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民主社會，民眾最起碼需要一個知情的權利和公開討論公共事物的平台。民眾必須知道政府在試圖推行怎樣的政策和立法，必須使得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的官員在他們的監督之下，而且有權質詢和他們有關的重大議題。民眾必須有表達反對意見的機會。制度必須提供讓民眾表達反對的機制。今天，美國國會在提出一個議案之後，都公之於眾。在表決之前，媒體已經有過充分的討論，各個相關的利益集團，也會通過遊說，向國會議員傳達他們的意見，強烈反對的人們早就走上街頭遊行。這樣國會強行通過「壞法案」的機會就有可能減少。假如法案不公平，一出來也會被民眾告入法院。可是，在美國建國初期，這樣的一套民主監督機制恰恰都還沒有完善。

同樣，這樣的大的媒體集團，它可能有自己的黨派傾向，可是為了商業競爭，它必須在最大程度上滿足讀者的需求，也就是客觀上行使社會公器的職能。有影響力的大報必然會刊登最高質量的、反映不同觀點的專欄作家的文章。而黨派們雖然也有一些自己的刊物，但是都不可能是大的媒體。他們寧可向這些大報投稿，表達自己的意見，也比自己養一份報紙合適、影響更大。美國的政黨組織鬆散，沒有強大的黨產，全靠從民眾中募捐。政黨無法從政府，也就是從納稅人的腰包里掏錢，而媒體規模今非昔比，黨派已經根本養不起這樣的媒體巨無霸了。

其中的典型，就是那個被從歐洲招到美國來打南北戰爭的約瑟夫·普利策。他的一生，幾乎就是美國新聞業的發展史。他那個時代的報人，都抵擋不了炮製轟動新聞，甚至不惜製造假新聞的同業惡性競爭。可是，在經歷一切之後，普利策開始相信：「每一期報紙的刊發，都提供了一個機會，又是一種責任，要說一些給人勇氣的真話，要超越平庸與傳統……要有勇氣擺脫黨派的偏見，還要有勇氣擺脫大眾的偏見。」「要永遠絕對的獨立，永遠不懼怕抨擊邪惡，不論作惡的是巧取豪奪的富人，還是故意作亂的窮人。」

1870年，著名的美國作家馬克·吐溫寫了《競選州長》，抨擊了這樣的「選風」。他以第一人稱虛構了自己競選紐約州長的經歷，描寫一個正人君子如何被對手在媒體上步步抹黑。結尾時，馬克·吐溫發揮想象力，描繪「自己」在公開場合，被一群不僅穿得破破爛爛，而且膚色各異的孩子圍上來，抱住腿叫「爸爸」，結果精神崩潰，退出競選。可是直到1884年大選時，共和黨攻擊競選對手克里弗蘭時，還是活像《競選州長》小說的現實翻版。這樣的選風，一直要等到民眾和媒體的素養大面積提高之後，才逐漸改變。

1911年，他在死後留下二百萬美元，建立哥倫比亞新聞學院和每年一次的普利策獎，支持他追求的新聞精神。這樣的新聞精神逐漸在美國成為主流，後繼者中，就有在1933年買下《華盛頓郵報》的尤金·梅耶。

現代民主國家，不論它是君主立憲制還是共和制，實際上都是代議制民主。也就是說，它都是間接的民主，都是由一些民選的、但基本是精英階層的議員和行政官員在代民議事。即便是林肯總統這樣出身貧苦農夫的兒子，在他入選總統的時候，你可以斷定，他自己本人已經不再是一個貧苦農夫，ｈtｔｐｓ://ｒeａd•99csｗ•ｃｏｍ而是一個政治精英了。反而是一些專權的國家，他們的議會可能充斥著大量底層民眾，因為在這裏並不需要議員們事實上的管理和判斷能力，需要的只是能夠控制他們。

兩個候選人的人格也備受攻擊，亞當斯被形容為「偽君子」、「騙子」、「瘋子」。而傑弗遜被攻擊為「怯弱」、「陰謀家」、「揮金如土」、「放蕩不羈」。他們各自的私生活也在私下出現種種謠傳。作風嚴謹的亞當斯甚至被造謠說，當年他在倫敦出使，曾經命令平克尼去物色四個漂亮情婦，然後兩人平分。亞當斯聽了之後，在給朋友的信中幽默地說：「我以我的名譽起誓，假如確有其事，平克尼將軍就把我給蒙了。他把四個都留下了，連我的那兩個都給獨吞了。」

