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就在2012年，隨著基建投資的降溫，工程機械行業陡然進入「最為困難的一年」。三一重工在今年上半年的營業利潤下滑18.6%，負債水平更是急劇增長，其流動負債合計達到307億元，種種關於資金鏈斷裂的消息令人揪心。中國工程機械工業協會數據顯示，在2012年，國內13家主要企業利潤下滑34%。

相比于消費品市場，能源和重工業領域的景象更為蕭條。隨著基礎設施投資的相繼完成，鋼鐵、煤炭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其痛苦時期將長達五年之久。局面的反覆跌宕，體現在一些具體的企業人物身上，又是那麼的步步驚心。

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刺|激下，中國的光伏產業經歷了長達十年的大躍進，全國有600多個城市把光伏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多晶硅爐像大鍊鋼鐵一樣遍地開花，僅浙江省就有光伏企業205家，它們大多得到了中央政府的產業補貼和地方財政的扶持。曾有媒體感慨：「過去十年來，如果有一個行業籠罩的光環能與互聯網相媲美，一定是光伏；如果有一個行業的造富能力能與互聯網相媲美，一定是光伏；如果有一個行業吸引資本的能力能與互聯網相媲美，一定是光伏；而如果有一個產業激發地方政府的追逐熱情超過房地產，一定還是光伏。」

在今年，保時捷在中國賣出了33590輛跑車，雅詩蘭黛的銷售額增長了30%，巴寶莉在北京開出了面積達1200平方米的亞洲最大旗艦店。據彭博社的報道，中國消費者的花費佔到該集團銷售額的40%。

在隨後的兩年裡，三一的各項業績指標連續同步增長超過70%，營業收入突破800億元，股價連創新高，一度達到1370億元，梁穩根因此以超級黑馬的姿態，登頂中國富豪榜。在剛剛過去的2011年，梁穩根無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企業家，他還宣布將投資86億元建設北京總部。

在產業膨脹和「首富」的光環之下，科學家施正榮也成了時髦的企業家，原本內向訥言的他學會了滔滔不絕地「佈道」，還能夠在幾千人的論壇上，有板有眼地獨唱一段錫劇。他曾經花20萬美元包一架公務機去參加達沃斯論壇，同美國副總統戈爾共進午餐，與英國查爾斯王子談合作，他還給自己買了近十輛豪車，見不同人時會開不同的車。2005年年底，尚德上市當天，施正榮對友人說：「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會去掙一分錢，我就花錢。」

即便在這樣的時刻，張志熔看上去仍然「大而不倒」。從2010年到2012年的三年間，熔盛重工的手持訂單穩居全國第一，一直到2015年，熔盛的秘密才被財新記者揭露出來。

在已經到來的2012年，無論是外貿還是內貿，都讓人憂心忡忡。

2012年11月5日，褚橙上線，五分鐘內售出800箱，把本來生活網的伺服器弄宕機了。三天內，20噸售罄，網站緊急訂貨，10天內賣掉了200噸。褚橙很快成為所有橙子品類中的「互聯網爆品」，沒有人會料到，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人格化品牌，會由一位「囚困」于哀牢山的85歲老人來引爆。

9月底，在無錫至上海的高鐵上，49歲的施正榮接到了《中國企業家》記者的電話。在連珠炮般的提問之後，他沉默了很久，然後幽幽地說：「在現在這段時間，你要我說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明天在哪裡。」

9月9日，前阿里巴巴員工程維推出滴滴打車App。他花了8萬元開發出的這款產品，非常的粗糙，當日，全北京的189家計程車公司中，只有16個司機使用了這個毫不起眼的小軟體。在程維的記憶中，這一年北京的冬天非常寒冷，他和三個小夥伴在北京西客站的計程車停靠點推銷，「那個地方是個過道，很強的過堂風，司機停留時間又很短」，他們硬是讓1萬個司機裝上了滴滴App。11月3日，北京城下了第一場大雪，很多人上班打不到車，就開始嘗試打車軟體，這一天，滴滴打車首次單日訂單超過1000個。

在2012年，微信的迭代和擴張幾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不過也有其他一些創業者的表現值得記錄。小米手機在今年實現了126億元的銷售額，雷軍在製造業中造成的恐怖效應正在急速地發酵。王興的美團和張濤的大眾點評從「千團大戰」中浴血殺出，逐漸形成對峙之勢。

2010年，布洛克成立渾水公司（Muddy Waters），它的主頁上沒有披露任何註冊和聯繫信息，只有一段頗有禪意的簡介：「中國成語有云，渾水摸魚，它也可以解讀為——不透明亦可產生賺錢的機會。」《經濟學人》雜誌形容他：「布洛克並不是那種耀眼到可以做財長的角色，也不像華爾街擁有數十億資產的基金經理，看上去並不出眾的布洛克，卻深諳中國市場之道。」

的確，此時的中國，你已經很難用「發展中國家」這樣的視角來描述和觀察。

「漲潮的時候趕海，你很難得到大海的饋贈；退潮的時候，哪怕在海灘信步，也能撿到美麗的貝殼。商機也是這個理。」信奉這個「商理」的人叫張志熔，在2010年的《福布斯》內地富豪榜上，排名第十。

渾水是一家專門針對在海外上市的中國企業的做空機構，布洛克發現的秘密是，「在美國和中國，有不少人勾結起來合夥將一些空殼上市公司帶到美國」。所謂的做空機構，就是先借股票賣掉，然後宣布一些利空消息，等股價大跌之後買回來還掉。跟股票市場的其他賣空者一樣，渾水公司通過調查報告引起投資者對一家公司生存發展能力的懷疑與不信任，致使該公司的投資量減少、股價下跌，然後渾水公司便從中獲利。

很顯然，與複雜而隱蔽的排水系統相比，摩天大樓更容易令人興奮。就在2012年，中國的各個城市正在展開一場以摩天大樓為主題的競賽。此時，全國最高樓是建成於2008年的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樓高492米，幾乎所有的新大樓都以它為趕超目標。上海宣布將建造632米的上海中心，深圳的平安中心則很「巧妙」地把高度設定在646米，武漢綠地中心的高度原定為606米，在得知上海和深圳的消息后，隨即宣布將「拔高」到666米。

