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我們官家，你們民家的。天天這麼說。不過我覺得她坦白，不拐彎。

蔡德貴：他當代表團的翻譯嗎？

季羡林：沒有。

你看英語這玩意兒，全世界都流行。可是在咱們國家，這個地區不同，學英文，有的省份十分困難。就像日本人的英文一樣，日本人的英文，他那個日文的發音哪，我給你不是說過一個故事嗎？就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那時候聯合國叫國聯，在日內瓦。日本就派了一個人，到日內瓦，為他們這個侵華辯護。他一講講了4個小時，講完之後，大家站起來，說，請你用英文，再講一遍好不好？他說，我剛才說的就是英文啊！

季羡林：打打牙祭。

蔡德貴：他們這些好學生沒有搞專業，您是不是很惋惜啊？

蔡德貴：那和中國還是不一樣。

季羡林：人家不會梵文啊，他說什麼，人家信什麼。我說，好鋼用在刀刃上，可是一個人的一生啊，好鋼難得用在刀刃上，往往用在刀刃上的不是好鋼，反而可能是壞鋼。學非所用。後來我有一個怪想法，我說，上大學啊，上哪一個系都行。反正出去以後，十有八九要改行，你哪一個系，就混一個大學畢業。這個改行太多了，而且改的是人啼笑皆非。那個余長安，就是，我跟北大英語系的金鼎漢教授兩個人特別寫信，說他是學外語的天才，給部隊，也沒有辦法改正。余長安這個學生後來當記者了。

蔡德貴：物以類聚了。昨天您說，壞人永遠不會改變，那我們對壞人怎麼辦哪？

季羡林：當時那個東單有個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吳雪好像是院長，那個吳曉鈴，不知道怎麼聯絡上了。吳曉鈴北大沒能進得來，後來我們這一生就疙疙瘩瘩的。其實並不怪我，我並沒有意思到北大來，當時陳寅恪先生介紹我到北大，北大接受了。而且我跟你講過，當時湯用彤是北大的文學院院長，校長胡適在美國，湯用彤就是主持大政的。當時北大有個秘書長，秘書長就是管學校行政的，鄭天挺，因為這個孑民堂在東邊的那個，是校長辦公室，西邊就是秘書長的辦公室，鄭天挺在那裡。後來反正是，我已經說過了，當時陳寅恪先生是清華的教授，為什麼不介紹我到清華，而是到北大，後來我始終也沒有問什麼原因，為什麼不介紹我到清華，不知道。當時北大那個門檻很高，別的大學的教授要調到北大來，要降一級。

季羡林：嗯。混一個大學畢業生，學士。

蔡德貴：人家以為他講的是日文了。

蔡德貴：比方說我們招的碩士生、博士生，是中國哲學專業的，專業好的，不一定能上，因為外語不一定好。只要外語不好，分不夠，就不能被錄取。您和金鼎漢聯合寫信，結果沒有迴音，也沒有九-九-藏-書把這個學生留住。涉及教育體制的問題，您可以結合德國的教育，談談您對教育的看法。

季羡林：她不是，習慣了么。她是那個朝鮮戰爭，父親是那個吳什麼，不是總指揮，反正是大官。跟袁世凱在一起，袁世凱那時候是小蘿蔔頭。他們家和袁世凱關係很好。就是朝鮮戰爭的時候。我們官家，你們民家。泰然自若。

蔡德貴：您一個星期的副教授，然後就是教授了。那這樣吳曉鈴對您不是更有氣了？

蔡德貴：您從來沒有碰到，日本人說英文，像中國人這麼流利的。

季羡林：那當然了。她還纏著小腳。

蔡德貴：您在德國哥廷根大學，也聽過教授給本科生上課嗎？

季羡林：當時，沒有，後來的，那就是比較晚的了。

季羡林：日文的那個發音大概不適合學英文，因為發音就是從小學那個語言。當時東語系招學生，我說招學東語，學語言的學生，兩個地方，招北京和上海的，四川的別招，廣東的別招。招了以後，他學東語，離不開他那個調。當時我說，出去可不要講，不招這兩個地方的。實際上執行的時候，重點是招北京、上海，這兩個地方的。北京、上海這個，我沒有研究這個問題。反正不能公開講，我這樣招生，一個北京，一個上海。有一陣兒，大概是中印打仗的時候，我們招了一批解放軍學員，這個舌顫音他不會。有一次，兩個學生游頤和園，在路上，一直在發這個顫音，幾乎被汽車撞死。德國人哪，發這個顫音，一個是在舌前邊，一個是在舌後邊。其實我不用前舌的，後邊的方便。