識字的人也少。還在殖民地時期，這裏的人就意識到教育的至關緊要。在1715年，北美的大多數城鎮，不論其規模大小，都已經為建立學校特地留出了土地。可是，很少有地方是付得起老師的工資、建得起學校的。直到1790年，美國的立法機構才立法，免費給兒童提供非常基本的一點教育。等到這些孩子長大，成為潛在的報紙讀者，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同時還有大批移民的文盲或不通英語的人湧入美國。就在第二年，1791年，美國包括「新聞自由」在內的權利法案得到通過。所以，一方面可以看出，美國的國父、各州的精英們，他們是非常有前瞻眼光的政治家；另一方面，當時美國的水平、民眾的水平，確實還遠遠落在後頭。

建國初期，不僅報紙是稀少的奢侈品，報紙本身也沒有對自身的規範做成熟的思考，它只是一個不大的圈子裡的讀物。它可以刊出《聯邦黨人文集》這樣的高水平的文章。也隨著黨派對立，紳士圈外越來越多的人的參与變得粗野，有些報紙一度就是紙上的大眾語言，並且大有一發不可收拾的趨勢。用今天的標準去看，這些報紙大量在肆意誹謗。一個整體文明水平不高的社會，媒體濫用自由是一件非常容易發生的事情。政黨運作對民眾的動員，很容易變成媒體大戰。

在1787年，傑弗遜說，「假如在政府和報紙之間只能二者存一，假如讓我來決定，我毫不猶豫會選擇要報紙。」在1788年，華盛頓將軍說，他非常期望有朝一日，報紙刊物能夠送遍美國的城鄉，這比任何其他東西都更能夠「維持自由」。說著這些話，他們就像是在面對一個非常遙遠的未來的美國。

接下來，媒體的進一步成熟，就是脫離它的黨派性。從一個個不同政黨的喉舌，回到社會的公器的位置。

可是，你還記得麥迪遜對黨派活動的思考嗎？他認為人在扎堆的時候，會失去榮譽或人格對自己行為的制約，結成群的人很容易互相為不良行為提供虛假的理由。黨派活動一開始，它負面的一面馬上就暴露無遺。那些作為政黨喉舌的報紙，幾乎無一例外地走向極端。它們過分地吹捧自己黨派的領導人物而猛烈抨擊對方，甚至搞人身攻擊。

另一方面，就像當年在美國的建國時期，出現一批有思想的紳士一樣，媒體、新聞業，也出現了一批有思想、有事業心的精英。他們開始承擔起媒體作為社會公器的責任來。

你看，美國建國初期，得到的是怎樣一個超前的共和制度，而國家卻還處在古典社會。兩百年來，美國社會經歷工業化、現代化，發生著巨大的改變。它從無序到有序，是在經歷了教育的普及、制度細節的完善、經濟的不斷發展、技術的進步，以及包括媒體在內的整體國ｈttｐs://reａｄ.９９ｃｓw•cｏｍ民素質的提高。甚至，是從內戰的血的教訓中取得經驗和反省，這是一個漫漫歷程。他們沒有可以借鑒的經驗，全靠自己磕磕碰碰的摸索。可是，他們沒有放棄對制度的信心，其原因是，他們來此尋求自己的幸福，他們已經根深蒂固地習慣了自由，而他們相信，這正是這個制度可能提供給他們的東西。

對立的兩黨政治開始的同時，民主就自然開始深化。政治家各自要宣揚自己的觀點，要動員民眾支持自己的主張，要「擴大影響」，就會想到報紙。雖然一開始，這樣的「古典報紙」還無法抵達普羅大眾，只是精英圈子及其外圍的讀物。

在那個時候，美國的報紙不僅很少，讀者也非常有限。可是，美國報紙的產生和歐洲的傳統是一樣的，它是民眾的耳目，是自由城鎮的社會公器。在歐洲，最早的時候，是大家出錢，請一個新聞人，每天舉著喇叭，走街串巷，把大家關心的事情，也就是新聞，喊出來。這裡有當地的新生兒的消息、婚禮和葬禮的消息、雜貨鋪新到商品的消息，總之，它的誕生是因為大家的需要。

