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快的打車獲得阿里巴巴、經緯創投1000萬美元A輪融資，快的與支付寶打通，成為全國唯一一家可以通過在線支付打車費用的打車App。因支付的便捷，快的明顯超出所有競爭對手一個身位。

2014年5月，中央政府提出「新常態」，認為中國GDP增速從2012年起開始回落，是經濟增長階段的根本性轉換，中國已經告別過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長，因此，需要「改變一切向錢看的增長方式」，「從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林林總總的跡象表明，2014年的冬季是一個燥動不安的季節，年初所設定的「去槓桿、調結構」調控目標貌似已無人再提，一個新的「泡沫周期」正如期而至。與五年前大張旗鼓的「四萬億計劃」相比，這一次的「泡沫製造計劃」在輿論造勢上非常之低調。

在法律細節層面上，似乎是喝多了酒的江湖豪氣「害」了孫宏斌，在融創收購綠城的協議書里，居然沒有違約懲罰性條款！江湖義氣與契約精神狹路相逢，前者開了一個惡作劇式的玩笑。

他答：「海有邊界，但是雲沒有。」

艾瑞的研究員還計算出一個特別有意味的數據：在所有手機用戶的月使用時長中，騰訊產品的佔比達到了28%，阿里產品為7.53%，百度產品為3.14%。BAT之和，逼近40%。這一數據尚不包括BAT所投資參股的公司，如京東、優酷、91公司等。大致通算一下，BAT所控制的公司「統治」了人們超過六成的手機時間。

若放眼於前20位覆蓋人數最多的產品，這個態勢也很明顯：20個月前的App產品分屬於13家完全獨立的公司，可謂春秋割據，天下紛亂，可是如今卻只歸屬於「戰國五雄」。其中，屬於騰訊系的有7家，除京東商城和搜狗外均為「子弟兵」；屬於阿里系的也有7家，其中排名第四的UC、第六的新浪微博和第八的優酷，均為其最近的一年裡巨資併購所得。除了這兩大集團之外，百度系有3家，360系有兩家，蘇寧靠收購PPTV搶得一席——2015年8月，阿里以283億元戰略投資蘇寧，成為其第二大股東。

快的為了應對戰事，再次融資1.2億美元。雙方進入拉鋸戰，快的補貼10元，滴滴補11元；滴滴補貼11元，快的補12元。快的宣稱其打車獎勵金額永遠會比同行高出一元錢。滴滴迅速做出反應，宣布每單補貼額隨機，10元到20元不等。

早在2008年，一些前來參加北京奧運會的歐美運動員戴著口罩上街，遭到了人們極大的嘲笑。可是到2011年，北京居民開始對日益惡化的霧霾天氣越來越難以忍受，在社交媒體上，每天的「帝都PM2.5值」——它的發布者居然是美國駐華大使館——成了最受關注的熱門話題之一。但是，有關部門似乎還是三緘其口，《京華時報》登載過一則對北京市環保局副局長的採訪，記者問：「為什麼北京市政府不公布PM2.5指數？」副局長答：「通俗來講，我打個比方，打掃庭院，大石頭沒搬完，就不要先急著打掃灰塵。」

有一次，張瑞敏去美國，碰到IBM的前傳奇總裁郭士納，他們都是20世紀40年代生人，相差7歲，在各自的國度里，均以善於管理創新而聞名，郭士納的《誰說大象不能跳舞》在中國曾風靡一時。

與名滿天下的鄧亞萍相比，華潤的董事長宋林沒有任何的知名度，可是他在今年的「落馬」卻在整個國有企業系統引起了更大的震蕩。

9月30日，央行、銀監會發布一則重大通知，提出對擁有1套住房並已結清相應購房貸款的家庭，可享受首套房貸款政策，有機會享受「首付三成、貸款利率七折」的優惠。同時，住建部、財政部又出台配套性新政，提高首套自住住房公積金貸款額度，並允許異地貸款、取消住房公積金個人住房貸款保險等收費項目。

彭博社發現，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埃及、以色列、希臘、義大利、比利時、荷蘭等地的港口背後均有中資企業的身影。以港口為主業的招商局已經在全球13個國家的港口進行了布局。中遠集團在新加坡、比利時安特衛普、義大利那不勒斯、埃及塞德等國際重要港口都有參股投資，其持股比例在20%～50%之間。上港集團投資以色列海法新港的協議進入最後的確認階段，這一港口將與一條跨越地中海和紅海的高鐵對接，從而繞過繁忙的蘇伊士運河，成為中國至歐洲的重要貿易通道。

互聯網重估了一切價值，同時，互聯網的價值也正在被重估，它以無比的破壞力顛覆了既有的商業邏輯和秩序，同時它反噬自身，讓顛覆在更深層的意義上自我實現。

2013年新政府「去槓桿」，對房地產行業實行嚴厲的限購政策，地產界對未來局勢有不同的判斷，萬科的郁亮認為進入了「白銀時代」，而宋衛平則認定「現在是房地產最低谷的時候」。今年的5月，綠城再次喘不過氣來，宋衛平試圖通過降價來回籠資金，可是杭州市政府迅速出台了「限降令」。意興闌珊之下，宋衛平決定把公司賣給孫宏斌的融創。

在5月的發布會上，宋孫二人表現得如同連體兄弟，幾乎把江湖豪言一次性都講完了，孫宏斌說：「我們很像，都是性情中人，每次喝酒都喝多，都有理想主義情懷，為理想寧可頭破血流；都有英雄浪漫主義，這種浪漫雖然代價大，但銷魂蝕骨。」宋衛平講得稍稍平和一些，他說：「天下本一家，有德者掌之。」

