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次口述
季羡林：恐怕不如經濟日報出版社。我說這個既然念書，怎麼不讓人讀書。說智育第一，業務至上，是修正主義，我到現在也不懂。
季羡林：讀書無用，還有一個厚今薄古，古代的不能講，厚今薄古？
蔡德貴：對我們影響很大的是讀書無用。你們是肉體上受迫害，我們精神上受迫害，不讓我們念書。
蔡德貴：張宗燧後來也不錯，是學部委員了。
季羡林：德國人不欺負外國人。中東有的國家，就是張口就講假話，我的姨父是外交部長，我的姑夫是外貿部長，說完了以後，告訴你可別信啊！
蔡德貴：這樣的君子國現實中不知道存在不存在。
季羡林：齊魯這兩個地方，人民的性格不一樣。魯就是孔子那個地方。齊啊，做生意，沿海的，做生意的不講假話，做不了生意。有一本書，忘記了，說君子國，說商人要5毛錢，買者說6毛，7毛，爭執不下，買者說太少，商人說太多，這是君子國。君子國是這樣的風格。現實中是不可能的。君子國，商人就說我這個貨不好。買的人說，你這個貨好極了。
蔡德貴：不是和池田大作一次吧？
季羡林：那假話全不說？有人來，你不願意見他，就說不在家。這不是假話嗎？你不說，行嗎？能夠說，我不願意見你？這種情況，日常生活裡邊多極了。比方說，做了菜，明明不好吃，問你好吃不好吃？你能說不好吃？不行的！好吃，好吃。這不是假話嗎，全不說行嗎？這個人生活裡邊啊，非常有意思。德語里有個詞，別的語言里沒有的。叫「not Lüge」。Lüge就是假話，not就是必要的時候。「必要的時候說假話」。我覺得這個詞很好。比方說，一個人來了，不願意見他，不在家，這是Lüge，假話，可是總比說我不願意見你要好，不得已而為之，not。別的語言里沒有這個詞。
季羡林：我這個人是從來不跟人斗，不搞小圈子，在北大，我當了一輩子中層、高層幹部，跟同事沒有矛盾過。我主張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當然，也有
https://read.99csw.com人認為我不對的，好人主義，我還有一個主義，一個是好人主義，一個是修正主義。什麼是修正主義？業務至上、智育第一，就是修正主義。我這一輩子啊，幸虧修正了一下，要不然的話，我這個皮上就一根毛也沒有了。現在留了一些毛，就是因為修正了一下。當時就是，那時候那個思想改造啊，動不動就得檢查，我檢查的基本思想呢，就是修正主義，業務至上、智育第一。檢查完了，我還是認為，一個人在學校里，不念書行嗎？後來我說是，我這個人是，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世界上真話全說的人哪，我認為沒有。他總得有點（保留），所以我的「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這句話頗有點名氣了。不過假話全不說的人哪，也是鳳毛麟角了。蔡德貴：思想改造的時候，您滑過來了。
季羡林：嗯。
季羡林：《大地》。
季羡林：四川一個作家馬識途，也有一本類似的書。人家不給他出。我的那一本書，是中央黨校出版社曲偉出版的。
季羡林：嗯。他們這個年輕人啊，沒有什麼歷史問題。我就認為自己是雙清幹部：清楚、清白。（後來在「文革」中，）結果呢，我後來自己不老實。什麼叫不老實呢？你就是一個普通人，你就悶著，別鬧。結果我參加，那時候分派了，一個新北大公社，一個井岡山，新北大公社呢，是掌權的，聶元梓。那時候北京有五大領袖：蒯大富、譚厚蘭、王大賓、韓愛晶、聶元梓。結果那個聶元梓判了17年。那時候聶元梓蒸蒸日上啊，是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主管外事。判了17年，後來到香港、深圳。當時我為什麼反對她呢？我覺得她不符合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其實，我也不知道什麼是毛的革命路線。只是口頭上說慣了，他的「革命路線」，後來明白了，是有一條革命路線。他的革命路線就是斗、斗、斗。
