮呢？正因為他親自上過前線，又深入南越底層，他知道並且理解，南越游擊隊的抵抗是為了把侵入他們家園的外國人趕出去。相比之下，他覺得很難為美國軍隊的參与提供正當理由。

你已經看到，在建國初期，美國的聯邦政府官員很少，政界還是少數人的活動領域。那時候的權力結構更分散，大部分所謂從政的人都是在地方上施展身手。而聯邦政府的財政、外交、國防等領域，只是一個不大的圈子，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少數人群。經過三四十年，到1826年，這種情況有了一個重大的變化。那一年，第一個出身平民、從1812年對英戰爭中打出來的安德魯·傑克遜當選為總統。他非常反感那種少數精英統治的政治，主張「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新總統撤換前任任命的行政官員，搞大換班。這種制度，有一個不大好聽而很容易誤解的名字，史稱「政治分贓制」。

他從文件中讀到的戰爭真相，特別是戰爭對越南造成的死亡和破壞，使他寢食不安，他感到了一種「個人責任」。他決定採取一個大動作。1969年9月，他在一個朋友的幫助下，向一位廣告商租用了一台複印機。那個時代，複印機還是比較昂貴的設備，不是到處都有的。然後，每天晚上，在這個廣告商的辦公室，等所有人都下班離開以後，他從蘭德公司把五角大樓文件帶出來，在自己兩個孩子的幫助下，開始複印這批高度保密的文件。

因為他深入底層，了解真情，他也對當時軍方感覺良好的所謂「太平村計劃」表示懷疑。他親眼看到，所謂「太平村」根本就不太平，腐敗的南越官員製造一些假象，向美軍虛報成果，而美軍則自欺欺人地把這些成果再報告給華盛頓的國防部和白宮。他覺得，以往總統和國防部對越戰的看法是受了下面的欺騙，要是高層了解真實情況，就不會做出這樣的決策了。他想，他必須向最高層報告這裏的真實情況。為此他違反通常的報告程序，越級向國防部遞交了一份「揭示真相」的報告。但是，這一報告一點沒有產生期望的作用。

艾爾斯伯格還不死心。基辛格要求提供一份反映美國政府各機構，包括軍方、中央情報局、大使館等各路人馬對越戰的觀點，艾爾斯伯格十分賣力地交給他一份報告，長達一千頁。基辛格將艾爾斯伯格秘密召到首都，要他概述這一報告，以便向總https://read.99csw.com統傳達。可是，艾爾斯伯格的觀點，像泥牛入海，無聲無息。尼克鬆主政的美國，仍然深陷越戰之中。

一直到1969年6月，越戰歷史專題組才搞出了它的最終報告，總共七千頁的文件，彙編成洋洋大觀的四十七卷。這就是後來被稱為「五角大樓文件」的越戰歷史文件。

艾爾斯伯格建議富布萊特，通過國會公開五角大樓文件。他給了富布萊特一份他自己搞出來的五角大樓文件摘要，想說動富布萊特在國會公布這份摘要。

萊爾特馬上表示收到了富布萊特的信，但是拖了一個月才正式回復。在回信中，國防部長正式承認有這樣一套文件，但是隨即說明，這套文件含有高度敏感、高度機密的原始資料，麥克納馬拉的出發點是將這套資料用於遙遠將來的研究，所以，這套文件的使用是嚴格限制的。很多涉及總統和內閣人員的通信，在政府的分權結構中一向被看做是不受其他分支幹預的行政特權；很多涉及個人的原始資料是在保密的前提下才用於編入文件的。所以，國防部長直截了當地拒絕了富布萊特的要求。

1968年大選，艾爾斯伯格希望新當選的總統可以對越戰決策做出重大轉變。那年是共和黨的尼克鬆當選，他上任以後新任命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要蘭德公司分析一下美國對越政策的所有可能的選擇。蘭德公司的頭頭推薦了艾爾斯伯格。艾爾斯伯格為基辛格起草了一份方案清單，然後花了四天時間給基辛格分析所有這些方案的利弊。這份清單因為要全面，就包括了所有可能想到的方案，從一個極端：向北越扔一個核彈；一直到另一個極端：美國單方面從越南全部撤出。艾爾斯伯格向基辛格推銷的想法是，美國必須爭取通過和平談判來結束越南問題。基辛格把這個方案清單轉交給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時候，卻剔掉了從越南全部撤出這一方案。