「我最好的盟友，是敵人的敵人。」30歲的程維深諳競爭的法則，他很快找到了前老闆的「天敵」。

自本輪改革開放以來，國企經營者作為一個極其特殊的商業精英群體，其命運跌宕的豐富性是頗值得深研的課題。在研究者的視野中，三十多年湧現出的一些旗幟性人物，其日後際遇非常的兩極化。有些人先盛後衰，最後甚至身敗名裂，如第一批放權讓利試點企業首都鋼鐵的周冠五、紅塔煙草的褚時健、三九醫藥的趙新先等，也有一些人商而優則仕，如東風汽車的陳清泰和苗圩、中海油的衛留成等，而能夠在經理人崗位上維持企業可持續發展並善始善終者，確乎寥若晨星。

到12月底，除北上廣深和三亞之外，全國所有城市都正式取消或變相放鬆了限購。在這期間，地方政府再次掀起賣地熱浪，僅北上廣深四個城市的土地出讓金就逼近5000億元，平均樓面單價比去年同期大漲53%，樓市交易迅速恢復，很多省會城市——包括宋衛平所在的杭州市，相繼創下2009年以來的交易最高紀錄。

另外一個污染重點是空氣污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討論所居住城市的PM2.5——一種直徑小於等於2.5微米的顆粒物，能負載大量有害物質穿過鼻腔，直接進入肺部，甚至滲進血液，是導致黑肺和灰霾天的主要兇手。

宋林一直非常低調，很少在媒體上露面。每當有訪客與宋林見面，他的秘書有時候會有意無意地告訴訪客一些細節，以佐證他的老闆的「厲害」，「宋先生當上華潤集團總裁時才40歲，是國資委體系最年輕的副部級幹部」。另外，「宋先生還是王石的老闆」。

宋衛平身材魁梧，走在工地上遠遠望過去，的確很像一個包工頭。他是讀歷史出身的，在黨校教過書，1994年，借了15萬元開始在杭州做房地產，公司叫綠城。1998年地產熱之後，拜溫州炒房團所賜，杭州是全國第一個房價上漲的城市，綠城的發展很快，幾年時間里做到了杭州第一，繼而是浙江第一。

在這次大會上，早年的梁山好漢式的草莽氣質已經蕩然無存，會議被完全地納入政府部門的領導與規制之中，自BA九_九_藏_書T以下諸人，無論財富多寡，都以「被組織者」的身份與會，排位列坐，井井有條，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互聯網的江湖時代渺然已遠。蜂擁而來的媒體記者都成了「路邊新聞愛好者」，報道的熱點都放在誰與誰在哪個酒家吃飯，張朝陽穿了一件脫線的舊風衣，竟成了最為津津樂道的會場話題。

炮彈充足的程維想出了一個補貼的點子：如果乘客和計程車司機使用滴滴打車，可以得到幾元乃至十幾元的補貼。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馬化騰的支持，雙方約定，補貼成本由滴滴和微信共同承擔。

這場空前的補貼大戰，在中國商業史上頗有教科書式的意味。

關於新常態，一百個人恐怕有一百種角度的解讀。

楊功煥帶領一支團隊歷時八年進行淮河流域癌症的研究，結論是，淮河流域嚴重的水污染，與這一地區居民消化道腫瘤（主要為肝癌、胃癌、食道癌）的嚴重高發，二者之間存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一致性」，且兩者有「相關關係」。他繪製了一張淮河流域水質污染頻度地圖，其中，深紅、淺紅色的嚴重和次嚴重污染區覆蓋河南、安徽、山東三省的40餘個縣。在淮河沿線，出現了一些觸目驚心的「癌症村」。

在願景的意義上，它意味著最高層對下半場改革的戰略性判斷，即高速成長周期已經結束，中國經濟必須在中速條件下，繼續生產要素的優化和結構性調整。這一時間窗口的長短，取決於實體經濟的轉型速度、新技術變革的洗禮，以及城市化和人民幣的紅利空間。

宋林進入華潤的1985年，正值華潤最艱難的轉型時刻，隨著對外開放戰略的推行，越來越多的省份和部委到香港開設「窗口公司」，華潤的壟斷地位被迅速冰解。作為一家政策型的貿易企業，此前數十年雖然功勛顯赫，但是承擔的俱為國家任務，自身並沒有多少實業積累——1983年之前，華潤的註冊資金只有500萬港幣，一旦喪失管道功能，其存在價值便立即遭遇危機。在這個意義上，青年宋林進入的是「另外一個華潤」。在很多研究者看來，華潤是所有華資企業中最早進行業務轉型的，而且是轉型最徹底的外貿公司。20世紀80年代末期，華潤轉向內地，以外資身份進行戰略投資，涉及紡織、服裝、水泥、壓縮機、啤酒、食品、電力、酒店、地產等諸多行業，從而奠定了由貿易向實業轉型的基石。而宋林等一大批年輕大學畢業生正是以「子弟兵」的身份參与了這一全過程。

宋林出生於1963年，大學畢業后就以實習生的身份進入華潤，可謂地道的「子弟兵」。他曾回憶說，「那時候，幾個人擠在一間很小的集體宿舍里，是香港最窮的打工仔，不過心裏還很驕傲，覺得我們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里為國家辦事」。在中國當代政經史上，華潤是一家傳奇性公司，它由周恩來創辦於1938年，前身為中共在香港建立的地下交通站，據傳創辦經費為黨費兩根金條。在解放戰爭時期，華潤是中共最重要的物資採購基地，它有自己的船隊，在東北的大連與港島之間建立了運輸航線。朝鮮戰爭期間，它更是唯一的秘密通道，為國家採購了大量軍需物資，號稱「紅色買手」。計劃經濟時期，華潤一度承擔中國幾乎所有輸港出口產品的總代理，成為當時國際貿易的核心窗口。

這一倡議由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大規劃構成，將極大地重構中國與周邊國家以及非洲、南美洲的經濟互動關係，據估算，僅鐵路建設金額就將達3000億到5000億元左右，由此所帶動的亞太區域未來10年間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將達8萬億美元。

如果說，樓市、股市是兩把「冬天里的火」，那麼，真正的「火山」則是基礎設施投資的再度啟動。到年底，國務院批複投資總額達1.56萬億元的機場、鐵路和公路建設項目。全國有36個城市的軌道交通在建項目，共完成投資2857億元，日均超過7.8億元，比上一年大幅增長33%。