蔡德貴：好多人說您這句話說到家了，充滿了哲理。
季羡林：唐伯虎因為王后死了，他還在喝酒，被殺死了。死前還高喊，殺頭至痛也，于無意中得之，不亦樂乎？
蔡德貴：不是荷蘭，就是瑞典。
季羡林：經濟日報出版社後來不幹了。
蔡德貴：《大地》。
蔡德貴：聽鸝館是慈禧太后舉行宴會的地方嗎？
蔡德貴：他年輕時的話，後來成為「文革」的流行語。系裡的老師們對您洗澡滿意嗎？
季羡林：他到大陸舉行宴會，聖嚴法師也是在那裡宴請的。
蔡德貴：池田大作您是九九藏書什麼時候熟的？
蔡德貴：楊匡滿的文章說您連學生的水龍頭壞了，都管的。您還接待過很多外國學者代表團的。
中國的士很不簡單，士可殺，不可辱。禰衡罵曹，那就是中國的士。中國的士，就是不畏強|暴，堅持真理。後來「文化大革命」，那時候，我是政協委員，那個周揚也是政協委員。當時我們「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的時候，用政協的那個信封，那個委員給打一個叉，打一個叉，就證明（這個人有問題），過去槍斃人不是打一個叉嗎？過了以後，恢復政協委員了，周揚見了我，說羡林同志啊，他哈哈大笑，我們證明啊，中國的士，可殺，亦可辱。他說，你看，你是士，我也是士，不是現在照樣活著嗎？你要按那個老的辦法，應該自殺啊！我說「文化大革命」這個賬啊，還應該算。我說，中國人（有時候）是小事精明，大事糊塗。你像「文化大革命」，這樣就完了啊？死了多少人啊？現在沒有人提了，再過幾年就忘記了。
蔡德貴：那是您剛剛到北大的時候了。
季羡林：就是。
季羡林：就是現在那個「東方文化集成」。「東方文化集成」現在還繼續出。當時的計劃啊，太龐大了。準備出500冊，中間100冊是中國的。東方文化，大概出來一些了。
蔡德貴：還有《諸子》。
季羡林：聽鸝館慈禧太后聽唱戲的，聽京劇。聽鸝么，黃鸝啊！
季羡林：對。
蔡德貴：講「文化大革命」的書，就您這本書影響最大。
季羡林：就是他的。
……
季羡林：幾乎是不可能的。商人總是要說假話的。不能說我這個貨不好。買者說太少，商人說太多，這是一種想象出來的，實際生活中沒有君子國的。
蔡德貴：但是也留下笑柄了。
蔡德貴：那應該是在沙灘的時候，那時候是解放前。
蔡德貴：崑崙出版社實力也不強。
季羡林：賀劍城和黃宗鑒。
蔡德貴：您提到的業務好的，都沒有使用自己的專業。學習梵文、巴利文的，都沒有從事專業。那個余長安，語言天才，結果後來做了記者，我查了一些資料，他當了《光明日報》駐四川記者站的記者，寫過兩篇報道。還有那個張勁草，找不著這個人。
季羡林：對，招待過。那個日本，大江健三郎，諾貝爾獎（獲得者）啊！他，我招待過。那時候他還沒得諾貝爾獎。後來我就說，巴金，像巴金這樣的人，得諾貝爾獎，完全是應該的。結果沒有得到，沒有得到的原因啊，巴金是生在中國，中國是共產黨的中國，瑞典那個保守主義，將來得諾貝爾獎，到瑞典出席會議，還得發表演說。他一個共產黨國家的人，到瑞典科學院，發表演說，好像不妥。後來有一陣兒，我就說，將來中國啊，不要老是宣傳諾貝爾獎，諾貝爾獎那個獎，政治性太read.99csw.com強。巴金要不生在中國，諾貝爾獎少不了他的，那些得（諾貝爾獎）的，跟他比起來，差一大截子，特別是那個賽珍珠。賽珍珠那個作家，我認為是三四流的。但是她得了諾貝爾獎。
季羡林：嗯。