對於美國政界來說，五角大樓文件和其他正式官方文件不同的價值在於，它收集了大量主事官員個人的筆記、會議記錄、電話記錄、備忘錄等「個人文件」，從而反映了幾十年來國家重大決策形成的細節過程。人的弱點、由人組成的政府的弱點，均暴露無遺。五角大樓文件實際上描繪了在白宮和國防部里已經形成的一種僵死的官僚主義文化氛圍。一個聲氣相投的小圈子互相庇護、互相呼應，控制了決策過程。反對的聲音、正常的理性和常識往往受到壓抑。糾錯機制長期以來功能不良，而主要負責人故意地忽略了這個問題。

這條思路，就是走司法程序來公開秘密文件，儘管很困難，因為美國的法庭一向避免涉足國防和外交領域，這也是分權和制衡的結構決定的，但是並不一定走不通。美國的法庭有司法自制，對接受案件有明確的要求，但是一旦法庭認為有理由啟動程序，別的政府部門通常盡量避免公開對抗法庭命令，這也是三權分立的遊戲規則決定了的：法庭是平時權力最小的分支，一旦動起來，威力最大。

美國曾經是一個紙上的制度遠遠超前于社會現實狀況的國家。你要知道，美國直到第十九個總統海斯總統時，才剛剛在白宮用上電話。我有時候也想，一個現代的制度在一個后古典的國家，是怎麼運作下來的。一方面，他們非常幸運，越過一個個難關沒有翻船，雖然支付了極其慘重的代價。它是世界上第一個這樣的大國，沒有別人的經驗可以借鑒。而他們走過的路，卻可以成為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後來者應該設法避免他們發生過的悲劇；不能因為美國打過一場內戰，因此認為自家要打一場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另一方面，他們幸運的是，在上層，他們有一個依據《獨立宣言》和憲法理想的文化和精英核心在那裡；在民間，哪怕再后古典，那是一個自然發展中的社會，經濟制度、民間社會，都沒有被政治強行扭曲。

除非你手裡有特別分量的材料。艾爾斯伯格就認為，由於他的特殊經歷，他參与的蘭德公司和國防部的計劃，特別是他接觸到的五角大樓文件，他掌握了這樣重量級的材料，能夠引起國會的重視，從而通過聯邦政府立法分支對行政分支的權力制衡，來促使政府改變對越政策。

艾爾斯伯格出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的芝加哥，父親雖然是工程師，卻在大蕭條中失業。因為父親必須尋找工作，他就隨父母到處搬家。他從小是一個有天賦而且表現出志向的人。六歲，他就能背誦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十幾歲時彈鋼琴就達到能夠和樂隊演奏協奏曲的水平。在學校里他樣樣都來，籃球、跳水、跳崖、辯論、登山，也樣樣都出色。中學畢業，他就以優厚的獎學金進入哈佛大學，這些獎學金不僅支付他的學費生活費，甚至支付他每年回家探望父母的路費。這個國家為他提供了理所當然的機會。中學里的同學夥伴公認，他是他們當中以後最有可能做出大貢獻的人。

可就是這送往蘭德公司的五角大樓文件，引出了後來的故事。

這樣做的必要性在於，事實上的決策過程往往和個人有關。比如一個主意是怎樣產生的，通過怎樣的渠道和方式，得到權力中心的注意和重視，最終成為帶來後果的重大決定。這種細節反映了決策的真實過程，卻不會記錄在正式形成的官方文件里，而只會留在個人的筆記、備忘錄、互相傳遞的紙條、通信和電話記錄里。要反映和了解幾十年裡國家對越政策的決策過程，就必須及早把這些資料和正式文獻一起彙集起來。

以後，從1967年開始，麥克納馬拉對越南戰爭的激|情開始消退。他公開反對轟炸北越的人口密集地區，在給總統的備忘錄中要求約翰遜總統明確限制派到越南去的美軍人數。但是，戰爭本身已經在他的推動下高速運轉，他想讓它停下來也一時做不到了。他的反對意見總是被總統約翰遜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否決，他的意見越來越得不到總統的重視。與此同時，美國在越戰中繼續越陷越深。

所以，艾爾斯伯格敢偷偷複印絕密文件，富布萊特卻不會在國會公布他拿到的文件摘要。他把文件摘要往國會辦公室四樓外交委員會的保險柜里一鎖，轉https://read.99csw.com身給新任國防部長萊爾特寫了一封信，說他了解到國防部在麥克納馬拉指示下搞了這樣的研究，有這樣的一套文件。他相信這套文件對外交委員會考察越南政策問題有極大的幫助，請送一套來讓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一閱。