季羡林：他就是這樣子，經過這麼幾個過程，他選中了。你再經過這麼幾年，參加幾屆習密那爾，你發言，教授就看你這個材料夠不夠，如果夠的話呢，他就給你博士論文題目。一般講起來，這個德國大學生，前四年，能夠讀八個大學，一年兩個大學。反正多念也沒有關係啊！經過了八個大學，你就可以考慮考慮，哪一個大學最適合你，然後那個大學哪一個教授最適合你。然後你參加他的習密那爾。這樣再過一個兩個三個學期，教授看你孺子可教，就給你博士論文題目，這時候啊，這個學生才真跟教授發生密切的聯繫。平常那個教授對學生視若路人。

季羡林：對。有一個語言天才，後來這個，不光是我說，別的教員也說。後來臨走的時候，我們給有關領導寫了一封信，說這個人是學外語的天才，你不要浪費。這個學外語啊，我這一輩子教學，真正有才能的，真有，但是非常少。

蔡德貴：德國也是這樣，也有用非所學啊！

蔡德貴：上次說到吳曉鈴和吳雪，走到一塊兒了。

蔡德貴：後來還是沒有報。

季羡林：那個也怪。印度人的英語，挺怪的，他們說得很流利，但是發音read.99csw.com怪。英文在印度的普遍性，比中國高多了。他們在高中，有的就用英語講課。

季羡林：後來用上了。隔的時間也不短了。原來這樣子，這個畢業以後啊，選學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各個所首先來挑學生，結果兩個尖子蔣忠新，還有黃寶生都被歷史所挑去了，這兩個尖子開始都分在歷史所，後來有的調到宗教所的，有的調到外國文學研究所。我就說，一個人啊，每個人都應該有個終身學習這麼一個的打算、準備。而且一定是這樣子的。學什麼，用什麼，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

蔡德貴：您說的特別符合中國的情況。我跟學生們說，什麼叫大學畢業？只要在大學四年裡，能夠學會自學，就算大學畢業。學會自己怎麼看書，就叫大學畢業。我舉自己的例子，主要是靠自學。

季羡林：客觀的也不承認。有一次，我認識一位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的秘書，告訴我，你告訴那個人啊，他講的英語，沒有人聽得懂。可他自己還沾沾自喜。這個，人貴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很不容易的。一般都是對自己評價過高。一般人，反正都是有意無意，都覺得自己（行啊），要不然是這樣子，壞人不知道自己是壞人，也不知道自己業務不行。業務不行啊，這是個事實。壞人好人沒寫在臉上。可業務呢，他不行，也認為自己行。

蔡德貴：章用那時候還沒有回國吧？

季羡林：我說，上報什麼呀？你目的無非是冒名頂替么！那不開玩笑么！上報以後呢，他就成為世界梵文研究會的理事，這個梵文也就好得不得了啦？這個人怎麼這樣，所以我對這個人始終瞧不起。後來他到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去工作了。他這個人哪，研究什麼學問也不行。就憑他這個德行，什麼問題他也研究不了。

季羡林：對。他們官家，我們民家。泰然自若。

季羡林：德國是這樣子，它完全放任。你願意學哪一個系，就學哪一個系。你從文科願意轉為學醫學，也可以，就看你有沒有這個決心。這一個人的興趣啊，有時候也會改變的，人能夠學會了適應環境。

