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時間還在行走，它就未嘗完成，從袁隆平到每一個中國人，就可以學習和嘗試更多的東西。

羅納德·科斯在《變革中國》一書中，曾用「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來形容中國的本輪經濟變革運動，「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一系列事件並非有目的的人為計劃，其結果完全出人意料」。當他在2008年寫下這段文字時，也許已經預見到接下來的十年，中國改革的獨特性仍將讓人在好奇中忐忑不安。

而十年後的2017年，榜單赫然已面目全非，十家公司分別是：蘋果、谷歌母公司、微軟、臉書、亞馬遜、伯克希爾-哈撒韋、騰訊、美國強生、埃克森美孚和阿里巴巴。

就如同這兩個場景所隱喻的那樣，在過去的很多年裡，每一個中國人都在自己的生命道路上，徹底地刷新著全部的記憶。但是同時，他們的人生軌跡並非不可捉摸，甚至在某些細節上，隱含著時代變革的延續性和命運的神秘感。

在這個國家最簡陋的教室及那些被機器轟鳴聲淹沒的車間里，孫中倫遇到了他的同齡人和一個陌生的當代中國。「那裡有打鐵聲，塑膠味，一群忙碌無言的人和一堆日夜不休的機器。」孫中倫說，「我真無能為力，為他們做不了什麼，我就是想把他們的故事記錄下來。」

在今年，698萬名出生於1995年的大學畢業生將進入各自的職場，而2000年出生的人則將參加全國高考。作為頂級轎車品牌的奧迪車，全年銷量中的54%為「80后」。在去年年底的電商年貨節上，「80后」「90后」成為線上囤年貨的主力軍，其消費金額佔比接近八成。而全國的每一棟百貨大樓，每一個服裝、飲料、文化品牌，如果與這些年輕人無關，則幾乎意味著死亡。根據麥肯錫的財富報告，中國千萬富翁的平均年齡為39歲，比美國至少年輕15歲，在這個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場上，約有45%的購買者年齡在35歲以下。

容忍非均衡——中國改革的非均衡特徵和「灰度治理」，是打破計劃經濟體制的獨特秘訣。它包括「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東南沿海優先發展、給予外資集團的超國民待遇，甚至還有對環境破壞的長期容忍、對農民工群體的利益剝奪，以及民營企業家對現行法律的突破。

1966年，36歲的袁隆平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隨即，「文化大革命」爆發，試驗數度中止，他遭批鬥、被迫寫檢討。1978年，他出席首屆全國科學大會並獲獎，袁氏雜交水稻在全國大面積普及試種。1999年，「超級雜交水稻」創下畝產1137.5公斤的世界高產紀錄，推廣面積達到3000萬畝。二十余年間，因他的努力，中國糧食增收3000億公斤，袁隆平被稱為「雜交水稻之父」。

如果換一個角度，從市值來比較的話，你會看見另外一個真相。

規模效應——龐大的人口規模為中國的創業者提供了巨大的成長紅利，這使得每一個產業的進入者都有機會以粗放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原始積累，然後在此基礎上，建立核心競爭力。「巨國效應」及規模可能形成的勢能，無論是產能、消費力，還是資本能力，往往會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創造出新的可能性和模式突變。

到2008年的時候，廣袤疆域中的每一寸土地都被翻耕，每一堵圍牆都被衝擊和推倒，每一個城鎮、街道和家庭都面目全非，經濟的高速成長以及奧運會的盛大舉辦，給全民留下了一段激蕩的歲月記憶。

2012年，82歲的袁隆平，來到山東東營的一塊鹽鹼地，歷時五年，經過1162次試驗，成功篩選出優質耐鹽https://read.99csw.com鹼生稻，他決心在餘生改造億畝千年荒灘。

有人嘆息青春散場，歷史已經結束，也有人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未來從來不會自動地發生，它誕生在一片被擊碎的舊世界的廢墟上。這個地球上，總會莫名其妙地冒出一群偏執狂，他們破壞舊秩序，創造新物種，然後自己又在歷史中變得不合時宜。