麥克納馬拉是肯尼迪總統1961年上台以後，把他從福特汽車公司總裁的位置上找來當國防部長的。肯尼迪被刺殺以後，約翰遜上台，麥克納馬拉還是繼續當他的國防部長。這一段時間，是美國在越南戰爭中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的階段。麥克納馬拉參与了這一時期越南戰爭政策制定的全過程。可以說，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所有重大決策，都是經過麥克納馬拉之手出去的。所以，有一種說法是：越南戰爭是「麥克納馬拉的戰爭」。

艾爾斯伯格向國防部和基辛格傳遞了他的鴿派觀點，卻沒有得到一點期望的反應，而他又是一個有使命感的人，不願意看著國家陷入越戰而袖手旁觀。他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他的個人意見被淹沒在各種不同意見的汪洋大海之中。要為國家改變對越政策有所作為，他的下一步能做什麼呢？依據這個制度，他很自然地想到，要向國會喊話。

1969年春，艾爾斯伯格回到蘭德公司，這個時候，五角大樓文件剛好完工，油墨未乾，就送到了蘭德公司。沒有什麼人對這樣龐大冗長、枯燥零碎的文件彙集產生興趣，卻正中艾爾斯伯格的下懷。他原來就參与過這個計劃，對文件有所了解，卻沒有讀過全文。這些年來，他一直關注這個問題，並且具備透徹了解越戰歷史的經驗和背景，更重要的是，他深深地沉浸在為國家結束這個戰爭助一臂之力的使命感之中。艾爾斯伯格利用在蘭德公司護送和保管五角大樓文件的機會，拿出學者的勁頭，苦讀這套文件。

高度機密而流傳範圍極小的五角大樓文件，真正讀過的人寥寥無幾。除了項目負責人蓋爾伯以外，只有一個人是認真讀了的，這個人叫丹尼爾·艾爾斯伯格。

可是，老資格的參議員富布萊特卻不會這樣做，因為這涉及國防部定下來的機密文件。按照美國憲法和法律，議員在國會的言論有立法豁免權，隨便說什麼都可以，法律不能追究國會議員立法活動中言論的刑事和民事責任。於是國會的日常活動，如果不是涉及國防外交機密的閉門會議，就都是公開的，不僅向新聞界記者開放，也向民眾開放。所以，國會議員在言論中，也有責任注意保守國家機密。國會議員違法泄密，也是要負法律責任的。那麼，國會議員怎麼判斷哪句話是機密，哪句話不是機密呢，難道每句話都掂量一番嗎？其實沒那麼麻煩。國會議員都知道，是看你講的內容來路是不是符合規則，也就是說，看程序上是不是合法的。

富布萊特發現，他仍然無法搖動白宮和五角大樓的固執，機密在行政分支手裡，而且他們一意孤行，而他自己在發表講話的時候，還得小心不要在程序上破壞保密規定。1970年8月7日，富布萊特在參議院講話譴責了國防部在五角大樓文件問題上的態度。他說：「行政分支又一次讓國會吃了閉門羹。」但是，他警告說：「有一句老話，在華盛頓，沒有什麼可以長久保持秘密的。我希望第一個得到這套歷史文件的記者，能夠和我們委員會分享。」

盧兄：

五角大樓文件還展示了「二戰」后美國行政分支和國會的關係，在戰爭權力問題上的一個明顯轉變。美國憲法規定，只有國會有權對外宣戰，白宮和五角大樓只是執行機構，戰爭的開關是在國會手裡。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國會宣布參戰以後，美國才正式派出軍隊的。

五角大樓文件顯示，一直到艾森豪威爾總統，還是恪守這一戒律的。艾森豪威爾認為，白宮和國防部如果想向海外派出軍隊參与戰爭，則先必須得到國會的授權。所以，一直到艾森豪威爾主政，五角大樓派到南越去的，還是數量有限的「軍事顧問」。可是，後來的肯尼迪和約翰遜總統，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搞的是陽奉陰違，以向海外派出士兵不需國會批准為理由，逐漸「戰爭升級」，把對越政策搞成了未經國會宣戰的事實上違憲的戰爭。這一破例，是越南戰爭留下來至今仍有後患的遺產。

