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幹部的作為是否如胡瓜們所說，真的會因此而有所收斂，我一時無法考證，但是有這麼些「多事者」在後面評頭品足，說三道四，總比沒有要好些。就算當地的官們個個有「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的耐性，也須不時忍耐百姓的嘮叨。過去的鄉紳在農村社會具有調解糾紛的功能，關鍵是因為農民認為他們「知書達理（禮）」，掌握了話語權，能講理。實際上，在這些作詩的農民身上體現的，就是往昔話語的殘存。

最後我想要說的是，歷史告訴我們，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具有過於濃厚的文化傳統的國度，任何人想要拋棄傳統事實上都是很難的。每每大力拋擲的結果是傳統中像樣的東西沒有了，但那些最噁心的東西卻留了下來，在你的行為舉止中不時顯現，或者以某種先進和時髦的形式再現。當人們得意于其時髦和先進時，卻偏偏露出惡俗的尾巴，令你當眾出乖露醜。所以，即使在學人們已經紛紛進入後現代的今天，對傳統的思考依然是我們的一個重大課題。現在，傳統的風俗禮儀又在大規模地復興，連多年被批倒批臭的迷信做法也袍笏登場，黨員幹部廁身其間早就不是什麼新聞了，然而，與此同時，農村社會卻呈現離析的狀態，農民日益原子化，道德氛圍變得越來越淡，原本對地緣和血緣極度依賴的農民，居然可以坦然地「殺熟」，甚至坑自己的親人。我們的農村，雖然絕大多數並沒有因我們國家高速度的現代化發展而進入現代的門檻，但傳統習俗的內核，詩禮的精神乃至形式卻基本喪失了，熱熱鬧鬧的婚喪嫁娶，只剩下了一個惡俗的空殼，人們在行禮如儀的時候，只在意那些對自己福禍相關的禁忌，而對禮儀的內涵毫無所知。我們替農民拋棄了傳統，粉碎了古老的鄉社結構。甚至掃蕩了農民的宗族組織，將他們圈進了一個半軍事化的集體化空間，當這個空間和相應的革命話語失效時，農民離傳統已經太遠了，他們想要找回過去風習，但只抓到了幾分皮毛，既沒有了自己的空間，又難以找回本屬於自己的傳統話語。傳統的士子已經沒有了，傳承昔日風習的文化內核也沒有了。

很有意思的是，在平江私塾的課本中，還有一些老師自己編的東西，如平江長田鄉高坪村的82歲的彭熊濱老人，就自己編了一本。課本沒有名字，但裏面設了天文、望雨、地輿、歲時、朝廷、文臣、武職、祖孫父子、兄弟、夫婦、叔侄、師生、朋友賓主、婚姻、女子、外戚、老幼壽誕、身體、衣服、人事、珍寶等條目，分別解說，有的條目下面還有問答題。課本的內容大多是古書上的老生常談，比如「女子」項言道：「男子秉乾之剛，是說男主于外屬乾而剛。女子配坤之順，是說女子屬於坤，當以順從為道。」如果今天的婦女幹部或者女權主義者聽了，恐怕要提抗議的。但有些條目則明顯受了新學的影響，比如在「天文」項下，就批判了打雷是雷公電母所致的觀點，認為那是迷信和神話的「唯心論」（原文唯心論的心被寫成「新」，不是編書的老師沒文化，而是他們對解放以來的政治教育有著農民式的糊塗），而「根據現代科學研究，天空中的陰電和陽電相碰到，發出爆炸聲即成雷」。這個條目後面有兩個問答：