停止補貼之後，程維又想出了一個發紅包的新打法。

「中國想要什麼？」

宋林式悲劇以及「三無情緒」的產生，其背後凸顯出來的，其實是中國經濟改革一個迄今仍未破題的重大命題：如何看待以及實施國有經濟改革？早在1978年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央政府就意識到，「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胆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1979年5月，國務院宣布，首都鋼鐵公司、天津自行車廠、上海柴油機廠等8家大型國企率先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從此拉開了國企改革的序幕。然而，其後的改革實踐並不順利，甚至多次陷入歧路和陷阱，現今形成的國企格局仍然廣為詬病。

一個接一個的「利好」，如煙花照耀夜空，在政策鬆綁和流動性寬鬆的雙重刺|激下，股市呼嘯飛天，11月28日，深滬兩市居然放出7100億元的交易天量，創造了全球股市的一個歷史性紀錄，中國股市的交易市值更是一舉超過日本。12月5日，滬深兩市的股票交易繼續放大，突破一萬億元大關。

滴滴、快的不但重構了計程車行業，更是在兩強相殺中，令其他的打車軟體——包括初進中國市場的優步公司無地立足，接下來的事實是，這兩家公司也在資本力量的推動下，完成了一體化。

我們再來看2014年的中國互聯網世界，這裏無疑仍然是經濟疆域中最具活力的板塊，不過一個幽靈已經降臨，它的名字叫「寡頭」。

此時張瑞敏的內心可謂百味雜陳。他用了三十年的時間把一家瀕臨破產的小冰箱廠壯大成了全球最大的白電企業，三年前還一舉收購了日本三洋的冰箱業務。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海爾是排名第一的中國品牌，張瑞敏是全國知名度最高的企業家，也是在2014年，海爾的營業額超過了2000億元。

在今年，張瑞敏說過的最多的一句話是：「我們已經大到在全世界找不到對標公司了。」這幾乎是所有與他同時創業的一代人的共同感慨。

張瑞敏決定將海爾的整個管理體系推倒重來，他打破既有的科層管理制度，把偌大的海爾徹底扁平化，所有員工分為平台主、小微主和創客三種身份，划小管理單元，鼓勵內部創業。未來的海爾將全部由數百家「小微公司」組成，集團公司變身為一家平台型組織，為海量的小微提供適合創業的資金、資源、機制、文化等各種支持。

這場白刃戰般的補貼大戰，一直從1月廝殺到5月，誘發了民眾的莫名狂歡。到5月16日，在資本方的調停下，雙方同時宣布補貼暫告一段落，硝煙散去，兩家共計發出超過20億多元的補貼，超過700萬個計程車司機成了滴滴或快的用戶，中國計程車行業的格局陡然變天。

一個叫任澤平的宏觀經濟分析師似乎看見了「未來」，他在年底的分析報告中激|情高呼：「如果總結即將過去一年的市場走勢，就一個字：牛；兩個字：任性；八個字：黨給我智慧給我膽。」他把此次的股市行情定義為「國家牛市」。

對於騰訊的馬化騰來說，他正為一件事情焦慮不安。在2013年，中國移動支付市場進入爆髮式增長，總體交易規模突破1.3萬億元，同比增長率高達800%，其中，支付寶佔到了70%的份額，而騰訊的財付通僅佔3.3%。與阿里爭奪移動支付的入口，無疑是當下的第一號戰略任務。

受優步模式的啟發，中國的互聯網打車起步於2012年的秋天。幾乎就當程維在北京創辦滴滴的同時，呂傳偉在杭州創辦了快的打車。有意思的是，這兩家創業公司都與阿里巴巴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程維和他的投資人王剛，俱是阿里的前職員，而呂傳偉的投資人李治國則更是阿里巴巴第46號員工。

艾瑞市場諮詢在今年的4月公布了一組手機應用數據，無比真切地證實了「寡頭」的勢力。中國的智能手機正處九九藏書在井噴期，每個季度的銷售量為9000萬台，是美國市場的三倍，在年輕的「80后」「90后」族群中，平均每人每天在手機上花去3個小時的時間。艾瑞統計了在過去20個月里，排名前20位手機App產品的使用時長、覆蓋人數及覆蓋人數月複合增長率。

另外一個引起國際媒體廣泛關注的，是中國企業在港口投資上的雄心。

鄧亞萍和她手下的員工們都無比真誠地相信「國家」的無所不能，很多人認為，「只要國家想做的事情，沒有什麼做不了，即刻搜索超過百度是遲早的事」。鄧亞萍也對自己的工作信心滿滿，她曾對百度公開喊話說：「我們本身代表的是國家，最重要的不是賺錢，而是履行國家職責。你不用打敗我們，你應該多幫助我們，多給我們出主意。」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裡，中國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漠視乃至犧牲環境的前提下完成的。曾擔任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的楊功煥認為，中國50%左右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已經被污染。

這當然是一場驚世駭俗的組織革命。

TPP，原本是一個跨太平洋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最初於2005年由汶萊、智利、紐西蘭和新加坡4個APEC（亞太經合組織）成員簽署。2008年之後，美國、澳大利亞、秘魯和越南等國先後加入，參与國家達到11個。2013年，美國多次督促日本加入。TPP談判的達成，將對中國的外貿經濟構成嚴重的挑戰。

在論及亞洲時，基辛格用了一個意味深長的設問句：「通往亞洲秩序之路：對抗還是夥伴關係？」

它表明互聯網一旦實現了用戶與服務的直接連接，則任何曾經被公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中心和中介都將被無情地解構，這樣的趨勢是無法阻攔的，並不會因為所謂的主管部門、相關利益集團的抵制就真正能夠回到從前。中國的計程車市場長期被地方政府和國營利益集團把持，成為效率低下、服務質量飽受批評的僵化領域，可是，在滴滴、快的等公司的攻擊下，舊有格局以難以想象的速度被擊潰重構。

