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克曾經是一個用古老方式謀生的、山民和漁民的封閉小古國。現在，來到畢爾巴鄂，感覺是「開放」，我們感覺那是西班牙最「前衛」的地方。

所以，和政變有關的這三個人：特赫羅上校、米蘭斯將軍和阿爾馬達將軍，三人並不一條心。米蘭斯將軍和阿爾馬達將軍開始給各軍區司令們打電話，鼓動他們一起參与，接管政府。

這是將軍們的標準答案，其含義卻必須放到當時當地的具體場景中才能理解。國王胡安·卡洛斯很清楚，這一答覆的意思就是，如果國王站在政變軍人一邊，我們就跟著國王，改變這個國家，讓它走上正途；如果國王反對這場政變，那麼我們沒有別的辦法，也只好反對。

佛朗哥是對第二共和造反，當時國王已經被廢黜，軍人們只需跟從一個領頭的將領。只要軍人有這樣的意願，火候一到，出來一個頭領，將軍們就願意跟著一起反叛。內戰前，這個領頭的就是佛朗哥。可是現在不一樣。國王在台上，國王就是三軍將領。效忠國王的宣誓，對西班牙軍人來說，還是不可褻瀆的職責和榮譽。

西班牙國王必須是一個合格的軍人，這不僅是戰爭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制度文化的要求，他應該是軍人們眼睛里的合格領袖。國王和軍人們有著非常好的關係，他了解現代西班牙軍人，有能力賞識軍人的忠貞、堅毅和勇氣。他也理解軍人的苦衷，了解他們的困難。西班牙軍官在那些年裡新陳代謝，有了很多變化。國王在士官學校里的很多同學好友，現在已經成了高階將軍。國王雖然謹言慎行，但他始終知道以前軍內同僚的想法，在軍內也有一些鐵杆好友。

當天晚上，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約見各大政黨領袖，包括蘇亞雷茲、社會黨領袖岡薩雷斯、共產黨總書記卡利約、右翼政黨人民聯盟領袖佛拉加，向他們指出，政變雖失敗，卻並沒有解決西班牙民主政府的困難。國王本人被迫冒著自己聲譽和人身安全的風險，來親自化解軍事政變，這一事實說明，西班牙各政黨，沒有充分了解軍人在改革過程中的情緒。雖然參与軍事政變的人錯誤地估算了他們能夠得到的支持，但是軍人們對西班牙未來的希望，他們對國家現狀的失望，不應該再被忽視。他對這些政黨領袖說，對這些企圖顛覆的軍人，你們各政黨如果表現出公開的強硬的反彈，將是非常不明智的，如果把這一事件擴大到對整個軍界的負面看法，更是非常有害的。他要求各政黨回去檢討自己在這一事件中的問題，考慮怎樣爭取更高水平的全國團結。國王甚至警告政黨領袖們說，他本不應干預政事，如果再發生這樣的情況，國王不會再這樣做了。

所以，對胡安·卡洛斯一世來說，首先要明確的是自己採取行動的合憲性。事實上，事件之後還是有人指責說，國王出來應對軍人政變事件，超越了自己的憲法權力，是違憲的。國王對自己的傳記作家解釋說，當時他考慮過合憲性問題。他說，只要在議會大樓外面還有一個內閣級的部長或副部長是漏網之魚，沒有被扣押，文官政府就依然存在，那麼他就不能採取動作，只能聽憑這個殘存的文官政府去應付政變。這個殘存的文官政府採取的任何措施，國王本人都只能是「批准」。這是憲法規定的。問題是，當時所有內閣成員都扣在議會大樓里，生死未卜。文官政府已經失去功能。這種情況下，國王站出來的憲法依據是，憲法規定他是西班牙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有憲法權力來對西班牙軍人發布命令。

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對米蘭斯將軍未經他的同意就在公開聲明中打出國王名號，非常生氣。這顯然是最危險的，軍人們是在跟從國王，如果有人偽造國王意向，慫恿更多軍人參與政變，國王就會很被動。時間拖得越長，就會有更多人倒向那一邊。國王在王宮裡，立即開始向全國各軍區司令、各兵種指揮官打電話，詢問他們的立場。