蔡德貴：我頭幾年，和您討論過「齊俗喜誇詐」的問題。沿海的齊文化是在商業社會的基礎上形成的，商人們「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要推銷自己的商品，形成了誇詐之俗。在《論語》的「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的地方，朱熹註釋說「齊俗急功利，喜誇詐」（《論語集注·雍也》）。
季羡林：他到中國來過，認識啊！中國來過，他在頤和園這個聽鸝館，舉行盛大宴會。
季羡林：這有什麼辦法？他就是這麼種人。
蔡德貴：您對「文革」當中批鬥過您的，沒有報復。您當了系主任、副校長，您沒有報復。您提到的「東方文化集成」的事情。
蔡德貴：在人大會堂。
季羡林：那時候在人大會堂，蓋起來了。範文瀾後來有一本《中國通史簡編》，沒有想到對佛教破口大罵。我講謾罵不是鬥爭。
蔡德貴：您的黨齡都52年了。您作為高級知識分子，也要參加組織生活嗎？思想改造運動的時候，您是不是要鬥私批修？
蔡德貴：北大去年開過會，出了100多本了。開始是經濟日報出版社，後來轉到崑崙出版社。
季羡林：張宗燧說，「結婚比嫖娼便宜」等，這是張宗燧的名言，他的名言挺多的，結果讓他洗的不是中盆，而是比中盆要大一點，也不是大盆，比大盆小一點，因為他的口碑不好，所以給他洗大盆。這個故事我講過了，他洗啊，一次不通過，兩次不通過，反正洗了幾次，後來，通過了。拿他的發言稿來看，上邊寫的哭，哭，到什麼時候哭，弄得大家啼笑皆非，既然通過了，就完了。張宗燧啊，那個人聰明，聰明。
蔡德貴：張宗燧是老二，張宗炳是老大。
季羡林：教員不洗。教員里一些特殊的人物，比如張東蓀的大兒子，當時的張宗燧。
蔡德貴：總支書記也是洗中盆嗎？
蔡德貴：《人民日報》發表的《為了下一個早晨》的文章。
季羡林：他帶著一些小玩意兒，變戲法的，在聽鸝館宴客，在那裡表演。聖嚴法師是嚴肅的學者。我們去台灣，是聖嚴法師邀請的。他出錢，請了不少人，有十幾位呢。
季羡林：一樣啊，都要搞啊！我那個思想改造啊，講過了。主要是針對我的政治主張。我主張所有的政治都是骯髒的，現在不骯髒了。思想改造，主要是針對我的前半段話。就是洗澡的時候，我是系主任，洗的是中盆。校長洗大盆，教研室主任洗小盆。一般教員就不洗了。
蔡德貴：嫌賠本嗎？
蔡德貴：我查了一下，吳弱男的父親叫吳保初，和譚嗣同、陳三立、丁惠康並稱為清末九*九*藏*書四公子。您加入民盟，介紹人是聞家駟先生，那麼您加入共產黨的介紹人是誰呢？
蔡德貴：德國人經常這麼做嗎？
季羡林：不是一次。
2008年12月9日下午3:00～4:30
季羡林：見過。那是在中國，好像是趙朴初出面宴請的。
蔡德貴：賀劍城那時候也是總支書記嗎？
季羡林：德國人是這樣子。我在德國住了那麼久。德國人的品質啊，恐怕在世界上是數一數二的，老實。我在那裡沒有受過欺騙。
蔡德貴：在去日本以前不認識嗎？
蔡德貴：毛澤東的那句話：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鼓勁兒的。
季羡林：思想改造，也不是滑過來了。還得檢查的，都檢查。教研室主任以上都檢查。我就檢查「政治都是骯髒的」思想。修正主義也是其中之一。「文化大革命」呢，那時候，我要是老實一點，也就完了。結果不是分派嗎，你不參加就完了，但是我參加了，和聶元梓對著干，叫上山了，井岡山。我參加與周培源有關係。周培源，我在清華念書的時候，他已經是教授了，後來我們兩個很談得來。他上山，我也上山了。這一上山，就被抄家。抄家就抄出來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照片。那是什麼人給的呢，在哥廷根大學，我跟你說過，就是張勳洋，這個人我覺得是個怪人。我始終懷疑他是藍衣社的人，他老是帶著蔣介石、宋美齡的照片。我因為照片倒霉，照片就是他給的。到了後來，這個暴風雨過去了，恢復我的組織生活。組織生活呢，後來這樣子，我原來想，把我這幾年扣的工資都交黨費，我一聽，留黨察看兩年，我說我不交了，我不夠資格。