微信紅包是今年春節期間，張小龍團隊的一個新發明。在春節前後，微信支付策劃出一個在微信里「發紅包」的創意，從農曆除夕到正月初八這9天時間，800多萬中國人共領取了4000萬個紅包。微信紅包成為一個極具中國創意的互聯網產品。程維把這個創意直接嫁接到了滴滴中。除了乘客發紅包分享到朋友圈之外，程維還請國內一線明星給用戶發紅包，利用明星效應推廣產品。年底的聖誕節到了，滴滴通過電視台綜藝節目發紅包，江蘇衛視新春晚會「搖一搖」給用戶發紅包，吸引1700萬用戶參与，共送出了3億元紅包。

到12月底，上證指數全年大漲52.87%，成為全球股市之「牛冠」。

在新加坡學者、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看來，「一帶一路」將創新出一種新的經濟全球化模式。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曾積极參与國際政治事務，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了「第三世界」和「輸出革命」理論，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後，鄧小平執行韜光養晦策略，專心國內發展，而此次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半個世紀之後，中國再一次積極出擊，展開的一個以經濟能力輸出為主題的重大國際競爭戰略。

在這些年份里，不少國企經營者甚至對自身的職業價值產生了懷疑。一位央企領導人曾自嘲是「三無人士」——無存在感，無論企業管理得多優秀，都得不到民眾和社會的認可與尊重；無兌現感，無論經營業績有多出色，都與自己的收入不匹配，與同資本等級的民營企業家相比更是判若雲泥；無安全感，任何人都可以「實名舉報」，坐車、吃飯、旅行、收受禮物、與異性合影，凡此等等都可能被「一票擊殺」。國企當家人的此種「三無情緒」非常普遍，且有瀰漫之勢。

在1994年的時候，海爾創業十周年，意氣風發的張瑞敏寫過一篇《海爾是海》：「海爾應像海，唯有海能以博大的胸懷納百川而不嫌其細流，容污濁且能凈化為碧水……匯成碧波浩渺、萬世不竭、無與倫比的壯觀！」在中國企業史上，這是一篇經典範文。

這意味著新一輪的樓市鬆綁周期突然到來。

然而，到第三季度，政策方向盤突然發生重大的轉變。被刻意抑制了一年多的泡沫終於捲土重來。

凡是善下圍棋的人，都有很好的格局觀，但是商業似乎比下棋要複雜，因為黑白棋子只有一種秉性，而商業是由不同類型的細節構成的。宋衛平很會造房子，然而不太懂拿地，更要命的是，他對會計報表沒有太大的興趣，綠城的財務槓桿一向用得很足，每次宏觀調控，都弄得很狼狽，2004年、2008年和2011年的幾次銀根緊縮，都爆出資金即將斷裂、被銀行列入「黑名單」的傳聞。宋衛平對宏觀調控和地產政策很不以為然，曾公開直言批評，「以前的住建部非常的不靠譜，前住建部長下台應該放鞭炮」。

與此同時，各地政府開始加大環境保護的力度。

在很多人的記憶中，10月之前是一個2014年，之後則是另外一個2014年。而宋衛平的戲劇性反悔，正發生在這一政策的轉軌時刻。

宋林的社會身份很多重，他是「國有企業職業經理人」，他的職責是「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而同時他又是一位中組部直管的「黨管幹部」，在行政上則享受副部級待遇。這都是一些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名詞，「商人+黨員+官員」的「三位一體」，讓宋林的身份變得非常模糊，在轉型尚未完成的中國，「三位一體」的身份讓宋林有機會獲得更多的資源和政策支持，但同時也令他陷入了另外的一些困境。

「中國快把整個非洲買下來了。」今年8月4日，法國《回聲報》在一篇報道中這樣驚呼，作為曾經的非洲最大殖民者，它的語調很有點嫉妒的意味。

無論是電子商務平台還是社交化網路平台，中國互聯網目前的格局是楚河漢界，各自為戰，一線寡頭與垂直門類里的領先者選邊結盟，互為倚重，其他的中小業者則分頭投靠，避免成為危石之卵。烏鎮大會被非常默契地開成了寡頭們的聯誼會，人們幾乎聽不到壟斷格局撕裂或被衝擊的聲音。

不甘讓滴滴一家獨火的快的迅速跟進，一場刺刀見紅的補貼大戰一觸即發。

從今年的6月到年底，張瑞敏一直在做一件同樣的事情，他把集團內各業務條線和子公司的負責人叫到自己的辦公室，一一談話，先卸職，再任命，「給他們自由」。臨離開前，張瑞敏會送他們一本美國創業家、奇點大學創始人彼得·戴曼迪斯的《創業無畏》。

在補貼政策推出的第一個星期里，滴滴居然發出了一億多元的補貼，出行訂單量暴漲50倍，原有的40台伺服器根本撐不住了。程維連夜致電馬化騰，騰訊調集一支精銳技術團隊，一夜間準備了1000台伺服器，並重寫服務端架構，程序員連續加班工作七天七夜，「到最後，有的人隱形眼鏡摘不下了，有的人直接昏迷倒地」。

總體而言，轉型艱難，活力不足，下行壓力巨大，在很多觀察家看來，中國經濟已經處在「硬著陸」的危險邊緣。

敢於將一家全球最大的白電企業自我瓦解，從組織架構、產品結構乃至研發體繫上進行徹底開放型、失控式革命的案例，在迄今的工業史上，還沒有發生過九*九*藏*書，當然也沒有人取得過成功。

國家確乎也給予了這位前世界冠軍足夠的彈藥。除了上億啟動資金之外，有關部門下文要求將近200家地方重點新聞網站必須加入即刻搜索的鏈接。鄧亞萍還申請到了200個北京戶口的指標，「技術人員百分百解決。民營的互聯網公司都沒幾個留京名額，百度一年也就四五十個」。