他在閱讀中，越來越懷疑美國介入越南事務的合法性。經過對越南問題歷史的一番回顧研究，他的結論是，美國介入越南事務時的所謂北越入侵南越，不成理由。越南人自己會解決他們之間的分歧。如果美國不介入，越南就不會有這樣一場戰爭。他認定，越南戰爭是一次入侵，是美國干涉了越南的事務。蘇聯和中國的干涉，相比之下都是次要的。

在這個時候，美國建國已經將近兩百年，聯邦政府已經是建國初期不可能預想到的一個龐大國家機器了。站在今天，美國人會很慶幸，幸虧在他們的制度還不完善的時候，聯邦政府相對也很弱小。政府發展到今天這樣的規模，又深涉國際事務，如同一個巨人，行動帶著很大的慣性，一個失誤，就可能帶來大的後果，要轉回來也並非易事。假如沒有完善制度的制約，政府更是可以為所欲為了。

其中有兩套送往著名的民間智囊機構蘭德公司，其中一套送往它在加州聖莫尼卡的總部，另一套送往它在首都華盛頓的分部。國防部高層之所以要送這兩套絕密的文件給一個民間智囊公司，不僅因為這是久負盛名的、為美國政府出謀劃策的思想庫，還因為國防部高官知道，在龐大的官僚系統里，官員輪換，人來人往，重要文件往往會淹沒在公文往來之中，丟在角落裡積灰塵，到用的時候卻誰也不知在什麼地方。而民間公司反而比較穩定，萬一要用這套文件的時候，還不如去那兒要。當然，這種民間公司對於保密的規定，也是一樣要遵守的。

祝好！

可惜，律師們沒有被他說動，因為他們認為啟動司法程序的條件還不具備，法庭還不會就這樣接受他們的案子的。

結果，富布萊特就處於一種十分微妙的狀態：他知道有這樣的文件，他甚至看過一些文件複印件，但是在任何公開場合或在聽證會上，他不能提到五角大樓文件，更不能引用其中的內容，因為它們還沒有正式發布。富布萊特再一次給國防部長寫信，要求正式調閱五角大樓九*九*藏*書文件。這一次，他連回信也沒有收到。

在複印的時候，他們用紙片遮蓋住每份文件上都有的「機密」、「保密」或「絕密」的印章，使得複印件上不再有這樣的字眼。複印以後，再把原件還歸蘭德公司檔案。

在哈佛他學習和研究經濟博弈論。讀到畢業，他又得到威爾遜基金會的資助，去英國學習高級經濟學，一年以後回到哈佛完成碩士學位，碩士論文答辯得到了「優加」的評分。接下來拿博士學位幾乎是必然的了。可是他突然推遲了這個學習過程，志願參加海軍陸戰隊，要求服役兩年。

他選擇富布萊特為喊話對象是有道理的。富布萊特作為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在國會通過任何和對外關係有關的法案或決議上，起著至關緊要的作用：這種法案和決議通常是經過外交關係委員會遞送國會表決的。1964年的東京灣危機（北部灣危機）期間，軍方宣稱美軍艦隻遭到北越攻擊，國會因此通過了「東京灣決議」。而白宮和五角大樓就把這個決議當成國會同意對越宣戰，這樣就掃除了「只有國會有權對外宣戰」的憲法限制，五角大樓因此「合法」地開始大規模轟炸北越，並向南越派出地面部隊。

越南戰爭以後的幾十年，美國人對越戰的教訓做出了各方面的檢討和反省，也對當年參与決策的每一個個人的所作所為都反覆地查驗。毫無疑問，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失誤，麥克納馬拉和當年的肯尼迪總統、約翰遜總統，要負重要責任。麥克納馬拉本人在後來的回憶錄中承認，他們這些當年為美國制定政策的人犯了錯誤。「我們錯了，可怕地錯了！」他的聲音在電視上反覆地播出。

來信收到。你說：「以前我真沒有想過，美國有新聞自由的憲法修正案的時候，竟然還沒有真正的新聞業。你提到的《華盛頓郵報》和美國政府的抗衡，是不是那個有關越戰的『五角大樓秘密文件案』，你以前在給我講尼克鬆的『水門案件』中提起，卻一筆帶過了，沒有展開。現在能不能詳細講講這個事？」我就試試吧。

與此同時，艾爾斯伯格千方百計在背後推動富布萊特，想要參議員先生用五角大樓文件採取行動。在1970年初，他一下子給富布萊特的助手送去了從二十五卷五角大樓文件中複印下來的三千頁文件，有些他乾脆直接就從郵局寄過去。因為反正美國的郵局是不檢查印刷品內容的。

