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國的前幾天，我同當時在哥廷根的中國留學生田德望在市政府地下餐廳設宴為他餞行。我們都準時到達。那一天晚上，我看哈隆教授是真動了感情，他坐在那裡，半天不說話，最後說：「我在哥廷根十幾年，沒有交一個德國朋友，在去國之前，還是兩個中國朋友來給我餞行。」說罷，真正流出了眼淚。從此以後，他攜家走英倫。1939年二戰爆發，我的劍橋夢也隨之破滅。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

哈隆教授除了自己進行研究工作以外，他最大的成績就是努力創造了一個規模不小的漢學圖書館。他多方籌措資金，到中國北京去買書。我曾給他寫過一些信給北京琉璃廠的某書店，還有東四脩綆堂等書店，按照他提出的書單，把書運往德國。哥廷根大學圖書館並不收藏漢文書籍，對此也毫無興趣。哈隆的漢學圖書館佔有五六間大房子和幾間小房子。大房子中，書架上至天花板，估計有幾萬冊。線裝書最多，也有不少的日文書籍。記得還有幾冊明版的通俗小說，在中國也應該屬於善本了。對我來講，最有用的書極多，首先是《大正新修大藏經》一百冊。這一部書是我做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可惜在哥廷根只有Prof Waldschmidt有一套，我無法使用。現在，漢學研究所竟然有一套，只供我一個人使用，真如天降洪福，絕處逢生。此外，這裏還有一套長達百本的筆記叢刊。我沒事時也常讀一讀，增加了一些亂七八糟的知識。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在哥廷根十年，絕大部分時間是在梵學研究所度過的，其餘的時間則多半是九九藏書在漢學研究所。

這時陸續有幾個中國留學生來到哥廷根。他們中有的是考上了官費留學的，這在當時的中國，沒有極強硬的後台是根本不可能的。據說，在兩年內，他們每月可以拿到八百馬克。其餘的留學生中有安徽大地主的子弟，有上海財閥的子女，平時財大氣粗，但是，1939年二戰一爆發，郵路梗阻，家裡的錢寄不出來，立即顯露出一副狼狽相。反觀我這區區一百五十馬克，固若金湯，我毫無後顧之憂，每月到大學財務處去領我的工資。所有這一切，我當然必須感謝哈隆教授。

時間大概是到了1938年，距二戰爆發還有一年的時間。有一天，哈隆教授告訴我，他已接受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去擔任漢語講座教授，對他對我這都是天大的喜事，我向他表示誠摯的祝賀。他說，他真捨不得離開他的漢學圖書館。但是，現在是不離開不行的時候了。他要我同他一起到劍橋去，在那裡他為我謀得了一個漢學講師的位置。我感謝他的美意，但是，我的博士論文還沒有完成。此事只好以後再提。

到了德國以後，我被德國學術交換處分配到哥廷根，而喬冠華則被分配到吐平根（Tübingen）。如果顛倒一下的話，則吐平根既無梵學，也無漢學。我在那裡混上兩年，一無所獲，連回國的路費都無從籌措。我在這裏真不能不感謝機遇對我的又一次垂青。

我初到哥廷根時，中國留學生只有幾個人，都是學理工的，對漢學不感興趣read.99csw.com。此時章士釗的妻子吳弱男（曾擔任過孫中山的英文秘書）正帶著三個兒子遊學歐洲，只有次子章用留在哥廷根學習數學。他從幼年起就飽讀詩書，能作詩。我們一見面，談得非常痛快，他認為我是空谷足音。他母親說，他平常不同中國留學生來往，認識我了以後，彷彿變了一個人，經常找我來閑聊，彼此如坐春風。章用同哈隆關係不太好。章曾幫助哈隆寫過幾封致北京一些舊書店買書的信。1935年深秋，我到了哥廷根，領我去見哈隆的記得就是章用。我同哈隆一見如故。對於哈隆教授這一代的歐洲漢學家，我有自己的實事求是的看法，他們的優缺點，我雖然不敢說是了如指掌，但是八九不離十。我們中國人首先應當尊敬他們，是他們把我國的文化傳入歐美的，是他們在努力加強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他們有了困難，幫助他們是我們的天職。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小看他們，不尊重他們。

漢學研究所沒有正教授，有一位副教授兼主任，他就是G哈隆（G Haloun）教授，這個研究所和哈隆本人都不被大學所重視。他告訴我：他是蘇台德人，不為正統的德國人所尊重。事實上也確實是這樣的，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同德國人有什麼來往。哥廷根是德國的科學重鎮，有一個科學院，院士們都是正教授中之佼佼者。這同他是不沾邊的。在這裏，他是孤獨的，寂寞的，陪伴他出出進進漢學研究所，我只看到他夫人一個人。在漢學研究所他的辦公室里，他夫人總是陪他坐在那裡，手裡擺弄著什麼針線活，教授則埋https://read.99csw.com首搞自己的研究工作。好像這裏就是他們的家庭。他們好像是處在一個孤島上，形影不離，相依為命。