季羡林：就是這樣子。

季羡林：本科生還有一個名字忘記了，好像是姓吳的。

季羡林：後來這樣子，我們講印地語、烏爾都語，實際上啊，在印度他們自己講是印地語，印度憲法規定了好像有14種國語，官方語言，有烏爾都語，印地語，實際上印度講的就是烏爾都語，不是印地語。還有一種「舒爾」印地，這個「舒爾」印地語，沒有人聽得懂的。我跟你說過，1962年中印打仗的那個廣播，中國人的印地語沒有人聽得懂。有個學生叫余長安，這是個學語言的天才。

季羡林：後來不知道了。軍人。臨走我們幾個教員給領導寫信，說余長安是語言天才，不要浪費。

蔡德貴：那他後來用的怎麼樣呢？外界對他評價怎麼樣呢？

蔡德貴：那可是。像國內的公選課。德國也有公選課嗎？

季羡林：數學。他這個家學淵源啊，念的書很不少的。那時候哥廷根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還有幾個。有個學醫學的，姓馬的。章用不是給我一首詩嗎？「空谷足音一識君。」

蔡德貴：您的學生辛島靜志與您交談使用英語嗎？

蔡德貴：就您的切身經驗，中德的教育體制各有利弊嗎？

蔡德貴：馬鵬雲一開始也是宗教所的。

季羡林：我到哥廷根的時候啊，那是學術交換處指派的，不是我自己要去的。喬冠九_九_藏_書華派到圖賓根。哥廷根大學選課也還是自由的。那個德國教授上課，願意聽，就聽，不願意聽，就走。教授也不管。

蔡德貴：這個問題是不是與我們的教育體制有關，真正好的學生，你不一定能招上來，招上來的不一定是好學生。包括博士。

蔡德貴：那您每個月250馬克，可夠緊張的了。

季羡林：對。就是啊，這個意見是對的啊！就是每個人都要準備終身學習。一調換工作，就要重新學習。

季羡林：都交錢。

蔡德貴：他後來沒有和您聯繫過？

季羡林：沒有。那時候我經常到他們家吃飯，吃飯就是德國的那個臘腸，中國做米飯，把那個臘腸擺在米飯上吃，德國人不會那麼吃，他們把那個火腿香腸煎著吃。擺在米飯上吃別有風味。我經常到章伯母家裡邊，常吃這個。

蔡德貴：我女兒在印度待了三年，說印地語、英語都是官方語言，那裡的高中說英語非常普遍。

蔡德貴：也算是打打牙祭了。

季羡林：不但是德國，別的國家也一樣。那個用其所學，能夠達到百分之百的國家，沒有，這是據我了解的。你大學畢業了，四年或者五年，獲得什麼東西呢？我覺得，你獲得的，第一個，大學畢業了，人家承認你是大學畢業生，第二個能夠學會怎麼樣看書，能夠掌握這兩個，你這個大學畢業了，就沒有白畢業。就是調到在一個所裡邊，那個工作也不是完全一樣的。

蔡德貴：德國教授選研究生是不是很嚴格？生怕給自己丟面子，如果研究生沒有培養前途的話，就不選。

蔡德貴：余長安是一個。

季羡林：他搞佛教，我們交談用漢文。

季羡林：他那個，這個學語言的，有才能的和無才能的，差別很大啊！那沒有才能的人啊，有時候我都想跟他說，你改行吧！別學語言了，你沒有發展前途，只是不能這麼說啊！

季羡林：我這一輩子遇到幾個壞人，就是改變不了。所以我就講，壞人從什麼時候壞起？這是個怪問題啊，也沒有見人討論這個問題。性相近，習相遠。那個，性相近，儒家就是性善，我倒不贊成性善。我贊成性有善，有惡，問題就是，這個善是天生的，還是後來學習的。一般的解釋，認為壞啊，是後天學習的，我的解釋是，在娘胎里就是壞的了。我們講良知、良能，什麼叫良知？良知就是天生的。我覺得，我一輩子碰到過幾個壞人。而且壞人哪，是全面的壞，包括業務在內。