華潤是極少數不靠壟斷存活的「中央企業」。與其他國資委下屬的一些企業不同，華潤並沒有靠政策壁壘形成壟斷經營的優勢，相反，它所實施的很多併購行動，比如控股萬科、收購三九以及進入水泥和地產領域等，基本都屬完全市場競爭行為。經過多年開拓，華潤形成七大戰略業務單元、19家一級利潤中心、2300多家實體企業，其中包括5家香港上市公司、6家內地上市公司，員工總數達40餘萬人。

鄧亞萍離開了工作四年之久的即刻搜索。她是近二十年來最受歡迎的「國球」運動員，曾奪得過18個世界冠軍，舉國老小無不喜歡這個拼勁十足的「小老虎」。可是在今年，她卻成了一個遭人嘲笑的、十分失敗的「國有企業創業者」。

再來看看宋林打理華潤的業績單。他於2004年出任總經理，其時華潤的總資產為1012億元、經營利潤為45億元，到10年後的2013年，這兩個數據分別為11337億元和563億元，增長幅度均超過10倍。舉目全球商業界，能夠獲得如此業績者亦可謂彪悍，況且，宋林正當盛年，以50歲的年紀，管理萬億人民幣資產和11家上市公司，在當今全球職業經理人中應該也排不出前10位。

這是一個正在重新確認秩序的時代，毫無疑問，中國的崛起不再是一個理論上的概念，而是由廉價商品、高鐵、港口、人民幣和一個個工業園區構成。在今年，91歲高齡的基辛格出版了《世界秩序》一書，這被認為是他的「告別演講」，這位老資格的政治家感慨說，有時候他也不太清楚「世界秩序」的真正內涵，也許，真正理想的世界秩序形成時，他已離開這個世界。

很快，各個城市的市民都漸漸發現，在叫車變得方便的同時，乘坐成本卻在悄無聲息地上漲，而此時，你除了抱怨，已經別無選擇。2017年年初，一篇《致滴滴，一個讓我的出行變得不美好的互聯網平台》刷爆微信朋友圈，京滬網友們在轉發的同時紛紛現身說法，指出打車比過去更貴更難了。「三公里的路29.8元，也是醉了」「有一次從淞虹路打到中山公園95元，瘋掉！」「往日起步價之內的路程，要加到36.5元才有人接單」……以「讓出行變得更美好」為己任的共享經濟平台，一朝獨佔了市場，往日的斬龍少年，就慢慢長出了龍鱗。

在2014年，非洲成為全球第二大移動通信市場，僅次於亞太地區，在這裏，最暢銷的手機品牌是來自中國的傳音（Tecno），它在非洲的出貨量高達4500萬台。儘管傳音在母國市場毫無知名度，可是在非洲，特別是俗稱「黑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被認為是「中國最大的品牌」，「它價格非常便宜，能把每一位黑人朋友拍得十分清楚，而且聲音特別響，來電時鈴聲大到恨不得讓全世界聽到——非洲人民熱愛音樂」。

今年11月，又一條重磅新聞震動了全球政經界。中國政府提出「一帶一路」的新國家倡議，發起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設立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

回望三十年前的1984年，柳傳志創辦聯想、張瑞敏創辦海爾、王石創辦萬科、牟其中創辦南德、南存輝創辦正泰、潘寧創辦科龍，他們的集體出現，如群星閃耀中國，堪稱「企業元年」。三十年後的今天，他們中有的人已泯然眾生，有的人深陷牢獄，另外一些則在困頓中堅守。商業世界里，人們更津津樂道的是那些年輕的後來者，甚至出生於1984年的馬克·扎克伯格儼然已成為新的世界級偶像。

孫宏斌的故事在《激蕩三十年》的2004年講過，這是一個比宋衛平激進得多的「瘋子」，在順馳危機后，他東山再起，把融創打理得風生水起，2010年10月，融創在香港聯交所上市。在拿地和財技運作上，沒有打牌天賦的孫宏斌比宋衛平高出好幾個段位，不過在造房子這件事情上，卻很是佩服老宋。在喝了好幾頓大酒之後，兩人宣布「聯姻」，融創中國以63億港元價格收購宋衛平等人所持的綠城中國24.313%的股票，成為第一大股東。

11月19日，在浙江嘉興的一座百年小鎮——烏鎮，舉辦了一場「世界互聯網大會」。雖然名為「世界」，但並沒有太多的國際互聯網知名人物到來，它其實有另外一個含義，即中國將是世界互聯網的一極，或者說，中國是一個「獨立的互聯網世界」。

張瑞敏的聲調突然抬高了八度，坐在一米開外的來訪者分明看到他眼眶陡然變紅，他厲聲說：「如果我還在乎外界怎麼看我，這場改革還搞得下去嗎？」

對於新常態，企業界——尤其是那些老資格的企業家的體會也許更為複雜和真切。今年5月，《中國企業家》雜誌專門做了一期「1984 vs 2014：第一代大佬能否引領新時代？」的封面報道，記者在報道中設問：「他們的時代是否已經結束？」

在國有企業領域，有兩位職業經理人的遭遇引發了人們的議論和唏噓。

一位訪者曾記錄了他與張瑞敏面談的場景。他問：「你怎麼看外界對你的改革的非議？」

在鄧亞萍看來，她是在為國家干一件大事，即刻搜索的目標就是成為「國家搜索」，為國有企業在互聯網市場上爭得一席之地。她確實非常勤勉，拿出了當年在賽場上的那股拼勁，每天第一個上班，常常到深夜一兩點鐘才回家。她請來原谷歌中國研究院副院長出任首席科學家，麾下一度聚集了來自谷歌、微軟和百度的各路人才。

在上海自貿區效應的啟發下，沿海各省紛紛申報自己的自貿區工程。福建向國務院上報3520個項目清單，涉及投資總額約7萬億元，其中，規劃中的自貿區面積為上海自貿區的19倍。

