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說的「輕」包含了閱讀那「無用」的一面，也許是真正意義上的閱讀心境的解放。薩達姆在他最後的時刻，在他那個兩平方米的小牢房裡，他的枕邊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我想一個人在那樣的時刻，當他想到自己靈魂的時候，恐怕不會放一個錢包在枕邊，對著一個錢包來解決靈魂的問題。雖然閱讀《罪與罰》也無助於對他生命的挽救。也還聽說過這樣的事：西班牙總統前不久發布了一道命令，政府免費贈送西班牙公民每人一本《堂吉訶德》。秘魯有一個小城市，那裡的警察性情特別暴烈，市民很有意見。市長沒有給那些警察任何處罰，他用了一個軟弱而無用的辦法：給他們放了三天假，同時贈給每人三部文學作品，希望他們在假期里讀完。警察們讀了這些書以後，性情竟有了改變，對市民的粗暴態度亦有所緩解。我並不知道他們讀的是什麼作品，也許在不經意的閱讀中他們想到了他人的存在，還看到了生活的美好、溫暖以及自身的價值……這便是閱讀的無用之用吧，它內在的文化含量並沒有因表面的「無用」而打折扣。這裏的「無用」本身便是作用了。

新世紀的今天，我們的閱讀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相比，已經有了諸多變化。市場銷售最好的書往往更靠近生活的實用：農業科技、家庭醫學、足球、賽車、房地產、保健、養生、美容、時裝、烹飪、武術、花卉、商戰、證券、股票……書海已經茫茫。這樣的閱讀看上去已不再承載精神的重負，但卻更加直奔主題，要的是立竿見影。這https://read.99csw.com與我所說的「輕」彷彿還有差別。

如前所說，閱讀是有重量的，這重量讓我們對閱讀的重要毫不懷疑。閱讀對人的功用也是顯而易見的，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只道出了讀書對寫作者的要緊。但當我們凝神于閱讀那「重」的一面時，其實也不該忽略閱讀的「輕」。這裏我想起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話。前不久一位領導人看望季老，問起他正在研究什麼，他說研究東方文學。這位領導人問：您這樣大年紀，研究東方文學有什麼用呢？季老回答說，世上有很多的學問，不一定是立刻有用的。但是對有些人來說，知道也很重要。有些學問是你應該知道的。我以為季羡林先生的話其實是很深奧的，由此想到閱讀重量里那「輕」的成分。

二十一世紀第一年，有媒體讓我舉出青少年時期對自己影響最深的兩本書，只舉兩本，一本中國的，一本外國的。這提問有點苛刻，尤其對於寫作的人。這是一個誰都怕說自己不深刻的時代，如果我講實話，很可能不夠深刻；如果我講假話，列舉兩本深奧的書，可那些深奧的書在當時並沒有影響我——或者說沒有機會影響我。最後我還是決定說實話。我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是我的少年時代，正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個限制閱讀的文化貧瘠的時代。我自幼喜歡寫日記，在那個年代也還堅持寫，只是那時的日記都是「懺悔體」了。我每天都在日記里檢討自己所犯的錯誤，期盼自己能夠成為一個「純粹的人」。實在沒有錯誤，甚至會編造一點寫下來。就是在這樣的日子里，我偷偷讀到一本書，是法國作家羅曼九九藏書·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記得扉頁的題記上是這樣兩句話：「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沒罷了；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這兩句話使我受到深深的感動，一時間我覺得這麼偉大的作家都說連英雄也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況我這樣一個普通人呢。更重要的是還有後面一句：「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這兩句話震撼了我，讓我很想肯定自己，讓我生出一種從不自知的既鬼祟又昂揚的豪情，一種衝動，想要去為這個世界做點什麼。所以我說，《約翰·克利斯朵夫》在文學史上或許不是一流的經典，但在那個特殊年代，她對我的精神產生了重要影響，我初次領略到閱讀的重量，這重量擊碎了我精神上的某個死結，同時給了我身心的沉穩和力氣。另一本中國的書，我選了《聊齋志異》。在那個沉默、呆板和壓抑的時代讀《聊齋》，覺得書中的那些狐狸，她們那麼活潑、聰慧、率真，勇敢而又嬌憨，那麼反常規，作者蒲松齡有那麼神異、飛揚的想象力，為我當時有限的灰色生活開啟了一個秘密的有趣味的空間。

一般來說，閱讀是和文字相關聯的。當然，人們有時也會把欣賞一幅好畫說成「讀畫」。用在這裏的「讀」，強調的是欣賞的深度了，就此也微妙地點出了看畫與讀畫間的差異。但是，在網路時代，在網頁擠占書頁，讀「屏」多於讀書、紙和筆遜位於光和電、機器的規則代替著漢字的規範、數字的操作顛覆了鉛字的權威、「輸入」代替著書寫的潮流中，在「拇指文化」無限深入人群的今天，在消費的慾望熱烈擁抱大眾的https://read.99csw.com背景下，「讀」和「看」的界限似乎日漸模糊起來。入「網」者眾，正如那位美國著名詩人的著名短詩：「生活——網。」技術的戰車把新媒介——數碼技術送進人間，使昔日「紙面」凝聚的諸多藝術的神性不斷被「界面」的感覺顛覆和碾軋。看圖被稱為「讀圖」，而這裏的「讀」已不再意味著欣賞的深度。眼睛在網上快速、便捷的「暴走」替代著以往細嚼慢咽似的傳統閱讀，這應該說是閱讀的革命之一種。