蔡德貴：後來也沒有留住。

蔡德貴：她都潦倒了，還擺那個臭架子呢？

季羡林：即便不弄虛作假，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業務不行。

蔡德貴：您的同學王昭建看見過江青的所謂四個腳指頭。實際上就是裹腳放開的。

蔡德貴：她在您這裏沒有架子的。

季羡林：那我有什麼辦法？我跟他也沒有接觸。他這個人，我對他也不怎麼欣賞。他夫人是搞孟加拉文的，那時候東語系的語種也不少啦，所以孟加拉文呢，就沒有列在東語系的正式的語言課程里。這就火上加油了。他這個人，我也有一點瞧不起，我說，念書人應該老老實實的。他在印度待過一陣子，據我了解，他那個梵文哪，很不怎麼樣，他別的外語，我也不清楚。他英文大概懂一點，要不然在印度他能活動嗎，但也不是太好。以後我一生也與他沒有來往。

蔡德貴：業務不行是客觀的啊！

季羡林：安徽的。

季羡林：後來是這樣子，後來這個梵巴班的學生畢業以後，ｈttｐs://ｒead•99ｃsｗ.com社科院各個所都來選學生，那兩個尖子，都選歷史所了，蔣忠新，還有大概黃寶生，開始都是歷史所選去的。後來到了很晚了，就是那個學得最差的，到宗教所了，姓韓（韓廷傑）。

蔡德貴：還沒有放開？

蔡德貴：有的學生不入轍的。「你改行吧」這個話，您肯定不好意思當面說。除了余長安，還有什麼好學生？

蔡德貴：外國留學生也交錢嗎？

蔡德貴：吃她一頓飯，可比德國飯好吃多了。

蔡德貴：黃寶生用上了嗎？

季羡林：就是啊！

季羡林：對。隨便，你願意怎麼樣，就怎麼樣。完全發揮自己的積極性。而且教授和學生，最初也不發|生|關|系。除非學過幾年之後，參加那個教授的討論班，習密那爾，我們過去不是有個習密那爾嗎，英文、法文、德文都有這個，就是討論班。你參加那個討論班，你在上邊，一般學生就光聽課，德國每個學生有一本學習手冊。學生這個聽的課有這麼幾種，一種是你聽的時候，讓教授給簽個字，這是一種，另外一種是需要走的時候，結束的時候，教授再簽一個字。他那個教授一般講起來，都不理會學生的。除非你學了幾年之後，對你這個專業有興趣了，參加了一屆、兩屆的習密那爾，教授就注意你了。平常教授也不管，就是放羊。

季羡林：對。不知道（在哪裡）了。

蔡德貴：吳雪和吳曉鈴是不是一個家族的？

季羡林：不是，沒有關係的。人與人相識，很有意思。有時候是一見如故，有時候是相交幾十年，也是路人，不能成為朋友。我講過的「無友不如己者」么，一個是不要交不如我的，一個是不要交不像自己的。一個不如我，一個不像我。

蔡德貴：章用主攻數學。

蔡德貴：適應環境就是適者生存了。

蔡德貴：她是南方人，會做南方菜啊？

季羡林：沒有。分道揚鑣了。他也不搞這一行了，比較難得的。我這一輩子，碰到學語言的，有語言天才的學生，就兩三個。

蔡德貴：好多人都這麼說。本土的印度人說英文也是不標準的。

蔡德貴：實際上，在大學也是和傳統說法一樣，「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季羡林：我運氣好，那個哥廷根有漢學研究所，那個哈隆教授給我一個漢學研究所的講師，每個月給350馬克。哈隆是這樣子，後來不是調到劍橋嗎？劍橋的講座教授。哈隆教授不會說中國話，但是能夠看中文書。章用，就是章士釗的公子，他到哥廷根的目的是念這個理科的課。

季羡林：我說一個人哪，有點天才，但是不能發揮出來的還不少。這個人生很怪的。這個人生啊，本來天才應該發揮出來的。結果我碰到好多，有點天才，不能發揮出來。還有一個姓張的，張勁草，滇緬公路的，那不是抗日戰爭時期么，他當英文翻譯。他是學外語的天才，後來到上海去了。張勁草，也是滇緬公路的軍人。他跟我學梵文，後來也沒有聯繫，他不幹這一行了，改行了，當了記者。結果是，最不理解的，我教了幾十個學生，後來用得上的，是學的最差的那個。後來在社科院宗教所。男孩子。叫什麼啦，忘記了。