可是，也是在2014年，受到互聯網經濟的衝擊，海爾的家電業務陷入成長乏力的困局，產品利潤「薄如刀片」，遍布全國的20萬家海爾專賣店曾經是最鋒利的營銷利器，如今卻可能成了「最沉重的負資產」。在這一年，擁有8萬員工的海爾裁員1.6萬人，並宣布將繼續裁員1萬人，引起極大的震動。

在今年，互聯網對服務產業的衝擊進入到最後時刻，「百團大戰」即將鳴金收兵，而另外一場更刺|激的燒錢大戰則在互聯網打車行業開仗，經此一役，人們更清晰地看到了它的「天使與魔鬼」的兩面性。

就在阿里入股快的的同一個月，騰訊火線注資滴滴1500萬美元，9月，滴滴接入微信與手機QQ，也實現了移動支付。

在今年，65歲的張瑞敏寫了一篇《海爾是雲》的短文：「三十年，既輕如塵芥彈指可揮去，三十年，又重如山丘難以割捨。其區別在於，你是生產產品的企業還是生產創客的平台。海爾選擇的是，從一個封閉的科層制組織轉型為一個開放的創業平台，從一個有圍牆的花園變為萬千物種自演進的生態系統。」

在《經濟學人》看來，「究其野心，中國並不熱衷於爭奪全球霸權。中國對亞洲以外政治的興趣不大，除非是關係到它獲得盡量多的原材料和市場」。作者引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德布拉·普蘭廷根的觀點認為，「儘管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它的介入卻不是霸權性的，而是交易性的」。

6月底，股市IPO重新開閘，7月7日，證監會發布修訂后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規定除借殼上市和發行股份之外，上市公司的重大資產重組不再需要經過證監會的行政許可。這一政策直接打開了上市公司併購重組的大門，僅僅在此後的半年裡，各九_九_藏_書家上市公司發布的股權併購事件就達1307起，即平均每兩家公司就有1家涉足併購，幾近瘋狂。11月17日，上海證券交易所開通「滬港通」業務，第一次將中國資本市場和海外市場連接。

經過一年的鏖戰，滴滴、快的發放補貼、紅包共計近40億元。率先發動戰事的滴滴打車成最大贏家，其用戶數突破1億，日最高訂單量達521萬。另外一個獲益者是騰訊，它通過補貼極大地提高了自己在移動支付市場的份額，到2014年年底，騰訊在支付市場的佔比已大幅逼近支付寶。

然而，互聯網公司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卻絕不是一個只為了帶來公平的「純潔天使」，相反，它在把舊世界摧毀的同時，更渴求建立新的壟斷秩序。

11月21日，出乎絕大多數觀察家的預料，央行突然宣布自28個月以來的第一次降息，其中，貸款基準利率下調0.4個百分點，是自2008年以來最大的一次降幅。萎靡日久的資本市場狂飆陡起。

華潤在香港的總部大廈位於灣仔港灣道26號，是1983年建的雙子式老建築，在兩樓之間的平台上，有一家太平洋咖啡店，很多人到華潤辦事，會順手去那裡買一杯咖啡。宋林見到他們，笑著說的第一句話是，「這是我的咖啡」。太平洋咖啡是華潤收購的一個香港本土品牌，宋林說，亞洲人的口味偏甜，我們想調試出一些新的口感來。

互聯網領袖無疑成了當今顯赫的人物之一，一言一行均足以聳動天下，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成了成功學價值觀的輸出者。凱文·凱利的失控學說在互聯網界被奉為「聖經」，不過現實的中國互聯網早已成了寡頭統治的世界，BAT的勢力無人可以挑釁，其他諸君也以躋身寡頭俱樂部為己任。在此次烏鎮大會上，所有的話筒時間幾乎都給了八九位明星級企業家，對失控的歌詠實際上成為控制者捍衛既得利益的武器。

程維的出現，讓他突然看到了一種可能性。互聯網打車具備了移動化、環境通吃和高頻的特徵，是綁定用戶支付習慣的最佳入口，正能滿足互聯網平台對地面流量的饑渴。

鄧亞萍退役后，先是擔任申奧大使，為北京申奧立下汗馬功勞，然後以公派身份赴英國讀書，拿下了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的學位。歸國后，她進入人民日報社，擔任副秘書長。2009年年底，谷歌退出中國市場，人民日報社瞧准這個千載難逢的時機，推出人民搜索（后更名為即刻搜索），由敢打硬仗的「小老虎」鄧亞萍出任總經理。

美國的全球戰略從來都是圍繞經濟中心制定的，其核心利益是控制能源。在2012年，奧巴馬政府提出「重返亞太」戰略，試圖以美國為主導者，形成一個橫跨亞洲和美洲的「亞太自由貿易區」，其中，一個將中國排斥在外的TPP協定成為其戰略重心。

面對宏觀經濟局面的戲劇性波動，似乎可以得出兩個這樣的結論：第一，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充滿了彈性，它既沒有某些人想象的那麼糟，也沒有另外一些人想象的那麼好，它仍然在一個內生式的成長通道里徘徊運行；第二，產業結構調整的複雜性和艱巨性畢現無疑，現實以無比直接的方式告訴執政者和理論界，在轉型任務艱巨的中國，貨幣的去槓桿化與產業的結構性調整，似乎是兩個難以同時達成的目標，市場化力量的激發以及其對壟斷體制的衝擊仍需假以時日。

宋衛平搶回了綠城，卻遭到背信棄義的指責，在接受《中國企業家》記者採訪時，他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是：「杭州的計程車司機是怎麼看的？」

張瑞敏決定自我革命，他發明了一個新的成語——「自以為非」，即過往種種皆可斷舍離，「沒有成功的企業，只有時代的企業」。

很多人認為，國企經營者的成功俱得益於政府庇護，「在所有的球員中，他的父親是教練，他的哥哥是裁判」。近年來，隨著國家資本集團的畸形壯大，民營企業家與國企經理人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大，彼此互不服氣。再比如，國有企業所實現的業務增長並不能得到社會的認可，很多人認為，國有企業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必要的，國企獲得的成功越大，對民營企業的壓抑就越大。又比如，國企經理人的收入與他的商業成功幾乎沒有對價關係，宋林沒有一分錢的股份，也不享受分紅激勵，更談不上「金色降落傘」，甚至他的職務能否保住，都需要某些灰色的權貴保護——從宋林案披露的一些信息可見，他之墮落正與此有關。