哈隆教授能讀中文書，但不會說中國話。看這個問題應該有一個歷史的觀點。幾百年前，在歐洲傳播一點漢語知識的多半是在中國從事傳教活動的神甫和牧師。但是，他們雖然能說中國話，卻不是漢學家。再晚一些時候，新一代漢學家成長起來了。他們精通漢語和一些少數民族的語文，但是能講漢語者極少。比如鼎鼎大名的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我在清華念書時曾聽過他一次報告，是用英語講的。可見他漢話是不靈的。

哈隆教授的漢學圖書館在德國在歐洲是名聲昭著的。我到圖書館去的時候，時不時地會遇到一些德國漢學家或歐洲其他國家的漢學家來這裏查閱書籍，準備寫博士論文或其他著作。英國的翻譯家Arthur Waley，就是我在這裏認識的。

我到了哥廷根，真是如魚得水。到了1936年春，我後來的導師E Waldschmidt調來哥廷根擔任梵學正教授。這就奠定了我一生研究的基礎。梵文研究所設在東方研究所（都不是正式的名稱）內，這個研究所坐落在大圖書館對面的Gauss-Weber-Haus內。這是幾百年前大數學家Gauss和他的同伴Weber鼓搗電話的地方。房子極老，一層是阿拉伯研究所，巴比倫亞述研究所、古代埃及文研究所。二層是梵文研究所、斯拉夫語研究所、伊朗語研究所。三層最高層則住著俄文講師VGrimm夫婦。rｅaｄ•99csw•com

時間已經到了1937年，清華同德國的交換期滿了，我再也拿不到每月一百二十馬克了。但這也並非絕路，既到了德國，總會有辦法的，比如申請洪堡基金等等。但是，哈隆教授早已給我安排好了，我被聘為哥廷根大學漢語講師，工資每月一百五十馬克。我的開課通知書赫然貼在大學教務處開課通知欄中，供全校上萬名學生選擇。在幾年中確實有人報名學習漢語普通話，但過不了多久，一一都走光。在當時，漢語對德國用處不大。不管怎樣，我反正已經是大學的成員之一。對我來說，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是非常有利的。

在《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那一篇文章里，我曾列舉了平生有恩於我的師友，在德國，我只列了兩位：Sieg和Waldschmidt。現在看來，不夠了，應該加上哈隆教授，沒有他的幫助，我在哥廷根是完成不了那樣多的工作的。

哈隆教授對中國古籍是下過一番苦功的。尤其是對中國古代音韻學有湛深的研究。用拉丁字母來表示漢字的發音，西方有許多不同的方法。但是他認為，這些方法都不能真正準確地表示出漢字獨特的發音，因此，他自己重新製造了一個嶄新的體系，他自己寫文章時就使用這一套體系。

天才+勤奮+機遇＝成功

1935年深秋，我來到了德國的哥廷根。我曾有過一個公式：

我十分強調機遇。我是從機遇縫裡鑽出來的，從山東窮鄉僻壤鑽到今天的我。

大學另外有一個漢學研究所，不在Gauss九_九_藏_書-Weber-Haus內，而在離開此地頗遠的一個大院子中的大樓里。院子極大，有幾株高大的古橡樹矗立其間，上摩青天，氣象萬千。大樓極大，我不知道是做什麼用的，樓中也很少碰到人。在二樓，有六七間大房子，四五間小房子，撥歸漢學研究所使用。同Gauss-Weber-Haus比較起來寬敞多了。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我到了德國，漢學家不說漢語的情況並沒有改變。哈隆教授決非例外。一直到比他再晚一代的年輕的漢學家，情況才開始改變。二戰結束，到中國來去方便，年輕的漢學家便成群結隊地來到了中國，從此歐洲漢學家不會講漢語的情況便永遠成為歷史了。

我對哈隆的漢學圖書館也可以說是做過一些貢獻的。中國木版的舊書往往用藍色的包皮裝裹起來，外面看不到書的名字，這對讀者非常不方便。我讓國內把虎皮宣紙寄到德國，附上筆和墨。我對每一部這樣的書都用宣紙寫好書名，貼到書上，讓讀者一看就知道是什麼書，非常方便，而且也美觀。幾個大書架上，彷彿飛滿了黃色的蝴蝶，頓使不太明亮的大書庫里也充滿了盎然的生氣。不但我自己覺得很滿意，哈隆更是讚不絕口，有外賓來參觀，他也懷著驕傲的神色向他們介紹，這種現象在別的漢學圖書館中也許是見不到的。

在我到達哥廷根以前若干年中，哈隆教授研究的中心問題，似與當時歐洲漢學新潮流相符合，重點研究古代中亞文明。他費了許多年的時間，寫了一篇相當長的論文《論月支（化）問題》，發表在有名的《德國東方學會會刊》上，受到了國際漢學家廣泛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