這是一位出生於1956年的草根創業者，早年販酒、做玻璃纖維，到1986年，湊了6萬元創辦了一家焊接材料廠。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進入城市化建設周期，梁穩根開始生產混凝土拖泵，他從北京自動化研究所挖來液壓技術的專家，著力于核心技術的突破。1995年前後，在混凝土輸送泵行業，國外產品佔據了中國市場95%以上的份額，在三一重工等中國企業的努力下，以不到10年的時間，完成逆襲。2002年9月，在香港國際金融大樓施工現場，三一混凝土泵將混凝土送上了406米高的施工面，把世界紀錄提高了將近100米。2003年9月，在三峽三期工程中，三一的三級配混凝土輸送泵試打成功，填補了國內外工程機械領域的又一項空白。

這些新特徵的出現，意味著中國經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它既不是一個經典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國家，也不再是一個經典意義上的發展中國家，它需要被重新審視和定義。

此後十余年間，偏遠寂寥的哀牢山突然成為很多民營企業家的奔赴之地，有的獨自前往，有的結群拜訪。對褚時健的同情和致意，超出了對其案情的法律意義上的辯護，而實質是一個財富階層對自我境況read.99csw.com的某種投影式認知。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提出「極限情境」的概念，在這一情境中，通常遮蔽我們的「存在」的雲翳消散了，我們驀然直面生命的基本命題，尤其是死亡。雅斯貝爾斯描述了人們面對這一情境時的焦慮和罪惡感，與此同時，也讓人們以自由而果敢的態度直面這一切，開始思考真正的命運主題。

褚時健與老妻兩人獨上哀牢山，並沒有想過橙子的商業模式，他對所受遭遇毫無反抗和辯駁，亦不打算與過往的生活有任何的交集。自上山那日起，他的生命已與哀牢山上的枯木同朽，其行為本身是一種典型的自我放逐。也正因此，在公共同情與刻意沉默之間，無形中營造出了一個巨大的悲劇性效果。

從日後來看，這僅僅是產業拐點出現的時刻，在今後的幾年裡，工程機械行業一直掙扎在停滯的低谷。到2016年中期，三一重工的員工由鼎盛時的6萬多，裁到不足3萬，營業收入只有五年前的五分之一左右。梁穩根後來對記者說：「調了五年，調得很深，國內市場調低了75%，真的沒有想到。」

今年的春、秋兩季廣交會都出現了訂單大幅下滑的景象。其中，在11月的第112屆秋季廣交會上，境外採購商人數同比減少10.2%，出口成交額同比下降9.3%，都創下歷史紀錄。更讓人擔憂的是，在所有的外商訂單中，中短期訂單的比例佔八成以上，這充分表明國際市場的需求和信心不足。而廣交會的日趨清淡僅僅是一個開始，在未來的五年裡，成交額將繼續同比下滑。

誰也沒有料到，局勢的反轉會來得那麼猛烈。

如果在今年，你沿著海岸線駕車從南到北，一行數千里，經過的每一個產業園、開發區、碼頭或工地，都可以看到冷清不振的場景和忐忑不安的人們。在媒體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討論轉型升級，可如何轉、怎麼升，卻是讓人莫衷一是，有些企業主更是嘆息「不轉型是等死，轉型是找死」。

2011年，尚德凈虧損10億美元，到第二年的二季度，情況繼續惡化，電池工廠停產，公司大規模裁員，其總欠債額高達20多億美元，紐交所的股價從最高的98美元跌到1美元。美國投資者對施正榮提起集體訴訟，指控他借亞洲硅業掏空上市公司，並挪用公司16.8億美元為自己的個人公司提供無息貸款。

就在丁志健溺亡的兩個月後，在距離廣渠門不到4公里的地方，一根地下樁在雷鳴般的掌聲中被響亮地打下。北京市宣布將建造一座528米高的摩天大樓，總投資240億元，項目將創造8項世界之最和15項國內紀錄。建成之後，這座定名為「中國尊」的建築物將成為新的北京第一高度。

在這股造船運動中，沿海的江蘇、上海、浙江、山東、廣東等省展開了一場大競賽，其中，江蘇省遙遙領先。2010年，全國造船完工量超過百萬載重噸的11家企業中，江蘇省佔9家，新承接船舶訂單量佔世界份額高達21.6%。

在危機四伏的2012年，八旬老人褚時健以互聯網的方式重新創業，無疑在年末讓人們心生敬意和勇氣。本部中國企業史，從本質上而言，就是一部關於人的精神史，每一個產業的顛覆及重構背後，都起伏著無數個體生命的悲欣交集，時間之針會在終止之前一直前行，它裹挾一切，向不確定性宣戰。

與製造業所發生的種種危情相比，中國的互聯網經濟仍以輕快的步伐在前行，內需消費和文化產業則正在發生新的變化，而所有的創新，都建立在移動互聯網的井噴風口上。在2012年，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達7.17億部，比去年增長45%，中國的出貨量達1.82億部，居全球之首。一個更值得關注的數據是，三四線市鎮的手機銷售第一次超過了一二線城市。

在這些人中，年紀最大的是出生於1928年的褚時健，他正在遠離塵囂的雲南哀牢山上種橙子。

在個人秉性上，施正榮是一位科學家，他師從「太陽能之父」馬丁·格林教授，留學期間就握有十多項太陽能發明專利，他歸國創辦尚德電力，正趕上中國大力發展光伏產業。《中國企業家》雜誌曾以《首富，政府造》為題，分析了「尚德模式」的崛起秘密，即一個開明的政府與一位具有商業精神的科技人才攜起手來，對後者注入各種資源，包括政策、資本、技術、市場等，在企業發展起來后，政府「功成身退」。無疑，這是蘇南模式的進化版本。