結果給我省了四五千塊錢，四五千塊錢在當時是很大的一個數目了。到後來，那個主持會的就講，他說，留黨察看兩年，你同意不同意？我寫了個基本同意。我說，你要了解「基本」這兩個字的意思，就是不同意。他說我們支部再討論，我說，不要討論了。我「基本」同意。後來我就問我們的軍代表，那是個軍官，「文化大革命」我犯了什麼罪？你告訴我清清楚楚。他說不出來，張口結舌。我犯什麼罪啊？我沒有犯罪啊！後來這個，恢復組織生活那個（時候），有人提出，就是張寶勝，我的學生，他講，你們回家查一查，你家裡面有沒有林彪的頭像啊？誰也不敢說沒有，所以後來就不敢講了，結果留黨察看結束了，恢復我的組織生活。後來那個，恢復組織生活呢，還有一出鬧劇，一大批黨員不是都恢復組織生活嗎？第一個恢復的得找一個頂呱呱的。找的第一個就是馬鵬雲。他是貧農、烈屬、軍屬，這個就挺嚇人的。不過這個人是，有一件事，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這樣的大字報，不會有人簽read.99csw.com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你簽名幹嗎？我就碰到兩個人簽名了，一個就是馬鵬雲，另外一個就是劉國蘭，他們簽名了。我就說他，對這種人怎麼講呢？毫無價值的簽名。他畢竟簽了。後來和馬鵬雲，我們不是在一個教研室嗎？在教研室開會的時候，我對馬鵬雲說，你不像烈士（子弟），也不像軍屬，更不像貧農（子弟）。「文革」開始的時候，他戴著那個袖章，袖章不是隨便戴的，考慮自己的身份，貧農子弟、烈士子弟，才有資格。那時候叫串聯，他就到上海去了，看到這個紅袖章，就有一個女孩子嫁給他了。相當漂亮的女孩子。也不知道怎麼騙的，反正帶著這個漂亮的妻子，後來一出國，阿姆斯特丹，好像是荷蘭。
季羡林：張宗炳大啊，這個我不知道。張宗炳他不錯的。
蔡德貴：教員給你們洗。
蔡德貴：您見過嗎？
蔡德貴：星雲大師您也見過的。
蔡德貴：厚今薄古是毛澤東提倡的。
季羡林：他不叫張勁草，張勁草不是名字，是筆名。
季羡林：我這個當副校長，是周培源推薦的。其實，我當副校長的建樹啊，因為我那時候，我這個每個禮拜五下午的校長辦公會，我去參加。別的事，我都不管。我就做了兩件事，一件事呢，就是那個北大不是有個新辟的西門嗎？西門裡面有個假山，不是假山，是土堆，不是山，那是我建議的。為什麼呢？我們中國忌諱啊，是一進門什麼都有了，都看到了。你到那個蘇州，你看，它不論多麼小，不能進門什麼都看見，總得要擋住。我建議在西側門，弄個土山擋住。一進門，不要一眼望盡。第二件事情，就是李大釗有個塑像，在俄文樓前面，他後背（屁股）對著俄文樓，前邊是……後來討論怎麼辦。我就說在後面栽兩排樹，不就擋住了。我當副校長，就幹了這兩件事。
蔡德貴：也沒有受欺負？
蔡德貴：我們這一代更是這樣。「文革」就不說了。「文革」以後，該說說您當副校長的時候了。
季羡林：楊匡滿。
季羡林：他在滇緬公路當翻譯，叫張什麼，名字也怎麼想不起來了。
季羡林：池田大作是，我在日本的時候認識的。
蔡德貴：池田大作是佛教的改革派。
蔡德貴：您還說到聖嚴法師也是在那裡。
蔡德貴：張勁草更早了，余長安晚，是1962年的。
季羡林：這個人，這個大概中國與外國一樣。大學學的東西，出來以後完全能用得上的，不是太多，不是每個人都用得上的，大概一半都不到。後來我就說，大學學什麼東西啊？最重要就是你大學畢業。
季羡林：也是洗中盆。
季羡林：應該是在沙灘的時候。真名叫什麼，我忘記了。這個人大概是這樣子，我見他的時候，他還穿著軍裝，他在滇緬公路當翻譯。
季羡林：不是瑞典，不在北歐。
蔡德貴：要重新學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