不僅如此，平江鄉下的文風也很盛，幾乎每個鄉鎮都有愛好寫詩作畫的農民。平江的長壽鎮，有一個遠近聞名的農民自己搞的詩書畫協會，其成員每個月都要活動一次。也許說起來外面的人可能不會相信，所謂的活動就是這些農民湊在一起做詩鐘。即使是現在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可能也已經不知道詩鐘是怎麼回事了，簡單地說，就是文人雅集時，先限好韻，再用一個小鍾或者鈴鐺掛在銅盤上面，系鍾的細繩上插一炷香，作詩前將香點燃，等香燒斷細繩，鍾落到銅盤上，「當」的一聲響，大家的詩就要作出來，出不來就要受罰。在來平江之前，我一直以為這種事情在清朝的遺老陳三立、樊增祥、鄭孝胥歸天之後，肯定沒有人再做了，然而，平江的農民讓我大跌了眼鏡。作完了詩，大家在一起吃上一頓，有餘興的邊喝酒邊對詩，最後一起湊錢將這次雅集的詩編成一本油印的集子，供愛好者傳看（順便說一句，在平江期間，我最怕的是讓老鄉們知道我是什麼來自北京的教授，生怕人家知道了讓我作詩而且留下「墨寶」，到那時，我就只有滿地找地縫去鑽的份了）。長壽鎮農民詩書畫協會的胡瓜和劉振中還告訴我，他們每次雅集的時候，不光作詩，而且連九-九-藏-書帶著對村裡鎮里的現狀評頭論足一番，時間長了，多少會對當地政府形成某種輿論壓力，所以，在這個地方，幹部違法亂紀的事情相對要少一些，對社會風氣也有一些影響。果然，我在他們油印的詩集上，看到了這樣的詩：

記得美籍華人學者唐德剛先生提到過，他十二歲的時候從私塾轉新學堂，插班讀小學六年級，入學之後，他這個已經能將《史記》的《項羽本紀》背得爛熟的學生，卻要跟學堂的同學一起大念特念課文《早晨和雄雞》——喔喔喔，白月照黑屋，喔喔喔，只聽富人笑，哪聞窮人哭……弄得他胃口直倒。看來，在從一開始，新式教育的語文教學，就有效率上的問題。當年一哄就抹掉了文言文和舊詩詞，將之貶成「妖孽」和「謬種」，雖說暢快淋漓，但未免倒洗澡水的時候連小寶寶也扔了出去，忽視了漢語教育的一些本質性的東西。20世紀30年代的時候陳寅恪先生曾經提議大學語文考試用對句代替作文，很是遭到一些新派人士的譏諷，但今天看來其實不無道理的。平江的私塾教育，其實已經很難像古代那樣，靠背古書一步步打基礎，而代之以比較實用的方法，在熟悉文言文名篇的基礎上教對句和熟悉禮儀，結果效果良好——事實上，如果不好，在環境的壓力下私塾本身就會消亡。

然而，廉價並不足以說明私塾教育的存在。為什麼在21世紀的今天，在平江還存在著類似化石式的私塾，這的確是一個令人震驚也耐人尋味的問題。我們知道，任何一種教育體系的存在，其前提有兩個，一是有政府的鼓勵提倡甚至強制，二是有相應的出口。對於前提一自不用說，私塾教育一直是處於「妾身未明」的狀態，始終以掃盲業餘班的名義存在，根本談不上政府的鼓勵和支持，我所參觀過的所有私塾甚至連一個辦學證明都拿不出來。對於前提二，私塾似乎也沒有。當年私塾的存在與興盛是因為其出口是科舉考試，進而步入仕途，即使連個秀才也考不上，讀書讀到一定程度（能開筆作文）的本身也可以給自己和家族帶來若干好處，至少可以當個層次不高的教書先生。隨著1905年科舉的被廢除，這種出口逐漸地被堵塞了。在今天的現代社會裡，幾乎所有的出息都是跟新教育接軌的，在人們心目中，每年一度的高考，已經成為科舉考試的替代品，而我們的基礎教育，恰恰構成了高考金字塔的塔身。