站在一塊荒地前，王石指著一尺多高的果苗問褚時健：「什麼時候能掛上果？」褚答：「五六年後吧。」王石在自己的書中寫道：「他那時已經快75歲了。你想象一下，一個年近75歲的老人，戴一個大墨鏡，穿著破圓領衫，興緻勃勃地跟我談論橙子掛果是什麼情景。雖然他境況不佳，但他作為企業家的胸懷呼之欲出。我當時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樣的挫折、到了他那個年紀，我會想什麼？我知道，我一定不會像他那樣勇敢。」

11月，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全會選舉習近平為黨的總書記。在新的政治時代到來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局面也展開了新的一幕。

從「世界泵王」「光伏之王」到「造船大王」，他們的旋起旋落在世界工業史上都堪稱經典，並似乎不可複製。

羅振宇自稱「羅胖」，原本是中央電視台《對話》節目的製片人，他同時也是策劃專家，3Q大戰後曾被馬化騰請去給全體高管培訓「輿論管理」。他在公眾號平台出現不久就開通了「羅輯思維」，每天講述60秒的音頻「死磕」用戶，他的訂戶在一年後超過了100萬。後來幾年裡，他成了自媒體和知識付費的風向標。

在公眾號誕生之前，博客及微博已經對中國的輿論傳播業態構成了巨大的衝擊，民眾掌握了輿論的發布權和選擇權，金字塔式的精英傳播模式遭到顛覆。然而，儘管如此，由於博客和微博的草根及碎片化的特徵，主流輿論的勢力其實並沒有被徹底瓦解。公眾號推出后，擁有持續創作能力的精英寫作者敏銳地發現，這一模式更適合沉浸式創作，而其傳播的路徑由熟人朋友圈發動，且在通信和社交環境中實現，因此，具有更為強大和有效的輿論效率，同時，經由訂閱而產生的粉絲（訂戶）有更強的忠誠度並易於管理互動。

其四，作為全球第一的人口大國和製造大國，中國產業經濟的波動直接影響國際能源的價格和產業格局重構，甚至足以影響一些能源輸出國的政局穩定。摩根大通的研究顯示，當中國的增長率下降1個百分點，新興市場就會相應下降0.7個百分點。「中國效應」的傳導性變得越來越強，也越來越可怕，它成了全球經濟復甦的中樞地區，也是最不確定的因素之一。

在經濟體形上，它已經十分龐大和健壯，在成長模式上，它陷入苦惱的制度瓶頸和路徑依賴，「下水道」式的結構性難題層出不窮。一些原本支持經濟增長的基本性要素，如勞動力和土地成本優勢、環境可持續的代價、「中國製造」的國際空間等，都開始次第消失。某些重大指標出現峰值，一些戰略級能力發生不可逆的改變，而人們對某些事物的價值判斷也出現了變化。

而在江蘇省，如皋的張志熔又是最兇猛和高調的一位。熔盛重工在2009年的最後兩個月一舉拿下12艘船舶訂單，在2010年更是接獲46艘船舶訂單，實現銷售收入126億元，凈利潤17.19億元。11月，熔盛重工成功在香港掛牌上市，募集資金140億港元，是當年香港市場非金融企業中的「募資王」。據媒體報道，「在熔盛鼎盛的2010年，下班高峰時，在江蘇如皋長青沙島中央的疏港公路上，數不清的助動車和摩托車會匯成一條鋼鐵洪流」。

在胡潤公布的2011年富豪榜上，一個陌生的名字——梁穩根出人意料地出現在榜單的第一名，他是三一重工董事長，來自長沙，個人資產達到700億元。

種種跡象表明，改革開放的上半場結束了——儘管經濟學界要到兩年後才意識到這一點。

2003年，剛剛登完雲南哈巴雪山的王石順道去看望褚時健，在哀牢山的一個小山坳里，他看見70多歲的老人蹲在路邊與一個鋪設水管的工人討價還價，工人開價80元，老人還價60元。

然而可怕的是，中國的光伏產業是一座建造在沙灘上的漂亮城堡，它90%的原料依靠進口，而90%的產品則全數出口，最重要的原材料多晶硅，也基本上掌握在國外廠商手中，價格最高時甚至達到每千克400美元以上，占整個光伏產業鏈利潤的70%。2011年，受歐洲債務危機影響，美國和歐洲開始對中國光伏產業開展反傾銷、反補貼的「雙反調查」，直接導致全行業的大雪崩。

這兩個貌似衝突的消息背後，體現出了2012年中國產業經濟的一個新的基本特點：在消費能力不斷抬升的同時，製造業的成本優勢即將消失殆盡。所有的全球化企業都開始小心翼翼地重估中國市場的價值。

事實上，沒有一位超人可以抵抗潮漲潮落的規律。張志熔的財技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融資能力和政商關係，在金融機構的支持下，熔盛重工的銀行貸款水漲船高，到2011年已達254.3億元，實際上是一個被銀行硬撐起來的稻草巨人。同時，熔盛每年從如皋市取得巨額退稅和補貼，在2010年到2012年的三年中，金額共計33.8億元，超過其利潤總額。

路透社在2012年11月的一篇總結性報道中，羅列了關於「胡溫十年」的成績單：「中國GDP平均每年都保持近兩位數的增長，總額翻了近四番，相繼超越德國、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1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躍居世界第二位，連續三年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在改革開放的短短三十多年時間里，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十年間增長超過10倍。中國由一個原先接受援助與貸款的國家，開始變為向外輸出貸款和援助的國家。」

在過去的幾年裡，郭台銘一直在重構富士康的產業布局，深圳園區將打造專註于科技研發和電子商務的「五中心一基地」，長三角地區形成了精密連接器、無線通信組件、液晶顯示器、網通設備機構件、半導體設備和軟體技術開發等產業鏈及供應鏈聚合體系，環渤海地區以無線通信、消費電子、雲運算、納米科技等為骨幹產業。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汽車零部件、精密磨具等業務則轉移至了中西部地區。

一位台商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算了一筆賬：「我們1990年從台灣將工廠全部遷移到廣東，當時珠三角的工人月薪只需200元左右，而如今漲了10多倍，尤其是金融危機后，用工成本上升更加迅猛。目前的工廠工人月薪大約是500美元，而印尼的大約300美元，越南的是250美元左右，差距由前幾年的50美元擴大到200美元以上。如果耐克的採購商能用10美元買一雙鞋子，絕不會掏11美元來購買，因此工廠流失了一些低價訂單。」