2014年的12月，滴滴和快的分別完成7億美元和6億美元的融資，緊接著在第二年的2月14日宣布合併，新公司佔有了全市場87%的份額，近乎壟斷的地位。2016年，滴滴併購優步中國，進一步鞏固寡頭地位，其估值高達500億美元。

覆蓋人數最多的前五款產品：在2012年8月，分別是QQ、UC手機瀏覽器、微信、新浪微博和360手機衛士，而到今年的4月，前五位則更改為微信、QQ、支付寶、UC手機瀏覽器和淘寶。它們全部分屬於騰訊和阿里巴巴兩大陣營。

自從黨的十八大之後，新一屆領導人一直試圖消化四萬億的貨幣超發後果，在銀根上秉持從緊政策，基礎建設投資大幅減少，兩個流動性池子——樓市和股市交易低迷。在產業經濟層面，實體企業的轉型升級步履維艱，其難度遠超想象，4月的宏觀經濟數據顯示，固定資產投資和房地產投資增速分別降至17%和16%。在內需刺|激乏力的情況下，外貿形勢同時嚴峻，今年2月，出現了罕見的貿易逆差，東南沿海一帶的中小民營企業屢傳倒閉歇業消息。

今年，中國的兩大電商公司相繼上市。5月22日，京東登陸納斯達克，發行價為每股19美元，首日市值286億美元。9月19日，阿里巴巴在紐交所正式上市，發行價為每股68美元，首日市值2314億美元。在今年《福布斯》公布的中國富豪榜上，前三名分別是馬雲（195億美元）、李彥宏（147億美元）和馬化騰（144億美元），去年的首富、商業地產商王健林降至第四名。如果對比2007年的這份榜單，你更會感嘆世道的旋轉，在彼時的前四名，分別為碧桂園的楊惠妍、世茂的許榮茂、復星的郭廣昌和富力的張力，全數來自地產業。

聽完張瑞敏的介紹后，郭士納幽幽地說，你是我們這代人中最勇敢的一個。

也就是說，中國消費者每天打開手機，有超過一半的時間是在BAT帝國的疆域中「自由地瀏覽和消費」。

宋衛平造房子，一是會做廣告，二是死磕質量，在購房客那裡的口碑特別好。他的部下最怕他驗房，常常發生這樣的事情：明天要交房了，宋衛平趕在前一天晚上來驗收，左手一指，這棵樹長得不好看，右腳踱一下地，這片地磚太滑了，統統要換掉。宋衛平的業餘愛好是玩牌，從麻將、圍棋到紙牌，據稱圍棋水平足以與專業選手對弈，有的時候招一個副總，先要打一圈牌，因為「牌品即人品」。

中國的這種對外拓展的態勢，與美國所主導的亞太戰略形成了對峙。

有人對比前後兩文，問張瑞敏：「海與雲的區別在哪裡？」

在這樣的經濟局勢和政策背景下，每一個人都在做出自己的解讀。宋衛平在5月的出售行為，既是被迫於企業資金的現實層面，似乎也更有對長期政策環境的判斷。

在資本市場上，同樣的寬鬆性政策也密集出台。

此後，各地紛紛出台新政，福建省取消了34個縣（市）的GDP考核，實行農業優先和生態保護優先的績效考評方式，南京市全面取消街道GDP考核和4個主城區的招商引資任務考核。到今年年底，全國有超過1000個縣市不再將GDP作為硬性考核指標，佔全國縣市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如果將綠城融創風波放到2014年的宏觀環境下來看，我們似乎能夠理解得更為透徹一些。

今年4月17日，環保部、國土資源部共同發布了《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公報顯示，中國耕地點位超標率為19.4%，即有五分之一的耕地——約3.5億畝到3.9億畝，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重金屬鎘是土壤的首要污染九-九-藏-書物，人體長期食用含鎘食物會引起慢性鎘中毒病症，2013年5月，廣州市的一次餐飲抽檢顯示，大米及米製品中的鎘含量超標率高達44.4%，由此引發了一場「反鎘米風波」。

即便在沿海發達地區，水污染仍然非常嚴重。在「魚米之鄉」的蘇錫常和杭嘉湖平原，有些地方的地下水已經兩百年不能飲用。據全國國土資源公報（2013）顯示，全國4778個地下水水質監測點中，水質較差的佔43.9%，水質極差的佔15.7%。從今年開始，這些地域的政府按照企業的用工、產值、納稅及耗能值，列出了一份「負面名單」，以末位淘汰的方式，將那些高污染且效益低下的企業實行強制性的關閉和外遷。

程維日後回憶說，補貼讓訂單量激增，燒錢速度也越來越快，從早期一天幾百萬到幾千萬，再到3、4月高峰期時，一天能燒進去1個億，「每天真是燒得膽戰心驚。如果把一億元現金堆在一個屋子裡燒，恐怕也得燒一整天吧」。

在2013年，中非之間的貿易額達到了2000億美元，是2000年貿易額的20倍，也是美國與非洲貿易額的兩倍。中國向非洲市場提供了大量價廉物美的消費品，同時還積极參与許多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比如衣索比亞的水壩、蘇丹和查德的輸油管項目、肯亞的港口，以及東非一條總額達40億美元的鐵路等，就連非洲聯盟在亞的斯亞貝巴的新總部也是中國人建的。

