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貴：要錢的時候，您是不是還在他總領事的辦公室鬧過啊？

蔡德貴：隨您，由您定。有些是老師，但不一定是恩師。您覺得夠恩師系列。

季羡林：不是罐頭，是見到肉了。那個具體管事的法國俘虜，軍裝還是舊的，新的換不了。他在那裡管，我們每天到那裡去領一份，牛肉或者羊肉，我房東大為高興了，她當然也得吃啦，我們中國人從來不廝守（好東西），她給我做，就是這個她能做。

季羡林：也有吐火羅文，反正是新發現的文字。因為講什麼，什麼呢，我不知道。一提到蔣介石，叭，都站起來了，嚇了我一跳。（大笑）後來才知道，就是這麼個規矩。一提蔣介石，就一齊站起來了。我問他們，幹嗎站起來啊？後來才知道，就是這麼個規矩。

季羡林：第一次醉酒。我以為是鄭曼，鄭曼說不是她，是誰我不知道。我就住在臧克家的榻榻米上，日本那個墊子。

季羡林：那時候這樣子，1945年，那時候（回國），還沒有飛機。我是從德國，那時候英美軍已經進去了，就是希特勒徹底垮台。進去以後，一個美軍的少校，他要開車送我們到瑞士。因為除了他開車之外，我們毫無辦法，那時候交通都斷絕了。這個美軍少校他圖什麼呢？他幻想能夠去瑞士逛一逛。結果，我，跟張維一家，劉先志夫婦，我一個人，就坐美軍少校的車，到法蘭克福，法蘭克福是美軍的基地，到那裡管了我們一頓飯。

蔡德貴：在西貢待了那麼長時間啊？

蔡德貴：應該是鄭曼。

蔡德貴：您七八十年舞文弄墨，就是受董秋芳老師的影響。

蔡德貴：那這個人真好。

蔡德貴：那您稿費很多啊？那個表很貴吧？

季羡林：就是國內的，第四個啊，太多了，怎麼選，不知道。

蔡德貴：講什麼內容呢？

我住到裏面去以後，大夫首先警告，說你不要有飽不飽這個標準，不要拿平常講的，為什麼原因呢？因為飽的感覺沒了。人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啊，有這個經驗，沒有飽的感覺，結果這一頓就撐死了。所以，先警告，你不能根據飽不飽。你餓了幾年了，沒有飽不飽的感覺。要定量，你自己定量。

蔡德貴：新發現的文字講吐火羅文嗎？

蔡德貴：泄密了。

蔡德貴：那德國就不講了。

季羡林：就是最近，哥廷根大學每年啊，選一個傑出的校友，2008年選的我。哥廷根大學，傑出校友，一年選一個，證書發給我了。

蔡德貴：你們算是旅客，其他都是兵。

季羡林：劉先志壯，山東大漢。後來到山東做過副省長。

季羡林：我們就掌握內情了。我們就去瑞士使館鬧要錢，說國內給我們寄錢來了，專門給留學生的。本來他們給我們，九九藏書一進瑞士，已經給200美元了。後來我們就定期，在西貢住了有幾個月，定期要錢。他知道我們有內線，他那個使館的參贊，第二把手，是德國留學生，通知我們，有錢來了，你們來要錢吧。要錢甚至於要動武。他使館的一個官員，手裡拿著手槍。我們才不怕那一套呢！

季羡林：其他都是軍隊。後來這個船規定，原來平民不能登到最高層。我們就跟他交涉，我們不是要到最高層看一看嗎？他們同意了，所以我們就每天上最高層看看。那時候吃東西，輪船管飯了。

蔡德貴：管了一頓飯。

季羡林：沒有多少天，因為什麼呢？這個美國少校啊，他好歹碰到這麼一個（機會），他想逛瑞士。所以就自告奮勇，帶著我一個人，張維一家。

蔡德貴：滕菀君是淄博的啊？

蔡德貴：是牛肉罐頭嗎？

蔡德貴：您寄錢之後，自己手頭就沒有多少錢了。

季羡林：當時不大清楚，反正是我給家寄了。第二次的時候啊，我那時候還在南京，沒有地方住，就住在李長之的辦公桌上。白天，人家辦公，我就去南京玄武湖啊，瞎溜，晚上人家不辦公了，回去睡在那個辦公桌上。後來「文化大革命」中間，我反對那個聶元梓，造了謠說，我在上海受到國民黨的熱烈歡迎。人家怎麼知道我這麼個人啊，什麼熱烈歡迎啊，胡說八道。