2012年4月，中共中央宣布對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立案調查，一場歷時五年的「唱紅打黑」政治鬧劇結束。

到2009年年底，隨著「四萬億計劃」的推出和銀行大規模放閘，重資產、高產值的造船產業被赫然列入「十大振興產業」之一，受到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的強烈青睞，上千億資本瘋狂湧入，中國的造船熱浪平地捲起。工信部的數據顯示，在整個2010年，全國造船完工量6560萬載重噸，同比增長54.6%，新承接船舶訂單量7523萬載重噸，是去年同期新接訂單量的2.9倍。正是在這一年，全國造船完工量、新承接船舶訂單量、手持船舶訂單量三大指標均超越韓國，成為世界造船第一大國。

渾水的報告導致東方紙業股價大跌，渾水也因此一戰成名。

可是，這樣的聲音被夾雜在歡呼聲中，似乎不被看成是警告。在張志熔們看來，「現在先狠賺一筆，將來船市不好的時候，再轉做鋼結構或其他業務」。而在國企看來，它們更有不怕死的理由，一位中船集團的高管對記者說：「產能過剩是將來的事，至少目前訂單多得都接不完，當然要加大造船力度。即使將來有了風險，央企也不會受到太大影響。」

7月17日，阿迪達斯的中國公司發布了兩條看上去讓人有點疑惑的消息：

阿迪達斯的撤廠，被認為是一個「遲早要做的決定」。早在三年前，阿迪「永遠的競爭對手」耐克就做出了一模一樣的決定。2009年3月，耐克關閉了公司位於中國的唯一一家鞋類生產工廠——太倉工廠，遣散中國員工1400人，當時由於補償方案未能與工人達成一致，還引發了大規模的工人罷工。自金融危機爆發后，耐克明顯加速調整全球生產布局：2001年時，中國生產了其40%的鞋，在各國中排名第一，而越南只佔到13%的份額；到了2005年，中國的份額降至36%，越南升到26%；到了2010年，越南超過了中國，佔37%，中國退居第二，佔34%。

渾水的一次又一次得手，讓中概股在北美資本市場基本上失去了信用。東方紙業事件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開始調查反向收購和IPO類中國企業的會計審計等問題，一度頗受追捧的中概股從而陷入長期的集體低迷。

布洛克的調查手法並沒有出奇之處。據他自述，這家公司只有他一個全職員工，其餘都是臨時聘用的合約調查員。渾水所依據的資料全數來自公開資料以及實地調研，令人嘆息的是，幾乎所有被調查的中概股公司的遮羞布都是用紙糊的，稍稍一扯，立刻脫落。在調查多元環球水務時，渾水去會計師事務所查閱了原版的審計報告，證實上市公司篡改了數據，把收入至少誇大了100倍。然後，調查員根據多元環球水務公布的經銷商名單，一一打電話，結果發現所謂的80多個經銷商的電話基本打不通，能打通的公司，也從未聽說過多元環球水務。渾水的狙擊，最終導致這家公司黯然退市。布洛克式的狙擊再次證明，中國的商業世界是一個多麼不認真的世界——哪怕作假也缺少技術含量。

34歲的丁志健是北京一家出版公司的編輯部主任，北大研究生畢業后留京，然後結婚、購房、買車，每一天的生活都看上去忙碌而舒適，儼然已是這座擁有1900萬人口的大都市中的一個中產人士。2012年7月21日清晨，他出門去談業務。妻子提醒他，昨天氣象局發了預報，今天有大到暴雨，雨量可能達40到80毫米。

「人生總有起落，精神終可傳承。」這是網站的幾個年輕人為褚橙想出來的廣告詞，幾個簡單的漢字里浸透了這個時代的所有曲折與頑強。

中國電影的票房在今年首次突破100億，這必須歸功於一部絲電影《泰》，它取得了12.67億元的空前票房。電影講述三個年輕人在泰國旅行時的種種搞笑遭遇，人們在影院里笑得眼角流淚而忘卻了世間的所有煩惱。其實，在今年真正應該被記憶的是馮小剛拍攝的《1942》，它取材自劉震雲寫於1992年的一部調查體小說，記錄了1942年河南因旱災、蝗災糧食顆粒無收，3000萬民眾離鄉背井去陝西逃荒的真實歷史。馮小剛從20年前發願把它拍成電影：「這篇小說在我的心裏開始發酵，逢人便說，念念不忘。」在經歷了劇組的三聚三散后，影片終於在今年成片播出，結果虧損5000萬元，導致華誼兄弟公司的股價暴跌。

出生於1928年的吳仁寶住進了醫院；出生於1939年的李經緯在廣州的醫院已經被「雙規」了整整10年；出生於1934年的步鑫生被查出罹患絕症，他打算回到24年未曾回去的傷心之地—老家海鹽縣；出生於1939年的馬勝利關掉了自己的包子鋪，杜門謝客。

渾水的第一個狙擊對象是東方紙業。布洛克通過電話溝通及客九九藏書戶官網披露的經營信息，逐一核對各個客戶對東方紙業的實際採購量，最終判斷出東方紙業虛增收入。虛增的方法其實很簡單，即擬定假合同和開假髮票，這也是國內上市公司造假的通用方法。布洛克派出的調查員發現工廠破爛不堪，機器設備是20世紀90年代的舊設備，辦公環境潮濕，不符合造紙廠的生產條件，而工廠的庫存基本是一堆廢紙。布洛克在報告中驚呼：「如果這堆廢紙值490萬美元，那這個世界絕對比我想象的要富裕得多得多。」

同時，它也指出了困擾中國經濟局勢的種種難題：「『國進民退』的模式讓本應最具活力的民營中小型企業融資困難，沉重的稅務壓力讓它們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更難生存，資本紛紛外逃，弊端凸顯。經濟產業結構畸形，不得不進行調整，但要實現產業優化升級困難重重，前途未卜。中國的經濟結構過分依賴出口，作為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消費，還未起到真正拉動內需的作用。地方政府追求巨額投資而大規模舉債，危機四伏。城市化進程快速推進，但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建設規劃混亂、環境惡化等一系列問題也接踵而至。」

