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五四運動雖然看起來很文明，不僅不直接對所要反抗的日本人採取行動，最有力的武器，無非是抵制日貨，甚至連日貨這個名稱也隱晦起來，改為「仇貨」，或者「某貨」，同時在推行運動之時，力求徵得西方列強的同情，以自己所謂的文明行為爭取同情，盡量不開罪西方人。甚至在上海的英美公共租界的巡警鎮壓遊行，開槍打死打傷多名遊行民眾時，也沒有因此而掀起一場針對英美的抗議運動，反而自動在租界偃旗息鼓。但是，一個自反洋教騷動到義和團運動以來的魔咒，在號稱文明理性的五四運動中，還是出現了，這就是所謂的洋人下毒的謠傳。

中國人和日本人朝鮮人，往往不那麼容易識別，疑心一起，見到有人拿藥瓶，尤其是帶西洋字碼的藥瓶，民眾就會生疑。一次一個西藥房派人送葯到某工廠，結果路人以為是送日本人支使前來下毒，逮著就一頓好打，結果受傷送了醫院。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只因帶著兩個藥瓶在街上走，也被民眾懷疑是受人指使下毒，將孩子扭送往警察局。下毒謠傳，已經引起了相當廣泛的群體性恐慌。這種時候，如果恰好有人因天氣炎熱而群體性中暑或者食物中毒，大家想都不用想，就會把賬算到日本人身上。恐慌，因為有了「切實的」證據，而愈演愈烈。

五四期間洋人下毒的謠傳，由於普遍的仇日情緒，理所當然單一地集中在日本人頭上。從目前的史料看，恰是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大都市上海，這樣的謠傳最多。據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的報告，自上海開展聲援北京學生的三罷運動以來，有關日本人下毒的謠言就滿天飛。儘管工部局警務處經過仔細的調查，發現所有的下毒事件都子虛烏有，但謠言卻沒有止息的意思。一些中文報紙，也「每天不斷地刊登一些假想中的防毒案件，致使中國居民信以為真」。後來，工部局警務處採取了強制措施，迫使中文報紙撤掉這些報道，並不斷發布工部局的闢謠公告，租界內的謠傳才在逐漸平息。但事實上，謠言完全的平息，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即使租界內沒人敢傳謠了，但華界還在傳。華界政府也出告示闢謠，強調這種謠言，「全系奸人捏造」，「捕風捉影，全屬無稽」。但一點作用都沒有。後來，連上海九_九_藏_書的周邊地區，都在傳，害得不明裡就的人，神經過敏，平白生出很多事來。事實上，只有在運動本身平息了，謠言才會逐漸銷聲匿跡。

最嚇人的謠傳，是傳說日本人在公共自來水裡下毒，而且聽說在法租界南陽橋附近，已經當場拿獲了一個「置毒藥於水筒之日人一名」，因此，華界的每個自來水水筒邊，都已經加派「崗警防範」，云云。又有傳說，日本人在旅館的茶壺裡下毒，被當場抓獲。還傳日本人拿瓶毒水，傾入居民區的井中。此後所有的飲水井，都加上了蓋子。總之是風聲鶴唳，一夕數驚。當年反洋教和義和團運動期間，有關洋人下毒的謠傳，口傳之外，主要通過揭帖流布，五四時期則有傳單性的街頭小報。當時上海有份小報《救亡雪恥報》，這個小報上就有關於日本人下毒的「親眼所見」：

但是，五四運動從本質上講，是一場民族主義運動，其發生的背景，跟義和團一樣，有著民族危機的因素，至少是參加者意中的危機。對於義和團運動來說，山東直隸一帶的民教衝突，以及由德國蠻橫佔據青島和強修膠濟鐵路，的確對這場運動的下層參与者，有直接的刺|激。而毀掉了維新變法的朝廷上層，不僅要面對自甲午以來的邊疆危機，而且還要面對列強因停止變法的不滿和壓力。上層的壓力，跟下層的感覺，其實有共同之處。同樣，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在學生和關心時局的部分市民看來，也是一種國家危亡的前兆，而這種認識，在部分社會上層人士，包括部分軍閥和政府內部親英美派人士也有程度不同的共鳴。

這樣的小報謠傳，跟此前反洋教和義和團運動期間洋人下毒的同類揭帖，非常相似。都強調「親眼所見」，前面提到的1892年傳洋人下毒廣東揭帖，結尾處也強調，這些事「蓋系海豐秀才在南陽教書目見」。而義和團期間一份玉皇大帝下凡傳諭滅洋的揭帖，也強調是「親眼所見」，而且賭咒發誓，說是如果假造，「五雷將劈了我」。顯然，這樣的強調，無非是藉以「親見」強調揭帖的hｔtｐs://rｅad•9９ｃｓw.ｃｏｍ真實。