還有，在那古老的譜系下，高貴的西班牙國王面對民眾，表現的卻是謙卑；而獲得自由的西班牙人，微微低下頭，卻高高挺起胸膛，胸前的紐扣，一閃一亮。

這隊轉播人員在著名電視主持人畢加托斯特（Jesus Picatoste）帶領下，好不容易通過森嚴崗哨，進入王宮。一番安排后，國王面對攝像機，發表了他著名的講話。然後，錄像一式兩份，由兩組人走不同的路徑，送往電視台，因為他們完全不知道外面到底亂成什麼樣。

有時候，人只是憑一種感覺。到過今天的馬德里、巴塞羅那、安達盧西亞，也到過畢爾巴鄂、格爾尼卡，還有貼著「埃塔」集會通告的小山村伊利扎德后，看得出他們把一切做好還需要時間，可是我們再不會以為，西班牙王國會變得分裂。幾十年來他們在相互走近，而不是漸行漸遠。因為，現在他們都是自由的、平等的，他們的心態是開放九-九-藏-書的、熱烈的、日漸輕鬆的。他們在對話，那不只是政治對話，他們一起為加泰羅尼亞的高迪和米羅驕傲，一起為馬拉加的畢加索驕傲，一起為巴斯克的古根海姆驕傲。他們最終一定會發現，原來他們一起在為西班牙驕傲。

這次政變，多少是因為國王前管家阿爾馬達將軍對米蘭斯將軍的誤導。國王明白，當務之急，是讓全國民眾和軍人了解國王的態度。

短短几個小時里，一切取決於國王。這樣的境地，對於國王是非常危險的。按照現代歐洲君主立憲的遊戲規則，國王是超越性的國家象徵，他沒有實權，也不干預政事。這是制度和國王的約定，這種約定是在憲法中確定下來的。國王的地位穩固取決於「國王不幹政」這一條件。西班牙憲法規定，西班牙是名義上的君主制，名義上國家主權在王室。但是王室並不實施國家主權，其標誌就是國王沒有最終行政權，任何時候都不再插手國家行政管理。國家實際上是主權在民，議會掌握一切實權。

就在畢爾巴鄂的主教堂前，我們端著橙黃色的啤酒杯，回看巴斯克四十年的歷程，已經可以看到非常大的變化。

從1898年開始，西班牙人苦苦追尋國家富強之路，走過了一百年的坎坷。他們廢黜了國王，卻換來了國家混亂。他們從歐洲引進了各色思潮，卻導致民眾分裂。他們想走強國之路，卻在左右極端之間振蕩。他們想複製一場十月革命，卻複製了一場內戰災難，換來了倒退、重新起步和三十六年佛朗哥的獨裁統治。終於在佛朗哥死後，用短短几年時間，順利完成了政治體制的改革轉型。

1982年10月28日，西班牙又一次大選，被史家認為是西班牙轉型的最終完成。其標誌是，通過大選，得票最多的第一大黨從中間偏右的民主聯合會，變成中間偏左的社會黨，執政權力順利地完成了向反對黨的和平轉移。社會黨的年輕領袖岡薩雷斯出任首相。

巴斯克的前景究竟會怎麼樣？最終的決定，是巴斯克人自己在做——這需要時間。

直到二十世紀的最後三年，人們看到了它——畢爾巴鄂的古根漢姆美術館。在人類建築史上，這個世紀，總算是沒有白白過去。

那天我們從格爾尼卡回到畢爾巴鄂，已經很累了。晚上，我們還是出了門。住在老城最大的好處，就是方便，出門就是最好玩的地方。夜晚燈火通明，滿街是人。我們打算先喝上一杯啤酒再說。於是來到一個小廣場，旁邊就是小酒鋪。

十年前，人們對「埃塔」的恐怖活動越來越不能容忍。1997年，當一名二十九歲的巴斯克地區人民黨政治活動家被「埃塔」殺害時，全西班牙有六百萬民眾上街抗議。

馬德里，1981年2月23日晚間。

特赫羅上校佔領議會，國王一無所知。國王手下的人從廣播里聽到此新聞，連忙報告國王。國王能看到的，也就是電視重複播放的那幾分鐘鏡頭。國王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不知道有多少軍人，都是些什麼人。他下令給馬德里的軍隊總參謀部打電話，詢問怎麼回事。電話那頭，接電話的人聽說是國王，連忙把話筒給了阿爾馬達將軍，說他有事報告。