8月23日，微信公眾號平台上線，這是張小龍團隊的一個「發明」，它兼具媒體和電商的雙重屬性，從而革命性地改變了中國互聯網以及媒體產業的既有生態。

在一個由強勢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環境中，資源的配置模式十分極致，它既足以在最短的時間內聚合能量，拉動經濟的復甦，對任何一個產業造成戰略性的調整，同時，也因「看得見的手」的干預，無法避免資源錯配和浪費的後果。如斯蒂格利茨所揭示的，「勢不可當的政府活動之後，便是反方向的劇烈變動」。

尚德式的成功，被認為是「地方政府公司主義」的勝利，它體現了中國式產業發展的獨特性。在無錫，施正榮成了城市的名片，他的巨幅照片被樹立在高速公路入口處，所有進入這個城市的來客第一眼望見的便是他的標準式微笑。市政府甚至還為他塑了一座寬3米、高2米的巨幅半身人像。一位地方官員分析，對無錫來說，尚德產值的政治意義遠大於經濟意義。「你要是比其他工業，無錫在全國不一定是數一數二的，而若比光伏，尚德世界第一。這大大滿足了無錫市政府的虛榮心。」

陳通跑路是造船業危機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3月，江蘇南通啟東的惠港造船公司宣布破產；5月，浙江台州規模最大的出口船舶企業金港船業向法院申請破產；6月，大連東方精工船舶配套有限公司宣告破產，廠房徹底停工。中國船舶工業行業協會的數據顯示，在2012年到2013年，全國3400家造船企業全數陷入資金鏈繃緊、訂單量銳減和交船難的困境，倒閉歇業企業超過2000家，成為製造產業的重災區。在2012年年底的國務院會議上，造船業從「十大振興產業」名單中滑出，被明確定義為「過剩產能」。

已經很少有人記得褚時健了。這位當年的「中國煙王」，於1996年因貪獲罪入獄。其間，他的妻子、妻妹、妻弟、外甥均被收審，女兒在獄中自殺身亡，兒子遠避國外，名副其實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褚案在當年經濟界引起了極大的同情浪潮，在1998年年初的北京兩會上，十多位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聯名為褚時健「喊冤」，呼籲「槍下留人」。1999年1月，褚時健「因為有坦白立功表現」被判處無期徒刑，兩年後，以身體有病的理由獲準保外就醫。

其一，它宣稱在過去的一年裡，在中國新開了1175家分店，目前擁有6700個銷售點，是全球增長最快的區域市場；其二，它宣布將關閉位於蘇州工業區的唯一一家自有工廠，把生產線遷移到東南亞的緬甸。

施正榮一度被看成是海歸科學家創業的標本。2000年，他背著一個雙肩包從澳大利亞來到家鄉江蘇揚中附近的無錫市，包里只有一台筆記本電腦和幾頁商業計劃書。僅僅六年後，他就以32億美元的個人資產成為新晉的「中國首富」，又過了六年，神話回到起點。

除了無錫尚德，隔壁的江西省則如法炮製地支持了一家叫賽維的民營企業，其創辦人彭小峰的名字，曾在2008年與施正榮一起出現在胡潤富豪榜的前十位名單上。到2010年前後，中國光伏產業從無到有，產能佔到全球一半以上，全球前十大光伏組件生產商中，中國包攬了前五名。

如果城市下水道與摩天大樓構成一對隱喻，那麼，它體現了中國經濟的極致兩面性。在悲觀論者看來，中國的迅猛發展只是一個空洞的泡沫，無論多麼的炫目或膨脹，都無法掩蓋內在的空虛，甚至其成長模式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在樂觀論者看來，成長從來是脆弱的，而且有必須支付的代價，外延與內在的不匹配正為制度創新提供可能性。

如果我們把2008年年底到2012年視為一個經濟周期的話，可以看到四個重要的新特徵。

在某種意義上，褚時健在哀牢山上「圈地自困」，帶有極濃烈的意象特徵，宛如一代在扭曲的市場環境中掙紮成長的企業家們的「極限情境」。面對這一場景，他們會不由自主地喚起同理心，構成集體心理的強烈回應，人人心中都好像有一座雲纏霧繞的「哀牢山」。

「下水道是一座城市的良心。」整個7月，全國媒體都一再地引用雨果的這句名言。一場暴雨洗刷出了兩個殘酷的事實——鮮亮的城市建設也許僅僅是表面的繁榮，而每一個中產階層人士的生命居然是那麼脆弱。

3月29日凌晨4點，馬化騰在騰訊微博發了一個六字帖：「終於，突破一億！」此時，距離微信上線僅433天，在互聯網史上，微信是迄今為止增速最快的在線通信工具。QQ同時在線用戶數突破1億，用了將近十年，臉書用了六年半，推特用了整整四年。4月19日，微信推出「朋友圈」，它意味著這款通信工具向社交平台的平滑性升級，由此，一個建立於手機上的熟人社交圈正式出現。

如果說英國人胡潤在中國的賺錢故事屬於20世紀90年代的話，那麼，卡森·布洛克的故事則更加新鮮和刺|激。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布洛克從12歲起就夢想著到中國淘金，於是在2005年，28歲的他來到上海，做了一年律師，還與人合夥開辦了一家自助儲存庫公司，其間也幫一些對沖基金和他的父親做調研，他甚至還寫過一本《傻瓜也能在中國賺錢》的書。可是，在五年時間里，他並沒有如願以償地成為那個「傻瓜」，相反，他幾乎賠光了所有的錢。然而，也是在這五年裡，學法律出身的他，發現了一個秘密。

在這一布局之下，富士康於2003年投資山西太原，2009年建廠重慶和成都，2010年進入河南鄭州，2012年簽約貴州貴陽。郭台銘還宣布將在未來的10年內，用100萬台機器人替代生產線上50%的勞動工序。