果然，在離縣城不遠的鄉下，我看到了真的私塾，看到了或高或低作為教室的農家廳堂，看到了想象中私塾里捻著山羊鬍子的教書先生，只是沒有穿長衫，看到了「各逞好喉嚨」的學生，只是腦後沒有辮子。跟我們正常的學校不一樣，「教室」里沒有黑板，私塾沒有年級之分，1各種不同程度的學生都在一個教室里，上課時老師「單兵教練」，根據學生的程度而單獨授課，教完了就自己背書，有念《三字經》、《神童詩》的，也有念《論語》、《孟子》甚至《左傳》的，大家念起書來，跟學校的感覺一點都不一樣，真是七嘴八舌，各說各的，匯在一起就變成了一片什麼也聽不出來的嗡嗡聲。到了這時候，我想起了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里的一段描寫：「於是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真是人聲鼎沸。有念『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的，有念『上九潛龍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錯厥貢苞茅橘柚』的……」很熟悉的內容，到現在才明白原來裏面所反映的私塾教育的形式。私塾的課本大多是線裝的古書，以四書五經居多，在一位私塾老師的書架上，我還發現有《六言雜字》這樣完全以農村常用字為內容的傳統蒙學課本。還有一些課本是老師自己用蠅頭小楷抄的，比如一位名叫余干旋的先生就抄了一本《選錄古文》，輯錄了一些先秦、兩漢以及若干韓（愈）文，從中可見私塾教學的艱難。另外，在私塾選用的課本里，我還發現了民國時代北新書局出的活頁文選，似乎在告訴我平江私塾不尋常的歷程。

既然兩個前提九-九-藏-書都不存在，那麼為什麼在平江還會有人去讀老書和教老書呢？答案似乎應該從平江的文化環境中去找。在訪談中我了解到，平江雖然地處較偏，卻一直是一個文風很盛的地方，清末以來尤甚。湘軍中著名的儒將、平江籍的李元度，在成名發跡之後，將精力全投到了家鄉的文化教育上，不僅使得小小的平江在中國近代的文化轉型中出了不少人才，而且釀造了此地濃烈的文化氛圍。雖然中經多年的戰亂，尤其是國共兩黨紅白拉鋸，但傳統並沒有中斷，至今，至少在農村還保留著詩禮之風。

這樣的詩如果放到我們的詩人堆里肯定不算什麼，但其清新和真切卻不是我們這些書齋中人所能玩出來的。

「東鄰昨見雞生鳳，西院今聞馬變牛。北國三冬穿褲衩，南疆六月裹皮裘。春來瓦壠益栽樹，秋至陽溝好駕舟。君若有心隨我去，但憑巧舌不須憂。」這是諷刺說大話的，估計跟某些幹部的「政跡工程」有關。

雅得讓我半晌說不出話來。

其實，私塾的存在，除了平江獨特的文化風貌的因素外，跟我們現在的正規教育在農村的失敗也有很大的關係。在這裏，我用「失敗」這個詞可能有點過分，但絕非無稽之談。我們現在的正規教育，事實上只成就了極少一部分能夠爬進高考階梯的農家子弟，而大多數人從這個教育體系獲益甚少（付出很多，而且越來越多），相當多的農民孩子接受不到九年義務教育，即使勉強接受了，卻根本達不到這個教育要求的基礎知識和素質水準。有太多的農家子弟，受了六年或者更多的教育，卻連基本的文字能力都沒有，連封信都不會寫。看來我們的母語教育，真像呂淑湘老先生說的那樣，真的很成問題。但是，恰恰就是同樣一批農家子弟，而且還是他們中間程度差和比較差的那一部分，在讀了兩三年甚至一年的私塾后，不僅可以對對子，而且可以流暢地作文了。我在平江所接觸到的讀過私塾的年輕人，差不多都是這個情況，在正規學校里的學習一塌糊塗，考試總是不及格，最後連初中都畢不了業。但進私塾讀了兩年之後，雖然數理化談不上，但語文程度卻有脫胎換骨的改進。口說無憑，舉兩個例子給大家看看，一個是平江長田鄉傅家村的傅曉東，上學時成績差得讓爹媽頭痛，作文不僅不通，而且白字滿篇。1998年到1999年間讀了一年私塾后，出門打工，下面是兩篇他打工期間的日記（節錄）；

當聽去湖南平江拍電視的妻說起那裡竟然現在還有私塾，我第一個反應是不信，直到她將平江私塾的課本給我拿了回來，還是有點將信將疑，總是覺得那裡存在的應該是新式的私塾，即已經在一些地方露出水面的由私人辦的小學。可是，翻翻那些課本，又分明是《幼學》、《綱鑒》和四書一類的東西。橫豎總是想不明白，於是我決定到平江去親眼看看。