「中國是一隻沉睡中的東方雄獅，最好它永遠不要醒來。」兩百多年前，拿破崙曾用小心翼翼的口吻如此說道。今天，當這隻東方雄獅真的蘇醒過來的時候，它的每一次嘯叫和邁出的每一個步伐，都讓全世界屏氣注目，各自揣度。

焦慮也許正是這個時代唯一的特徵。

於是，當改革進入下半場之後，中國的自我認知亟待刷新，世界與中國的互相了解和彼此心態，也面臨新的調整。這不是一個會輕易達成的過程。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巨人》一書中，如此評論美國：「我認為世界需要一個富有成效的自由帝國，而美國就是這個工作的最佳候選人。美國完全有理由扮演自由帝國的角色。」而當中國在經濟的意義上崛起為一個足以與美國抗衡的「帝國」的時候，所有的歷史學家都還沒有找到適當的評價用詞。

由此，你驚奇地發現，貌似毫無路線預設的中國改革，實則一直有一條強大的市場化內在邏輯。如同大江之浩蕩東流，其間曲折百回，衝決無礙，驚濤與礁石搏鬥，舊水與新流爭勢，時而江平潮闊，時而床高岸低，但是，趨勢之頑強，目的之確然，卻非任何人可以抵擋。

到了半個多世紀之後，當費正清編完厚厚十五卷《劍橋中國史》之後，他卻部分地修正了自己的觀點。在《中國新史》中他承認，中國的現代化儘管受到西方的影響，但是，主要仍是基於中國自身的內在生命和動力。不過，直到去世，費正清仍然沒有解釋清楚，中國變革的內在動力與西方制度創新之間的互融與衝突關係。

距離他打工的工廠300米遠，是亞洲最大的觀瀾湖高爾夫球場，那裡出沒著這個時代的成功者，當然也包括他們那如南國陽光般明亮的子女。根據中歐商學院的一份調查報告，一半左右的企業家二代表示對繼承他們父輩的產業興趣不大。孫中倫的家鄉在江蘇江陰，那裡是改革開放以來最早富裕起來的鄉鎮，與他的祖父年紀相近的吳仁寶是第一代著名農民企業家，他領導的華西村一度號稱「天下第一村」。如今，吳仁寶已經去世，由他的三個兒子領導的華西村集團正面臨嚴峻的轉型壓力。

從1978年的徘徊苦悶，到2008年的激越亢奮，再到此時此刻的群體焦慮，四十年的中國以空前的破壞性創造，向世界證明了自己的勇氣和格局。同時，也讓這個國家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中，邁向更遼闊的未來。

1978年，萬物開泰；

數十年前，全世界都樂於看到中國的崛起。在世界銀行的名單上，它是一個亟待被援助的落後國家；在歐美企業家的認知中，它是一個商品傾銷和技術輸出的二線夥伴；甚至在某些意識形態者眼rｅad.99cｓｗ.cｏｍ中，它是下一場「顏色革命」的發生地。然而，時至今日，中國成為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至少有127個國家視中國為最大的貿易夥伴，甚至連《時代》雜誌都獻媚似的以「中國贏了」為封面報道的標題。與此同時，中國資本的購買能力引起了西方國家的警惕，並予以政策性的遏制，而中國的制度特徵也時時引發意味深長的猜想。

透過本部企業史所描述的無數細節，我們可以發現，在缺乏長期性頂層設計的前提下，中國經濟變革的動力來自四個方面。

2015年9月，曾因出版《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而名聲大噪的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他的新書《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他修正了十多年前的「歷史終結論」，提出一個國家的成功發展離不開三塊基石：國家能力、法治與民主責任制。在他看來，中國與美國分別處於這一政治秩序的兩端：中國擁有強大的政府，能夠有效快速地落實各種民生政策，但它需要在法治和民主上繼續努力；而美國雖有法治和民主，但由於制衡體系過於龐雜繁複，「制衡效率太高」，導致聯邦政府的施政能力低下。

對於這一段未尚結束的當代史，必須擺脫歷史宿命論，承認歷史發展的戲劇性和人的主動性。我們更應該相信科學史家伯納德·科恩的看法是對的，他說：「對那些與事先設計的模式不相吻合的事實，要予以特殊的注意。」創造意味著背叛和分離，也就是說，新的發生總是伴隨著不適感和不確定的可能性。