二是「自己給自己下訂單」。財新記者的調查顯示，一位叫關雄的掮客在香港成立了12家單船公司，專門向熔盛重工下訂單，「這些訂單實際上是張志熔通過個人渠道將錢轉給關雄的香港公司，然後關雄的香港公司再到熔盛重工下單造船。接單后，只有一部分船會繼續造完，並由關雄的公司出租賺取租金或乾脆轉讓」。在熔盛重工的歷史訂單中，與關雄有關的有30艘船之多。

在最危難的時刻，施正榮拒絕拿出個人資產拯救尚德，他的「科學家理性」似乎戰勝了企業家倫理與血性。

與此同時，新東方接受了美國證交會長達兩個半月的「徹底體檢」。調查員近十次飛到北京，將新東方歷年來涉及股權的幾千份合同全部翻譯成英文；拆走了高管的電腦硬碟，將其中文件全部拷出來；郵箱里的電子郵件也全部列印出來，哪怕是已刪除的郵件，也要用特殊的手段恢復。調查人員還細讀了俞敏洪個人郵箱里的三萬多封郵件，他跟美方人士開玩笑：「我女朋友的信你們可不能亂看。」為應付此次調查，新東方投入的資金高達數百萬美元，創下了一個紀錄。

其二，中國政府始終沒有擺脫對投資的路徑依賴。相比于內需消費的喚醒，以大規模貨幣投放為基礎的基礎設施投資，無疑是一劑立見成效的猛葯，但是，它所造成的後遺症則不可避免。在這一過程中，國有資本控制的銀行系統扮演了「白馬騎士」和後果承擔者的雙重角色，金融系統和地方債務平台的高風險，成為長期存在的隱形危機。

很快，越來越多的寫作者開通了自己的公眾號，它們被稱為「自媒體」，這是一個由中國人獨立創造出來的新概念。傳統媒體的傳播壁壘被擊穿，以專業能力為基礎的人格體能量開始爆發。在後來的幾年裡，報紙、雜誌等媒體出現雪崩式的倒塌九_九_藏_書——中國傳媒業的式微速度遠遠大於所有歐美國家，一個全新的輿論生態在微信平台上赫然出現。

和平年代，泱泱首都，一場大雨居然造成數十人溺亡，新聞震驚世界。排水專家告訴記者，北京的排水系統在全國各大城市中已屬先進，但與東京、巴黎、紐約等國際大都市相比，其實遠不在一個層次上，「建築交通發展很快，但是地下落後得很遠」。

關於中國問題的此類爭論，三十多年來，似乎從來沒有停歇過，只是在今年，它呈現出了一些與以往不同的主題和特質。

啟動於三年前的那場「四萬億計劃」，在隨後的幾年裡形成了炙熱的投資熱浪，但是因為內需消費，無論從品類還是商業模式創新上，始終沒有尋找到突破口，到今年已如強弩之末，甚至揮發出若干負面效應，增長再次停滯。

有媒體計算了一下，未來十年內，中國將建設1300座摩天大樓，已經投入的在建資金為5100億元，即將投入的約1.1萬億元，占商品房投資的23%，約為鐵路投資的2.7倍。到2018年前後，若那些宣布的項目全數落成，排名全球前十的摩天大樓中，有九座屬於中國。

10月，山東作家莫言擊敗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他以農村題材為主的小說其實在「80后」主流讀者那裡幾乎沒有市場。年輕的人們更喜歡輕快而淺薄的八卦娛樂，由浙江衛視製作、開播於7月的《中國好聲音》一炮走紅，成為繼2004年《超級女聲》之後的另外一個現象級綜藝節目，它的節目原型來自荷蘭，甚至連評委所坐的四把轉動椅子都是從荷蘭原版空運引進的。

張志熔是最近幾年最激進的「造船大王」，他的熔盛重工在短短六年時間里迅速成長為中國第一大民營船企。張志熔的發跡與施正榮頗有相似的地方，即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2004年，他與江蘇如皋市政府簽訂合作協議，準備建一個年產350萬載重噸的造船廠，當時中國最大船企中船集團的產能也不過357萬噸。

然而，日後查閱當年的報道，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便在最狂熱的時候，局內人士都對這一景象憂心忡忡。2011年1月，《第一財經日報》發文《中國造船業全球成第一，五省市爭霸》，在彈冠相慶超越韓國的同時，幾乎所有的專家都表示擔憂：「總體來說，未來的國際國內環境都比較艱難。」「影響造船業未來的因素，首先要看需求是否跟得上。目前外部環境、宏觀環境存在不確定性，未來可能會需求不足，產能過剩顯現，競爭殘酷化，進而價格降低，打擊行業整體利潤。」

在這一年7月，布洛克再發神威，此次的對象是赫赫有名的新東方。

在經營行為中，施正榮似乎比「單純而無私」的無錫市政府要精明得多。他在尚德體系之外，組建了亞洲硅業和三家都以榮德命名的公司，它們都獨立於上市公司之外，是施正榮的私人家族企業，其業務是向無錫尚德提供硅料和組件，因此形成了利益關聯鏈條。三家榮德系公司在兩年時間里，獲得了近25億元的業務收入，亞洲硅業則在2010年與無錫尚德簽署了總額15億美元、為期七年的長期供貨合同，更誇張的是，這些家族企業還同時得到了尚德的20億元擔保資金。

在2009年的「四萬億計劃」中，三一重工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很多年後，三一的幹部回憶當時的景象都還用「震驚」兩字來形容，「當年，一台泵車還在生產線上，客戶就已在外面焦急等待，並且主動要求不需要調試，有問題自己承擔，只求儘快交貨。有一次，當產品出廠后，一位客戶拿了塊磚頭立馬衝過去，照著窗戶，『哐』的一聲把玻璃砸碎，然後宣布這台出廠價高達百萬元的『有質量問題』的攪拌車是自己的，誰也別想搶，誰也沒法搶」。