私塾的學生以十三四歲的居多，個別大的二十齣頭的，絕大多數是初中沒畢業和小學文化程度，據私塾先生說政府規定只有正常義務教育受不下來的才能進私塾。事實上，平江的私塾幾乎都是以業餘掃盲班的名義存在的。過去的村塾每到農忙要放假，而平江現在的私塾則更加業餘，大多利用農閑和晚上教學。如長田高坪村的私塾，1982年班21人中，小學程度的18人，上過中學的只有3人。1987年班21人中，小學程度12人，9人上過初中。1988年班20人中，初小程度的有13人，上過初中的7人。

編者都儘可能用「科學」的觀點給予了回答。我注意到，在這些條目的解說中，編者特別注重對古代稱謂和相關的成語的介紹，比如在「朋友賓主」項，就特意介紹說「兩下能同心一致叫『金蘭』，父親的朋友叫做『父執』，自己的同事叫做『同袍』」。而且「『心志相孚』、『刎頸之交』、『膠漆相投』、『總角之好』這都是說朋友的深交」。很明顯，這種解說都是為了教學生「對對子」做鋪墊。

平江的鄉下，非常地安閑，每個村莊的住家都散散地分佈在山腳和田間，雖然有不少新蓋的貼著瓷磚的小樓，但高高大大的灰瓦泥牆的老房子還在唱著主旋律。彭以達告訴我，在平江，私塾教育被稱為「教老書」，是個非常平常的事情，四鄉幾乎都有教老書的，越是偏僻的山區，教老書的就越多。

平江地處湘鄂贛交界的湖南一側，縣城是羅霄山脈中的一個腳盆，汨羅江城中穿過，有山有水，風景煞是好看。不過平江的出名，還在於當年彭德懷的平江起義，現在的人之所以知道這個連鐵路都不通的小縣城，很大程度上要歸結於1929年彭德懷在這裏拉了一個團的軍隊鬧暴動，上了井岡山。現在的平江縣城跟眼下中國所有的小城市都差不多，一樣的水泥路，一樣的貼了瓷磚的火柴盒式的樓，街上多摩托三輪，也多叫不出名來的進口小汽車。我當然沒有期望在這樣一個洋土結合的城市能得到什麼收穫，落下腳的第二天，就去了鄉下。陪我下鄉的是一位平江通——彭以達老人，他曾經做過平江的水利局長，退休以後一直在四鄉從事各種名目的公益和文化事業，平江的任何一個角落，都有他的朋友，平江的歷史和現在，彷彿都在他的肚子里。有這樣一位老人相陪，我感到很踏實。

平江鄉下的文化氛圍還體現在對禮儀的講求。跟傳統的農村一樣，現在的平江，每逢紅白喜事，祭祀禮神，都要按古禮行事。就說我趕上的一個喪禮，一進村，就看見大大的訃聞——上首是「不孝某某罪孽深重，禍延家嚴某某公」，落款則是「孤哀子某某泣血稽顙」，連行文的抬頭空格都完全依照舊式，古色古香的。進到靈堂，只見四個執事，平江俗稱「喊禮的」四下排開，依次喊禮，幾跪幾拜，奏樂上香，繞棺、點主、起柩等一一行來，想起這些年我所看到的那些放著流行音樂、吃飯喝酒打麻將的農村喪事，感到恍惚是回到了古代。陪我去的彭以達跟我說，你沒有趕上結婚，婚事的儀式要比這還古色古香，光拜就把你拜得頭暈眼花。