2008年，三十而立；

四十年來，一切已經出現的、正在發生的，都無可厚非。每一個人的生活都如同一粒被糖衣包裹著的巧克力，它也許是甜膩的，也許是苦澀的，但是，其內心卻是一致的焦慮。

也是在未來的這十來年裡，「第四次浪潮」所形成的科技進步將顛覆既有的產業秩序，甚至挑戰人類的倫理。隨著奇點時刻的臨近，機器人智力逼近人腦；生物革命將可能讓人類壽命達到100歲；中心化的互聯網消失，萬物聯網時代到來；新能源革命，將宣告石油時代的正式終結。沒有人知道，今天出現在全球市值前十大名單上的公司，在十年後還會倖存幾家。

在2018年的某個時刻，從柳傳志和馬化騰的辦公室往下眺望，你可以清晰地看見他們的來路去途。

有一些事情的發生是大概率事件。

在十年前，如果講國民經濟的基礎設施，它們是電力、銀行、能源、通信運營商等，基本完全被國有資本集團控制。可是在2018年，你必須要提及社交平台、電子商務平台、移動支付平台、新物流平台及新媒體平台，而它們的控制人幾乎全數為民營資本集團。

在2017年中國企業500強排行榜上，排名前九*九*藏*書五的分別是國家電網、中石化、中石油、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建築。這是一個以營業收入為指標的榜單，排名前三十的企業中，來自民營資本集團的只有華為控股和飽受爭議的安邦保險。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清晰地看到數十年來，國有企業的強勢和控制力並未削弱。

福山的現實主義修正，對解讀中國改革提供了新的視角。

在全球商業界，七位愛穿牛仔褲的高科技企業家取代了傳統的能源大亨和銀行家，而在中國，兩位姓馬的互聯網人取代了三個「國家隊」隊員。你終於發現，世界真的變了，中國也真的變了。

美國心理學家羅洛·梅（Rollo May）發現，20世紀中期，美國中產階層中瀰漫著焦慮的情緒。在《焦慮的意義》一書中，他挑戰了「精神健康就是沒有焦慮」的流行觀念，相反，「適度的焦慮與人的活力以及創造性成就，存在密切的內在關係」。許多時候，解藥與毒藥并行交織，而減緩焦慮的手段之一，便是從事瘋狂的活動，「對工作的大力強調，已經成為緩和焦慮的一種心靈功能」。

「這是現代中國的第一代人，他們被允許對其未來做出真正的選擇。」《時代》周刊曾用這樣的口吻描述當代中國人，換而言之，這也應該是四十年改革的最大成就。這個時代從不辜負人，它只是磨鍊我們，磨鍊每一個試圖改變自己命運的平凡人。

中國的整體國家能力的形成，帶有鮮明的集權體制特徵和代價性，同時也呈現出基層組織創新和人民創造歷史的熱情。從費正清到羅納德·科斯，以及所有現世的中外學者，都試圖破解「中國之謎」，這個任務仍有巨大的解釋空間。

在科技進步的意義上，「四十不惑」的中國，正處在大變革的前夜。而技術的非線性突變又會對中國社會造成哪些制度性的破壁，更是讓人難以預測。

數十年前，中國改革的「假想敵」是僵化的計劃經濟體系，大破必能帶來大立。對既有秩序的破壞本身具有天然的道德性，甚至「時間就是金錢」，「所有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然而，時至今日，「假想敵」變得越來越模糊，全民共識近乎瓦解，破壞的成本越來越高、代價越來越大，甚而改革成了一個需要被重新界定的名詞。

在一開始，看到中國的城鄉變化，很多經濟學家都嚇出了一身冷汗，現象的複雜性難以用既有的理論予以解釋，因為它們暗示著諸多「意外」的協調一致。最後，人們終於克服了這個問題，辦法是回到人的慾望本身。

到2030年前後，中國的城市化將進入尾聲，屆時有9.4億人口居住在城市裡，由此將可能出現6～10個3000萬人口級的巨型城市群。在那一年，中國的老齡化人口將超過30%。而步入中老年的「60后」「70后」一代將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高凈值群體，養老產業替代房地產成為第一大消費產業。