蔡德貴：好學生沒有從事專業，也是您一生的憾事之一吧？

季羡林：有。它是這樣子，比方說，研究歷史的，世界通史，這是必學的。德國通史，然後是研究哪一個階段，或者哪一個範圍。

季羡林：不是什麼翻譯，你既然從事外事活動，那時候我兼任這個北ｈttps://read•９9cｓw•ｃom大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合辦的南亞研究所的所長，有一次印度開一個什麼會，我沒有時間去參加，另外一個人代表我去參加。後來梵文研究理事會，世界有這麼個組織，他代表我參加的話呢，人家就把他選為理事了。回來以後，跟我講，他說這是件大事，問我是不是要上報？我說，報什麼？報你當選理事？我說，你當選理事，你就會梵文哪！他要上報，我就很不客氣，我說上報什麼啊？上報的話呢，他就可以多一個頭銜，陞官哪！

季羡林：章用先回國了。章用不是自費的嗎？後來沒有錢了。他母親吳弱男留在哥廷根，他自己回來弄錢。也沒有弄到錢，他家是安徽的大地主，因為革命了，也沒有弄到錢。吳弱男，他母親，英國留學生，當過孫中山的英文秘書。她在德國住了七八年，一個德國字也不會說。出門拿著字典，德英字典。買東西就拿著字典，德英字典，指著德文，看著英文，德文給看看，就買這個東西。

蔡德貴：恐怕不只是口音的問題吧？英國人根本就聽不懂。

蔡德貴：她經常說「我們大戶人家」。

蔡德貴：那就是業務弄虛作假的。

季羡林：人家沒聽出是英文來，他是日本英文啊！

季羡林：這個用其所學，只是一種理想，哪一個國家也做不到。所以一個人，我覺得大學畢業，不管哪一個系，他主要是獲得這樣一個大學畢業的資格，至於做什麼工作，你學的那一套，十有八九是用不上的。這就要有一個概念，終身學習。把你放在什麼地方，原來學到有用的就用，沒有的新東西就學，應該有終身學習的這麼一個目標。而且是每個人啊，都有這麼一個過程。只有一個例外，就是，你比方說，你是歷史系畢業的，畢業之後，分到歷史所去做研究。這個可以用其所學。但是一般講起來，都是做不到的。梵文哪，我的那些學生，就是梵文用得上的，是學習最差的。

季羡林：放開了，但是纏過啊，是改足派。江青也是改足派。後來放開了。

蔡德貴：她從德國到英國旅行，每到一個地方，就給您來一封明信片。肯定您給她也有明信片。

季羡林：後來就不知道了。聽說他後來當了記者。

季羡林：那個德國的教授講課啊，學生是收費的，每個學生一學期三個馬克。所以這個講大課的，比如歷史，那些教授都挺闊的，有500個學生，就1500馬克。

季羡林：忘記了。上海人（學外語）沒有問題，發音。有些人學英文，是因為母語有障礙。日本人為什麼學英文不行呢？他日本語言的發音有問題，所以我認為，日本人真正說英文好的，極其稀少，我幾乎沒有碰到過。

蔡德貴：您也給章用和詩了。您的《另一種回憶》這本書裏面插入的明信片上有。

蔡德貴：就是這一批士兵學生裡邊，您說有一個語言天才？

季羡林：還是適者生存。

蔡德貴：先生，改行有時候是很難的。我是改行的，原來學語言的。您不喜歡義理，但是您「四書」背得滾瓜爛熟。我是不喜歡義理，但是必須搞中國哲學。我覺得德國的放任，跟放羊一樣，這有個好處，就是發揮自己的積極性。

蔡德貴：您跟吳弱男往返的明信片有好多。有些看不清楚。不知道能不能找著了？那些明信片很珍貴的。

蔡德貴：是那個軍人嗎？

蔡德貴：錢文忠是不是高中就給您寫信，想當您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