看來，私塾教育在語文教學方面，效率還是蠻高的。

私塾的先生程度不一，有的像住在乎江城關的袁克讓老先生，出身書香世家，解放前做過中學教師，只因其父去了台灣，被趕到鄉下務農，才成了私塾的先生。他的國學功底就比較厚，我看過他所寫的一首五言排律，長達幾百句，做得很工。當然也有一些差一點的，有的似乎剛剛能讀通文言，對句的用典也有些生硬。但是即便如此，他們的文言文程度似乎也比一般的鄉村小學的教師好些。由於這些私塾先生往往都有點「問題」，在過去的某些特定時代屬於「賤民」和准賤民，所以他們教起書來都很賣力，在改革開放前尤其如此，因為教老書是他們實現自己價值的唯一途徑，只有在教書和相關的禮儀活動中，他們才能暫時解脫長期低人一等的感覺。改革開放前的「掃盲業餘班」，先生都是盡義務，分文不收，而且白天要跟鄉親們一樣下田勞動。進入20世紀80年代，先生們才象徵性地收點費用，開始是每天一角，後來漲到每天一元，不過，到此也就打住了，再沒有漲過價。私塾每年上課不過一百余天，一個學生每年的費用不過百余元，這大概要算是世界上最廉價的教育了。

我想，在國家還沒有將所有農村的人們變成歐美式的公民之前，擁有私塾的平江農村是有幸的。

二、雷的發聲是怎樣響的？

一、虹是怎樣凝成的？

私塾是個很怪的東西，說起來似乎大家都知道它是過去的中國人小時候受教育的「學校」，但究竟是什麼樣子，好像誰也不甚了了，因為在現在活著的人們中，能親眼見過私塾的人沒有幾個。記得小時候上學不好好讀書，老師往往會感慨說，現在我不能打你們了，如果是在過去，像你們這樣，私塾先生會用戒尺打手心，一打一個腫。回去問媽媽，媽媽告訴我說確實私塾先生有戒尺，要打人的，這就是私塾給我的最初的印象——一點小小的恐怖。上中學后，認識了我們語文老師的父親，一個老秀才，知道了原來在私塾里讀書，老師開始幾年一句不給解釋，只讓學生們背書，背不出就打，而且要家長配合著打——恐怖感升九_九_藏_書級，連讀了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發現他筆下的私塾並不那麼可怕時，也沒有減輕這種恐怖。再後來，我變成了一個所謂研究歷史的教書匠，當了解到自從清末廢科舉興學堂之後，私塾教育如雪崩一般的瓦解時，我感到的是一陣說不出來的快慰。

比起今天的學校來，私塾教育當然是一種舊教育，但是，在過去的時代，所有的人，但凡要識字作文，大體上都要從這裏過過，從學徒和賬房先生，到富商大賈，從官衙的小吏，到科名高第的頭甲進士，還有古往今來幾乎所有的文人墨客、學者碩儒都可以說是私塾的「同學」、「校友」。一種出了這麼多的各色人才，奠定了古代教育基礎的學校形式，無論有著多少的毛病，看來還是不能用一個「舊」字批掉了事。其實，那一代由私塾轉學堂的新文化人，對私塾的評價並不一致，就說共產黨的兩個「農民運動大王」，彭湃將私塾說得一無是處，而毛澤東則認為，清末民初以來的新教育並不受農民的歡迎，農民還是喜歡舊式的私塾。但是不管怎麼樣，在我們這些關注過私塾學人的印象里，經過幾代新教育的掃蕩，尤其是解放以來新教育的普及，在這個世界上私塾已經變成古董，而且是任何博物館都沒有收藏的古董。

雖然文字還很幼稚，但行文已經相當流暢，基本上沒有錯別字，思想表達和成語的運用也都不錯。第二個例子是長壽鎮的劉偉東，當我去訪他的時候，這個當年學校的淘汰生，已經是鎮上農民詩書畫協會的成員了，下面是他的兩首詩：

