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工人為改善自己生存處境選擇的「解放之路」，其核心就是組織起來成立工會，並且以法律手段保護自己的利益。

所以在這初秋的日子里，在勞動節，美國的勞工或出門度假、野餐，或休閑、聚會，這是他們的一個輕鬆的日子。春天的勞動節和悲壯的《國際歌》歌聲就這樣被淡忘了。

可是不久，當時保守的最高法院認為羅斯福的新政過分干預私營經濟，在一次裁決中宣布，NRA是違憲的不再存在，NRA的7a分部也自然消失。然而，這個時候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政治家認識到立法干預勞資關係的重要性。無論是在經濟平穩的時期，還是在經濟蕭條的困難時期，勞工和資本的關係是一種互相依存、互相對抗而尋求雙贏的關係，力量和利益必須在困難的協調下達到平衡，而政府必須在這樣的平衡過程中起積極的作用。這樣的思想，在以往政府不干預經濟的傳統中是沒有的。

5月4日草集廣場的集會一開始是和平的，因為剛好碰上一個下雨天。當最後一個演講者還在台上的時候，人群已經開始解散，廣場上只剩下二百來個人，這時候卻來了一百八十多個警察，命令集會解散，並開始驅趕工人。就在這最後的時刻，不知什麼人向警察扔了一顆炸彈，當場炸死一個警察，還有六個警察後來死於醫院，有七十多個警察受傷。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美國民眾進入了現代史上生活最艱苦的年代，大批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率高達四分之一。也就是在這大蕭條的年代里，聯邦政府開始了一系列干預勞資關係的立法。這一過程一波三折，由此奠定了美國工人運動的基調。

這幾年，美國發生過幾次大罷工，比如聯合包裹公司UPS的罷工。這些罷工最終都是靠談判妥協的，這些罷工都沒有對經濟、對民眾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由於「二次抵制」是非法的，因此過去以罷工作為唯一手段的工人是處於弱勢的；今天，在立法的支持、工會組織的強大、政府的中立協調、利用法律保護等手段下，人們大多把罷工看作一種姿態，一種工人力量和訴求的象徵，人們都明白真正重要的是在談判桌上進行的較量，談判和雙方的協調退讓成為解決問題的主要方式。

記得當我還是一個小學生的時候，我就聽說了這樣的說法：勞工神聖！勞工怎樣神聖呢？我卻沒有去細想。我的前半輩子，在很長的時間里不是農民就是工人。當農民自可不提，即使是當工人，拿著最低時一天七角人民幣，最高時一個月三十六元人民幣的工資，我沒有任何可以討價還價的餘地，也沒有選擇做哪一種工作的權利。因此在那幾十年的日子里，我從來也沒有再去想過，勞工是否神聖，勞工怎樣神聖。

可是在二十世紀初，美國工人生活還很艱難的日子里，很多大工業城市的工人是會唱《國際歌》的，那悲壯的戰鬥的歌聲曾經在工人的集會上響起過。

一百年前美國緊繃著的勞資張力被緩解了，一個雙贏局面在雙方的努力下逐步建立。

在美國工會運動早期，人們就逐漸意識到，在勞資衝突中，政府的干預、立法和司法給各方留下的活動空間，對衝突的結果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爭取妥協、爭取雙贏，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唯一對所有的人都有利的結果。一方全贏，一方全輸，從長遠來看沒有勝利者。

1932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當選總統。1933年3月，羅斯福開始一系列旨在刺|激經濟、養活失業工人、恢復全國信心的計劃。在他的敦促下，國會立法建立「全國恢復管理局」（Na九-九-藏-書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NRA的7a分部專門管工會的登記，負責保證工會的合法存在，並以工會集體的力量和僱主談判。儘管7a分部並沒什麼實權，它的建立卻被千百萬工人看成是政府為工人參加工會打開了綠燈。

這個裁決發出了兩個信息：第一，司法訴訟有可能成為解決勞資衝突的途徑，工會一方和僱主一方都有可能利用這樣的途徑，也都有必要知道什麼是合法的，什麼是非法的；第二，工會對公司的抵制，只能在「直接抵制」的範圍內進行。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Act）明確規定二次抵制非法，從此以後類似的二次抵制在美國工會運動中就消失了。不過，最高法院在同一案中也裁定，根據憲法的言論自由條款，工會可以在商家門口豎立宣傳標語和宣傳員，告知民眾他們要抵制的某公司的某產品是「不公平的」，號召民眾「不要購買」，這是合法的，但是不能說這些賣商品的商家也是「不公平」的，不能號召民眾不去購買這些商家的所有商品。後面這種做法就是「二次抵制」，就是非法的了。