你已經看到，美國民主剛剛開始深化，就遇到分裂的危機、走向內戰，把社會推到危險的邊緣。南北戰爭其實是政治家們遵循他們的政治理念，遵循他們自己對國家、民眾根本利益的理解，堅持要去打的一場戰爭。如果說得極端一點，那是林肯的戰爭。即便那是一場「正確」的戰爭，從民主的角度來說，也很難說是大多數民眾的願望。我們已經看到，權力階層即便在民主社會，仍然不等同於單純的民意集中和表達，它可能成為一種更智慧一些的管理，也可能成為一種調度民眾的力量。

我們前面聊過，在美國，以揭短甚至不擇手段攻擊的負面競選，曾經一度隨著民主向深度和廣度的演進愈演愈烈。因為民主的擴大，意味著動員民眾更成為當務之急。而當總統候選人也來自民間之後，一些候選人不再顧及紳士之風。這不僅在聯邦政府的選舉中，在地方選舉中也是這樣。

就在這個時候，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美國開始經濟起飛，終於從一個農業窮國向現代化的富國轉型。整個社會出現無數暴發的機會和利益分配的機會。在令人目眩的財富積累面前，實踐的制度仍然落在發展的後面，相應於一個強大工業國的制度規範並沒有跟上。權錢勾結和腐敗也開始盛行。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是，媒體已經成熟，承擔了重要的、社會監督和制約的功能。而美國多年在普及基本教育上的努力，使得民眾的水平也在隨之而提高。

在美國，報紙脫離黨派是從兩條路走出來的。一方面，由於競爭，開始形成大的報業集團、媒體集團。它的資金之巨，是沒有一個黨派有能力隨意操縱它的。可是，由於報業本身不受任何人的鉗制和約束，這種自然的商業競爭也曾經走向大規模製造假新聞、聳動新聞的道路。最終，也是依靠商業競爭，依靠民眾對真情實況的需求，才把新聞界拖回了正路。

可見，美國報紙是一個自由社會的自然產物。政黨雖然有發行一張喉舌報紙、宣傳自己主張的需要，但是，他們沒有掐住別人嗓子不讓發聲的可能。因為政黨之間是平rｅaｄ•９9ｃｓｗ.ｃｏｍ等的。唯一的可能，是政府出面，假借一個正當的特殊理由，扼殺不同的聲音。可以說，絕大多數當政者都是不喜歡聽到尖銳批評的，這幾乎是人之常情。人是有弱點的，這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要保證新聞自由的原因。因此，你看到，儘管規定了國會「不得立法」禁止新聞自由，在亞當斯時代和林肯時代，都還是藉著備戰和戰爭，試圖消除反對的聲音。

今天就聊到這兒吧。

簽訂了對英的和平條約《傑伊條約》之後，華盛頓受到了共和黨報紙前所未有的猛烈抨擊。罵得最凶的是富蘭克林的孫子。他是《費城黎明報》的編輯。假如說，在華盛頓任總統的八年中，報紙上對他的批評，還有「批評政府」的意味，那麼，在1876年第一次有黨派競選的大選中，兩派的媒體就開始有了激烈的「戰爭」。

就從表達民意的媒體來說，在今天，美國人都知道，他們最重要的陣地就是媒體，最重要的權利是言論和新聞自由。可是從林肯年代倒回去半個世紀的建國初期，媒體在很長時間里，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一開始甚至可以說是不存在的。你是不是感到奇怪？其實好理解：在那個時候，美國論經濟的話，還太窮；論印刷技術，還沒有發展；論民眾的文化水平，還普遍是文盲。沒有今天意義上的媒體，只有「古典的報紙」。

在美國獨立戰爭的前夕，十三個殖民地加起來，只有二十幾張報紙。在打贏這場戰爭的1783年，全美國只有四十三張報紙。而且，那時的報紙，是沒有什麼報社記者的。只是那些有著簡陋印刷設備的人，在印著一些小冊子、書的同時，順便印一些刊登新聞的、信紙大小的小紙片。這些印刷廠老闆自寫、自編、自印的當地新聞，這就是美國的「古典報紙」了。富蘭克林就干過這個，他們家樓下就曾經有一個簡陋的印刷機。很多這樣的出版社兼印刷廠的地方，必須賣點其他雜貨，才能維持生存。