海爾在管理層面的成就，在中國所有製造業企業裏面是最高的。張瑞敏很有管理天賦，在他那間有二十多排書架的辦公室里，排列著幾乎所有他收羅得到的管理學書籍，很多人認為他到任何一家商學院裏面當一個管理學教授，都是夠格的。然而，在今年6月的一次演講中，張瑞敏說，以往的很多經典管理理論也許都已「過時」，比如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馬克斯·韋伯的科層管理理論、法約爾的一般管理理論，事實上都已經被顛覆了。張瑞敏很感慨地說，在過去講管理，大家講的是定量，是邊界，是線性管理，但是在今天，互聯網的環境中，線性管理已經被非線性管理替代，自發秩序已經被擴展秩序替代，結構主義被解構主義替代，當組織的邊界被模糊之後，原有的管理秩序就陷入了瓦解，但是關於失控和瓦解的管理學創新，在今天卻是空白。

宋、孫風波，是2014年中國財經界最熱鬧的羅生門事件。在媒體地毯式的報道中，各方都找到了捍衛自己的理由。在宋衛平看來，是他看錯了孫宏斌，在融創接手綠城的一段時間里，質量問題頻頻出現，一些地方的業主打出了「孫宏斌滾出綠城」「保衛宋衛平、保衛綠城」的口號。而在孫宏斌及其部下看來，這是無稽之談，在過去的半年裡，融創一直忙著消化綠城的庫存，根本沒來得及造房子。

上游的能源產業更是令人擔憂。中國是世界第一鋼鐵生產大國，各類鋼材的產量佔據世界一半，但鋼鐵產能出現嚴重過剩，粗鋼產量的產能過剩量超過2億噸。2013年11月，河北省政府統一部署，在一天時間里就拆掉了相當於南非或者荷蘭一年鋼鐵產量的鋼廠。受中國因素的影響，3月10日，全球資源價格全線大跌，發往中國的基準鐵礦石價格下跌了8.3%，至18個月最低位，創下有紀錄以來第二大單日跌幅，鐵礦石價格自去年年底以來已經下跌25%。

後來的事實是，天下是不是一家，未必在德，卻一定在利，商業世界從來被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統治。在聯姻達成的半年後，11月12日，宋衛平突然公開反悔，融創收購綠城案破局，而在此前的7月7日，融創已經支付了全部63億港元的收購款項。

中國企業的崛起一直被看成是一次跟進戰略的成功，在幾乎每一家成功企業的身上都找得到國際同行的影子。然而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很多企業的規模和市場佔有率都已位居世界第一——聯想是全球最大的電腦製造商，華為是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商，萬科是全球最大的房地產商，蘇寧是全球最大的電器連鎖零售企業，甚至很多當年被仰望的標杆公司都已凋零，如美國的摩托羅拉、歐洲的諾基亞，乃至日本的索尼、松下和三洋。這一景象如果被定義為「新常態」的話，便意味著中國公司必須具備領跑和自我突破的能力，這是一次極其光榮卻也無比兇險的新長征。

進入2014年之後，騰訊在移動支付端的發力，進入瘋狂狀態。

《經濟學人》雜誌在今年下半年的一組系列封面報道中，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它看來，「隨著中國即將再次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它尋求重新得到在過去千百年裡所享有的尊重。但中國不知道該怎樣獲得這種尊重，或者說，它是否值得這樣的尊重」。這是一篇心情複雜的長篇評述，作者從歷史的視角論證了中國崛起的必然性和內在矛盾性。

就如同革命常常會吞噬掉自己的孩子一樣，互聯網創新本身，充滿了相生相剋的悖論。無論如何，從來沒有一種壟斷是值得讚美的。

可是，現實卻比打一場乒乓球賽要複雜得多。在三年多的時間里，即刻搜索對百度幾乎沒有構成任何意義上的威脅，它的市場佔有率從來沒有到過1%，可以忽略不計。這家國有企業的失敗再次證明，在互聯網市場上，所謂的國家資源、國有資本以及政策傾斜都不足以成為核心的競爭能力。到2013年10月，即刻搜索與新華社的盤古搜索合併，600多名員工裁撤大半，鄧亞萍黯然離場。媒體一度傳言她燒掉了20億元，這一數字顯然被放大了，不過，驕傲的鄧亞萍從未正面回應。

在2014年，中國替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的石油進口國，取代印度成為最大的黃金消費國，同時，它還是鐵礦石、煤炭、玉米、大豆、水稻和銅的最大進口國，中國的經濟總量只有美國的一半，而人民幣發行量已超過美元。所以，中國當然需要謀求能源戰略的安全，需要輸出除了價值觀以外的所有一切，從商品、技術到貨幣泡沫。

在2013年年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國企改革被列為核心目標之一，可是一些基本的改革理念及路徑仍然是非常模糊。比如，國有經濟存在的倫理性和必要性解釋，國有資本的管理模式，國有資產的處置模式，國有企業的利潤上繳模式，國有企業的監督管理模式，以及對國有企業經理人階層的獎懲制度，等等，無一條有了明確的改革詮釋和預期設計。

人之哀宋林、鄧亞萍，其實是哀國企，哀一代為國服務的商業精英群體。制度的創新若無破局，宋、鄧式人物勢必將層出不窮。

2013年，我國中東部地區頻繁陷入霧霾之中。尤其是12月的一場大霧霾，幾乎使國土「淪陷」，霧霾波及25個省份、100多個大中型城市，全國平均霧霾天數達29.9天，創52年來之最，就連以藍天白雲、空氣質量高而著稱的「聖城」拉薩都出現了浮塵天氣。

「抗霾治霾」終於成了一場全民戰爭。在今年的地方兩會上，很多省市把治霾列為重點政績工程之一，北京、河北、陝西首次把PM2.5治理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國務院發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明確要求：到2017年，北京市細顆粒物年均濃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北京市長王安順簽下了責任狀，「2017年實現不了空氣治理就『提頭來見』」。

在行政績效層面上，它宣告了GDP主義的終結。2013年12月，中央組織部印發《關於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第一次明確提出「不能僅僅把地區生產總值及增長率作為考核評價政績的主要指標，不能搞地區生產總值及增長率排名」。

1月初，滴滴再次得到騰訊領投的一億美元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