季羡林：恩師就是對我影響最大的。董秋芳，這四個就夠了。

季羡林：哪裡有什麼人接我啊。後來啊，在上海的時候，我首先跟李長之聯繫上了，他當時在南京國立編譯館。那時候，我這個身上一分錢也沒有，我在瑞士曾經有過200美元。後來在瑞士碰到一個德國教授，他是逃避法西斯逃到瑞士去的，我給他翻譯《四書》，我們兩個合作。後來出版沒有，我不知道。

蔡德貴：一年一個，文理兩科都有嗎？

季羡林：做過講演。在南京講過，上海也講過。是李長之安排的，大概一個什麼亂七八糟的這麼一個講堂。後來這個李長之講，你這個中國話不怎麼地道啦。十年沒有說啦。

蔡德貴：德國人也愛乾淨。

季羡林：德國人也愛乾淨。法國人就不行了。瑞士是幾個民族合成的，德國人，法國人，還有義大利人。他那個電車上就有三種語言。

季羡林：嗯。當時我有一個字，就是「搞」，搞什麼？現在我們張嘴就說「搞」，中國以前沒有「搞」這個字。到西貢以後，聽他們說搞這個，搞那個。中國這個「搞」字，起了很大的作用。

蔡德貴：您看看，德國那面還有什麼要講的嗎？

蔡德貴：是不是臧克家的原配呢？

蔡德貴：有沒有劉先志？

季羡林：那時候，不知道講什麼，因為國內情況也不清楚，就講這個「西域新發九九藏書現的文字」。中學生，他怎麼能懂這個呢？不過我們是從德國回來的留學生，所以聽的人還挺多。他完全不懂。

我們進了瑞士就好辦了，那時候中國公使館的公使，叫梁龍。他就派人到邊境來接我們。進去了以後，找到一個天主教辦的，一個叫什麼玩意兒，有點慈善機構味道一類的地方，不對外營業的。那地方我們使館可以不出錢，把我們送到那個地方，法國叫Foyer St. Justin，就是這麼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呢，半慈善。裏面已經住了幾個中國人了，就是在瑞士工作的，教漢文的。

季羡林：船上沒有那麼久。就是馬賽到西貢，幾天吧，兩三天，沒有多久。那個船速度挺快的。到了西貢就留下來了。在西貢，大概住了有半年。為什麼呢？再往前走怎麼辦哪？

蔡德貴：把《四書》全部翻譯出來了？

季羡林：就是一個中學，知用中學。（在別的學校）沒有講。那個總領事是天津人。

季羡林：哥廷根大學整個的學校，就一個。

進了瑞士，這個國家的乾淨漂亮到什麼程度，大家都知道。我那時候在德國留下了一塊麵包，那麵包什麼玩意兒呢？有點麵粉，主要有魚粉，聞起來有腥臭味。但在德國就是寶貝啦，一天定量發給那個玩意兒。我有一塊沒有吃，就把它帶進去，怕路上餓，帶進去以後，我的想法是，找一個我認為比較能夠丟東西的地方，就是比較不幹凈的地方。結果這塊麵包，我拿在手裡，一路就沒有找到一個地方能夠丟的。瑞士就是那麼漂亮，那麼乾淨。

季羡林：對。就這樣，從西貢到香港，從香港到了上海。

季羡林：她是淄博的，大資本家，自費留學的。

季羡林：就是李長之在那裡搞的。上海、南京。後來主要是在南京。那時候臧克家在上海，還不是現在這個夫人。鄭曼跟我講，不是我。

走的時候還很危險。那個水裡邊放的水雷，還沒有排除完。我們就從瑞士到法國，從馬賽，上船，一直到這個西貢，停下了。路上聽那個管船的就講，過公海的時候，因為水雷沒有排除，他一晚上就拿著探照燈看，有沒有水雷。你要有水雷，觸了水雷整個輪船就完了。整個旅途是非常危險的。