在平江的農村，無論你走到什麼地方，什麼人家，都能看到各種書法都相當漂亮的聯與匾（順便說一句，書法也是私塾要教的內容之一），即使在一個泥屋農舍，也能看到幾幅掛在牆上，跟主人的身份很對景甚至嵌著主人名字的對聯。比如說我就看到過這樣一聯，是賀人新婚的，男主人名倆銘，女主人名逑梅，聯曰：「意綿綿，佳偶倆銘迨吉夜；情脈脈，好逑互投標梅時。」在平江，各家各戶稍微有點值得慶祝的事情，包括從一個一星期的短訓班歸來，都會有人給你送對子表示祝賀。老鄉們告訴我，每到過年，各種各樣的對聯就多得數也數不清，不僅家裡家外幾道門上貼滿了春聯，就連牛棚、豬舍、穀倉也都落不下。如果誰家有了紅白喜事，而且趕巧人緣又特好的話，那麼各種喜聯和輓聯就只能用「鋪天蓋地」來形容了。在平江期間，我趕上了兩個喪事，其中一家簡直就像進了白色的樹林，到處都是一條條的輓聯，稍有不慎，就能碰下來個把的。更令人驚嘆的是，每個村莊的各種對聯都古色古香，雅得驚人。比如我剛巧趕上的一個喪事的輓聯是這樣寫的：

對對子和學應酬是平江私塾學習的重點。對對子是傳統私塾必修的課業，開筆作文，就是從對對子開始，一般要從一字、二字、三字對上去，一直對到七字，用魯迅的話來說，叫做「對課」。對對子既要講究平仄和對仗，又要講究合轍押韻，是做律詩的基本功，也是做八股文的基本功。後人在吹捧名人如何早慧時，往往要提及他們蒙學時代對對子的「光輝事迹」，如康有為以「魚化龍」對「柳成絮」，魯迅以「比目魚」對「獨角獸」，毛澤東以「修身」對「濯足」之類，可見其在過去國人語文訓練中的地位。

當然，平江私塾給我們的啟示並不止語文教學這一點。放得更遠一點，我感覺不僅當年我們新文化的先驅們對新舊文化和教育的轉換認識過於簡單，可以說，中等於舊，西等於新的等式，在今天依然存在於我們大多數學人中間。眼前正火的素質教育改革，語文教學眾矢蝟集，然而卻沒有人提到私塾教育，或者說傳統教育是否能給我們某種借鑒。

然而，在看了許多名人的自傳之後，發現他們幾乎個個都對童年的私塾生涯情有獨鍾，凡寫到那個挨戒尺的歲月，筆下莫不流露出某種壓抑不住的欣悅。魯迅之於三味書屋溫馨的回憶，其實並不偶然。後來，當我開始認真地出於研究，了解清末民初民眾的教育狀況時，我發現，私塾跟過去的中國人關係實在是太密切了，不僅出了名的人寫回憶錄離不開它，而且民間關手私塾和教書先生的故事、傳說、歌謠也林林總總，俯拾即是。雖然故事和傳說里那些教書先生，大多是被調侃的對象，不是世事不曉的迂夫子，就是「都都平丈我」的白字先生，但足以表明私塾跟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密切。事實上，據外國學者研究，至少在清代中葉，中國大多數男子童年和少年都進過私塾，至少會在裏面讀上一兩年（雖然說這一兩年的私塾經歷不見得就讓他們脫盲）。鄉紳之家大多開有家塾，稍差一點的則有族學，一般的平頭百姓則隨便進reａｄ.９9ｃｓｗ•ｃｏｍ村裡「子曰店」（齊白石小時候上的私塾），好歹識幾個字。趙元任是官宦子弟，所以在他的回憶錄中，他小時候上的是家塾，老師很可能是個舉人，一般村塾教的蒙學課本，什麼《三字經》、《千家詩》之類，那裡根本沒有，一上手就是《大學》、《中庸》，直接開講對對子。魯迅和胡適家道中落，所以上的是族學，水準也不差，只是學生難免參差不齊，學得好壞多少要看個人的造化。胡適的老娘為了讓先生給兒子開小灶，就偷偷塞錢。孫中山、李宗仁和齊白石少時都是窮人家的孩子，所以他們上的都是村裡由三家村學究主持的村塾，老師都是半業餘的，每到農忙的時候，就要放假，因為老師自己也要到地里忙活。在清代，有人寫詩說村學雲：「一陣烏鴉噪晚風，諸徒各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玄黃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鑒略》，《百家姓》畢理《神童》。就中有個超群者，一日三行讀《大》《庸》。」需要特別提一句的是，當年曾經攪動了大半個中國的洪秀全和馮雲山都是這種村塾的老師。