一個多世紀前的美國工人，每天要工作十到十四個小時，生活非常艱辛。1881年成立的最大的工人組織：美加產業和勞動工會聯合會（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 and Labor Un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即美國勞聯的前身）把爭取八小時工作製作為首要的目標。他們在1885年宣布，八小時工作制將在第二年，即1886年的5月1日開始實行。這一號召得到了工人們的廣泛響應和支持。當時領導著工人運動的，有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左翼社會主義者。工人運動的中心是芝加哥，工人鬥爭的主要手段是罷工。在以往的大罷工中，比如1877年的鐵路工人罷工中，各州政府都應企業主的請求，派出警察、國民警衛隊來打擊罷工工人。大企業則出資為這些警察和國民警衛隊購買武器裝備，以對付罷工工人。在那個時代，罷工很容易造成暴力衝突，其原因在於罷工是工人一方的唯一對話手段，而企業主一方沒有接受這種對話的習慣。工人罷工，企業立即可以招收其他人幹活，罷工等同於自尋解僱。罷工工人的唯一辦法是堵塞工廠入口，阻止別人上班，而這種做法卻是非法的，企業方面就可以尋求警察幫助，粉碎罷工工人的糾察線。

早期北美的勞工又有從歐洲帶來的按照行業組織工會的傳統，比如木工工會、石工工會、印刷工人工會。在工業革命的過程中，各地工人組織過很多小規模的工會。

彼得的木工工會成為了一個樣板，成立工會的風潮席捲美國。工廠工人、碼頭工人，到處都組織起來要求保障勞工權利：八小時工作，穩定的有保障的工作職位。彼得和其他工會商議，要設立一個勞工者的節日，這個節日定在7月的獨立日和11月的感恩節的中間，讓工人們在這四個月的辛勞中多一天休息和娛樂。這就是9月的第一個星期一。

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對《瓦格納法》做出了修正。1959年，《蘭德倫·格列芬法案》（Landrum Griffin Act）對此又做出了修正。至今，這些法案仍舊制約和協調著美國工人運動和勞資關係。從此以後，罷工不再是美國工人和企業主對話的唯一手段，甚至不再是主要的手段。勞資對話開始從罷工示威現場轉向談判桌，而政府特別是聯邦勞動部有時候甚至是總統，成為勞資談判桌上的對話媒介和協調人。

警察立即向工人開槍。有多少人被警察的槍彈打死打傷九*九*藏*書，後來一直沒有確切的統計。到底是什麼人向警察扔的炸彈，也一直沒有查出來。但是，警察隨後襲擊了工會領導者的家，數以百計的人被逮捕，恐怖一時籠罩著芝加哥的工人區。受打擊最重的是無政府主義者和左翼社會主義者。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民權運動中，聯邦政府通過了一系列法律，大幅度地偏向社會弱勢群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實現了美國工人百年來夢想和爭取的目標。1963年，聯邦立法規定男女同工同酬，禁止性別歧視。五年後《反年齡歧視法案》通過，有效阻止僱主解僱和歧視四十歲以上的工人。最重要的是1964年的《民權法》，由約翰遜總統在白宮簽字生效。約翰遜總統在簽字儀式上特地提到，這個歷史性的法案，如果沒有工人和工會的長期努力是不可想象的。這個法案的歷史可以上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全美勞聯的主席說服羅斯福總統發布行政命令，建立「聯邦公平就業委員會」。

有三十萬名會員的勞聯發動過幾次罷工，有些失敗，有些則成功地爭取到了八小時工作的條件。勞聯發動的這些罷工都是和平鬥爭，儘管在那個時代，多數企業主還沒有意識到有必要和工會談判，有必要做出讓步。工會的每一次成就都來之不易，但是工人的自我意識卻在一步一步地覺醒。

早在北美殖民開發時期，有技藝的勞工就在各殖民地起著重要的作用。隨著「五月花」號來到普利茅茨的清教徒中就有工匠。落腳在詹姆斯河口的弗吉尼亞殖民地，也曾要求英國多派出工匠。早期殖民地城鎮里的鐵匠鋪，常常就是鎮民們議事集會的地方。美國的勞工從一開始，就有地方事務主人的意識。《獨立宣言》中宣布的原則，每個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理所當然地包括所有的勞工。