他所得到的回答完全一致：陛下，我將完全服從您的命令，不論您認為有必要做些什麼。

你會相信，那裡面演出的一定是一個寓言而不是一場戰爭。這個寓言一定不是幼稚的而是哲理的、高深莫測的，一定是世界一流的藝術大師在執導。它厚厚的大門，被緩緩撐起，那隻著名的巨大蜘蛛，便骨骨節節爬出來，又猶豫著，在水邊暫停。這，只是一個序幕。

不過三小時，國王開始下令。夜裡九點多鍾，他命令手下人通知電視台，派出一個轉播小組前來王宮。電視台的人說，台里現在到處是軍人，連他自己都沒有行動自由，更別說派出轉播小組了。於是，國王命令，讓佔領電視台的軍官接電話。好不容易，那頭找到了領頭的軍官。王宮這頭把話筒遞給國王。國王問，誰在接電話？那邊不明底細，只好照實報告軍銜和姓名。接著，他聽到話筒里傳來這樣的聲音：我是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

在河中，是古根海姆浪漫的身影。伴隨它的，是一輪西班牙的銀色月亮。

特赫羅上校電話通知瓦倫西亞軍區司令米蘭斯將軍（Jaime Milans de九_九_藏_書l Bosch），議會已被控制，一切正在照計劃進行之中。然後，特赫羅上校到議會大廳宣布，將有高階軍官來掌控下一步的發展。

正規軍人是佛朗哥一類威權統治的最強大保障，也會成為轉型最困難的一關。1981年的西班牙，轉型在政治體制上已經達成，但西班牙軍隊的中立化卻還沒有完成。在西班牙悠久的軍人干政傳統之下，軍隊的變化會是一個漫長過程。在完成這個過程之前，必須讓軍人們相信，面前的這個文官制度是有效的。如果他們認為，面前的這個文官體制無效，管不了國家，軍人就會尋找自己站出來有所作為的理由。其實，文官政府必須有效，也是民眾對政府的一個基本要求。否則，總歸是危險的。這就是內戰時期和「2·23政變」的軍人，都認為自己是真正愛國者的原因。

西班牙應該為自己感到驕傲。驕傲兩個字，在西班牙才獲得它真正的意義。那不是一個封閉民族虛妄的傲慢，那是經過八面來風而終於獲得的定力。有來自羅馬的人，在西班牙建造的神廟裡，奏響古樂；有來自萊茵河的哥特人，在西班牙的土地上，縱馬馳騁；有來自北非的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王宮裡，讓泉水淙淙低吟；有來自法國的建築師和石匠，在西班牙設計的哥特式教堂里，讓聖壇下傳出輕輕的祈禱聲；有全世界的人，如我們一樣，背著行囊，在西班牙大街小巷、山川河流上留下足跡。

午夜過後，一點多鍾，國王的講話錄像突然出現在全國電視屏幕上。以一貫的尊嚴，他要求全體國民保持冷靜。國王明確表態，他不能容忍任何企圖打斷人民在憲法中達成的民主進程的行為。

巴斯克以外的西班牙人，相對於畢爾巴鄂，都算南方人。他們來到這裏，排著隊來看南方人畢加索的畫。一生大半在法國、死在法國、加入了法國共產黨的畢加索，他是法國人？西班牙人？馬拉加人？

今天，「埃塔」的暴力活動在明顯減少，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每年有將近百名被「埃塔」殺害的犧牲者，在2003年，只有三名被害者。一個重要原因，是巴斯克地區民眾的強烈反應。在格爾尼卡，有人告訴我們巴斯克人希望獨立，也有人說他們不要求獨立只要求自治，可是問到「埃塔」，他們都說，絕大多數的巴斯克人，都不站在「埃塔」一邊。一位女士把「大多數」，連著對我們重複了三次，使我相信，那是「絕大多數」。

排著隊，看著周圍在默默移動的人們，他們來自世界各地。我們讀過報道，自從古根海姆建成，畢爾巴鄂一舉成名。現在是旅遊淡季，各地的旅館都松下來，我們在畢爾巴鄂意外地差點住不上，是因為撞上了西班牙國慶節的長假期。那麼，我們周圍的人，應該有很多是西班牙人。在國慶節，他們選擇來畢爾巴鄂，看看他們嚮往已久的古根海姆。

寓言永遠留在城堡里，謎底沒有泄露。

1981年消解了軍事政變之後，西班牙政府著手和「埃塔」談判，以停止暴力為條件開始大赦一些關押著的「埃塔」成員。1984年，新上任的首相岡薩雷斯，繼續和「埃塔」就停止暴力活動展開談判，此後是斷斷續續的「停火協議」。