今年夏天，兩個出生於1983年的人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產品。

其一，中央政府對產業經濟的主導能力非常強悍，而其政策的傳導性則更會層層加碼。無論是機械裝備、光伏還是造船業，在四年時間里的規模擴容均非頂層設計時所預想，而出現了倍級的擴容效應。它非常容易形成GDP意義上的大勝利，然後又會在下一輪周期調整中發生嚴重的失控。

7月11日，新東方宣布簡化北京新東方的股權結構，清理了其他10位股東的股份，通過無對價協議將北京新東方100%的股權轉移到俞敏洪控制的實體下。6天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對新東方發出調查函，調查事項為其可變利益實體（VIE）的股權變更，當日股價暴跌34.32%。

下午，果然有暴雨，可是雨量居然是215毫米，創下1951年以來的最高紀錄。傾盆大雨之下，北京徹底淪陷，城區至少63處路段嚴重積水，交通大面積癱瘓。丁志健駕著黑色現代途勝SUV，在東二環廣渠門橋西側約300米的鐵路橋下陷入大水之中，因車門無法打開，在束手無策的消防隊員、大哭趕至的妻子和十多位圍觀市民的目睹下，窒息而死。這一天，全北京死亡79人。

隨著網路文化的繁榮，一些新的流行詞開始出現。其中之一是「屌絲」，它最早出現在百度貼吧，繼而風行於微博和微信。在經典的漢字語境里，絲指的是生殖器附近的恥毛，可是在互聯網詞彙里，它成為社會底層族群的自稱，而且，無論男女，皆為絲。這一部分人群面大量廣，對現狀不滿，更是互聯網上最樂於及敢於表達的人群——在中國互聯網界，「得絲者得天下」一度被認定為鐵律。

其三，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城市化運動進入中期，外延式發展的邊界漸漸出現，陡然增加的製造能力很容易在周期波動中出現戰略性過剩，終而造成企業的危機和社會資源的巨大消耗，以效率提升和技術創新為主題的轉型升級已經勢在必行。

全球運動鞋品牌商的遷移行動，在後來的幾年裡將引發連鎖效應。阿迪達斯在中國有300家代工廠，涉及員工總數超過30萬人，隨著品牌自營廠的遷徙，很多代工廠受到產品工藝流程完整性的影響，就必須跟著一起轉戰東南亞。

2012年2月，有「溫州船王」之稱的陳通突然失去聯繫。去年8月，他的東方造船集團剛剛在倫敦證交所AIM市場掛牌交易，可是僅僅幾個月後，就被曝出11億元的巨額負債無法償還。

渾水報告發布的時候，俞敏洪正坐在開往西藏的列車上，火車途經沱沱河時，他還在新浪微博上發了一張搶拍的照片。他是一個擁有863萬粉絲的網紅人物，被很多年輕學生視為「勵志大哥」，暴跌的股價把他一下子摔進沱沱河的激流旋渦之中。「我聽到這個消息的第一時間，就想買進公司股票，可是公司法律顧問勸阻了我，說現在買會引起懷疑，在法律上有風險。」俞敏洪後來回憶說，在熬了四天後，他實在忍不住了，「除非美國有明確的法律證明我不能買，否則我一定要買」。7月20日，新東方宣布，董事會將在公開市場購買新東方總計5000萬美元的美國存托股票，並保證6個月內不會賣出。

到2008年，褚時健的橙子結果了，他起名叫「雲冠」，但當地人卻順口地管它們叫「褚橙」。到2012年，褚橙的產量達到1萬噸，銷售突然成了一個新的難題。

也是從今年開始，《經濟學人》雜誌做了一個不動聲色的改版，它把關於中國的專題報道從「亞洲」板塊中剝離出來，做成一個獨立的門類，在該刊歷史上，只有「美國」享受這一待遇。主編解釋說，「自從1942年對美國進行這樣的詳細報道之後，這還是我們第一次為一個國家開設類似欄目。主要原因是中國已經成為一個超級經濟大國」。

後來的事實證明，新東方是少數沒有被渾水擊倒的中國公司之一，然而，事件前後的火藥味，顯示出美國投資人對中概股的極端不信任。俞敏洪對記者抱怨說：「因為美國市場對中國公司形成了一種不信任的情緒，所以渾水弄哪家公司，哪家公司股票就會ｈｔｔｐｓ://ｒeａｄ.９9ｃｓw•ｃoｍ跌，它就能賺錢。」2012年是2008年以來中國企業赴美IPO數量最少的一年，有長達8個月的時間里，沒有一家公司獲准上市。在嚴厲的審查和渾水式的做空下，因財務造假而被停牌和退市的中概股達60家之多，依然掛牌的80多家中概股股價在過去一年中蒸發了一半的市值。

施正榮在無錫創業，從第一天起就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無錫市政府出資650萬美元作為啟動資本，同時在土地和稅收政策上予以全面傾斜，市政府甚至派出剛剛退休的經貿委主任擔任尚德的首任董事長，為施正榮協調各種公共關係。而在企業走上正軌、即將赴美上市前夕，政府又「適時」地令國有股退出，並安排董事長退位。在本部企業史上，澳大利亞籍的施正榮是罕見的、在股權改制上吃到了全部紅利且並沒有遭到任何質疑的民營創業家。

出獄后的褚時健與妻子在哀牢山上承包了2400畝荒涼山地，種植甜橙。

不誇張地說，正是因為中國城市化建設的空前容量，為與此相關的很多中國企業創造了成長和超越國際同行的世紀性機遇，每一項百億工程、每一棟摩天大樓，都意味著新的製造和技術突破的可能性。三一重工創造了諸多的紀錄，包括中國第一台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37米泵車、全球臂架最長的86米泵車、亞洲第一台千噸級全路面起重機、全球重量最大的3600噸級履帶起重機等，梁穩根被稱為「世界泵王」。

在這一流行詞的背後，潛伏著一個事實，即互聯網的紅利爆發，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去權威化和去精英化的過程。草根階層的崛起，就本質而言，是對既有秩序——從產業秩序、財富秩序，乃至知識和語言秩序的全面否定和顛覆，它既有進步的意義，也明顯帶有敗壞的跡象。對這一絲化潮流的再否定，是2016年之後的事情。