在紐約州聯邦參議員羅伯特·瓦格納的領導下，國會在1936年通過了《國家勞動關係法》，即《瓦格納法》。這是美國勞資關係史上第一個重要的立法。

全美勞聯立即抓住這個有利時機發展會員，他們的傳單上寫著：「羅斯福總統要你加入工會！」

彼得十七歲的時候，他開始在一家鋼琴店做學徒。這個工作比較好，他可以學著怎樣做買賣，但是工作時間很長，賺的錢卻很少。到晚上，他去開會聽課，學習經濟學，參加討論社會問題。工人們討論的一個重要話題，就是工時太長，賺得太少，工人們太苦。他們談到，工人們要組織起來，成立工會來改善工人們的處境。1872年，彼得參加了有十萬工人的大罷工，上街遊行要求縮短勞動時間。

此後，全世界幾乎所有工業國家的工人，都在這春天的日子里慶祝勞動者的節日。直至今天，很多西歐國家的工人，年年「五一國際勞動節」還要走上街頭，舉行遊行，紅旗和《國際歌》的歌聲到處飄揚。

勞聯主席貢佩斯（Gompers）也清醒地說：「那個炸彈不僅炸死了警察，也炸死了我們後來幾年的爭取八小時工作制運動。」他並不把草集廣場個別人對警察的暴力事件，看作是「革命的正確途徑」，而認為是剛起來的工會運動受到的第一次沉重打擊。

八名最活躍的無政府主義者受到起訴，他們被指控犯下了謀殺罪並被判處死刑。1887年11月7日，其中的四人被處以絞刑，一人在獄中自殺。當局將這些人的遺體交給他們的親友安葬。他們的葬禮是芝加哥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送葬隊伍，幾十萬人列隊路旁為草集廣場的烈士送葬。在安葬他們的墓地里豎起了紀念碑。1893年6月26日，伊利諾伊州州長宣布赦免剩下的三名草集廣場事件被告。

這樣的慶祝活動立即傳播到全國。每年到這一天，工人們紛紛用這九*九*藏*書樣的辦法來慶祝自己的節日，表達自我覺醒的意識，要求勞工權利。十余年後的1892年，美國聯邦國會立法確定這一天為「聯邦勞動節」。

答案是，沒有一個人知道。這真是不可思議。我還清楚地記得，小學里出紀念「紅五月」的黑板報，我曾寫了一首讚頌五一節的詩，那裡面就有一句，「芝加哥工人大罷工」。現在來到了這五一節的發源地，人家居然一臉茫然，一絲一毫都不知道。

可是，有兩個工業化國家例外，這就是加拿大和美國。北美的工人不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因為這兒已經有了另一個勞動節，一個秋天版的勞動節。

勞動節是美國的法定假日。不過這可不是我們以前年年過的五一國際勞動節，而是每年九月的第一個星期一和九月的第一個周末一起，剛好成為初秋的第一個長周末。這一春一秋兩個勞動節，都是起源於十九世紀末的美國。一個世紀過去，再回頭看這兩個不同版本勞動節的春秋變遷，可謂寓意深長。

《瓦格納法》的作用超出了當年的7a分部，為工會的存在奠定了牢靠的合法性基礎，明確規定工會有權代表工人和僱主展開集體談判。從此，這樣的集體談判是法律所要求的一項國家政策，僱主拒絕談判就是非法的。這項法案還提供保證，讓工人無記名投票選舉工會領袖，保護工會成員不受僱主的威脅利誘。

但是美國工會仍然存在，仍然有一定的號召力和影響力，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工會就成為政治家們不可忽略的力量。到1919年，全美勞聯仍然有四百萬名成員。在1924年大選的時候，全美勞聯號召工人既不要把票投給共和黨的候選人，也不要投給民主黨的候選人，而是投給第三党進步黨的候選人——一個對工人和農民比較友好的參議員，結果進步黨在大選中得到百分之十七的可觀票數，從此令政治家刮目相看。

從此，彼得認識到，組織起來的工人運動對於工人的未來是至關緊要的。以後數年裡，他經常在工人集會上演講，還遊說地方政府救濟失業工人。在那個時代，彼得走的這條路可不輕鬆，他被看作是一個搗亂者，常常丟掉自己的工作。以後，他還到其他城市演講，鼓動工人組織工會。1881年，他搬到密蘇里州的聖路易市，組織召開芝加哥木工大會，成立了全國木工工會，他成為美國木工兄弟會的總書記。