富布萊特立即再給國防部長寫信，希望國防部長能夠採取「更合作」的姿態。他告訴國防部長，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能不能接觸這一套文件，涉及憲法所規定的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的權力平衡問題，特別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如果參議院要行使自己在對外關係方面的憲法責任，外交委員會就必須能接觸到有關外交事務的背景資料，而這種資料只有行政部門才掌握。

這是不是說，美國政府的政策就沒有連續性、一貫性，就不可靠了呢？事實上，儘管美國每四年一次大選，大選之間還有一次中期選舉，總統和國會議員處於輪流大換班之中，但是從幾十年的時間尺度來比較，美國的內外政策，相比其他大國，卻是相對最穩定的。因為民眾價值觀的穩定，通過選舉表達出來，決定了美國政府政策的相對穩定。

與外界的想象不一樣的是，越戰文件顯示，事實上，美國中央情報局曾經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歷屆總統，所謂的多米諾骨牌理論是站不住腳的，不必如此緊張。而且，中央情報局還一再地告誡總統，即使美國在越南有動兵的理由，如此動法也是註定無效的。中央情報局很早就明白，美國應該撤出越南。這種聲音，卻被歷屆總統們當做一般的反戰聲音而忽略了。歷屆主政者，先讓自己相信：我們在越南做的是對的，然後再去把這樣的結論推銷給民眾。

為什麼從杜魯門到約翰遜的幾屆總統，有民主黨的也有共和黨的，會走這樣一條路呢？他們腦子裡在想些什麼，使得他們在越南戰爭問題上如此作為？這套文件第一次明確地揭示了美國政府官員們當時的恐懼，這就是所謂的「多米諾骨牌理論」：他們擔心，如果南越倒台投向蘇聯陣營，就會產生連鎖反應，所有印度支那國家，乃至所有東南亞國家，都會一個一個地變色，並且擴展到其他地方，「冷戰」雙方力量的對比就會有大的改變。

當他從軍隊回到哈佛的時候，由於他的學術背景和從軍經歷，他得以參与了蘭德公司的半職研究工作。那個時候，蘭德公司是受雇於美國空軍的民間智囊機構。在完成博士論文以後，他於1959年帶著妻子和兩個孩子搬到加州，全職參与蘭德公司的研究。他經常被蘭德公司派到首都華盛頓，為國家的防衛政策提供諮詢。這個時候是他最春風得意的時候，也是他最自信的時期。

這套文件揭示了美國對越政策的起源，它是怎樣演變的。從文件中可以看出，早在「二戰」將近結束的時候，杜魯門主政的白宮就忽視了胡志明要求美國支持的呼籲，轉而支持南越的吳庭艷。從艾森豪威爾到肯尼迪，一脈相承地向南越派出「軍事顧問」。文件展示了三十年中對越政策中的重大事件，比如「東京灣決議」是怎樣發生的，美國怎樣走上了戰爭升級的道路。

對於美國政府中始終關注越南和印度支那問題的專家，特別是對政府的對越政策抱懷疑態度的人來說，雖然這套文件中並沒有什麼特別出乎意料的新材料，但是卻證實了，人們長期以來對美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決策的懷疑、批評，是有一定道理的。

麥克納馬拉在1967年對美國的越南政策產生疑惑的時候，回過頭去看，這個一貫自信的人眼前一團迷霧。美國對越南和印度支那的政策，必須追溯到「二戰」後期的杜魯門總統時期。杜魯門是民主黨的總統，接下來的艾森豪威爾是共和黨的，再下來的肯尼迪又是民主黨的總統。約翰遜總統雖然是民主黨接了肯尼迪的班，但是肯尼迪兄弟倆和約翰遜政見不同是公開的秘密。麥克納馬拉覺得，有必要收集和保存幾十年來美國政府行政分支對越政策的資料，從而使得以後的決策者可以從中做出探究。

艾爾斯伯格隨軍隊巡弋海外，到過中東。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時期，他剛好在中東，他就有機會第一次通過了最嚴格的安全背景審查。也就是說，他通過了「政審」，被確認為是在國家安全事務中完全可靠的人，這對他以後接觸最高機密打下了基礎。在那個時候，這個一路順風而野心勃勃的年輕人，是一個隨時願意響應號召為國獻身的愛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