國王和佛朗哥之間，有著外人不了解也難以揣摩的關係。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從來不說佛朗哥的壞話，反而經常提起佛朗哥的臨終囑咐：「作為國王，陛下，您的任務就是保持西班牙的團結。」在西班牙政治改革進程中，國王認識到，他的任務，也只有他能夠做得到的，就是幫助西班牙軍隊跟上民主改革的進程。西班牙軍隊不應該是以往那種自在的、獨立於民眾和社會之外的令人害怕的力量，軍隊應該回到人民手裡。國王一直在幫助軍隊自我更新。

電話里一片寂靜，軍官就像麻木了一樣。接下來，他好不容易掙扎著，說出了一個西班牙軍人的標準回答：國王陛下，聽從您的命令！

假如白天來看過，夜裡一定還要來一次。那是舞動的、漫漫舒捲的、在夢幻中才可能出現的城堡。它抽象的變形的鐵壁銅牆，有金屬的質感，卻絲毫沒有堅冷的排斥。白天，在藍天白雲之下，天穹的無垠在限制它的體量。可是在夜晚，它周圍的一切都消失了，連同它的背景。它便令人驚異地開始伸展、膨脹起來，巨人般地展開自己，神秘地閃著迷茫而誘惑的光。

當我們來這裏旅行的時候，發現今天的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如明星一般，是民眾熱切關心追蹤的對象。他的大新聞、小故事，被西班牙人熱情地流傳在大街小巷。在馬德里，我們去過王宮，自然，那不是今天西班牙國王真正生活的地方。可是，我們讀到國王的傳記作家在書中說，他十七歲的兒子第一次和國王見面，國王看上去很輕鬆愉快地和他聊完之後，這年輕人憑著自己的直覺，在門外問父親，國王看上去為什麼這麼憂鬱？

在瓦倫西亞，軍區司令米蘭斯將軍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每過十五分鐘，地方電台就宣讀一遍米蘭斯將軍的聲明，說根據首都事變產生的政治真空，在得到國王陛下的進一步指示以前，保證軍區內的秩序是我的責任。然後宣布宵禁，禁止一切政治活動。坦克開上了街頭，接管重要的公共建築。工會組織和政黨組織馬上開始拚命銷毀文件，以防軍隊接管后對工會會員和政黨成員實施報復。在巴斯克地區，驚恐的民眾開始放棄家園，越過邊境進入法國避難。

夜深了，我們意猶未盡，慢慢沿著河走，朝聖一般的去看古根漢姆博物館。

放下電話，國王下令王宮衛隊全力戒備，不讓任何軍人闖入，特別不準阿爾馬達將軍進入。國王意識到，阿爾馬達將軍要的，就是讓外界誤以為他能夠代表國王意願。如果在事變之後他和國王在一起，或站在王宮裡向外發布意見，給外界打電話，就可以得到這個效果。只要阿爾馬達將軍進了王宮，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目的，就達到一半了。

如果國王不甘寂寞插手政治，就打破了這種約定和平衡，侵入了議會的權力範圍。這種做法只會危及國王自己的地位。反過來說，不管下面發生什麼事情，國王一概不管，那麼任何廢黜國王的行為都沒有合法性。國王在無所作為的約束下，地位最為穩定。

國王打電話給米蘭斯將軍說，他反對政變，他也絕不會離開西班牙去流亡，政變軍人想要成功，除非先開槍打死國王。然後，他把這個電話再用書面電傳，傳給米蘭斯將軍。

高齡的佛拉加回到家鄉加利西亞，在加利西亞選舉中獲勝，成為地區政府的首腦，至今仍然活躍在政治舞台上。曾經有一度，加利西亞在美洲的移民，總數超過家鄉的鄉親。這使得佛拉加和美洲很多國家關係很好，包括古巴領袖卡斯特羅。出生於1915年的前共產黨總書記卡利約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是人們仍然記得他為改革做出的貢獻。2005年10月，馬德里大學授予九十歲的卡利約榮譽博士學位。年輕的岡薩雷斯仍然在社會黨內活動。他的業餘愛好是東方盆栽藝術，在他擔任首相期間，他收集了一些盆栽精品，後來都捐獻給了馬德里的皇家植物園。