可是，誤會也是難免的。被鄉下人誤為日本人來下毒的中國人挨揍的事，時有所聞，連上海駐軍的現役軍官，一個營副，也在城郊龍華附近被誤為下毒之人而遭痛毆，驚動了上海護軍使盧永祥。最嚴重的一個事件，是官拜淞滬護軍使咨議官、陸軍少將的官成鯤，居然也在行走城郊時，被鄉民誤會成前來下毒的日本人，而正趕上這位少將又言語不通，估計態度又不好，結果誤會更深，一頓暴打之後，竟然殞命。

其實不用賭咒發誓，強調親眼所見，「證據」自己就會冒出來。謠言滿天飛，類似的「事證」，突然之間就滿街都是了，自動出來證實這些謠言，不是空穴來風。首先，日本和朝鮮人的行為，在國人眼裡，開始變得可疑起來，怎麼看怎麼有鬼。但凡見著有拿粉狀藥包，甚至牙粉，以及上藥店買葯、手拿藥水的日本人，都會被人懷疑為下毒之人，弄不好，會被多疑的居民扭送警察局。有兩個日本人上街買葯，帶著兩瓶藥水在街上走，忽然之間後面就跟了一大群中國人，而且越跟越多，大家哄傳，這兩人是前來下毒的。最後警察出面保護，總算沒有出事。不僅粉狀和水狀的東西可以是毒藥，連銅圓，也可能被人懷疑為帶毒，如果有人碰巧把一枚銅圓掉到水缸里，即便這個人穿著打扮不像日本人，也會被視為喬裝的日本人下毒。「打醬油」是現在人特別的調侃性的網路名詞，但早在五四時期，在洋人下毒的語境下，外國人打醬油則有了麻煩。有一次，一位高麗人〔朝鮮人〕到醬園打醬油，就遭遇了這樣的麻煩，因為市民將他當成了日本人，非說他是借打醬油之機，在醬園的醬油缸里下毒，高麗人走掉了，但醬園老闆吃了虧，最後他不得不把醬缸里所有的醬油都倒掉，眾人才罷手。兩個日本人，買了兩瓶醬油，「因瓶上稍染污穢，在華法交界自來水龍頭上洗濯」，有了更大的麻煩，眾人非逼得租界的安南巡捕把他和醬油送到捕房驗證確是醬油，才算了事。據目前掌握的資料看，上海是民眾對日本人下毒過度敏感的地區。但不意味著其它地區就沒有這樣的謠言和相應的恐慌，北京遊行請願的學生，也曾擔懷疑過一個日本記者下毒，將之扭送警局。九-九-藏-書

從義和團到五四，中國人在列強壓迫下的危機憂慮始終存在，雖然，五四運動發動和主導者對於緩解危機的方式，跟義和團的農民，有根本的不同，但運動一旦波及了下層社會，這種不同，也就看不出來分別了。反過來，下層社會特有的動員方式，特別是這種方式奇強的動員效果，也感染著運動的上層，使得那麼多受過西式教育的學生和報界人士，對這種荒誕不經的謠傳，採取默認的態度，有的人〔報界〕甚至不惜推波助瀾。在「動」起來的群眾面前，即便有頭腦清醒的人，大概也很難會站出來給群眾「潑冷水」，處在群體性運動的人，運動起來的時候，運動，往往就意味著一切。從這個意義上講，義和團和五四運動之間，並沒有一條可以截然分開的鴻溝。

在義和團運動之後，中國所有有民眾參与的政治運動，從抵制美貨、收迴路礦權，到保路運動、辛亥革命，等等，組織者都很自覺地把自己跟義和團划道線，對外強調自己不是鬧義和團，不是拳匪，即使有反抗列強的內容，也是文明排外。這條線，就是「文明」。義和團運動之後，「文明」，成了中國知識界的一道不可逾越的禁忌。五四運動，當然更是這樣，運動的參加者，無論學生還是商人市民，都非常自覺地把自己的行為，放在「文明」的藩籬之內，有意識地約束自己的行為，爭取給外國人留下好的印象，即使動武，也有意克制在自己人的範圍之內，對深惡痛絕的日本人，也有意不去招惹。