對於富士康，大陸的政府和輿論界充滿了矛盾的心態，一方面，「十三跳」事件讓人們看到了這家巨型工廠的原始血腥，它以效率和效益的名義把中國勞動力的紅利吃到了人倫的邊緣。另一方面，它不但提供了數百萬的就業機會，更是正在下滑中的外貿經濟的支柱。從2009年開始，中國對外貿易的前20強企業中，便有8家與富士康體系有直接關係，其業務額佔到了全國進出口總額的4.1%。「富士康不能走」，幾乎成了一個不得不接受的事實。

服裝產業的擴張後遺症正在爆發中。在今年，六大運動品牌共關店近5000家，其中，匹克和李寧創造了關店最多的尷尬紀錄：前者的網點凈減少1323家，相當於平均每天關3家，後者凈減少1821家，相當於平均每天關5家。公開數據顯示，僅上半年，全國42家上市服裝企業存貨總量就高達483億元。

這位台商所描述的景象顯然並不僅僅出現在鞋革業。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統計顯示，2012年，廣東深圳工廠員工的人工費（包括社會保障費等）為每人6563美元，比2008年增長了70%。富士康董事長，也是大陸最重要的台商郭台銘在一次論壇上抱怨說：「中國的年青一代不願意在工廠里工作，他們希望從事服務業、互聯網行業或者其他一些更輕鬆的工作。」

10月，一家叫「本來生活」的農產品電商網站突然找到了褚時健，希望包銷20噸褚橙在北京賣一賣。褚時健是一個從不上網的老人，但他下意識地覺得可以試試。

10月國慶期間，中央電視台記者扛著攝像機到街頭隨機採訪路人，問的是同一個問題：「你幸福嗎？」一位行色匆匆的中年人茫然地對著鏡頭說：「我姓曾。」

到2012年，改革的上半場即將落幕了。斗轉星移之間，一切都變得越來越陌生。那些在歷史舞台上曾經叱吒一時、留下過身影的人們，也相繼步入了生命中最後的時光。

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標杆，服裝鞋革業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第一批被引入的全球化產能，它們天然具有「漂移」的屬性。阿迪達斯的生產基地最早設立在歐洲，隨後轉戰至相比生產成本較低的日本，接著是韓國和中國台灣，然後又是中國大陸，數十年間，經歷了候鳥一樣的遷徙路徑。就在今年的早些時候，英國媒體爆料稱，阿迪達斯提供給倫敦奧運會的特許商品均出產於柬埔寨服裝廠。在那裡，工人月平均工資為130美元（約合人民幣828元），而在阿迪的蘇州工廠，其對外招工的人均月工資不低於3000元。

與曇花一現的「景氣首富」梁穩根相比，另外一位首富級人物則更為悲慘，他在2012年直接陷入了破產的困局。

根據貝恩諮詢的數據，2012年，中國首次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國，中國內地、香港和澳門的消費者佔全球奢侈品銷售份額的四分之一，而美國消費者僅佔五分之一。在1995年，中國消費者僅佔全球奢侈品市場份額的1%，而美國消費者佔27%。2010年《胡潤百富》報告稱，中國富豪的平均年齡比西方富豪小15歲，「跑車買家的平均年齡是30出頭，豪華轎車買家的平均年齡大約是40歲」。根據胡潤的計算，上海有14萬家庭的資產達到了1000萬元，不過七成是因為炒股和不動產的增值，這座城市裡大約有250位富豪的個人財富在20億元左右。

就在各個城市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11月，一則來自湖南長沙的新聞，讓大家都不好意思再開口，它宣布將興建「天空城市」，高度為838米，一舉超過828米的世界第一高樓迪拜塔。

又過了一天，渾水發布一份近百頁的報告，強烈建議投資者賣出新東方股票。它所質疑的內容包括：新東方將特許加盟學校算作自辦的學校，報告了不實的學校數目和總收入；指控新東方的財務報表沒有準確反映北京海淀學校繳納的企業所得稅；指控新東方不適當地將不同利益實體及其子公司的財務數據併入公司的報表等。在卡森·布洛克看來，新東方是一個造假者，他在接受採訪時暗示，新東方存在的缺陷無法改正：「斑馬無法改變自己身上的條紋，也許私募投資者認為他們可以做到，但我不這麼認為。」在渾水報告的刺|激下，新東方股價當日再跌35.02%，連續兩日跌幅累計57.32%，市值縮水14億美元。

樹在高速公路入口處的施正榮巨幅宣傳照，是在2012年8月被悄悄撤下來的，在這個月，他辭任尚德CEO。12月，董事會宣布罷免他的董事長職務，施正榮發聲明認為此舉「違規」。又過了三個月，尚德被當地法院宣布破產重整，無錫的地方國企——國聯集團成為政府指定的「接盤俠」。在後來的幾年裡，施正榮的名字在無錫成了一個尷尬的禁忌。

張一鳴是一位連續創業者，他在8月推出了一款基於數據挖掘的新聞推薦引擎產品——今日頭條。這位從來沒有新聞從業經驗的理工男，決定用演算法替代編輯，把用戶喜歡的資訊「喂送」到他們的嘴前。今日頭條的口號是，「你關心的，才是頭條」。他拒絕設立總編輯的崗位，立志要當一個「新聞的搬運工」。在當時，新浪、騰訊和網易的手機新聞客戶端已經鋪天蓋地，誰也沒有料到，小個子的張一鳴有可能殺出一條血路。

在今年，一個叫卡森·布洛克的美國人，突然成了資本圈的「隱形明星」，幾乎所有人都沒有見過他，可是都能夠感受到他帶來的陣陣寒意。

對於企業而言，公眾號也開拓出一片陌生而新穎的商業天地，商家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發布資訊，獲得了精準的用戶，無論是服務互動還是商品販售，都具有了新的可能性。由於公眾號內植于社交環境，導流和呈現的成本大大低於傳統意義上的App，因而產生了對後者的替代效應，幾乎每一家中國公司都必須認真思考一個問題：「我與微信有什麼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