制度創新——四十年來，恢復及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角色與作用，一直是中國治理者在持續探索的方向，其間的稚嫩、反覆及彷徨，構成了改革的所有戲劇性。與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不同的是，中國政府始終沒有放棄國有資本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的控制力，這也成為制度創新的最大不確定因素。

袁隆平出生於1930年，1949年在重慶北碚夏壩的相輝學院農學系讀書，其間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1953年，他被分配到偏遠落後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農校教書，7年後，他在農校試驗田中意外發現一株特殊性狀的水稻，暗中嘗試水稻雜交試驗。

從四十年的歷史來俯瞰，科斯的判斷也許只對了一半。

數十年前，市場開放、產業創新可以採用「進口替代」和跟進戰略，我們以「市場換技術」「以時九_九_藏_書間換空間」，通過成本和規模優勢實現彎道超越。然而，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成為全球同行業中的規模冠軍，它們的前面不再有領跑者，創新的叵測與壓力成為新的挑戰。

你很難說，2018年的中國屬於哪一代人。

一百年後的今天，《新青年》上激辯過的議題，有些已成歷史公案，有些仍然鮮活地存在著。一個最大的進步是，當年的救亡焦慮不再困擾當代人，而大國的和平崛起則成為新的主題。在今天，所有的人，都在預測國家的未來。

同時，你也必須看到，中國改革及企業成長的複雜性，一點也不會因為趨勢的存在而稍有減緩。

也是在今年，從萬科董事長位置上退休的王石，仍頻繁地參与種種公益和商務活動，他每天在一張蹦床上健身一個小時，並決意在三年後70周歲的時候，再次攀登珠峰。今年的1月14日，是褚時健的90歲生日，他在雲南龍陵縣和隴川縣徵得36000畝山林地，開始營建多品種水果基地，到秋天，第一批掛果的甜橙和水蜜桃就將可以採摘。

再過了十年，當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當孫中倫們也成熟起來的時候，新的國民命題開始出現了。人們發現，舊有的機遇、經驗和能力消失了，貧富懸殊、階層固化替代物質發展成為新的挑戰，甚至連互聯網也形成了讓人畏懼的壟斷性力量。

在這輪經濟變革開始的1978年，全體國民並不知道未來之路通往何處，他們所能夠告訴自己的是，必須從貧瘠中逃離出來，無論用怎樣的手段，在金錢的意義上改變自己的命運。那是一個混亂而野蠻的年代，一切秩序都被破壞，一切堅硬的都煙消雲散。

2000年，隆平高科在深交所上市，在農業上市公司中長期排名前三，作為第五大股東的袁隆平成為「億萬富翁」。

回望整整一百年的中國現代化，你會發現這是一個十分漫長而曲折的歷程。1918年1月，《新青年》實行改版，改為白話文，使用新式標點，由此掀起了白話文運動的熱潮。在這一年的雜誌上，可以讀到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的名字，這些風華正茂的年輕人以激揚的文字指點江山。正是在他們的吶喊下，1919年爆發五四運動。可是，在而後的歲月中，中國往何處去，「娜拉為什麼要出走」，什麼是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卻一直沒有達成共識，那些《新青年》上的年輕人分道揚鑣，有些成為彼此終生的敵人。

這種因技術破壁而帶來的資本競合格局，不得不讓人開始重新思考國有資本在國民經濟中的角色、功能及存在方式。而這個課題，其實正是1978年改革開放的啟兆點。

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最慢到2025年會超過美國。若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25年中國經濟的規模可能是美國的1.5倍或者是更高」。儘管他是經濟學家中最樂觀的一位，不過在未來的十到十二年內，中國在經濟規模上超過美國，恐怕是一個共識。

在這個意義上，當今中國既有自身成長的轉型特徵，同時，它也越來越融入全球現代化的普世性進程。從年廣久、吳仁寶，到張瑞敏、柳傳志，再到馬雲、馬化騰，以及正在劍橋深造的孫中倫們，中國在不同的時代給出不同的機遇和使命，讓一代代人用自己的方式承擔和解答。