國王隨後命令他，護送一隊攝影小組，立即趕赴王宮。

其實，特赫羅上校根本沒打算殺人，他只是把重要人物單獨關押在樓上小房間。樓上有一個酒櫃，士兵們一見就高興壞了，輪流在此痛飲。順便，也算看管重要人物。

特赫羅上校的士兵把前首相蘇亞雷茲、社會黨領袖岡薩雷斯、共產黨總書記卡利約，還有梅拉多將軍等，一個一個地單獨押了出去。照中國老話：兵者，兇器也。西班牙內戰的血腥記憶猶在。議會大廳里，所有的人都以為，前面給押出去的那幾個，肯定是一走出門就給處決了，不知道下一個輪到誰，會不會輪到自己，什麼時候輪到。西班牙歷史上一再重演的軍人干政，似乎再次發生。民主面對槍杆子，竟然如此不堪一擊。

凌晨四點，米蘭斯將軍下令坦克開回兵營，解除戒嚴。第二天，特赫羅上校投降，米蘭斯將軍和阿爾馬達將軍隨後被捕，議員們平安回家。共產黨總書記卡利約後來面謝國王，說出了議會大樓里所有人想說的話：「陛下，是您救了我們的命。」

三十年前，西班牙的民主化，對巴斯克人來說，是最重要的一條分界線。從此，西班牙自由了，巴斯克人也自由了。他們開始有機會在自由的天空下，發展自己民族的文化，他們開始有必要考慮，他們是不是一定要獨立。

那天夜裡在老城，我們轉到夜深。在古老的廣場上，我們看著孩子們溜旱冰，周圍是一圈幸福的巴斯克父親母親們。我們在老教堂前，看著成對在長椅上聊天的老人，看著他們旁邊的巴斯克年輕人，在那特殊的老城、特別的燈光下，看得我們入了迷。

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話，直中要害。蘇亞雷茲一開始就認識到，必須讓所有人都參与到政治改革進程中來，不應讓任何人離異於外。他考慮的主要是政治黨派。而西班牙舊體制下的軍隊，被看成在政治改革中沒有角色的力量，至多是一種需要安撫的潛在威脅。而事實上，根據西班牙的軍人傳統，註定了他們不是「非政治」的軍人。西班牙軍人關心政治，有特殊的責任九九藏書感和榮譽感。這種傳統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消失。所以，把軍人排斥在政治改革以外，是前幾年各政黨都犯下的疏忽。

議會大樓里，所有議員被一網打盡。

幾天後，三百萬人在馬德里和其他大城市舉行「民主大遊行」，表達民眾對這幾年西班牙政治改革進程的支持，表達保衛民主體制的決心。民眾表達的信息是，不管轉型過程中出現怎樣的不盡人意之處，轉型是在人民的意願下展開的，具有不可置疑的合法性。各黨派領袖，民主聯合會的蘇亞雷茲、社會黨的岡薩雷斯、共產黨的卡利約和人民聯盟的佛拉加，手挽手地走在馬德里遊行隊伍的最前列，表達了各黨派在政治改革大方向上的一致和團結。這一信息非常強烈，卡利約的話說出了普遍的感受：「上帝拯救了西班牙」。

我們在世界各地都遇到畢加索，相遇時我們說，哦，畢加索！看到一張好畫的驚喜瞬間，我們並不關心他是出生在馬拉加，還是出生在畢爾巴鄂；我們不關心他是法國人，還是西班牙人。如同在夜晚，我們走到古根海姆孤堡前，小心翼翼地鑽到大蜘蛛的下面，坐在那裡，這時的世界里，不會有巴斯克和西班牙的糾紛。

許久許久，已經不記得有多久了，建築界再也沒能給人們帶來什麼驚喜。在我看來，巴黎的蓬皮杜博物館之類，都只是虛報的喜訊。沒有觀念的突破，沒有美學上的創新，天天在同義反覆地蔓延著令人厭倦的鋼、玻璃和水泥的世界。多久了？我們只看到小的驚喜，卻沒有大的震撼。因為，如若是創新，唯有佐以大體量公共建築的氣魄，才足以在建築歷史上，書上一筆。