我不想用上述小事誇大文學的力量，而且閱讀文學作品似乎又是所有閱讀品種里最無用的一種，尤其在今天。國內僅長篇小說就達到年產一千余部。在今天，重要的已不是無書可讀，而是選擇什麼樣的書來讀。正像有人說的：選書好比選朋友。但我始終相信，若說這樣的閱讀是一種文化現象，這種文化現象最大的效益就是對人心的滋養。如果經濟是酒，那文化也許是茶，或者是水。文化給人的力量正像「無用」的閱讀給人的力量那樣，它不是打擊型的嵌入，更多的是緩慢、綿密、恆久的滲透，而酒是讓人亢奮的。一位文化老人曾經談到茶的好處，說是古往今來，只聽說過酗酒鬧事，還沒聽說過飲茶殺人。因此他說茶能促進社會和諧。

不過我今天要談的閱讀，僅限定在紙面書籍的閱讀。因為，雖然網路閱讀的分量在今日人們的生活中已不可小視，私下裡卻總覺得「符碼」代替了「物質」的閱讀損失的是時間的縱深和歷史的厚重。人在獲得大面積爆炸性信息的同時，也會有某種難言的失重感。在我純屬個人的體驗中，閱讀其實是一種有重量的精神運動。不同的年代，閱讀在read.99csw.com人的生活中也表現出不同的重量。

我不曾對那時的新華書店作過銷售調查，但我相信那時積壓在貨架上賣不動的書一定和今天不成比例。我常常懷念八十年代，並非因為那特殊的歷史背景給了中國作家一種空前的卻並不牢靠的特殊地位，我懷念的是整個社會對待閱讀的那份誠懇和鄭重，以及帶有幾分純真的激|情。有學者曾經這樣說：一個民族對文學的親近程度，決定著這個民族整體素質的高低。這裏我想說，一個民族對閱讀的親近程度，決定著這個民族整體素質的高低。

閱讀的重量有時在於它的「重」，有時卻在於它的「輕」。這「輕」不是輕浮，這「輕」的滋味如同徐志摩詩中的幾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然而一切都有痕迹，我們沉重的肉身會因某些時刻「無用」的閱讀而獲得心靈的輕盈和潔凈。這樣的閱讀不是生存甚至生計的必需，但它何嘗不是一種更高的境界呢？這種自然存在的閱讀狀態，可能比故意的強迫閱讀或者故意的淡漠閱讀都更能體現人生的精神價值吧。

我的一位親人，在同樣的時代背景下，在從城市到鄉村接受再教育的歲月里，勞動之餘，倚靠著田野上的草垛通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全集》，那些大書陪伴他度過了沉悶的青春期。問他當時為什麼讀它們，他只說是因為喜歡。

今天想來，類似上述的閱讀實在是一種無功利心的自發性之舉，因其自發性，所以也沒有預設的閱讀期待，那不期而至的閱讀收穫便格外寶貴和難忘。難忘的還有一種沉入心底的重量，這重量打擊你，既甜蜜又酣暢。

曾經出現過千百萬人奔走相告，爭讀一篇小說的情形。也曾經九九藏書有人在圖書館把喜愛的又十分搶手的一部幾萬字的小說手抄下來，為的是可以反覆閱讀。讓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在民間流傳的那些手抄本小說：《第二次握手》、《一雙繡花鞋》，甚至還有大仲馬的《基督山恩仇記》……那時你走在街上，看到排隊的人最多的地方一定是新華書店。用如饑似渴來形容當時中國人對閱讀的熱望實在是不過分的。這是一種集體狂歡式的閱讀運動，山河依舊，百廢待興，精神世界愈加活潑，閱讀的領域也快速擴大。除了文學，人們還迫切需要用各種新知識充實自己，武裝自己，獲得機會，改變命運。正所謂開卷有益。中國自古便有崇尚讀書的傳統，「頭懸樑，錐刺股」的故事在八十年代亦有重演。我認識的一位記者當年是煤礦工人，他就是在挖煤的間隙，在陰潮、黑暗的坑道里，藉著安全帽上的礦燈，苦讀了上百本中外名著。也還有不計其數的大學生，因為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環境，夜夜超負荷閱讀，造成終生眼疾。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隨著改革和開放，中國大陸曾經呈現過一種集體性的閱讀大潮。文學一馬當先，率先為壓抑太久的國人搭建了一條宣洩情感、寄託熱望的通道。

作為一個寫作的人，似乎也就在閱讀所呈現的不同重量里找到了自己相對永恆的信心。——當然，這已經是另外的一個話題。

群體興奮的八十年代閱讀，在中國人的生活中佔有相當的比重，它不再是七十年代被限制的閱讀貧困，卻更多自覺進攻的色彩。它所飽含的重量也和七十年代不同，它顯得有設計，也有預期。它光明正大，來勢猛烈，因此這重量甚至是有聲音的，它鏜鏜作響，使中國八十年代的文化品質有了某種異乎尋常的嘹亮音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