蔡德貴：你們幾個誰最壯？

季羡林：《留德十年》都有了。不講了，《留德十年》很詳細了。

蔡德貴：有沒有人到碼頭去接您啊？

蔡德貴：在水上晃悠了很久嗎？

蔡德貴：您說說回國半年路上，受的那些苦。

蔡德貴：北方人在那樣的地方，是不是覺得蒸得慌？

季羡林：到那裡去，一下子，德國的那個麵包就不要吃了。這裡是白面的麵包了。

蔡德貴：你們幾個都不是什麼大官的背景。

蔡德貴：您在西貢做過講演嗎？

季羡林：也read.99csw.com不是原配。那個原配，大概丟啦。後來我們在這個「大躍進」的時候，濟南我們那個房子是大的，就把我們都趕出去，在那個大房子裏面吃大鍋飯。被趕出去以後，住在一個小地方，小地方，臧克家的原配，就住在那裡。我也不知道給她吃什麼？

蔡德貴：您在上海講什麼內容呢？

劉先志後來也是這樣子，和我們一直（在一起），從瑞士到法國，在馬賽，上船，那時候就長途跋涉了。那個船是英國的船，運的是法國兵，運的目的是到西貢，去鎮壓越南人民的，那個船全是兵，就是我，劉先志，張維，我們三家。

蔡德貴：平常我們認為是不好吃的吧？

蔡德貴：有十一年不說了。

季羡林：不吃不行啊！又住了一夜，第二天就開車到瑞士去。結果那瑞士呢，那時候德國在那裡沒有正式的大使，或者公使的，找了一個代理，代理還不是瑞士人，是德國人。我去找過他，他說我簽了字的，管用不管用，不知道。因為他不是正式的外交代表。不管怎麼樣，我們就拿著他的簽字，美軍少校把我們送到瑞士德國邊境。當然進不去了。進不去，後來我們就在邊境，與中華民國駐瑞士公使館打電話，他們就派人來了。來了，主要是跟瑞士方面交涉，公使館出面，沒有事，沒有費多少周折，就進了瑞士了。

蔡德貴：誰在上海給安排的呢？

季羡林：那時候什麼都好吃啦。

季羡林：在瑞士，那個表不怎麼貴。使館給點錢，我本來能夠買兩個的，結果呢，我想留一點現金，結果我錯了。如果買兩塊，我回來以後就闊極了。回來的時候，正是國民黨五子登科的時候，那個錢多得要命啊！我在上海去賣這塊表，我受了人家的騙，怎麼受人家的騙呢？他問我在瑞士多少錢，我告訴了他。他就說，我給你比瑞士多一倍的價格。多一倍也不行啊，當時是不知道啊，只賣了十兩黃金，國民黨五子登科的時候，那個錢多得要命，賣二十兩黃金也可以的。賣掉了一個金錶，十兩黃金，兌換出什麼當時的錢，法幣啊，也不知道什麼玩意兒的，往家裡寄錢，我十年沒有管家啦。我換這個黃金的時候，他多給我一兩，我立刻就退還給他了，我對他說，這個不義之財，我一輩子不發。你錯了，我不能錯。

季羡林：都不是。（我們一路上）就是打出來的。

蔡德貴：您第一頓，吃的什麼，還記得嗎？

季羡林：有劉先志夫婦。劉先志，對。你知道，他這個在德國得的那個烏龜，他捨不得吃，養起來了，他大概非常喜歡，給它起一個名字叫「馬科斯」，去天天（避難），那時候那個轟炸機還在轟炸，提著包，不是提別的，提著「馬科斯」，到郊外去逃難。他還帶回國來了，「馬科斯」。（大笑）真有意思啊！

季羡林：不知道是哪一家的。第一頓飯，給的是一般的筷子，我們都給他撅斷了，要象牙筷子。立刻就來象牙筷子了。（九*九*藏*書大笑）後來我們一路上的經驗，從西貢到香港，從香港到上海，就是和國民黨打交道，就得粗、野，別的都不行，他吃這一套。你如果文文縐縐的，他以為你怕他。你粗野的話，他不知道你是國內什麼大官的子弟。所以我們就打了一路。到了後來，就無理取鬧了，筷子撅斷了，象牙筷子了，越凶，他們越不敢動。越鬧得厲害，他就越怕你，（以為是）國內什麼院長的兒子，他們不知道啊！