這樣專業的新聞精神在美國終於建立起來。美國國父們曾經指望新聞自由能夠作為對政府制約的一個巨大社會平衡砝碼。現在，具有這樣職能的媒體，終於一步步形成了。我們曾經在電視上看到，觀眾打電話詢問一位著名主持本人對某個重大事件的看法，這位主持的回答是：我的工作是儘可能迅速、準確、完整地把發生了什麼事情告訴你，結論是要你自己來做出的。尤金·梅耶的龐大報業傳給了他的女兒女婿。多年以後，這張報紙終於以獨立的社會立場，和美國政府進行了一場抗衡。

當時很多人都懷疑，一個有強烈黨派傾向的共和黨人，怎麼可能辦出一份獨立的報紙來。可是尤金·梅耶堅持要走獨立、客觀的道路。他認為報紙要反映社會真實，要為民主社會服務。1935年3月5日，他在報社發表了他的辦報原則：

那個時候，美國的印刷技術遠遠落後于歐洲。直到1816年，大多數報紙還是手工印刷。古典報紙是手工品，因此是昂貴的東西。印數很低，質量也差。大多數的紙張都是從英國進口的。直到1790年的紐約，才剛剛有了印數達到一千份的報紙。一般都只印幾百份，而且也不是天天出。報紙的發行太困難。一張報紙經常是私下傳來傳去地，要傳給很多人看。直到1820年，也就是門羅總統的時代，大多數的美國報紙還是每周、每兩周，甚至更長時間才出一次。美國的紳士們主要是看萬里迢迢用船運來的英國報紙。英國報紙才是正經的現代報紙，可是，一般民眾是看不起的。

祝好！

在民眾整體水平不高的時候，民主化甚至會加劇這樣的競選和報紙的粗俗化。報紙反過來又給社會風氣帶來負面的作用。華盛頓將軍曾經從他的紳士理想出發，想象過報紙的普及，會「改良自由、文明的民眾的道德性」。他根本沒有想到，報紙的粗俗化遠遠走在民眾的文明化之前。

因此，代議制民主，總是一個精英佔絕大多數比例的管理階層，這是現實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他們是把民意咀嚼消化之後，再根據自己對民眾利益的理解來決策的。也就是說，一個政治家和他的選民之間，總是有差距的。好的政治家，必須比民眾更有「前瞻眼光」，壞的政治家則偏離民眾利益。

直到美國的工業革命之後，報紙才逐漸變成了新聞業。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報紙能夠大量印刷，成本驟降，成為「一分錢的出版業」，一張報紙只賣一分錢。識字的人增多，交通和發行變得更便利，在美國報紙終於不再是上層精英們的奢侈品。美國報紙的「平民化」正好和政治民主深化同步。1832年傑克遜總統的當選，在美國歷史上是精英政治向平民政治演化的一個標誌，他贏了這場大選，卻也是第一次公開把底層粗俗的習氣帶入大選運作。他嫌本黨報紙的宣傳還不過癮，散發了大量傳單，以粗俗的語言，對在任的約翰·昆西·亞當斯總統進行人身攻擊。他可以這樣做，是因為那時的美國大眾就是粗俗的。民主是深化了，可是，平民政治為大選帶來的負面作用，久久難以消除。底層的民意更直接地進入了政治，底層的陋習也被帶入媒體，紳士政治的彬彬有禮被掃蕩而去。

在華盛頓和亞當斯任正副總統的時期，他們的紳士之風，使他們完全置身於黨派的媒體大戰之外。而當時的內閣成員，作為財政部長的漢密爾頓以及作為國務卿的傑弗遜，都強烈感覺到，自己需要有一個喉舌，把自己的聲音喊出來。這是任何黨派誕生之後，都自然會想到的事情。漢密爾頓資助和支持了宣揚聯邦黨人觀點的《美國新聞報》，而傑弗遜暗中支持了一份《國家新聞報》。傑弗遜也曾經從紳士的理想出發，反對黨派活動。他說過一句名言：「假如要加入一個黨派我才能進天堂的話，那麼，我寧可不進天堂。」可是，和聯邦黨人截然相反的政見，使他最終事實上改變了看法，成為共和黨人的精神領袖，而且非常積極地投入了黨派活動。因為政見的分野，產生兩極差異。新的政治環境，使得紳士們相互交換意見，已經不能解決所有的分歧、取得一致。最終，你必須去訴諸最大可能的民眾支持，通過政權輪換，才可能讓國家有機會來試試你自己的政策。