非常難得的是，在矛盾衝突緊張的年代，對立的雙方中卻都有人意識到，激化矛盾並不是唯一的出路，人們必須運用理智和智慧來處理遇到的問題。

因此在這個時候，強勢一方產生緩解矛盾的「雙贏思維」顯得尤為重要。

美國人在發生利益衝突的時候，通過司法途徑尋求解決的傳統，也在一個看上去非常容易失控的工人「民眾運動」中，注入了理性的規範。第一個走上法庭的著名罷工案件，是「丹伯里（Danbury）制帽工人案」。

1902年，賓夕法尼亞的十萬名煤礦工人從5月12日起罷工，使煤礦關閉了一整個夏天。工人們拒絕調解，形成僵局。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從10月初開始干預，他指派了一個調解委員會，作為中間者和雙方展開談判。五天以後礦工們開始上班。五個月以後，總統調解委員會做到了所有工人提高工資百分之十，並縮短了工作時間。這一結果雖然沒有達到工會在罷工hｔtｐs://ｒｅad.９９cｓｗ•cｏｍ開始時的要求，卻使這次罷工成為和平而有成效的罷工。

到1881年，美加產業和勞動工會聯合會建立的時候，愛迪生髮明電燈剛兩年，第一次電話試驗剛五年，社會生產和信息傳播的技術條件遠不如今日。可是，在英國工會運動的影響下，美國的勞工踏上了全國性組織的道路。1886年，美國「勞聯」誕生，彼得·馬奎爾擔任書記。勞聯號召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而且特別注意發動女工參与工會運動。

1902年，康涅狄格州丹伯里的一家公司提出民事訴訟，告工人妨礙貿易，違反了反壟斷法律，因為美國勞聯的制帽工人工會，組織工人抵制這家公司，原因是這家公司不許工人組織工會。

這是典型的矛盾循環激化的「革命前夜」圖景。在人類向工業時代邁進的時候，這幾乎是普遍景觀，因此也產生了順應時勢的革命理論。

但是，走出一個雙贏結果，還是需要雙方的努力。首先是即便已有這樣的「思維方式」產生，這條道路依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草集廣場事件以後的二十來年裡，工會和企業主有過幾次罷工對抗。工人們生活艱辛，自顧不暇，工會勢單力薄，而企業主一方不僅有強大的財力，而且往往得到政府的支持，運用法律來限制和擊敗工會。1892年的鋼鐵工人大罷工、1894年的鐵路工會大罷工，最終都在政府的武力干預下失敗。在鐵路工人大罷工時，克里夫蘭總統甚至派出了聯邦國民警衛隊，儘管伊利諾伊州州長說根本沒有這個必要。

這個案子用了幾年時間在聯邦法院里一級一級上訴。1908年，聯邦最高法院以五比四做出了對工人不利的裁決。這個裁決的意思是，工人可以作為勞動者或消費者對某公司實行「直接抵制」，比如不買這個公司的產品、罷工，或不為這個公司僱用，這種直接抵制是完全合法的。但是，工人不可以強迫其他的公司不買這個公司的產品，或者強迫別人不和這個公司合作（例如罷工期間不準其他人上班），這樣的「二次抵制」是非法的。

1863年，美國南北戰爭期間，一個貧窮的愛爾蘭移民應徵上了前線，他十一歲的兒子彼得·馬奎爾（Peter McGuire）為幫助維持一家生計，在紐約街頭給人擦皮鞋、做清潔小工。這些移民家庭在新大陸的生活並不輕鬆，很多家庭不論男女老少都得辛勤工作，才能維持溫飽。他們必須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疲乏生病也必須幹活，不幹就會被解僱。

在以後的年代里，美國完善了一系列保障勞工利益的法律，如《最低工資法》。聯邦政府建立了公平就業機會辦公室，來負責監督和實施聯邦《公平就業法》。美國的工會也走上了和平鬥爭、談判妥協這樣尋求雙贏的道路，在發生勞資利益衝突的時候，各方都意識到必須和政府合作，在法律的制約下尋找出路。每年勞聯產聯的大會，總統出席講話已經成為一個傳統。

在這裏，美國司法獨立和司法系統在建立「公正」信譽方面的努力，首先建立起了美國民眾的法律文化，這對事態發展走向良性循環起了極大作用。假如沒有這一條，假如法院無理偏袒政府或企業，工人不服就衝擊法院，那就真正是亂成一團，沒有解藥了。