一場新式民族主義的運動，一場組織和參加者都在刻意避免不文明的運動，在一個類似巫術的下毒魔咒上，卻出現了舊式種族排外運動的影子，從謠言的製造、流行、對運動動員的作用，都跟五四運動所要刻意避免的「盲目排外」的反洋教和義和團運動，有著非常相似的品相。從本質上講，它們是完全一樣的東西，都具有煽動民眾情緒、加熱運動氣氛的動員作用。海外五四研究的大家周策縱認為，「儘管這場運動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印跡，但它本質上並非一場排外運動」，而且五四運動「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場西化運動」。甚至還說，五四的反日運動，不是針對日本人或一般的日本思想，「而是〔更確切地說〕針對野心勃勃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在周先生看來，五四的反日過激|情緒，僅僅是支流而已。顯然，周策縱先生對五四運動過於理想化了，沒有看到這個運動彌散之後的底層反應，事實上很難說運動的參加者所敵視的日本人，僅限於「軍國主義分子」。儘管五四時的情景，跟義和團不一樣，知識界對於文明和西方世界的認同，今非昔比，自戊戌以來，日本也一直是作為中國知識界學習西方文明的榜樣存在的，但是，我們看到，這場文明的抗爭，卻依然將自己想當然的最不文明的巫術伎倆，安在了他們的頭上。事實上，五四運動儘管表現了對西方的親和，甚至在遭遇租界當局武力鎮壓的時候，仍然保持了這種親和，但並不意味著運動就沒有排外的意思，只是運動的參加者將排外的對象，限制在了日本一國，日本一國之民而已。後來的歷史證明，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一旦起來，這種限制往往是不可靠的。一場文明的民族主義運動，只要需要表達對列強的抗議，只要動員波及了社會的下層，對抗議對象的敵視，很容易轉換成最古老的巫術魔咒。因為只有這種魔咒，才會真正激起下層社會的恐慌和敵意。若要廣泛動員，就需要敵意，有了敵意，恐慌也就難免。在運動熱潮中，儘管主導運動方向的學生和商人中，不乏明智者，但卻很少有人會站出來闢謠，往往寧信其有，不信其無，有意無意，推波助瀾。在日本人壞這個大前提下，運動的參加者，即便是有知識的大學生，其實對這種古老的巫術謠言，也沒有多大的抵禦能力。有知識的學生，在某個具體的下毒的事件中，也許有判斷能力，但往往無法否認整體上日本人壞、日本人想要害死中國人的這個大命題，因此，洋人下毒的這個古老的魔咒，就這樣在一場說起來很文明很西化的抗議運動中，流行開來。九-九-藏-書

需要一提的是，在這種恐慌氣氛中，整體上在運動中比較克制的日本僑民，也有人意欲斥諸暴力，對付中國人。公共租界警務處的報告說，在1919年5月27日，發現兩個日本學生佩戴手槍，說是要「打中國人」。這種來自日本人的反彈，無疑加劇了空氣的緊張與恐慌。

在人類歷史上，外人〔不一定是外國人，外地人也一樣〕下毒，一向是跟排外風潮相伴而生的一種謠傳，每當一個地區發生瘟疫或者其它災難的時候，排外總是一個地區居民緩解焦慮的一種選擇，而外來人下毒〔導致瘟疫〕，則是排外行為的最好解釋，它提供了人們瘋狂排外暴行的合法性依據。在歐美歷史上，這樣的事情，也屢見不鮮。被懷疑下毒的人，依次為猶太人、吉卜賽人和中國人，或者其它東方民族的人，越是跟自己文化差異比較大的外來人，被懷疑下毒的可能性就越大。反過來，在中國近代的排外風潮中，西方人則成了當然的「下毒者」，在太平天國覆滅到義和團運動興起的這30多年裡，在眾多的打教〔針對基督教的教案衝突〕風波中，洋人下毒，成了一個永恆的主題，只要有瘟疫發生，謠言就會自動生出來。1892年，在廣東揭陽流傳的一份打教揭帖，專說洋人下毒，說是洋人會在「餅餜糕糖」里下毒，然後給孩子吃，會在東西里下毒，送給人拿了就中毒，會在錢上下毒，會在筆里下毒。後來發展到有瘟疫發生，大家懷疑洋人下毒，沒有瘟疫，大家也認為洋人會下毒。總之，只要存在衝突和緊張，洋人下毒，是人們談虎色變的一個永恆話題。義和團運動中，並沒有伴隨大規模的瘟疫疾病，但在許多義和團的揭帖中，都附有所謂的解毒藥方，說是中了洋人下的毒之後，按方抓藥，可以無事，比較典型的有「烏梅七個，杜仲五錢，毛草五錢」，或者「吉豆一碗，烏梅七個，大王麥七個，花生十個，白菜疙瘩七個，紅糖一兩」。有意思的是，前一個所謂解毒藥方，在2005年的非典危機中，也出現併流行過。九九藏書

跟群體性恐慌相伴而生的是暴力。儘管五四運動的發動者強調文明抗議，摒棄暴力，但在「下毒」威脅下的民眾，處在恐慌之中，針對日本人的暴力事件，事實上很難控制，這一點，在上海，表現得相當明顯，而上海恰是下毒謠傳最為流行的地方。日本人在街上行走，不斷出現遭遇襲擊或者群眾圍觀的事件，一個日本人騎腳踏車在虹口西華德路上行走，被一群小孩發現，「大呼『東洋人』來了」，嚇得他急避疾走，跌倒在地。上海罷市第四天，有兩個日本人迷路，也差點被居民群毆，急往崗亭求助警察，方才得免。然而，去鄉下的日本人，就沒這麼幸運，一個名叫片岡恆雄的日本人，乘一輛黃包車在滬西郊外，被鄉人發現，誤以為他是來下毒的，結果遭數百人群毆，以致重傷。如果有中國人這種時候穿日本和服出行，挨揍是肯定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