在南北戰爭之前，美國已經出現了強大的新聞業，有了一小時印出一萬張報紙的能力。隨之，南北戰爭爆發，戰爭新聞要求及時準確的報道，成就了美國新聞業的現代化。從那個時候開始，記者變成一個專業人員的形象。南北戰爭之後，1880年左右，美國的報紙迅速發展到一萬多種。

上次給你聊林肯總統的故事，是想讓你能夠感受一下，什麼是現代民主政治下的平民政治家。他們完全不同於建國初期政治家們的紳士風格。可是，民主化在美國是必然的趨勢，也是美國國父們在制定憲法時所期待的走向。在我看來，林肯總統是一個非常倒霉的總統。他面臨如此分裂局面，局勢逼著他做抉擇。他無路可走，只能就他自己read.99csw.com的判斷，兩害取其輕。不論哪一種選擇，他都必須背負沉重的後果，因為他是總統。至於他的判斷是對是錯，是今天在美國仍然有爭議的事情。

尤金·梅耶是個猶太人，他事業成功、富有。在他的理念中，他應該以某種方式回饋社會。他加入了一些慈善機構，最後，他決定以辦媒體的方式實現他的理念。尤金·梅耶是個共和黨人，也曾投入過幫助總統競選的運作。作為一個首都大報的主人，他認為，一個偉大國家的首都應該有一份好的報紙。他相信美國人，他們一旦了解了事實，就一定能做出正確的選擇。他不認為應該以自己的黨派性來向民眾做宣傳和說教，而是認為，「我要把無偏見的事實告訴他們」。

盧兄：

我們一次次提到的那個1800年大選，出現大肆個人中傷，即所謂的負面競選。糟糕到如此地步，在當時的美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出現。傑弗遜被報紙稱為是一個「法國人」，而亞當斯則被稱為是一個「英國人」。亞當斯的局面更是腹背受敵。共和黨人稱他為「戰爭販子」，極端的聯邦黨人卻罵他對法國太「怯懦」。雙方媒體對他們可能當選的前景，針對民眾的弱點，做出種種聳人聽聞的預測。例如，站在共和黨一邊的激進的《費城黎明報》說：亞當斯要上台了，「如果你們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力挽狂瀾，就準備當奴隸吧」。而聯邦黨人的報紙則給傑弗遜貼了「無神論」的標籤，警告民眾，假如傑弗遜上台，大家都要把《聖經》藏起來，否則將會不安全。傑弗遜事後說，他們從來也沒有來問過我對宗教的看法。

事實上，民選的議員仍然可能通過不符合民眾利益的法案，行政分支的官員也可能背離民眾。尤其是監督制度還沒有在實踐中得到完善的時候。理論是可以單純的，社會生活千變萬化。人對社會發展的掌控能力是有限的。建國初期的美國是一個有大量移民，成分複雜、流動的貧窮國家。今天的秩序，其實經歷了二百年的坎坷道路和整理，才逐步取得經驗。我只是不可能把所有曲曲折折的故事，全部都在這裏講給你聽。

在現代民主政治下，選票在民眾手中，會出現許多試圖利用民眾的野心家。今天的美國人，從小在學校讀《公民讀本》，了解政府權力擴張的危險性，了解三權分立、政府三大分支制約和平衡的重要性，了解自己的權利。可是，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在一些情況下，民眾是多麼容易地被政治家說服和左右。我們經常可以讀到那些剛開始民主化轉型地區的人們的抱怨，說民主一套雖然熱鬧，卻有很多醜陋現象，老百姓也沒法弄清楚政治家是不是在弄虛作假，還不如早先不民主的時代，政治家高高在上，倒是顯得秩序井然。這種抱怨，源於對民主的思想準備不足。民主制度並不承諾永遠正確，只是給民眾提供了更多機會和可以由自己做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