西班牙軍人和民主改革派之間歷史性的敵對態度，通過這一事件在國王的親自參与下得到化解。在政變流產兩天之後，國會通過了國王提名的臨時首相。臨時首相向國王保證，以後將定期會見軍隊的主要將軍，向他們通報國家的狀況和政策。這種做法在美國這樣軍隊國家化的國家聽起來有點奇怪，在西班牙卻很自然，恰恰是政府和軍隊關係開始走上正常化的表現。西班牙民主制度的最後一個危險，終於過去了。

就在國王即將掛斷電話的一瞬間，突然，完全是一種直覺，他感覺不對。阿爾馬達將軍的語氣，一絲不苟，無可挑剔，太自然，太恭敬，太鎮定了，一點兒不像在突發事件下的反應。這時，國王身邊受命去了解情況的人剛好趕到，輕輕對國王耳語：事情和阿爾馬達將軍有關。一瞬間，國王突然明白了。他對電話中的阿爾馬達將軍說，我現在有一些文件要簽署，等我有空見你的時候，再請你來。

西班牙軍隊轉化的過程無聲無形，卻和國王在軍中的影響力分不開，這也和佛朗哥多年的安排分不開。國王從十歲開始，就在佛朗哥的親自照管下長大。他從小就知道，自己和普通人不一樣，他生來就有無可逃避的責任，他必須通過自己的地位，恢復西班牙的君主制。1969年7月22日，佛朗哥正式宣布胡安·卡洛斯為未來的西班牙國王。之後，胡安·卡洛斯曾經公開表示，他加冕之後，西班牙將是一個君主立憲的民主國家。佛朗哥有權把他立為國王，也就有權在他有生之年廢黜他。在佛朗哥的最後幾年，他身邊的人極力慫恿佛朗哥改變王儲。但是佛朗哥最終還是沒有改變主意。

在這畢爾巴鄂老城，到處是公共飲水器。飲水器在美國做得現代而簡潔，能滿足喝水功能就可以了。在這裏，總是把飲水器做得像小紀念碑一般，用巨大的石塊砌起來，規模不小。我們去喝水，低下頭，看到飲水器的花崗岩上有一個黑色的「埃塔」標記：一條黑色的蛇，順著一把黑色的斧頭盤繞著上升，吐著黑色的舌頭。上面是三個字母ETA。

城堡，曾經被上帝的手點撥。那無可比擬的、巨大的形體，分明在點化中曾經扭動。此刻，你能感覺深不可測的靜，又覺得其中悄悄必有埋藏，埋藏著難以估量的、預備著的動的張力。這種感覺似曾相識，陌生而又熟悉。

頭腦極為清楚的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並沒有歡慶勝利。

電話里是阿爾馬達將軍的熟悉口音。將軍恭恭敬敬：陛下，我這就親自前來王宮，向陛下報告情況。

畢爾巴鄂河，不寬也不窄，恰好可以修建那些美麗的橋樑。精心布置的燈光下，橋變得通體透亮。兩邊的街燈一起落入水中，又蕩漾起來，畢爾巴鄂頓時變得生動。古根漢姆，就在河邊。

四十年前，巴斯克面對一個沒有任何通融餘地的獨裁政權，它的文化被徹底壓制。那時候，獨立是追求自由的天然部分。就像一個大家庭，家長太專制，孩子一成年，就想要單過。那是每一個巴斯克人的強烈願望。任何組織，只要是鼓吹民族獨立，大家就覺得是追求自由的必然路徑，即便是恐怖組織，都可能獲得同情。

1986年，西班牙正式加入歐洲reａｄ•99ｃsｗ•coｍ共同體，也就是今天的歐盟。

這一軍人干政事件就這樣無疾而終，史稱為「2·23政變」。國王胡安·卡洛斯後來為參与政變的軍人辯護說，特赫羅上校等軍人，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開殺戒，沒有打算推翻西班牙的君主制。否則，他們不會不想到起事後第一要做的，是包圍王宮、切斷王宮的電話。如果他們這樣做了，國王將束手無策，事件的演變就可能完全不一樣。回顧這一政變，只有國王看到了這一點，指出這一點，並且堅持要把政變處理成「和解」。

在西班牙憲法被批准的時候，巴斯克發生了一次關鍵分裂。那是巴斯克的兩大黨決裂。一部分人站出來，反對恐怖主義。就在這裏，畢爾巴鄂的大街上，遊行隊伍的前頭，有人舉起了兩隻和平鴿。從此以後，不再是純粹的西班牙和巴斯克的對決，巴斯克人也在和自己對決。