1893年6月26日，伊利諾伊州州長宣布赦免剩下的三名草集廣場事件被告。他說，這三個人被赦免不是因為他們已經受夠了罪，是因為他相信他們是無辜的，而那些已經被處死的人，是歇斯底里和司法不公的犧牲品。

所以，對於激進無政府主義者和左翼社會主義者來說，1886年發生在芝加哥草集廣場的事件具有深刻的象徵意義，它象徵著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利益和企業主利益的不可調和，它象徵著工人階級除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別無出路，只有這樣它才能爭取自身的解放，擺脫被ｈttｐs://ｒｅａd•9９cｓw.ｃｏm奴役被剝削的命運。1889年，在巴黎召開的第二國際首次代表大會決議：每年的5月1日是「國際勞動節」，全世界勞動者慶祝的節日。

到預定的那一天，1886年的5月1日，芝加哥的很多工人迫使僱主讓步，爭取到了八小時工作制，但是在更多的工廠里，企業主和罷工工人形成了互不相讓的對峙局面。1886年5月3日，工人集會，警民衝突中，警察向麥考米克機器公司的罷工人群開槍，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傷。無政府主義者號召第二天在草集廣場（Haymarket Square）集會抗議。

以後我逢人便問，終於問到了一個知道五一節也會唱《國際歌》的女士，不過她是德國移民，來自馬克思的故鄉。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二十年，是美國工會運動的不穩定時期。戰爭期間，工人運動常常被誣衊為不愛國的叛國活動、反對美國的非法陰謀活動。企業在僱用工人的時候，常常要求工人在僱用合約中籤字保證不參加工會。這樣的契約被叫做「黃狗契約」。

我只想過，人生就是含辛茹苦，辛勤謀生是最天經地義的事情。可是，當我在這塊土地上身為一個工人，學著用我的美國工人朋友的思路看待生活的時候，我理解了，如果生而是一個工人，我們要的是什麼？勞工神聖，因為勞工是和別人一樣平等的，既不低人一頭，也不高人一等。勞工不能讓人貶低，也不必受人讚美。勞工的利益在於，他們有權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那一份尊嚴和福利，不能少也不必多。他們還有權得到法律給予所有人的同樣的保護，勞工的權利第一條，就是他們有權組織起來成立真正代表他們自己利益的工會。當他們組織起來，能夠理直氣壯地利用法律保護自己利益的時候，他們才不再是可憐的弱者。

此刻，美國工人終於意識到，在一個法制國家裡，工人最強有力的武器其實就是手裡的那張選票。就是這張選票，迫使政治家不敢輕視工人的利益和呼聲，從而立法來保障工人的應有權益。美國工會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教育工人方面，教育他們理解工人的利益所在，鼓勵工人登記選舉，積极參与各級政府官員的選舉。

春天的勞動節和悲壯的《國際歌》在美國的淡出，說明了什麼呢？

到了美國以後我還是工人，乾的是沒有什麼技術的粗體力活。在勞動節放假以前，我突然意識到這不是我們以前的春天的勞動節，這是在秋天。我問了跟我一起幹活的年輕工友們，「知道五一國際勞動節（May Day）嗎？」

然而，美國工人為改善自己的工作條件和生活處境，所走過的道路卻遠不是一日慶典那樣輕而易舉的。

我又問，「會唱《國際歌》嗎？」答案是：沒有一個人聽說過！

1882年9月5日，第一個勞動節大遊行在紐約舉行。兩萬名工人穿過百老匯大街，他們的旗幟上寫著：「勞動創造了所有財富」，「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娛樂」。遊行過後，他們舉辦野餐，吃喝歌舞。入夜，他們放了焰火。

1909年，兩萬名制衣廠工人，大多是女工，而且幾乎都是東歐新移民，在制衣女工工會的旗幟下發動罷工。她們得到了廣泛的公眾支持，最終爭取到了每周五十二小時工作和增加工資的條件。1910年，五萬名制衣工人在紐約罷工。他們請出了著名律師路易斯·布蘭迪斯來談判。在他的努力下，這次罷工取得了重要的結果，不僅為工人爭取到了有利的報酬條件，而且開創了和平談判的範例。布蘭迪斯後來還擔任了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也就是說，你自己可以抵制，但是不能強迫別人和你一樣去抵制。法庭對丹伯里的一百八十四名制帽工人做出二十五萬美元的罰款處罰。在最高法院裁決以後，全美勞聯發起募捐為一百八十四名制帽工人償付罰款，以免他們的房屋財產被沒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