季羡林：那是在瑞士了。我們一到瑞士，有一個瑞士國民黨使館的一個人，是德國留學生。他就跟我們講，國內寄錢來了，寄錢是專門給留學生的。

這是證書的內容：

後來我們到了西貢，就跟這個國民黨的，駐西貢有一個總領事，駐越南有公使，西貢有總領事，大概那個西貢的華僑多，所以有總領事，天津人。我們到了西貢，就先找這個總領事，讓他給我們找住處，給錢，還得……那時候我們有一條經驗：就是跟國民黨的官員打交道，軟的不行，我們這些留學生，他們不知道我們是什麼身份，所以國民黨的那些官啊，都怕這個留學生。

季羡林：也不敢啊！大夫不是講了嗎，你不要感覺飽不飽。你沒有飽不飽的感覺，丟掉了。就是根據自己一般的數量，定吃多少。在那裡大概過了半個月，才知道飽了。恢復飽的感覺，還真不容易。那個基斯，土豆，牛肉，在歐洲人的口味中認為是好的，但是我們就不行。基斯有臭味，平常的時候吃，乾的時候，還可以，可是一放在飯裏面，那個臭味就聞出來了。我多年沒有吃基斯了。

季羡林：我拿了這筆稿費，在瑞士買了一塊表，是歐米格的。

季羡林：對。

蔡德貴：您在南京是不是也做過講演？

季羡林：除了稿費，我哪裡有別的錢啊！

季羡林：我記得，還是那一套，因為新的內容我不知道，舊內容啊，反正是我學的就是這玩意兒，大概99%的人聽不懂。

季羡林：等著怎麼再往前走啊，當然是坐船。還是國民黨給解決的。西貢那時候是說下雨立刻就下雨，下一陣立刻就晴天。

我們走以前哪，先是美國兵打進哥廷根。打進以後，就撤退了，英國軍隊來接，來接就是，德國那個希特勒，在哥廷根有一個糧庫，給軍隊準備的，罐頭的，裏面有牛肉、白糖，糧庫後來是美國兵進去以後，交給英國兵，那時候是英國人，主持全城的行政工作，具體管事的是希特勒的法國俘虜。在那裡零零碎碎的，他們給我們每一個人，英國那個管事的，給一個條，難民，他給我們條就行，每天拿著條，到一個地方去領肉，牛肉、羊肉，主要是牛肉。

季羡林：它沒有別的，早飯是麵包，午飯、晚飯大概是基斯、土豆、牛肉，這麼燒在一起的。

我剛才說，希特勒在那裡有一個倉庫，都是罐頭的，是給軍隊準備的，這軍隊撤走了，那個英國管事的，給我們一個難民身份。我們管他什麼難民不難民哪。每天拿這個（難民身份）啊，有一次聽說，德國軍隊準備的倉庫儲存有罐頭，有白糖和牛肉九九藏書，沒有別的。有那麼一個地方。後來我和張維啊，我們兩個就去了。前門啊，擠滿了德國人，在那裡看，管事的是法國俘虜。進去以後，那個法國俘虜來找我了，我把護照給他看了，那時候，我們的護照都得隨時帶在身上。看了以後，他當然無權干涉了。我就跟張維，那時候我們不是長袍大褂，長袍大褂就好了，就進去拿那個罐頭啊。如果是長袍大褂，可以兜在那個身上，結果不行啊。張維比我厲害，我拿到十罐頭，就不得了了。他拿的比我多。我拿回家去了，我那個房東老太太高興極了，多少年沒有見了。再回去拿，倉庫關門了。關門以後幹嗎呢，以後就定量分配了。我們就拿那個難民的條，是到一個地方去領，一次只能領一天的。領的東西，有新鮮牛肉，也有這個罐頭。我那一陣子，是我到瑞士以前吃東西吃得最好的日子。

季羡林：有講演。西貢的華僑很多啊，是在知用中學。後來在國內還見過那個知用中學的學生，唐月梅。

蔡德貴：在別的中學還做過講座嗎？

蔡德貴：歐米格就是用稿費買的啊？

蔡德貴：中外的恩師，您說的就差不多了。國外的說了四個，西克教授、瓦爾德施密特教授、哈隆教授、布勞恩教授。國內的說了三個，是陳寅恪教授、湯用彤教授、胡適教授。

蔡德貴：不知道是哪一家的衙內了。

蔡德貴：有多少天？

蔡德貴：可以叫狼吞虎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