政變的策動者之中，有一個阿爾馬達將軍（Alfonso Armada Comyn）。他曾經是國王的教官，和國王有二十年的交情，同王室成員關係非常好，一直任王室管家。可是，蘇亞雷茲對他極不信任，在改革初期曾把他派到安達盧西亞的山區擔任軍區司令。他在偏僻荒山裡，一肚子懷才不遇。後來終於調回馬德里，擔任總參謀部的第二把手。他痛恨蘇亞雷茲的改革，認為蘇亞雷茲下去，就應該由他來領導國家。他鼓動特赫羅上校，利用自己幾十年在國王身邊的資格暗示軍人說，起事是國王的願望。他自己並不出面，而是想在軍人起事之後，自己擔任政變軍人和國王之間的調解角色，一舉成為不可代替的重頭人物。如此一來，新政權缺了他就不行。

對西班牙軍人來說，這時和佛朗哥起事時的國家狀態，有本質不同。

今天的西班牙，有著不同的民族自治區，巴斯克只是其中的一個。他們都在發展自己獨特的文化，然而在觀念上卻變得越來越接近，交流越來越容易，這是他們漸漸走向不分離、攜手互惠的基礎。

眼前，畢爾巴鄂河，在靜靜流淌。

我們在第二天白天，又去了一次古根海姆。為看畢加索的兩幅早期油畫，人們排著長蛇陣。畢加索是西班牙南部城市馬拉加人，2003年，在他的家鄉馬拉加，終於也建立了畢加索美術館，展品是家屬的捐贈。排著隊，百無聊賴。我抬起頭，不斷在看古根海姆變動的內部空間。室內不準拍照，我卻一點不覺得遺憾。

這是全世界古根海姆系列中，最精彩的一個美術館。二十世紀最光彩奪目的建築，落在畢爾巴鄂，一定不會是偶然的。

國家行政管理已經癱瘓。在西班牙議會制之下，首相和內閣都跟議會一起被特赫羅上校拿住，文人政府的內閣成員無一漏網。此刻，這個國家真正有實力的，是西班牙十一個軍區的司令，包括瓦倫西亞軍區的米蘭斯將軍。如果他們都站在特赫羅上校一邊，那麼西班牙軍人將又一次成功地干預國家政治，改變國家的方向。消息飛快到達西班牙大小城鎮，很多城市的電台，突然開始沒完沒了地播放軍隊進行曲，什麼也不明說，就是一曲接一曲雄壯的軍樂。

我久久留在那昨夜的古根海姆印象中，並不認為現在身居其中的那個空間，就是昨夜把我們拒之門外的同一個古根海姆，我要把這印象帶走。我甚至很慶幸，我們是深夜來的，城堡沒有迎我們進去。它只給我們放出了那隻大蜘蛛。

瓦倫西亞是東部地中海邊的重要城市，在巴塞羅那南面一點兒，當年內戰初期共和國政府臨危撤出馬德里，就是先轉移到瓦倫西亞的。

國王胡安·卡洛斯和西班牙軍人的關係和感情，非同一般。這一點，他和西班牙的其他領袖都不一樣。1948年，他的父親、流亡中的唐·胡安請求佛朗哥，允許他把十歲的王子胡安·卡洛斯送回西班牙，就是要讓王子接受一個西班牙國王應有的教育。根據國王和有關人士的回憶，佛朗哥負責對王子的教育，相當盡職。他接受的教育，可以比肩任何一個歐洲王室之後。王子接受完整的傳統的學校教育，進入陸海空三軍軍官學校，接受一個士官生的訓練。從軍校畢業后，按規矩在軍隊服役。國王此後表現出來的素質、思維方式、思想傾向，都和他接受了完整的歐洲教育有關。

那個和國王一家是世交的作家說，憂鬱是國王一生的基調。

假如有什麼人，試圖對我說，因為建築師弗蘭克·蓋里（Frank Gehry）來自遙遠的美洲，因此，這是美洲的幻想落在了畢爾巴鄂，我肯定不會相信。在這裏，我清清楚楚看到高迪在西班牙土地上深深紮下的根，看到那久違的、一百年前的高迪播下的種子，在這裏發芽和生長，看到一百年前，「九八」一代的西班牙之夢，在變幻出一個莫名的、未來的形象。它無可名狀。可是，毫無疑問，它披上了西班牙全部的色彩，美得令人驚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