從今年起，袁隆平決定啟動「中華拓荒人計劃」，開發一億畝荒灘，實現多養活一億人的目標。

2018年，四十不惑。

聯想控股大廈位於北京中關村。26歲那年，ｈttps://reａd•９９csw•cｏｍ柳傳志從珠海白藤農場被抽調入京，進入中科院計算機研究所當一名助理研究員。14年後的1984年，他在中科院的一個門衛室創辦聯想公司，從此展開了一段別樣的人生。十多年前，中科院把計算所的土地拿出來，交給柳傳志開發，今天的聯想控股大廈正是蓋在這塊地上。站在幕牆大玻璃前，年過七旬的柳傳志會饒有興趣地指給訪客看，這排紅磚老樓是中科院的宿舍區，那邊繞一個彎，就是當年創業的門衛室。

技術破壁——相對於制度創新的反覆性，技術的不可逆性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准入性壁壘，從而重構產業範式，並倒逼體制內改革。這一特徵在改革的前三十年並不突出，然而，隨著互聯網的崛起，很多產業的原有基礎設施遭到毀滅性破壞，帶來了競爭格局的煥然一新。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技術的破壁能力將在更多的領域中持續發酵。

此時此刻，中國以新興大國的姿態站立在歷史的臨界線上。回望來途，自可以在百感交集中對酒當歌，慨當以慷。瞭望未來，洪波涌動，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到今年年底，孫中倫將完成碩士學業，他出生於1994年，在劍橋大學的人類社會學系就讀。在過去的幾年裡，每當暑假期間，孫中倫就會回國參与不同的社會實踐。他在北京的單向街書店當過店員，去甘肅定西做過支教老師，在成都漆器廠當過學徒工。2015年的時候，他孤身南下東莞，在一家電子廠當了兩個月的打工仔。

在2007年，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大公司分別是：埃克森美孚、通用電氣、微軟、中國工商銀行、花旗集團、AT&T、荷蘭皇家殼牌、美國銀行、中石油和中國移動。

從1918年到2018年，我們的國家就是一艘駛往未來的大船，途經無數險灘、渡口，很難有人可以自始至終隨行到終點。每一代人離去之時，均心懷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則感念前輩卻又註定反叛，總是試圖以自己的方式掌控和改造行程。

在袁隆平身上，一切價值都還原為時間，而時間演繹出種種的苦難、不堪與執著，然後與一個動蕩而宏大的時代「雜交」為傳奇。

對抗焦慮的最好手段，也許仍然是不甘現狀和劍及履及的進步。

中國現代化的動力源到底是什麼，這一直是容易引發爭論的、讓人無不焦慮的話題。

騰訊大廈位於深圳華僑城，從馬化騰的辦公室望下去，便是被一片綠意環繞的深圳大學。1990年，長相清秀的小馬哥在這所學校的計算機系就讀，他平日不善社交，沒有加入任何社團組織，卻是計算機房裡的病毒高手。如今，他從那裡的一位青蔥懵懂的學生，成長為互聯網界最有權勢的人之一。

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並非國家治理的唯一目標，它從來被置於穩固執政地位和維護國家安全的兩大前提之下，因此，有著高於經濟發展的「人為計劃性」和別於他國的中國特色。對這一現狀的漠視，造成了很多中外學院派學者的長期誤判。

早在1948年，青年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用「衝擊—反應」模式解釋中國的現代化之旅。在他看來，「西方是中國近代轉型的推動者，是西方規定了中國近代史的全部主題」。面對這一衝擊，中國做出的回應是在逐漸引進引起「永久性變化」的要素的同時，背棄傳統的「周期性變化」模式，走上現代化道路。

就如同在文化思想界發生的情景一樣，關於本輪經濟改革的制度對標體以及它的動力源，從改革的第一天起就出現了分歧，一度竟表現得十分激烈。直到進入第四十個年頭的今天，這一懸疑的課題變得越來越重要和迷人。

在決定未來十年的新興高科技產業中，人工智慧、生物基因、新材料、新能源等領域，民營企業的領跑現象似乎也難以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