「三三兩兩結成群，父子兄弟入賭城。六親不認還猶可，勾心鬥角昧良心。」這是抨擊不良風習的。

實際上，平江的現實告訴我們，任何一種教育形式都是與其所在地區的文化生態密切相關的。過去的舊教育，看來並不僅僅是科舉制度的附庸，跟那個時代的社會生活息息相關。從農民方面講，講理與講禮，是農民抵抗政治的不合理作為的一道防線，即使在今天，在講求詩禮的平江農村，某些被我們不齒的舊道德也很有市場，而農民的詩書畫協會之所以能形成某種隱形的輿論壓力，跟此地有「講理」的氛圍，而農民也善於「講理」不無關係。我們知道，在古代，「禮」本身就蘊涵了「理」。

至於學應酬，實際上就是學禮，類似於先秦「儒」的專業，即在村人婚喪嫁娶和祭祀的時候唱禮，主持儀式。還要包括辦這些事情所有的文書，即各種聯、帳、文告的書寫張掛。分為祭祖禮儀、喪禮禮儀、婚禮禮儀等等，有的功夫深的先生還教祭神禮儀。學應酬關鍵是背熟各種儀式過程，懂得一應文書格式，光在課堂上學不行，老師還時常帶領學生實習——參加各種禮儀活動，幾次婚喪嫁娶下來，也就喊得很像那麼回事了。至此，我才深切地體會到，為什麼老百姓總是說「知書達理」，原來那個「理」應該是禮儀的「禮」，當然，懂了「禮」，自然也就明白了「理」。

從某種意義上講，平江農村這種古雅的風俗，就是私塾得以存在的土壤，反過來，如果沒有私塾教育，平江這種古雅的風俗也難以為繼。實際上，在中國農村生活，至少春節沒有春聯是不可想象的，有的地方或者上街去買商家成批製造的對聯，或者用碗在紙上扣幾個印子，顯然，這種代用品在具有濃厚傳統的平江是一種恥辱。其實，隨便在什麼地方，即使是沒有多少文化的農民，也樂意有幾副跟自己身份對景的對聯，只是他們沒有這個條件而已。同樣，在平江，辦事情按古禮是一種有面子的象徵，不按古禮辦，往往會遭到鄉鄰的恥笑，所以，無論婚喪嫁娶，喊禮的是必須請的，如果本村沒有，就要到別處去請，還必須用車去接（至少得用個四輪拖拉機）。在平江，如果別的因素不計，僅就風俗需要一項，就會導致寫對子（古雅的）和會喊禮的人受到重視，而私塾恰恰教這個東西，而且是重點。凡我問到的讀過私塾的人，無論老幼，都承認從私塾出來以後，當有人請他們寫對子和喊禮時（尤其是後者），感到十分地榮耀，那時獲得的尊重是他們從未得到過的。要知道，這些上私塾的人，實際上是被正規教育淘汰出來的，絕大多數是初中畢不了業或者根本沒有上中學的人，這些人在鄉里社會是很難得到尊重的，尤其是當他們還是孩子的時候，能通過收費低廉的私塾教育收穫一些鄉鄰的目光（當然也有一些物質上的好處），畢竟是個合算的「交易」，對於學生和家長都是如此。從這個角度也可以說，對鄉間風俗活動的參与，要算是私塾教育的一種出口，雖然這個出口不那麼正式，但已足夠拉動這種非正規教育繼續前行。平江的詩禮之風，從1905年清朝廢科舉時，就使得「舊教育」難以像其他地方那樣的被棄之如敝屣。據對平江歷史了如指掌的彭以達講，那時候新學堂的先生，往往是白天教新書，晚上教老書。只是到了解放后，「舊教育」才被徹底地驅逐出「教育戰線」，只能以不合法的形式存在。

疏餚供我客聊從穀雨試新茶；善飲托阿爺莫向花晨斟濁酒。

「穀賤傷農嘆世微，農田一季事重提。只因肥價超糧價，辛苦耕耘收入低。」這是暗諷有人操縱化肥價格的。